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社科院专家建议实行更严格一胎化引发争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22:41:26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23日00:44 中国经济周刊
调查：你是否赞同实行更严格一胎化生育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北京报道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他准备将他的观点写成“建议”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乣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乣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乣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乣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并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然而，就目前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持“一胎化”生育观点的专家、学者人数并不多。
“放开二胎”：人性、人文的回归？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学者之一。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现在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23日00:44 中国经济周刊
调查：你是否赞同实行更严格一胎化生育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北京报道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他准备将他的观点写成“建议”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乣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乣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乣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乣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并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然而，就目前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持“一胎化”生育观点的专家、学者人数并不多。
“放开二胎”：人性、人文的回归？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学者之一。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现在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
调查：你是否赞同实行更严格一胎化生育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北京报道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他准备将他的观点写成“建议”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乣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乣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乣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乣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并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然而，就目前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持“一胎化”生育观点的专家、学者人数并不多。
“放开二胎”：人性、人文的回归？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学者之一。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现在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3月23日00:44 中国经济周刊
调查：你是否赞同实行更严格一胎化生育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北京报道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他准备将他的观点写成“建议”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乣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乣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乣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乣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并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然而，就目前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持“一胎化”生育观点的专家、学者人数并不多。
“放开二胎”：人性、人文的回归？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学者之一。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现在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人口安全发展和家庭幸福发展应该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至于生一个还是两个以及什么时候生育，这是私权范围内的事，个人、夫妇和家庭应有选择的权力与自由，国家不应干涉。”他直言道。
作为年轻一代的人口学家，穆光宗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一种人性人文的回归，相对符合“国情民意”，符合人们的生育意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人口观。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刚实行计划生育时提出的那样，“放开二胎”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正所谓“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
穆光宗表示：从历史的观点看，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确立的“一胎化”政策的超越和发展。调整生育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但只能收到亡羊补牢之有限效果。
因此，他赞同及早调整生育政策、尽量扩充公民自主选择权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只是觉得应该用人性化的方式、符合民情民意民权的方式予以实施，而且一定要立足于家庭利益，要立足于长远的考量。”穆光宗说，“迄今为止，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导向是有偏差的，最初的政策定位并没有在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穆光宗强调，单纯减少人口增量的做法符合计划经济福利性分配体制的要求，却与自由自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减少措施其弊端已日趋严重，代价和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了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得不偿失。在低生育水平已经相当稳定而且开始向过低方向演进时，中国的人口控制要及早转向人口调控和人口优化，人口零负增长战略要转向人口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政策迟早要调整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拖延太久，所积累的代价和风险就会更加巨大，而这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避免的。”他说。
就是个SB！
这个专家就是唯恐汉人不灭的！
再不严格，以目前超生之严重形式，怕前三十年的基业都要作废了
这个专家就是唯恐汉人不灭的！
好好学学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再说话！
人口还是要控制，比如农村，禁止生三胎
城市里大部分市民应该会选择一胎，还是成本的问题
城市里大部分市民应该会选择一胎，还是成本的问题
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这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