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参与的外交 ---- 国家形象的扭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14:20:54
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其社会或自然属性的限制,可能加入到当时社会政治活动中去的,仅仅是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人群。人类为了得以生存与自己的享受,必须进行生产、商业或文化卫生等一系列活动,而把管理国家社会的责任(包括国防、外交)交由他们委托的或经由他们选举的政府,让政府对国家社会来进行专业化的管理。所谓的外交,无非就是国与国或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交往,和平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协商为主体的外交活动作为它的主要标志。
  
  民族问题,往往是一些国家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在政治不是十分清明的国度里面各方容易宣泄感情的一个领域。“全民外交”也往往在这样的国度里面发生,对于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全民外交”这样的现象,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再认识。
  
  所谓的“全民外交”现象,其实仅仅是社会有些职业政党团体或主要是社会各阶层当中广泛闲散的人员,形成一股非职业潮流卷入外交事件当中。这样的人往往会以人民的名义,对进行正常外交活动的当局提出他们认为是正义的民族诉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本来是团结人民、振兴民族的爱国口号,也可以被这些人当作进行非常规涉外政治活动的道德制高点。提出这种口号、进行这些活动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根本不能触动外交活动的对方、它所显示的作用仅仅是内部的:首先,它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是软弱无能的,例如当年的北洋政府;其次,它显示了打算将从事外交活动的政府在民族道义上面置于劣势的地位,例如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最后,它很可能表示政府在内政方面遇到了麻烦,需要在外交上面采取极端来应付或转移内部矛盾,如慈喜太后的顽固派以及初期伊朗神教士政权。
  
  可以想象,如果当年苏维埃政府非得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在比较大的范围里面按照“民主的”程序来决定是否对德停战,就不会有布列斯特条约,当然也不会再有后面的苏联政权。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提倡新思想、提倡科学与民主方面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作为一个相当规模爱国运动----“全民外交”运动来说,仅仅是使得北洋政府没有在巴黎和约上面签字,而不可能改变和约本身以及和约的执行。抗日战争的前夕,爱国学生的抗日活动此起彼伏,而真正触动国民政府的,却是芦沟桥事变。那个反动腐朽专制的慈喜顽固派,当他们试图用“民众的力量”来卷入国际关系的领域当中以后,局面立刻变得不可收拾,整个国家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例。美国在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好象就是越南战争了,而卷入及扩大这场战争的民主党政府照样可以竞选连任;反战的浪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社会几乎为之分裂。但是,民众并没有也不可能卷入外交活动当中,也没有人为政府的巴黎和谈设置“民族自尊”的条件,巴黎和谈是依靠秘密外交来完成的;而当年在民众和国会中拥有巨大声望的麦克阿瑟,因为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中的进展,擅自代表“民意 ”提出扩大战争范围的意见,即刻遭到了不体面的解职。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历经如此大战的失利而没有动荡甚至瓦解的基本原因。一个再民主的国家,法律也保证政府的工作是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官政府的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民众的干预,只能通过四年一度(或其它固定的时间间隔)的选举来进行表达。
  
  还可以看到,美国人在反对越战如火如荼的斗争当中,从来没有提出要打倒或推翻政府,或者用一个民族主义和另外的什么政治理念来改变社会,美国社会表面动荡,实际稳定----应该归功于美国国家禁止在教科书当中宣扬爱国主义或宗教教条这样的设计或传统。
  
  所以,尽管美国政府的更换频率是很高的,但是,它的外交政策在总体上却出奇地稳定。
  
  如果不回避事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动员民众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乃至与事关国际问题的活动规模最大的国家,从朝鲜战争中声讨美国人开始,到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危机、越南战争等等,动不动就有亿万中国人上街游行声讨“美帝”、“苏修” 。“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尽管实际上老百姓对这样的事情本来就概念非常模糊,游行习惯化了,就象在街上散步一样,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但是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开创了一种“ 全民”非法干政的先例。与其说这是发扬了什么“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还不如说这是在提倡一种暴民政治。一个外交部司长就能够处理妥帖的事情,有必要组织“亿万”人民去大街上吼吗?!你这么多人表示“反对”了,能不能淹死敌人呢?到头来,苏伊士运河不还是通航了吗?以色列人不还是没有被铲除吗?埃及不还是与西方世界结成了紧密型的联盟了吗?苏联人的导弹不还是乖乖地运出了古巴么?!.......
  
  事实非常清楚,靠全民参与外交的方法,对于我们的对手来说,是丝毫不起作用的。相反,我们自己在一次又一次地动员亿万人民上街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场面在进行规模上的彩排,种下的是国家动乱的祸根。
  
  文革中对于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走资派”进行数万、数十万、百十万人的“大批判”象走马灯一样,川流不息。数万、数十万人的大规模武斗,已成家常便饭。尤其严重的是,当时,这样的活动已经完全不是政府所能够控制的了,基本上是由少数有野心的人自发地组织开展的,而受害的却是广大无辜的老百姓。
  
  当全民外交到达最高峰的时候,外交部居然被少数野心家“夺权”了,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英国驻华外交代办处付诸一炬,化为灰烬;驻苏联大使馆人员硬带人到莫斯科红场“宣传毛泽东思想”,从而引起了激烈的外交冲突与流血事件;将苏联大使馆所在的道路由原来的扬威路改名为什么“反修路”,在报纸上面公开发表攻击缅甸合法政府,以及由“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论什么“人民战争”的体会等等、等等。即便是我们国家后来纠正了这些不正常的做法,在与美国总统会谈成功以后,还要对尼克松打招呼说,为了不引起人民的疑惑,我们骂还是照样骂,彼此心里面有数。可见得全民外交的余毒还是对政府的外交口径有着多大的震慑作用?
  
  说穿了,所谓“全民外交”实际上仅仅是一小撮人在扰乱破坏正常的外交活动,其结果最终就是导致全面的没有外交。只不过,他们用的是“中国人民”的名义,破坏的却是中国人民的名誉以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少数人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与后果,中国人民却要承担集体的责任。老实说,如果当年不是由于美苏的严重对峙局面牵制了他们双方、他们之间象现在这样默契的话,那时的全民外交能够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简直是难以预料。如果说因为那样的话,今天是不是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我们国家终于认识到在政治路线上面一定要坚决反对极左的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实行思想上的大解放和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必须进行全面开放的和平政策。由于这样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国民经济整整翻了三番。中国不仅正常地回到了国际主流社会当中,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与影响。在整整十二年中,中国与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日俱增,这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提升过程中的种种弊病在我们国家也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这就引发了那年春夏之际的风波,这当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种种反制。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应该本着改革开放与民族和解的精神,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得更大度一点,因为毕竟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军队与军队打,死了那么多人,是关系到国家是不是分裂的问题,战争一旦有了结果,民族和解也就随之产生。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真有那么深的仇恨不能解开吗?同时,国际上的一系列反应的时间实际上也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时间与耐心而已。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刚刚还是中美两国的友谊怎么怎么的,一下子又变成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了;刚刚还在进行大型民间交往,一衣带水的热烈友好气氛突然消失,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危险论”与“要求道歉外交”又东山再起了;什么《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决战日本海》、《超限战》等等鼓吹民族偏执情绪的书刊接踵而出。假如说,日本右翼出这么几本小册子,这也不奇怪,因为那里的社会本来是开放的;而在我们这个新闻舆论高度监控的国度出现如此大量集中的这类东西,我觉得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来做当年鼓励大家上街相似的事情。当然,我们国家的主流社会在大的决策上面还是比较明智的。但是,我实在不明白有些部门为什么要去掀起这样的情绪,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对我们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在这一系列思想误导下,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因为摸不到思想的方向而放弃了信仰,极少数人已经将那些反文明国家的头面人物例如萨达姆.侯赛因、本拉登甚至希特勒等等视为心目中的英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敢于向美国叫板”!人类的基本善恶是非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已经被彻底的异化了。------渲染反叛或叛逆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不管是出于个人恩怨或者政治目的、恶性恐怖案件大幅度地上升了,中国的大地上面如今已经可以听到四面八方的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了。而死亡的人没有一个是什么帝国主义分子或干脆是什么美国人、日本人。全部都是无辜的中国人!
  
  而且,每当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总有一些人要跳出来表示一下自己的“爱国感情 ”以取得参与全民外交的资格。当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本来是因为美国人的全责而承担所有的损失赔偿的时候,就有这些人出来,对美国的北京使馆砸玻璃,丢尿粪炸弹,结果把事情弄成双方的相互赔偿,还弄得中国人自己一身的尿臊臭;当南海飞机撞击事件后,又是这些人,惟恐天下不乱,煽动无知青年喊打喊杀,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中国政府是什么北洋、清廷政府,然后,又积极地献计献策,与美国人怎么怎么打,与日本人怎么干,在台湾是丢原子弹还是中子弹等等,在国内则是到处“抓汉奸”;当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又千方百计地为拉登塔利班寻找恐怖行动道义上的理由。总之,他们是忙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其忙碌而疯狂的举止,比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我毫不怀疑,这样的人,一旦有条件,肯定不会错过做象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在1935年5月15日做的那种事情的机会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是他们利用了现代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与覆盖面进行的歇斯底里鼓惑的确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国际社会听到的是中国人一片杀气腾腾的语言和幸灾乐祸的声音,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谁象他们这样把中国人妖魔化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更为不正常的是,我们有些部门的人,在这样的全民外交的浪潮当中已经举止失措,言语不当,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行,造成了外交上相当的被动。在这种情形下,我相信中国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是完全可能的。而这样的被动或边缘化,是要中国人民在今后付代价的。
  
  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与往日中国游离於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年代,而是已经融入了全球化发展的主流当中。我们不需要在缺少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用自己人民的“怒吼”来增加我们在世界上说话的音量。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全感。应当在我国立即废止全民参与外交这样的陋习。任何部门或机构,绝对应该禁止再作任何诱导或发动这种事情的行为,如有违犯,则应按破坏国家安全罪及毁坏国家形象罪予以严惩不贷。
  
  最后,我将自己在2001年11月写的《中国人的自尊心》一文中的几句话来结束本文:“在一个稳定正常的社会里面,每个人(团体)的角色或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个人或团体很难突破现成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结构来实现超常的、过度的个人或集团的要求,他们不可能在现有的社会框架下面获得这样的能量来实现这样的要求;但是,在遇到外部纠纷或摩擦的时候,蓄意提升热点的温度,过度激发民族“自尊心”或所谓的“爱国主义”,往往不能用于纠纷或摩擦的解决,只能造成问题的复杂化。因为解决纠纷或摩擦需要采用外交的、谈判的方式,而外交谈判主要的又是采用协商机制而不是热情的对撞。
  
  一个国家,除实际上遇到它国入侵外,凡遇上一些国际摩擦或纠纷,便民族“自尊心”大爆发,其原因一定是这个国家本身存在问题了、或者是这个国家思想发育还处于一个相当幼稚的阶段;一般而言,民众最普遍的愿望当然是要求是能够安居乐业,是生活、家庭、工作,没有人会拿口号当饭来吃;而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求这么做的只有两种人:对现实与生活极度绝望的人以及贪欲之念恶性膨胀的人。”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其社会或自然属性的限制,可能加入到当时社会政治活动中去的,仅仅是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人群。人类为了得以生存与自己的享受,必须进行生产、商业或文化卫生等一系列活动,而把管理国家社会的责任(包括国防、外交)交由他们委托的或经由他们选举的政府,让政府对国家社会来进行专业化的管理。所谓的外交,无非就是国与国或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交往,和平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协商为主体的外交活动作为它的主要标志。
  
  民族问题,往往是一些国家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在政治不是十分清明的国度里面各方容易宣泄感情的一个领域。“全民外交”也往往在这样的国度里面发生,对于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全民外交”这样的现象,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再认识。
  
  所谓的“全民外交”现象,其实仅仅是社会有些职业政党团体或主要是社会各阶层当中广泛闲散的人员,形成一股非职业潮流卷入外交事件当中。这样的人往往会以人民的名义,对进行正常外交活动的当局提出他们认为是正义的民族诉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本来是团结人民、振兴民族的爱国口号,也可以被这些人当作进行非常规涉外政治活动的道德制高点。提出这种口号、进行这些活动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根本不能触动外交活动的对方、它所显示的作用仅仅是内部的:首先,它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是软弱无能的,例如当年的北洋政府;其次,它显示了打算将从事外交活动的政府在民族道义上面置于劣势的地位,例如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最后,它很可能表示政府在内政方面遇到了麻烦,需要在外交上面采取极端来应付或转移内部矛盾,如慈喜太后的顽固派以及初期伊朗神教士政权。
  
  可以想象,如果当年苏维埃政府非得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在比较大的范围里面按照“民主的”程序来决定是否对德停战,就不会有布列斯特条约,当然也不会再有后面的苏联政权。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提倡新思想、提倡科学与民主方面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作为一个相当规模爱国运动----“全民外交”运动来说,仅仅是使得北洋政府没有在巴黎和约上面签字,而不可能改变和约本身以及和约的执行。抗日战争的前夕,爱国学生的抗日活动此起彼伏,而真正触动国民政府的,却是芦沟桥事变。那个反动腐朽专制的慈喜顽固派,当他们试图用“民众的力量”来卷入国际关系的领域当中以后,局面立刻变得不可收拾,整个国家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例。美国在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好象就是越南战争了,而卷入及扩大这场战争的民主党政府照样可以竞选连任;反战的浪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社会几乎为之分裂。但是,民众并没有也不可能卷入外交活动当中,也没有人为政府的巴黎和谈设置“民族自尊”的条件,巴黎和谈是依靠秘密外交来完成的;而当年在民众和国会中拥有巨大声望的麦克阿瑟,因为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中的进展,擅自代表“民意 ”提出扩大战争范围的意见,即刻遭到了不体面的解职。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历经如此大战的失利而没有动荡甚至瓦解的基本原因。一个再民主的国家,法律也保证政府的工作是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官政府的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民众的干预,只能通过四年一度(或其它固定的时间间隔)的选举来进行表达。
  
  还可以看到,美国人在反对越战如火如荼的斗争当中,从来没有提出要打倒或推翻政府,或者用一个民族主义和另外的什么政治理念来改变社会,美国社会表面动荡,实际稳定----应该归功于美国国家禁止在教科书当中宣扬爱国主义或宗教教条这样的设计或传统。
  
  所以,尽管美国政府的更换频率是很高的,但是,它的外交政策在总体上却出奇地稳定。
  
  如果不回避事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动员民众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乃至与事关国际问题的活动规模最大的国家,从朝鲜战争中声讨美国人开始,到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危机、越南战争等等,动不动就有亿万中国人上街游行声讨“美帝”、“苏修” 。“人人关心”国家大事。尽管实际上老百姓对这样的事情本来就概念非常模糊,游行习惯化了,就象在街上散步一样,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但是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开创了一种“ 全民”非法干政的先例。与其说这是发扬了什么“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还不如说这是在提倡一种暴民政治。一个外交部司长就能够处理妥帖的事情,有必要组织“亿万”人民去大街上吼吗?!你这么多人表示“反对”了,能不能淹死敌人呢?到头来,苏伊士运河不还是通航了吗?以色列人不还是没有被铲除吗?埃及不还是与西方世界结成了紧密型的联盟了吗?苏联人的导弹不还是乖乖地运出了古巴么?!.......
  
  事实非常清楚,靠全民参与外交的方法,对于我们的对手来说,是丝毫不起作用的。相反,我们自己在一次又一次地动员亿万人民上街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场面在进行规模上的彩排,种下的是国家动乱的祸根。
  
  文革中对于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走资派”进行数万、数十万、百十万人的“大批判”象走马灯一样,川流不息。数万、数十万人的大规模武斗,已成家常便饭。尤其严重的是,当时,这样的活动已经完全不是政府所能够控制的了,基本上是由少数有野心的人自发地组织开展的,而受害的却是广大无辜的老百姓。
  
  当全民外交到达最高峰的时候,外交部居然被少数野心家“夺权”了,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英国驻华外交代办处付诸一炬,化为灰烬;驻苏联大使馆人员硬带人到莫斯科红场“宣传毛泽东思想”,从而引起了激烈的外交冲突与流血事件;将苏联大使馆所在的道路由原来的扬威路改名为什么“反修路”,在报纸上面公开发表攻击缅甸合法政府,以及由“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论什么“人民战争”的体会等等、等等。即便是我们国家后来纠正了这些不正常的做法,在与美国总统会谈成功以后,还要对尼克松打招呼说,为了不引起人民的疑惑,我们骂还是照样骂,彼此心里面有数。可见得全民外交的余毒还是对政府的外交口径有着多大的震慑作用?
  
  说穿了,所谓“全民外交”实际上仅仅是一小撮人在扰乱破坏正常的外交活动,其结果最终就是导致全面的没有外交。只不过,他们用的是“中国人民”的名义,破坏的却是中国人民的名誉以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少数人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与后果,中国人民却要承担集体的责任。老实说,如果当年不是由于美苏的严重对峙局面牵制了他们双方、他们之间象现在这样默契的话,那时的全民外交能够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简直是难以预料。如果说因为那样的话,今天是不是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我们国家终于认识到在政治路线上面一定要坚决反对极左的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实行思想上的大解放和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必须进行全面开放的和平政策。由于这样的政策,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国民经济整整翻了三番。中国不仅正常地回到了国际主流社会当中,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与影响。在整整十二年中,中国与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日俱增,这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提升过程中的种种弊病在我们国家也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这就引发了那年春夏之际的风波,这当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种种反制。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应该本着改革开放与民族和解的精神,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得更大度一点,因为毕竟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军队与军队打,死了那么多人,是关系到国家是不是分裂的问题,战争一旦有了结果,民族和解也就随之产生。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真有那么深的仇恨不能解开吗?同时,国际上的一系列反应的时间实际上也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时间与耐心而已。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刚刚还是中美两国的友谊怎么怎么的,一下子又变成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了;刚刚还在进行大型民间交往,一衣带水的热烈友好气氛突然消失,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危险论”与“要求道歉外交”又东山再起了;什么《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决战日本海》、《超限战》等等鼓吹民族偏执情绪的书刊接踵而出。假如说,日本右翼出这么几本小册子,这也不奇怪,因为那里的社会本来是开放的;而在我们这个新闻舆论高度监控的国度出现如此大量集中的这类东西,我觉得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来做当年鼓励大家上街相似的事情。当然,我们国家的主流社会在大的决策上面还是比较明智的。但是,我实在不明白有些部门为什么要去掀起这样的情绪,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对我们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在这一系列思想误导下,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因为摸不到思想的方向而放弃了信仰,极少数人已经将那些反文明国家的头面人物例如萨达姆.侯赛因、本拉登甚至希特勒等等视为心目中的英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敢于向美国叫板”!人类的基本善恶是非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已经被彻底的异化了。------渲染反叛或叛逆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不管是出于个人恩怨或者政治目的、恶性恐怖案件大幅度地上升了,中国的大地上面如今已经可以听到四面八方的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了。而死亡的人没有一个是什么帝国主义分子或干脆是什么美国人、日本人。全部都是无辜的中国人!
  
  而且,每当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总有一些人要跳出来表示一下自己的“爱国感情 ”以取得参与全民外交的资格。当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本来是因为美国人的全责而承担所有的损失赔偿的时候,就有这些人出来,对美国的北京使馆砸玻璃,丢尿粪炸弹,结果把事情弄成双方的相互赔偿,还弄得中国人自己一身的尿臊臭;当南海飞机撞击事件后,又是这些人,惟恐天下不乱,煽动无知青年喊打喊杀,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中国政府是什么北洋、清廷政府,然后,又积极地献计献策,与美国人怎么怎么打,与日本人怎么干,在台湾是丢原子弹还是中子弹等等,在国内则是到处“抓汉奸”;当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又千方百计地为拉登塔利班寻找恐怖行动道义上的理由。总之,他们是忙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其忙碌而疯狂的举止,比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我毫不怀疑,这样的人,一旦有条件,肯定不会错过做象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在1935年5月15日做的那种事情的机会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是他们利用了现代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与覆盖面进行的歇斯底里鼓惑的确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国际社会听到的是中国人一片杀气腾腾的语言和幸灾乐祸的声音,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谁象他们这样把中国人妖魔化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更为不正常的是,我们有些部门的人,在这样的全民外交的浪潮当中已经举止失措,言语不当,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行,造成了外交上相当的被动。在这种情形下,我相信中国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是完全可能的。而这样的被动或边缘化,是要中国人民在今后付代价的。
  
  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与往日中国游离於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年代,而是已经融入了全球化发展的主流当中。我们不需要在缺少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用自己人民的“怒吼”来增加我们在世界上说话的音量。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全感。应当在我国立即废止全民参与外交这样的陋习。任何部门或机构,绝对应该禁止再作任何诱导或发动这种事情的行为,如有违犯,则应按破坏国家安全罪及毁坏国家形象罪予以严惩不贷。
  
  最后,我将自己在2001年11月写的《中国人的自尊心》一文中的几句话来结束本文:“在一个稳定正常的社会里面,每个人(团体)的角色或位置是相对固定的。个人或团体很难突破现成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结构来实现超常的、过度的个人或集团的要求,他们不可能在现有的社会框架下面获得这样的能量来实现这样的要求;但是,在遇到外部纠纷或摩擦的时候,蓄意提升热点的温度,过度激发民族“自尊心”或所谓的“爱国主义”,往往不能用于纠纷或摩擦的解决,只能造成问题的复杂化。因为解决纠纷或摩擦需要采用外交的、谈判的方式,而外交谈判主要的又是采用协商机制而不是热情的对撞。
  
  一个国家,除实际上遇到它国入侵外,凡遇上一些国际摩擦或纠纷,便民族“自尊心”大爆发,其原因一定是这个国家本身存在问题了、或者是这个国家思想发育还处于一个相当幼稚的阶段;一般而言,民众最普遍的愿望当然是要求是能够安居乐业,是生活、家庭、工作,没有人会拿口号当饭来吃;而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求这么做的只有两种人:对现实与生活极度绝望的人以及贪欲之念恶性膨胀的人。”
自己顶!
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顶。确实现在网络上所谓的“爱国青年”太过狭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