在钓鱼执法中“钩子”是从犯，不是主犯

孙中界举刀断指，砍开了上海钓鱼执法的黑幕，被称颂为血性汉子，成为媒体宠儿。此时，我更关心故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被孙中界的光明磊落映衬得猥琐不堪的“钩子”陈雄杰，如今他和他的同行们躲到哪里去了呢？孙中界的律师郝劲松认为“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那么这些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罪责？

陈雄杰作为“钩子”的身份，得到浦东新区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的确认。“钩子”的工作就是演戏，在面对调查组的时候，他仍在撒谎，说自己只干过这一单，但调查组很快发现其他执法活动的案卷中，他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赫然在目。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是被政府执法部门训练出来的撒谎者。

《南都周刊》的资深记者谢海涛曾经对“钩子”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发现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层级分明，训练有素，被黑车司机普遍认为是黑社会。“钩子”们自己也不否认，有一个老钩子对谢海涛说，“做钩子的都不是好人，就是合法抢钱”。

显然，“钩子”群体具备黑社会的特性。但是，他们和通常的黑社会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世界上无论势力多么雄壮的黑社会，一般都知道自己干的是非法营生。而上海的“钩子”，撒谎欺人，栽赃构陷，却知道自己是在“合法抢钱”。当一个人认为抢钱可以合法的时候，不知道他和他的受害者怎样看待国家的法律？

更可怕的是，他们其实是政府部门的雇员。请注意，并非执法部门中的某些“蛀虫”，让他们为虎作伥，而是作为一种执法手段得到国家公权力机构的承认和推广。有些贪官也雇人干坏事，但这些人知道他是在违法乱纪，自己也是帮凶，一旦事情败露，也要受到惩罚。或者像重庆打黑行动所揭露的那样，有些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黑社会成员干坏事的时候，知道自己有一个后台，但一般也都知道这个后台见不得阳光。“钩子”不一样，执法部门告诉他们，他们不仅没有违法，而且是在执法。他们并非为个别执法人员工作，而是为法律和执法部门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工作。在去年“钩子”陈素军被刺杀的事件中，官方认可他们的身份是“协查人员”；在今年的张晖被构陷事件中，他们被交通执法大队的官员称为“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

从记者调查看，“钩子”们倒没有为“正义感”陶醉，而是深知自己的工作为人不耻，更知道自己整天都在欺骗良善，“有时披着白布，有时吊着盐水，有时装成夫妻吵架，有时挺着大肚子”，骗取人的同情心，但又不仅仅像乞丐那样要点钱，而是污蔑陷害，给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和财产损失。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法律所允许的，甚至是执法所需要的，不如此无法打击猖狂的黑车。因此，对他们治罪，就像给被国家征去杀人的士兵治罪一样，存在着伦理上的困境。

“钩子”多为社会边缘人群，有的甚至衣食无着，被执法部门利用，从人变成鱼钩，充当执法部门“合法抢钱”的工具。其中有些人成为“钩头”，过上了好日子，但多数人冲锋陷阵，只得到报酬中的“小头”。他们成为黑车司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仇人，有的遭到袭击，有的家人被绑架，有的自己性命难保。无论从个人幸福、人性良知还是社会秩序来说，他们都是被损害的一群。

假如“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得以成立，“钩子”们无疑也应该承担罪责。但是，作为受执法部门雇佣的“协查人员”，他们也应该起诉雇主，控告其不仅没有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而且直接带领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孙中界举刀断指，砍开了上海钓鱼执法的黑幕，被称颂为血性汉子，成为媒体宠儿。此时，我更关心故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被孙中界的光明磊落映衬得猥琐不堪的“钩子”陈雄杰，如今他和他的同行们躲到哪里去了呢？孙中界的律师郝劲松认为“钓鱼执法”涉嫌“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那么这些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罪责？

陈雄杰作为“钩子”的身份，得到浦东新区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的确认。“钩子”的工作就是演戏，在面对调查组的时候，他仍在撒谎，说自己只干过这一单，但调查组很快发现其他执法活动的案卷中，他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赫然在目。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是被政府执法部门训练出来的撒谎者。

《南都周刊》的资深记者谢海涛曾经对“钩子”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发现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层级分明，训练有素，被黑车司机普遍认为是黑社会。“钩子”们自己也不否认，有一个老钩子对谢海涛说，“做钩子的都不是好人，就是合法抢钱”。

显然，“钩子”群体具备黑社会的特性。但是，他们和通常的黑社会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世界上无论势力多么雄壮的黑社会，一般都知道自己干的是非法营生。而上海的“钩子”，撒谎欺人，栽赃构陷，却知道自己是在“合法抢钱”。当一个人认为抢钱可以合法的时候，不知道他和他的受害者怎样看待国家的法律？

更可怕的是，他们其实是政府部门的雇员。请注意，并非执法部门中的某些“蛀虫”，让他们为虎作伥，而是作为一种执法手段得到国家公权力机构的承认和推广。有些贪官也雇人干坏事，但这些人知道他是在违法乱纪，自己也是帮凶，一旦事情败露，也要受到惩罚。或者像重庆打黑行动所揭露的那样，有些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黑社会成员干坏事的时候，知道自己有一个后台，但一般也都知道这个后台见不得阳光。“钩子”不一样，执法部门告诉他们，他们不仅没有违法，而且是在执法。他们并非为个别执法人员工作，而是为法律和执法部门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工作。在去年“钩子”陈素军被刺杀的事件中，官方认可他们的身份是“协查人员”；在今年的张晖被构陷事件中，他们被交通执法大队的官员称为“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

从记者调查看，“钩子”们倒没有为“正义感”陶醉，而是深知自己的工作为人不耻，更知道自己整天都在欺骗良善，“有时披着白布，有时吊着盐水，有时装成夫妻吵架，有时挺着大肚子”，骗取人的同情心，但又不仅仅像乞丐那样要点钱，而是污蔑陷害，给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和财产损失。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法律所允许的，甚至是执法所需要的，不如此无法打击猖狂的黑车。因此，对他们治罪，就像给被国家征去杀人的士兵治罪一样，存在着伦理上的困境。

“钩子”多为社会边缘人群，有的甚至衣食无着，被执法部门利用，从人变成鱼钩，充当执法部门“合法抢钱”的工具。其中有些人成为“钩头”，过上了好日子，但多数人冲锋陷阵，只得到报酬中的“小头”。他们成为黑车司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仇人，有的遭到袭击，有的家人被绑架，有的自己性命难保。无论从个人幸福、人性良知还是社会秩序来说，他们都是被损害的一群。

假如“有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得以成立，“钩子”们无疑也应该承担罪责。但是，作为受执法部门雇佣的“协查人员”，他们也应该起诉雇主，控告其不仅没有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而且直接带领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