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专家谈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09:11:20
- 专家谈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
2009年10月26日 来源：《环球杂志》
问：未来世界会出现一个“中国时代”吗？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首先需要对“中国时代”作出澄清。中国从未提出过“中国时代”的概念，更未把追求所谓“中国时代”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时代”是一些外国媒体和观察家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概括与预测。
实事求是地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远未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走的路还相当长。要说“亚洲时代”的到来，中国可算上一份，而且分量不轻。单说“中国时代”，中国恐怕就承担不起了。
中国可能在40到80年后综合国力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但那也谈不上是“中国时代”，因为中国始终会与其他所有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中国不会是唯一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而是会与其他一系列重要国家及地区一体化组织共同发挥主导作用。
不可否认，国际格局总的变化趋势是：美国及西方的影响力在下降，非西方力量的影响力在上升，而中国是非西方力量中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发展势头最强劲的成员。但是，目前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不只是中国一家，其他新兴大国也在崛起，众多中小国家的总体实力也在增强。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力量达到占绝对优势的程度，就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后的美国那样。
目前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国外一些人士所说的“中国时代”所“捧杀”。他们充分肯定中国的成就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多是出于真心和好意。但由于许多人对中国大量复杂情况了解有限，对中国在国际上所能发挥的作用的判断就必然会打折扣。
问：“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吗？
受访者
李稻葵(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首先，中国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实现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温饱和社会的基本公平，虽然这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中国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快的历史纪录。
其次，中国是一边发展，一边改革。在过去30年里中国基本建立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其轮廓已经出现，尽管一些细节还要反复修改、变革。
第三，中国社会实现了有序的制度变迁，中国的民众在改革的同时分享了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未来中国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特别是在中国人素质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多容纳和接受广大民众的意见，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对象。当然，中国首先需要的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世界其它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其自己国家的事情。
问：中国会不会陷入列强“强盛-扩张-衰落”的陷阱？
受访者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中国不会落入这个历史陷阱。
西方列强在强盛之后，往往受利益驱使走上扩张道路。扩张一方面导致同其他列强的矛盾、争夺，甚至战争，另一方面又导致本国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过度消耗。这两方面的作用合在一起，导致它们走向衰落。所以，西方列强衰落的根源不是强盛，而是扩张。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教训，所以才向世界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上，流行着“盛极必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说法。不过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已远高于过去，不会简单重复过去所犯的各种错误。只要中国有大智慧、大气度、大战略、大手笔，就可以成功地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并且对世界的和平进步产生很大影响。到那时，问题就不再是中国盛衰与否，而是通过与世界各国尽可能广泛地合作与融合，与世界所有国家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问：中国崛起后会不会称霸世界？
受访者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这个问题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担心：有人说中国现在“不称霸”是权宜之计，因为还没有称霸的资格。将来强大了，有资格称霸了，就会放弃现有的外交政策。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对近数百年来世界大国的兴衰交替作过很好的研究，认识到大国称霸只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仅不利于世界和平，对本国的发展也不利。历史上任何霸权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称霸者必然要走向衰落。
第二，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讲平等、和平。中国很早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又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这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
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使霸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美国拥有占全球一半的军费，是个绝对的超级军事强国，但却不能免遭“9·11”恐怖袭击之祸，随后又在阿富汗、伊拉克陷入困境。这都是追求霸权的结果。
中国崛起后，最终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不可能称霸世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自古是农耕民族，善守势而非攻势，骨子里就缺少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不存在称霸的文化元素。西方社会普遍对此不甚了解，误以为中国会像西方过去那样，在强大之后注定要对外扩张或称王称霸。可以断言，中国在强大之后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在全球拥有军事基地，到处派驻军队。
“非此即彼”式的冷战思维是弱智的思维方式，西方一些军事战略家往往热衷于“预测”将来爆发战争，原因通常归结为边界及领土争端、资源争端等，这显然过于肤浅和简单化。他们把人类矮化为纯经济动物、丛林暴力动物，实在是需要接受新的启蒙。
http://www.chinanews.com.cn/gj/news/2009/10-26/1930563.shtml
- 专家谈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
2009年10月26日 来源：《环球杂志》
问：未来世界会出现一个“中国时代”吗？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首先需要对“中国时代”作出澄清。中国从未提出过“中国时代”的概念，更未把追求所谓“中国时代”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时代”是一些外国媒体和观察家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概括与预测。
实事求是地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远未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走的路还相当长。要说“亚洲时代”的到来，中国可算上一份，而且分量不轻。单说“中国时代”，中国恐怕就承担不起了。
中国可能在40到80年后综合国力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但那也谈不上是“中国时代”，因为中国始终会与其他所有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中国不会是唯一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而是会与其他一系列重要国家及地区一体化组织共同发挥主导作用。
不可否认，国际格局总的变化趋势是：美国及西方的影响力在下降，非西方力量的影响力在上升，而中国是非西方力量中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发展势头最强劲的成员。但是，目前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不只是中国一家，其他新兴大国也在崛起，众多中小国家的总体实力也在增强。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力量达到占绝对优势的程度，就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后的美国那样。
目前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国外一些人士所说的“中国时代”所“捧杀”。他们充分肯定中国的成就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多是出于真心和好意。但由于许多人对中国大量复杂情况了解有限，对中国在国际上所能发挥的作用的判断就必然会打折扣。
问：“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吗？
受访者
李稻葵(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首先，中国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实现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温饱和社会的基本公平，虽然这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中国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快的历史纪录。
其次，中国是一边发展，一边改革。在过去30年里中国基本建立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其轮廓已经出现，尽管一些细节还要反复修改、变革。
第三，中国社会实现了有序的制度变迁，中国的民众在改革的同时分享了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未来中国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特别是在中国人素质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多容纳和接受广大民众的意见，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对象。当然，中国首先需要的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世界其它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其自己国家的事情。
问：中国会不会陷入列强“强盛-扩张-衰落”的陷阱？
受访者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中国不会落入这个历史陷阱。
西方列强在强盛之后，往往受利益驱使走上扩张道路。扩张一方面导致同其他列强的矛盾、争夺，甚至战争，另一方面又导致本国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过度消耗。这两方面的作用合在一起，导致它们走向衰落。所以，西方列强衰落的根源不是强盛，而是扩张。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教训，所以才向世界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上，流行着“盛极必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说法。不过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已远高于过去，不会简单重复过去所犯的各种错误。只要中国有大智慧、大气度、大战略、大手笔，就可以成功地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并且对世界的和平进步产生很大影响。到那时，问题就不再是中国盛衰与否，而是通过与世界各国尽可能广泛地合作与融合，与世界所有国家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问：中国崛起后会不会称霸世界？
受访者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这个问题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担心：有人说中国现在“不称霸”是权宜之计，因为还没有称霸的资格。将来强大了，有资格称霸了，就会放弃现有的外交政策。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对近数百年来世界大国的兴衰交替作过很好的研究，认识到大国称霸只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仅不利于世界和平，对本国的发展也不利。历史上任何霸权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称霸者必然要走向衰落。
第二，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讲平等、和平。中国很早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又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这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
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使霸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美国拥有占全球一半的军费，是个绝对的超级军事强国，但却不能免遭“9·11”恐怖袭击之祸，随后又在阿富汗、伊拉克陷入困境。这都是追求霸权的结果。
中国崛起后，最终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不可能称霸世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自古是农耕民族，善守势而非攻势，骨子里就缺少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不存在称霸的文化元素。西方社会普遍对此不甚了解，误以为中国会像西方过去那样，在强大之后注定要对外扩张或称王称霸。可以断言，中国在强大之后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在全球拥有军事基地，到处派驻军队。
“非此即彼”式的冷战思维是弱智的思维方式，西方一些军事战略家往往热衷于“预测”将来爆发战争，原因通常归结为边界及领土争端、资源争端等，这显然过于肤浅和简单化。他们把人类矮化为纯经济动物、丛林暴力动物，实在是需要接受新的启蒙。
http://www.chinanews.com.cn/gj/news/2009/10-26/1930563.shtml
问：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会怎样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受访者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吴志峰(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占大多数，也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强大以后，同世界其他强国，比如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会继续合作，也会有矛盾，因此始终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在经济、贸易与金融合作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经济发展倚重的资源来源地、产品市场和投资对象国。然而，中国决不能简单地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资源来源地，这些国家的资源意识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亚非拉开展“新殖民主义”的舆论指控，都会约束中国持续、有保障地获得所需资源。
中国也不可能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产品销售市场。统计显示，2008年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约占总数的35%和71%。以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简单将发展中国家做市场定位不现实；发展中国家将是中国的投资对象国，然而继续按西方对亚非拉掠夺式的投资方式是不可行的，中国在投资时会主动将自身利益与东道国利益相统一。
发展中国家是各种各样的，有与我们关系很好的，有一般的，也有个别对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大国小国。中国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也需要捍卫国家利益。不能说你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就在交往中自动放弃国家利益。总的来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要同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如果中国利用自身的和平崛起，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发展，这将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壮举。
问：中国能创出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吗？
受访者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何伟文(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前驻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
一种观点认为，由中国来创造一种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首先，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大可能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其次，超主权货币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之下，在可预计的将来，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归根结底，要创造超主权货币，背后需要有强大的行政控制权力、财政权力、金融权力等一系列要素作为支撑，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所谓超主权货币是不可能出现的。换句话说，超主权货币的背后必须要有类似于联合国的基础，有一个全球主权的权力构架，统一地管理各国的货币，统一地管理各国的财政，而这个条件在目前的国际社会发展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人民币能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能参与到国际金融规则的制订中，就没有必要去创造超主权货币了。超主权货币主要是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一种反思。之前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给世界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怎样限制美元这种不受约束的状况，成为不少国家忧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开始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金融游戏规则的制订中，以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经济秩序，这是一种非常必然和客观的要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将来超主权货币有可能出现。那时超主权货币也许与欧元不太一样，欧元发行的时候，欧盟其他各国的货币如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都被取代了。而将来超主权货币发行以后，不一定要取代现有的各个主权货币，仅仅是共同储备、共同结算的一种货币。
问：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问题上会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吗？
受访者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在核扩散问题上，中国同其他大国以及世界多数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同国际社会积极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虽然也涉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与核扩散问题有所不同。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现在它们发达了，开始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并试图用这个问题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当然，气候变化对所有国家都是危害，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重视，力争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平衡，实现科学发展。
中国一直重视将自己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尽管中国不是温室气体的最大历史排放国，而且人均排放量也远远小于一些发达国家，但中国现在已经成了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和发达国家关注的主要对象。
中国愿意也应当同国际社会积极合作，遏止气候变化的进程，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当具有的姿态。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承担着不同的义务，中国应当坚持这样的地位和安排。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发展还是第一要务，不能停止或放慢发展的步伐。当然，中国要科学发展，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和国际责任及国家形象。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吴志峰(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占大多数，也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强大以后，同世界其他强国，比如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会继续合作，也会有矛盾，因此始终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在经济、贸易与金融合作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经济发展倚重的资源来源地、产品市场和投资对象国。然而，中国决不能简单地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资源来源地，这些国家的资源意识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亚非拉开展“新殖民主义”的舆论指控，都会约束中国持续、有保障地获得所需资源。
中国也不可能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产品销售市场。统计显示，2008年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约占总数的35%和71%。以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简单将发展中国家做市场定位不现实；发展中国家将是中国的投资对象国，然而继续按西方对亚非拉掠夺式的投资方式是不可行的，中国在投资时会主动将自身利益与东道国利益相统一。
发展中国家是各种各样的，有与我们关系很好的，有一般的，也有个别对立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也有大国小国。中国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也需要捍卫国家利益。不能说你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就在交往中自动放弃国家利益。总的来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要同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如果中国利用自身的和平崛起，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发展，这将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壮举。
问：中国能创出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吗？
受访者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院教授)
何伟文(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前驻纽约总领馆商务参赞)
一种观点认为，由中国来创造一种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首先，中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不大可能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其次，超主权货币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之下，在可预计的将来，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归根结底，要创造超主权货币，背后需要有强大的行政控制权力、财政权力、金融权力等一系列要素作为支撑，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所谓超主权货币是不可能出现的。换句话说，超主权货币的背后必须要有类似于联合国的基础，有一个全球主权的权力构架，统一地管理各国的货币，统一地管理各国的财政，而这个条件在目前的国际社会发展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人民币能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能参与到国际金融规则的制订中，就没有必要去创造超主权货币了。超主权货币主要是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一种反思。之前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给世界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怎样限制美元这种不受约束的状况，成为不少国家忧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开始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金融游戏规则的制订中，以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经济秩序，这是一种非常必然和客观的要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将来超主权货币有可能出现。那时超主权货币也许与欧元不太一样，欧元发行的时候，欧盟其他各国的货币如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都被取代了。而将来超主权货币发行以后，不一定要取代现有的各个主权货币，仅仅是共同储备、共同结算的一种货币。
问：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问题上会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吗？
受访者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在核扩散问题上，中国同其他大国以及世界多数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同国际社会积极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虽然也涉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与核扩散问题有所不同。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现在它们发达了，开始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并试图用这个问题来限制发展中国家。当然，气候变化对所有国家都是危害，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重视，力争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平衡，实现科学发展。
中国一直重视将自己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尽管中国不是温室气体的最大历史排放国，而且人均排放量也远远小于一些发达国家，但中国现在已经成了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和发达国家关注的主要对象。
中国愿意也应当同国际社会积极合作，遏止气候变化的进程，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当具有的姿态。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承担着不同的义务，中国应当坚持这样的地位和安排。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发展还是第一要务，不能停止或放慢发展的步伐。当然，中国要科学发展，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和国际责任及国家形象。
问：中国未来如何确保粮食安全？ 受访者
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粮食最安全的时期。
过去的粮食安全主要是从数量上来满足人民的需要，未来不单从数量上，还会从质量以及从安全上来满足，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了不会出现问题。这是我们未来粮食安全或食物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
当然还有其他新的挑战。例如，随着人们对能源危机的关注不断提高和石油价格的上涨，全球生物能源，如生物质液体燃料，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生物能源的发展对农业产业和市场的扩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食物安全方面讲，生物能源的发展难免要同粮食和其他食物生产竞争土地和水资源。前段时间，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能源安全与食品安全问题。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将面临的挑战。
食物安全还将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生态保护的加强，未来可用在农业上的资源将越来越少。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靠科技发展。科技进步，不单是解决量的问题，而且也是解决质量和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
第二方面主要的是政策。政策在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
第三方面是市场，如果所有市场都处于封闭的情况，一出现问题就会转变为灾难性的问题。所以粮食安全需要一个更开放的市场，这样即使个别地方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也会很快通过开放性的市场得到解决。
问：中国会不会因为争夺资源而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
受访者
彭光谦(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少将)
中国的发展战略立足于最大限度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方针，尽可能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益。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方针。
中国在总量上并不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相对来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不像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大部分战略物资，80%到90%的物资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中国不存在这个情况。
中国从国外进口部分资源，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惠、互利，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会强取豪夺。当然在经济领域，有可能会出现与其他国家一定程度的竞争的情况，但这是经济领域的正常的良性竞争，大家遵循的是平等交换的商业原则。这与历史上新老殖民主义者在通商的名义下进行殖民掠夺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一些地区，我们与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也涉及到资源问题。如果暂时无法找到各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主张先保持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总之，我们不希望诉诸武力，更不会主动诉诸武力。
当然，对于中国自己的合法资源，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肆意掠夺。如果有人用武力抢夺中国的合法资源，我们当然不会听之任之。这没什么话好说。
问：随着和平崛起，中国国防力量的运用原则是什么？
受访者
彭光谦(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少将)
中国的军事战略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国家性质、政治理念以及传统的战略文化，而不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和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军事力量不是很强，确定了积极防御、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但这是根据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中国的力量比60年前强大多了，但中国的政治理念仍然是以和为贵，追求世界和平，追求和谐世界。
未来，中国将更加强大。中国国防力量的壮大，是和平力量的壮大，是正义力量的壮大，是理性力量的壮大。中国会更积极有效地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永远不会改变国防力量的防御性质。
问：中国军事力量未来会如何发展？
受访者
彭光谦(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少将)
张召忠(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要与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军事方面也大体是这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总体来看，随着中国武器装备技术、质量的提高，中国军队的规模会相应缩小。当然在质量还没有上去的时候，保持一定的数量是必要的。第二就是在兵种结构上，陆军的比例会缩小，海军、空军、二炮在比例上会有一定的提高。同时，军队的一般装备会减少，技术含量高的装备会增加，军队的信息化程度会不断提高。
未来60年，中国军队中陆军仍然是规模最大的，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海军是规模第二大的，空军和第二炮兵基本上维持现在的规模。
此外，还会新增加两个军种，一个是天军，一个是网军。天军就是太空部队，网军就是网络部队。
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粮食最安全的时期。
过去的粮食安全主要是从数量上来满足人民的需要，未来不单从数量上，还会从质量以及从安全上来满足，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了不会出现问题。这是我们未来粮食安全或食物安全面临的重要挑战。
当然还有其他新的挑战。例如，随着人们对能源危机的关注不断提高和石油价格的上涨，全球生物能源，如生物质液体燃料，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生物能源的发展对农业产业和市场的扩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食物安全方面讲，生物能源的发展难免要同粮食和其他食物生产竞争土地和水资源。前段时间，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能源安全与食品安全问题。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将面临的挑战。
食物安全还将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生态保护的加强，未来可用在农业上的资源将越来越少。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靠科技发展。科技进步，不单是解决量的问题，而且也是解决质量和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
第二方面主要的是政策。政策在农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
第三方面是市场，如果所有市场都处于封闭的情况，一出现问题就会转变为灾难性的问题。所以粮食安全需要一个更开放的市场，这样即使个别地方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也会很快通过开放性的市场得到解决。
问：中国会不会因为争夺资源而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
受访者
彭光谦(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少将)
中国的发展战略立足于最大限度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方针，尽可能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益。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方针。
中国在总量上并不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相对来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不像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大部分战略物资，80%到90%的物资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中国不存在这个情况。
中国从国外进口部分资源，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惠、互利，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会强取豪夺。当然在经济领域，有可能会出现与其他国家一定程度的竞争的情况，但这是经济领域的正常的良性竞争，大家遵循的是平等交换的商业原则。这与历史上新老殖民主义者在通商的名义下进行殖民掠夺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一些地区，我们与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也涉及到资源问题。如果暂时无法找到各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主张先保持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总之，我们不希望诉诸武力，更不会主动诉诸武力。
当然，对于中国自己的合法资源，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肆意掠夺。如果有人用武力抢夺中国的合法资源，我们当然不会听之任之。这没什么话好说。
问：随着和平崛起，中国国防力量的运用原则是什么？
受访者
彭光谦(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少将)
中国的军事战略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国家性质、政治理念以及传统的战略文化，而不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和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军事力量不是很强，确定了积极防御、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但这是根据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中国的力量比60年前强大多了，但中国的政治理念仍然是以和为贵，追求世界和平，追求和谐世界。
未来，中国将更加强大。中国国防力量的壮大，是和平力量的壮大，是正义力量的壮大，是理性力量的壮大。中国会更积极有效地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永远不会改变国防力量的防御性质。
问：中国军事力量未来会如何发展？
受访者
彭光谦(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少将)
张召忠(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要与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军事方面也大体是这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总体来看，随着中国武器装备技术、质量的提高，中国军队的规模会相应缩小。当然在质量还没有上去的时候，保持一定的数量是必要的。第二就是在兵种结构上，陆军的比例会缩小，海军、空军、二炮在比例上会有一定的提高。同时，军队的一般装备会减少，技术含量高的装备会增加，军队的信息化程度会不断提高。
未来60年，中国军队中陆军仍然是规模最大的，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海军是规模第二大的，空军和第二炮兵基本上维持现在的规模。
此外，还会新增加两个军种，一个是天军，一个是网军。天军就是太空部队，网军就是网络部队。
问：中国会建造航空母舰吗？ 受访者
李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海洋上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包括在一些海域的利益，在海上战略通道的利益等。所以，中国肯定需要有自己的航空母舰。在航母建设问题上，中国也会走一条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道路。至于航母什么时候服役，航母舰队需要多大的规模，要根据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该服役的时候就会服役。
有了航母之后，就需要考虑部署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航母的布防区域一个是在重要的战略通道周边，还有就是部署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区，或者到可能爆发局部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地区，实施常规威慑。
此外，航母也可以用来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比如在2004年的印尼海啸中，美国就曾经把航母派过去，到那里抢救灾民、运输物资等。
问：两岸统一前景如何？
受访者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总体看，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密切和大陆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会不断加强，进而会促进对“一个中国”的认知。说统一肯定会实现，还在于中国大陆实现统一的意志和决心。这种意志和决心会使“台独”成为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当然，实现统一，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主要在于“台独”势力会极力阻挠统一。此外，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全面了解，也会有一个过程，对实现祖国统一的利害关系，也会有一个认识过程。
和平统一进程还取决于两岸在统一后国家结构设计上的共识。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和现有的政治体制。这实际上比联邦制还宽松。大陆也一再申明，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当然，如果出现“台独”重大事变，或者是其他迫使中国政府使用武力的重大事变，中国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用武力手段来实现统一。倘若如此，统一进程可能会大大提前，尽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问：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会改变对外安全政策辞令吗？
受访者
修春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政治所所长)
在未来，中国决不会改变“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态度。
我们必须看到，台湾问题之所以会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主要是因为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以及西方一些势力想利用“台独”来达到牵制中国目的所造成的。
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各方的利益，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日益深入人心，中国人解决自己问题的条件会越来越成熟，台湾问题终将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当然，外国试图干涉的势力不会轻易放手台湾问题，仍想把它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但这种干涉的空间会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小。
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反对任何以霸权主义心态阻挠和干扰中国统一、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行为，对于有利于台海和平与两岸统一的国际支持和帮助一直是欢迎的。
问：香港“一国两制”政策会变化吗？
受访者
许崇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前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廉希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前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法律专家)
“一国两制”是中国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而提出，是解决港澳台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在与英国政府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时，中国政府承诺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一点也写入了香港特区基本法和后来的澳门特区基本法。
基本法里没有写五十年后怎么办，但是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五十年不会变，五十年后也没有必要变”。所以，这里的“五十年”其实不是一个实在的时间概念，而是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国两制”政策1997年首先在香港开始实践，1999年在澳门实施，到今天已经有12年多的历史。12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科学的、可行的，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保证了香港、澳门在回归之后继续繁荣稳定发展。这样一个科学的政策有什么必要去改变呢？
李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海洋上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包括在一些海域的利益，在海上战略通道的利益等。所以，中国肯定需要有自己的航空母舰。在航母建设问题上，中国也会走一条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道路。至于航母什么时候服役，航母舰队需要多大的规模，要根据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该服役的时候就会服役。
有了航母之后，就需要考虑部署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航母的布防区域一个是在重要的战略通道周边，还有就是部署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区，或者到可能爆发局部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地区，实施常规威慑。
此外，航母也可以用来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比如在2004年的印尼海啸中，美国就曾经把航母派过去，到那里抢救灾民、运输物资等。
问：两岸统一前景如何？
受访者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总体看，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密切和大陆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会不断加强，进而会促进对“一个中国”的认知。说统一肯定会实现，还在于中国大陆实现统一的意志和决心。这种意志和决心会使“台独”成为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当然，实现统一，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主要在于“台独”势力会极力阻挠统一。此外，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全面了解，也会有一个过程，对实现祖国统一的利害关系，也会有一个认识过程。
和平统一进程还取决于两岸在统一后国家结构设计上的共识。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和现有的政治体制。这实际上比联邦制还宽松。大陆也一再申明，两岸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当然，如果出现“台独”重大事变，或者是其他迫使中国政府使用武力的重大事变，中国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用武力手段来实现统一。倘若如此，统一进程可能会大大提前，尽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问：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会改变对外安全政策辞令吗？
受访者
修春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政治所所长)
在未来，中国决不会改变“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态度。
我们必须看到，台湾问题之所以会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主要是因为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以及西方一些势力想利用“台独”来达到牵制中国目的所造成的。
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各方的利益，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日益深入人心，中国人解决自己问题的条件会越来越成熟，台湾问题终将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当然，外国试图干涉的势力不会轻易放手台湾问题，仍想把它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但这种干涉的空间会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小。
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反对任何以霸权主义心态阻挠和干扰中国统一、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行为，对于有利于台海和平与两岸统一的国际支持和帮助一直是欢迎的。
问：香港“一国两制”政策会变化吗？
受访者
许崇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前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廉希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前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法律专家)
“一国两制”是中国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而提出，是解决港澳台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在与英国政府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时，中国政府承诺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的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一点也写入了香港特区基本法和后来的澳门特区基本法。
基本法里没有写五十年后怎么办，但是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五十年不会变，五十年后也没有必要变”。所以，这里的“五十年”其实不是一个实在的时间概念，而是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国两制”政策1997年首先在香港开始实践，1999年在澳门实施，到今天已经有12年多的历史。12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科学的、可行的，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保证了香港、澳门在回归之后继续繁荣稳定发展。这样一个科学的政策有什么必要去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