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森敢死队》的回忆

赵亮/文


前阵子，很多地方电视台纷纷重播起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这部当年曾经轰动整个中国大陆的美国电视剧，讲的是二战时期美国陆军中尉加里森从监狱里挑选了四个各怀绝技的在押犯，组成一支敢死队，深入敌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的惊现故事。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走过来的中国人，提到这部片子，都会感到异常亲切和激动。


当年初播时，无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男女老中少，谈必“加里森”，如果平时碰上个比较“带劲儿”的人或事，他们多半会立即跟一句：加里森啊！


敢死队中的这五个人可以说是经历过近三十年造神崇拜运动後的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第一批非政治意义上的偶像，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个简单而又兴奋的时代最具标识性的记忆。


前阵子地方电视台重播这部电视剧时，把当初首播时从第16集往後被禁映的那部分也一股脑地搬出来了。我清楚记得，当年每周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晚上八点，中央电视台为刚刚开始普及黑白电视机的中国观众播出一集《加里森敢死队》，可是播完第16集《利用摩擦》之後，电视上黑底白字正告观众，这个戏全放完了，以後就没戏了！


当时在黑暗中我失望得几乎死去，心里不停地自问：下礼拜六咋办？下礼拜六咋办？结果到了“下礼拜六”，中央台就开始放朝鲜电视连续片剧《无名英雄》，关于顺姬、俞林那帮子地下党的故事。虽然不似“加里森”那样万人空巷，倒也算得上聊胜于无。可在我看来，除了金顺姬长得比较惊艳之外，《无名英雄》与《加里森敢死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与很多人一样，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我开始看《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也是在一个邻居家里。有一次，邻居家来了个亲戚小男孩，他鉆进被窝里跟我们一起欣赏。我十分羡慕，心想，能躺在自己家的床上看《加里森敢死队》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事了。回到家，我忍不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


也许是巧合吧，不久後，爸爸出版了一本农药化工方面的书，得到了人民币540元的稿费，对那个年代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笔钱绝对堪称巨款。老爸当天下午就痛割450元，小心翼翼地抱回家一台SONY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他顾不得歇息，紧接着便爬上屋顶（那时侯我们还住平房），装了一架自己制作的猪八戒钉耙形状的室外天线，与在屋里率领我和姐姐留守的我老妈遥相呼应，直到天黑才把图象调试至最清晰状态。

老爸下来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好啦！这样明天亮亮就可以躺在他自己的小床上看《加里森敢死队》了”。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躺在我自己家的沙发上，捏着遥控器懒洋洋地把频道换来换去，猛得看到我们市电视台正在播放这部片集，老爸的那句话立刻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唏嘘之间，我竟是泪流满面。


其实，我关于《加里森敢死队》最深刻的记忆，还是“酋长”的飞刀。当年我们厂子弟学校的男孩子里流行这样的做法：潜入车间，想尽一切办法，弄到一种特殊的短铁棒，然後把它们一根根地排在我们厂自备铁路的铁轨上，等一列油罐车驶过，铁棒们全扁成了铁条，拿回去磨尖磨利，再用布条、胶带什麽的缠上手柄，一把近乎完美的“酋长”飞刀便做成了。那时候哪个男生书包里不藏它个十几把啊？


一时间满校园里“飞刀又见飞刀”，一切木制的东西，包括树们本身，全都千创百孔，惨不忍睹。很快就没什麽可插的了，就人和人互相插，起先还轻轻地扔，嘴里配以呼哨做做动作而已，後来也是扔的躲的都越来越熟练了，刀子飞行的速度开始加快，终于有一天，一把飞刀直接鉆进了高年级一个家伙的腮帮子里。全校的男生，包括我们这些小屁孩儿，课都不上了，浩浩荡荡把这个鬼哭狼嚎的重伤员抬进了厂医院。都见着大夫了，那把刀还没出来，只露一截红毛线缠的手柄在外面，跟他半脸的血滋呼啦混在一起，把人护士姐姐们都吓了一大跳。


于是，全校开大会，禁刀！校长亲自带队，别着红袖章，不定期在校园、教室里巡逻，甭说飞刀，你就是削铅笔的小刀也不准带到学校里来，看见立即没收叫家长。发展到後来，连铁丝——或者这麽说吧——任何金属条状物都成了违禁品。有一天我做值日，看见地上有根扫帚苗，顺手捡起来就往?角的垃圾堆里扔，结果引得一个女同学歇斯底里大发作，尖叫着“告老师”去了。


那年，全国各地的学校大都如此。我当时还听说，山东省有八个保险箱被好几拨模仿“卡西诺”的家伙成功盗开，损失了好多“国家财产”。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使得《加里森敢死队》在第16集之後，被“有关部门”紧急禁播了。


可以想见，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的敏感，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沙漠啊。反过来讲，中国人当时又是多么地需要“加里森敢死队”啊！


我一直坚持认为，有两部影视作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是日本电影《追捕》，另一个就是《加里森敢死队》。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除了现在看来并没什麽大惊小怪的故事情节令看惯了样板戏的中国人为之耳目一新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起到了某种思想上的唤醒和启蒙作用。


当时，中国正准备搞改革开放，来自思想界、理论界的阻力很大。出于多年来的习惯，国人无论做什麽事，都喜欢先在路线、主义的对错上费心劳神，有了定论才能决定做还是不做。怎麽办？争论拍桌子是没有用的，聪明的办法是，换脑子，开眼界，让大家看看改了革、开了放会是个什麽样子。


于是，“加里森”、“杜丘”们横空出世。《追捕》，向过了三十多年夜郎自大穷日子的中国人，全景式地展示了西方社会极度物质的现代化世界，东京地铁、繁华街景、私人飞机、室内摆设，最关键的是杜丘、真由美、矢村甚至水泽惠子他们这些男男女女的服饰打扮，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说，不啻《天方夜谭》中阿拉伯之夜般的梦幻与豪华；而《加里森敢死队》，则让全中国的人都恍然而醒——噢，原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原来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啊，原来人在生活中还可以是那麽真实地表露自我的啊，原来人是可以有自己的欲望和利益的啊……我想，这也恰恰是当年为什麽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喜欢这部片子的真正原因吧。


三十年过去了，谁能想象，当年因为“毒害青少年”而惨遭禁播的《加里森敢死队》，现如今已可以在各级电视台全本公开播放了。而且，通过万能的互联网，我们还能轻松找到大量相关背景资料——要知道，这正是当初很多观众想尽办法求之而不得的东西啊！


可惜，现在我们才晓得，当年的五条好汉，如今已有三人作古矣！其中竟然还有那个善良、单纯的神偷高涅夫。不知他们三位去世之前，是否知道，三十前，他们可是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拥有影迷最多的演员。电视台们现在都削尖了脑袋找煽情的噱头，我在这里给他们个“创意”——赶紧把现在还活着的那俩找来啊，上《艺术人生》或者《电影传奇》，准保能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收视高潮。（完）赵亮/文


前阵子，很多地方电视台纷纷重播起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这部当年曾经轰动整个中国大陆的美国电视剧，讲的是二战时期美国陆军中尉加里森从监狱里挑选了四个各怀绝技的在押犯，组成一支敢死队，深入敌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的惊现故事。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走过来的中国人，提到这部片子，都会感到异常亲切和激动。


当年初播时，无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男女老中少，谈必“加里森”，如果平时碰上个比较“带劲儿”的人或事，他们多半会立即跟一句：加里森啊！


敢死队中的这五个人可以说是经历过近三十年造神崇拜运动後的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第一批非政治意义上的偶像，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个简单而又兴奋的时代最具标识性的记忆。


前阵子地方电视台重播这部电视剧时，把当初首播时从第16集往後被禁映的那部分也一股脑地搬出来了。我清楚记得，当年每周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晚上八点，中央电视台为刚刚开始普及黑白电视机的中国观众播出一集《加里森敢死队》，可是播完第16集《利用摩擦》之後，电视上黑底白字正告观众，这个戏全放完了，以後就没戏了！


当时在黑暗中我失望得几乎死去，心里不停地自问：下礼拜六咋办？下礼拜六咋办？结果到了“下礼拜六”，中央台就开始放朝鲜电视连续片剧《无名英雄》，关于顺姬、俞林那帮子地下党的故事。虽然不似“加里森”那样万人空巷，倒也算得上聊胜于无。可在我看来，除了金顺姬长得比较惊艳之外，《无名英雄》与《加里森敢死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与很多人一样，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我开始看《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也是在一个邻居家里。有一次，邻居家来了个亲戚小男孩，他鉆进被窝里跟我们一起欣赏。我十分羡慕，心想，能躺在自己家的床上看《加里森敢死队》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事了。回到家，我忍不住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


也许是巧合吧，不久後，爸爸出版了一本农药化工方面的书，得到了人民币540元的稿费，对那个年代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笔钱绝对堪称巨款。老爸当天下午就痛割450元，小心翼翼地抱回家一台SONY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他顾不得歇息，紧接着便爬上屋顶（那时侯我们还住平房），装了一架自己制作的猪八戒钉耙形状的室外天线，与在屋里率领我和姐姐留守的我老妈遥相呼应，直到天黑才把图象调试至最清晰状态。

老爸下来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好啦！这样明天亮亮就可以躺在他自己的小床上看《加里森敢死队》了”。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躺在我自己家的沙发上，捏着遥控器懒洋洋地把频道换来换去，猛得看到我们市电视台正在播放这部片集，老爸的那句话立刻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唏嘘之间，我竟是泪流满面。


其实，我关于《加里森敢死队》最深刻的记忆，还是“酋长”的飞刀。当年我们厂子弟学校的男孩子里流行这样的做法：潜入车间，想尽一切办法，弄到一种特殊的短铁棒，然後把它们一根根地排在我们厂自备铁路的铁轨上，等一列油罐车驶过，铁棒们全扁成了铁条，拿回去磨尖磨利，再用布条、胶带什麽的缠上手柄，一把近乎完美的“酋长”飞刀便做成了。那时候哪个男生书包里不藏它个十几把啊？


一时间满校园里“飞刀又见飞刀”，一切木制的东西，包括树们本身，全都千创百孔，惨不忍睹。很快就没什麽可插的了，就人和人互相插，起先还轻轻地扔，嘴里配以呼哨做做动作而已，後来也是扔的躲的都越来越熟练了，刀子飞行的速度开始加快，终于有一天，一把飞刀直接鉆进了高年级一个家伙的腮帮子里。全校的男生，包括我们这些小屁孩儿，课都不上了，浩浩荡荡把这个鬼哭狼嚎的重伤员抬进了厂医院。都见着大夫了，那把刀还没出来，只露一截红毛线缠的手柄在外面，跟他半脸的血滋呼啦混在一起，把人护士姐姐们都吓了一大跳。


于是，全校开大会，禁刀！校长亲自带队，别着红袖章，不定期在校园、教室里巡逻，甭说飞刀，你就是削铅笔的小刀也不准带到学校里来，看见立即没收叫家长。发展到後来，连铁丝——或者这麽说吧——任何金属条状物都成了违禁品。有一天我做值日，看见地上有根扫帚苗，顺手捡起来就往?角的垃圾堆里扔，结果引得一个女同学歇斯底里大发作，尖叫着“告老师”去了。


那年，全国各地的学校大都如此。我当时还听说，山东省有八个保险箱被好几拨模仿“卡西诺”的家伙成功盗开，损失了好多“国家财产”。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使得《加里森敢死队》在第16集之後，被“有关部门”紧急禁播了。


可以想见，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的敏感，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沙漠啊。反过来讲，中国人当时又是多么地需要“加里森敢死队”啊！


我一直坚持认为，有两部影视作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是日本电影《追捕》，另一个就是《加里森敢死队》。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除了现在看来并没什麽大惊小怪的故事情节令看惯了样板戏的中国人为之耳目一新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起到了某种思想上的唤醒和启蒙作用。


当时，中国正准备搞改革开放，来自思想界、理论界的阻力很大。出于多年来的习惯，国人无论做什麽事，都喜欢先在路线、主义的对错上费心劳神，有了定论才能决定做还是不做。怎麽办？争论拍桌子是没有用的，聪明的办法是，换脑子，开眼界，让大家看看改了革、开了放会是个什麽样子。


于是，“加里森”、“杜丘”们横空出世。《追捕》，向过了三十多年夜郎自大穷日子的中国人，全景式地展示了西方社会极度物质的现代化世界，东京地铁、繁华街景、私人飞机、室内摆设，最关键的是杜丘、真由美、矢村甚至水泽惠子他们这些男男女女的服饰打扮，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说，不啻《天方夜谭》中阿拉伯之夜般的梦幻与豪华；而《加里森敢死队》，则让全中国的人都恍然而醒——噢，原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原来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啊，原来人在生活中还可以是那麽真实地表露自我的啊，原来人是可以有自己的欲望和利益的啊……我想，这也恰恰是当年为什麽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喜欢这部片子的真正原因吧。


三十年过去了，谁能想象，当年因为“毒害青少年”而惨遭禁播的《加里森敢死队》，现如今已可以在各级电视台全本公开播放了。而且，通过万能的互联网，我们还能轻松找到大量相关背景资料——要知道，这正是当初很多观众想尽办法求之而不得的东西啊！


可惜，现在我们才晓得，当年的五条好汉，如今已有三人作古矣！其中竟然还有那个善良、单纯的神偷高涅夫。不知他们三位去世之前，是否知道，三十前，他们可是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拥有影迷最多的演员。电视台们现在都削尖了脑袋找煽情的噱头，我在这里给他们个“创意”——赶紧把现在还活着的那俩找来啊，上《艺术人生》或者《电影传奇》，准保能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收视高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