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知识界集体转向：内战的天平如何倾斜

凤凰资讯 > 历史 > 历史纪事 > 人物 > 正文2009年06月24日 15:24书摘
1

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

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后，国统区内的民主政治团体不复存在。一些坚持民主信念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掌握的报纸、刊物，继续同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抗争。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两家: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

储安平的《观察》周刊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有留学欧美的背景。虽然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却信奉“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他们没有党派，被称为“自由思想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

与民盟等积极参政的做法不同，这些“自由思想分子”尽可能地模糊“政党”或“组织”的概念，表示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都是个人行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也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他们希望能走第三条道路，将中国引向民主。1948年1月10日，萧乾为《大公报》起草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明确表达了这个立场:

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调，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

这个立场是否太理想化了？在当时国共尖锐对立的状态下能做到吗？这种“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空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如同毛泽东所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毛泽东的分析，一针见血。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复刊的《观察》第6卷第1期上，回顾了自己在国统区办刊的经历，反省道:

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内心是空洞的、彷徨的。我们有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这种矛盾的心理集中体现在储安平的代表性论文《中国的政局》中。“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思想使他对双方都不认同，对国民党是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则是充满疑虑。他写道: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冥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这反映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立场。他们一边在批判现实，一边在探索中国的出路。至少在1947年，他们自信有能力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这就是走“第三条道路”。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自认为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改革，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必能安定中国。然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高压，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一面同国民党作斗争，一面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他们自己也经常争论，在作不同的政治选择。

2

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国民党由强大走向衰败，国统区经济的恶化，迫使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起来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一向以“民间”、“中立”自诩的《大公报》，为了维持生存，从蒋介石宣布“戡乱”起，《大公报》就慎言慎行，社评的语调尽量温和，报道的消息尽量不与《中央日报》差距过大，副刊尽量登一些闲适的散文。惟一可取的，就是还报道一些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战争动乱中饥寒交迫、饱受煎熬的见闻，以期使当局看到民众的呼声。《大公报》的这种骑墙态度，受到了激烈的抨击。

首先是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政府的行游，遭到军警的镇压。《大公报》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了储安平的愤慨。他在《观察》的评论中写道: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像南京5·20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

紧接着的一件事是1947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查封的罪名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1947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冥国国歌》歌词，作者采用了国民党党歌的词调，借以讽刺国民党政府。这件事令当局暴跳如雷，指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追究《新民报》的政治责任。这个事件刚刚平息，《新民报》重庆版在3月16 日又登出一篇题为《无题》的杂文，说一个国民党军人买了一大篮青菜，不但不照市价给钱，反而肆意辱骂毒打菜贩。于是，文章结论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结果，文章登出当晚，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代表”就开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冲入印刷厂，对报社员工进行武力威胁。

《新民报》、《文汇报》、《联合晚报》经常发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言论和新闻报道，被当局查封是早晚的事。三家报纸被封后，激起了舆论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它对三报的被封，没有表示明确的抗议和同情。

《大公报》何以会如此？国民党政府要控制舆论，就要消灭一切不听命于它的报刊。《大公报》为了生存，不得不保持低调。另外还有原因。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老板胡政之从国民党中央银行以官价兑换了20万美元，购买设备发展事业。在当时外汇极为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笔优惠的巨款。蒋介石是不会白扔钱的，他认为这是政府对《大公报》的“津贴”。吃人家东西嘴软，受人之惠，当然不好意思再骂人家。《大公报》在政治问题上就不敢那么尖锐了，胡政之还参加了南京的“国大”，替蒋介石捧场。但是他心里明白，《大公报》这样下去是自毁招牌。他一生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将20万美元大部分投到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在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开辟新的阵地。

所以，1948年初，《大公报》在上海学潮、舞潮、工潮的风暴中，表现得相当软弱，不但不支持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反而高唱“社会需要祥和空气”，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与此同时，又连续发表社论，倡导“自由主义”，对内战要做“填土工作”。这些行为招致了左派的严厉批评。也为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不满。

“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月14日他电告香港、上海地下党和文化机构:“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在香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首先对《大公报》的言论发起了猛烈的批评。胡绳的文章《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写道:

公然为旧势力歌颂，诋毁和侮辱新势力，这是一种说法；以较含蓄的语句说，旧的纵然不好，新的也何尝合于理想，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呢，这是又一种说法。后一种议论虽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企图仍走在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大公报近一月来先后发表过两篇社论，提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又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就是这类议论的代表。

在国共双方决战的时候，在旧中国与新中国交替的历史时期，阵线是分明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仅共产党方面是这样划分，国民党当局也不能容忍。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王芸生提出警告，但王不听。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

在两大壁垒的夹击下，《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1948年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的社评中说:

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

《大公报》的中间路线，明摆着走不通了。王芸生心里明白，跟着国民党走是没有前途的。《大公报》开始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明确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1948年7月10日，《新民报》在短期复刊后，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这次《大公报》不再沉默，王芸生撰写一篇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抗议查封《新民报》，批判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出版法”。社评说:“中国新闻界立言纪事，向来有一种极其畸形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大官极不自由，动辄受到停刊封门等处分；而对社会个人则极度自由，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受害者无可奈何。这种欺软怕硬的情形，是极丑陋无光的。”他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进步了！

《大公报》这一吼，马上招来了国民党的围攻。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在社会《在野党的特权》中先说:“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国民党的大棒挥下来，王芸生知道自己在《大公报》的日子也不长了。那些日子，王芸生的心情十分苦闷，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手。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团结中间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指出:“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被调回国内。杨刚此次归国负有的重要使命，是促成《大公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留在内地，并把中立立场改为拥护共产党的重大转折。当时王芸生主持日常社务，杨刚直接住进了王芸生公馆。一连几天，王刚与杨作竟夜长谈。早在重庆时期，杨刚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她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王芸生把杨刚当作共产党派来的“使者”，详细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王芸生最关心的是《大公报》的前途和命运，杨刚代表党组织表示:《大公报》现有四馆，即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得到了这个承诺，决心摆脱国民党的束缚，投向共产党。《大公报》另一位地下党员李纯青又转达了毛泽东邀请王芸生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信。王芸生得知此消息，并经过印证后，才最后定下决心。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取道台湾，11月8日到达香港。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标志他本人和《大公报》立场的转变。

3

《大公报》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事，它反映出国统区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间派”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这些“中间派”有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国共双方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就是中间势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也多种多样，并不一致。但他们共同的希望就是寻求结束动乱，使中国走上安定发展的轨道。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但是要让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还要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依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共产党就不可能夺取全国的胜利。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这个分化的过程既有国民党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的争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只有极少数人跟国民党去了台湾。19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写照。《大公报》的转变是历史潮流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王芸生出走香港，使《大公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则是在劫难逃，储安平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曾留学英国。他崇尚英国的民主政治，希望以超脱党派的独立身份来参与政治，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代表民意，影响政府的决策。《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以来，每周一期，主要内容是对时局的评论和分析，风格以文笔犀利，敢于揭露黑暗著称。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在全国发行，不仅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个大城市打开了局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到1948年的时候被封杀前，发行量已达到10万份。据一位老北京说，这份杂志非常流行，就连一些在他们家门口胡同里停车待客的人力车夫也经常阅读。据《观察》自己的统计，它的读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教师；政府雇员，包括中下级职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人士。

1948年的《观察》最吸引读者之处是它的军事报道。每一期都有“特约记者”写的军事述评，内容和观点都是国统区报纸上看不到的。如导致陕北战局转折的宜川战役，当时正是南京“国大”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太平，严格保密。《观察》发表《宣川之役的检讨》，把胡宗南战败、刘戡阵亡的消息透露出来。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观察》即时跟踪热点，无论是东北、华北、中原，哪里打了大仗，必有军事评论为读者道出来龙去脉。在分析国民党高层战略部署和人事动态上，这些评论写得相当准确，一看就是熟悉高层内幕的人透露的消息。早已不相信国民党报刊上吹嘘“胜利”、“前进”消息的公众，将《观察》作为获知战争进程惟一准确的消息来源。

1948年7月，当《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王芸生遭到《中央日报》攻击后，很多人预料《观察》将与《新民报》遭到同样的命运。储安平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他写了《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的“告别辞”，表明自己不妥协、不低头的立场。他写道:

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虽然思想上有随时被封门的准备，《观察》的同仁们还是抓紧最后的时间，保证每周按时出刊。

12月23日，上海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刊登了当局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仁都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4

《大公报》与《观察》的政见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还经常发生争论。但是最后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王芸生到达香港，有如脱出樊笼的感觉。他恢复了犀利的文风，在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写了《和平无望》的社评:

我们所付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痛苦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和平既已不可遽得，且也不能廉价取得，那么我们便惟有忍痛挣扎，以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了。违逆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大众的求生欲望，必乱；明白了这基本的道理，则如何拨乱返治，自可不言而喻。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国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

王芸生期待的和平之路，就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一天，毛泽东委托潘汉年转交了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先生的一封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民主党派合作，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愿望。中共中央的号召很快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在香港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大多数还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一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先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再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烟台、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汇合。护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秘密行动历时半年多(从1948年底到1949 年3月)，从香港乘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总共有350人左右，王芸生也在其中。他们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奔向解放，奔向新中国！

摘自:《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作者:刘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凤凰资讯 > 历史 > 历史纪事 > 人物 > 正文2009年06月24日 15:24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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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

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后，国统区内的民主政治团体不复存在。一些坚持民主信念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掌握的报纸、刊物，继续同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抗争。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两家: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

储安平的《观察》周刊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有留学欧美的背景。虽然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却信奉“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他们没有党派，被称为“自由思想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

与民盟等积极参政的做法不同，这些“自由思想分子”尽可能地模糊“政党”或“组织”的概念，表示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都是个人行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也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他们希望能走第三条道路，将中国引向民主。1948年1月10日，萧乾为《大公报》起草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明确表达了这个立场:

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调，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

这个立场是否太理想化了？在当时国共尖锐对立的状态下能做到吗？这种“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空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如同毛泽东所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毛泽东的分析，一针见血。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复刊的《观察》第6卷第1期上，回顾了自己在国统区办刊的经历，反省道:

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内心是空洞的、彷徨的。我们有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这种矛盾的心理集中体现在储安平的代表性论文《中国的政局》中。“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思想使他对双方都不认同，对国民党是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则是充满疑虑。他写道: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冥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这反映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立场。他们一边在批判现实，一边在探索中国的出路。至少在1947年，他们自信有能力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这就是走“第三条道路”。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自认为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改革，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必能安定中国。然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高压，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一面同国民党作斗争，一面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他们自己也经常争论，在作不同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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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国民党由强大走向衰败，国统区经济的恶化，迫使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起来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一向以“民间”、“中立”自诩的《大公报》，为了维持生存，从蒋介石宣布“戡乱”起，《大公报》就慎言慎行，社评的语调尽量温和，报道的消息尽量不与《中央日报》差距过大，副刊尽量登一些闲适的散文。惟一可取的，就是还报道一些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战争动乱中饥寒交迫、饱受煎熬的见闻，以期使当局看到民众的呼声。《大公报》的这种骑墙态度，受到了激烈的抨击。

首先是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政府的行游，遭到军警的镇压。《大公报》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了储安平的愤慨。他在《观察》的评论中写道: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像南京5·20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

紧接着的一件事是1947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查封的罪名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1947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冥国国歌》歌词，作者采用了国民党党歌的词调，借以讽刺国民党政府。这件事令当局暴跳如雷，指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追究《新民报》的政治责任。这个事件刚刚平息，《新民报》重庆版在3月16 日又登出一篇题为《无题》的杂文，说一个国民党军人买了一大篮青菜，不但不照市价给钱，反而肆意辱骂毒打菜贩。于是，文章结论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结果，文章登出当晚，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代表”就开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冲入印刷厂，对报社员工进行武力威胁。

《新民报》、《文汇报》、《联合晚报》经常发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言论和新闻报道，被当局查封是早晚的事。三家报纸被封后，激起了舆论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它对三报的被封，没有表示明确的抗议和同情。

《大公报》何以会如此？国民党政府要控制舆论，就要消灭一切不听命于它的报刊。《大公报》为了生存，不得不保持低调。另外还有原因。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老板胡政之从国民党中央银行以官价兑换了20万美元，购买设备发展事业。在当时外汇极为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笔优惠的巨款。蒋介石是不会白扔钱的，他认为这是政府对《大公报》的“津贴”。吃人家东西嘴软，受人之惠，当然不好意思再骂人家。《大公报》在政治问题上就不敢那么尖锐了，胡政之还参加了南京的“国大”，替蒋介石捧场。但是他心里明白，《大公报》这样下去是自毁招牌。他一生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将20万美元大部分投到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在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开辟新的阵地。

所以，1948年初，《大公报》在上海学潮、舞潮、工潮的风暴中，表现得相当软弱，不但不支持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反而高唱“社会需要祥和空气”，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与此同时，又连续发表社论，倡导“自由主义”，对内战要做“填土工作”。这些行为招致了左派的严厉批评。也为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不满。

“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月14日他电告香港、上海地下党和文化机构:“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在香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首先对《大公报》的言论发起了猛烈的批评。胡绳的文章《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写道:

公然为旧势力歌颂，诋毁和侮辱新势力，这是一种说法；以较含蓄的语句说，旧的纵然不好，新的也何尝合于理想，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呢，这是又一种说法。后一种议论虽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企图仍走在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大公报近一月来先后发表过两篇社论，提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又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就是这类议论的代表。

在国共双方决战的时候，在旧中国与新中国交替的历史时期，阵线是分明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仅共产党方面是这样划分，国民党当局也不能容忍。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王芸生提出警告，但王不听。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

在两大壁垒的夹击下，《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1948年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的社评中说:

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

《大公报》的中间路线，明摆着走不通了。王芸生心里明白，跟着国民党走是没有前途的。《大公报》开始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明确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1948年7月10日，《新民报》在短期复刊后，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这次《大公报》不再沉默，王芸生撰写一篇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抗议查封《新民报》，批判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出版法”。社评说:“中国新闻界立言纪事，向来有一种极其畸形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大官极不自由，动辄受到停刊封门等处分；而对社会个人则极度自由，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受害者无可奈何。这种欺软怕硬的情形，是极丑陋无光的。”他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进步了！

《大公报》这一吼，马上招来了国民党的围攻。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在社会《在野党的特权》中先说:“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国民党的大棒挥下来，王芸生知道自己在《大公报》的日子也不长了。那些日子，王芸生的心情十分苦闷，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手。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团结中间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指出:“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被调回国内。杨刚此次归国负有的重要使命，是促成《大公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留在内地，并把中立立场改为拥护共产党的重大转折。当时王芸生主持日常社务，杨刚直接住进了王芸生公馆。一连几天，王刚与杨作竟夜长谈。早在重庆时期，杨刚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她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王芸生把杨刚当作共产党派来的“使者”，详细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王芸生最关心的是《大公报》的前途和命运，杨刚代表党组织表示:《大公报》现有四馆，即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得到了这个承诺，决心摆脱国民党的束缚，投向共产党。《大公报》另一位地下党员李纯青又转达了毛泽东邀请王芸生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信。王芸生得知此消息，并经过印证后，才最后定下决心。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取道台湾，11月8日到达香港。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标志他本人和《大公报》立场的转变。

3

《大公报》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事，它反映出国统区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间派”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这些“中间派”有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国共双方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就是中间势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也多种多样，并不一致。但他们共同的希望就是寻求结束动乱，使中国走上安定发展的轨道。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但是要让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还要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依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共产党就不可能夺取全国的胜利。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这个分化的过程既有国民党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的争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只有极少数人跟国民党去了台湾。19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写照。《大公报》的转变是历史潮流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王芸生出走香港，使《大公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则是在劫难逃，储安平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曾留学英国。他崇尚英国的民主政治，希望以超脱党派的独立身份来参与政治，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代表民意，影响政府的决策。《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以来，每周一期，主要内容是对时局的评论和分析，风格以文笔犀利，敢于揭露黑暗著称。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在全国发行，不仅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个大城市打开了局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到1948年的时候被封杀前，发行量已达到10万份。据一位老北京说，这份杂志非常流行，就连一些在他们家门口胡同里停车待客的人力车夫也经常阅读。据《观察》自己的统计，它的读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教师；政府雇员，包括中下级职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人士。

1948年的《观察》最吸引读者之处是它的军事报道。每一期都有“特约记者”写的军事述评，内容和观点都是国统区报纸上看不到的。如导致陕北战局转折的宜川战役，当时正是南京“国大”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太平，严格保密。《观察》发表《宣川之役的检讨》，把胡宗南战败、刘戡阵亡的消息透露出来。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观察》即时跟踪热点，无论是东北、华北、中原，哪里打了大仗，必有军事评论为读者道出来龙去脉。在分析国民党高层战略部署和人事动态上，这些评论写得相当准确，一看就是熟悉高层内幕的人透露的消息。早已不相信国民党报刊上吹嘘“胜利”、“前进”消息的公众，将《观察》作为获知战争进程惟一准确的消息来源。

1948年7月，当《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王芸生遭到《中央日报》攻击后，很多人预料《观察》将与《新民报》遭到同样的命运。储安平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他写了《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的“告别辞”，表明自己不妥协、不低头的立场。他写道:

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虽然思想上有随时被封门的准备，《观察》的同仁们还是抓紧最后的时间，保证每周按时出刊。

12月23日，上海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刊登了当局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仁都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

4

《大公报》与《观察》的政见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还经常发生争论。但是最后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王芸生到达香港，有如脱出樊笼的感觉。他恢复了犀利的文风，在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写了《和平无望》的社评:

我们所付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痛苦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和平既已不可遽得，且也不能廉价取得，那么我们便惟有忍痛挣扎，以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了。违逆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大众的求生欲望，必乱；明白了这基本的道理，则如何拨乱返治，自可不言而喻。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国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

王芸生期待的和平之路，就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一天，毛泽东委托潘汉年转交了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先生的一封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民主党派合作，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愿望。中共中央的号召很快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在香港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大多数还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一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先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再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烟台、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汇合。护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秘密行动历时半年多(从1948年底到1949 年3月)，从香港乘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总共有350人左右，王芸生也在其中。他们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奔向解放，奔向新中国！

摘自:《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作者:刘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