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论耿秉在汉灭北匈奴之战中的战略思想

论耿秉在汉灭北匈奴之战中的战略思想


摘要：耿秉是东汉“中兴”之后杰出的谋略军事人物，在东汉与匈奴的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足够重视，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耿秉；汉灭北匈奴之战；战略思想

　　在东汉与匈奴的战争史上，耿秉无疑是不可不提的人物。然而，不论是历史记载还是今人论述，耿秉的地位和作用都被一定程度地低估了。《后汉书·耿秉传》总共只有寥寥数百言，且最能体现其运筹决策能力的事迹还散见于其他纪传，以至于后人对他在秦汉时期汉匈战争最后阶段的决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我们感觉有必要弥补这一缺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作出合理评价。
　　耿秉（？—公元91年），字伯初，扶风茂陵人。其父耿国，建武期间曾任五官中郎将、大司农，因“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后汉书》卷十九，《耿国传》）而深受光武帝器重。耿秉自幼受其父影响，“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逐渐成为东汉“中兴”之后杰出的谋略型军事人物。
　　耿秉活动在东汉明、章、和时期。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这正是汉与北匈奴关系日趋紧张，东汉王朝酝酿大举反击北匈奴，并最终将其势力逐出漠北的时期。这种形势为耿秉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良机。考察耿秉的一生，他留下的事迹也主要集中在汉、匈战争方面，特别是在东汉几次反击北匈奴的重大决策中，他起了关键作用，体现了他杰出的战略思想。
　　一、针对北匈奴南扰日盛的状况，提出了“以战去战”的思想主张，为东汉王朝实现匈奴战略的转变提供了依据
　　“以战去战”（或称“以战止战”）思想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最早见于《司马法·仁本》和《商君书·画策》，楚庄王也曾阐述过与此类似的“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见解。东汉明帝时期，熟知《司马兵法》的耿秉重提这一思想，力主“以战去战”，即用正义的战争制止北匈奴之患，既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战争观，具有兵学理论上的依据；又适应了当时东汉王朝国力渐强而西北边境兵连祸结且愈演愈烈的客观现实，具有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这个思想的基本点在于力图扭转长期以来在汉、匈对峙中的被动局面，在战略上争取主动。
　　众所周知，东汉自刘秀立国始，匈奴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统治者的一大心病。全国统一前，东汉政权四面受敌，处于各方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中，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乃是当务之急；统一之后，刘秀又忙于整顿内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无力顾及外患。因而，在建武年间，汉朝面对匈奴连年不断的袭扰，基本采取的是单纯防御和权且忍让的政策。这有三个表现：
　　其一，加固边防。建武十二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率诸郡驰刑徒，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建武十五年，“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郡兵数干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正在常山、中山屯守的扬武将军马成，被诏令接替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后汉书》了二十二，《马成传》）。又曾派人监造巨型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其二，内迁边民。因河东地区屡遭匈奴袭扰，“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参阅《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后汉纪》卷第七《光武皇帝纪》）。刘秀被迫决定内迁边民。建武十五年二月，正率军抗击匈奴的大司马吴汉，奉命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万余人，置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参阅《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后汉纪》卷第七《光武皇帝纪》）。
　　其三，放弃西域。自汉武帝以降，西域一直是汉、匈争夺的战略要地。两汉之际，中原大乱，匈奴趁机扩充势力，控制了除莎车以外的西域诸国。建武期间，西域诸国因不堪忍受匈奴重敛，“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然而，“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竞不许之”（《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储备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同时明确表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由于西域诸国得不到汉朝的庇护，只得继续依附于匈奴。
　　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南匈奴归汉后，光武帝虽然通过各种措施笼络南匈奴，争取鲜卑、乌桓，使其助汉戌边、出击北匈奴，取得了较大效果。但从整个态势来看，东汉王朝依然奉行着刘秀“量时度力”、“与民休息”的政策，坚持不主动与北匈奴开战。直至明帝即位后，这种状况仍未改变。而北匈奴南下的攻势却日盛一日，史称，“时（永平五年后——笔者注）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永平八年）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戮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事实证明，在北匈奴问题上继续实行防御政策是无助于边郡安定的，只有集中兵力进行反击，才可能达到平息边境战火的目的。所以，永平十三年，当北匈奴再次频袭边塞时，耿秉及时上书明帝，指出：
　　“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可也。”（《后汉纪》卷第十《孝明皇帝纪》）。
　　首次明确提出了“以战去战”的战略思想。考察当时汉朝的综合实力及战备状况，不难发现，耿秉之议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切实可行。首先，从实力看，东汉经过了“光武中兴”、明帝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政治局面统一，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并持续发展，百姓殷富，府库充实，国力强盛，已具备相当雄厚的战争潜力。其次，从战备状况看，东汉自刘秀至明帝均十分重视边防建设，北边防御体系比较完备、牢固，汉军的攻、防作战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有南匈奴、乌桓、鲜卑骑兵的积极协助，汉、胡军队结合，兵源充足，战争活力更为强劲。而从北匈奴方面看，自南匈奴归汉后，其势力大大削弱，虽然通过对西域的奴役，其人力、物力得到补充，实力有所恢复，但毕竟已伤元气。况且，随着东汉的强盛，西域诸国归汉之心更切，屈从于匈奴的状况终难长久。总之，北匈奴貌似强大，实际上已处在强弩之末。耿秉“以战去战”的思想，正是基于上述客观情况而提出的。从此，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战略由被动防御转向积极进攻。
　　二、在反击北匈奴的战前策划中，提出了“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左角”的战略设想，为汉军击败北匈奴制定了可行方案。
　　战略方针确定后，具体作战如何展开？这是摆在明帝面前的第二大问题。永平十五年，在耿秉的请求下，明帝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北伐事宜的高级军事会议。会议集中了当时汉廷军队中的精英，除耿秉外，还有“明习边事”的显亲侯窦固、威振北方的太仆祭肜以及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峙侯耿忠。耿秉首先回顾了汉武帝夺取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而使“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明帝永平十五年”的往事，以及西域内属对匈奴的牵制作用，然后指出：
　　“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未可先击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今可先击白山，以观其变，击匈奴未晚也。”（《后汉纪》卷第十《孝明皇帝纪》。参阅《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明帝永平十五年”）
　　这是一个计划周详的作战方案。首先，它把进攻的主要目标定在西域东部的白山（今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具有两点考虑：一是这里分布着车师前、后部及伊吾卢城（即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而“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同时，这里又地当汉通西域的要冲，乃“西域之门户”，战略位置亦十分明显。“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若能夺取天山，则可打开通往西域的门户，进而控制西域诸国，“以断其右臂”。二是北匈奴呼衍王部长期驻牧于伊吾，既扼守着东汉通西域的咽喉，又可向东对河西诸郡构成直接威胁。先将其击破，则可扭转这一不利态势，削弱北匈奴南部势力，以“折其左角”。其次，先击天山，夺伊吾，破车师，后攻北匈奴本部，可避免因两面出击、战线过长而带来的不利局面，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军。所以，耿秉的建议深得明帝的赞赏。
　　永平十六、十七年，汉军在窦固、耿秉等率领下先后实施了两次天山战役，连破北匈奴乎衍王部，迫降车师前、后王，并留吏士屯田天山地区，派班超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基本实现了“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的战略企图。
　　然而，从全局看，这次反击战并非一帆风顺，出征的四路汉军，除天山一路取得战果外，其他三路皆无功而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帝最终决策的失误。据《后汉纪·孝明皇帝纪》载，当耿秉阐述完他的作战方案后，虽然“上喜秉言”，但与会诸将中“或以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当分其东，以离众。’”这项建议（下称“或议”）与耿秉的方案（下称“耿议”）看起来似乎不相冲突，因为它是在肯定“耿议”的前提下提出的补充性意见，但仔细推敲，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极不协调之处：（1）“耿议”强调的是集中兵力，而“或议”则明显是分散兵力。（2）“耿议”的核心是“先击白山，以观其变”，一再强调“未可先击匈奴也”（“匈奴”当指北匈奴单于的本部），而“或议”的分兵其东，目标恰好是北匈奴出没有主要地区。如果说，“或议”作为“耿议”的补充，目的在于牵制敌军，以确保主力的行动，似乎还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毕竟符合作战中正、偏师编队的兵法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具体实施作战方案时出现了严重偏差。首先，在兵力配备上没有正、偏师之分，调发的4.4万军队几乎平均分配，除主攻天山的窦固军多得1千外，其它三路皆有1万至1.1万人。其次，主、次目标不明，除窦固军主攻天山外，其余三路各有一个进攻目标，分别为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段）、三本楼山（疑在涿邪山西部）和匈奴河（位于涿邪山东北面），且都是北匈奴活动频繁的地区。这显然违背了耿秉“未可先击匈奴”的初衷。结果，三路大军“万多人深入大漠，却连匈奴人影都未见着，特别是威振北边的优秀将领祭肜在回师之后，竟被扣上“逗留畏懦”罪而免官入狱，忧郁而死，实是“或议”画蛇添足造成的一大损失。幸亏在窦固第一次天山之战获胜后，汉廷及时调整计划（回到“耿议”），耿秉与窦固合兵1.4万人，再次发起天山之役，才使计划最终得以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次战役的战前策划，记载最详的是《后汉纪·孝明皇帝纪》，目前最好用的版本是由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后汉纪校注》（下称“周注本”）。但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周注本在一个关键字的校补上似有不确，其文为：
　　“……上喜秉言。议者或以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当分其东，以离众。’与秉计（议），上更然之。”
　　引文中的“议”，据周注本云：“据南监本补。黄本作‘异’，误。议者所言非推翻秉计，实补充之。故帝与秉复论议，以为有益而采纳之。更，复也。”（见《后汉纪校注》第279）页。“南监本”指（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黄本”即（明）嘉靖黄姬水刊本）笔者以为，议者所言虽非推翻秉计，但与秉计存在原则上的分歧，尤其与耿秉反复强调的“未可先击匈奴也”、“击匈奴未晚也”意见相左，已如前所述。其次，秉计所定目标明确、具体，而议者所言笼统、含糊，若明帝因决策不下而“与秉计议”，具备战略家素质的耿秉即便同意“分兵其东”，亦会指明分兵的具体方略，而《后汉纪》作者袁宏恐怕也不至于因疏忽而漏掉这一重要题材。相反，若明帝认为议者所言在理，就会当场拍板定案，而无须“与秉计议”后再决定。实际情况应是，议者所言与秉计不相一致，而明帝也同意了。所以《资治通鉴》在记述议者所言后只用了三个字：“上从之”。由此可见，黄本作“异”似更切合实际。
　　三、在反击北匈奴的策略中，积极主张“以夷伐夷”，充分利用南匈奴的力量打击北匈奴，为最终攻灭北匈奴增加了成功系数
　　“以夷制夷”思想是两汉统治者在长期复杂的民族关系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东汉自光武帝始，就把它作为一项基本的边防策略予以广泛运用。特别在南、北匈奴分裂后，光武帝不失时机地对南匈奴、乌桓、鲜卑进行笼络、争取，使其牵制北匈奴，收效颇大。永平以后，这个思想进一步成熟，运用更为普遍。耿秉“以夷伐夷”的策略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反映了他在匈奴战略上积极进攻的思想倾向。（两汉“以夷制夷”思想的运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策略亦有所不同，“以夷伐夷”与“夷虏相攻”各具代表性，一个具有积极进攻倾向，一个则带有消极防守的色彩。当另文探讨）
　　章和二年，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上书汉廷，请求趁北匈奴连年天灾、内部大乱之机，“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临朝听政的窦太后征求耿秉的意见，耿秉认为机不可失。他指出：
　　“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连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耿秉的“以夷伐夷”策略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个策略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
　　首先，从天山之战后的汉、匈形势看，自永平末汉军主力撤离天山地区后，北匈奴对留驻该地的汉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汉军虽顽强抵抗，但众寡悬殊。建初年间，东汉被迫撤回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及伊吾屯兵。北匈奴重新控制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天山。虽然班超尚留在西域，但与朝廷失去联系，孤军奋战，生死难明。所以，汉军必须尽快出击，以扭转不利局面。
　　其次，从汉、匈双方力量对比看，东汉正处于国力鼎盛时期，而北匈奴经天山之战打击后，力量大大削弱，又连遭天灾人祸，内部极不稳定。所以，此时北伐，可稳操胜券。
　　第三，从汉、匈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看，汉匈作战各有优劣。汉军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先进的治军、作战思想，但习惯于防御战法，缺乏深入荒漠草原机动作战的经验，因地形不熟而迷失方向的事例也屡见于记载。而匈奴的作战特点是飘忽不定、行动快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适应在荒漠、草原、山地进行骑兵战。建武九年，吴汉曾率）万汉军出击匈奴和卢芳，却经年无功；建武二十一年，马援亦曾统治三千精骑出击匈奴、乌桓和鲜卑联军，但连踪影都未见着。可见汉军对匈奴骑兵的作战特点很不适应。若能利用南单于急于“破北成南”的机会，“以夷伐夷”，则既可增加汉军兵力，更能弥补汉军作战之不足。
　　因而，耿秉的主张对汉朝的决策又一次起了关键作用。事实证明，在永元元年至三年发起的稽落山之战和金微山之战中，汉军之所以敢于并能够深入大漠，袭击成功，且穷追猛打，最终破灭北匈奴，是与这次北伐充分吸取前次教训、大量投入南匈奴军参战（约占汉军总数的四分之三）分不开的。
　　纵观耿秉的一生，他不仅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家素质，在汉朝多次重大决策中举足轻重，堪称“中兴”之后第一谋臣；而且在带兵、治军、作战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史称“秉性勇壮而简易于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候，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乐为死”（《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特别在征服车师前、后王的过程中，力排窦固贪易图便的错误决定，根据车师后王虽“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苦”，但“前王即后王之子”的实际情况，果断率军击破后王，结果一石二鸟，前王不攻自降。其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勇气，实在窦固、窦宪等辈之上。此外，在安抚南匈奴方面，耿秉所为亦值得称颂，据载，秉任度辽将军，“视事七年，匈奴怀其恩信”，以至“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面血”（《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足见其在南匈奴声誉之高、影响之大。论耿秉在汉灭北匈奴之战中的战略思想


摘要：耿秉是东汉“中兴”之后杰出的谋略军事人物，在东汉与匈奴的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足够重视，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耿秉；汉灭北匈奴之战；战略思想

　　在东汉与匈奴的战争史上，耿秉无疑是不可不提的人物。然而，不论是历史记载还是今人论述，耿秉的地位和作用都被一定程度地低估了。《后汉书·耿秉传》总共只有寥寥数百言，且最能体现其运筹决策能力的事迹还散见于其他纪传，以至于后人对他在秦汉时期汉匈战争最后阶段的决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我们感觉有必要弥补这一缺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作出合理评价。
　　耿秉（？—公元91年），字伯初，扶风茂陵人。其父耿国，建武期间曾任五官中郎将、大司农，因“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后汉书》卷十九，《耿国传》）而深受光武帝器重。耿秉自幼受其父影响，“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逐渐成为东汉“中兴”之后杰出的谋略型军事人物。
　　耿秉活动在东汉明、章、和时期。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这正是汉与北匈奴关系日趋紧张，东汉王朝酝酿大举反击北匈奴，并最终将其势力逐出漠北的时期。这种形势为耿秉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良机。考察耿秉的一生，他留下的事迹也主要集中在汉、匈战争方面，特别是在东汉几次反击北匈奴的重大决策中，他起了关键作用，体现了他杰出的战略思想。
　　一、针对北匈奴南扰日盛的状况，提出了“以战去战”的思想主张，为东汉王朝实现匈奴战略的转变提供了依据
　　“以战去战”（或称“以战止战”）思想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最早见于《司马法·仁本》和《商君书·画策》，楚庄王也曾阐述过与此类似的“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见解。东汉明帝时期，熟知《司马兵法》的耿秉重提这一思想，力主“以战去战”，即用正义的战争制止北匈奴之患，既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战争观，具有兵学理论上的依据；又适应了当时东汉王朝国力渐强而西北边境兵连祸结且愈演愈烈的客观现实，具有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这个思想的基本点在于力图扭转长期以来在汉、匈对峙中的被动局面，在战略上争取主动。
　　众所周知，东汉自刘秀立国始，匈奴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统治者的一大心病。全国统一前，东汉政权四面受敌，处于各方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中，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乃是当务之急；统一之后，刘秀又忙于整顿内政，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无力顾及外患。因而，在建武年间，汉朝面对匈奴连年不断的袭扰，基本采取的是单纯防御和权且忍让的政策。这有三个表现：
　　其一，加固边防。建武十二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率诸郡驰刑徒，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建武十五年，“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郡兵数干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正在常山、中山屯守的扬武将军马成，被诏令接替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后汉书》了二十二，《马成传》）。又曾派人监造巨型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其二，内迁边民。因河东地区屡遭匈奴袭扰，“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参阅《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后汉纪》卷第七《光武皇帝纪》）。刘秀被迫决定内迁边民。建武十五年二月，正率军抗击匈奴的大司马吴汉，奉命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万余人，置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参阅《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后汉纪》卷第七《光武皇帝纪》）。
　　其三，放弃西域。自汉武帝以降，西域一直是汉、匈争夺的战略要地。两汉之际，中原大乱，匈奴趁机扩充势力，控制了除莎车以外的西域诸国。建武期间，西域诸国因不堪忍受匈奴重敛，“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然而，“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竞不许之”（《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建武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储备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同时明确表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由于西域诸国得不到汉朝的庇护，只得继续依附于匈奴。
　　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南匈奴归汉后，光武帝虽然通过各种措施笼络南匈奴，争取鲜卑、乌桓，使其助汉戌边、出击北匈奴，取得了较大效果。但从整个态势来看，东汉王朝依然奉行着刘秀“量时度力”、“与民休息”的政策，坚持不主动与北匈奴开战。直至明帝即位后，这种状况仍未改变。而北匈奴南下的攻势却日盛一日，史称，“时（永平五年后——笔者注）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永平八年）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戮甚众，河西城门昼闭”（《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事实证明，在北匈奴问题上继续实行防御政策是无助于边郡安定的，只有集中兵力进行反击，才可能达到平息边境战火的目的。所以，永平十三年，当北匈奴再次频袭边塞时，耿秉及时上书明帝，指出：
　　“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可也。”（《后汉纪》卷第十《孝明皇帝纪》）。
　　首次明确提出了“以战去战”的战略思想。考察当时汉朝的综合实力及战备状况，不难发现，耿秉之议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切实可行。首先，从实力看，东汉经过了“光武中兴”、明帝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政治局面统一，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并持续发展，百姓殷富，府库充实，国力强盛，已具备相当雄厚的战争潜力。其次，从战备状况看，东汉自刘秀至明帝均十分重视边防建设，北边防御体系比较完备、牢固，汉军的攻、防作战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有南匈奴、乌桓、鲜卑骑兵的积极协助，汉、胡军队结合，兵源充足，战争活力更为强劲。而从北匈奴方面看，自南匈奴归汉后，其势力大大削弱，虽然通过对西域的奴役，其人力、物力得到补充，实力有所恢复，但毕竟已伤元气。况且，随着东汉的强盛，西域诸国归汉之心更切，屈从于匈奴的状况终难长久。总之，北匈奴貌似强大，实际上已处在强弩之末。耿秉“以战去战”的思想，正是基于上述客观情况而提出的。从此，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战略由被动防御转向积极进攻。
　　二、在反击北匈奴的战前策划中，提出了“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左角”的战略设想，为汉军击败北匈奴制定了可行方案。
　　战略方针确定后，具体作战如何展开？这是摆在明帝面前的第二大问题。永平十五年，在耿秉的请求下，明帝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北伐事宜的高级军事会议。会议集中了当时汉廷军队中的精英，除耿秉外，还有“明习边事”的显亲侯窦固、威振北方的太仆祭肜以及虎贲中郎将马廖、下博侯刘张、好峙侯耿忠。耿秉首先回顾了汉武帝夺取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而使“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明帝永平十五年”的往事，以及西域内属对匈奴的牵制作用，然后指出：
　　“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未可先击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今可先击白山，以观其变，击匈奴未晚也。”（《后汉纪》卷第十《孝明皇帝纪》。参阅《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明帝永平十五年”）
　　这是一个计划周详的作战方案。首先，它把进攻的主要目标定在西域东部的白山（今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具有两点考虑：一是这里分布着车师前、后部及伊吾卢城（即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而“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同时，这里又地当汉通西域的要冲，乃“西域之门户”，战略位置亦十分明显。“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若能夺取天山，则可打开通往西域的门户，进而控制西域诸国，“以断其右臂”。二是北匈奴呼衍王部长期驻牧于伊吾，既扼守着东汉通西域的咽喉，又可向东对河西诸郡构成直接威胁。先将其击破，则可扭转这一不利态势，削弱北匈奴南部势力，以“折其左角”。其次，先击天山，夺伊吾，破车师，后攻北匈奴本部，可避免因两面出击、战线过长而带来的不利局面，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军。所以，耿秉的建议深得明帝的赞赏。
　　永平十六、十七年，汉军在窦固、耿秉等率领下先后实施了两次天山战役，连破北匈奴乎衍王部，迫降车师前、后王，并留吏士屯田天山地区，派班超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基本实现了“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的战略企图。
　　然而，从全局看，这次反击战并非一帆风顺，出征的四路汉军，除天山一路取得战果外，其他三路皆无功而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帝最终决策的失误。据《后汉纪·孝明皇帝纪》载，当耿秉阐述完他的作战方案后，虽然“上喜秉言”，但与会诸将中“或以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当分其东，以离众。’”这项建议（下称“或议”）与耿秉的方案（下称“耿议”）看起来似乎不相冲突，因为它是在肯定“耿议”的前提下提出的补充性意见，但仔细推敲，二者之间还是存在极不协调之处：（1）“耿议”强调的是集中兵力，而“或议”则明显是分散兵力。（2）“耿议”的核心是“先击白山，以观其变”，一再强调“未可先击匈奴也”（“匈奴”当指北匈奴单于的本部），而“或议”的分兵其东，目标恰好是北匈奴出没有主要地区。如果说，“或议”作为“耿议”的补充，目的在于牵制敌军，以确保主力的行动，似乎还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毕竟符合作战中正、偏师编队的兵法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具体实施作战方案时出现了严重偏差。首先，在兵力配备上没有正、偏师之分，调发的4.4万军队几乎平均分配，除主攻天山的窦固军多得1千外，其它三路皆有1万至1.1万人。其次，主、次目标不明，除窦固军主攻天山外，其余三路各有一个进攻目标，分别为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段）、三本楼山（疑在涿邪山西部）和匈奴河（位于涿邪山东北面），且都是北匈奴活动频繁的地区。这显然违背了耿秉“未可先击匈奴”的初衷。结果，三路大军“万多人深入大漠，却连匈奴人影都未见着，特别是威振北边的优秀将领祭肜在回师之后，竟被扣上“逗留畏懦”罪而免官入狱，忧郁而死，实是“或议”画蛇添足造成的一大损失。幸亏在窦固第一次天山之战获胜后，汉廷及时调整计划（回到“耿议”），耿秉与窦固合兵1.4万人，再次发起天山之役，才使计划最终得以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这次战役的战前策划，记载最详的是《后汉纪·孝明皇帝纪》，目前最好用的版本是由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后汉纪校注》（下称“周注本”）。但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周注本在一个关键字的校补上似有不确，其文为：
　　“……上喜秉言。议者或以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当分其东，以离众。’与秉计（议），上更然之。”
　　引文中的“议”，据周注本云：“据南监本补。黄本作‘异’，误。议者所言非推翻秉计，实补充之。故帝与秉复论议，以为有益而采纳之。更，复也。”（见《后汉纪校注》第279）页。“南监本”指（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黄本”即（明）嘉靖黄姬水刊本）笔者以为，议者所言虽非推翻秉计，但与秉计存在原则上的分歧，尤其与耿秉反复强调的“未可先击匈奴也”、“击匈奴未晚也”意见相左，已如前所述。其次，秉计所定目标明确、具体，而议者所言笼统、含糊，若明帝因决策不下而“与秉计议”，具备战略家素质的耿秉即便同意“分兵其东”，亦会指明分兵的具体方略，而《后汉纪》作者袁宏恐怕也不至于因疏忽而漏掉这一重要题材。相反，若明帝认为议者所言在理，就会当场拍板定案，而无须“与秉计议”后再决定。实际情况应是，议者所言与秉计不相一致，而明帝也同意了。所以《资治通鉴》在记述议者所言后只用了三个字：“上从之”。由此可见，黄本作“异”似更切合实际。
　　三、在反击北匈奴的策略中，积极主张“以夷伐夷”，充分利用南匈奴的力量打击北匈奴，为最终攻灭北匈奴增加了成功系数
　　“以夷制夷”思想是两汉统治者在长期复杂的民族关系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东汉自光武帝始，就把它作为一项基本的边防策略予以广泛运用。特别在南、北匈奴分裂后，光武帝不失时机地对南匈奴、乌桓、鲜卑进行笼络、争取，使其牵制北匈奴，收效颇大。永平以后，这个思想进一步成熟，运用更为普遍。耿秉“以夷伐夷”的策略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反映了他在匈奴战略上积极进攻的思想倾向。（两汉“以夷制夷”思想的运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策略亦有所不同，“以夷伐夷”与“夷虏相攻”各具代表性，一个具有积极进攻倾向，一个则带有消极防守的色彩。当另文探讨）
　　章和二年，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上书汉廷，请求趁北匈奴连年天灾、内部大乱之机，“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临朝听政的窦太后征求耿秉的意见，耿秉认为机不可失。他指出：
　　“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连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耿秉的“以夷伐夷”策略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个策略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
　　首先，从天山之战后的汉、匈形势看，自永平末汉军主力撤离天山地区后，北匈奴对留驻该地的汉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汉军虽顽强抵抗，但众寡悬殊。建初年间，东汉被迫撤回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及伊吾屯兵。北匈奴重新控制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天山。虽然班超尚留在西域，但与朝廷失去联系，孤军奋战，生死难明。所以，汉军必须尽快出击，以扭转不利局面。
　　其次，从汉、匈双方力量对比看，东汉正处于国力鼎盛时期，而北匈奴经天山之战打击后，力量大大削弱，又连遭天灾人祸，内部极不稳定。所以，此时北伐，可稳操胜券。
　　第三，从汉、匈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看，汉匈作战各有优劣。汉军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先进的治军、作战思想，但习惯于防御战法，缺乏深入荒漠草原机动作战的经验，因地形不熟而迷失方向的事例也屡见于记载。而匈奴的作战特点是飘忽不定、行动快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适应在荒漠、草原、山地进行骑兵战。建武九年，吴汉曾率）万汉军出击匈奴和卢芳，却经年无功；建武二十一年，马援亦曾统治三千精骑出击匈奴、乌桓和鲜卑联军，但连踪影都未见着。可见汉军对匈奴骑兵的作战特点很不适应。若能利用南单于急于“破北成南”的机会，“以夷伐夷”，则既可增加汉军兵力，更能弥补汉军作战之不足。
　　因而，耿秉的主张对汉朝的决策又一次起了关键作用。事实证明，在永元元年至三年发起的稽落山之战和金微山之战中，汉军之所以敢于并能够深入大漠，袭击成功，且穷追猛打，最终破灭北匈奴，是与这次北伐充分吸取前次教训、大量投入南匈奴军参战（约占汉军总数的四分之三）分不开的。
　　纵观耿秉的一生，他不仅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家素质，在汉朝多次重大决策中举足轻重，堪称“中兴”之后第一谋臣；而且在带兵、治军、作战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史称“秉性勇壮而简易于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候，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乐为死”（《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特别在征服车师前、后王的过程中，力排窦固贪易图便的错误决定，根据车师后王虽“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苦”，但“前王即后王之子”的实际情况，果断率军击破后王，结果一石二鸟，前王不攻自降。其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勇气，实在窦固、窦宪等辈之上。此外，在安抚南匈奴方面，耿秉所为亦值得称颂，据载，秉任度辽将军，“视事七年，匈奴怀其恩信”，以至“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面血”（《后汉书》卷十九《耿秉传》），足见其在南匈奴声誉之高、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