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冯治安说几句

现在一说到七七事变，或者一说到二十九军及其以后扩编的部队及其将领，要么说宋哲元，要么说何基沣，要么说佟麟阁、赵登禹，或者说到以后的张自忠、吉星文，可独独不太说冯治安。就是关于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中，也要么突出宋，要么突出佟、赵，要么突出何基沣，而冯治安似乎成为一个配角了。这是极不公平的。

在这场绝对要功载千秋的大事变中，第一主角，当仁不让的只能是冯治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第一，是冯治安对日的态度决定了的。1935年的华北，诞生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贤二为最高顾问。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半独立的机构，是一个对日妥协的机构。在这个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中，驻于平津的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有宋哲元，有秦德纯，有门致中，有萧振赢，有张自忠，有石敬亭，但唯独没有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原因是他拒绝加入。当然，参加这个委员会也不能说明就一定亲日，但从冯治安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态度中，我们或者可以窥出小冯对日态度之一斑。

在七七事变前的北平，二十九军与日军是一种友军的关系。各高级将领之间互相的宴请、联谊必不可少，将日军将领请到家中坐客也是常事，但在众多的高级将领中，唯独有一人从不请日本人吃饭，更不会请日本人到家中坐客，这人就是冯治安。当然，吃饭应酬，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手段，请日本人吃一顿饭，也不能就此说是卖国亲日，但从小冯坚决不请日本人吃饭更不让日本人进家门的做法上看，他对日本人的冷漠与仇视，却是显而易见的。

说真格的，由于长期对冯治安的雪藏，我们至今找不到更多冯治安在当时反日的言论和轶事，也就不能直接知道他是如何地坚决反日的，但通过日本人在事变前的情报，我们却可以得知日本人对他的惧怕与仇恨。在当时，日本人对二十九军暨冀察当局各高官的对日态度上区分为三种：和平派、抗日派、死硬抗日派。这其中，和平派有以谁谁谁为首的若干人，抗日派有以谁谁谁为首的若干人，唯独这死硬抗日派，却只有冯治安一人。今井武夫曾说：“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在北平、天津，不如说是在保定（冯的河北省主席公府驻保定）。”并叹息：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可怕的人物。”从这些支零破碎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冯治安在当时的对日态度是何等的强硬。

第二，是冯的实力决定了的。态度是态度，要是光有态度而没有实力也白搭。可事实却是，冯治安在当时的平津或者说在二十九军中，不仅是手握重兵的主力师师长，而且也是在宋离队时主持全军事务的事实上的二把手。在宋躲入老家离开二十九军时，也就是七七事变最最关键的时间段里，二十九军的军事正是由冯治安担当的。

有些影视或纪实文学，说在七七事变时，是副军长佟麟阁代宋指挥，这就是臆想的结果了。在一部关于七七事变的电视剧中，表现宋对赵登禹有一个电话指示，说：有什么事情向佟副军长请示，由副军长决定。这是电视剧导演的无知才会演出的情节。因为在当时二十九军中，作为副军长的佟麟阁，是没有决策权的。和旧军队中许多副职一样，佟的副军长只是一个虚职，从始至终未能进入二十九军的决策圈子。

也有文章说，宋回乡躲起来后，是由另一副军长秦德纯在负全责，这也不对。秦这个副军长与佟不同，是有实际权力的，也是进入到二十九军的领导核心（宋冯秦张）了的，但作为非西北军嫡系出身的秦德纯，他却没法掌握这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二十九军的军权。实际上秦负责的，只是对外交涉的权力。

二十九军当时除了冯治安任师长的三十七师，还有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一四三师、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郑大章的骑兵九师，为什么宋既不把军权交给几位副军长，也不交给参谋长，也不交给其他几位师长，而偏偏交给冯治安呢？

这就要分析二十九军内部将领的历史渊源与性格特征了。秦、佟二位副军长已经说了。参谋长在当时的地位本人已经有专文分析，在二十九军这样的封建军队中，是绝对不可能将军权交给参谋长的。那么现在再看其他几位师长，刘汝明辈份是在冯张之上的，但刘部非二十九军主力，也不驻在平津，而远在察绥，又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刘与宋的关系无法与冯张相比，甚至无法与秦相比，因此，刘不可能成为二十九军的代理指挥者。

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其资历与冯治安相当，但与冯治安的委曲忍让的性格不同，张自忠是一个锋芒强硬的人，宋本来就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自然不愿意让个性同样倔强的张自忠久在自己身边。

按说，在二十九军成军之时，张对宋是有恩的。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其退到晋南的残部由张学良负责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张学良最初是准备要张自忠当军长的，但张在石敬亭的劝导下，主动将军长一职让出，并推荐宋哲元出任军长。就为这个，宋在对张感激的同时，也老是觉的他欠了张自忠一笔人情债。有这种关系的人反而不好在一起共处。再加上二人性格上的原因，所以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也就没能和军部驻在一起，张也就没能象冯治安那样成为宋的最贴心的部下。

一三二师实力既差，赵的资历更低，自然不可能了

骑兵九师实力更差，郑大章与宋的关系更远，自然也不可能了。

几个师长都说完了，再看冯治安了。冯是一个性格宽厚，与人与事都无争的人。冯的资历远不如宋，与宋没有象张自忠那样的让贤债务，二十九军成军时冯也和宋一样是光杆加入的，不象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那样原本就保留了相当实力，宋不欠冯什么，而且冯又是一个对上奉命唯谨的人，又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又是一个和谁相处都上得来的人，又是一个练兵打仗还有一套的人，所以把军队交给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宋最放心的。

实际上，宋在离开部队躲到老家时，是有交待的，即军事由冯负责，外交由秦负责。

当然，在那个年代，代军长指挥的冯治安能否调动得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一四三师，是值得怀疑的，但没有了宋哲元这个婆婆的束手束脚，又得到放权许可，驻守京畿要地的三十七师，他是可以独断专行的，赵登禹的一三二师（此时也已由冀中调北平），是要听招呼的。而这，也就够了。

有了抗日的态度没有实力白搭，有了实力而不想打也白搭，而就是因为冯治安有这个死硬的抗日态度，又执掌了二十九军、至少是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的指挥全权，所以，当7月7日夜晚日军挑衅时，冯断然命令开打，于是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幕。

由于史料特别是当事人回忆史料的短缺，我们无法找到当时冯下令出击和指挥作战的细节，更无从知道他曾经说过怎样的豪言壮语了。但即使再退一万步说，我们只要知道两点，即卢沟桥事变参战部队的主力三十七师的师长是冯治安，一直主战的、被日人视作“死硬抗日派”、“反日元凶”的也是冯治安，就凭这两点，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七七事变的第一主角，不是远远躲在山东老家仍然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宋哲元，不是只有对外交涉权而没有军事指挥权的秦德纯，当然更不可能是对日态度暧昧的张自忠，而只能是驻守宛平并代宋执掌虎符的冯治安。

中日之战是在所难免的，冯治安打与不打都要打，早打晚打都要打，但是不是就因此说冯治安的作用不大呢？不对。历史就是这么充满偶然，即它总要选择某个具体的时间和某个具体的人物来写照，来作为一个标志翻开新的一页。加加林不上天，也还会有人上天；满清的丧钟不在辛亥双十那一天敲响，过不了多久也要敲响，可历史偏偏选择了加加林，选择了辛亥双十这一天，并将其载入史册，就是这个道理。公元1937年7月7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就是历史老人的又一次选择。

说它偶然吧，也是必然，因为同样在这个时间段里，宋是比冯更有条件作为这场大事变的首选人物载入史册的，但宋没能应选，张自忠也是同样有条件成为这一光辉时刻的标志性人物的，但张也没能应选，偏偏是这个从来不对政治有任何野心的冯治安，应选了，从而使他和卢沟桥、和七七事变一起，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七七抗战，冯治安功无可比，宋不能比，秦不能比，佟、赵不能比，张更不能比。

但可惜的是，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在谈到七七事变时，谈宋谈秦谈佟谈赵，都多，却基本很少谈冯治安。两岸出版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可其中竟然很少有关冯的忆述，就连抗战时被各大报纸反复转载、几乎是无人不晓的冯治安那句“卢沟桥即尔等坟墓”的豪言壮语，也没人愿意再说了。1986年，全国政协出版的《七七事变》大型回忆录专辑中，那么多篇回忆文章，军师旅团营各级基本上谁都写到了，可偏偏就是找不到关于冯治安的专题，而且整书中有关冯治安的忆述只有四处，而且这四处加起来竟然还不到50个字，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你再看台湾1972年召开的纪念二十九军七七抗战座谈会中的一段：“长城战争，何敬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威镇北平时，宋之二十九军就被公认，是富有强大战力的一军，赵登禹喜峰口的杀敌；刘汝明石家庄的固守；张自忠台儿庄的大捷，以及二十八、九年的襄河战役等，在在都充分表明宋哲元在委员长信任之下，所统带的二十九军实具有特殊性战力。”给人的感觉，似乎二十九军中压根就没有冯治安这个人一样。

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及社会传媒对冯治安的宣传是相当起劲的。当时的画报，在介绍七七抗战时，是将冯治安的照片放到比宋哲元、秦德纯等照片都更大更突出的位置的。在当时，如果知道孙元良、王耀武、杜聿明、张灵甫、孙立人等是谁的，肯定早已知道了冯治安是谁，但反过来，知道冯治安是谁的，却未必知道孙立人、张灵甫、杜聿明等是谁。可你再看今天，张灵甫、孙立人、杜聿明是谁，大概只要对历史有那么一丁丁点兴趣的人，恐怕是无人不晓，而你要问冯治安是谁，怕是有好多人说不上一二来。即使是以抗战为专题的论坛里，讨论杜聿明、孙立人、王耀武、张灵甫的帖子有多少，讨论冯治安的帖子又有多少，后者怕是连前者的十分之一也没有。

冯治安让人给忘记了。

为什么当初曾令两党和大众传媒都极热捧的冯治安到了今天竟然如此地被人冷淡呢？因为今天的人们基本看不到有关冯治安的多侧面的生动的回忆史料，想讨论他也无从说起。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当年的亲历者在谈到七七抗战这个话题时有意地回避冯治安这一主要角色呢？因为那个著名的贾汪起义。

就因为这个，冯落了个国共两党都不待见的尴尬局面，而且这局面一直影响到今天。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共军一方，对冯是左一个争取右一个争取，不知花了多大的功夫，可到最后关头，仍然没能促成他率众起义，虽然其部队差不多全让何基沣、张克侠带过来了，但起义名单中少了冯治安这个抗日英雄，其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最终冯又随蒋去了台湾，所以说共军不待见他。

而国军一方又怎么看他呢，你作为一个绥靖区的司令官，居然让两个副司令把部队带跑了叛变了，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一叛变直接影响到了徐蚌会战的大局，你说国军能待见他吗。好在他本人跑到南京认罪去了，态度还不错，老蒋没杀他，已经很客气了，但要他到了台湾仍然受人尊重，则万万不可能了。

对于这边来说，他是一个效忠于蒋帮的反动派；对于那边来说呢，他又是一个有亲共嫌疑的党国罪人，你说他上哪儿讨好去。

假如他当年能够不念把兄弟的情谊，不给何基沣、张克侠以丝毫控制部队的机会，毅然肃清军队中的共党嫌疑，率军与共军做决死之斗，虽不免失败，或者有可能身死，但台湾在以后谈到七七事变时，肯定会一如既往地将其放到首位给予飘扬的。

假如他当年接受中共的策反，能够象他的老长官老冯惯于玩的那样反戈相向，那么从何、张都能够任军长的情况来看，他在解放后必定可以安享至尊，至少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中会将他作为1号主角而不会象今天这样作为可有可无的人物给予忽略。

假如他能象他的老伙计张自忠那样捐躯抗日疆场，则台海两岸今天再谈到七七事变时，都将会象捧神一样把他捧到天上歌功颂德了。

可惜！他……都没有。

在两岸的政治气候冰封雪冻的年代，对于冯治安这个让高层不待见的人物，自然谁也不愿惹麻烦再去飘扬他，当然即便不怕惹麻烦想飘扬他也过不了编审关，于是在众多当事人写的回忆史料中，也就难以见到颂扬他的文字。按说除了歌颂能使人出名外，谩骂也是一个抬高知名度的好办法，也是能给后人留下研究资料的不错平台，可毕竟七七抗战冯治安是第一功，想骂他又碍于这个不方便骂他，再说小冯在军中广结善缘，谁也不好昧良心骂他什么，于是就都采取回避与淡化的方式，全当不曾有过这么个人，不提他。所以这边的文史资料和那边的传记文学中，也就很少出现有关他的忆述。而到了冰消雪融的今天，老一辈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却又都离开了我们，冯治安本人随蒋到台湾后，因为备受轻侮，不数年便郁郁而终，生前也未能留下支言片语的回忆文字，所以我们今天也就很难看到有关他的回忆史料了。

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就这样被人为地给遗忘了。这是英雄的悲哀，也是今天我们的悲哀。

我们也承认，在七七事变之前和之后，冯的表现都属平平，但，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一个人，也许只在某个关键的时刻表现那么一下子，就足以留芳千古了。七七事变，绝对称得上关键时刻。在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冯治安，这个与同僚相处宽容忍让、委曲求全的将军，在日本鬼子的步步进逼面前，却表现出极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少有的强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终于率军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就凭这一下，不管他日后对哪一党做了怎样使人不满的事，在谈到七七事变时，他都不应该被淡化的。

我们应该记住他---------冯治安。

现在一说到七七事变，或者一说到二十九军及其以后扩编的部队及其将领，要么说宋哲元，要么说何基沣，要么说佟麟阁、赵登禹，或者说到以后的张自忠、吉星文，可独独不太说冯治安。就是关于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中，也要么突出宋，要么突出佟、赵，要么突出何基沣，而冯治安似乎成为一个配角了。这是极不公平的。

在这场绝对要功载千秋的大事变中，第一主角，当仁不让的只能是冯治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第一，是冯治安对日的态度决定了的。1935年的华北，诞生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贤二为最高顾问。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半独立的机构，是一个对日妥协的机构。在这个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中，驻于平津的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有宋哲元，有秦德纯，有门致中，有萧振赢，有张自忠，有石敬亭，但唯独没有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原因是他拒绝加入。当然，参加这个委员会也不能说明就一定亲日，但从冯治安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态度中，我们或者可以窥出小冯对日态度之一斑。

在七七事变前的北平，二十九军与日军是一种友军的关系。各高级将领之间互相的宴请、联谊必不可少，将日军将领请到家中坐客也是常事，但在众多的高级将领中，唯独有一人从不请日本人吃饭，更不会请日本人到家中坐客，这人就是冯治安。当然，吃饭应酬，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手段，请日本人吃一顿饭，也不能就此说是卖国亲日，但从小冯坚决不请日本人吃饭更不让日本人进家门的做法上看，他对日本人的冷漠与仇视，却是显而易见的。

说真格的，由于长期对冯治安的雪藏，我们至今找不到更多冯治安在当时反日的言论和轶事，也就不能直接知道他是如何地坚决反日的，但通过日本人在事变前的情报，我们却可以得知日本人对他的惧怕与仇恨。在当时，日本人对二十九军暨冀察当局各高官的对日态度上区分为三种：和平派、抗日派、死硬抗日派。这其中，和平派有以谁谁谁为首的若干人，抗日派有以谁谁谁为首的若干人，唯独这死硬抗日派，却只有冯治安一人。今井武夫曾说：“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在北平、天津，不如说是在保定（冯的河北省主席公府驻保定）。”并叹息：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可怕的人物。”从这些支零破碎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冯治安在当时的对日态度是何等的强硬。

第二，是冯的实力决定了的。态度是态度，要是光有态度而没有实力也白搭。可事实却是，冯治安在当时的平津或者说在二十九军中，不仅是手握重兵的主力师师长，而且也是在宋离队时主持全军事务的事实上的二把手。在宋躲入老家离开二十九军时，也就是七七事变最最关键的时间段里，二十九军的军事正是由冯治安担当的。

有些影视或纪实文学，说在七七事变时，是副军长佟麟阁代宋指挥，这就是臆想的结果了。在一部关于七七事变的电视剧中，表现宋对赵登禹有一个电话指示，说：有什么事情向佟副军长请示，由副军长决定。这是电视剧导演的无知才会演出的情节。因为在当时二十九军中，作为副军长的佟麟阁，是没有决策权的。和旧军队中许多副职一样，佟的副军长只是一个虚职，从始至终未能进入二十九军的决策圈子。

也有文章说，宋回乡躲起来后，是由另一副军长秦德纯在负全责，这也不对。秦这个副军长与佟不同，是有实际权力的，也是进入到二十九军的领导核心（宋冯秦张）了的，但作为非西北军嫡系出身的秦德纯，他却没法掌握这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二十九军的军权。实际上秦负责的，只是对外交涉的权力。

二十九军当时除了冯治安任师长的三十七师，还有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一四三师、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郑大章的骑兵九师，为什么宋既不把军权交给几位副军长，也不交给参谋长，也不交给其他几位师长，而偏偏交给冯治安呢？

这就要分析二十九军内部将领的历史渊源与性格特征了。秦、佟二位副军长已经说了。参谋长在当时的地位本人已经有专文分析，在二十九军这样的封建军队中，是绝对不可能将军权交给参谋长的。那么现在再看其他几位师长，刘汝明辈份是在冯张之上的，但刘部非二十九军主力，也不驻在平津，而远在察绥，又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刘与宋的关系无法与冯张相比，甚至无法与秦相比，因此，刘不可能成为二十九军的代理指挥者。

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其资历与冯治安相当，但与冯治安的委曲忍让的性格不同，张自忠是一个锋芒强硬的人，宋本来就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自然不愿意让个性同样倔强的张自忠久在自己身边。

按说，在二十九军成军之时，张对宋是有恩的。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其退到晋南的残部由张学良负责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张学良最初是准备要张自忠当军长的，但张在石敬亭的劝导下，主动将军长一职让出，并推荐宋哲元出任军长。就为这个，宋在对张感激的同时，也老是觉的他欠了张自忠一笔人情债。有这种关系的人反而不好在一起共处。再加上二人性格上的原因，所以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也就没能和军部驻在一起，张也就没能象冯治安那样成为宋的最贴心的部下。

一三二师实力既差，赵的资历更低，自然不可能了

骑兵九师实力更差，郑大章与宋的关系更远，自然也不可能了。

几个师长都说完了，再看冯治安了。冯是一个性格宽厚，与人与事都无争的人。冯的资历远不如宋，与宋没有象张自忠那样的让贤债务，二十九军成军时冯也和宋一样是光杆加入的，不象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那样原本就保留了相当实力，宋不欠冯什么，而且冯又是一个对上奉命唯谨的人，又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又是一个和谁相处都上得来的人，又是一个练兵打仗还有一套的人，所以把军队交给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宋最放心的。

实际上，宋在离开部队躲到老家时，是有交待的，即军事由冯负责，外交由秦负责。

当然，在那个年代，代军长指挥的冯治安能否调动得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一四三师，是值得怀疑的，但没有了宋哲元这个婆婆的束手束脚，又得到放权许可，驻守京畿要地的三十七师，他是可以独断专行的，赵登禹的一三二师（此时也已由冀中调北平），是要听招呼的。而这，也就够了。

有了抗日的态度没有实力白搭，有了实力而不想打也白搭，而就是因为冯治安有这个死硬的抗日态度，又执掌了二十九军、至少是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的指挥全权，所以，当7月7日夜晚日军挑衅时，冯断然命令开打，于是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幕。

由于史料特别是当事人回忆史料的短缺，我们无法找到当时冯下令出击和指挥作战的细节，更无从知道他曾经说过怎样的豪言壮语了。但即使再退一万步说，我们只要知道两点，即卢沟桥事变参战部队的主力三十七师的师长是冯治安，一直主战的、被日人视作“死硬抗日派”、“反日元凶”的也是冯治安，就凭这两点，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七七事变的第一主角，不是远远躲在山东老家仍然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宋哲元，不是只有对外交涉权而没有军事指挥权的秦德纯，当然更不可能是对日态度暧昧的张自忠，而只能是驻守宛平并代宋执掌虎符的冯治安。

中日之战是在所难免的，冯治安打与不打都要打，早打晚打都要打，但是不是就因此说冯治安的作用不大呢？不对。历史就是这么充满偶然，即它总要选择某个具体的时间和某个具体的人物来写照，来作为一个标志翻开新的一页。加加林不上天，也还会有人上天；满清的丧钟不在辛亥双十那一天敲响，过不了多久也要敲响，可历史偏偏选择了加加林，选择了辛亥双十这一天，并将其载入史册，就是这个道理。公元1937年7月7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就是历史老人的又一次选择。

说它偶然吧，也是必然，因为同样在这个时间段里，宋是比冯更有条件作为这场大事变的首选人物载入史册的，但宋没能应选，张自忠也是同样有条件成为这一光辉时刻的标志性人物的，但张也没能应选，偏偏是这个从来不对政治有任何野心的冯治安，应选了，从而使他和卢沟桥、和七七事变一起，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七七抗战，冯治安功无可比，宋不能比，秦不能比，佟、赵不能比，张更不能比。

但可惜的是，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在谈到七七事变时，谈宋谈秦谈佟谈赵，都多，却基本很少谈冯治安。两岸出版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可其中竟然很少有关冯的忆述，就连抗战时被各大报纸反复转载、几乎是无人不晓的冯治安那句“卢沟桥即尔等坟墓”的豪言壮语，也没人愿意再说了。1986年，全国政协出版的《七七事变》大型回忆录专辑中，那么多篇回忆文章，军师旅团营各级基本上谁都写到了，可偏偏就是找不到关于冯治安的专题，而且整书中有关冯治安的忆述只有四处，而且这四处加起来竟然还不到50个字，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你再看台湾1972年召开的纪念二十九军七七抗战座谈会中的一段：“长城战争，何敬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威镇北平时，宋之二十九军就被公认，是富有强大战力的一军，赵登禹喜峰口的杀敌；刘汝明石家庄的固守；张自忠台儿庄的大捷，以及二十八、九年的襄河战役等，在在都充分表明宋哲元在委员长信任之下，所统带的二十九军实具有特殊性战力。”给人的感觉，似乎二十九军中压根就没有冯治安这个人一样。

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及社会传媒对冯治安的宣传是相当起劲的。当时的画报，在介绍七七抗战时，是将冯治安的照片放到比宋哲元、秦德纯等照片都更大更突出的位置的。在当时，如果知道孙元良、王耀武、杜聿明、张灵甫、孙立人等是谁的，肯定早已知道了冯治安是谁，但反过来，知道冯治安是谁的，却未必知道孙立人、张灵甫、杜聿明等是谁。可你再看今天，张灵甫、孙立人、杜聿明是谁，大概只要对历史有那么一丁丁点兴趣的人，恐怕是无人不晓，而你要问冯治安是谁，怕是有好多人说不上一二来。即使是以抗战为专题的论坛里，讨论杜聿明、孙立人、王耀武、张灵甫的帖子有多少，讨论冯治安的帖子又有多少，后者怕是连前者的十分之一也没有。

冯治安让人给忘记了。

为什么当初曾令两党和大众传媒都极热捧的冯治安到了今天竟然如此地被人冷淡呢？因为今天的人们基本看不到有关冯治安的多侧面的生动的回忆史料，想讨论他也无从说起。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当年的亲历者在谈到七七抗战这个话题时有意地回避冯治安这一主要角色呢？因为那个著名的贾汪起义。

就因为这个，冯落了个国共两党都不待见的尴尬局面，而且这局面一直影响到今天。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共军一方，对冯是左一个争取右一个争取，不知花了多大的功夫，可到最后关头，仍然没能促成他率众起义，虽然其部队差不多全让何基沣、张克侠带过来了，但起义名单中少了冯治安这个抗日英雄，其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最终冯又随蒋去了台湾，所以说共军不待见他。

而国军一方又怎么看他呢，你作为一个绥靖区的司令官，居然让两个副司令把部队带跑了叛变了，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一叛变直接影响到了徐蚌会战的大局，你说国军能待见他吗。好在他本人跑到南京认罪去了，态度还不错，老蒋没杀他，已经很客气了，但要他到了台湾仍然受人尊重，则万万不可能了。

对于这边来说，他是一个效忠于蒋帮的反动派；对于那边来说呢，他又是一个有亲共嫌疑的党国罪人，你说他上哪儿讨好去。

假如他当年能够不念把兄弟的情谊，不给何基沣、张克侠以丝毫控制部队的机会，毅然肃清军队中的共党嫌疑，率军与共军做决死之斗，虽不免失败，或者有可能身死，但台湾在以后谈到七七事变时，肯定会一如既往地将其放到首位给予飘扬的。

假如他当年接受中共的策反，能够象他的老长官老冯惯于玩的那样反戈相向，那么从何、张都能够任军长的情况来看，他在解放后必定可以安享至尊，至少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中会将他作为1号主角而不会象今天这样作为可有可无的人物给予忽略。

假如他能象他的老伙计张自忠那样捐躯抗日疆场，则台海两岸今天再谈到七七事变时，都将会象捧神一样把他捧到天上歌功颂德了。

可惜！他……都没有。

在两岸的政治气候冰封雪冻的年代，对于冯治安这个让高层不待见的人物，自然谁也不愿惹麻烦再去飘扬他，当然即便不怕惹麻烦想飘扬他也过不了编审关，于是在众多当事人写的回忆史料中，也就难以见到颂扬他的文字。按说除了歌颂能使人出名外，谩骂也是一个抬高知名度的好办法，也是能给后人留下研究资料的不错平台，可毕竟七七抗战冯治安是第一功，想骂他又碍于这个不方便骂他，再说小冯在军中广结善缘，谁也不好昧良心骂他什么，于是就都采取回避与淡化的方式，全当不曾有过这么个人，不提他。所以这边的文史资料和那边的传记文学中，也就很少出现有关他的忆述。而到了冰消雪融的今天，老一辈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却又都离开了我们，冯治安本人随蒋到台湾后，因为备受轻侮，不数年便郁郁而终，生前也未能留下支言片语的回忆文字，所以我们今天也就很难看到有关他的回忆史料了。

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就这样被人为地给遗忘了。这是英雄的悲哀，也是今天我们的悲哀。

我们也承认，在七七事变之前和之后，冯的表现都属平平，但，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一个人，也许只在某个关键的时刻表现那么一下子，就足以留芳千古了。七七事变，绝对称得上关键时刻。在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冯治安，这个与同僚相处宽容忍让、委曲求全的将军，在日本鬼子的步步进逼面前，却表现出极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少有的强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终于率军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就凭这一下，不管他日后对哪一党做了怎样使人不满的事，在谈到七七事变时，他都不应该被淡化的。

我们应该记住他---------冯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