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前的"潜伏":搞到国民党军事防御要图

2009年08月18日 08:02天津日报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中共地下组织战斗在天津解放前夕(图)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剧中描写天津地下党员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对敌斗争的故事，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剧中主角虽不是某一位地下党员的原型，但却表现了地下党员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勇斗争。在天津这片热土上，镌刻着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壮烈牺牲的地下党员——中共天津市委(当时简称“天津地委”)第一任书记于方舟、第二任书记李季达，天津团市委书记江震寰和抗日将领吉鸿昌等诸多先烈的英名。他们牺牲时或年不过而立，或新婚燕尔，或未留子嗣，或舍富贵弃亲情，但他们“不为利回，不为武屈；从容就义，慷慨捐躯”为人民而战斗，为民族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令后代感怀，让世代敬仰。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的牺牲激励着更多的地下党员继续前进；呼唤起更多的人为正义而斗争，为理想而献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战斗在天津的地下党员在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用机智和勇敢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留下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之一平津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关键的城市攻坚战。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把一个完整的天津交给人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多次明确指示，能和平解放就不用战争，非打不可也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战争损失。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地下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后期，天津地下党员有一千多人，他们隶属不同的上级党委，潜伏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政府部门和文教新闻、公用交通、工矿企业、商业贸易系统，以及自由职业等。地下党员坚守着“人民利益至上”的信念，入虎穴斗顽敌临危不惧，利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情报；瓦解敌人内部、策反上层人士；组织群众护厂护校。

配合解放军 解放天津

搜集情报是地下党迎接天津解放的重要任务。解放天津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港口城市，无论是解放军攻城，还是战后接管，都迫切需要地下党提供详尽而全面的市内情况。平津战役开始前，为配合东北解放大军进关作战，凡在天津有潜伏关系的党委都直接或间接地开展了情报搜集工作。平津战役前的1947年3月至12月和1948年6月后，国民党守军曾两度构筑天津城防工事，并吹嘘是“固若金汤”的城防体系。天津战役的胜算在于击毁守军城防工事，获取完整的城防图成为关键。为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地下党通过多条线索，组织党员投入战斗。据不完全统计，为获取天津城防图和塘沽城防图，就有20多名地下党员投入其中。他们足智多谋、机敏干练，舍生忘死周旋敌穴之中。1948年5月，中共冀东区党委部署地下党员搜集天津情报，百余日即搜集情报85份，其中有反映守敌兵力分布和工事位置的《天津敌军点线阵地详图》。1948年6月，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向市内地下党组织部署搜集天津城防图任务后，隐蔽在国民党天津市工务局城防第一区工程处的地下党员麦璇琨，利用工作之便亲手绘制一张全面反映城防工事的图纸交给了组织。同时隐蔽在该局建筑科的地下党员张克诚，利用工作之便不仅得到城防公路详图，准确标出公路两侧的碉堡位置和数量，还机智地搞到了《城防工事布置总图》。1948年秋，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地下党员王维，以其特殊身份先后几次参加国民党天津市军、警、宪联席会议，掌握了敌人内部的工作范围、管辖分工、城防布局、兵力配备等多种重要情报，经过密写后，由地下交通员接连送往解放区。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部门通过地下党关系，获取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制发的《天津城防要图》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到任后加强城防构筑的工事地带、碉堡抗力、外壕深度与蓄水量、地雷铺设区等情况。1948年11月下旬，东北解放大军陆续入关。为了直接收集天津守敌的最新情况，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通过打入敌人内部获取了最新的《天津城防要图》，及时报送解放军平津战役总前委。为了配合解放军东取塘沽，“北系”地下党负责人沙小泉指示地下党员曾常宁，利用其父曾延毅的社会关系拿到了重要情报。中共冀东区天津工委书记于文等人根据上级指示冒险出城，向刘亚楼当面汇报搜集天津和塘沽的军事情况，得到刘亚楼的称赞。特别是华北局城工部派地下党员李介人与时任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和津塘防守司令侯镜如联系，使平津战役总前委得到了平津国民党守军布防图、天津防守图等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侯镜如是中共早期地下党员，由于党的机关遭敌人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后通过其外甥李介人与地下党组织恢复联系。侯镜如以其特殊的身份，为平津解放作出了贡献。

为保证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制定准确的作战方案，隐蔽在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的地下党员王亚川、李贻亮、刘绛雯等，机敏地利用一切条件，把国民党守军的番号、驻地、武器、兵力和重要人员名单等情报不断送出。特别是在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身边担任特务营警卫连长的地下党员王亚川，他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冒着生命危险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在1949年1月上旬临近解放时，他每天都将国民党守军当日发布的通行口令及时送出。在解放军攻城后给战士带路活捉了陈长捷。为了使天津减少战争损失，华北局城工部投入力量调查摸清需要重点保护的城市建筑。经过众多地下党员的努力，在战斗前夕，一张标有重点保护文物、工厂、学校、城市设施的天津地图，及时送交天津前线指挥部。在战斗中，地下党员也表现得英勇无畏。就在天津战役进行中的1949年1月14日傍晚，许多地下党员冒着炮火在全市布满了示意解放军攻城部队尽量予以保护的学校、工厂、建筑的红色信号灯。何其浩、李金树、穆瑞义等一批地下党员，在战斗进行中徒手跑在前面，给解放军巷战部队当向导。

有了地下党的配合，使经过战争洗礼的天津城，除中纺七厂、正中书局等处受损外基本完好。天津老百姓兴奋地说:“解放军的炮就像长了眼睛。” 解放后，时任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高度评价了地下党的工作。他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配合军管会 完整接管天津

解放天津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天津。天津战役开始后，从战役部署到准备接管都着眼将来和平建设。为把本属于人民的城市完整地交给人民，天津地下党，一方面在给解放大军递送军事情报的同时，还向在城外待命入城接管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传送政治、经济、社会等所需情报；另一方面瓦解敌人内部，争取进步人士，里应外合减少战争损失；再一方面发动工人群众、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护厂护校，保护机器设备、教学设施、档案资料等财产。地下党员面对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稍有不慎就会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局面，没有人退缩，更没有人向组织讨价还价。他们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斗。

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配合接管工作。在天津战役前，地下党员通过多种渠道向军管会提供市内情况。有的将国民党在津组织情况、特务机构等反动组织和人员情况交给接管干部，这对于进城后，我公安部门接管、肃特和恢复社会治安等公安保卫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有的依据电话号码簿和铁路、公用交通图等提供接管部门的名称和地址。如在中共天津工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张克诚的指导下，地下党员李天祥用1948年天津市电话号码簿上标明的情况，绘制成守军驻津机关、交通枢纽、火车站、码头、大型工厂、大中学校及重要人士住宅图表送交军管会。

1948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颁发布告，宣布奉命歼灭国民党匪军，解放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城市，并宣布入城政策“约法八章”。为广泛宣传“约法八章”和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地下党展开了一场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地下党组织指派人员负责秘密收听、记录、印刷新华电台播放的“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然后由地下党员、民青成员(党的外围组织)和群众骨干在全市广为散发，特别是向国民党军政要害机关和头面人物寄发时还附上警告信，警告不准搞破坏。为把“约法八章”寄发到国民党警察局系统，打入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接到上级领导派交通员送来的密信，指示开列该局所属部门、各分局、派出所以及驻津有关单位要员名单和地址，经过努力很快完成任务。不日，这些单位有关人即纷纷接到地下党发出的“约法八章”。地下党各系统当时共发出多少信没有精确的统计，仅隶属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天津地下学生工作委员会系统就印发了一千多件。地下党领导的“记者协会”成员，还利用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揭露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状况。在临战前夕他们通过《新生晚报》等进步报刊，揭露了国民党守军火烧宜兴埠等村庄的罪恶行径。地下党的宣传攻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封封密信、一篇篇文章，起到了动摇瓦解敌人、减少破坏的作用；起到了扩大党的影响、争取进步人士的作用；起到了团结民众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为了孤立敌人，争取社会名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策反国民党天津市军政上层人物不抵抗并投诚人民解放大业，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在解放军包围天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曾强迫有实力的工厂和学校南迁。就在一些人感到前途未卜之时，地下党主动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帮助消除疑虑。中共天津工委书记黎智就出面直接做过在工商界和政界都有影响的李烛尘、杨亦周(李、杨:时任天津市参议会议长等职)的工作，天津工委企业党委书记王文化，通过周叔弢的侄子地下党员周骥良做周叔弢的工作。天津工委统战工作负责人娄凝先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向工商界上层人士毕鸣歧等做工作，动员他们不要南迁，要保护好工厂。天津工委学生党委书记魏克，市政党委书记李之楠、委员李定等都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做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动员他们不要南迁，要保护好学校、报社、医院等设施。通过做社会知名人士的工作，使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的南迁计划，使天津免遭人财物的损失。

为了力争和平解放天津，地下党通过自己力量或是统战关系，向国民党天津市党政军宪要员进行了大量的劝降、瓦解策反工作。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在动摇敌方士气、分化和瓦解敌人斗志上发挥了作用。如，1948年11月下旬，杨亦周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图，以个人名义写信劝陈长捷投降；1949年1月13日，李烛尘、杨亦周同去面见陈长捷劝降。又如，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的天津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金鼎、天津工委黎智、王文化等人，直接或通过关系策反成功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这对迎接天津解放争取警察队伍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防止敌人在垂死挣扎之时破坏城市，华北局城工部给天津地下党组织部署了动员群众护厂护校的任务。经过地下党员的努力，调动了很多工人、学生、教职员工组成纠察队，他们站岗放哨、昼夜值班，保护工厂、学校、医院等城市建筑和设施不被敌人破坏。为了保证战后市内自来水、电力、电讯畅通，地下党员王文化、崔思九、王文源、吕朗等利用各自在发电厂、自来水厂、邮电局、工务局、地政局部门的地下关系开展工作。地下党员王郁文领导市内不同行业的工人和市民组成了700多人参加的纠察队伍，在战斗开始后即按照指定区域，维护了社会秩序。据不完全统计，经地下党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护厂护校运动的单位共有30多个。通过地下党深入细致组织的护厂护校运动，使得天津战前免遭破坏，战后保证完整接管并迅速恢复了城市功能和经济建设。

地下党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和进城干部接管天津。正像时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称赞天津地下党所说:“地下工作人员于解放前供给情况，广泛宣传，战斗中之暗中维持，战斗后之出面维持，警告流氓不得破坏，报告情况，协助接收等，使接收工作形成极有利的条件。”

天津地下党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他们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用信仰诠释着生命的价值，用热血抒写着精彩的乐章，为迎接天津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文芳2009年08月18日 08:02天津日报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中共地下组织战斗在天津解放前夕(图)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剧中描写天津地下党员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对敌斗争的故事，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剧中主角虽不是某一位地下党员的原型，但却表现了地下党员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勇斗争。在天津这片热土上，镌刻着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壮烈牺牲的地下党员——中共天津市委(当时简称“天津地委”)第一任书记于方舟、第二任书记李季达，天津团市委书记江震寰和抗日将领吉鸿昌等诸多先烈的英名。他们牺牲时或年不过而立，或新婚燕尔，或未留子嗣，或舍富贵弃亲情，但他们“不为利回，不为武屈；从容就义，慷慨捐躯”为人民而战斗，为民族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令后代感怀，让世代敬仰。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的牺牲激励着更多的地下党员继续前进；呼唤起更多的人为正义而斗争，为理想而献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战斗在天津的地下党员在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用机智和勇敢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留下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之一平津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关键的城市攻坚战。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把一个完整的天津交给人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多次明确指示，能和平解放就不用战争，非打不可也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战争损失。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地下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后期，天津地下党员有一千多人，他们隶属不同的上级党委，潜伏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政府部门和文教新闻、公用交通、工矿企业、商业贸易系统，以及自由职业等。地下党员坚守着“人民利益至上”的信念，入虎穴斗顽敌临危不惧，利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情报；瓦解敌人内部、策反上层人士；组织群众护厂护校。

配合解放军 解放天津

搜集情报是地下党迎接天津解放的重要任务。解放天津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港口城市，无论是解放军攻城，还是战后接管，都迫切需要地下党提供详尽而全面的市内情况。平津战役开始前，为配合东北解放大军进关作战，凡在天津有潜伏关系的党委都直接或间接地开展了情报搜集工作。平津战役前的1947年3月至12月和1948年6月后，国民党守军曾两度构筑天津城防工事，并吹嘘是“固若金汤”的城防体系。天津战役的胜算在于击毁守军城防工事，获取完整的城防图成为关键。为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地下党通过多条线索，组织党员投入战斗。据不完全统计，为获取天津城防图和塘沽城防图，就有20多名地下党员投入其中。他们足智多谋、机敏干练，舍生忘死周旋敌穴之中。1948年5月，中共冀东区党委部署地下党员搜集天津情报，百余日即搜集情报85份，其中有反映守敌兵力分布和工事位置的《天津敌军点线阵地详图》。1948年6月，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向市内地下党组织部署搜集天津城防图任务后，隐蔽在国民党天津市工务局城防第一区工程处的地下党员麦璇琨，利用工作之便亲手绘制一张全面反映城防工事的图纸交给了组织。同时隐蔽在该局建筑科的地下党员张克诚，利用工作之便不仅得到城防公路详图，准确标出公路两侧的碉堡位置和数量，还机智地搞到了《城防工事布置总图》。1948年秋，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地下党员王维，以其特殊身份先后几次参加国民党天津市军、警、宪联席会议，掌握了敌人内部的工作范围、管辖分工、城防布局、兵力配备等多种重要情报，经过密写后，由地下交通员接连送往解放区。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部门通过地下党关系，获取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制发的《天津城防要图》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到任后加强城防构筑的工事地带、碉堡抗力、外壕深度与蓄水量、地雷铺设区等情况。1948年11月下旬，东北解放大军陆续入关。为了直接收集天津守敌的最新情况，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通过打入敌人内部获取了最新的《天津城防要图》，及时报送解放军平津战役总前委。为了配合解放军东取塘沽，“北系”地下党负责人沙小泉指示地下党员曾常宁，利用其父曾延毅的社会关系拿到了重要情报。中共冀东区天津工委书记于文等人根据上级指示冒险出城，向刘亚楼当面汇报搜集天津和塘沽的军事情况，得到刘亚楼的称赞。特别是华北局城工部派地下党员李介人与时任国民党第十七兵团司令和津塘防守司令侯镜如联系，使平津战役总前委得到了平津国民党守军布防图、天津防守图等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侯镜如是中共早期地下党员，由于党的机关遭敌人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后通过其外甥李介人与地下党组织恢复联系。侯镜如以其特殊的身份，为平津解放作出了贡献。

为保证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制定准确的作战方案，隐蔽在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的地下党员王亚川、李贻亮、刘绛雯等，机敏地利用一切条件，把国民党守军的番号、驻地、武器、兵力和重要人员名单等情报不断送出。特别是在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身边担任特务营警卫连长的地下党员王亚川，他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冒着生命危险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在1949年1月上旬临近解放时，他每天都将国民党守军当日发布的通行口令及时送出。在解放军攻城后给战士带路活捉了陈长捷。为了使天津减少战争损失，华北局城工部投入力量调查摸清需要重点保护的城市建筑。经过众多地下党员的努力，在战斗前夕，一张标有重点保护文物、工厂、学校、城市设施的天津地图，及时送交天津前线指挥部。在战斗中，地下党员也表现得英勇无畏。就在天津战役进行中的1949年1月14日傍晚，许多地下党员冒着炮火在全市布满了示意解放军攻城部队尽量予以保护的学校、工厂、建筑的红色信号灯。何其浩、李金树、穆瑞义等一批地下党员，在战斗进行中徒手跑在前面，给解放军巷战部队当向导。

有了地下党的配合，使经过战争洗礼的天津城，除中纺七厂、正中书局等处受损外基本完好。天津老百姓兴奋地说:“解放军的炮就像长了眼睛。” 解放后，时任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高度评价了地下党的工作。他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配合军管会 完整接管天津

解放天津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天津。天津战役开始后，从战役部署到准备接管都着眼将来和平建设。为把本属于人民的城市完整地交给人民，天津地下党，一方面在给解放大军递送军事情报的同时，还向在城外待命入城接管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传送政治、经济、社会等所需情报；另一方面瓦解敌人内部，争取进步人士，里应外合减少战争损失；再一方面发动工人群众、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护厂护校，保护机器设备、教学设施、档案资料等财产。地下党员面对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稍有不慎就会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局面，没有人退缩，更没有人向组织讨价还价。他们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斗。

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配合接管工作。在天津战役前，地下党员通过多种渠道向军管会提供市内情况。有的将国民党在津组织情况、特务机构等反动组织和人员情况交给接管干部，这对于进城后，我公安部门接管、肃特和恢复社会治安等公安保卫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有的依据电话号码簿和铁路、公用交通图等提供接管部门的名称和地址。如在中共天津工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张克诚的指导下，地下党员李天祥用1948年天津市电话号码簿上标明的情况，绘制成守军驻津机关、交通枢纽、火车站、码头、大型工厂、大中学校及重要人士住宅图表送交军管会。

1948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颁发布告，宣布奉命歼灭国民党匪军，解放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城市，并宣布入城政策“约法八章”。为广泛宣传“约法八章”和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地下党展开了一场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地下党组织指派人员负责秘密收听、记录、印刷新华电台播放的“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然后由地下党员、民青成员(党的外围组织)和群众骨干在全市广为散发，特别是向国民党军政要害机关和头面人物寄发时还附上警告信，警告不准搞破坏。为把“约法八章”寄发到国民党警察局系统，打入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接到上级领导派交通员送来的密信，指示开列该局所属部门、各分局、派出所以及驻津有关单位要员名单和地址，经过努力很快完成任务。不日，这些单位有关人即纷纷接到地下党发出的“约法八章”。地下党各系统当时共发出多少信没有精确的统计，仅隶属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天津地下学生工作委员会系统就印发了一千多件。地下党领导的“记者协会”成员，还利用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揭露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状况。在临战前夕他们通过《新生晚报》等进步报刊，揭露了国民党守军火烧宜兴埠等村庄的罪恶行径。地下党的宣传攻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封封密信、一篇篇文章，起到了动摇瓦解敌人、减少破坏的作用；起到了扩大党的影响、争取进步人士的作用；起到了团结民众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为了孤立敌人，争取社会名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策反国民党天津市军政上层人物不抵抗并投诚人民解放大业，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在解放军包围天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曾强迫有实力的工厂和学校南迁。就在一些人感到前途未卜之时，地下党主动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帮助消除疑虑。中共天津工委书记黎智就出面直接做过在工商界和政界都有影响的李烛尘、杨亦周(李、杨:时任天津市参议会议长等职)的工作，天津工委企业党委书记王文化，通过周叔弢的侄子地下党员周骥良做周叔弢的工作。天津工委统战工作负责人娄凝先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向工商界上层人士毕鸣歧等做工作，动员他们不要南迁，要保护好工厂。天津工委学生党委书记魏克，市政党委书记李之楠、委员李定等都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做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动员他们不要南迁，要保护好学校、报社、医院等设施。通过做社会知名人士的工作，使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粉碎了国民党政府的南迁计划，使天津免遭人财物的损失。

为了力争和平解放天津，地下党通过自己力量或是统战关系，向国民党天津市党政军宪要员进行了大量的劝降、瓦解策反工作。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在动摇敌方士气、分化和瓦解敌人斗志上发挥了作用。如，1948年11月下旬，杨亦周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图，以个人名义写信劝陈长捷投降；1949年1月13日，李烛尘、杨亦周同去面见陈长捷劝降。又如，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的天津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金鼎、天津工委黎智、王文化等人，直接或通过关系策反成功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这对迎接天津解放争取警察队伍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防止敌人在垂死挣扎之时破坏城市，华北局城工部给天津地下党组织部署了动员群众护厂护校的任务。经过地下党员的努力，调动了很多工人、学生、教职员工组成纠察队，他们站岗放哨、昼夜值班，保护工厂、学校、医院等城市建筑和设施不被敌人破坏。为了保证战后市内自来水、电力、电讯畅通，地下党员王文化、崔思九、王文源、吕朗等利用各自在发电厂、自来水厂、邮电局、工务局、地政局部门的地下关系开展工作。地下党员王郁文领导市内不同行业的工人和市民组成了700多人参加的纠察队伍，在战斗开始后即按照指定区域，维护了社会秩序。据不完全统计，经地下党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护厂护校运动的单位共有30多个。通过地下党深入细致组织的护厂护校运动，使得天津战前免遭破坏，战后保证完整接管并迅速恢复了城市功能和经济建设。

地下党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和进城干部接管天津。正像时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称赞天津地下党所说:“地下工作人员于解放前供给情况，广泛宣传，战斗中之暗中维持，战斗后之出面维持，警告流氓不得破坏，报告情况，协助接收等，使接收工作形成极有利的条件。”

天津地下党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他们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用信仰诠释着生命的价值，用热血抒写着精彩的乐章，为迎接天津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