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浩田回忆：邓小平靠军队接管人民日报 控制舆论

消息来源：解放军报
11月3日出版的《解放军报》第7版刊登中国前国防部长迟浩田的文章，回忆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大转折中的几件事，包括粉碎「四人帮」后受命接管《人民日报》、军方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军中平反「冤假错案」和1978年制止「错误思潮」发展蔓延等。

　　迟浩田1944年参加中国革命，曾任团政委、师政委，解放军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北京军区副政委，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上将军衔。他是中共第12至15届中央委员，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在文章中写到：「30年前的大转折，开启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新纪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回首那激动人心的岁月，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令人终生难忘。」迟浩田在长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叙述了粉碎「四人帮」后受命接管《人民日报》的经过——

　　一

　　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当晚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决定迅速夺取“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大权。具体安排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负责接管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由我和孙轶青同志接管人民日报社，刘西尧接管光明日报社。整个行动是在政治局开会的同时布置并实施的。当时，我任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正在地震废墟上紧张地指挥部队抗震救灾。

　　6日深夜，突然接到中央让我紧急返京的命令。第二天一早，我乘专机返回北京，直接到中南海领受任务。一进西楼会议室，我就看到了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耿飚、刘西尧、孙轶青等人。耿飚见我进来，呼地站了起来：“你是浩田同志吗？”我说：“是。”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兴奋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说着，伸开双臂就要拥抱我。虽然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老同志所用的西方礼节不习惯，但仍毫不迟疑地张开双臂，与他相拥着倒在了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滚到了地毯上。在场的人深受感染，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四人帮”作恶多端，坏事做绝，粉碎“四人帮”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我们当时都预感到，神州大地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即将来临！

　　这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走进来，他代表中央向我交代任务：“浩田同志，把你从抗震救灾前线召来，是让你到《人民日报》去，把权从‘四人帮’的手中夺回来。中央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十年内乱中，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利用这个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章，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严重地玷污了党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在此紧要关头，夺回《人民日报》的控制权刻不容缓。我顿时感到使命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坚定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鉴于“四人帮”被粉碎还处于严格保密阶段，我建议马上进驻。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兵贵神速，赶快抢占阵地。为顺利开展工作，中央以华国锋的名义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大意是：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工作，中央决定派迟浩田等同志参加核心小组的领导，重要事情要向他们报告。

　　7日晚8时许，我和孙轶青等人进驻人民日报社。到报社后，我们立即召集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开会，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要求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同时警告“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要听招呼，不要搞小动作。“四人帮”虽然在人民日报社插手很深，但由于他们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报社的许多同志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揭发“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种种劣行。我们团结和依靠群众，很快就把《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夺了回来。

　　为配合全国揭批“四人帮”，我们组织发表了系列文章。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四人帮”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急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在揭批“四人帮”中，报社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阴谋诡计。1976年清明节前后，许多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 四人帮”。这一正义的行动触怒了“四人帮”，他们授意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把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社的那个负责人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突击编发了多期《情况汇编清样》，对一些重大的情节进行歪曲篡改。

　　姚文元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修改，然后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进而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并由此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出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即是根据上述材料炮制的。

　　群众的揭发引起我的重视，我们立即组织报社有关部门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很快查清了报社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和事，写出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并以我和孙轶青的名义，于12月10日上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3个月后，我受命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聆听他的教导，落实他的指示，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总参在全军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人民迫切期望尽快结束“文革”动乱局面，平反冤假错案，努力发展经济，振兴国力。然而，1977年2月7日以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文章却提出“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延续十年动乱的局面，阻挠邓小平同志复出。

　　“两个凡是”一提出，就遭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他出来工作不久，曾对我和杨勇、李达等同志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要出来工作了，那什么事都干不成。他还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早晚绕不过去。这样重大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向我们交底，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追求思想解放的人们，为这篇文章连连叫好，认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打破思想桎梏、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必将产生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少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人甚至指责说，这篇文章很坏，政治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是砍旗，是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这篇文章发表后，总参党委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了学习。我们意识到，文章阐述的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根本原则问题。在这个重大是非面前，每个人都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我当时分管总参的政治工作，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和我商议，总参应该迅速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经请示小平同志，获得了肯定的答复。随后，总参党委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做了研究部署。我根据总参党委的意图，和总参政治部的同志一起拟订了学习计划。计划拟好后，经杨勇同意，呈报给了小平同志。邓小平担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保证他集中精力抓大事，总参党委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大事要请示，小事不打扰”。我们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事关全局，学习计划应该报请小平同志审阅。

　　邓小平同志仔细审阅了总参的学习计划后，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计划我看了，非常好！过去我们经常讲，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是不够的，还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们要联系实际想一想。”时隔多年，这句话仍时常在我耳边响起。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坚定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总参开展这项活动指明了方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参及时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军起到了先导作用，引起了强烈反响，也为军事工作的拨乱反正及加强总参的全面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充分证明了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总参党委集体决策的正确。

　　三

　　十年浩劫，在全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总参也和全国一样，冤假错案甚多。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总参的亲信以人划线，把一些来自第一野战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的线上，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划到邓小平的线上，来自第三野战军的干部划到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的线上，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二月逆流”错案，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并株连了老帅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二月兵变”冤案，使贺龙元帅遭到残酷迫害；所谓的“八二五”事件，更是无端地株连到了王尚荣等一大批老同志。罗瑞卿、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李达、伍修权、王诤、孙毅等老同志，也先后遭到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动等残酷迫害。在“文革”期间，仅总参机关就有1600多人受到审查和批斗。

　　林彪、“四人帮”在总参制造的冤假错案，严重地挫伤了总参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大家的思想普遍处于压抑状态，许多干部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牵连。冤假错案不平反，广大官兵的积怨不能平息，总参全面建设的步子就迈不开，一切都无从谈起。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务之急。面对众多的沉冤积案，曾经身受其害的邓小平同志心急如焚，呼吁尽快平反。他当面向我们交代：“总参的冤假错案不少，你们要积极主动，抓紧平反。要不等不靠，看准了就干起来。也可能与此有牵连的人会想不通，但等这些人想通了，就什么事都耽误了。”

　　有总参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我们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落实政策办公室，对每一个“专案”材料开始认真核实鉴别。我们对办案人员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案件都要证据齐全，每一个事实都要查个水落石出。不能出一点纰漏，不能让一个同志受委屈。

　　桩桩冤假错案令人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就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诬陷贺龙历史上企图“叛变投敌”。康生、叶群亲自策划和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对贺龙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等，并搜集新中国成立前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 “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这伙人还非法关押贺龙的亲友、部属，搞刑讯逼供，然后将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拼接、剪辑，制造伪证，把罪名强加给贺龙。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元帅就这样蒙受冤屈，被迫害致死。

　　有的案件实在离奇：总参某部的一个干部不小心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划了一痕，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位干部的小孩，年仅五六岁，因为喊错了一句口号，即被打成小反革命。类似喊错一句口号、写错一个字而遭受牢狱之灾的事，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看了这些材料，感到既可气又可悲。总参党委要求办案人员，对类似这样的案件，要坚决平反，彻底平反。对实践证明是诬陷不实的，结论不正确的，不管什么案件，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是谁批准的，都一律改正过来，一点尾巴不要留。要给干部以清白，还历史以公道，让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

　　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有的案件是由红头文件定性的，有的是经过当时的中央领导亲笔批示的，有的是目前还在领导岗位上的某某人拍板的，要把它翻过来，难度不小。小平同志给我们鼓劲说：不要管那么多，先平了再说。在他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78年12月29日，总参党委经过认真审议，作出了11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

　　12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为体现对蒙冤受屈同志的真挚情感，总参党委决定，把曾经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张爱萍、李达及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等同志请上主席台。大会由杨勇主持，首先向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贺龙、徐海东等沉痛默哀，然后由我宣读总参党委平反冤假错案的11个决定，为52名军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薛明代表受迫害的同志发言。她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全场同志悲愤交加，许多人痛心落泪。会上充满了对林彪、“四人帮”的义愤，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同情。大会宣布为蒙冤受屈者彻底平反，全场欢声雷动，人心大快，许多人喜极而泣。

　　总参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行动快、力度大，平反数量多、声势大，在全军乃至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带了好头。会后，军内外的许多单位都到总参学习经验。曾任总后勤部部长、刚复出的洪学智上将给我打来电话，称赞这件事做得好，表示要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但也有一位高层领导疑惑地问我：“你们这样做，是怎么考虑的？会带来什么后果？”我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总参党委讨论的，都请示了我们的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那位领导回答说：“我明白了！”

　　四

　　1978年10月，北京社会上出现一股错误思潮。锋芒所向，直接指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股思潮的煽动性在于，它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出现的，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迷惑和蒙蔽了不少人。这股逆流的严重性在于，某些人利用十年动乱遗留的一些社会问题向党发难，制造混乱。发展下去，有可能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使共和国的大厦毁于一旦，刚刚启动的四个现代化进程也会中断。而问题的严重性许多人并未意识到。

　　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也出现类似的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与此相呼应，各地还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以上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警觉。他对我们说，这种思潮很可怕，很危险，决不能让其自由泛滥。他还给我们布置任务，要求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有情况及时报告给他。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我们派出人员多方搜集情况，及时整理出专题摘报，报送中央。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潮纷纷亮相，各种势力粉墨登场。中国究竟向哪里去，走什么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和严峻的考验。很明显，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坚持马列主义；既要搞活经济，又不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发展，又要稳定。这极大地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执政能力。在处理这诸多复杂关系中，最关键的是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纠正毛泽东同志错误的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将重蹈前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最后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覆辙。

　　这时，以邓小平、陈云、黄克诚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主张，要把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分开来。陈云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毛主席的威望是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刚刚平反恢复工作的黄克诚大将也多次说，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遭受迫害达18年之久。然而，他出来工作后没有任何怨言。针对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他在中纪委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后来又发表文章，深刻阐述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他的坦荡胸怀感动了不少人，许多原来挨过整、受过委屈的同志表示要向他学习，以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回想起来，老一辈革命家此时的表态，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稳定大局非常重要。苏联共产党就是因为在领袖的评价问题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出现混乱，跌了大跟头。而我们党和国家有今天，则得益于一大批胸怀宽广、忠心报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制止错误思潮的发展蔓延，邓小平在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邓小平这篇著名的讲话，构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从无数挫折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其正确性已经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

　　邓小平敏锐地洞悉形势的发展变化，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果断采取措施，及时开展两个方向的斗争，既反对来自“左”的干扰，又及时制止了从根本上颠覆共和国政权的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这次讲话后，形势迅速发生变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逐渐销声匿迹。1979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禁止在“ 西单墙”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取消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的条文。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四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初步形成。

　　回顾30年前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十分庆幸我们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十分庆幸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十分庆幸我们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还需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在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奋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迎来新的辉煌。消息来源：解放军报
11月3日出版的《解放军报》第7版刊登中国前国防部长迟浩田的文章，回忆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大转折中的几件事，包括粉碎「四人帮」后受命接管《人民日报》、军方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军中平反「冤假错案」和1978年制止「错误思潮」发展蔓延等。

　　迟浩田1944年参加中国革命，曾任团政委、师政委，解放军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北京军区副政委，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上将军衔。他是中共第12至15届中央委员，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在文章中写到：「30年前的大转折，开启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新纪元，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回首那激动人心的岁月，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令人终生难忘。」迟浩田在长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叙述了粉碎「四人帮」后受命接管《人民日报》的经过——

　　一

　　1976年10月6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当晚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决定迅速夺取“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大权。具体安排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负责接管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由我和孙轶青同志接管人民日报社，刘西尧接管光明日报社。整个行动是在政治局开会的同时布置并实施的。当时，我任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正在地震废墟上紧张地指挥部队抗震救灾。

　　6日深夜，突然接到中央让我紧急返京的命令。第二天一早，我乘专机返回北京，直接到中南海领受任务。一进西楼会议室，我就看到了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耿飚、刘西尧、孙轶青等人。耿飚见我进来，呼地站了起来：“你是浩田同志吗？”我说：“是。”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兴奋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说着，伸开双臂就要拥抱我。虽然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老同志所用的西方礼节不习惯，但仍毫不迟疑地张开双臂，与他相拥着倒在了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滚到了地毯上。在场的人深受感染，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四人帮”作恶多端，坏事做绝，粉碎“四人帮”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我们当时都预感到，神州大地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即将来临！

　　这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走进来，他代表中央向我交代任务：“浩田同志，把你从抗震救灾前线召来，是让你到《人民日报》去，把权从‘四人帮’的手中夺回来。中央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受“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十年内乱中，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利用这个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章，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严重地玷污了党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在此紧要关头，夺回《人民日报》的控制权刻不容缓。我顿时感到使命的光荣和责任的重大，坚定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鉴于“四人帮”被粉碎还处于严格保密阶段，我建议马上进驻。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兵贵神速，赶快抢占阵地。为顺利开展工作，中央以华国锋的名义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大意是：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工作，中央决定派迟浩田等同志参加核心小组的领导，重要事情要向他们报告。

　　7日晚8时许，我和孙轶青等人进驻人民日报社。到报社后，我们立即召集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开会，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要求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同时警告“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亲信，要听招呼，不要搞小动作。“四人帮”虽然在人民日报社插手很深，但由于他们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报社的许多同志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揭发“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种种劣行。我们团结和依靠群众，很快就把《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夺了回来。

　　为配合全国揭批“四人帮”，我们组织发表了系列文章。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四人帮”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急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在揭批“四人帮”中，报社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阴谋诡计。1976年清明节前后，许多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 四人帮”。这一正义的行动触怒了“四人帮”，他们授意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编造谎言，歪曲事实，把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社的那个负责人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突击编发了多期《情况汇编清样》，对一些重大的情节进行歪曲篡改。

　　姚文元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修改，然后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进而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并由此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4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出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即是根据上述材料炮制的。

　　群众的揭发引起我的重视，我们立即组织报社有关部门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很快查清了报社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和事，写出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并以我和孙轶青的名义，于12月10日上报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3个月后，我受命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聆听他的教导，落实他的指示，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总参在全军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人民迫切期望尽快结束“文革”动乱局面，平反冤假错案，努力发展经济，振兴国力。然而，1977年2月7日以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文章却提出“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延续十年动乱的局面，阻挠邓小平同志复出。

　　“两个凡是”一提出，就遭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他出来工作不久，曾对我和杨勇、李达等同志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要出来工作了，那什么事都干不成。他还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早晚绕不过去。这样重大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向我们交底，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追求思想解放的人们，为这篇文章连连叫好，认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打破思想桎梏、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必将产生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少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人甚至指责说，这篇文章很坏，政治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是砍旗，是砍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这篇文章发表后，总参党委十分重视，立即组织了学习。我们意识到，文章阐述的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根本原则问题。在这个重大是非面前，每个人都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我当时分管总参的政治工作，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和我商议，总参应该迅速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经请示小平同志，获得了肯定的答复。随后，总参党委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做了研究部署。我根据总参党委的意图，和总参政治部的同志一起拟订了学习计划。计划拟好后，经杨勇同意，呈报给了小平同志。邓小平担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保证他集中精力抓大事，总参党委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大事要请示，小事不打扰”。我们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事关全局，学习计划应该报请小平同志审阅。

　　邓小平同志仔细审阅了总参的学习计划后，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计划我看了，非常好！过去我们经常讲，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是不够的，还得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们要联系实际想一想。”时隔多年，这句话仍时常在我耳边响起。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坚定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总参开展这项活动指明了方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参及时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军起到了先导作用，引起了强烈反响，也为军事工作的拨乱反正及加强总参的全面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充分证明了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总参党委集体决策的正确。

　　三

　　十年浩劫，在全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总参也和全国一样，冤假错案甚多。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总参的亲信以人划线，把一些来自第一野战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的线上，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划到邓小平的线上，来自第三野战军的干部划到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的线上，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二月逆流”错案，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并株连了老帅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二月兵变”冤案，使贺龙元帅遭到残酷迫害；所谓的“八二五”事件，更是无端地株连到了王尚荣等一大批老同志。罗瑞卿、徐海东、张爱萍、彭绍辉、李达、伍修权、王诤、孙毅等老同志，也先后遭到批斗、抄家、关押、强制劳动等残酷迫害。在“文革”期间，仅总参机关就有1600多人受到审查和批斗。

　　林彪、“四人帮”在总参制造的冤假错案，严重地挫伤了总参广大干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大家的思想普遍处于压抑状态，许多干部的家属子女也受到牵连。冤假错案不平反，广大官兵的积怨不能平息，总参全面建设的步子就迈不开，一切都无从谈起。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务之急。面对众多的沉冤积案，曾经身受其害的邓小平同志心急如焚，呼吁尽快平反。他当面向我们交代：“总参的冤假错案不少，你们要积极主动，抓紧平反。要不等不靠，看准了就干起来。也可能与此有牵连的人会想不通，但等这些人想通了，就什么事都耽误了。”

　　有总参党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明确指示，我们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落实政策办公室，对每一个“专案”材料开始认真核实鉴别。我们对办案人员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案件都要证据齐全，每一个事实都要查个水落石出。不能出一点纰漏，不能让一个同志受委屈。

　　桩桩冤假错案令人触目惊心。“文革”开始不久，林彪、江青一伙就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诬陷贺龙历史上企图“叛变投敌”。康生、叶群亲自策划和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对贺龙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等，并搜集新中国成立前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 “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这伙人还非法关押贺龙的亲友、部属，搞刑讯逼供，然后将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拼接、剪辑，制造伪证，把罪名强加给贺龙。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元帅就这样蒙受冤屈，被迫害致死。

　　有的案件实在离奇：总参某部的一个干部不小心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划了一痕，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位干部的小孩，年仅五六岁，因为喊错了一句口号，即被打成小反革命。类似喊错一句口号、写错一个字而遭受牢狱之灾的事，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看了这些材料，感到既可气又可悲。总参党委要求办案人员，对类似这样的案件，要坚决平反，彻底平反。对实践证明是诬陷不实的，结论不正确的，不管什么案件，不管什么时间，不管是谁批准的，都一律改正过来，一点尾巴不要留。要给干部以清白，还历史以公道，让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

　　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有的案件是由红头文件定性的，有的是经过当时的中央领导亲笔批示的，有的是目前还在领导岗位上的某某人拍板的，要把它翻过来，难度不小。小平同志给我们鼓劲说：不要管那么多，先平了再说。在他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78年12月29日，总参党委经过认真审议，作出了11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

　　12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为体现对蒙冤受屈同志的真挚情感，总参党委决定，把曾经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张爱萍、李达及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等同志请上主席台。大会由杨勇主持，首先向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贺龙、徐海东等沉痛默哀，然后由我宣读总参党委平反冤假错案的11个决定，为52名军以上领导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薛明代表受迫害的同志发言。她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全场同志悲愤交加，许多人痛心落泪。会上充满了对林彪、“四人帮”的义愤，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同情。大会宣布为蒙冤受屈者彻底平反，全场欢声雷动，人心大快，许多人喜极而泣。

　　总参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行动快、力度大，平反数量多、声势大，在全军乃至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带了好头。会后，军内外的许多单位都到总参学习经验。曾任总后勤部部长、刚复出的洪学智上将给我打来电话，称赞这件事做得好，表示要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但也有一位高层领导疑惑地问我：“你们这样做，是怎么考虑的？会带来什么后果？”我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总参党委讨论的，都请示了我们的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那位领导回答说：“我明白了！”

　　四

　　1978年10月，北京社会上出现一股错误思潮。锋芒所向，直接指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股思潮的煽动性在于，它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出现的，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迷惑和蒙蔽了不少人。这股逆流的严重性在于，某些人利用十年动乱遗留的一些社会问题向党发难，制造混乱。发展下去，有可能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使共和国的大厦毁于一旦，刚刚启动的四个现代化进程也会中断。而问题的严重性许多人并未意识到。

　　山雨欲来风满楼。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也出现类似的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与此相呼应，各地还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以上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警觉。他对我们说，这种思潮很可怕，很危险，决不能让其自由泛滥。他还给我们布置任务，要求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有情况及时报告给他。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我们派出人员多方搜集情况，及时整理出专题摘报，报送中央。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潮纷纷亮相，各种势力粉墨登场。中国究竟向哪里去，走什么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和严峻的考验。很明显，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坚持马列主义；既要搞活经济，又不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发展，又要稳定。这极大地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执政能力。在处理这诸多复杂关系中，最关键的是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纠正毛泽东同志错误的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将重蹈前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最后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覆辙。

　　这时，以邓小平、陈云、黄克诚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邓小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主张，要把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分开来。陈云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毛主席的威望是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刚刚平反恢复工作的黄克诚大将也多次说，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黄克诚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遭受迫害达18年之久。然而，他出来工作后没有任何怨言。针对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他在中纪委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后来又发表文章，深刻阐述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他的坦荡胸怀感动了不少人，许多原来挨过整、受过委屈的同志表示要向他学习，以党和国家大局为重。回想起来，老一辈革命家此时的表态，确实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稳定大局非常重要。苏联共产党就是因为在领袖的评价问题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出现混乱，跌了大跟头。而我们党和国家有今天，则得益于一大批胸怀宽广、忠心报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制止错误思潮的发展蔓延，邓小平在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邓小平这篇著名的讲话，构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从无数挫折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其正确性已经为30年的实践所证明。

　　邓小平敏锐地洞悉形势的发展变化，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果断采取措施，及时开展两个方向的斗争，既反对来自“左”的干扰，又及时制止了从根本上颠覆共和国政权的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这次讲话后，形势迅速发生变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逐渐销声匿迹。1979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禁止在“ 西单墙”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取消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权利的条文。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四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初步形成。

　　回顾30年前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十分庆幸我们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十分庆幸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十分庆幸我们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还需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在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奋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将迎来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