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明初屠戮

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陈学霖教授将他整理出来的《明兴野记》作为《史林漫识》一书的附录，在大陆公开出版。


　　陈梧桐教授详读此书后，发现其中有多处关于剥皮实草的记载。如洪武十一年，都督毛骧因为收受贿赂，败坏法制，朱元璋命人在他的胸背刺上“奸党毛骧”四个字，然后“剥皮贮草”，放在都府大堂之上，警示后任官员。这是贪官“剥皮实草”完整执行的明证。此外还有几处明确提出了执行了“剥皮”之刑，如洪武六年六月，中书省右丞杨希武因为“奸党”一事败露，被锁在天界寺山门前，沿身刺上“奸党杨希武”，然后把皮剥下来，套在凳子上，放置于省府台堂之上，让后人来坐，以示警戒。


　　《明兴野记》的作者俞本所记录的酷刑峻法是否可信呢？根据陈学霖先生的研究，俞本十五岁参加元末大起义，二十岁成为朱元璋亲兵都指挥使冯国兴麾下的“帐前黄旗先锋”，此后一生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直到洪武三十年才退职，是元末明初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数次记录自然是值得采信的。陈梧桐教授表示：“有了俞本在《明兴野记》中的记述，明初执行过‘剥皮实草’之刑，已是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然而《明兴野记》还揭露出朱元璋曾用此种酷法残杀民众的的事实。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怀疑宫内有人同外界私通，竟然将宫中妇女五千人和守门的宦官全部“剥皮实草”示众，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暴露出在极端人治的政治环境下，惩贪的峻法不免成为统治者发泄私恨，滥杀无辜的工具。


　　在明军的俘虏当中，那个宣让王子就是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的儿子，前文已经提到过，贴木儿不花在被封为淮王之前本是宣让王。这一刻，贴木儿不花父子均身陷囹囵。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被杀之后，竟成了蒙古族的民族英雄，类似于为宋朝尽忠的汉族民族英雄文天祥。后来，先后在蒙古草原叱咤风云的瓦剌太师也先、鞑靼太师孛来，均自称“淮王”。

　　而元平章朴赛因不花是被明军从顺承门压送到齐化门杀死的，史载“（朴赛因不花）城陷被执，以见主将，唯请速死，不少屈。主将命留营中，终不屈，杀之。”

　　除此之外，被明军在陆续齐化门杀死的还有赵国公丁好礼，其被明军俘虏之后，“（明军）或勉其谒大将，好礼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惟一死耳。’后数日，大将召好礼，不肯行，舁至齐化门，抗辞不屈而死，年七十五。”

　　与丁好礼同时在齐化门被杀的还有蒙古人郭庸，史载“是日，中书参知政事郭庸亦舁至齐化门，众叱之拜，庸曰：‘臣各为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语不少屈而死。”

　　明军亦在齐化门处决叛徒。《明兴野记》记载“平章俞宝叛遁复获，达命枭于齐化门，刖足以示。”

　　前文提到，明军在追击元顺帝的途中，俘虏了很多回鹘人，明军欲将送这批回鹘人送回金陵，途经通州时，有回鹘人企图叛乱，“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军士。”

　　徐达还下令，“凡元朝大小诸臣，皆令送千身于官，署民藉中，违者有罚。”“录文武官吏送诣金陵。”[36]元翰林待制黄殷仕，“耻出见”，“投井死”。其他自杀的人员还有左丞丁敬可、太子司经郎拜住、大乐署令赵宏毅、总管郭充中等。

　　明军为了巩固政权，对大都周围的“团结”、“山寨”进行肃清作战，所谓的“团结”、“山寨”类似于乡兵团练。蒙元为了对付各地的起义军，于“(至正十七年)，诏天下团结义兵，路、府、州、县正官俱兼防御事。”一些“团结”、“山寨”甚至“设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编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应。”其中，元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立大抚军院时亲自命令院事、刑部尚书张庸团结房山。明军攻克大都之后，“会诸寨既降，庸守骆驼谷，遣从事段祯请援于扩廓帖木儿，不报。庸独坚守拒战，众将溃，庸无去志。已而寨民李世杰执庸出降，以见主将，庸不屈，与祯同被杀。”

　　明军对这些“团结”、“山寨”是不会手软的。八月十五日，“（明军）克鸡鸣山寨及宣德府怀来县，有大小二寨，攻之，土人力战不克，大军梯登屠之。”

　　明朝改大都为“北平”，令华云龙擢大都督府佥事，总六卫兵留守兼北平行省参知政事，孙兴祖领大都督分府事，统燕山六卫三万余人，守北平。当时北平城共有十一门，周围一百二十里，范围太大，不易防守，明军予以改建，从北平城中间的光熙门起，将城市截为两部分，以方便防守。

　　明人评价徐达在大都的所作所为，认为其“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官护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接堵，市不易肆。人谓曹彬下江南不是过也。”曹彬是北宋开国名将，宋史称他在率军平定南唐金陵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陈学霖教授将他整理出来的《明兴野记》作为《史林漫识》一书的附录，在大陆公开出版。


　　陈梧桐教授详读此书后，发现其中有多处关于剥皮实草的记载。如洪武十一年，都督毛骧因为收受贿赂，败坏法制，朱元璋命人在他的胸背刺上“奸党毛骧”四个字，然后“剥皮贮草”，放在都府大堂之上，警示后任官员。这是贪官“剥皮实草”完整执行的明证。此外还有几处明确提出了执行了“剥皮”之刑，如洪武六年六月，中书省右丞杨希武因为“奸党”一事败露，被锁在天界寺山门前，沿身刺上“奸党杨希武”，然后把皮剥下来，套在凳子上，放置于省府台堂之上，让后人来坐，以示警戒。


　　《明兴野记》的作者俞本所记录的酷刑峻法是否可信呢？根据陈学霖先生的研究，俞本十五岁参加元末大起义，二十岁成为朱元璋亲兵都指挥使冯国兴麾下的“帐前黄旗先锋”，此后一生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直到洪武三十年才退职，是元末明初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数次记录自然是值得采信的。陈梧桐教授表示：“有了俞本在《明兴野记》中的记述，明初执行过‘剥皮实草’之刑，已是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然而《明兴野记》还揭露出朱元璋曾用此种酷法残杀民众的的事实。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怀疑宫内有人同外界私通，竟然将宫中妇女五千人和守门的宦官全部“剥皮实草”示众，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暴露出在极端人治的政治环境下，惩贪的峻法不免成为统治者发泄私恨，滥杀无辜的工具。


　　在明军的俘虏当中，那个宣让王子就是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的儿子，前文已经提到过，贴木儿不花在被封为淮王之前本是宣让王。这一刻，贴木儿不花父子均身陷囹囵。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被杀之后，竟成了蒙古族的民族英雄，类似于为宋朝尽忠的汉族民族英雄文天祥。后来，先后在蒙古草原叱咤风云的瓦剌太师也先、鞑靼太师孛来，均自称“淮王”。

　　而元平章朴赛因不花是被明军从顺承门压送到齐化门杀死的，史载“（朴赛因不花）城陷被执，以见主将，唯请速死，不少屈。主将命留营中，终不屈，杀之。”

　　除此之外，被明军在陆续齐化门杀死的还有赵国公丁好礼，其被明军俘虏之后，“（明军）或勉其谒大将，好礼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惟一死耳。’后数日，大将召好礼，不肯行，舁至齐化门，抗辞不屈而死，年七十五。”

　　与丁好礼同时在齐化门被杀的还有蒙古人郭庸，史载“是日，中书参知政事郭庸亦舁至齐化门，众叱之拜，庸曰：‘臣各为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语不少屈而死。”

　　明军亦在齐化门处决叛徒。《明兴野记》记载“平章俞宝叛遁复获，达命枭于齐化门，刖足以示。”

　　前文提到，明军在追击元顺帝的途中，俘虏了很多回鹘人，明军欲将送这批回鹘人送回金陵，途经通州时，有回鹘人企图叛乱，“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军士。”

　　徐达还下令，“凡元朝大小诸臣，皆令送千身于官，署民藉中，违者有罚。”“录文武官吏送诣金陵。”[36]元翰林待制黄殷仕，“耻出见”，“投井死”。其他自杀的人员还有左丞丁敬可、太子司经郎拜住、大乐署令赵宏毅、总管郭充中等。

　　明军为了巩固政权，对大都周围的“团结”、“山寨”进行肃清作战，所谓的“团结”、“山寨”类似于乡兵团练。蒙元为了对付各地的起义军，于“(至正十七年)，诏天下团结义兵，路、府、州、县正官俱兼防御事。”一些“团结”、“山寨”甚至“设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编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应。”其中，元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立大抚军院时亲自命令院事、刑部尚书张庸团结房山。明军攻克大都之后，“会诸寨既降，庸守骆驼谷，遣从事段祯请援于扩廓帖木儿，不报。庸独坚守拒战，众将溃，庸无去志。已而寨民李世杰执庸出降，以见主将，庸不屈，与祯同被杀。”

　　明军对这些“团结”、“山寨”是不会手软的。八月十五日，“（明军）克鸡鸣山寨及宣德府怀来县，有大小二寨，攻之，土人力战不克，大军梯登屠之。”

　　明朝改大都为“北平”，令华云龙擢大都督府佥事，总六卫兵留守兼北平行省参知政事，孙兴祖领大都督分府事，统燕山六卫三万余人，守北平。当时北平城共有十一门，周围一百二十里，范围太大，不易防守，明军予以改建，从北平城中间的光熙门起，将城市截为两部分，以方便防守。

　　明人评价徐达在大都的所作所为，认为其“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官护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接堵，市不易肆。人谓曹彬下江南不是过也。”曹彬是北宋开国名将，宋史称他在率军平定南唐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