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东扩：欧洲力量的扩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3:51:59
5月1日，欧盟将迎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大，10个中东欧国家从此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此次东扩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日前，人民日报《国际周刊》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请了几位专家来本报畅谈欧盟东扩如何影响欧盟及世界。现刊出他们的发言摘要，其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发言者名单如下：
安高胜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郑园园 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编辑
马细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东欧室主任
吴 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历次扩大都添新特点
安高胜：成立于1958年的欧洲共同体经过了15年的巩固之后开始扩大，迄今经历了3波共4次扩大的浪潮，几乎每隔10年就发生一波。借用中文的一个词，是3次“大跃进”。每次扩大不但没有冲淡欧盟的特性，还为我们增添了一些新的特点。
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随着英国这样的国家加入，我们实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协调，开始了政治合作。
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这是第二波。由于这些国家位于地中海地区，所以称之为“南扩”。希、西、葡在加入共同体前，都经历过军事专制时期，民主非常有限。3国是结束军事专制后才加入欧共体的。“南扩”不仅使我们重新审视农业政策，也促使我们把人权和民主问题纳入欧盟的政策范围。它还对我们与阿拉伯国家和地中海以南国家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波是在1995年，3个没有参加北约的中立国家———奥地利、芬兰、瑞典入盟，使成员国增至15个。那次扩大促使我们加强欧盟“第三根支柱”的建设，即把欧盟的政策协调范围扩大到内政事务、移民和国内安全这3个以前属于国内事务的领域。
这次扩大是第四波，也是第五次扩大。从入盟国家的数目看，这是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扩大。我们准备了10多年才完成这次扩大。第五次扩大将对欧盟本身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它进一步推动了欧盟宪法的制定。因为一个有着25个成员国的欧盟需要完善其决策机制。我们将会有一个欧盟外长，也会扩大“多数表决”范围。其次，它将极大地推动欧盟经济的发展。我们希望这次扩大也会像西、葡入盟后一样，使欧盟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第三，这次扩大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与欧盟接壤，我们希望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朋友圈”。
安全模式东移
欧盟提出“输出稳定”，把西欧的安全稳定模式的边界向东推进。
周弘：二战结束之初，欧共体的奠基人要解决的是德国问题、欧洲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以及抵御苏联的扩张。东欧剧变解除了来自原苏联的威胁，但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苏联解体后，欧洲东部民族矛盾激化、地区冲突频繁、边界争端迭起，由此引发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问题，直接影响着西部欧洲的生活方式。欧洲的决策者们认为，应把自己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机制运用于可能产生动荡的近邻，防止不稳定因素威胁欧盟生活方式。于是，他们提出“输出稳定”，把西欧的安全稳定模式的边界向东推进。
安全模式东移这一战略对俄罗斯战略空间构成了进一步的挤压。欧盟会向俄罗斯解释，欧盟扩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商机和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过，欧盟的崛起归根结底是一种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崛起。中东欧入盟以后，欧盟将在离俄罗斯更近的地区施政，并将对俄罗斯的发展和安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安全模式东移还意味着欧盟对中东欧地区影响力的加强和对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挑战。新成员国与欧盟的安全合作将大幅度增加。从长远看，它们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依赖将逐步减少，欧洲联盟将逐渐摆脱北约而成为世界安全格局中的一支不同于美国的独立力量。
欧盟扩大的第二个方面是西欧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扩大，是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欧盟扩大的精神支柱是价值认同。欧盟成员国认为他们有共同基础，并强调这一价值观。价值力量的扩大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它可以超过欧盟的边界渗入到其他国际事务中去。中东欧对欧盟的价值认同使欧盟会更加有信心将自己的价值力量运用于其他的国际事务，更频繁地就民主、人权、社会公正、宗教自由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可能采取形式不一的行动：既有可能在反对美国发动单边军事行动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采取不同的行动，也有可能更加积极地就其他国家内部的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或采取对话的方式，或采取批评的态度。
欧盟扩大的不仅仅是产品和观念，还有欧洲的生活方式。
对于这个成熟的价值共同体和它的一整套理论，我们不仅应当有所了解和理解，也应当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使之成为促进世界人民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事业的软力量。
欧盟扩大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共同体的扩大。中东欧国家入盟，可以分享西欧的繁荣，这种分享不仅表现在数字上，更表现为对西欧模式的分享，这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它有许多标准。也就是说，随着欧盟一同扩大的不仅是地域和市场，同时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的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这“四大自由”原则应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与“四大自由”相关联的法律、机制和政策的应用范围的扩大。欧盟设立的对外标准也扩大到了中东欧国家。
总之，欧盟的扩大是一个安全、价值观、经济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整体，这几个方面是分层次的。在安全领域的扩张要受到限制，经济领域的扩张是没有边界的，对内有原则，对外则不一样，价值共同体的扩张则没有太多的限制。从这三个方面看，欧盟扩大的不仅仅是产品和观念，而是欧洲的生活方式。这个扩大会使欧盟更加自信，也使它更多地宣传自己。
欧盟内部力量对比变了
欧盟内部力量对比态势为：人口总量上大国占优势，国家数量上小国占优势。
郑园园：扩大为25国的欧盟，可分为大国与小国两大类。大国依次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6个大国占欧盟人口总数的74％。其余19国占欧盟人口总数26％，其中人口800万以下的小国有11个，仅占总人数的7％。欧盟内部形成了这样的力量对比态势：人口总量上大国占优势，国家数量上小国占优势。中小国家本来就是构成欧洲的主体，这次新增的10个成员国有9个小国，使欧盟内部大小国比例进一步失衡。在欧盟的历史上，大小国的界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泾渭分明。
这种情况使机制改革成为急迫的任务。事实上，1993年东扩提上日程时，决策机制的改革就成为议论最多的话题。人口因素是欧盟决策的重要依据。欧盟理事会的加权票数、欧盟委员会的委员数目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席分配等都与人口数量有关。1957年为6个创始国量体裁衣制定的运作机制已难适应今天的欧盟。若不改革，庞大的机构将难以运转，欧盟将陷于议而不决的尴尬境地。欧洲宪法草案就是东扩催生的。宪法草案将对运作机制作出一些新规定，其核心内容是：扩大“特定多数”的表决范围，也就意味着缩小“一致通过”的表决范围，使得一票否决的可能性减少。“特定多数”是双重的，即就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决策进行投票时，这个多数必须同时含有两个内容———国家多数和人口多数，决议才能获得通过。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对欧盟委员会实行“瘦身”，不搞一国一个或两个成员的“大政府”。这些改革都将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也有利于平衡大小国利益。
中东欧国家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强烈。
妥善处理欧盟原核心大国与新成员国的关系是另一个重大课题。小国担心受到大国的限制甚至压制，大国则认为小国多了容易建立利益集团，分庭抗礼。需要强调的是，中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体系，他们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激烈。
悲观主义者认为扩大后欧盟将被一群小国“稀释”，缺乏凝聚力，欧洲建设难以迈开新的步伐。与这些担心相关联的问题是：核心大国还能发挥以往的作用吗？东扩后，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不同利益层面会出现相关国家的合作，并不事事总是法德带头，核心大国的作用不可避免受到削弱。但是“法德轴心”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自1963年法德实现历史性和解以来，两国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密切合作，源源不断地为欧洲建设提供了新思想、新动力。这部“发动机”的原动力不会枯竭。因为从政治文化传统看，舒曼、莫内、德洛尔等一批来自法国的欧洲设计师使法国的作用和地位彰显，法国是要扛“欧洲建设”这面大旗的。而德国从东扩中获得地缘政治的优势，它对中东欧国家负更大的道义责任，也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国，尤其是法国，想继续充当“发动机”则需要改善和强化自己，一是克服“君临欧洲”的心态，和小国平等相处；二是加快本国的社会政策改革，提高经济实力，在遵守欧盟法规方面垂范，以取信于小国。
在欧盟的历史上，往往是小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更有作为。
小国有小国的长处。在欧盟的历史上，往往是小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更有作为。大国倾向于推销自己的方案，小国不见得有现成的方案，却更善于听取意见，更富有协商精神。东扩后，像比利时、卢森堡这样老资格的小国，将善于在大小国之间沟通，号召力可能会提高。新成员国如能顾全大局，威信也会提高。
今后，欧盟内部合作将会以“强化合作”的形式出现。估计中东欧国家需要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融入欧洲。在此之前，欧洲建设中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还得靠核心国家引领。毋庸讳言，有50年欧洲建设经验的国家与刚刚跨进欧盟大门的国家，对“欧洲精神”的理解肯定有深浅之别。
中东欧国家搭上西去列车
中东欧国家迫切希望搭上西去的列车“回归欧洲”。
马细谱：历史上，中东欧国家处于东西方夹缝之中，是西欧大国与俄罗斯争夺的中间地带。苏联解体为欧盟进入该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入盟是“走向繁荣富强的起点”，他们迫切地希望搭上西去的列车“回归欧洲”。
自1998年和2000年欧盟分两批同中东欧国家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后，中东欧国家为入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与欧盟进行的涉及多达31项内容的谈判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政治方面，这些国家完成了体制改革，并通过制订新宪法，完成一系列立法，较快地实现了政治改革的任务，建立起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方面，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出售国有企业。现在，这些国家的企业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已基本完成，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达到了70％—80％。社会方面，中东欧国家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改革，这一过程至今尚未结束。如社会保险、医疗制度和文教卫生等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各阶层乃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人得益，有人受损。由于贫富差距仍大，改革任务艰巨，难度较大。在外交方面，它们进入北约，参加欧盟，把亲美欧大国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为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除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西欧化，还要作出某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承诺和让步。
为了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除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西欧化，还要作出某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承诺和让步。例如，波兰要关停部分冶金和采矿企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必须关闭能输出电力赚取外汇的核电站等等。
中东欧各国政党众多，党派对立严重，政府更迭频繁，但在入盟问题上，各政党却有共识。历届政府都把入盟视为头等任务，甘为入盟冒风险。波兰总理米莱尔已决定辞职，但要等到5月2日即入盟的第二天才卸任，可见他视入盟为自己最大政绩。从中东欧各国全民公决和民意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对入盟表示赞同并充满希望，支持率达80％—90％。工人企盼欧盟来收购和经营他们所在的企业，农民等待欧盟的农业补贴，军人希望出国“维和”，还有更多的人渴望到西欧去打工赚钱。入盟的支持率高于“入约”（北约）的支持率。
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仍将是欧盟中较穷国家，还有10—15年的“磨合期”。
中东欧国家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入盟之后还有10—15年的“磨合期”。这些国家在农业政策、人员自由流动、地区差别补贴等方面，跟欧盟的立场仍存在一定距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例如，入盟国中除斯洛文尼亚外，其他国家都要求欧盟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对从中东欧进口的农副产品实行零关税或低关税。在土地自由买卖问题上，他们担心外国人“买光”本国耕地，波兰曾就这个问题提出了20年的“过渡期”。另外，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仍将是欧盟成员国中较穷的国家，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及欧盟成员国的1／4或1／3，要赶上欧盟的平均水平也需要15—20年。
东扩促进新老成员经济增长
吴弦：欧盟前几次扩大都是在西欧国家，而这是首次向中东欧国家扩大。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其特殊性在于：老成员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新成员国是前计划经济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10个新成员国人口占现欧盟15国人口的28％，GDP只占到后者的5％—7％，人均GDP只有欧盟平均值的32％。从经济结构上来讲，经济转轨前，它们的国有部门、农业部门以及劳动密集型部门都占很大比重。现在转轨虽然初步完成，但克服新老成员国之间的不平衡性还有个过程。
“哥本哈根标准”是入盟的标准。其中经济标准是：实行市场经济、企业要能应对欧盟内部的市场竞争。欧盟通过制定标准和谈判，促使申请国达标。现在谈判完成了，东扩也就实现了。
欧盟要求新成员国接受欧盟的全部立法，欧盟的立法有8万页之多，其中很多是经济立法。新成员国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密切了，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欧盟实行了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这“四大自由”是一加入就必须接受的，现在中东欧国家做好了实现“四大自由”的准备。
中东欧国家的入盟承诺，不仅要体现在市场层面上，而且还要体现在经济政策和货币层面上，即必须接受在欧洲货币联盟这个更高层次上的合作，包括单一货币和共同经济政策。虽然它们不可能马上采纳欧元，但从法理上讲，迟早要在达到了经货联盟的启动标准之后加入欧元区。它们还要接受欧盟的所有经济政策，包括竞争政策、共同农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共同贸易政策等。
新成员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会产生经济一体化效应及欧盟的政策效应，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经济框架和环境。
欧盟东扩要促进新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南扩的经验及经济模型模拟判断都表明，新入盟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老成员国。新成员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会产生经济一体化效应及欧盟的政策效应。总之，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体化的微观和宏观的经济框架和环境。有一个预测表明，中东欧国家的入盟会使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增加1．3至2．1个百分点。中东欧国家在欧盟整体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影响有限。但从累积的效应看，经济增长速度快，有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安高胜：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先回顾一下欧盟—中国关系。我们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建交与熟悉期。欧盟与中国于1975年建交。我们花了较长的时间来相互熟悉，直到1988年我们才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5年，双边关系进入了稳定时期。第三阶段，迈入战略合作期。1995年之后，我们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与中国的关系。2001年，欧盟与中国的峰会上诞生了行动计划，指出了我们未来合作的领域。从2003年10月开始，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全速前进的第四阶段。中欧分别发表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政策文件，确定建立的政治和监督管理方面以及高级别的接触的机制。我们之间政治对话的密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东扩的同一天，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关于授权旅游目的地的协议生效了，这个协议将立即在新成员国生效。
有一点需要强调，从今年5月1日起，新入盟的10个国家将把欧盟与中国签署过的协议都带入他们本国的法律范围。有一个十分巧合的例子：在东扩的同一天，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关于授权旅游目的地的协议生效了，这个协议将立即在新成员国生效。其他如伽利略协议、工业对话协议和海关协议等也是如此。
新的共同市场将增加7500万消费者，成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4．5亿人口的大市场。这对中国的出口有好处。在欧盟这个巨大的经济空间内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10国的平均关税率为9％，入盟后将降到欧盟的平均水平4％。从1988年到现在，中国对这10个国家的出口量已经翻了一番。另外，10国在吸引外商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上拥有很大的潜力。就像英国和西班牙加入欧盟前期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一样，10国入盟后，拥有了很大的统一市场，投资也会有很大回报。
绝大多数的新成员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很多。扩大后，欧盟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了解得更深，拥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为我们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提供新的经验。另外，欧盟的扩大会进一步地加强新成员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友好联系。波兰、捷克等国的企业和团体正不断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
吴弦：中东欧国家入盟之后，完全接受欧盟现有的一整套规则和政策。对中国经贸关系来讲，有利有弊。有利方面在于：第一，新成员国入盟后关税下降，有利于中国的商品出口。第二，扩大后，关税、规则、壁垒，包括手续都是统一的。进入一国，就进入了25国，减少了入关成本，也就是降低了流通成本。第三，扩大后欧盟的经济会增长，一般会推动进口，有利于提高中欧双边贸易水平。第四，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市场相对熟悉，以中东欧国家为基点，还可以进入欧盟其他国家。
扩大对中国不利的影响是：第一，欧盟的市场准入规则取成员国中的高端标准，在安全、卫生、环保等领域都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且对第三国适用。中国与欧盟不在一个发展水平层面，这对中国出口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欧盟的反倾销政策，将在新成员国使用。这项政策影响到中欧经贸总量的10％。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差不多，所以，他们有可能利用反倾销政策施加不利于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必然加强，包括贸易和投资，这有可能导致欧盟一些企业把对华贸易投资转移到新成员国。
欧盟在核心欧洲如何发展，对中国有何期望，如何有效运用援助、投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理念相互传达等方式，都有一整套计划。
周弘：值得关注的是，东扩后的欧盟将会有一套完整的对外战略。
前些日子，碰到欧盟历史总司的人，他们列出了一个与中国进行对话的单子，就非常有眼光。他们要对话的并不是民主与人权，第一是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第二是地区的平衡发展，第三是隔代产业的衔接，第四是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第五是中央与地方公共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最后是欧盟在世界与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在核心欧洲如何发展，对中国有何期望，如何有效运用援助、投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理念相互传达等方式，都有一整套计划。对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套相应的对策才行。5月1日，欧盟将迎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大，10个中东欧国家从此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此次东扩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日前，人民日报《国际周刊》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请了几位专家来本报畅谈欧盟东扩如何影响欧盟及世界。现刊出他们的发言摘要，其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发言者名单如下：
安高胜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郑园园 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编辑
马细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东欧室主任
吴 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历次扩大都添新特点
安高胜：成立于1958年的欧洲共同体经过了15年的巩固之后开始扩大，迄今经历了3波共4次扩大的浪潮，几乎每隔10年就发生一波。借用中文的一个词，是3次“大跃进”。每次扩大不但没有冲淡欧盟的特性，还为我们增添了一些新的特点。
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随着英国这样的国家加入，我们实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协调，开始了政治合作。
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这是第二波。由于这些国家位于地中海地区，所以称之为“南扩”。希、西、葡在加入共同体前，都经历过军事专制时期，民主非常有限。3国是结束军事专制后才加入欧共体的。“南扩”不仅使我们重新审视农业政策，也促使我们把人权和民主问题纳入欧盟的政策范围。它还对我们与阿拉伯国家和地中海以南国家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波是在1995年，3个没有参加北约的中立国家———奥地利、芬兰、瑞典入盟，使成员国增至15个。那次扩大促使我们加强欧盟“第三根支柱”的建设，即把欧盟的政策协调范围扩大到内政事务、移民和国内安全这3个以前属于国内事务的领域。
这次扩大是第四波，也是第五次扩大。从入盟国家的数目看，这是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扩大。我们准备了10多年才完成这次扩大。第五次扩大将对欧盟本身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它进一步推动了欧盟宪法的制定。因为一个有着25个成员国的欧盟需要完善其决策机制。我们将会有一个欧盟外长，也会扩大“多数表决”范围。其次，它将极大地推动欧盟经济的发展。我们希望这次扩大也会像西、葡入盟后一样，使欧盟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第三，这次扩大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与欧盟接壤，我们希望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朋友圈”。
安全模式东移
欧盟提出“输出稳定”，把西欧的安全稳定模式的边界向东推进。
周弘：二战结束之初，欧共体的奠基人要解决的是德国问题、欧洲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以及抵御苏联的扩张。东欧剧变解除了来自原苏联的威胁，但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苏联解体后，欧洲东部民族矛盾激化、地区冲突频繁、边界争端迭起，由此引发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问题，直接影响着西部欧洲的生活方式。欧洲的决策者们认为，应把自己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机制运用于可能产生动荡的近邻，防止不稳定因素威胁欧盟生活方式。于是，他们提出“输出稳定”，把西欧的安全稳定模式的边界向东推进。
安全模式东移这一战略对俄罗斯战略空间构成了进一步的挤压。欧盟会向俄罗斯解释，欧盟扩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商机和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过，欧盟的崛起归根结底是一种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崛起。中东欧入盟以后，欧盟将在离俄罗斯更近的地区施政，并将对俄罗斯的发展和安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安全模式东移还意味着欧盟对中东欧地区影响力的加强和对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挑战。新成员国与欧盟的安全合作将大幅度增加。从长远看，它们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依赖将逐步减少，欧洲联盟将逐渐摆脱北约而成为世界安全格局中的一支不同于美国的独立力量。
欧盟扩大的第二个方面是西欧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扩大，是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欧盟扩大的精神支柱是价值认同。欧盟成员国认为他们有共同基础，并强调这一价值观。价值力量的扩大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它可以超过欧盟的边界渗入到其他国际事务中去。中东欧对欧盟的价值认同使欧盟会更加有信心将自己的价值力量运用于其他的国际事务，更频繁地就民主、人权、社会公正、宗教自由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可能采取形式不一的行动：既有可能在反对美国发动单边军事行动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采取不同的行动，也有可能更加积极地就其他国家内部的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或采取对话的方式，或采取批评的态度。
欧盟扩大的不仅仅是产品和观念，还有欧洲的生活方式。
对于这个成熟的价值共同体和它的一整套理论，我们不仅应当有所了解和理解，也应当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使之成为促进世界人民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事业的软力量。
欧盟扩大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共同体的扩大。中东欧国家入盟，可以分享西欧的繁荣，这种分享不仅表现在数字上，更表现为对西欧模式的分享，这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它有许多标准。也就是说，随着欧盟一同扩大的不仅是地域和市场，同时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的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这“四大自由”原则应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与“四大自由”相关联的法律、机制和政策的应用范围的扩大。欧盟设立的对外标准也扩大到了中东欧国家。
总之，欧盟的扩大是一个安全、价值观、经济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整体，这几个方面是分层次的。在安全领域的扩张要受到限制，经济领域的扩张是没有边界的，对内有原则，对外则不一样，价值共同体的扩张则没有太多的限制。从这三个方面看，欧盟扩大的不仅仅是产品和观念，而是欧洲的生活方式。这个扩大会使欧盟更加自信，也使它更多地宣传自己。
欧盟内部力量对比变了
欧盟内部力量对比态势为：人口总量上大国占优势，国家数量上小国占优势。
郑园园：扩大为25国的欧盟，可分为大国与小国两大类。大国依次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6个大国占欧盟人口总数的74％。其余19国占欧盟人口总数26％，其中人口800万以下的小国有11个，仅占总人数的7％。欧盟内部形成了这样的力量对比态势：人口总量上大国占优势，国家数量上小国占优势。中小国家本来就是构成欧洲的主体，这次新增的10个成员国有9个小国，使欧盟内部大小国比例进一步失衡。在欧盟的历史上，大小国的界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泾渭分明。
这种情况使机制改革成为急迫的任务。事实上，1993年东扩提上日程时，决策机制的改革就成为议论最多的话题。人口因素是欧盟决策的重要依据。欧盟理事会的加权票数、欧盟委员会的委员数目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席分配等都与人口数量有关。1957年为6个创始国量体裁衣制定的运作机制已难适应今天的欧盟。若不改革，庞大的机构将难以运转，欧盟将陷于议而不决的尴尬境地。欧洲宪法草案就是东扩催生的。宪法草案将对运作机制作出一些新规定，其核心内容是：扩大“特定多数”的表决范围，也就意味着缩小“一致通过”的表决范围，使得一票否决的可能性减少。“特定多数”是双重的，即就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决策进行投票时，这个多数必须同时含有两个内容———国家多数和人口多数，决议才能获得通过。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对欧盟委员会实行“瘦身”，不搞一国一个或两个成员的“大政府”。这些改革都将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也有利于平衡大小国利益。
中东欧国家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强烈。
妥善处理欧盟原核心大国与新成员国的关系是另一个重大课题。小国担心受到大国的限制甚至压制，大国则认为小国多了容易建立利益集团，分庭抗礼。需要强调的是，中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体系，他们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激烈。
悲观主义者认为扩大后欧盟将被一群小国“稀释”，缺乏凝聚力，欧洲建设难以迈开新的步伐。与这些担心相关联的问题是：核心大国还能发挥以往的作用吗？东扩后，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不同利益层面会出现相关国家的合作，并不事事总是法德带头，核心大国的作用不可避免受到削弱。但是“法德轴心”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自1963年法德实现历史性和解以来，两国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密切合作，源源不断地为欧洲建设提供了新思想、新动力。这部“发动机”的原动力不会枯竭。因为从政治文化传统看，舒曼、莫内、德洛尔等一批来自法国的欧洲设计师使法国的作用和地位彰显，法国是要扛“欧洲建设”这面大旗的。而德国从东扩中获得地缘政治的优势，它对中东欧国家负更大的道义责任，也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国，尤其是法国，想继续充当“发动机”则需要改善和强化自己，一是克服“君临欧洲”的心态，和小国平等相处；二是加快本国的社会政策改革，提高经济实力，在遵守欧盟法规方面垂范，以取信于小国。
在欧盟的历史上，往往是小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更有作为。
小国有小国的长处。在欧盟的历史上，往往是小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更有作为。大国倾向于推销自己的方案，小国不见得有现成的方案，却更善于听取意见，更富有协商精神。东扩后，像比利时、卢森堡这样老资格的小国，将善于在大小国之间沟通，号召力可能会提高。新成员国如能顾全大局，威信也会提高。
今后，欧盟内部合作将会以“强化合作”的形式出现。估计中东欧国家需要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融入欧洲。在此之前，欧洲建设中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还得靠核心国家引领。毋庸讳言，有50年欧洲建设经验的国家与刚刚跨进欧盟大门的国家，对“欧洲精神”的理解肯定有深浅之别。
中东欧国家搭上西去列车
中东欧国家迫切希望搭上西去的列车“回归欧洲”。
马细谱：历史上，中东欧国家处于东西方夹缝之中，是西欧大国与俄罗斯争夺的中间地带。苏联解体为欧盟进入该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入盟是“走向繁荣富强的起点”，他们迫切地希望搭上西去的列车“回归欧洲”。
自1998年和2000年欧盟分两批同中东欧国家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后，中东欧国家为入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与欧盟进行的涉及多达31项内容的谈判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政治方面，这些国家完成了体制改革，并通过制订新宪法，完成一系列立法，较快地实现了政治改革的任务，建立起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方面，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出售国有企业。现在，这些国家的企业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已基本完成，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达到了70％—80％。社会方面，中东欧国家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改革，这一过程至今尚未结束。如社会保险、医疗制度和文教卫生等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各阶层乃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人得益，有人受损。由于贫富差距仍大，改革任务艰巨，难度较大。在外交方面，它们进入北约，参加欧盟，把亲美欧大国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为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除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西欧化，还要作出某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承诺和让步。
为了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除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西欧化，还要作出某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承诺和让步。例如，波兰要关停部分冶金和采矿企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必须关闭能输出电力赚取外汇的核电站等等。
中东欧各国政党众多，党派对立严重，政府更迭频繁，但在入盟问题上，各政党却有共识。历届政府都把入盟视为头等任务，甘为入盟冒风险。波兰总理米莱尔已决定辞职，但要等到5月2日即入盟的第二天才卸任，可见他视入盟为自己最大政绩。从中东欧各国全民公决和民意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对入盟表示赞同并充满希望，支持率达80％—90％。工人企盼欧盟来收购和经营他们所在的企业，农民等待欧盟的农业补贴，军人希望出国“维和”，还有更多的人渴望到西欧去打工赚钱。入盟的支持率高于“入约”（北约）的支持率。
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仍将是欧盟中较穷国家，还有10—15年的“磨合期”。
中东欧国家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入盟之后还有10—15年的“磨合期”。这些国家在农业政策、人员自由流动、地区差别补贴等方面，跟欧盟的立场仍存在一定距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例如，入盟国中除斯洛文尼亚外，其他国家都要求欧盟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对从中东欧进口的农副产品实行零关税或低关税。在土地自由买卖问题上，他们担心外国人“买光”本国耕地，波兰曾就这个问题提出了20年的“过渡期”。另外，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仍将是欧盟成员国中较穷的国家，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及欧盟成员国的1／4或1／3，要赶上欧盟的平均水平也需要15—20年。
东扩促进新老成员经济增长
吴弦：欧盟前几次扩大都是在西欧国家，而这是首次向中东欧国家扩大。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其特殊性在于：老成员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新成员国是前计划经济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10个新成员国人口占现欧盟15国人口的28％，GDP只占到后者的5％—7％，人均GDP只有欧盟平均值的32％。从经济结构上来讲，经济转轨前，它们的国有部门、农业部门以及劳动密集型部门都占很大比重。现在转轨虽然初步完成，但克服新老成员国之间的不平衡性还有个过程。
“哥本哈根标准”是入盟的标准。其中经济标准是：实行市场经济、企业要能应对欧盟内部的市场竞争。欧盟通过制定标准和谈判，促使申请国达标。现在谈判完成了，东扩也就实现了。
欧盟要求新成员国接受欧盟的全部立法，欧盟的立法有8万页之多，其中很多是经济立法。新成员国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密切了，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欧盟实行了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这“四大自由”是一加入就必须接受的，现在中东欧国家做好了实现“四大自由”的准备。
中东欧国家的入盟承诺，不仅要体现在市场层面上，而且还要体现在经济政策和货币层面上，即必须接受在欧洲货币联盟这个更高层次上的合作，包括单一货币和共同经济政策。虽然它们不可能马上采纳欧元，但从法理上讲，迟早要在达到了经货联盟的启动标准之后加入欧元区。它们还要接受欧盟的所有经济政策，包括竞争政策、共同农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共同贸易政策等。
新成员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会产生经济一体化效应及欧盟的政策效应，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经济框架和环境。
欧盟东扩要促进新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南扩的经验及经济模型模拟判断都表明，新入盟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老成员国。新成员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会产生经济一体化效应及欧盟的政策效应。总之，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体化的微观和宏观的经济框架和环境。有一个预测表明，中东欧国家的入盟会使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增加1．3至2．1个百分点。中东欧国家在欧盟整体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影响有限。但从累积的效应看，经济增长速度快，有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安高胜：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先回顾一下欧盟—中国关系。我们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建交与熟悉期。欧盟与中国于1975年建交。我们花了较长的时间来相互熟悉，直到1988年我们才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5年，双边关系进入了稳定时期。第三阶段，迈入战略合作期。1995年之后，我们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与中国的关系。2001年，欧盟与中国的峰会上诞生了行动计划，指出了我们未来合作的领域。从2003年10月开始，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全速前进的第四阶段。中欧分别发表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政策文件，确定建立的政治和监督管理方面以及高级别的接触的机制。我们之间政治对话的密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东扩的同一天，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关于授权旅游目的地的协议生效了，这个协议将立即在新成员国生效。
有一点需要强调，从今年5月1日起，新入盟的10个国家将把欧盟与中国签署过的协议都带入他们本国的法律范围。有一个十分巧合的例子：在东扩的同一天，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关于授权旅游目的地的协议生效了，这个协议将立即在新成员国生效。其他如伽利略协议、工业对话协议和海关协议等也是如此。
新的共同市场将增加7500万消费者，成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4．5亿人口的大市场。这对中国的出口有好处。在欧盟这个巨大的经济空间内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10国的平均关税率为9％，入盟后将降到欧盟的平均水平4％。从1988年到现在，中国对这10个国家的出口量已经翻了一番。另外，10国在吸引外商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上拥有很大的潜力。就像英国和西班牙加入欧盟前期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一样，10国入盟后，拥有了很大的统一市场，投资也会有很大回报。
绝大多数的新成员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很多。扩大后，欧盟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了解得更深，拥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为我们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提供新的经验。另外，欧盟的扩大会进一步地加强新成员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友好联系。波兰、捷克等国的企业和团体正不断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
吴弦：中东欧国家入盟之后，完全接受欧盟现有的一整套规则和政策。对中国经贸关系来讲，有利有弊。有利方面在于：第一，新成员国入盟后关税下降，有利于中国的商品出口。第二，扩大后，关税、规则、壁垒，包括手续都是统一的。进入一国，就进入了25国，减少了入关成本，也就是降低了流通成本。第三，扩大后欧盟的经济会增长，一般会推动进口，有利于提高中欧双边贸易水平。第四，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市场相对熟悉，以中东欧国家为基点，还可以进入欧盟其他国家。
扩大对中国不利的影响是：第一，欧盟的市场准入规则取成员国中的高端标准，在安全、卫生、环保等领域都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且对第三国适用。中国与欧盟不在一个发展水平层面，这对中国出口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欧盟的反倾销政策，将在新成员国使用。这项政策影响到中欧经贸总量的10％。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差不多，所以，他们有可能利用反倾销政策施加不利于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必然加强，包括贸易和投资，这有可能导致欧盟一些企业把对华贸易投资转移到新成员国。
欧盟在核心欧洲如何发展，对中国有何期望，如何有效运用援助、投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理念相互传达等方式，都有一整套计划。
周弘：值得关注的是，东扩后的欧盟将会有一套完整的对外战略。
前些日子，碰到欧盟历史总司的人，他们列出了一个与中国进行对话的单子，就非常有眼光。他们要对话的并不是民主与人权，第一是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第二是地区的平衡发展，第三是隔代产业的衔接，第四是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第五是中央与地方公共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最后是欧盟在世界与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在核心欧洲如何发展，对中国有何期望，如何有效运用援助、投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理念相互传达等方式，都有一整套计划。对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套相应的对策才行。
安高胜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郑园园 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编辑
马细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东欧室主任
吴 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历次扩大都添新特点
安高胜：成立于1958年的欧洲共同体经过了15年的巩固之后开始扩大，迄今经历了3波共4次扩大的浪潮，几乎每隔10年就发生一波。借用中文的一个词，是3次“大跃进”。每次扩大不但没有冲淡欧盟的特性，还为我们增添了一些新的特点。
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随着英国这样的国家加入，我们实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协调，开始了政治合作。
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这是第二波。由于这些国家位于地中海地区，所以称之为“南扩”。希、西、葡在加入共同体前，都经历过军事专制时期，民主非常有限。3国是结束军事专制后才加入欧共体的。“南扩”不仅使我们重新审视农业政策，也促使我们把人权和民主问题纳入欧盟的政策范围。它还对我们与阿拉伯国家和地中海以南国家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波是在1995年，3个没有参加北约的中立国家———奥地利、芬兰、瑞典入盟，使成员国增至15个。那次扩大促使我们加强欧盟“第三根支柱”的建设，即把欧盟的政策协调范围扩大到内政事务、移民和国内安全这3个以前属于国内事务的领域。
这次扩大是第四波，也是第五次扩大。从入盟国家的数目看，这是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扩大。我们准备了10多年才完成这次扩大。第五次扩大将对欧盟本身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它进一步推动了欧盟宪法的制定。因为一个有着25个成员国的欧盟需要完善其决策机制。我们将会有一个欧盟外长，也会扩大“多数表决”范围。其次，它将极大地推动欧盟经济的发展。我们希望这次扩大也会像西、葡入盟后一样，使欧盟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第三，这次扩大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与欧盟接壤，我们希望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朋友圈”。
安全模式东移
欧盟提出“输出稳定”，把西欧的安全稳定模式的边界向东推进。
周弘：二战结束之初，欧共体的奠基人要解决的是德国问题、欧洲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以及抵御苏联的扩张。东欧剧变解除了来自原苏联的威胁，但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苏联解体后，欧洲东部民族矛盾激化、地区冲突频繁、边界争端迭起，由此引发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问题，直接影响着西部欧洲的生活方式。欧洲的决策者们认为，应把自己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机制运用于可能产生动荡的近邻，防止不稳定因素威胁欧盟生活方式。于是，他们提出“输出稳定”，把西欧的安全稳定模式的边界向东推进。
安全模式东移这一战略对俄罗斯战略空间构成了进一步的挤压。欧盟会向俄罗斯解释，欧盟扩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商机和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过，欧盟的崛起归根结底是一种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崛起。中东欧入盟以后，欧盟将在离俄罗斯更近的地区施政，并将对俄罗斯的发展和安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安全模式东移还意味着欧盟对中东欧地区影响力的加强和对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挑战。新成员国与欧盟的安全合作将大幅度增加。从长远看，它们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依赖将逐步减少，欧洲联盟将逐渐摆脱北约而成为世界安全格局中的一支不同于美国的独立力量。
欧盟扩大的第二个方面是西欧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扩大，是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欧盟扩大的精神支柱是价值认同。欧盟成员国认为他们有共同基础，并强调这一价值观。价值力量的扩大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它可以超过欧盟的边界渗入到其他国际事务中去。中东欧对欧盟的价值认同使欧盟会更加有信心将自己的价值力量运用于其他的国际事务，更频繁地就民主、人权、社会公正、宗教自由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可能采取形式不一的行动：既有可能在反对美国发动单边军事行动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采取不同的行动，也有可能更加积极地就其他国家内部的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或采取对话的方式，或采取批评的态度。
欧盟扩大的不仅仅是产品和观念，还有欧洲的生活方式。
对于这个成熟的价值共同体和它的一整套理论，我们不仅应当有所了解和理解，也应当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使之成为促进世界人民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事业的软力量。
欧盟扩大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共同体的扩大。中东欧国家入盟，可以分享西欧的繁荣，这种分享不仅表现在数字上，更表现为对西欧模式的分享，这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它有许多标准。也就是说，随着欧盟一同扩大的不仅是地域和市场，同时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的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这“四大自由”原则应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与“四大自由”相关联的法律、机制和政策的应用范围的扩大。欧盟设立的对外标准也扩大到了中东欧国家。
总之，欧盟的扩大是一个安全、价值观、经济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整体，这几个方面是分层次的。在安全领域的扩张要受到限制，经济领域的扩张是没有边界的，对内有原则，对外则不一样，价值共同体的扩张则没有太多的限制。从这三个方面看，欧盟扩大的不仅仅是产品和观念，而是欧洲的生活方式。这个扩大会使欧盟更加自信，也使它更多地宣传自己。
欧盟内部力量对比变了
欧盟内部力量对比态势为：人口总量上大国占优势，国家数量上小国占优势。
郑园园：扩大为25国的欧盟，可分为大国与小国两大类。大国依次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6个大国占欧盟人口总数的74％。其余19国占欧盟人口总数26％，其中人口800万以下的小国有11个，仅占总人数的7％。欧盟内部形成了这样的力量对比态势：人口总量上大国占优势，国家数量上小国占优势。中小国家本来就是构成欧洲的主体，这次新增的10个成员国有9个小国，使欧盟内部大小国比例进一步失衡。在欧盟的历史上，大小国的界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泾渭分明。
这种情况使机制改革成为急迫的任务。事实上，1993年东扩提上日程时，决策机制的改革就成为议论最多的话题。人口因素是欧盟决策的重要依据。欧盟理事会的加权票数、欧盟委员会的委员数目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席分配等都与人口数量有关。1957年为6个创始国量体裁衣制定的运作机制已难适应今天的欧盟。若不改革，庞大的机构将难以运转，欧盟将陷于议而不决的尴尬境地。欧洲宪法草案就是东扩催生的。宪法草案将对运作机制作出一些新规定，其核心内容是：扩大“特定多数”的表决范围，也就意味着缩小“一致通过”的表决范围，使得一票否决的可能性减少。“特定多数”是双重的，即就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决策进行投票时，这个多数必须同时含有两个内容———国家多数和人口多数，决议才能获得通过。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对欧盟委员会实行“瘦身”，不搞一国一个或两个成员的“大政府”。这些改革都将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也有利于平衡大小国利益。
中东欧国家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强烈。
妥善处理欧盟原核心大国与新成员国的关系是另一个重大课题。小国担心受到大国的限制甚至压制，大国则认为小国多了容易建立利益集团，分庭抗礼。需要强调的是，中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体系，他们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激烈。
悲观主义者认为扩大后欧盟将被一群小国“稀释”，缺乏凝聚力，欧洲建设难以迈开新的步伐。与这些担心相关联的问题是：核心大国还能发挥以往的作用吗？东扩后，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不同利益层面会出现相关国家的合作，并不事事总是法德带头，核心大国的作用不可避免受到削弱。但是“法德轴心”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自1963年法德实现历史性和解以来，两国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密切合作，源源不断地为欧洲建设提供了新思想、新动力。这部“发动机”的原动力不会枯竭。因为从政治文化传统看，舒曼、莫内、德洛尔等一批来自法国的欧洲设计师使法国的作用和地位彰显，法国是要扛“欧洲建设”这面大旗的。而德国从东扩中获得地缘政治的优势，它对中东欧国家负更大的道义责任，也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国，尤其是法国，想继续充当“发动机”则需要改善和强化自己，一是克服“君临欧洲”的心态，和小国平等相处；二是加快本国的社会政策改革，提高经济实力，在遵守欧盟法规方面垂范，以取信于小国。
在欧盟的历史上，往往是小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更有作为。
小国有小国的长处。在欧盟的历史上，往往是小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更有作为。大国倾向于推销自己的方案，小国不见得有现成的方案，却更善于听取意见，更富有协商精神。东扩后，像比利时、卢森堡这样老资格的小国，将善于在大小国之间沟通，号召力可能会提高。新成员国如能顾全大局，威信也会提高。
今后，欧盟内部合作将会以“强化合作”的形式出现。估计中东欧国家需要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融入欧洲。在此之前，欧洲建设中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还得靠核心国家引领。毋庸讳言，有50年欧洲建设经验的国家与刚刚跨进欧盟大门的国家，对“欧洲精神”的理解肯定有深浅之别。
中东欧国家搭上西去列车
中东欧国家迫切希望搭上西去的列车“回归欧洲”。
马细谱：历史上，中东欧国家处于东西方夹缝之中，是西欧大国与俄罗斯争夺的中间地带。苏联解体为欧盟进入该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入盟是“走向繁荣富强的起点”，他们迫切地希望搭上西去的列车“回归欧洲”。
自1998年和2000年欧盟分两批同中东欧国家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后，中东欧国家为入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与欧盟进行的涉及多达31项内容的谈判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政治方面，这些国家完成了体制改革，并通过制订新宪法，完成一系列立法，较快地实现了政治改革的任务，建立起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方面，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出售国有企业。现在，这些国家的企业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已基本完成，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达到了70％—80％。社会方面，中东欧国家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改革，这一过程至今尚未结束。如社会保险、医疗制度和文教卫生等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各阶层乃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人得益，有人受损。由于贫富差距仍大，改革任务艰巨，难度较大。在外交方面，它们进入北约，参加欧盟，把亲美欧大国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为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除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西欧化，还要作出某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承诺和让步。
为了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除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西欧化，还要作出某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承诺和让步。例如，波兰要关停部分冶金和采矿企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必须关闭能输出电力赚取外汇的核电站等等。
中东欧各国政党众多，党派对立严重，政府更迭频繁，但在入盟问题上，各政党却有共识。历届政府都把入盟视为头等任务，甘为入盟冒风险。波兰总理米莱尔已决定辞职，但要等到5月2日即入盟的第二天才卸任，可见他视入盟为自己最大政绩。从中东欧各国全民公决和民意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对入盟表示赞同并充满希望，支持率达80％—90％。工人企盼欧盟来收购和经营他们所在的企业，农民等待欧盟的农业补贴，军人希望出国“维和”，还有更多的人渴望到西欧去打工赚钱。入盟的支持率高于“入约”（北约）的支持率。
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仍将是欧盟中较穷国家，还有10—15年的“磨合期”。
中东欧国家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入盟之后还有10—15年的“磨合期”。这些国家在农业政策、人员自由流动、地区差别补贴等方面，跟欧盟的立场仍存在一定距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例如，入盟国中除斯洛文尼亚外，其他国家都要求欧盟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对从中东欧进口的农副产品实行零关税或低关税。在土地自由买卖问题上，他们担心外国人“买光”本国耕地，波兰曾就这个问题提出了20年的“过渡期”。另外，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仍将是欧盟成员国中较穷的国家，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及欧盟成员国的1／4或1／3，要赶上欧盟的平均水平也需要15—20年。
东扩促进新老成员经济增长
吴弦：欧盟前几次扩大都是在西欧国家，而这是首次向中东欧国家扩大。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其特殊性在于：老成员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新成员国是前计划经济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10个新成员国人口占现欧盟15国人口的28％，GDP只占到后者的5％—7％，人均GDP只有欧盟平均值的32％。从经济结构上来讲，经济转轨前，它们的国有部门、农业部门以及劳动密集型部门都占很大比重。现在转轨虽然初步完成，但克服新老成员国之间的不平衡性还有个过程。
“哥本哈根标准”是入盟的标准。其中经济标准是：实行市场经济、企业要能应对欧盟内部的市场竞争。欧盟通过制定标准和谈判，促使申请国达标。现在谈判完成了，东扩也就实现了。
欧盟要求新成员国接受欧盟的全部立法，欧盟的立法有8万页之多，其中很多是经济立法。新成员国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密切了，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欧盟实行了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这“四大自由”是一加入就必须接受的，现在中东欧国家做好了实现“四大自由”的准备。
中东欧国家的入盟承诺，不仅要体现在市场层面上，而且还要体现在经济政策和货币层面上，即必须接受在欧洲货币联盟这个更高层次上的合作，包括单一货币和共同经济政策。虽然它们不可能马上采纳欧元，但从法理上讲，迟早要在达到了经货联盟的启动标准之后加入欧元区。它们还要接受欧盟的所有经济政策，包括竞争政策、共同农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共同贸易政策等。
新成员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会产生经济一体化效应及欧盟的政策效应，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经济框架和环境。
欧盟东扩要促进新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南扩的经验及经济模型模拟判断都表明，新入盟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老成员国。新成员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会产生经济一体化效应及欧盟的政策效应。总之，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体化的微观和宏观的经济框架和环境。有一个预测表明，中东欧国家的入盟会使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增加1．3至2．1个百分点。中东欧国家在欧盟整体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影响有限。但从累积的效应看，经济增长速度快，有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安高胜：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先回顾一下欧盟—中国关系。我们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建交与熟悉期。欧盟与中国于1975年建交。我们花了较长的时间来相互熟悉，直到1988年我们才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5年，双边关系进入了稳定时期。第三阶段，迈入战略合作期。1995年之后，我们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与中国的关系。2001年，欧盟与中国的峰会上诞生了行动计划，指出了我们未来合作的领域。从2003年10月开始，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全速前进的第四阶段。中欧分别发表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政策文件，确定建立的政治和监督管理方面以及高级别的接触的机制。我们之间政治对话的密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东扩的同一天，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关于授权旅游目的地的协议生效了，这个协议将立即在新成员国生效。
有一点需要强调，从今年5月1日起，新入盟的10个国家将把欧盟与中国签署过的协议都带入他们本国的法律范围。有一个十分巧合的例子：在东扩的同一天，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关于授权旅游目的地的协议生效了，这个协议将立即在新成员国生效。其他如伽利略协议、工业对话协议和海关协议等也是如此。
新的共同市场将增加7500万消费者，成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4．5亿人口的大市场。这对中国的出口有好处。在欧盟这个巨大的经济空间内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10国的平均关税率为9％，入盟后将降到欧盟的平均水平4％。从1988年到现在，中国对这10个国家的出口量已经翻了一番。另外，10国在吸引外商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上拥有很大的潜力。就像英国和西班牙加入欧盟前期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一样，10国入盟后，拥有了很大的统一市场，投资也会有很大回报。
绝大多数的新成员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很多。扩大后，欧盟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了解得更深，拥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为我们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提供新的经验。另外，欧盟的扩大会进一步地加强新成员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友好联系。波兰、捷克等国的企业和团体正不断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
吴弦：中东欧国家入盟之后，完全接受欧盟现有的一整套规则和政策。对中国经贸关系来讲，有利有弊。有利方面在于：第一，新成员国入盟后关税下降，有利于中国的商品出口。第二，扩大后，关税、规则、壁垒，包括手续都是统一的。进入一国，就进入了25国，减少了入关成本，也就是降低了流通成本。第三，扩大后欧盟的经济会增长，一般会推动进口，有利于提高中欧双边贸易水平。第四，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市场相对熟悉，以中东欧国家为基点，还可以进入欧盟其他国家。
扩大对中国不利的影响是：第一，欧盟的市场准入规则取成员国中的高端标准，在安全、卫生、环保等领域都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且对第三国适用。中国与欧盟不在一个发展水平层面，这对中国出口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欧盟的反倾销政策，将在新成员国使用。这项政策影响到中欧经贸总量的10％。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差不多，所以，他们有可能利用反倾销政策施加不利于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必然加强，包括贸易和投资，这有可能导致欧盟一些企业把对华贸易投资转移到新成员国。
欧盟在核心欧洲如何发展，对中国有何期望，如何有效运用援助、投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理念相互传达等方式，都有一整套计划。
周弘：值得关注的是，东扩后的欧盟将会有一套完整的对外战略。
前些日子，碰到欧盟历史总司的人，他们列出了一个与中国进行对话的单子，就非常有眼光。他们要对话的并不是民主与人权，第一是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第二是地区的平衡发展，第三是隔代产业的衔接，第四是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第五是中央与地方公共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最后是欧盟在世界与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在核心欧洲如何发展，对中国有何期望，如何有效运用援助、投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理念相互传达等方式，都有一整套计划。对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套相应的对策才行。5月1日，欧盟将迎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大，10个中东欧国家从此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此次东扩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日前，人民日报《国际周刊》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请了几位专家来本报畅谈欧盟东扩如何影响欧盟及世界。现刊出他们的发言摘要，其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发言者名单如下：
安高胜 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
周 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郑园园 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编辑
马细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东欧室主任
吴 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历次扩大都添新特点
安高胜：成立于1958年的欧洲共同体经过了15年的巩固之后开始扩大，迄今经历了3波共4次扩大的浪潮，几乎每隔10年就发生一波。借用中文的一个词，是3次“大跃进”。每次扩大不但没有冲淡欧盟的特性，还为我们增添了一些新的特点。
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随着英国这样的国家加入，我们实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协调，开始了政治合作。
希腊于1981年，西班牙、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这是第二波。由于这些国家位于地中海地区，所以称之为“南扩”。希、西、葡在加入共同体前，都经历过军事专制时期，民主非常有限。3国是结束军事专制后才加入欧共体的。“南扩”不仅使我们重新审视农业政策，也促使我们把人权和民主问题纳入欧盟的政策范围。它还对我们与阿拉伯国家和地中海以南国家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波是在1995年，3个没有参加北约的中立国家———奥地利、芬兰、瑞典入盟，使成员国增至15个。那次扩大促使我们加强欧盟“第三根支柱”的建设，即把欧盟的政策协调范围扩大到内政事务、移民和国内安全这3个以前属于国内事务的领域。
这次扩大是第四波，也是第五次扩大。从入盟国家的数目看，这是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扩大。我们准备了10多年才完成这次扩大。第五次扩大将对欧盟本身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它进一步推动了欧盟宪法的制定。因为一个有着25个成员国的欧盟需要完善其决策机制。我们将会有一个欧盟外长，也会扩大“多数表决”范围。其次，它将极大地推动欧盟经济的发展。我们希望这次扩大也会像西、葡入盟后一样，使欧盟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第三，这次扩大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与欧盟接壤，我们希望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朋友圈”。
安全模式东移
欧盟提出“输出稳定”，把西欧的安全稳定模式的边界向东推进。
周弘：二战结束之初，欧共体的奠基人要解决的是德国问题、欧洲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以及抵御苏联的扩张。东欧剧变解除了来自原苏联的威胁，但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苏联解体后，欧洲东部民族矛盾激化、地区冲突频繁、边界争端迭起，由此引发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问题，直接影响着西部欧洲的生活方式。欧洲的决策者们认为，应把自己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机制运用于可能产生动荡的近邻，防止不稳定因素威胁欧盟生活方式。于是，他们提出“输出稳定”，把西欧的安全稳定模式的边界向东推进。
安全模式东移这一战略对俄罗斯战略空间构成了进一步的挤压。欧盟会向俄罗斯解释，欧盟扩大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商机和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过，欧盟的崛起归根结底是一种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的崛起。中东欧入盟以后，欧盟将在离俄罗斯更近的地区施政，并将对俄罗斯的发展和安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安全模式东移还意味着欧盟对中东欧地区影响力的加强和对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挑战。新成员国与欧盟的安全合作将大幅度增加。从长远看，它们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依赖将逐步减少，欧洲联盟将逐渐摆脱北约而成为世界安全格局中的一支不同于美国的独立力量。
欧盟扩大的第二个方面是西欧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扩大，是西方价值共同体的扩大。欧盟扩大的精神支柱是价值认同。欧盟成员国认为他们有共同基础，并强调这一价值观。价值力量的扩大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它可以超过欧盟的边界渗入到其他国际事务中去。中东欧对欧盟的价值认同使欧盟会更加有信心将自己的价值力量运用于其他的国际事务，更频繁地就民主、人权、社会公正、宗教自由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可能采取形式不一的行动：既有可能在反对美国发动单边军事行动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采取不同的行动，也有可能更加积极地就其他国家内部的社会现象发表评论，或采取对话的方式，或采取批评的态度。
欧盟扩大的不仅仅是产品和观念，还有欧洲的生活方式。
对于这个成熟的价值共同体和它的一整套理论，我们不仅应当有所了解和理解，也应当根据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使之成为促进世界人民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事业的软力量。
欧盟扩大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共同体的扩大。中东欧国家入盟，可以分享西欧的繁荣，这种分享不仅表现在数字上，更表现为对西欧模式的分享，这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它有许多标准。也就是说，随着欧盟一同扩大的不仅是地域和市场，同时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的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这“四大自由”原则应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与“四大自由”相关联的法律、机制和政策的应用范围的扩大。欧盟设立的对外标准也扩大到了中东欧国家。
总之，欧盟的扩大是一个安全、价值观、经济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整体，这几个方面是分层次的。在安全领域的扩张要受到限制，经济领域的扩张是没有边界的，对内有原则，对外则不一样，价值共同体的扩张则没有太多的限制。从这三个方面看，欧盟扩大的不仅仅是产品和观念，而是欧洲的生活方式。这个扩大会使欧盟更加自信，也使它更多地宣传自己。
欧盟内部力量对比变了
欧盟内部力量对比态势为：人口总量上大国占优势，国家数量上小国占优势。
郑园园：扩大为25国的欧盟，可分为大国与小国两大类。大国依次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6个大国占欧盟人口总数的74％。其余19国占欧盟人口总数26％，其中人口800万以下的小国有11个，仅占总人数的7％。欧盟内部形成了这样的力量对比态势：人口总量上大国占优势，国家数量上小国占优势。中小国家本来就是构成欧洲的主体，这次新增的10个成员国有9个小国，使欧盟内部大小国比例进一步失衡。在欧盟的历史上，大小国的界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泾渭分明。
这种情况使机制改革成为急迫的任务。事实上，1993年东扩提上日程时，决策机制的改革就成为议论最多的话题。人口因素是欧盟决策的重要依据。欧盟理事会的加权票数、欧盟委员会的委员数目以及欧洲议会的议席分配等都与人口数量有关。1957年为6个创始国量体裁衣制定的运作机制已难适应今天的欧盟。若不改革，庞大的机构将难以运转，欧盟将陷于议而不决的尴尬境地。欧洲宪法草案就是东扩催生的。宪法草案将对运作机制作出一些新规定，其核心内容是：扩大“特定多数”的表决范围，也就意味着缩小“一致通过”的表决范围，使得一票否决的可能性减少。“特定多数”是双重的，即就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决策进行投票时，这个多数必须同时含有两个内容———国家多数和人口多数，决议才能获得通过。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对欧盟委员会实行“瘦身”，不搞一国一个或两个成员的“大政府”。这些改革都将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也有利于平衡大小国利益。
中东欧国家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强烈。
妥善处理欧盟原核心大国与新成员国的关系是另一个重大课题。小国担心受到大国的限制甚至压制，大国则认为小国多了容易建立利益集团，分庭抗礼。需要强调的是，中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属于苏联体系，他们有心理阴影：怕被“矮化”，怕当“二等公民”。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在与大国发生碰撞时，它们的反抗会更激烈。
悲观主义者认为扩大后欧盟将被一群小国“稀释”，缺乏凝聚力，欧洲建设难以迈开新的步伐。与这些担心相关联的问题是：核心大国还能发挥以往的作用吗？东扩后，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在不同利益层面会出现相关国家的合作，并不事事总是法德带头，核心大国的作用不可避免受到削弱。但是“法德轴心”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自1963年法德实现历史性和解以来，两国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密切合作，源源不断地为欧洲建设提供了新思想、新动力。这部“发动机”的原动力不会枯竭。因为从政治文化传统看，舒曼、莫内、德洛尔等一批来自法国的欧洲设计师使法国的作用和地位彰显，法国是要扛“欧洲建设”这面大旗的。而德国从东扩中获得地缘政治的优势，它对中东欧国家负更大的道义责任，也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国，尤其是法国，想继续充当“发动机”则需要改善和强化自己，一是克服“君临欧洲”的心态，和小国平等相处；二是加快本国的社会政策改革，提高经济实力，在遵守欧盟法规方面垂范，以取信于小国。
在欧盟的历史上，往往是小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更有作为。
小国有小国的长处。在欧盟的历史上，往往是小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时更有作为。大国倾向于推销自己的方案，小国不见得有现成的方案，却更善于听取意见，更富有协商精神。东扩后，像比利时、卢森堡这样老资格的小国，将善于在大小国之间沟通，号召力可能会提高。新成员国如能顾全大局，威信也会提高。
今后，欧盟内部合作将会以“强化合作”的形式出现。估计中东欧国家需要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融入欧洲。在此之前，欧洲建设中富有开创性的工作，还得靠核心国家引领。毋庸讳言，有50年欧洲建设经验的国家与刚刚跨进欧盟大门的国家，对“欧洲精神”的理解肯定有深浅之别。
中东欧国家搭上西去列车
中东欧国家迫切希望搭上西去的列车“回归欧洲”。
马细谱：历史上，中东欧国家处于东西方夹缝之中，是西欧大国与俄罗斯争夺的中间地带。苏联解体为欧盟进入该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入盟是“走向繁荣富强的起点”，他们迫切地希望搭上西去的列车“回归欧洲”。
自1998年和2000年欧盟分两批同中东欧国家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后，中东欧国家为入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与欧盟进行的涉及多达31项内容的谈判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政治方面，这些国家完成了体制改革，并通过制订新宪法，完成一系列立法，较快地实现了政治改革的任务，建立起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方面，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出售国有企业。现在，这些国家的企业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已基本完成，私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般达到了70％—80％。社会方面，中东欧国家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改革，这一过程至今尚未结束。如社会保险、医疗制度和文教卫生等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各阶层乃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人得益，有人受损。由于贫富差距仍大，改革任务艰巨，难度较大。在外交方面，它们进入北约，参加欧盟，把亲美欧大国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为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除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西欧化，还要作出某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承诺和让步。
为了融入欧洲，入盟候选国除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西欧化，还要作出某些有损国家利益的承诺和让步。例如，波兰要关停部分冶金和采矿企业；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必须关闭能输出电力赚取外汇的核电站等等。
中东欧各国政党众多，党派对立严重，政府更迭频繁，但在入盟问题上，各政党却有共识。历届政府都把入盟视为头等任务，甘为入盟冒风险。波兰总理米莱尔已决定辞职，但要等到5月2日即入盟的第二天才卸任，可见他视入盟为自己最大政绩。从中东欧各国全民公决和民意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对入盟表示赞同并充满希望，支持率达80％—90％。工人企盼欧盟来收购和经营他们所在的企业，农民等待欧盟的农业补贴，军人希望出国“维和”，还有更多的人渴望到西欧去打工赚钱。入盟的支持率高于“入约”（北约）的支持率。
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仍将是欧盟中较穷国家，还有10—15年的“磨合期”。
中东欧国家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入盟之后还有10—15年的“磨合期”。这些国家在农业政策、人员自由流动、地区差别补贴等方面，跟欧盟的立场仍存在一定距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例如，入盟国中除斯洛文尼亚外，其他国家都要求欧盟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对从中东欧进口的农副产品实行零关税或低关税。在土地自由买卖问题上，他们担心外国人“买光”本国耕地，波兰曾就这个问题提出了20年的“过渡期”。另外，入盟之后，中东欧国家仍将是欧盟成员国中较穷的国家，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及欧盟成员国的1／4或1／3，要赶上欧盟的平均水平也需要15—20年。
东扩促进新老成员经济增长
吴弦：欧盟前几次扩大都是在西欧国家，而这是首次向中东欧国家扩大。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其特殊性在于：老成员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新成员国是前计划经济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10个新成员国人口占现欧盟15国人口的28％，GDP只占到后者的5％—7％，人均GDP只有欧盟平均值的32％。从经济结构上来讲，经济转轨前，它们的国有部门、农业部门以及劳动密集型部门都占很大比重。现在转轨虽然初步完成，但克服新老成员国之间的不平衡性还有个过程。
“哥本哈根标准”是入盟的标准。其中经济标准是：实行市场经济、企业要能应对欧盟内部的市场竞争。欧盟通过制定标准和谈判，促使申请国达标。现在谈判完成了，东扩也就实现了。
欧盟要求新成员国接受欧盟的全部立法，欧盟的立法有8万页之多，其中很多是经济立法。新成员国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密切了，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欧盟实行了人员、商品、资本和劳务自由流通。这“四大自由”是一加入就必须接受的，现在中东欧国家做好了实现“四大自由”的准备。
中东欧国家的入盟承诺，不仅要体现在市场层面上，而且还要体现在经济政策和货币层面上，即必须接受在欧洲货币联盟这个更高层次上的合作，包括单一货币和共同经济政策。虽然它们不可能马上采纳欧元，但从法理上讲，迟早要在达到了经货联盟的启动标准之后加入欧元区。它们还要接受欧盟的所有经济政策，包括竞争政策、共同农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共同贸易政策等。
新成员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会产生经济一体化效应及欧盟的政策效应，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经济框架和环境。
欧盟东扩要促进新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南扩的经验及经济模型模拟判断都表明，新入盟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老成员国。新成员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会产生经济一体化效应及欧盟的政策效应。总之，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体化的微观和宏观的经济框架和环境。有一个预测表明，中东欧国家的入盟会使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增加1．3至2．1个百分点。中东欧国家在欧盟整体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影响有限。但从累积的效应看，经济增长速度快，有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安高胜：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先回顾一下欧盟—中国关系。我们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建交与熟悉期。欧盟与中国于1975年建交。我们花了较长的时间来相互熟悉，直到1988年我们才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5年，双边关系进入了稳定时期。第三阶段，迈入战略合作期。1995年之后，我们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与中国的关系。2001年，欧盟与中国的峰会上诞生了行动计划，指出了我们未来合作的领域。从2003年10月开始，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全速前进的第四阶段。中欧分别发表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政策文件，确定建立的政治和监督管理方面以及高级别的接触的机制。我们之间政治对话的密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东扩的同一天，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关于授权旅游目的地的协议生效了，这个协议将立即在新成员国生效。
有一点需要强调，从今年5月1日起，新入盟的10个国家将把欧盟与中国签署过的协议都带入他们本国的法律范围。有一个十分巧合的例子：在东扩的同一天，欧盟与中国签署的关于授权旅游目的地的协议生效了，这个协议将立即在新成员国生效。其他如伽利略协议、工业对话协议和海关协议等也是如此。
新的共同市场将增加7500万消费者，成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4．5亿人口的大市场。这对中国的出口有好处。在欧盟这个巨大的经济空间内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10国的平均关税率为9％，入盟后将降到欧盟的平均水平4％。从1988年到现在，中国对这10个国家的出口量已经翻了一番。另外，10国在吸引外商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上拥有很大的潜力。就像英国和西班牙加入欧盟前期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一样，10国入盟后，拥有了很大的统一市场，投资也会有很大回报。
绝大多数的新成员国以前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很多。扩大后，欧盟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了解得更深，拥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为我们与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提供新的经验。另外，欧盟的扩大会进一步地加强新成员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友好联系。波兰、捷克等国的企业和团体正不断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
吴弦：中东欧国家入盟之后，完全接受欧盟现有的一整套规则和政策。对中国经贸关系来讲，有利有弊。有利方面在于：第一，新成员国入盟后关税下降，有利于中国的商品出口。第二，扩大后，关税、规则、壁垒，包括手续都是统一的。进入一国，就进入了25国，减少了入关成本，也就是降低了流通成本。第三，扩大后欧盟的经济会增长，一般会推动进口，有利于提高中欧双边贸易水平。第四，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市场相对熟悉，以中东欧国家为基点，还可以进入欧盟其他国家。
扩大对中国不利的影响是：第一，欧盟的市场准入规则取成员国中的高端标准，在安全、卫生、环保等领域都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且对第三国适用。中国与欧盟不在一个发展水平层面，这对中国出口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欧盟的反倾销政策，将在新成员国使用。这项政策影响到中欧经贸总量的10％。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差不多，所以，他们有可能利用反倾销政策施加不利于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必然加强，包括贸易和投资，这有可能导致欧盟一些企业把对华贸易投资转移到新成员国。
欧盟在核心欧洲如何发展，对中国有何期望，如何有效运用援助、投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理念相互传达等方式，都有一整套计划。
周弘：值得关注的是，东扩后的欧盟将会有一套完整的对外战略。
前些日子，碰到欧盟历史总司的人，他们列出了一个与中国进行对话的单子，就非常有眼光。他们要对话的并不是民主与人权，第一是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第二是地区的平衡发展，第三是隔代产业的衔接，第四是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第五是中央与地方公共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最后是欧盟在世界与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欧盟在核心欧洲如何发展，对中国有何期望，如何有效运用援助、投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理念相互传达等方式，都有一整套计划。对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套相应的对策才行。
没看，顶顶吧。
欧盟其实比较松散，并不像苏联那样的那么牢固的联邦制，可以说散就散，各国之间也不会让步的。
好处只能从长远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