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与苏东剧变 他真正看透苏东巨变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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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92年岁首,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新华社发

    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这次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当时为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巡”,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与195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0年代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潮流是什么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就在东欧发生剧变的最初时刻,中国国内在1989年春夏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焦点则集中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苏东剧变的教训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赫鲁晓夫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是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

    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这才是苏东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高瞻远瞩拨正航向

    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着重强调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

    1991年12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6日,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中共十四大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徐水摘自《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作者林蕴晖)W020090107287349682732.jpg
这是1992年岁首,邓小平同志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参观。新华社发

    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这次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当时为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巡”,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与195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0年代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潮流是什么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就在东欧发生剧变的最初时刻,中国国内在1989年春夏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焦点则集中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苏东剧变的教训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赫鲁晓夫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是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

    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这才是苏东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高瞻远瞩拨正航向

    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着重强调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

    1991年12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6日,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中共十四大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徐水摘自《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作者林蕴晖)
哈哈,敏感话题。:D
老邓领导规定的改革==经济改革 看透又怎么样 当时多少人看透了没有说话的权力而已 现在依旧
原帖由 PYY804 于 2009-1-7 22:02 发表
哈哈,敏感话题。:D


切~!这是官方的八股文,真正的南巡背景一句没提,有什么敏感的?
92年跑到南方说:步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
93年南方地产就崩了
谁在92年听了他的,还投资贷款扩张,93年谁就完蛋,所谓海南前十大地产商就是这样垮台的。
干脆回过头去搞文革,就没有海南十大房地产商的故事鸟,也就没什么贷款投资一说鸟:D

大家平衡大家爽:D
老人家是一个目前毁誉参半的人物,象这样的具有重大的历史伟绩又有许多的错误(尤其是三十年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他的评价恐怕也只有交给历史来做出才比较合适,而不象太祖一样可以由人民来评价功过太祖.但照片当中,除了老人家外,其他得人包括公主在内,咋看咋不顺眼,都是一副欠群众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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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邓公最是深蕴治国之道,像某人一样搞到天下大乱邓公是决不愿作的.至于所谓特权阶级贫富分化,某人的时代更厉害.李纳毛远新江青那个不是某人的亲戚,某人连吃的香烟和吃饭的瓷器都是特制的.说话当年某人及其走狗的特供商店可不是有钱就能进去的,没有那个身份,你就别想近得了门.
原帖由 超大2008 于 2009-1-13 16:54 发表
恰恰是邓公最是深蕴治国之道,像某人一样搞到天下大乱邓公是决不愿作的.至于所谓特权阶级贫富分化,某人的时代更厉害.李纳毛远新江青那个不是某人的亲戚,某人连吃的香烟和吃饭的瓷器都是特制的.说话当年某人及其走狗的 ...

真是这样的么?

好像翻来复去也就讲了李纳毛远新江青这几个放在现在连个P都不算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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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灾多难的祖国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而不为一两个人,一两个党派意志所左右....视人民郑重交给他们的国家治理权为儿戏,玩弄权术强奸民意强加自己意志于全国同胞都是不合格的领导者!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东欧剧变的原因根本不一样
东欧剧变,实际上是东欧人民摆脱东欧各国的苏联傀儡政权控制,而重获国家独立。
原帖由 明如日月 于 2009-1-16 14:27 发表
....我多灾多难的祖国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而不为一两个人,一两个党派意志所左右....视人民郑重交给他们的国家治理权为儿戏,玩弄权术强奸民意强加自己意志于全国同胞都是不合格的领导者!


哎~~~又来一个!!!

等着共产主义吧,到那时就不会有人玩弄权术了~~~在此以前,兄台还是现实点吧!你就算在社会上混没点手腕你都得让人玩死~~政治家,不玩弄权术,你就等着被别人玩死吧!不过不玩弄权术的好像也称不上政治家,应该叫“宅男”:D :D
原帖由 枫123 于 2009-1-15 10:41 发表

文革故然造成了严重后果。但老毛的远见卓识还是要承认的,至于老毛搞的那点特殊是为他身体健康而特制的,与现在有的官员比一个地一个天。至于说有的高干子弟搞点特殊,即使到了改革开发时代,老邓也不能保证说没有 ...

如果有专门为我供应所有物资的特供商店,我干嘛还要贪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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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毛的失败在其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起点跟人家美国就不一样,苏毛建国的时候满地都是木犁,人家美国满地都是高楼大厦、工业工厂。:D

苏毛在冷战时期除在欧洲、远东等地区拥有能跟美国抗衡的常规军力,在其它方面全面劣势。在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战前苏联与英美本来就有差距,在为时四年的战争中苏联的经济基础损失严重,以至于军备物资需要极度依赖美国援助。二战后,美国一国经济占全球份额曾经一度达到百分之六十。苏毛跟美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其军力既因为经济基础的薄弱而难以为继。因此,从东西两大阵营的力量和潜力对比看,冷战的结局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邓太宗的“不争论”明显是跟左派说的,右派早就被机枪+坦克封住了嘴巴,剥夺了“争论”权力。

中国的左派与右派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既严重对立、势如水火,又相互依存。一个挂了,另一个也会随之失去价值,边缘化。左派在90年代初期的确出现了“回潮”现象,但是最终昙花一现,随着元老们在90年代中期相继逝世,他们在党内也没了靠山,边缘化是必然的。: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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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枪姬 于 2009-1-16 22:20 发表
苏毛为什么会完蛋?

因为苏毛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势不两立的敌人,眼中钉、肉中刺。

本来综合国力比人家差了一大截,人家举全国之力跟你对着干,你不完蛋才怪!:D

苏毛能活那么就,完全是因为核武器这个恐 ...

又来~~~
如果欧洲没有核武器的保护伞,恐怕全欧洲都将屈服于苏联的大兵团,重装甲冲击之下。。刚经历过2战的欧州和苏联没太大区别,唯一的区别美国远在N万公里之外~~~美国举全国之力跑到欧洲来和苏联拼死,恐怕…………嘿嘿
某公主嘴脸,好恶心
原帖由 qp--db 于 2009-1-16 23:41 发表

官僚垄断利益集团是由某党性质决定的   从49年后就存在  而不是由邓时代才出来   相反很多有良心有目光的高层一直在竭力弥补这个缺陷   以国家以人民为出发点   这也是国家能够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   这个在80年代时 ...


邓的功绩 是高的

但是后面的人,就好像公主 这个层次的,绝对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在位子上能顺应潮流顺应民意,从这点上说老邓也算对得起供他养他的老百姓。
真可悲,发了三段,没人理你,我顶一下呵呵。
邓小平"南巡"与苏东剧变 他真正看透苏东巨变原因[转帖]
2009-01-07 14:15:16.0

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这次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当时为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巡”,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与195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0年代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潮流是什么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焦点则集中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苏东剧变的教训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赫鲁晓夫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是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

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这才是苏东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高瞻远瞩拨正航向

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着重强调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

1991年12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6日,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中共十四大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




本文发布时间:2009-01-07 14:15:16.0
原帖由 枫123 于 2009-1-12 11:40 发表
[:a1:] 偶强烈反对只从经济层面而不从政治层面分析问题,古今中外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政权在政治上发生重大问题,它必然变成纸老虎。十月革命后,由于列宁死得太早,有很多政治经济民族问题没解决好,而苏联政权那个金 ...


偶认为政府应该对所谓的新三座大山采取较特殊的政策加以解决,我们很多的千万亿万富翁是靠房地产发财致富的,这对弱势群体是场灾难,草根阶层总要有个家,否则政治和谐局面难实现。政府还要加强社会保障,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少搞一些花钱上千亿耗时十年以上的项目,对贪腐问题,就来一个打一个,一直打到他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群众满意的时候为止。对那些短时间突然发迹的暴发户要严查。

孩子还是自家的亲,哪些当官捞钱的,权力与地位还不是党给的,政府还要加强社会保障,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少搞一些花钱上千亿耗时十年以上的项目,拜托,党国一党独大下的金字塔权力体系,一层一层的官员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有权力小的自由,大家都想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住豪华别墅开豪华车,一掷千金.你叫狼不吃羊,左手监督右手,那是没有可能地
除非做到人民最大,没有哪个党以及政治团体可以凌驾于民众权利之上才可能,否则你说的都空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

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致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