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曲端和吴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8 22:27:22
说来有些惭愧,本人就是看了百家讲坛的“两宋风云”系列讲座(就是当前在各个贴吧中被热烈讨论、褒贬不一的袁腾飞的讲座),才晓得抗金英雄中还有吴玠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之前,我的印象中宋朝抗金的只有一个岳飞;就连有名的黄天荡大战,我也只记住了一个梁红玉,对韩世忠反而没印象),而且他的功劳还不小,纵然比不上岳飞,但排第二应该没有问题。

有了“吴玠”这个关键词,在网络上一搜索才知道,关于他的文章、资料、战役评述也不算少。(感叹一下,网络就像海洋,包罗万象;但你要是漫无目的地游览,却真会被淹死,什么也找不到得不到)

对吴玠这个人物了解多了,才意识到百家讲坛所介绍的并不全面。本人无意去挑袁腾飞老师的刺儿,讲座时间有限,不可能将纷繁复杂的两宋交替之际的历史,作一个面面俱到的描述。所以,尽管专门用两集的时段(“十二、将帅失和”和“十三、吴玠守蜀”)来描述宋金川陕之战,张浚和曲端这两个人物的介绍仍是不全面的。

在讲座中,张浚只突出了其不知兵事、刚愎自用、党同伐异的一面;曲端只突出了其将才优长、耿直敢言的一面。但这却不是他们的全部。

一、都不单纯

可以说,张浚、曲端和吴玠都是极端的人,都具有两面性。

吴玠自不必说(讲座里说得挺清楚了),他是人性上的极端,善与恶同样鲜明。无论他与曲端有何种恩怨、谁的责任更大,都不是替他开脱诬陷之罪的理由;独挡川蜀、连奏大捷,却也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盖世之功、忠义情怀。

张浚,他是功业上的极端,功与过同样突出。他一生力倡北伐、收复故土,可以说是南宋所有主战将领的“总后台”,他慧眼如炬,选任吴玠,等于给南宋朝廷选择了一道伫立西南的钢铁长城;但同一个张浚,一场富平之战将西军的家底赔得干干净净,更兼一朝败落胆气皆丧,硬是将富平一役的败绩扩大成关陕尽失、江南岌岌的危局,至于值三军士气低迷、人心惶惶之际,擅杀大将,更是令人费解的昏招儿(看来,富平一战不光打掉了这位张大人的心气儿,连他的为官之道和智商也打掉了不少)。

而曲端,他是才能上的极端,优与劣同样显著。他堪称文武全才,能于名将辈出的大宋西军中拔得头筹,他的过人之处毋庸置疑;但他绝不仅仅是一位忠正耿直的武将,也不仅仅有恃才傲物这一条缺陷,他也算得上一位“窝里斗”高手,为了夺取西军的最高指挥权,他甚至不惜借金人之手削弱西军其余几路兵马的实力,他的才能未得在抗金舞台上尽情施展,责任不全在别人过早冤杀了他。

我有点儿理解讲座里为何不将曲端的灰暗面描述出来,因为他对待同僚的种种行径,涉及的是大宋西军由来已久的派系斗争,更有文臣武将之间的尔虞我诈,太过深刻也太过复杂,相信就以此内容开个专题也没问题。而在两宋交替的大背景下,删繁就简以求表述明晰,是正确的、明智的。

二、曲、吴结怨

按讲座所说,曲端与吴玠是在对金军作战胜利之后,开始出现矛盾。轻描淡写,倒好像这两人是为了争夺战功而闹别扭似的,果真如此吴玠后来陷害曲端到真成了十足的嫉贤妒能、小人行径了(话说当初按照讲座的描述,我就弄不明白何以吴玠对曲端仇恨如此之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史实并非如此,两人矛盾实为生死之怨、生死之恨,且不是产生于战胜金军之后,而恰恰是产生于为金军所败之后。这场让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的战役,就是彭原店之战,在宋、金交战史上也算是一场有名的战役,但却是宋军先胜后败(就这样一场说不上漂亮也说不上不漂亮的仗,居然也能让张浚自信心极度膨胀,足见当时宋朝官军对金军的作战记录是何等惨不忍睹)。

胜,是吴玠的先锋部队重创撒离喝所部,宋军士气一时大振,金军赚回一位“啼哭郎君”。

败,是在金军卷土重来时,吴玠向他的上级曲端请求增援,却意外得知上司已经带领大部队向后跑路,扔下他生死由命。吴玠率部死战突围,最终以麾下一员猛将战死、部队伤亡无算的代价,勉强逃脱劫难。这还没完,大难不死的吴玠回到曲端那里,自然怒气冲天,质问曲端当初甩了他的因由;而曲大将军呢,向下属道歉想都没想(这我可以理解为上司长官的面子问题),安抚慰劳半句没有(这我可以理解为曲端的性格问题,也许他天生就不晓得怎样劝慰别人),倒是给吴玠送上顶违反军令、不听调遣的大帽子,将他降职(哎,这让我该如何理解?怎么看都是曲端在找茬儿收拾自己原本的得力手下)。

所以说,吴玠恨曲端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一向是曲端指到哪里吴玠就打到哪里,上下级配合尚算默契;一朝曾经的好长官翻脸不认人了,要整肃自己了;可想而知,吴玠当时的心境如何,愤怒、沉痛、不甘、委屈,当然还会感到忧惧。

吴玠会忧惧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曲端的长期属下,他很清楚曲端的过往。他不会忘记,西军其余各路军马、甚至一些关陕义军,是如何轻信了曲端的合兵并进之约而导致惨重损失、甚至魂断沙场;他不会忘记,为了排挤朝廷特使、文官王庶,曲端坐视金兵围困延安城而不救,而后却以失地之罪反咬王庶一口,险些置他于死地。多少与曲端同阶同级的将领、多少与曲端互不统属的义军首领,都在不知不觉中着了他的道儿;甚至身受朝廷保护的特使,也要受曲端的钳制;而吴玠身为属下,曲端对他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的命既然被曲端盯上了,也就等于危如累卵。

当然,吴玠恨曲端有理,却不代表他诬陷曲端谋反有理,这个是非还是要明确的。

三、陷害思路

如此看来,曲端得罪下的人还真不少,活人和死人都有。死人,逝者长已矣,倒也不用担心虚无缥缈的魂魄会来找他算账;活人,就大大的麻烦了,都在攒足了劲儿等着、策划着曲端的现世之报。

虎落平阳的曲端在富平之战后,有了一丝复起之机。吴玠、王庶等人当然坐不住,他们必须将这一丝复起之机扼杀在张浚的府衙里,为了自保也为了报复。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自然是制曲端于死地,死人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于是,吴玠和王庶都想到了“谋反”这个万劫不复的罪名。吴玠激起了张浚的虚荣,启发了张浚的思路;王庶给张浚提供了证据,尽管这证据连傻子都骗不过;康随充当了张浚的刽子手,最终让曲端死无全尸。

无可否认,吴玠他们的目的一致,但在陷害的思路上,我却认为吴玠与张浚、王庶是不同的。

吴玠虽也享有文武双全之名,文化水平在武将之中也应算上乘,但不致于无聊到去翻老上司的故纸堆,捡出两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充当谋反之证;这与他的军人秉性不相符。在吴玠看来,曲端的“窝里斗”行径是西军诸路有目共睹的,此前甚至朝廷都怀疑过曲端要谋反;如今只需将曲端之前的行为公之于众,再稍稍上纲上线,将这些行为与谋反通敌相联系,算得上有根有据,既可杀死曲端又可睹悠悠众口。当然,吴玠这样的思路已是非常阴损了,曲端内耗不假、“窝里斗”也不假,但降敌谋反却绝对是假;金军入侵关陕日久,真要谋反投敌,曲端早已不为宋将了(曲端对同僚、部下再怎么不地道,却没有失去民族气节,这一点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不过,吴玠再阴损,也阴损不过那些个饱读诗书的文官。张浚可能觉得翻曲端旧账会卷自己的面子(张浚入蜀前曾以全家性命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谋),但说实话富平之战后无论在朝堂还是在军中,他的面子都没剩下多少了。但基于物以稀为贵的精神,张浚是面子越少越要爱护,所以他宁愿接受另一个无聊文人王庶的不算证据的证据,也不愿给曲端一场公平的审判;其结果就是张浚视如性命的面子荡然无存,原本不安的川陕军民之心更加动荡。史家评价说,曲端有可杀之最,而张浚非杀其之人;在我看来,张浚并非不可以处死曲端,但他的文人恶习让他有意识地充当了一次“秦桧”,他的急功近利让他选错了杀曲端的时间和方式。

在陷害冤杀曲端这件事上,吴玠也罢、张浚也罢、王庶也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需为他们任何一个人开脱。但本人认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浚。吴玠写在手上的四个字,开启的是张浚的邪恶之门,击碎的是张浚的善意(不过话说回来,张浚复用曲端的善意这么容易被击碎,其可信度也值得怀疑);王庶奉上的两句诗,铺设的是一条张浚造就冤狱之路。

但杀不杀曲端、如何杀曲端,最终要由张浚拍板决定;吴玠和王庶只是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已;相反,张浚若铁了心复用曲端,吴玠和王庶再喊再推也没用,这两人谁也无权控制和干涉身为川陕最高长官的张浚的行止。

四、心态变化

读曲端的传记,总会让本人觉得他缺少一个能够引导他、帮他克服自身缺陷而充分发挥他优势的人。当然,这样一个人本身就要才华横溢,既有文人的博学多识又有武将的谋略果断,才能桀骜不驯如曲端者心服口服。

初到川陕的张浚,多少具备了驯服曲端的条件。张浚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意,是对曲端的救命之恩;筑坛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是对曲端的知遇之恩。迅速协调、整顿西军诸路人马,使得上下同心戮力,一致对外,是张浚的行政之才;汰庸者而选贤将,用赵开而拓财源,使得西军在无粮饷之忧,是张浚的识人之才。恩同再造、才足折服,可以说,曲端至少在富平之战前是对张浚满怀感激和崇敬的。

表现就是,富平之战的战前军事会议上,曲端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固然是出于他军人的本能、责任感和他一贯的用兵之道,但又何尝不是对恩公的善意提醒(尽管他的语气并不善),不忍见恩公在决定宋、金命运的决战中遗憾终生。否则,曲端若真怀着夺取排挤之心,大可以像之前一样,听凭张浚实施他那漏洞百出的作战方案;败了,轮不到他这个具体实行者承担责任,倒足可叫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张浚在四川无法立足。

可就从这次会议开始,环绕张浚的光环迅速退色、崩坏。战场上的惨败、逃路上的狼狈,难道还会让曲端对张浚存着当初的敬畏之心?断断不会。大宋西军的衰落、四川的人心惶惶,足以向曲端证明张浚并不比之前那些文官高明多少,敬畏之心既退、轻蔑之心即起。就算曲端终能东山再起,他还会与张浚密切合作如初?面对金军入川在即的危局,曲端会首先像吴玠那样心甘情愿地死守和尚原,还是会奔赴张浚府衙追究责任、以便进一步攫取川蜀的最高军政大权?今人不好论断古时从未发生的事,因为那永远是假设,也就永远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因了曲端冤狱与岳飞冤狱的相似性(都是“莫须有”的谋反之罪),有人便将两人的才能也放在一起比较,并认为曲端之才不在岳飞之下。这种说法我却不能同意,文采姑且不说,谁的文采高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武功上,岳飞、吴玠等人都是在有生之年立下了实实在在的显赫功勋的,而曲端的抗金功绩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乏善可陈,而假设曲端活着会立下多少功绩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永远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拿来和岳飞、吴玠等人的功绩相比实在不着边际。

但我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在大将风度、容人之量上,曲端远远不如岳飞(这点有他生前的一贯行事作风为证),即使曲端长寿到可以与岳飞并肩作战时,他的成就也决不会达到岳飞的水准。

五、吴玠之死

宋史明文记载,吴玠死于女色和丹药。本人相信这是有根据的,历史上的吴玠确实有着两方面的爱好;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吴玠死因的全部。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吴家将》中就曾提出过吴玠的死因除了上述两条,还应该包括因政治失意、战事停息、北伐无期而导致的心情极度抑郁。这一点我赞同,南宋时主战派至多只能在庙堂占一时之上风,但永远不会得到一心苟安的皇帝赵构的真心支持。

除了上述3个因素,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当然,我无法就此进行严密的考证、更不会引经据典,只是说出自己的一种推测)。那就是,吴玠的贪好女色和丹药,也有做给朝廷看的成分,是他对朝廷猜忌的一种应对之策。

刚刚在将军百战之下得以苟延残喘的南宋王朝,转脸敌视这些百战名将更甚于外敌,无他,赵氏家风悠长而已。

而吴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功处于醒目耀眼的地位,南宋朝廷防范他不会比防范后来功绩更加灿烂的岳飞少;加之四川偏远,宋廷更是时刻担心吴玠拥兵自重、甚至拥兵自立,威胁宋廷西南边疆。而吴玠为了使宋廷放心、为了维护自身和家族的安全,未必不会适当扩大、甚至宣扬自己的这两项本不便对外人道的嗜好;韩世忠想得到广致田宅以自污名节,吴玠未必想不到。只是,这两项嗜好都伤身劳神,也促成了吴玠的英年早逝。

总之,在我看来,女色和丹药是吴玠死亡的原因,但只是浅显的表层原因;宋廷的猜忌和偏安政治理念的甚嚣尘上,才是导致吴玠死亡的深刻里层原因。说来有些惭愧,本人就是看了百家讲坛的“两宋风云”系列讲座(就是当前在各个贴吧中被热烈讨论、褒贬不一的袁腾飞的讲座),才晓得抗金英雄中还有吴玠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之前,我的印象中宋朝抗金的只有一个岳飞;就连有名的黄天荡大战,我也只记住了一个梁红玉,对韩世忠反而没印象),而且他的功劳还不小,纵然比不上岳飞,但排第二应该没有问题。

有了“吴玠”这个关键词,在网络上一搜索才知道,关于他的文章、资料、战役评述也不算少。(感叹一下,网络就像海洋,包罗万象;但你要是漫无目的地游览,却真会被淹死,什么也找不到得不到)

对吴玠这个人物了解多了,才意识到百家讲坛所介绍的并不全面。本人无意去挑袁腾飞老师的刺儿,讲座时间有限,不可能将纷繁复杂的两宋交替之际的历史,作一个面面俱到的描述。所以,尽管专门用两集的时段(“十二、将帅失和”和“十三、吴玠守蜀”)来描述宋金川陕之战,张浚和曲端这两个人物的介绍仍是不全面的。

在讲座中,张浚只突出了其不知兵事、刚愎自用、党同伐异的一面;曲端只突出了其将才优长、耿直敢言的一面。但这却不是他们的全部。

一、都不单纯

可以说,张浚、曲端和吴玠都是极端的人,都具有两面性。

吴玠自不必说(讲座里说得挺清楚了),他是人性上的极端,善与恶同样鲜明。无论他与曲端有何种恩怨、谁的责任更大,都不是替他开脱诬陷之罪的理由;独挡川蜀、连奏大捷,却也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盖世之功、忠义情怀。

张浚,他是功业上的极端,功与过同样突出。他一生力倡北伐、收复故土,可以说是南宋所有主战将领的“总后台”,他慧眼如炬,选任吴玠,等于给南宋朝廷选择了一道伫立西南的钢铁长城;但同一个张浚,一场富平之战将西军的家底赔得干干净净,更兼一朝败落胆气皆丧,硬是将富平一役的败绩扩大成关陕尽失、江南岌岌的危局,至于值三军士气低迷、人心惶惶之际,擅杀大将,更是令人费解的昏招儿(看来,富平一战不光打掉了这位张大人的心气儿,连他的为官之道和智商也打掉了不少)。

而曲端,他是才能上的极端,优与劣同样显著。他堪称文武全才,能于名将辈出的大宋西军中拔得头筹,他的过人之处毋庸置疑;但他绝不仅仅是一位忠正耿直的武将,也不仅仅有恃才傲物这一条缺陷,他也算得上一位“窝里斗”高手,为了夺取西军的最高指挥权,他甚至不惜借金人之手削弱西军其余几路兵马的实力,他的才能未得在抗金舞台上尽情施展,责任不全在别人过早冤杀了他。

我有点儿理解讲座里为何不将曲端的灰暗面描述出来,因为他对待同僚的种种行径,涉及的是大宋西军由来已久的派系斗争,更有文臣武将之间的尔虞我诈,太过深刻也太过复杂,相信就以此内容开个专题也没问题。而在两宋交替的大背景下,删繁就简以求表述明晰,是正确的、明智的。

二、曲、吴结怨

按讲座所说,曲端与吴玠是在对金军作战胜利之后,开始出现矛盾。轻描淡写,倒好像这两人是为了争夺战功而闹别扭似的,果真如此吴玠后来陷害曲端到真成了十足的嫉贤妒能、小人行径了(话说当初按照讲座的描述,我就弄不明白何以吴玠对曲端仇恨如此之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史实并非如此,两人矛盾实为生死之怨、生死之恨,且不是产生于战胜金军之后,而恰恰是产生于为金军所败之后。这场让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的战役,就是彭原店之战,在宋、金交战史上也算是一场有名的战役,但却是宋军先胜后败(就这样一场说不上漂亮也说不上不漂亮的仗,居然也能让张浚自信心极度膨胀,足见当时宋朝官军对金军的作战记录是何等惨不忍睹)。

胜,是吴玠的先锋部队重创撒离喝所部,宋军士气一时大振,金军赚回一位“啼哭郎君”。

败,是在金军卷土重来时,吴玠向他的上级曲端请求增援,却意外得知上司已经带领大部队向后跑路,扔下他生死由命。吴玠率部死战突围,最终以麾下一员猛将战死、部队伤亡无算的代价,勉强逃脱劫难。这还没完,大难不死的吴玠回到曲端那里,自然怒气冲天,质问曲端当初甩了他的因由;而曲大将军呢,向下属道歉想都没想(这我可以理解为上司长官的面子问题),安抚慰劳半句没有(这我可以理解为曲端的性格问题,也许他天生就不晓得怎样劝慰别人),倒是给吴玠送上顶违反军令、不听调遣的大帽子,将他降职(哎,这让我该如何理解?怎么看都是曲端在找茬儿收拾自己原本的得力手下)。

所以说,吴玠恨曲端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一向是曲端指到哪里吴玠就打到哪里,上下级配合尚算默契;一朝曾经的好长官翻脸不认人了,要整肃自己了;可想而知,吴玠当时的心境如何,愤怒、沉痛、不甘、委屈,当然还会感到忧惧。

吴玠会忧惧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曲端的长期属下,他很清楚曲端的过往。他不会忘记,西军其余各路军马、甚至一些关陕义军,是如何轻信了曲端的合兵并进之约而导致惨重损失、甚至魂断沙场;他不会忘记,为了排挤朝廷特使、文官王庶,曲端坐视金兵围困延安城而不救,而后却以失地之罪反咬王庶一口,险些置他于死地。多少与曲端同阶同级的将领、多少与曲端互不统属的义军首领,都在不知不觉中着了他的道儿;甚至身受朝廷保护的特使,也要受曲端的钳制;而吴玠身为属下,曲端对他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的命既然被曲端盯上了,也就等于危如累卵。

当然,吴玠恨曲端有理,却不代表他诬陷曲端谋反有理,这个是非还是要明确的。

三、陷害思路

如此看来,曲端得罪下的人还真不少,活人和死人都有。死人,逝者长已矣,倒也不用担心虚无缥缈的魂魄会来找他算账;活人,就大大的麻烦了,都在攒足了劲儿等着、策划着曲端的现世之报。

虎落平阳的曲端在富平之战后,有了一丝复起之机。吴玠、王庶等人当然坐不住,他们必须将这一丝复起之机扼杀在张浚的府衙里,为了自保也为了报复。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自然是制曲端于死地,死人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于是,吴玠和王庶都想到了“谋反”这个万劫不复的罪名。吴玠激起了张浚的虚荣,启发了张浚的思路;王庶给张浚提供了证据,尽管这证据连傻子都骗不过;康随充当了张浚的刽子手,最终让曲端死无全尸。

无可否认,吴玠他们的目的一致,但在陷害的思路上,我却认为吴玠与张浚、王庶是不同的。

吴玠虽也享有文武双全之名,文化水平在武将之中也应算上乘,但不致于无聊到去翻老上司的故纸堆,捡出两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充当谋反之证;这与他的军人秉性不相符。在吴玠看来,曲端的“窝里斗”行径是西军诸路有目共睹的,此前甚至朝廷都怀疑过曲端要谋反;如今只需将曲端之前的行为公之于众,再稍稍上纲上线,将这些行为与谋反通敌相联系,算得上有根有据,既可杀死曲端又可睹悠悠众口。当然,吴玠这样的思路已是非常阴损了,曲端内耗不假、“窝里斗”也不假,但降敌谋反却绝对是假;金军入侵关陕日久,真要谋反投敌,曲端早已不为宋将了(曲端对同僚、部下再怎么不地道,却没有失去民族气节,这一点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不过,吴玠再阴损,也阴损不过那些个饱读诗书的文官。张浚可能觉得翻曲端旧账会卷自己的面子(张浚入蜀前曾以全家性命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谋),但说实话富平之战后无论在朝堂还是在军中,他的面子都没剩下多少了。但基于物以稀为贵的精神,张浚是面子越少越要爱护,所以他宁愿接受另一个无聊文人王庶的不算证据的证据,也不愿给曲端一场公平的审判;其结果就是张浚视如性命的面子荡然无存,原本不安的川陕军民之心更加动荡。史家评价说,曲端有可杀之最,而张浚非杀其之人;在我看来,张浚并非不可以处死曲端,但他的文人恶习让他有意识地充当了一次“秦桧”,他的急功近利让他选错了杀曲端的时间和方式。

在陷害冤杀曲端这件事上,吴玠也罢、张浚也罢、王庶也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需为他们任何一个人开脱。但本人认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浚。吴玠写在手上的四个字,开启的是张浚的邪恶之门,击碎的是张浚的善意(不过话说回来,张浚复用曲端的善意这么容易被击碎,其可信度也值得怀疑);王庶奉上的两句诗,铺设的是一条张浚造就冤狱之路。

但杀不杀曲端、如何杀曲端,最终要由张浚拍板决定;吴玠和王庶只是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已;相反,张浚若铁了心复用曲端,吴玠和王庶再喊再推也没用,这两人谁也无权控制和干涉身为川陕最高长官的张浚的行止。

四、心态变化

读曲端的传记,总会让本人觉得他缺少一个能够引导他、帮他克服自身缺陷而充分发挥他优势的人。当然,这样一个人本身就要才华横溢,既有文人的博学多识又有武将的谋略果断,才能桀骜不驯如曲端者心服口服。

初到川陕的张浚,多少具备了驯服曲端的条件。张浚向朝廷力保曲端无反意,是对曲端的救命之恩;筑坛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是对曲端的知遇之恩。迅速协调、整顿西军诸路人马,使得上下同心戮力,一致对外,是张浚的行政之才;汰庸者而选贤将,用赵开而拓财源,使得西军在无粮饷之忧,是张浚的识人之才。恩同再造、才足折服,可以说,曲端至少在富平之战前是对张浚满怀感激和崇敬的。

表现就是,富平之战的战前军事会议上,曲端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固然是出于他军人的本能、责任感和他一贯的用兵之道,但又何尝不是对恩公的善意提醒(尽管他的语气并不善),不忍见恩公在决定宋、金命运的决战中遗憾终生。否则,曲端若真怀着夺取排挤之心,大可以像之前一样,听凭张浚实施他那漏洞百出的作战方案;败了,轮不到他这个具体实行者承担责任,倒足可叫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张浚在四川无法立足。

可就从这次会议开始,环绕张浚的光环迅速退色、崩坏。战场上的惨败、逃路上的狼狈,难道还会让曲端对张浚存着当初的敬畏之心?断断不会。大宋西军的衰落、四川的人心惶惶,足以向曲端证明张浚并不比之前那些文官高明多少,敬畏之心既退、轻蔑之心即起。就算曲端终能东山再起,他还会与张浚密切合作如初?面对金军入川在即的危局,曲端会首先像吴玠那样心甘情愿地死守和尚原,还是会奔赴张浚府衙追究责任、以便进一步攫取川蜀的最高军政大权?今人不好论断古时从未发生的事,因为那永远是假设,也就永远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因了曲端冤狱与岳飞冤狱的相似性(都是“莫须有”的谋反之罪),有人便将两人的才能也放在一起比较,并认为曲端之才不在岳飞之下。这种说法我却不能同意,文采姑且不说,谁的文采高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武功上,岳飞、吴玠等人都是在有生之年立下了实实在在的显赫功勋的,而曲端的抗金功绩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乏善可陈,而假设曲端活着会立下多少功绩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永远是空中楼阁、虚无缥缈,拿来和岳飞、吴玠等人的功绩相比实在不着边际。

但我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在大将风度、容人之量上,曲端远远不如岳飞(这点有他生前的一贯行事作风为证),即使曲端长寿到可以与岳飞并肩作战时,他的成就也决不会达到岳飞的水准。

五、吴玠之死

宋史明文记载,吴玠死于女色和丹药。本人相信这是有根据的,历史上的吴玠确实有着两方面的爱好;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吴玠死因的全部。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吴家将》中就曾提出过吴玠的死因除了上述两条,还应该包括因政治失意、战事停息、北伐无期而导致的心情极度抑郁。这一点我赞同,南宋时主战派至多只能在庙堂占一时之上风,但永远不会得到一心苟安的皇帝赵构的真心支持。

除了上述3个因素,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当然,我无法就此进行严密的考证、更不会引经据典,只是说出自己的一种推测)。那就是,吴玠的贪好女色和丹药,也有做给朝廷看的成分,是他对朝廷猜忌的一种应对之策。

刚刚在将军百战之下得以苟延残喘的南宋王朝,转脸敌视这些百战名将更甚于外敌,无他,赵氏家风悠长而已。

而吴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功处于醒目耀眼的地位,南宋朝廷防范他不会比防范后来功绩更加灿烂的岳飞少;加之四川偏远,宋廷更是时刻担心吴玠拥兵自重、甚至拥兵自立,威胁宋廷西南边疆。而吴玠为了使宋廷放心、为了维护自身和家族的安全,未必不会适当扩大、甚至宣扬自己的这两项本不便对外人道的嗜好;韩世忠想得到广致田宅以自污名节,吴玠未必想不到。只是,这两项嗜好都伤身劳神,也促成了吴玠的英年早逝。

总之,在我看来,女色和丹药是吴玠死亡的原因,但只是浅显的表层原因;宋廷的猜忌和偏安政治理念的甚嚣尘上,才是导致吴玠死亡的深刻里层原因。
六、“名将”之争

南宋历史上,有“中兴四将”——即岳飞、韩世忠、张浚和刘光世——之说。这种说法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多数人认为以战功而言,吴玠和刘锜远胜于张浚和刘光世,因此中兴四将至少应“换血”一半。

但现代网络之妙就在于有人赞同必然就有人反对,在网络世界里从来就没有“绝对真理”这一说。反对将刘光世从“中兴四将”中除名的,就列举出刘光世的履历表,借以说明他不像讲座里讲得那般无能、不是见敌就逃的长腿将军,他也有战功、也在死后被追封王爵。

但是我要问,有战功难道就是评定中兴将领的唯一标准吗?若真是如此,中兴又岂止四将,百将、千将都排得出来了!的确,在狼烟遍地的乱世,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再精通躲避之术,也不可能一仗不打、一功不立;可终刘光世一生,他又立下过什么足以对宋金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的功劳?又有哪一位当时的金国名将是败落在他的手下?对比刘光世军的五万之众,与这支军队所立下的战功,实在不成比例。当时才能出众、生前战绩赫赫、死后追赠王位的将领,又何止四位?真要选出“前四名”,无论如何也排不到刘光世。

至于张俊,个人认为他的战功绝对比不上岳飞、韩世忠、吴玠和刘锜等人,但比刘光世则强了不少。看张俊的传记,感觉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功劳,要超过对国家的功劳;可惜,他那点儿勉强算上乘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早年的战功,全被他贪财好货的德行、陷害岳飞的罪恶所淹没,人们看到的只是他跪于岳王坟前的猥琐形象。还是那句话,论战功,张俊有而且不算少;但真要选出“前四名”,无论如何也排不到他。

其实,所谓的“中兴四将”和那个“中兴十三处战功”一样,都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它们包含了作者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甚至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目的。“中兴十三处战功”里没有列出一项岳飞的战绩,可谁能说岳飞就不是抗击金军、保家卫国的名将了?

同样,吴玠并非一定要挤进“中兴四将”的行列,才能证明他的名将地位。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之战,既有其逆转宋金战局的历史意义,又有其堪称经典的战略战术价值;如此战功,虽与岳飞的战绩相比,亦不失它的灼灼生辉之处。若吴玠尚不能称为名将,真不知名将的门槛得高到何等地步,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又还能剩下几人堪配名将的称号。

但吴玠这员名将却很有些异于同时代其他将领的“另类”之处。吴玠对朝廷的态度是恭谨和强硬兼而有之,相应地,朝廷对他的态度是打压与拉拢双管齐下。终其一生,吴玠保持着与中央朝廷的适当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他的军队远驻川蜀,却能让朝廷感到这支军队可以掌控(吴玠军的粮饷供给一直由朝廷控制和把关,军无粮自溃,这是朝廷对吴玠军能够相对放心的理由);
他与其他将领、朝臣交往甚少,似乎游离于中央军政决策之外,却能让朝廷时刻顾及他的存在(每当南宋朝廷罢黜张浚、刘子羽等人时,势必要考虑这些处罚对吴玠的影响而慎重决策);
他有卓绝的才干、盖世的战功,却也有众所周知的弱点(他的好色之名既然载入史册,在他生前恐怕也不是什么秘密,这样能力与弱点兼备的将领会令赵构消除不少的戒心)。

吴玠与南宋朝廷、与皇帝的若即若离,是令他个人得以不遭受严厉迫害,以及他的家族得以兴盛近八十年的关键;但同时,也使他在仙人关之战后即迅速退至战场和政坛的配角位置,在南宋最辉煌的绍兴北伐之前他已撒手人寰;于是,囿于地域观念、或者对吴曦反叛恨之入骨的史家和文人们,刻意淡化吴玠这位既是名将也是叛徒祖先的功绩。

甚至有人论断吴曦之叛,与吴玠晚年好色、家风不正有关,真是毫无道理、欲加之罪。吴玠再怎么了不起,也管不了一个他生前尚未出生的侄孙半个多世纪后的为人行事。除了吴玠,吴氏家族也再无人有好色之名,又何来的影响家风之说?吴曦反叛,是由于朝廷的猜忌压迫和金人的诱降,又不是因为什么红颜美色之类,难为这位学者竟能产生这样的联想。哎,世人常说祖先造孽会报应在后代身上,吴玠却是典型的后代造孽拖累祖先英名。

七、同僚关系

岳飞、韩世忠、张浚、刘光世和吴玠是南宋拥兵最众的五大军事统帅,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没有异议。

史料中仅仅记载了吴玠与岳飞的一段交往,即有名的“千里赠姝”;而与其他大帅却没有任何可见于史籍的交情。《吴家将》将吴玠与朝廷其他将帅的这种隔绝,归结于他与刘光世等人出身的不同(这点不太确切,因为除了刘光世外,岳飞、韩世忠、张浚与吴玠一样,都是从普通兵卒逐渐成长为元帅,一刀一枪地拼杀出了自己的地位,这四人之间并不存在谁的出身更高贵的问题)、他驻地的偏远及其自身性格的桀骜不驯。

但本人以为,朝廷的监视和猜忌,也使吴玠与中兴四将、甚至中兴四将之间都不会、不敢有除公事之外的过多密切交往。岳飞与韩世忠、吴玠与岳飞之间的部属联络、书信往来,绝对多于他们本人的直接见面、促膝交谈。站在高宗皇帝的角度,五大元帅互不统属、联系不密的局面,正是赵构最乐于见到的。高宗从没有为了抗击金军、保卫疆土而特意缓解张俊对岳飞的嫉妒和仇视,更不会为了各个战区之间的协同作战而鼓励元帅们多多交流。

试想一下,倘若吴玠与岳飞的关系真发展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两位最具将才的统帅加上他们身后两支最具战斗力的大军,还不得让高宗皇帝焦虑疑心得饭也吃不下去。所以,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吴玠不会与任何手握重兵的武将(他自己军中的部将除外)有较深的交情,吴玠的这种隔绝是必然的;而在南宋朝廷中大将之间的这种隔绝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吴玠与张浚、刘子羽的深厚同僚情谊,是朝野人尽皆知的;吴玠本人也并不担心这种情谊被别人知晓,《吴家将》一书干脆将吴玠归为张浚一党的成员。这种情谊也很少引起朝廷对吴玠自身野心的猜忌,首先因为张浚和刘子羽是文官,多数时候他们并不在朝廷的猜忌之列;其次因为张浚和刘子羽对吴玠有知遇之恩,吴玠在两人有危难之时向朝廷仗义进言,更多地会被人理解为报恩知义的行为而不是结党营私的行为。

与吴玠打交道的还有朝廷派驻四川的、旨在削弱他权力的诸多文官,如卢法原、范正已、胡世将等等。吴玠不用随时侦测、打探中央朝廷或皇帝的意向,单从这一波儿又一波儿的“朝廷大员”、“钦差大臣”身上,就足够体会到朝廷的猜忌和怀疑了。吴玠与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同僚情谊,更多的是明争暗斗;这位大将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金战争的同时,不得不进行一场同样艰苦卓绝的“内战”。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吴玠取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当然只是暂时性的,吴氏家族守卫四川的八十年间,南宋朝廷从未停止过削弱这个家族势力的努力),这些文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在战争年代,战功才是最强大的实力和语言,那些之乎者也、经史子集挡不住金人的铁蹄,也就赚不来川蜀的民心和军心。

最后,是吴玠与其部将、士兵的关系。毋庸置疑,吴玠的军队——可以称之为吴家军——是一支视主帅为天、唯吴玠之命是从的部队。吴玠同兵士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史载吴玠“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正是这样平易近人的主帅,才有足够的资格和威信,率领自己的士兵一同抵御强敌、百死不退。吴玠对帐下部将是严格而公正的,史载吴玠“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正是这样的上司和长官,才培养出了日后继续守卫四川的许多大将,他的亲弟吴璘、杨政、姚仲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八、战功比较

网上不少人对“吴玠抗金战功第一”的说法持有异议,并对岳飞和吴玠两人的军功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系统的分析。这原本没有问题,我本人也认为岳飞的功绩是无人可以超越的,岳飞是当之无愧的抗金战功最卓著的将领。但我对两人战功的比较方法,却想提出自己的见解(当然,本人只是军事业余爱好者,见解不会很成熟,一家之论而已)。

本人赞成以杀伤敌人的数量或对整体战局的影响来评价将领的功绩,但不同意以防守和进攻来区分战功的大小,更反对“唯地形论”。

不知是否是南宋偏安乞和的恶劣形象太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很多爱好宋朝历史的网友,都对两宋之际的防守战不甚看好、评价不高,认为防守战是不思进取、不能有效消灭敌人的被动作战形式。

其实,防守与进攻不过是作战的两种形式罢了,二者本身并无高低之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宋金战争这样一场旷日持久、复杂多变的民族战争中,真正优秀的军事指挥者,必须是当守则守、当攻则攻,只要能达到作战目的,手段和形式并不重要。相反,当守却攻、当攻却守,才是真正的蠢才。

譬如,和尚原之战时,吴玠手下不过数千残兵败将,扼敌咽喉,凭险据守,阻挡金军入川的脚步,无疑是最明智、最具战略眼光的选择;纵然用兵神妙如岳飞,处于吴玠当时的境地,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而且在那种战争客观条件极度不利于宋军的情况下,吴玠通过防守战(实际上,综观和尚原之战的整个过程,吴玠并非单纯防守,而是攻守有机结合)已经取得了最佳的战绩——成功阻止了金军入川的企图,杀伤了相当多的敌军有生力量。试想,倘若吴玠凭着一腔血气,率领这几千人马冲到旷野上向金军发动进攻,悲壮是悲壮了,又能阻挡得了金军几时?又能消灭多少金军士兵?

进攻可以消灭敌人,防守同样可以消灭敌人。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都是歼敌以万计的战役,纵然在杀敌数量上比不过岳飞的北伐,但足以证明防守战的威力不容小视。

在很多时候,防守是进攻的基础,是进攻前的必要步骤。试想倘若吴玠不能守住四川,南宋的半壁江山尚且岌岌可危,会有心力进行北伐?倘若金人占领四川,在背后虎视眈眈,岳飞会专心一意大战郾城、朱仙镇,兵锋直指汴京城?坚守蜀口,的的确确不像北伐中原、收复失地那样痛快淋漓、意气风发,也的的确确没有取得如偃城、朱仙镇那样大的战绩。但单纯以防守和进攻来衡量功绩的大小,未免太过片面、太过形式化了。

再举一例,二战期间的英伦三岛保卫战和诺曼底登陆战役,哪一个功劳更大?依我说很难比较,二者的作用不同却同样必不可少。英伦三岛保卫战自然不会取得一夜歼敌数十万的辉煌战功,但倘若没有英国空军的拼死抵抗、坚决防守,百万盟军部队只怕要穿越整个北大西洋来实施登陆作战了,果真如此,盟军还会后几成胜算?

更有甚者,将吴玠在川蜀的三大守卫战役的胜利,都归结为地利优势。好像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这些显要之处,只要是个喘气儿的就能守得住,就能让几十万金军望而却步。这未免太夸大地利这一因素的作用了。

首先,防守必须凭借地利,无屏障即无防守。站在无遮无拦的旷野上等敌人来,那不叫防守,叫送死。吴玠选中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等处来进行防守战,恰恰证明了他的高超指挥才能,他知道何处为兵家所必争,何处能够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反过来讲,如果岳飞打防守战就不需要凭借地利了吗?不可能。古往今来所有用兵如神者,都是将战争规律、天时、地利与人和等诸多因素运用的恰到好处的人;而没有哪一位史实中的名将是可以撒豆成兵、凭空得胜的。

其次,防守战的胜利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利固然重要,但不是全部。当若躲进了城墙或营寨内,士兵就有了勇气、信心,就能自动自觉地排成阵,阻击敌人;那这世界上还会有城池失守的事发生吗?而鼓舞士气、排兵布阵、组织有效反击,这不就是体现军事指挥者才能的地方吗?没有这些才能,谁能保证有效的防守?和尚原之战,吴玠正是出色地做到了团结内部、一致对外,更组织起极具杀伤力的“驻队矢”打击金军,否则一支军心惶惶、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谁能指望他们守住和尚原,哪怕这是一个地势险要、可以使金军骑兵战斗力大打折扣的和尚原?既然众多网友盛赞岳飞在北伐战争中的高超指挥艺术,也就是强调岳飞作为指挥者的重要作用;为何会对其他南宋将领采用这样“唯地形论”的双重标准?抹杀别人的指挥才能,并不能突现出岳飞的卓尔不群(因为岳元帅根本不需要这样!)

最后,守须有凭,攻亦有凭。防守需要凭借天然的地势或者人工修筑的屏障,进攻同样需要有足以震慑敌人的利器。试想,岳飞北伐中原时,倘若岳家军中没有一支足以抗衡金国精锐骑兵的背嵬军,倘若不是有训练有素、坚忍不拔、上下同心的岳家军将士,岳飞何以挑战金兀术?能征惯战的岳家军固然是岳飞军事才能、尤其是治军才能的体现,可也是岳飞战胜金军的军事基础。

所以,防守凭地利,如同进攻凭战力,只是指挥者对客观条件的发挥和利用,并非是他们对这些客观条件的全然依赖,更不是否定一位将领军事才能的证据。

抛开“第一”等于“最大”或“最多”这一含义,吴玠在宋金战争中确实创下了不少的“第一”。
他是第一位因抗金之功而建节的大将;
他是第一位在陆战(而不是金军最不擅长的水战)中以少胜多击败金军的将领;
他是第一位成功阻止金国总体战略意图得以实现的南宋将领;
而本人认为,吴玠最重要的“第一”,是他第一个使宋军理性地认识了金军,将金军摆到了“敌人”的位置上;同时他第一个使金军理性地认识了宋军,将宋军提升到了“敌人”的位置上。

吴玠通过蜀口保卫战(包含了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之战等一系列战役),充分调动金军展现出了它自身的实力。女真人并非蛮荒野人,他们训练有素、军纪严明而且善战耐战;但同时,如此骁勇的女真军队又确确实实地败在了宋军面前,可见只要指挥得法、充分扬己之长避己之短,金军同样可以战而胜之。

宋军终于开始全面了解自己的对手,不再视对方为洪水猛兽(这种看法导致的是战争前期宋军多次的不战而溃、不战而降),也不再因小胜而轻敌纵敌(这种看法导致的是宋军小胜之后的更大失败,如富平之战的失利)。做到“知彼”、做到理性地认识和分析敌人的优点和缺点,正是战胜敌人的开始,自吴玠开始到刘锜、韩世忠,再到岳飞,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仗一场大过一场;而吴玠的开河之功是应该为后人铭记的。

而从金军一方来说,金国从统帅到士兵,都在吴玠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教训,真真正正领教了宋军的利害(黄天荡大战,金兀术还可以发挥一下阿Q精神,安慰自己是误中埋伏、不习水战而导致的失败;但与吴玠的对阵却是金国倾尽全力、准备充分而依然大败的战役,金兀术若还不正视宋军的实力,可真成了八百年前的阿Q了)。从此,女真人认识到,宋朝的军队和百姓不是他们的“猎物”,不是任他们宰割的羔羊,而是堪与争锋的对手,是值得认真对战的敌人。“敌人”一词中,包含了仇恨和对抗,同样也包含了重视和敬意。

九、吴玠为人

本人认为,吴玠是不可犯之人,也是可交之人。

对触犯他底线的人,吴玠绝对心狠手辣。不过看来看去,终吴玠一生,也只有曲端一个人触犯过他的底线。而说到底,吴玠的底线也很低,只要不设计他的性命、危害他的安全就可以了;身为征战沙场的将军,吴玠不会怕死,但绝不想稀里糊涂地挨黑枪。话说回来,彭原店时吴玠的遭遇放到其余任何将领的身上,都不可能不怨恨曲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愤怒;当然,光明磊落如岳飞者,会不在曲端落难之时再落井下石将他推向万劫不复。

但同时,吴玠也是可交之人。

知遇之恩,以死相酬。张浚、刘子羽都是赏识、提拔他的恩人,没有这二人就没有后来威震川陕的吴玠大将军;而每遇张浚、刘子羽遭朝廷贬黜,必定有吴玠的声音上达天听;他甚至不惜用建节的恩荣和自己的战功,来换取朝廷减轻对刘子羽的处罚。

千里赠姝,英雄相惜。按说吴玠如此郑重其事地将美人送到岳飞处,却被岳飞轻描淡写地驳回,无论如何都是很扫面子的事。但吴玠是何反应?他更加敬重、佩服岳飞了。通过不纳美人这件事,吴玠看到的是岳飞励精图治、不尚奢华、正直廉洁的高尚情操,而不是岳飞卷了他的面子、薄了他的美意。所以,这个故事的最后是皆大欢喜。岳飞是英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吴玠也是英雄(尽管这个英雄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所以吴玠能欣赏岳飞的品格,而不是像张俊那样忌恨岳飞的完美。

治军有道,大将风范。《宋史》中明确记载了吴玠的为将之道,这里就无须重复了。其实,只要详细了解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之战的经过,就足以看出吴玠的大将素质。很难想象,一个不得将士爱戴的主将,怎能率领他的部下抵挡住金军一次又一次、一日复一日的疯狂进攻?一支军纪不严、训练不精的部队,有怎能做到临危不乱、进退有节、战胜数倍于己的强大敌人?吴玠生前,是川蜀宋军无可争议的领袖,能让众多猛将智将甘心在其麾下效力,吴玠身为主帅的魅力不可小视。

总之,与吴玠相处,做上司、做朋友、做属下,都会是很愉快的;但做仇人,却会是很可怕的。
刘光世能挤进中兴四将里,可能就是因为他创立了淮西军。
刘光世最大的功劳一是从龙,二是平定苗刘兵变,这两件事对于宋高宗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而宋高宗的性命是中兴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确实是中兴不可或缺的人物,倒是岳飞其实可有可无。
曲端的人际关系真不是一般的差,蒙冤而死死后都没有部下去替他喊冤
其实金的入侵军中名将应该也不少,为什么东西两个战线看来看去始终就是宗弼、达懒那么几个统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