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那些事儿—近来国粉猖狂,特转帖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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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替千古完人民主灯塔空一格公蒋委员长表表他诸多雄奇的功绩.

那些事儿之一 没钱救济灾民,有钱给伪军发饷
  
  第一功,伟大的国际主义功绩--为剿灭共军,蒋委员长宁可不救济灾民,也要把用苛捐杂税从民众身上刮来的钱给伪军发军饷,以协助日军剿灭八路的大业.
  请告诉我.根据地被伪军屠杀的民众,国统区被饿死的灾民.应该如何感谢这样的"民族救星"蒋委员长呢?
  
资料
  台湾史学家刘熙民,曾考证作《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此文收录于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
  《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一文列该论文集第13篇。文中将抗战时期伪军财源分为三类,即伪政权提供;日军提供和自行筹措
和平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孙殿英未投伪前,除了国府正式提供的饷项外,还从事贩毒、赌博、抢劫、伪造国府河北省银行钞票来取得经费,他又利用偷盗东陵乾隆与慈禧墓所取得的名贵宝物,籍机笼络国府权贵与购买军火,其中以贩毒所得最是丰厚。孙在华北自制的“殿鹰牌”鸦片烟,并由天津青帮管道认识上海青帮首领黄金荣,赠送市价二十万元的烟土给黄,从而透过黄将鸦片烟打入上海市场。孙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他也继续贩毒。例如孙殿英名义上的上司庞炳勋,被日军俘获时,就是为了购买孙殿英特制的毒品,被以投伪的孙设计协同日军逮捕的。

《冈村宁次回忆录》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但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转引的岗村宁次回忆录一段,见于327页到328页,第17 投降的将领
引刘熙民论文的内容,见于论文集,619-620页。后文还提到几个领取国府经费的伪军将领和南京政府高官。
  
  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一九四四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群众到处寻找水源,挖渠掘井,仍不能栽上秧苗。可是国 民 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 民 党 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逼得豫南、鄂北人民喘不过气来。官 逼 民 反,七月二十一日,桐柏山南的四十里冲,有一个叫王川的小学教师组织了七干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 民 党 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
 国 民 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闻知豫南发生民 变后,立即命令第六十九军第二十八师前往镇 压,第二十八师在桐柏山区大 肆 屠 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制造的镇 压 民 众的最大惨 案。但是,不 畏 强 暴的豫南部北人民效没有被国民党军军队的屠 杀所吓倒,他们埋葬了乡亲的尸体,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七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 国 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活动于四望乡、吴家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开展 抗 日 救 国、保境安民的斗争。

之二 正面战场平民伤亡是敌后战场3倍

  做为正面战场的领导人,有后方的正面战场平民伤亡竟是被日伪军包围的敌后战场的3倍.
  正面战场损失民众1500万,敌后战场损失民众600万,正面战场平民伤亡是敌后战场3倍,而解放区,国统区人口都是一亿.解放区组织群众疏散,坚壁清野是日常工作,往来电文,各种史料和回忆录很多都讲这类工作,反观国统区,仅有疏散设备,财富,民众基本是任其自生自灭.


之三 大批的美式装备,人数占优,拥有空中优势和重火力优势,居然一溃千里

  ZT1944年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了,日本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1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十万人以上,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注29),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说明一下,豫湘桂会战,所有战役,国军对日军都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除河南诸战役以外,所有战役都有炮兵优势,桂林战役有压倒性炮兵优势,当然结果是丢弃所有的重装备和弹药,不战而逃。
  就机动性来说,日本军也极度缺少汽车,而是以步行和骡马为主,44年诸战役还受到强大的中美空军的压制,行军极其艰难。
  美国在抗战后期可是帮中国人夺取了制空权的,日军的一号作战期间,小鬼子被美国飞机炸得苦不堪言,物资补给不上,营养不良而死的远远超过战死的(详见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

而且这时共军已尽力发起大量反攻,无奈国军自己太不争气,只是可怜了那些沦陷区的老百姓.

其实共军在一号作战中是很积极的,决不像某些国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臆想的那样袖手旁观,直接迫使日军从最前线调回一个师团,并将若干个驻守的混成旅团扩充为师团。共军抢了一大堆的地盘,把41年后丢的恢复了不少。迫使日本仅仅在华北地区就动用140个步兵大队来进行不间断扫荡(    即使  “治安”极度恶化的45年,仍有125个大队的兵力),时不时动用十几个步兵大队专门进行大扫荡   

而那位此时作为关东军入关援军一员的后来的南韩国防部长白善烨作了更客观生动的描述:他所见到的华北完全是红色的海洋,日军两个中队以下不能活动。即使是把守近在密云的日军也完全处于坐困的状态。

tg都快打通到广州的交通线了。当然随着日军被击退,tg也就变“匪军”了。44年共军折腾的比百团规模大多了,陕北的部队都打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去了……

还有一点经常不为大家注意到,在豫湘桂战役期间根据地附近的日军数量确实减少了,不过日伪军的总数量却上升了,尤其在山东这一点特别明显,原因很简单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大批伪化。而且这批国/民/党/军队是成建制投敌的,军官士兵均受过相当训练战斗力远远高于散兵游勇。

    我不明白在敌后共军尽力发起大量反攻,国军自身大批的美式装备,人数占优,空中占优的情况下,国军怎么还能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不战而逃?
更不明白这样"雄奇"的败绩,怎么还能有人为"人类救星"蒋委员长辩护?

之四 对日军溃逃之余,皖南,黄桥,仍不忘剿灭共军

    皖南事变已经说的很多了,我就不说了.有人愿意相信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会主动进攻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随便他去相信好了.而且新四军在出发前,曾将路线报告给了老蒋,且得到老蒋的同意,否则,国民党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在新四军的道路上集中八个师设埋伏。
  鉴于一提皖南事变,就有国粉提黄桥,我来给他们说清楚黄桥战役的前后经过.
  须知这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一样是"雄奇"的蒋委员长先进攻,要消灭新四军的.无奈他的国军战斗力实在太"熊奇",3万余人打新四军的7000余人,还是被打出个"共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的战果来,无奈啊真无奈.
  顺便说一下这黄桥战役是韩德勤趁新四军刚刚反扫荡,对日军作战完后发动的,客气的说法是"趁人之危",不客气的说法就是"给鬼子报仇来了".
  按时间顺序来看:
  1  1940年春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密令第3、第5战区和鲁苏战区的部队,大举进攻华中新四军。
  2  6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所属主力北渡长江,于7月初挺进苏北。
  3  8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阴)海(州)地区。
  4  9月初,韩部分2路向南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首战营溪,歼其先头保安第1旅2个团,进而攻取姜堰,歼守军千余人,并继续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5  韩德勤则以新四军必须退出姜堰为借口相要挟。苏北指挥部为顾全抗战大局,慨然允诺,让出姜堰,由李明扬、李长江部接防,还主动送给陈泰运部分枪械,
   6  然而韩德勤以为新四军退出姜堰是胆怯,令其主力第89军(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余人为中路军,从海安、曲塘一线进攻黄桥;李明扬、陈泰运部为右路军,5个保安旅为左路军,向黄桥两翼夹击,其进攻总兵力达26个团3万余人,企图于黄桥地区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
   7  10月4日,韩部第33师由分界直扑黄桥东北前沿阵地,实施猛烈攻击,一部突入东门。第3纵队顽强反击,予以杀伤,将其逐出。韩部第89军军部率第117师经古溪进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线;独立第6旅经高桥南进,企图袭击黄桥侧背。第1纵队适时勇猛出击,一举将开进中的独立第6旅分割包围于高桥一带,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 4日午夜,第2纵队经八字桥插到分界,切断了第89军退路,协同第1、第3纵队形成三面夹击,将第89军主力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5日中午,第1纵队第4团首先攻击其军部,第1团主力随后勇猛出击,各纵队旋即紧缩包围,奋勇冲杀。第89军军长李守维在逃跑中落水毙命。经火线喊话,第89军官兵纷纷缴械,主力于当晚被歼。6日,第2纵队又追歼该军余部于营溪,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溃败。左路军各保安旅团陈兵运粮河东西之线,频频查询战况,企图坐收渔利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泰运部亦随之撤退。与此同时,八路军第5纵队由涟水东进,攻占阜宁、东沟、益林,歼韩部保安旅一部后,直下盐城。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第2纵队前锋与八路军第5纵队先头部队,于东台以北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按时间顺序排下来 是韩德勤先进攻 要消灭新四军的 新四军不过是自卫还击 韩德勤自作自受
   按兵力来看 新四军共7000余人,韩德勤主力第89军(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余人,7000余人对1.5万余人 打出"共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的战果来 只能说韩德勤是把小老虎当病猫打 反被老虎一掌拍断脊梁骨了

之五 6月8日的花园口决堤挡住6月6日“停止"日军

  1938年6月8日的决口于花园口的黄河“大水”挡住了1938年6月6日“停止”的日军步伐,真是历史的“奇迹”啊。
  
  对比一下,时间点,很有趣的发现。
  1938年6月8日国民党花园口实施决堤。
  日军在攻下开封后没有急切西进,是其大本营既定政策的结果,而且这一决策还在花园口决堤之前。
  在占领徐州后,日军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业已基本结束,遂于5月21日指示各兵团:“一、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大约止于兰封、归德、永城、蒙城连结线以东。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使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继续沿津浦线地区进行扫荡,务必尽快向淮河(包括在内)以南地区转进。但第十三师团可配置于蚌埠以西的淮河河畔,预计将其转属于第二军。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要随着华中派遣军部队的转进,将第二军约两个师团为基本的部队,配置在徐州以南至淮河沿津浦线地区。”
  同日,又命令:“一、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二、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之间作战地区境界为阜宁、泗州、南平镇、蒙城、颍州连结线(线上属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随着华中派遣军的南下,命令第二军占领徐州以南的津浦沿线。”
  遵照大本营的指示,华中派遣军各部大体在5月29日以前完成集结任务的时候,只是由于华北方面军无视大本营决定,擅自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才有第十四师团向中牟方面、第十六师团向尉氏方面、第十师团向柘城方面的进击。第十四师团6日占开封,7日攻中牟,该师团骑兵联队主力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平汉铁路线;第十六师团3日攻占杞县、通许,4日攻到尉氏及其西面地区,另一部于5日进至睢县和朱仙镇附近,其挺进队12日炸毁新郑东面约6公里的平汉铁路桥;第十师团3日攻占柘城,5日进至太康附近,这些都是第二军的越权军事行动。
  当第十四、第十六两师团进至中牟、尉氏一线时,华北方面军于6日下达《作战命甲第三四号》,要求停止追击,集结兵力。
  于是,第十四师团一部配置在中牟,主力集结于开封、兰封之间;第十六师团主力在尉氏西面集结;第十师团主力集结在柘城附近;第五师团主力集结在徐州南面地区,一部担任徐州以南至宿县南面地区的津浦线警戒;混成第三、第十三旅团于6月15日在野鸡岗(兰考东,民权县境内)附近上车,输送回关外东北地区。因此,日军在进抵中牟、尉氏一线止步不前,乃是按照大本营原定方针执行华北方面军命令而停,并非8日之后才渐渐流出的黄水所堵。
  所以1938年6月8日的决口于花园口的黄河“大水”挡住了1938年6月6日“停止”的日军步伐,真是历史的“奇迹”啊。
  只强调当时“国民党军队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不利”,怎么不反过来看日军是个什么情况呢。日军大本营是为什么要下达“基本结束徐州会战业”的5月21日的“停止”电令。这是因为,日军在经过前一阶段的徐州会战的连续作战后也是人困马乏,也是强弩之末。日军“止于兰封、归德、永城、蒙城连结线以东”“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
  而5月15日,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黄河,纯粹是军事上的冒险,14师团之所以敢来个孤军深入,不过是看不起你国民党军的战斗力!!
  本来程潜第一战区在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来个台儿庄第二!!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进攻兰封,兰封守军为蒋嫡系第二十七军加一个德式战车营,而守将桂永清24日就全线溃退丢失兰封,紧接着蒋嫡系第八军黄杰不战而逃丢商丘,他们两人的无耻行径使豫东的中国军队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自次兰封战役千奇百怪的失败了!!
  兰封战役的失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就是“兰封战役”使本以精疲力竭日军,打消了停战休整的计划,产生了再赌一把的念头。于是“华北方面军无视大本营决定,擅自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才有第十四师团向中牟方面、第十六师团向尉氏方面、第十师团向柘城方面的进击。”
  此后“第十四师团6日占开封,7日攻中牟,该师团骑兵联队主力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平汉铁路线;第十六师团3日攻占杞县、通许,4日攻到尉氏及其西面地区,另一部于5日进至睢县和朱仙镇附近,其挺进队12日炸毁新郑东面约6公里的平汉铁路桥;第十师团3日攻占柘城,5日进至太康附近,这些都是第二军的越权军事行动。”
  这些原本都不在日军大本营计划中!
  而这些华北方面军的行动,带来的是日军计划外的大量的战略物质的消耗。不是日军不想一口气打到武汉,而是日军的后勤不容许。所以华北方面军于6日下达《作战命甲第三四号》,要求停止追击,集结兵力。
  我说过兰封战役的失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可以说就是兰封战役中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不战而逃,导致了战局的急剧恶化,导致了花园口“扒黄河”!!
  就是说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中的某些人在当时已经是被日军的所谓强大攻势吓破了胆,成了“惊弓之鸟”了!!以至于在战略上出先了严重误判,遂做出“扒黄河”错误决定!!蒋介石真好一句“不可妇人之仁”!!
  说句提外话,蒋介石嫡系部队贪生怕死,不战而逃,这与许多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如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张自忠部在台儿庄的表现真是天渊之别。中国半壁河山,大部分都是因为老蒋的嫡系无能而失。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亲戚,轻失兰封使整个战役失败,桂永清却没受到蒋介石的什么大不了的处分,后来反而官运亨通升任海军总司令。 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黄杰是黄埔生,老蒋的爱将。他逃跑的“理由”竟然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一个军就因这个可笑的“理由”而跑了,这个理由,甚至比韩复榘弃守济南的理由更加荒唐。黄杰因这个“理由”放弃战略重地,同样未受蒋介石什么处分,这不知让不惜耗尽元气也拼死坚守台儿庄的西北军孙连仲部作何感想。
  桂永清在南京还丢弃过精锐的德械师--教导总队(桂永清时任教导总队队长)。 如果说花园口决堤是兰封战役惨败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倒也就罢了,某些人还非要算做国民党的天大的功劳。随着滚滚黄水大河东流去的89万豫皖苏平民可看不出感激果脯的必要。军队打不了胜仗甚至连跑都跑不赢-尽管对手并不是什么机械化而是和中国士兵一样用量两条腿走路的.


之六 杀戮之前 日本侨民被中国政府护送离开南京

就在南京首次被日军空袭的当天,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日军的轰炸机是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就在这时候,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同时一起撤离的日本侨民团参事庄司得二在他撰写的《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第二天,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庄司得二回忆说:

"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脱离战火而高兴欢呼,但中国南京市民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之七 谁在保存实力
共军1937年8月为7.2万(陕北留守兵团2.7万,八路军三个师4.5万人)
  共军1945年8月为200万(数字各有不同,取较可信的一个)
  共军八年间增加28倍。
  国军1937年8月为200万
  国军1945年8月为600万
  国军八年间增加3倍
  
  看似共军保存实力,其实不然,立论者故意隐瞒了这样的事实:
  共军1937年8月仅有陕甘宁边区,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军队7.2万。
  共军1945年8月已有19个根据地,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9000万,军队200万。
  八年间,虽然共军军队增长28倍,但同时控制国土面积增长10倍,控制人口增加45倍。
  国军如何?八年间抛弃大量的国土和人民,军队的数量却是一长再长。
  
  综上所述,共军的人数增长是在控制国土面积和人口数增加基础上的增长,是一种正比关系。国军的人数增长确是在不断丢失人口和国土基础上的增长,是一种反比关系。如果说共军兵多就是“保存实力”,则国军兵多更是在“保存实力”。

  共军的根据地被日军占领,不久后会收复,重建根据地,恢复生产。可是国军丢掉的土地一朝落入敌手,大部分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自从南京沦陷生灵涂炭后,直到抗战结束,国军可有一兵一卒能回来替30余万冤魂复仇?没有。   

就在倭寇投降之后~~国民党居然无法赶到前线受降,居然命令倭寇“代为守”,让广大沦陷区军民多做了半年亡国奴。连投降的倭寇都不敢打~~这算什么?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其继续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

    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两天后,冈村宁次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国民党政权在二战结束后对于日军驻中国最高司令长官岗村宁次大将的审判,其判决如下:
1949年1月26日,对冈村宁次宣判,判决书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看到这个判决,实在无话可说,岗村宁次大将在其在中国作战期间,指挥了对根据地的历次扫荡,搞出了著名的“三光”政策,指挥了著名的1号作战,这一切的罪恶最后在国民党自己的法庭上都被忽视,判定了其无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是无罪而不是甚么赦免,如果说国民党只是赦免他,那么情况还好很多,毕竟赦免只能赦免有罪的人。无罪则说明他的确不必要为哪些在中国他指挥下的日军所犯下的罪行负任何的责任,他个人没有犯下过任何罪行,日本兵的罪行只是小规模的,零星的,没有组织的个人行为!!!!国民党的这份判决书就此立马把日本人在中国的罪行全部给改写了,按照这种判决逻辑,大部分的日军将领都可以称自己是无罪的了,而日本人也可以效仿美国人说,他们真的是来搞大东亚共荣的,国民党政府也还幸好在抗日中打的不好,要是好好打了,岂不是罪孽深重了??所以说对岗村宁次大将的无罪释放立马将我们所有中国人在二战中的努力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典型案例。幸好岗村宁次大将以及其后人还算识相,要是他的一个甚么孙子或者后裔现在起诉大陆政府对岗村宁次大将的名誉诽谤(大陆这边可是一直拿他当战犯宣传的),那大陆还真没办法,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吞了,因为随叫大陆政府的前任已经公开审理了此案,并且宣布别人是无罪的呢?以下内容由西西河,音速,龙空山等论坛网友编纂整理
我来替千古完人民主灯塔空一格公蒋委员长表表他诸多雄奇的功绩.

那些事儿之一 没钱救济灾民,有钱给伪军发饷
  
  第一功,伟大的国际主义功绩--为剿灭共军,蒋委员长宁可不救济灾民,也要把用苛捐杂税从民众身上刮来的钱给伪军发军饷,以协助日军剿灭八路的大业.
  请告诉我.根据地被伪军屠杀的民众,国统区被饿死的灾民.应该如何感谢这样的"民族救星"蒋委员长呢?
  
资料
  台湾史学家刘熙民,曾考证作《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此文收录于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
  《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一文列该论文集第13篇。文中将抗战时期伪军财源分为三类,即伪政权提供;日军提供和自行筹措
和平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孙殿英未投伪前,除了国府正式提供的饷项外,还从事贩毒、赌博、抢劫、伪造国府河北省银行钞票来取得经费,他又利用偷盗东陵乾隆与慈禧墓所取得的名贵宝物,籍机笼络国府权贵与购买军火,其中以贩毒所得最是丰厚。孙在华北自制的“殿鹰牌”鸦片烟,并由天津青帮管道认识上海青帮首领黄金荣,赠送市价二十万元的烟土给黄,从而透过黄将鸦片烟打入上海市场。孙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他也继续贩毒。例如孙殿英名义上的上司庞炳勋,被日军俘获时,就是为了购买孙殿英特制的毒品,被以投伪的孙设计协同日军逮捕的。

《冈村宁次回忆录》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但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转引的岗村宁次回忆录一段,见于327页到328页,第17 投降的将领
引刘熙民论文的内容,见于论文集,619-620页。后文还提到几个领取国府经费的伪军将领和南京政府高官。
  
  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一九四四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群众到处寻找水源,挖渠掘井,仍不能栽上秧苗。可是国 民 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 民 党 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逼得豫南、鄂北人民喘不过气来。官 逼 民 反,七月二十一日,桐柏山南的四十里冲,有一个叫王川的小学教师组织了七干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 民 党 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
 国 民 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闻知豫南发生民 变后,立即命令第六十九军第二十八师前往镇 压,第二十八师在桐柏山区大 肆 屠 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制造的镇 压 民 众的最大惨 案。但是,不 畏 强 暴的豫南部北人民效没有被国民党军军队的屠 杀所吓倒,他们埋葬了乡亲的尸体,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七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 国 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活动于四望乡、吴家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开展 抗 日 救 国、保境安民的斗争。

之二 正面战场平民伤亡是敌后战场3倍

  做为正面战场的领导人,有后方的正面战场平民伤亡竟是被日伪军包围的敌后战场的3倍.
  正面战场损失民众1500万,敌后战场损失民众600万,正面战场平民伤亡是敌后战场3倍,而解放区,国统区人口都是一亿.解放区组织群众疏散,坚壁清野是日常工作,往来电文,各种史料和回忆录很多都讲这类工作,反观国统区,仅有疏散设备,财富,民众基本是任其自生自灭.


之三 大批的美式装备,人数占优,拥有空中优势和重火力优势,居然一溃千里

  ZT1944年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了,日本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1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十万人以上,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注29),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说明一下,豫湘桂会战,所有战役,国军对日军都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除河南诸战役以外,所有战役都有炮兵优势,桂林战役有压倒性炮兵优势,当然结果是丢弃所有的重装备和弹药,不战而逃。
  就机动性来说,日本军也极度缺少汽车,而是以步行和骡马为主,44年诸战役还受到强大的中美空军的压制,行军极其艰难。
  美国在抗战后期可是帮中国人夺取了制空权的,日军的一号作战期间,小鬼子被美国飞机炸得苦不堪言,物资补给不上,营养不良而死的远远超过战死的(详见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

而且这时共军已尽力发起大量反攻,无奈国军自己太不争气,只是可怜了那些沦陷区的老百姓.

其实共军在一号作战中是很积极的,决不像某些国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臆想的那样袖手旁观,直接迫使日军从最前线调回一个师团,并将若干个驻守的混成旅团扩充为师团。共军抢了一大堆的地盘,把41年后丢的恢复了不少。迫使日本仅仅在华北地区就动用140个步兵大队来进行不间断扫荡(    即使  “治安”极度恶化的45年,仍有125个大队的兵力),时不时动用十几个步兵大队专门进行大扫荡   

而那位此时作为关东军入关援军一员的后来的南韩国防部长白善烨作了更客观生动的描述:他所见到的华北完全是红色的海洋,日军两个中队以下不能活动。即使是把守近在密云的日军也完全处于坐困的状态。

tg都快打通到广州的交通线了。当然随着日军被击退,tg也就变“匪军”了。44年共军折腾的比百团规模大多了,陕北的部队都打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去了……

还有一点经常不为大家注意到,在豫湘桂战役期间根据地附近的日军数量确实减少了,不过日伪军的总数量却上升了,尤其在山东这一点特别明显,原因很简单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大批伪化。而且这批国/民/党/军队是成建制投敌的,军官士兵均受过相当训练战斗力远远高于散兵游勇。

    我不明白在敌后共军尽力发起大量反攻,国军自身大批的美式装备,人数占优,空中占优的情况下,国军怎么还能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不战而逃?
更不明白这样"雄奇"的败绩,怎么还能有人为"人类救星"蒋委员长辩护?

之四 对日军溃逃之余,皖南,黄桥,仍不忘剿灭共军

    皖南事变已经说的很多了,我就不说了.有人愿意相信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会主动进攻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随便他去相信好了.而且新四军在出发前,曾将路线报告给了老蒋,且得到老蒋的同意,否则,国民党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在新四军的道路上集中八个师设埋伏。
  鉴于一提皖南事变,就有国粉提黄桥,我来给他们说清楚黄桥战役的前后经过.
  须知这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一样是"雄奇"的蒋委员长先进攻,要消灭新四军的.无奈他的国军战斗力实在太"熊奇",3万余人打新四军的7000余人,还是被打出个"共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的战果来,无奈啊真无奈.
  顺便说一下这黄桥战役是韩德勤趁新四军刚刚反扫荡,对日军作战完后发动的,客气的说法是"趁人之危",不客气的说法就是"给鬼子报仇来了".
  按时间顺序来看:
  1  1940年春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密令第3、第5战区和鲁苏战区的部队,大举进攻华中新四军。
  2  6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所属主力北渡长江,于7月初挺进苏北。
  3  8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阴)海(州)地区。
  4  9月初,韩部分2路向南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首战营溪,歼其先头保安第1旅2个团,进而攻取姜堰,歼守军千余人,并继续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5  韩德勤则以新四军必须退出姜堰为借口相要挟。苏北指挥部为顾全抗战大局,慨然允诺,让出姜堰,由李明扬、李长江部接防,还主动送给陈泰运部分枪械,
   6  然而韩德勤以为新四军退出姜堰是胆怯,令其主力第89军(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余人为中路军,从海安、曲塘一线进攻黄桥;李明扬、陈泰运部为右路军,5个保安旅为左路军,向黄桥两翼夹击,其进攻总兵力达26个团3万余人,企图于黄桥地区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
   7  10月4日,韩部第33师由分界直扑黄桥东北前沿阵地,实施猛烈攻击,一部突入东门。第3纵队顽强反击,予以杀伤,将其逐出。韩部第89军军部率第117师经古溪进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线;独立第6旅经高桥南进,企图袭击黄桥侧背。第1纵队适时勇猛出击,一举将开进中的独立第6旅分割包围于高桥一带,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 4日午夜,第2纵队经八字桥插到分界,切断了第89军退路,协同第1、第3纵队形成三面夹击,将第89军主力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5日中午,第1纵队第4团首先攻击其军部,第1团主力随后勇猛出击,各纵队旋即紧缩包围,奋勇冲杀。第89军军长李守维在逃跑中落水毙命。经火线喊话,第89军官兵纷纷缴械,主力于当晚被歼。6日,第2纵队又追歼该军余部于营溪,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溃败。左路军各保安旅团陈兵运粮河东西之线,频频查询战况,企图坐收渔利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泰运部亦随之撤退。与此同时,八路军第5纵队由涟水东进,攻占阜宁、东沟、益林,歼韩部保安旅一部后,直下盐城。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第2纵队前锋与八路军第5纵队先头部队,于东台以北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按时间顺序排下来 是韩德勤先进攻 要消灭新四军的 新四军不过是自卫还击 韩德勤自作自受
   按兵力来看 新四军共7000余人,韩德勤主力第89军(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余人,7000余人对1.5万余人 打出"共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的战果来 只能说韩德勤是把小老虎当病猫打 反被老虎一掌拍断脊梁骨了

之五 6月8日的花园口决堤挡住6月6日“停止"日军

  1938年6月8日的决口于花园口的黄河“大水”挡住了1938年6月6日“停止”的日军步伐,真是历史的“奇迹”啊。
  
  对比一下,时间点,很有趣的发现。
  1938年6月8日国民党花园口实施决堤。
  日军在攻下开封后没有急切西进,是其大本营既定政策的结果,而且这一决策还在花园口决堤之前。
  在占领徐州后,日军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业已基本结束,遂于5月21日指示各兵团:“一、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大约止于兰封、归德、永城、蒙城连结线以东。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使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继续沿津浦线地区进行扫荡,务必尽快向淮河(包括在内)以南地区转进。但第十三师团可配置于蚌埠以西的淮河河畔,预计将其转属于第二军。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要随着华中派遣军部队的转进,将第二军约两个师团为基本的部队,配置在徐州以南至淮河沿津浦线地区。”
  同日,又命令:“一、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二、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之间作战地区境界为阜宁、泗州、南平镇、蒙城、颍州连结线(线上属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随着华中派遣军的南下,命令第二军占领徐州以南的津浦沿线。”
  遵照大本营的指示,华中派遣军各部大体在5月29日以前完成集结任务的时候,只是由于华北方面军无视大本营决定,擅自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才有第十四师团向中牟方面、第十六师团向尉氏方面、第十师团向柘城方面的进击。第十四师团6日占开封,7日攻中牟,该师团骑兵联队主力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平汉铁路线;第十六师团3日攻占杞县、通许,4日攻到尉氏及其西面地区,另一部于5日进至睢县和朱仙镇附近,其挺进队12日炸毁新郑东面约6公里的平汉铁路桥;第十师团3日攻占柘城,5日进至太康附近,这些都是第二军的越权军事行动。
  当第十四、第十六两师团进至中牟、尉氏一线时,华北方面军于6日下达《作战命甲第三四号》,要求停止追击,集结兵力。
  于是,第十四师团一部配置在中牟,主力集结于开封、兰封之间;第十六师团主力在尉氏西面集结;第十师团主力集结在柘城附近;第五师团主力集结在徐州南面地区,一部担任徐州以南至宿县南面地区的津浦线警戒;混成第三、第十三旅团于6月15日在野鸡岗(兰考东,民权县境内)附近上车,输送回关外东北地区。因此,日军在进抵中牟、尉氏一线止步不前,乃是按照大本营原定方针执行华北方面军命令而停,并非8日之后才渐渐流出的黄水所堵。
  所以1938年6月8日的决口于花园口的黄河“大水”挡住了1938年6月6日“停止”的日军步伐,真是历史的“奇迹”啊。
  只强调当时“国民党军队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不利”,怎么不反过来看日军是个什么情况呢。日军大本营是为什么要下达“基本结束徐州会战业”的5月21日的“停止”电令。这是因为,日军在经过前一阶段的徐州会战的连续作战后也是人困马乏,也是强弩之末。日军“止于兰封、归德、永城、蒙城连结线以东”“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
  而5月15日,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黄河,纯粹是军事上的冒险,14师团之所以敢来个孤军深入,不过是看不起你国民党军的战斗力!!
  本来程潜第一战区在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来个台儿庄第二!!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进攻兰封,兰封守军为蒋嫡系第二十七军加一个德式战车营,而守将桂永清24日就全线溃退丢失兰封,紧接着蒋嫡系第八军黄杰不战而逃丢商丘,他们两人的无耻行径使豫东的中国军队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自次兰封战役千奇百怪的失败了!!
  兰封战役的失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就是“兰封战役”使本以精疲力竭日军,打消了停战休整的计划,产生了再赌一把的念头。于是“华北方面军无视大本营决定,擅自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才有第十四师团向中牟方面、第十六师团向尉氏方面、第十师团向柘城方面的进击。”
  此后“第十四师团6日占开封,7日攻中牟,该师团骑兵联队主力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平汉铁路线;第十六师团3日攻占杞县、通许,4日攻到尉氏及其西面地区,另一部于5日进至睢县和朱仙镇附近,其挺进队12日炸毁新郑东面约6公里的平汉铁路桥;第十师团3日攻占柘城,5日进至太康附近,这些都是第二军的越权军事行动。”
  这些原本都不在日军大本营计划中!
  而这些华北方面军的行动,带来的是日军计划外的大量的战略物质的消耗。不是日军不想一口气打到武汉,而是日军的后勤不容许。所以华北方面军于6日下达《作战命甲第三四号》,要求停止追击,集结兵力。
  我说过兰封战役的失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可以说就是兰封战役中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不战而逃,导致了战局的急剧恶化,导致了花园口“扒黄河”!!
  就是说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中的某些人在当时已经是被日军的所谓强大攻势吓破了胆,成了“惊弓之鸟”了!!以至于在战略上出先了严重误判,遂做出“扒黄河”错误决定!!蒋介石真好一句“不可妇人之仁”!!
  说句提外话,蒋介石嫡系部队贪生怕死,不战而逃,这与许多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如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张自忠部在台儿庄的表现真是天渊之别。中国半壁河山,大部分都是因为老蒋的嫡系无能而失。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亲戚,轻失兰封使整个战役失败,桂永清却没受到蒋介石的什么大不了的处分,后来反而官运亨通升任海军总司令。 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黄杰是黄埔生,老蒋的爱将。他逃跑的“理由”竟然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一个军就因这个可笑的“理由”而跑了,这个理由,甚至比韩复榘弃守济南的理由更加荒唐。黄杰因这个“理由”放弃战略重地,同样未受蒋介石什么处分,这不知让不惜耗尽元气也拼死坚守台儿庄的西北军孙连仲部作何感想。
  桂永清在南京还丢弃过精锐的德械师--教导总队(桂永清时任教导总队队长)。 如果说花园口决堤是兰封战役惨败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倒也就罢了,某些人还非要算做国民党的天大的功劳。随着滚滚黄水大河东流去的89万豫皖苏平民可看不出感激果脯的必要。军队打不了胜仗甚至连跑都跑不赢-尽管对手并不是什么机械化而是和中国士兵一样用量两条腿走路的.


之六 杀戮之前 日本侨民被中国政府护送离开南京

就在南京首次被日军空袭的当天,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日军的轰炸机是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就在这时候,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同时一起撤离的日本侨民团参事庄司得二在他撰写的《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第二天,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庄司得二回忆说:

"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脱离战火而高兴欢呼,但中国南京市民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之七 谁在保存实力
共军1937年8月为7.2万(陕北留守兵团2.7万,八路军三个师4.5万人)
  共军1945年8月为200万(数字各有不同,取较可信的一个)
  共军八年间增加28倍。
  国军1937年8月为200万
  国军1945年8月为600万
  国军八年间增加3倍
  
  看似共军保存实力,其实不然,立论者故意隐瞒了这样的事实:
  共军1937年8月仅有陕甘宁边区,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军队7.2万。
  共军1945年8月已有19个根据地,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9000万,军队200万。
  八年间,虽然共军军队增长28倍,但同时控制国土面积增长10倍,控制人口增加45倍。
  国军如何?八年间抛弃大量的国土和人民,军队的数量却是一长再长。
  
  综上所述,共军的人数增长是在控制国土面积和人口数增加基础上的增长,是一种正比关系。国军的人数增长确是在不断丢失人口和国土基础上的增长,是一种反比关系。如果说共军兵多就是“保存实力”,则国军兵多更是在“保存实力”。

  共军的根据地被日军占领,不久后会收复,重建根据地,恢复生产。可是国军丢掉的土地一朝落入敌手,大部分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自从南京沦陷生灵涂炭后,直到抗战结束,国军可有一兵一卒能回来替30余万冤魂复仇?没有。   

就在倭寇投降之后~~国民党居然无法赶到前线受降,居然命令倭寇“代为守”,让广大沦陷区军民多做了半年亡国奴。连投降的倭寇都不敢打~~这算什么?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其继续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

    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两天后,冈村宁次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国民党政权在二战结束后对于日军驻中国最高司令长官岗村宁次大将的审判,其判决如下:
1949年1月26日,对冈村宁次宣判,判决书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国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8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团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这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分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看到这个判决,实在无话可说,岗村宁次大将在其在中国作战期间,指挥了对根据地的历次扫荡,搞出了著名的“三光”政策,指挥了著名的1号作战,这一切的罪恶最后在国民党自己的法庭上都被忽视,判定了其无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是无罪而不是甚么赦免,如果说国民党只是赦免他,那么情况还好很多,毕竟赦免只能赦免有罪的人。无罪则说明他的确不必要为哪些在中国他指挥下的日军所犯下的罪行负任何的责任,他个人没有犯下过任何罪行,日本兵的罪行只是小规模的,零星的,没有组织的个人行为!!!!国民党的这份判决书就此立马把日本人在中国的罪行全部给改写了,按照这种判决逻辑,大部分的日军将领都可以称自己是无罪的了,而日本人也可以效仿美国人说,他们真的是来搞大东亚共荣的,国民党政府也还幸好在抗日中打的不好,要是好好打了,岂不是罪孽深重了??所以说对岗村宁次大将的无罪释放立马将我们所有中国人在二战中的努力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典型案例。幸好岗村宁次大将以及其后人还算识相,要是他的一个甚么孙子或者后裔现在起诉大陆政府对岗村宁次大将的名誉诽谤(大陆这边可是一直拿他当战犯宣传的),那大陆还真没办法,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吞了,因为随叫大陆政府的前任已经公开审理了此案,并且宣布别人是无罪的呢?
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帐号上,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10亿美元贷款1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2500万美元以内。中国抗战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33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5年,但支持重庆国府的腐败买办阶层不肯自己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5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过很多美援物质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另外,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蒋介石统治集团这么腐败,其他官员上行下效,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甚至军队也不例外。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同胞400万人(注28),是南京大屠杀人数的10倍以上,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一个不关心自己国民的国家,能得到其它国家的尊重吗,一个腐败贪婪的统治阶级,能领导全民族进行殊死的抗战吗,一个只知道搜刮掠夺国民却从不知道关心照顾国民的国家,国民会对他效忠吗。果然,1944年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了,日本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1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十万人以上,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注29),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立即结为同盟。美国突然卷入战争打乱了刚刚展开的援华计划。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细长的一条的末端,决定了美国没有能力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中国战场注定只能依靠极其微薄的资源去对抗大量的敌人。
    从1941年中至1944年中,物资匮乏和由此引起的分配问题使得中美合作关系相当紧张。几乎从一开始,美国陆军和财政部就要求对援华租借物资有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这不仅是为了减少损失、提高援助效果,还因为负责租借援华事务的马格鲁德报告说,中国要求更多的现代装备,不是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而是要使中央政府在其他国家用外交压力把日本逐出中国之后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在蒋介石看来,造成援华不力的关键原因是租借物资的分配权由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军火分配委员会掌握,中国均不得派代表参加,得不到平等待遇,“在这场战争游戏中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同时,更使蒋感到不满的是1942年5月以后军火分配委员会确定的由史迪威负责接受租借援华物资的办法。因为此前美国援华物资装船离美后其所有权即属中国,而此后只要史迪威尚未把物资交付中国,其所有权仍属美国。美国提供的援华物资太少,而且经常不能兑现已经许下的承诺,这引起了蒋介石日益增长的不满。与此同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做法也引起了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军方日益增长的不满。他们要求罗斯福对蒋实行“交换”和“压力”政策,以援助作为迫使蒋介石努力抗日和改组中国军队的条件和砝码。中美战时合作中的一场危机由此而发。1944年10月,蒋介石终于在罗斯福派来的特使赫尔利的帮助下赶走了史迪威。

    事实上,因租借物资分配引起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中方与美方之间,也存在于以史迪威为代表的在华美国陆军和以陈纳德为代表的在华美国空军部队之间。在这场内部斗争中,由于罗斯福无法对中国进行有效的援助,只好采纳陈纳德提出并得到蒋介石支持的空军优先战略。 陈纳德的航空队因此一度拥有了对美国援华物资的优先权,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有限的援华物资中的70%。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每月所得到的租借物资配额只在500吨上下,到1944年5月累计所得的武器装备不过万余吨,还主要用于补充驻扎在滇西由美军训练的中国远征军。

    战争期间,中国对飞机的需求最为迫切,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也首先集中于空军。

台湾方面统计,抗战期间中国从外国获得的飞机总共为2351架。其中,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合计为1394架,占总数的59%。来自苏联的为885架,占总数的37.6%。其余为来自英国36架、法国24架、德国12架,这三国仅占3%。


“1939年,国民党人开始对陕甘宁南部和西部边界实行全面封锁。一年内,封锁部队几达40 万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挥的中央军。经济上的封锁甚至更为严重。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1939 年中断了。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力并赢得民众的支持。”
  
  “一个日军陆军上校悲叹道:“为什么,唉,为什么,在我们已经达到最初目的后,我们不迅速结束中国事变?我们被诱入内地,真是愚蠢..我们所得到的是不动产,而不是我们‘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永无尽头的消耗的泥潭中了。”
  
  “到1939 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 年年中到1940 年年末之间的18 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 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 万人。”
  
  “与国民党所遭受的破坏相比,日本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重庆当局承认伤亡300000人。日军奉命首先消灭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知道地方部队将随之瓦解。后勤的损失也同样严重:估计40个师的装备以及新沦陷区特别是“鱼米之乡”湖南的资源。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4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①虽然1944年下半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王外马甲:所谓"独山之战"的真实情况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的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做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的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3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13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93军和97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93军军长陈牧农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93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97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93军和97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20军(军长杨汉域)和26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93军、97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13军(军长石觉)、20军(军长杨干才)、29军(军长孙元良)和94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13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13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酆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让94军去烧,因为94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13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刚巧,孙元良带领29军从陕西赶到了贵州,于是,13军和29军就被布置在马场坪一线,处于独山和贵阳的中间——实事求是的说,这两个军的防御,对“黔南事变”的化险为夷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党军全面退守。而这时,在独山一带还有国军的“中央军校四分校”、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和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学员教职员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人。

独山的警备司令是“四分校”的教育长韩汉英,这位韩司令在独山办学三年、指挥学生在县城周围修了三年的防御工事,平时吹牛皮一套一套的,遇到打仗的时候却撒腿就跑,跑得比美国空军还要快。

独山这里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破坏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2月2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

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44年12月2日下午16时撤离独山,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作证。而那些自吹曾经“在深水桥畔英勇阻击日寇”的国军勇士,却是空口无凭。



事实上,早在12月1日,国民党军就已经放弃了独山县城。

12月1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有人认为“独山大火”是日本鬼子干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国军所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不应该的是,同在12月2日,都匀县城也燃起了大火、同样把整座城市烧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五十公里以上。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13师团的第104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12月3日,13师团的第65联队、第116联队、工兵第13联队,以及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第68联队、工兵第3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34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1944年12月3日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焦土,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是军队的无能导致了百姓的苦难,是军队的无能造就了敌人的光荣。


1940年4月,在反击顽军的目的达到之后,中共北方局成立了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玺),同时建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政委崔田民),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军分区,接着又设立边区主任行政公署(主任晁哲甫,副主任贾心斋),使该区成为独立的战略单位。
    5月,为停止国共双方的摩擦,朱德总司令与国民党第二十七军刘进订立协定,以漳河为界划分作战区域,八路军自动退出豫西及豫北部分地区,滑县也属于退让的区域。因此,二纵留下政治部敌工股长韩明担任滑县县长,主力向内黄、范县方向转移。
    派韩明接替贾心斋的事,司徒卡兄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只是老兄可能没意识到:派敌工股長接替县长,不是为了“架空”谁,这实际上是保护贾心斋先生的举措。因为部队已决定退出滑县,当地今后的情况将会变得很复杂。http://www.ccthere.com/thread/862630/23
    6月10日,日军二十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一万五千多人对濮阳、内黄、滑县、清丰、南乐进行大“扫荡”。这是日寇对豫北游击区的第一次突击大扫荡,八路军明显缺乏应对经验,各部队也刚由地方民团升级不久,战斗力不强,顿时损失严重。
    各县很快再度沦陷,刚建立的冀鲁豫军区被敌人分割开,陷入各自苦战。在滑县,新三旅九团(豫北大队)被打垮,2000人只剩下200人,八团(滑县独立大队)在小渠村掩护机关撤退时,三营长张海月(原滑县工委干部)及战士全部牺牲。
    几乎就在日军和伪军扈全禄扫荡滑县的同时,被八路军驱逐的石友三、丁树本部,以及四十军庞炳勋、新五军孙殿英、五支队李旭东、四路军范龙章(杜淑部)也分十三路“收复滑县”、围剿共产党的基础组织,造成各村委会、自卫武装被解散,共产党干部死的死、逃的逃。
    国民党方面总是指责“八路军勾结日本打压国民党”,马甲我不敢这么武断,我只是想问问:在40年6月的国民党“收复滑县”的过程中,在八路军二纵部队与日军血战、整建制牺牲的时候,同在滑县的上述国军里,有哪个和日伪军打过哪怕一仗?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次战斗中败北的八路军各部,只有先后战死的没有投降的;再看看获胜的国军一方,有几个,最后没有当汉奸?!http://www.ccthere.com/thread/862630/23

    从这次大扫荡之后一直到42年底,八路军主力没有再进入滑县,共产党只能以地下状态活动。
    日伪军占据了滑县县城和上官村一带;国民党四路军、新五军,地方民团的董风海、赵福九、贾席珍、王树林、王森、杨清川、邵鸿基、阎洪玉、阎希孟、王泰恭各部,以及另外十多个大的地主武装分驻滑县其他地区。
    因此,40年下半年的百团大战期间,华北各地有八路军的地方都在全力攻击日寇,而滑县这里平静得很。


直至1933年,蒋介石居然还有如下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却是无可抵赖、无由辩驳的(《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1933年4月8日江西抚州对“进剿军”中路军高级将领讲话,载于《剿匪之理论与实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编印,第七十五页至七十七页):
    “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鹜远,侈言抗日,而不能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是失了我们革命军人之本色了。”
    还于1933年4月25日,由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向日军求和,31日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
    更于1935年7月6日,对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此前向何应钦提出的限3日内答复的“觉书”,由何应钦与日方秘密会谈后复函梅津,即史称《何梅协定》,全部承诺日方蛮横无理的要求:
    中国政府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等。
    即使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仍希望中日停战,至少苟安半壁江山。在提出让英美调停被日本拒绝后,按日本要求让德国充当中介人调停。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向蒋介石通知了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第二,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国中央政府,但须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第三,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第四,停止反日;第五,共同防共;第六,降低日本货物的进口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这些条件字面上似乎尚未苛刻至极,但实质却是占领内蒙古、掌握华北统治权,巩固已经取得的在华利益,为下一步全面侵略创造条件。对此,蒋介石向陶德曼表示,日本提出的这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必须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蒋介石还向陶德曼表示,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中国政府垮台,那么惟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事将领会议,确定同意德国继续调停。会后,蒋介石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
但当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把陶德曼调停的备忘录交给日方时,日本人却迎面泼来一盆冷水:
    12月14日,即日军占领南京、开始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日本决心提携亲日政权,彻底惩罚抗日政权”。

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变本加厉地狂妄提出:如果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下列条件,向日本政府“表示乞和态度,则帝国准备答应开始进行日华直接谈判”:
    第一,中国放弃容共和抗击日“满”政策,与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协作;第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器地带,并在该地区内的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第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第四,中国应对日本赔款。
    1938年1月13日,陶德曼向中方转达了日方的要求,限在1月15日前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

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1月18日,日本召回驻华大使川越茂,国民政府也召回了驻日大使许世荣。和谈大门就此关闭。
    1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能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
    至此,蒋介石方放弃幻想,转入抗战。
感谢大人整理的这些资料,但是在那些果粉眼中这些都是污蔑与幻觉,所以估计大人又要对牛弹琴了。
辛苦楼主,回顾这个历史,深感悲痛、屈辱、痛心和仇恨,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中华复兴献出自己的力量。
只一句就行了,消灭共匪过亿,成功转进台湾;P
蒋介石!中华民族的罪人!把耻辱史书写到极点的千古罪人!民族之大不幸!:@
原帖由 snoopy007 于 2009-3-26 07:17 发表
感谢大人整理的这些资料,但是在那些果粉眼中这些都是污蔑与幻觉,所以估计大人又要对牛弹琴了。

我可不敢贪天之功.........这些都是西西河,龙空历史区,SC二战区的网友整理的
其实共党在宣传的时候对炮党已经是厚道到歪曲历史的境界了..........
对于历史去质疑,有不同的声音才是正常的,在种种质疑中,才能找到真相!中国人就喜欢对着中国人,国粉?:L
这样打脸的帖子一般只有无知的国粉会近来  因为无知才能无畏啊:D ;P
可不能因为开国皇帝是无赖而蔑视整个朝代,尤其是那些献身的先人,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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