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重工业体系运转和升级的主要阻力是来自西方重工业体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2:44:27
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虽然可能通过明确的发展路线和集中资源的方式迅速建立重工业体系，但由于先天不足，建立重工业体系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即便重工业体系已经开始正常运转，能够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资源，由于它因新生而不稳固的地位和相对较差的水平，它不得不应对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希望。影响它运转和升级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
首先是来自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压力。
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0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制抵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只是在中国苏联的努力相继失败以后，如果再有某个国家试图打破依附性经济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失败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工业化的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知识分子拒绝和全民族一起承受苦难。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随着伟人的逝去，提出了尊重知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口号，知识分子需要掌握更大的权利，控制更多的财富，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大肆批判，提出先富论，抢夺中国工业化的果实。知识分子们首先解散工农的组织，使他们没有力量参加争夺果实的战斗。批判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方式，使中国重新依附化买办化，为外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奢侈消费品，走上了殖民地道路。鉴于统治阶级相对比例很小，毛泽东时代还留下了许多剩余，自由贸易极大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洋房汽车滚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医疗甚至住房。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独立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
”
转贴者按：本人转贴此文并不代表本人赞同或证实其观点、数据等，仅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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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来自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压力。
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0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制抵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只是在中国苏联的努力相继失败以后，如果再有某个国家试图打破依附性经济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失败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工业化的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知识分子拒绝和全民族一起承受苦难。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随着伟人的逝去，提出了尊重知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口号，知识分子需要掌握更大的权利，控制更多的财富，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大肆批判，提出先富论，抢夺中国工业化的果实。知识分子们首先解散工农的组织，使他们没有力量参加争夺果实的战斗。批判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方式，使中国重新依附化买办化，为外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奢侈消费品，走上了殖民地道路。鉴于统治阶级相对比例很小，毛泽东时代还留下了许多剩余，自由贸易极大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洋房汽车滚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医疗甚至住房。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独立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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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来自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压力。
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0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制抵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只是在中国苏联的努力相继失败以后，如果再有某个国家试图打破依附性经济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失败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工业化的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知识分子拒绝和全民族一起承受苦难。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随着伟人的逝去，提出了尊重知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口号，知识分子需要掌握更大的权利，控制更多的财富，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大肆批判，提出先富论，抢夺中国工业化的果实。知识分子们首先解散工农的组织，使他们没有力量参加争夺果实的战斗。批判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方式，使中国重新依附化买办化，为外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奢侈消费品，走上了殖民地道路。鉴于统治阶级相对比例很小，毛泽东时代还留下了许多剩余，自由贸易极大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洋房汽车滚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医疗甚至住房。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独立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
”
转贴者按：本人转贴此文并不代表本人赞同或证实其观点、数据等，仅供读者参考
转贴原URL: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77319.shtml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虽然可能通过明确的发展路线和集中资源的方式迅速建立重工业体系，但由于先天不足，建立重工业体系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即便重工业体系已经开始正常运转，能够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资源，由于它因新生而不稳固的地位和相对较差的水平，它不得不应对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希望。影响它运转和升级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
首先是来自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压力。
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0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制抵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只是在中国苏联的努力相继失败以后，如果再有某个国家试图打破依附性经济的宿命，至少可以借鉴一下失败国家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工业化的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知识分子拒绝和全民族一起承受苦难。中国的工业化影响了他们的幸福生活，随着伟人的逝去，提出了尊重知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口号，知识分子需要掌握更大的权利，控制更多的财富，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大肆批判，提出先富论，抢夺中国工业化的果实。知识分子们首先解散工农的组织，使他们没有力量参加争夺果实的战斗。批判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方式，使中国重新依附化买办化，为外国提供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奢侈消费品，走上了殖民地道路。鉴于统治阶级相对比例很小，毛泽东时代还留下了许多剩余，自由贸易极大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洋房汽车滚滚而来，使知识分子们沉浸在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大道的幻觉中，高呼"和平崛起"。而资源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低水平劳动，却使底层民众丧失了教育、医疗甚至住房。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数代人勒紧腰带建设的独立工业体系损失殆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变成迟暮的老人，中国再次走上了了经济殖民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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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世界
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社会，许多职业其实和我们1000年前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厨师依旧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银员做简单的计算......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职业，更是自从文明起源就出现了。而另外一些职业，譬如汽车司机、打字员、流水线工人等等，固然在农业社会不存在，但如果通过时间隧道拉来的唐朝农夫，肯定可以在简单训练后胜任这些工作。上述两种职业基本包括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职业，既然这些工作和农业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祖先更勤勉。那么，为了解释今天巨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寻找解释。
解释显而易见，拥有电动木工机器和化学处理过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开汽车或许并不比驾马车更复杂，但载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许只是在重复简单劳动，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能力会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传统的农夫，在农药、化肥、优选的种子、现代水利设施支援下也可以轻松获得超过祖先数倍的收获--庞大的钢铁厂、化工设备、机器、万吨轮船看似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保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重工业体系。
重工业体系建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类似于生物一般的繁殖能力和进化能力，并能够为第一产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体系提供更多而且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使得这些产业的进化成为可能。
比如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以CPU为例，从8086、80286、80386、80486直到今天的Pentium-IV，在技术指标上来看，一直都在按照Moore's Law而迅速进步。为了达到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Intel公司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重工业体系所提供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仅仅有轻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无论如何都也是不能做到这种技术进步的---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廉价抛售自己的自然资源、第一产业产品或轻工业产品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果让我们暂时撇开国界而继续追根到底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出先进技术的西方巨型公司最终也都还是依靠重工业部门所制造的设备。
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Stalin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Stalin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Stalin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Stalin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Stalin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Stalin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Stalin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Hitler去了"。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Stalin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30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1914-1918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1941-1945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如果让我们观察一下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1950年不到100万吨。1958年是1070万吨，1980年是3700万吨，1996年则是1亿吨，2003年则是2.1亿吨，2004年则是2.7亿吨,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1980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
而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和质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
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提供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重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上面的观点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现在的经济学看来，由蒸汽机和机床所代表的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在合适的制度下必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步子相对大一些，但和其他技术进步，比如发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也被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制度的结果。制度能创造一切奇迹吗？作者是工程师，更愿意从纯粹的工程思维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看做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可以看做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取负熵流、利用负熵流的一个工具，而重工业体系的两项核心技术--能源采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体现为采煤业和使用机床金属加工业）正好与这两项要求相对应；因此，当这两项技术能够互相促进、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进步而发展时，能够自增殖的煤铁复合体就彻底的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假设，假如地球上从来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矿石资源，或金属的特性与现在略微不同，无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级别。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但无论制度或社会条件多么优秀，这样的世界上也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不可否认，人类有一天会发展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资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工业体系绝对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构筑的。应该说，工业革命是自然的礼物，如果没有足量的矿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质，再神奇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也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
虽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但本书作者并不试图否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相反，作者承认现有的经济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甚至告诉我们如何让资源的分配达到最优化。但是，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持续增长是超出任何投资者理性预期的事件，在工业革命依然在进行的时代，在工业技术的扩张和进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世界上，与其努力让包括人力在内的所有资源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达到最优配置，远不如建立一个能推进重工业体系扩张和进步的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本身只能刺激一般劳动的效率，进行可预期的优化，存在上限，而不断推进的工业革命可以在大部分劳动力积极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所以，任何长期国家战略必须将如何建立和利用重工业体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社会，许多职业其实和我们1000年前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厨师依旧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银员做简单的计算......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职业，更是自从文明起源就出现了。而另外一些职业，譬如汽车司机、打字员、流水线工人等等，固然在农业社会不存在，但如果通过时间隧道拉来的唐朝农夫，肯定可以在简单训练后胜任这些工作。上述两种职业基本包括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职业，既然这些工作和农业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祖先更勤勉。那么，为了解释今天巨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寻找解释。
解释显而易见，拥有电动木工机器和化学处理过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开汽车或许并不比驾马车更复杂，但载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许只是在重复简单劳动，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能力会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传统的农夫，在农药、化肥、优选的种子、现代水利设施支援下也可以轻松获得超过祖先数倍的收获--庞大的钢铁厂、化工设备、机器、万吨轮船看似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保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重工业体系。
重工业体系建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类似于生物一般的繁殖能力和进化能力，并能够为第一产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体系提供更多而且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使得这些产业的进化成为可能。
比如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以CPU为例，从8086、80286、80386、80486直到今天的Pentium-IV，在技术指标上来看，一直都在按照Moore's Law而迅速进步。为了达到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Intel公司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重工业体系所提供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仅仅有轻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无论如何都也是不能做到这种技术进步的---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廉价抛售自己的自然资源、第一产业产品或轻工业产品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果让我们暂时撇开国界而继续追根到底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出先进技术的西方巨型公司最终也都还是依靠重工业部门所制造的设备。
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Stalin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Stalin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Stalin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Stalin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Stalin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Stalin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Stalin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Hitler去了"。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Stalin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30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1914-1918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1941-1945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如果让我们观察一下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1950年不到100万吨。1958年是1070万吨，1980年是3700万吨，1996年则是1亿吨，2003年则是2.1亿吨，2004年则是2.7亿吨,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1980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
而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和质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
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提供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重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上面的观点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现在的经济学看来，由蒸汽机和机床所代表的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在合适的制度下必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步子相对大一些，但和其他技术进步，比如发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也被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制度的结果。制度能创造一切奇迹吗？作者是工程师，更愿意从纯粹的工程思维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看做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可以看做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取负熵流、利用负熵流的一个工具，而重工业体系的两项核心技术--能源采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体现为采煤业和使用机床金属加工业）正好与这两项要求相对应；因此，当这两项技术能够互相促进、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进步而发展时，能够自增殖的煤铁复合体就彻底的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假设，假如地球上从来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矿石资源，或金属的特性与现在略微不同，无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级别。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但无论制度或社会条件多么优秀，这样的世界上也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不可否认，人类有一天会发展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资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工业体系绝对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构筑的。应该说，工业革命是自然的礼物，如果没有足量的矿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质，再神奇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也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
虽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但本书作者并不试图否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相反，作者承认现有的经济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甚至告诉我们如何让资源的分配达到最优化。但是，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持续增长是超出任何投资者理性预期的事件，在工业革命依然在进行的时代，在工业技术的扩张和进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世界上，与其努力让包括人力在内的所有资源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达到最优配置，远不如建立一个能推进重工业体系扩张和进步的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本身只能刺激一般劳动的效率，进行可预期的优化，存在上限，而不断推进的工业革命可以在大部分劳动力积极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所以，任何长期国家战略必须将如何建立和利用重工业体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逻辑混乱的文章，无非是唱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可惜理论功底太差，只会把杂七杂八的东西混在一起谈然后抛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
字好多呀，逻辑确实有些混乱，哦，转自天涯，先去看看原帖！
搞笑~~自己的錢自己賺去 讓別人說去吧 SB文章
这个人讲了半天重工业怎么好怎么好，却不讲后发国家如何去发展重工业体系。
为什么苏联，东欧等后发国家赶超西方的战略失败，为什么韩国日本等后发国家赶超西方的战略获得成功，赶上或者大大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难道七八十年代的日韩不需要面对西方工业国的压力和竞争。
这些经济实例都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可惜作者却用一种政治化和民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问题，遗憾
为什么苏联，东欧等后发国家赶超西方的战略失败，为什么韩国日本等后发国家赶超西方的战略获得成功，赶上或者大大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难道七八十年代的日韩不需要面对西方工业国的压力和竞争。
这些经济实例都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可惜作者却用一种政治化和民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问题，遗憾
日本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韩国就算了吧！
苏联赶超西方的战略不能说完全失败，完善的重工业体系还是建立起来了，败是败在国民经济失调上！
苏联赶超西方的战略不能说完全失败，完善的重工业体系还是建立起来了，败是败在国民经济失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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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malue2k 于 2008-12-26 18:33 发表
这个人讲了半天重工业怎么好怎么好，却不讲后发国家如何去发展重工业体系。
为什么苏联，东欧等后发国家赶超西方的战略失败，为什么韩国日本等后发国家赶超西方的战略获得成功，赶上或者大大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 ...
你的问题天涯上有人回复了,我不再贴上来,想看自己去,同样,你也可以说台湾赶超西方的战略获得成功.
我感觉还是来自内因
这帖子就是专门抽这种唱衰文耳光的
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566499
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566499
原帖由 luyuanrui 于 2008-12-26 18:39 发表
日本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重工业体系，韩国就算了吧！
苏联赶超西方的战略不能说完全失败，完善的重工业体系还是建立起来了，败是败在国民经济失调上！
韩国为什么不能拿来研究，虽然棒子让人讨厌，可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我们中国人是大国国民，不必过于狭隘
苏联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的战略成功在哪？它经济上赶超西方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反而在七十年代以后把差距扩大了。正是赶超战略建立的重工业体系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这两件事紧密联系，不能一件当做业绩一件当做败绩来谈。
转贴这个文章不是因为赞同作者立意,实在是因为心里憋闷.
我是做技术的,做机电产品,做过产品开发,有过不小的成果,但是..........大环境的影响,决定了国内做机电产品的技术人员处境其实很凄惨.如果不到外资企业去搞些外国人剩下的技术末端枝节,很多人根本没办法成家甚至生活.我认识的不少人,还有很多同学都在吃外资企业/机构的饭,而且是在外国人那里最低层的饭,核心技术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在国内企业里,我接触到的范围内,机电研发几乎空白,清一色低端仿造,或者引进技术专做产品生产.
心里有些愤懑,为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悲哀.
我是做技术的,做机电产品,做过产品开发,有过不小的成果,但是..........大环境的影响,决定了国内做机电产品的技术人员处境其实很凄惨.如果不到外资企业去搞些外国人剩下的技术末端枝节,很多人根本没办法成家甚至生活.我认识的不少人,还有很多同学都在吃外资企业/机构的饭,而且是在外国人那里最低层的饭,核心技术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在国内企业里,我接触到的范围内,机电研发几乎空白,清一色低端仿造,或者引进技术专做产品生产.
心里有些愤懑,为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悲哀.
饭要一口口的吃....
原帖由 boris_lee 于 2008-12-26 19:06 发表
这帖子就是专门抽这种唱衰文耳光的
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566499
你所引用的这篇文章我已经看过了,一定程度上来说,<发篇关于中国机床行业的帖子>这文章从某些方面是在为衰文举证.
]]
我再问个问题，为什么78年的中国工业水平大体仍然在五十年代建成时的水平上
最后两段尤其鬼扯
还什么观点与西方经济学主流不同，还什么不否认西方经济学理论，他上面写的那些东西和经济学理论有任何关系吗？作者最好还是否认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好，因为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后发国家都是在背离当时经典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情况下取得今日的成就，尤其是中国很多经济现象完全不符合经典西方经济理论，比如为什么在通缩情况下仍能高速发展，再比如双轨制条件下市场价格机制应该无法发挥作用，进而经济失调导致改革失败。种种实例不胜枚举，被作者批判的那些改革者就是这样把西方经典经济理论踩在脚下前进的，也正因为如此，唱衰中国经济改革的西方经济学家从八十年代唱到现在，其中不乏大师级的人物，作者和他们真是殊途同归啊
还什么观点与西方经济学主流不同，还什么不否认西方经济学理论，他上面写的那些东西和经济学理论有任何关系吗？作者最好还是否认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好，因为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后发国家都是在背离当时经典的西方经济理论的情况下取得今日的成就，尤其是中国很多经济现象完全不符合经典西方经济理论，比如为什么在通缩情况下仍能高速发展，再比如双轨制条件下市场价格机制应该无法发挥作用，进而经济失调导致改革失败。种种实例不胜枚举，被作者批判的那些改革者就是这样把西方经典经济理论踩在脚下前进的，也正因为如此，唱衰中国经济改革的西方经济学家从八十年代唱到现在，其中不乏大师级的人物，作者和他们真是殊途同归啊
原帖由 malue2k 于 2008-12-26 19:09 发表
韩国为什么不能拿来研究，虽然棒子让人讨厌，可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我们中国人是大国国民，不必过于狭隘
苏联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的战略成功在哪？它经济上赶超西方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反而在七十年代 ...
韩国从未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苏联的问题，可以看这篇文章：http://bbs.news.163.com/bbs/mil/91557737.html
天涯上还有篇文章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讲的很不错，可惜后来一直没找到！
原帖由 yh868 于 2008-12-26 19:12 发表
你所引用的这篇文章我已经看过了,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文章从某些方面是在为衰文举证.
那文章证明的是这个？;P
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
和30年前比起来，到底哪一个是全线崩溃？[:a2:]
说白了，近三十年来我国工业的大发展是靠出口商品换取西方的中间技术发展起来的，如果我国不从西方以低于研发成本的价格引进中间技术，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绝对没有这么快。产业升级的速度也更慢。
所以，我国经济应该先学会站，然后才能跑。不能因为西方在重工业方面比我国先进，就怀疑人家利用先发优势压制中国的重工业发展。
所以，我国经济应该先学会站，然后才能跑。不能因为西方在重工业方面比我国先进，就怀疑人家利用先发优势压制中国的重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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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止戈二世 于 2008-12-26 19:57 发表
说白了，近三十年来我国工业的大发展是靠出口商品换取西方的中间技术发展起来的，如果我国不从西方以低于研发成本的价格引进中间技术，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绝对没有这么快。产业升级的速度也更慢。
所以，我国经济应 ...
不必怀疑，人家先发国家压你是一定的，全球化时代人家当然要和你竞争给你制造障碍，西方国家又不是傻瓜，自动把市场份额送给你吗？不过我们不应该害怕竞争，更不该把这种竞争转化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敌视，LZ转的那篇文章看上去很有骨气，其实是内心自卑，害怕竞争，以阴谋论的方法分析事情。
原帖由 malue2k 于 2008-12-26 20:09 发表重工业当然好，问题是苏联的重工业化是如何实现，为了维持这个重工业体系的运转发展，苏联付出了怎样的经济代价。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化建设（或者说赶超战略）是失败，而现在的重工业化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从经济总量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工业化成就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为什么？
苏联的问题，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问题，不是重工业体系造成的！如果这样说，美国的重工业体系更强大，他怎么没有出事儿！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化建设，失败了吗，只能说按着老路走下去而不变革，迟早要倒大霉，却不能说是失败。没有这前二十八年的重工业基础积累，现在的重工业化能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吗。
24楼的逻辑不是很奇怪吗？苏联的重工业体系在整个经济中占这么大的比例，整体经济有问题却无关于重工业？美国的重工业也很庞大，为什么没垮？两点原因，第一两国重工业占GDP的比例或者说经济结构不同，第二两国工业化历程，方法完全不同。这个事很有讨论价值，说开了可以写好几本书。
中国的问题，当然没有当年的那点工业基础，现在的工业化进程要受影响。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五十年代不是依照完全的赶超战略，而是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主制定工业化经济政策，我们现在的经济成就会大的多。
中国的问题，当然没有当年的那点工业基础，现在的工业化进程要受影响。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五十年代不是依照完全的赶超战略，而是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主制定工业化经济政策，我们现在的经济成就会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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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luyuanrui 于 2008-12-26 20:45 发表
我的逻辑并不奇怪呀，苏联的重工业体系在整个经济中占这么大的比例，这个经济体系当然是大问题！
“如果五十年代。。。。。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主制定工业化经济政策”，本来就有上百年的差距，还不疯狂追赶甚至 ...
不错，我们差距很大，我们需要追赶，可是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我们只能照客观规律办事。国人都知道拔苗助长是什么意思，在经济领域却不能做到知行合一非常遗憾。
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目的都是为了赶超，那为什么说走比较优势的路子比较好呢？这就要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入手。简单的说，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依赖其要素禀赋结构，所谓要素禀赋即三大类，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含智力，劳动力）。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自然资源是先天的，很难改变，人力资源一般较为丰富，但劳动力水平的提高需要教育的长期资金投入，这就引出了对后发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要素，资本资源，资本资源也是三大要素中弹性最大的。三种要素中，自然资源是定量，人力资源依赖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教育投入，资本资源是最容易改变的变量。后发国家要快速发展就要在资本资源上做文章，这是提高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最快捷的方法，但是怎么在资本资源上做文章呢？
经济发展确实有其客观规律，但是，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进程，与其说是为了发展，还不如说是更侧重于生存，在可能的战争中生存下来。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合着伙忽悠咱们呗
后发国家怎么在资本资源上做文章？答案是发展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五十年代的日本
日本五十年代在做什么呢？很遗憾，这个战前就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在依靠轻工业，加工组装业出口创汇，为什么日本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做起，这是因为战后日本有大量闲置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很低，而资本方面却很匮乏，再加上日本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这就形成了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对欧美的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有竞争力，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为了通过比较优势产业出口获取外汇资金，日本政府不惜大幅压缩国内需求，拼命扩大出口规模以赚取资金，由于国内需求被人为压低，所以老百姓赚的钱只能去储蓄，这就形成了日本的高储蓄率，高资本积累率，资本形成比率非常高，也就是说日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因为资本资源的增加而得到了提升，这样就为日本进入对资本密集度要求更高的产业创造了条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日本在六十年代大举进军汽车工业。
说些无关的事，七十年代之前，在欧美国家居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凯恩斯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所以政府的任务就是不断创造有效需求，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高储蓄率不是好事，那意味着需求不足，要不得；高资本积累率也是要不得的，因为资本积累率越高边际收益率越低，那样是搞不好的。可是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济政策完全背离这些理论原则居然能够持续高速发展，在六十年代晚期就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日本成了“后发国家只要抛开经典西方经济理论指导就能成功”这一潜规则的第一个实证。:D
日本五十年代在做什么呢？很遗憾，这个战前就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在依靠轻工业，加工组装业出口创汇，为什么日本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做起，这是因为战后日本有大量闲置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很低，而资本方面却很匮乏，再加上日本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这就形成了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对欧美的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有竞争力，就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为了通过比较优势产业出口获取外汇资金，日本政府不惜大幅压缩国内需求，拼命扩大出口规模以赚取资金，由于国内需求被人为压低，所以老百姓赚的钱只能去储蓄，这就形成了日本的高储蓄率，高资本积累率，资本形成比率非常高，也就是说日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因为资本资源的增加而得到了提升，这样就为日本进入对资本密集度要求更高的产业创造了条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日本在六十年代大举进军汽车工业。
说些无关的事，七十年代之前，在欧美国家居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凯恩斯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所以政府的任务就是不断创造有效需求，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高储蓄率不是好事，那意味着需求不足，要不得；高资本积累率也是要不得的，因为资本积累率越高边际收益率越低，那样是搞不好的。可是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济政策完全背离这些理论原则居然能够持续高速发展，在六十年代晚期就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日本成了“后发国家只要抛开经典西方经济理论指导就能成功”这一潜规则的第一个实证。:D
引用“后发国家怎么在资本资源上做文章？答案是发展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这个，我还没完全理解资本资源这个概念，但是日本要是没有战前的工业基础，那么她这个“不惜大幅压缩国内需求，拼命扩大出口规模以赚取资金”就根本实现不了！
原帖由 luyuanrui 于 2008-12-26 21:14 发表
经济发展确实有其客观规律，但是，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进程，与其说是为了发展，还不如说是更侧重于生存，在可能的战争中生存下来。
这点我很同意你，那时的工业化战略有很强的政治，军事方面的需要，而且我们在那时也取得了很多辉煌成就，比如两弹一星。可是我想说那样的工业化进程，那样的赶超战略是不可持续的，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有能不用的国际环境最好就不用。现在很多人在这点的认识上有误解，他们觉得我们那时不就有两弹一星，有运十了吗？我们那时不是有那么多工厂，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了吗？现在这些老企业垮的垮，关的关，这一定是买办阶层和西方人搞的鬼，搞的我们现在要重新搞重化工业。对于这类观点我只能说五十年代开始的那种工业化模式是一次性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我在前面的回复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七八年，我们的工业总体水平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停留在它们被建立的时候。那些唱衰改革开放的家伙们能回答吗？
这个还是关系到工业基础和工业技术积累的问题，就像五六十年代，我们有歼5和歼6，和西方差距，表面上看是不大，但是薄弱的工业基础不足以使其得到很大的发展，落后的经济状况也制约了发展。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肯定要落后下来。
“为什么到了七八年，我们的工业总体水平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停留在它们被建立的时候。那些唱衰改革开放的家伙们能回答吗？”这个，个人以为，到七八年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主要都是在建立工业体系，使之完善，还谈不上大的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有了钱，当然要大力补课。
“那样的赶超战略是不可持续的，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苏联就是没有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还按照应对世界大战的方式，那时间一长肯定是吃不消的！
“为什么到了七八年，我们的工业总体水平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停留在它们被建立的时候。那些唱衰改革开放的家伙们能回答吗？”这个，个人以为，到七八年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主要都是在建立工业体系，使之完善，还谈不上大的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有了钱，当然要大力补课。
“那样的赶超战略是不可持续的，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苏联就是没有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还按照应对世界大战的方式，那时间一长肯定是吃不消的！
这是一个比较优势产业选择的问题
是啊，日本战前就能造飞机造坦克造汽车，为什么战后头十年它不以这些产业为重点呢？答案很简单，它那个时候在这些产业上和欧美比一是资本资源的差距，没那么多钱，二是技术上差距，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源中智力部分的差距。我们假设一下它一开始就重点发展看上更高级的汽车，航空工业会发生什么事呢？日本国内有限的资本不得不全部投入，可能还要大举外债，可是由于这些产业在当时没有比较优势，日本生产出来根本竞争不过欧美产品，无法出口，国内居民消费能力又很低，本国市场也无法消化，投了巨资却产生不了多少剩余价值，政府为了维持这些产业的存在又必须不断投入有限的财政资源，而其他那些日本有竞争力的产业却得不到资本支持，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让人遗憾的是，以上这些假设内容把主语换成中国，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前工业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是啊，日本战前就能造飞机造坦克造汽车，为什么战后头十年它不以这些产业为重点呢？答案很简单，它那个时候在这些产业上和欧美比一是资本资源的差距，没那么多钱，二是技术上差距，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源中智力部分的差距。我们假设一下它一开始就重点发展看上更高级的汽车，航空工业会发生什么事呢？日本国内有限的资本不得不全部投入，可能还要大举外债，可是由于这些产业在当时没有比较优势，日本生产出来根本竞争不过欧美产品，无法出口，国内居民消费能力又很低，本国市场也无法消化，投了巨资却产生不了多少剩余价值，政府为了维持这些产业的存在又必须不断投入有限的财政资源，而其他那些日本有竞争力的产业却得不到资本支持，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让人遗憾的是，以上这些假设内容把主语换成中国，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前工业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关于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你是一个计算机高手，现在你手头有五十万，让你选择一个行业自主创业，假设本地有三个比较赚钱的买卖，餐饮业，投资需五十万，网吧投资需五十万，游艇造船厂投资需两百万，从产业来看，级别最高的当然是游艇造船厂，网吧属于工业化者看来“不入流的第三产业”，餐饮层次也不高，你作为理性的人会选择那个行业呢？或者说你很向往投身于游艇建造业，你会通过一下两种途径的哪一个达到目标呢？第一大量举债，直接进入你完全没有专业知识的游艇造船领域，第二利用你的专业知识先开一间网吧，一边赚钱（提升资本资源），一边学习关于游艇的专业知识（提升人力资源），等到赚够两百万，积累总够多的专业知识再进入游艇行业。:P
你是一个计算机高手，现在你手头有五十万，让你选择一个行业自主创业，假设本地有三个比较赚钱的买卖，餐饮业，投资需五十万，网吧投资需五十万，游艇造船厂投资需两百万，从产业来看，级别最高的当然是游艇造船厂，网吧属于工业化者看来“不入流的第三产业”，餐饮层次也不高，你作为理性的人会选择那个行业呢？或者说你很向往投身于游艇建造业，你会通过一下两种途径的哪一个达到目标呢？第一大量举债，直接进入你完全没有专业知识的游艇造船领域，第二利用你的专业知识先开一间网吧，一边赚钱（提升资本资源），一边学习关于游艇的专业知识（提升人力资源），等到赚够两百万，积累总够多的专业知识再进入游艇行业。:P
原帖由 luyuanrui 于 2008-12-26 22:28 发表
这个还是关系到工业基础和工业技术积累的问题，就像五六十年代，我们有歼5和歼6，和西方差距，表面上看是不大，但是薄弱的工业基础不足以使其得到很大的发展，落后的经济状况也制约了发展。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肯定 ...
你的说法我可以理解。所谓工业技术积累问题本质上就是资本资源不足的问题，因为技术研发是以雄厚的资本投入为基础的。我觉得你还是没有理顺这些问题的逻辑关系，我再提一个问题，七八年我们已经有了两弹一星，有了航空工业，有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人均GDP会比那些既没有完善工业体系，又没有足够工业技术积累的东南亚国家还少呢？和他们比，我们的产业很高级啊，门类也齐全，技术人员与技术积累也更多啊，怎么会更穷呢？
原帖由 malue2k 于 2008-12-26 19:09 发表
韩国为什么不能拿来研究，虽然棒子让人讨厌，可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我们中国人是大国国民，不必过于狭隘
苏联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它的战略成功在哪？它经济上赶超西方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反而在七十年代 ...
苏联存在的时代，他的实力是跟西方不断拉近的谢谢
崩溃是解体之后的事情
日本这种二奶国家跟中国一样么？
搞搞清楚，中国是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
不是人家的二奶
如果连这个前提都搞不清楚，我看一切都不用讨论:D
搞搞清楚，中国是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
不是人家的二奶
如果连这个前提都搞不清楚，我看一切都不用讨论:D
原帖由 oberstein 于 2008-12-27 10:34 发表
苏联存在的时代，他的实力是跟西方不断拉近的谢谢
崩溃是解体之后的事情
给个数据好么？
我只知道如果没有核武器，苏毛迟早被美国灭掉。:D
原帖由 malue2k 于 2008-12-26 21:10 发表
不错，我们差距很大，我们需要追赶，可是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我们只能照客观规律办事。国人都知道拔苗助长是什么意思，在经济领域却不能做到知行合一非常遗憾。
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目的都是为了赶超，那 ...
像你这么搞的话，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很快就夭折了，没有太祖时代的两弹一星，中国拿什么去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