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明代宗藩是理应被抛弃的社会垃圾

王春瑜：明代宗藩是理应被抛弃的社会垃圾

顾炎武在论及明代宗室时，曾谓： “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这一针见血之论，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堂堂朱明王朝的“龙子凤孙”、“天枝玉叶”，成了一钱不值的“弃物”，是很值得人们研究的。

每个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比较注意前朝的覆亡教训，从而采取新的措施，朱元璋像，故宫博物院藏。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势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诸王，“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朱元璋对此颇自得，强调封藩关系大明江山的安危，“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封建诸子，期在藩屏帝室。”“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典兵之权，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诸王的王国中，不仅置文官，还设武将。朱元璋宣称： “朕封诸子颇殊古道，内设武臣，盖欲藩屏国家，备侮御边，闲中助王，便知时务。所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长久之计”不但没有起到“藩屏国家”的作用，反而使明王朝背上了无法卸掉的沉重包袱。

朱元璋子孙众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人数究竟有多少，史料记载不一，考史者说法也不一。明人王鏊谓： “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中尉以下的人数，王鏊未涉笔。而按明制，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王鏊挥笔作上述记载的时间，当在正德年间，奉国中尉已属滔滔皆是，不知凡几矣。山西大同的代王，封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到弘治年间，不过上百年，已生子570余人，女300余人。洪武三年（1370）封、十一年就藩太原的晋王，至嘉靖初年，已增郡王、将军、中尉等1851名。张瀚“考宗正籍”，认为隆庆初年宗藩人数“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清初温睿临在评论明代宗藩时，曾说： “其后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几百万。”“几百万”，是个概数，也显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根据比较准确的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宗藩人数在8万以上。以此推论，迄明之亡，宗藩人数当有十多万之众。他们的耗费，成了封建国家的沉重负担。


以嘉靖初年为例，仅山西晋王一府便岁支禄米872300石。时人梁材在奏疏中曾不胜感慨地说： “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枝蕃衍无穷。”嘉靖中叶，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不啻一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152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显然，这是多么严重的财政危机！


藩王们的“天潢贵胄”，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无法无天、作恶多端、穷奢极欲者，更不乏其人。明清之际的魏禧曾慨乎言之：

明季天下宗室几百万，所在暴横奸宄，穷困不自赖，为非恣犯法，而南昌宁藩支子孙尤甚。崇祯末，诸宗强猾者，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

有的藩王，一副流氓恶棍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即无法无天，坏事做绝。他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朱柏伪造宝钞及残虐杀人，建文帝闻讯后，降敕切责，议发兵讨之。湘王公然“焚其宫室美人，已而执弓跃入火中死”。永乐初年，汉王朱高煦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3000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朱高煦竟“手铁瓜挝杀野驴”。宣德年间，周宪王弟朱有熺“掠食生人肝脑”，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隆庆初年，安丘王府奉国将军朱观烻杀死弟妇，纵火焚其家，企图灭口。靖江王府奉国中尉朱经讯、朱经讥以私愤持刀杀其兄朱经设，暴其尸于市，却诬陷朱经设奸逼继母，诡称他俩是奉母命处死他的。而辽王朱宪的荒淫歹毒，更是骇人听闻。史载： “宪性酷虐淫纵，惑信符水，诸奸黠少年无赖者多归之，恣为不法……淫乱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剥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人耳……”嘉靖年间的鲁王朱观，与朱宪堪称“今古何殊貉一丘”。此人“淫戏无度……复屋曲房，挟娼为乐……男女裸体群浴于池，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必立毙之，或加以炮烙”。而明代藩王享尽人间富贵，从明末山东兖州的鲁藩烟火之盛况，足可窥其一斑。对此，张岱曾详予记述：

兖州鲁藩烟火妙天下。烟火必张灯，鲁藩之灯： 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诸王公子、宫娥僚属、队舞乐工，尽收为灯中景物。及放烟火，灯中景物又收为烟火中景物。……殿前搭木架数层，上放黄蜂出窠，撒花盖顶，天花喷礴。四旁珍珠帘八架，架高二丈许……下以五色火漆塑狮、象、橐驼之属百余头，上骑百蛮，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诸器，器中实千丈菊、千丈梨诸火器……移时，百兽口出火，尻亦出火，纵横践踏。端门内外，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
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个典型。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故他备受恩宠。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亿万计”，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他在洛阳就藩后，又是占山东、湖广良田，又是独霸中州盐利，甚至把手伸到四川，搜刮该地的盐井、榷茶银，以致崇祯时河南百姓都说“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其府内“珠玉货赂山积”。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后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如朱卫珣任户部主事，榷浒墅关，苛刻异常，动辄重罚，空船亦责其纳钞，女人过关，纳银八钱，商贾及民，无不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如永乐时简王朱颙炴“纵中官扰民，洛阳人苦之”。宁夏安化郡王朱寘谋反失败后，在其府第抄出“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而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大搞分裂活动，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明人张岳曾评曰： “宁祸蓄于十数年前，天下皆知其不至叛乱不止，当时用事者，不惟不悟，方倒持刑赏之柄以成之，故遂至于乱。”这里所说的“用事者”，主要就是指大权在握的宦官。宁藩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但后经重贿刘瑾，“准复”，使羽翼得以日渐丰满。当王阳明率兵平叛，攻克宁王老巢后，曾“拾得簿籍有帐”，里面记载些什么？有人曾记录王阳明的自述说： “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朱宸濠与宦官来往的书信，竟达两箧之多，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更是有账可查的。史载：

（宸濠）送（在官太监）张忠、（少监）卢明各银五百两。托伊引送（司礼监太监）张雄银三千两，宝石镶带一条……太监张锐……亦将银二千两托臧贤过送与伊……（后又送）张雄，张锐各一千两……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监卢明……赍捧报讣，前来开读，得受宸濠三千两……毕真改调镇守浙江，宸濠要伊预备人马前来助逆，当将银三千两、金壶一把，盘盏四副，并器皿、茶芽等物送行。


毕真乃江西镇守太监，却成了朱宸濠的死党。以朝廷腹心为宸濠羽翼，在江西则密谋内助，在浙江则阴作外援，后被凌迟处死，实在是罪有应得。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对明王朝都是腐蚀剂，危害多端。说他们是“弃物”，也就是理应被抛弃的社会垃圾之谓也。王春瑜：明代宗藩是理应被抛弃的社会垃圾

顾炎武在论及明代宗室时，曾谓： “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这一针见血之论，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堂堂朱明王朝的“龙子凤孙”、“天枝玉叶”，成了一钱不值的“弃物”，是很值得人们研究的。

每个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比较注意前朝的覆亡教训，从而采取新的措施，朱元璋像，故宫博物院藏。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势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诸王，“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朱元璋对此颇自得，强调封藩关系大明江山的安危，“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封建诸子，期在藩屏帝室。”“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典兵之权，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诸王的王国中，不仅置文官，还设武将。朱元璋宣称： “朕封诸子颇殊古道，内设武臣，盖欲藩屏国家，备侮御边，闲中助王，便知时务。所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长久之计”不但没有起到“藩屏国家”的作用，反而使明王朝背上了无法卸掉的沉重包袱。

朱元璋子孙众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人数究竟有多少，史料记载不一，考史者说法也不一。明人王鏊谓： “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中尉以下的人数，王鏊未涉笔。而按明制，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王鏊挥笔作上述记载的时间，当在正德年间，奉国中尉已属滔滔皆是，不知凡几矣。山西大同的代王，封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到弘治年间，不过上百年，已生子570余人，女300余人。洪武三年（1370）封、十一年就藩太原的晋王，至嘉靖初年，已增郡王、将军、中尉等1851名。张瀚“考宗正籍”，认为隆庆初年宗藩人数“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清初温睿临在评论明代宗藩时，曾说： “其后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几百万。”“几百万”，是个概数，也显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根据比较准确的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宗藩人数在8万以上。以此推论，迄明之亡，宗藩人数当有十多万之众。他们的耗费，成了封建国家的沉重负担。


以嘉靖初年为例，仅山西晋王一府便岁支禄米872300石。时人梁材在奏疏中曾不胜感慨地说： “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枝蕃衍无穷。”嘉靖中叶，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不啻一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152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显然，这是多么严重的财政危机！


藩王们的“天潢贵胄”，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无法无天、作恶多端、穷奢极欲者，更不乏其人。明清之际的魏禧曾慨乎言之：

明季天下宗室几百万，所在暴横奸宄，穷困不自赖，为非恣犯法，而南昌宁藩支子孙尤甚。崇祯末，诸宗强猾者，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

有的藩王，一副流氓恶棍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即无法无天，坏事做绝。他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朱柏伪造宝钞及残虐杀人，建文帝闻讯后，降敕切责，议发兵讨之。湘王公然“焚其宫室美人，已而执弓跃入火中死”。永乐初年，汉王朱高煦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3000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朱高煦竟“手铁瓜挝杀野驴”。宣德年间，周宪王弟朱有熺“掠食生人肝脑”，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隆庆初年，安丘王府奉国将军朱观烻杀死弟妇，纵火焚其家，企图灭口。靖江王府奉国中尉朱经讯、朱经讥以私愤持刀杀其兄朱经设，暴其尸于市，却诬陷朱经设奸逼继母，诡称他俩是奉母命处死他的。而辽王朱宪的荒淫歹毒，更是骇人听闻。史载： “宪性酷虐淫纵，惑信符水，诸奸黠少年无赖者多归之，恣为不法……淫乱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剥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人耳……”嘉靖年间的鲁王朱观，与朱宪堪称“今古何殊貉一丘”。此人“淫戏无度……复屋曲房，挟娼为乐……男女裸体群浴于池，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必立毙之，或加以炮烙”。而明代藩王享尽人间富贵，从明末山东兖州的鲁藩烟火之盛况，足可窥其一斑。对此，张岱曾详予记述：

兖州鲁藩烟火妙天下。烟火必张灯，鲁藩之灯： 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诸王公子、宫娥僚属、队舞乐工，尽收为灯中景物。及放烟火，灯中景物又收为烟火中景物。……殿前搭木架数层，上放黄蜂出窠，撒花盖顶，天花喷礴。四旁珍珠帘八架，架高二丈许……下以五色火漆塑狮、象、橐驼之属百余头，上骑百蛮，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诸器，器中实千丈菊、千丈梨诸火器……移时，百兽口出火，尻亦出火，纵横践踏。端门内外，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
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个典型。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故他备受恩宠。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亿万计”，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他在洛阳就藩后，又是占山东、湖广良田，又是独霸中州盐利，甚至把手伸到四川，搜刮该地的盐井、榷茶银，以致崇祯时河南百姓都说“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其府内“珠玉货赂山积”。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后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如朱卫珣任户部主事，榷浒墅关，苛刻异常，动辄重罚，空船亦责其纳钞，女人过关，纳银八钱，商贾及民，无不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如永乐时简王朱颙炴“纵中官扰民，洛阳人苦之”。宁夏安化郡王朱寘谋反失败后，在其府第抄出“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而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大搞分裂活动，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明人张岳曾评曰： “宁祸蓄于十数年前，天下皆知其不至叛乱不止，当时用事者，不惟不悟，方倒持刑赏之柄以成之，故遂至于乱。”这里所说的“用事者”，主要就是指大权在握的宦官。宁藩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但后经重贿刘瑾，“准复”，使羽翼得以日渐丰满。当王阳明率兵平叛，攻克宁王老巢后，曾“拾得簿籍有帐”，里面记载些什么？有人曾记录王阳明的自述说： “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朱宸濠与宦官来往的书信，竟达两箧之多，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更是有账可查的。史载：

（宸濠）送（在官太监）张忠、（少监）卢明各银五百两。托伊引送（司礼监太监）张雄银三千两，宝石镶带一条……太监张锐……亦将银二千两托臧贤过送与伊……（后又送）张雄，张锐各一千两……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监卢明……赍捧报讣，前来开读，得受宸濠三千两……毕真改调镇守浙江，宸濠要伊预备人马前来助逆，当将银三千两、金壶一把，盘盏四副，并器皿、茶芽等物送行。


毕真乃江西镇守太监，却成了朱宸濠的死党。以朝廷腹心为宸濠羽翼，在江西则密谋内助，在浙江则阴作外援，后被凌迟处死，实在是罪有应得。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对明王朝都是腐蚀剂，危害多端。说他们是“弃物”，也就是理应被抛弃的社会垃圾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