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遍布“巧克力”

● 杨永欣(广州特派员)
李太里（制图）

　　广州目前可说是聚集最多非洲人的中国城市，“鬼佬”——这个本来泛指外国人的称呼——在广州几乎成了非洲人独享的代名词。

　　在广州小北路和环市路交接的方圆一公里内，举目所望，几乎一半的行人都是高大威猛的非洲人，若不是周围商店的中文招牌，站在这里，有可能误以为自己置身于某个非洲国家。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日报》去年底报道，在广州常住（6个月以上）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

　　据非官方统计，目前在广州的非洲人估计总数已有20万之众，他们大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以尼日利亚居首。

广州人对非洲人

仍存排斥心理

　　尽管非洲人来到广州已有一段日子，人数还在日趋增加，广州人对他们的身影也习以为常，但记者观察到，一片平静的表面下，一些广州人对非洲人的态度仍存有排斥心理。

　　例如，许多广州出租车司机就不愿做“巧克力”（指非洲人）的生意，他们表示不喜欢非洲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锱铢必较的作风，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更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听不懂外语”、“根本看不到”为由拒载。中国网上论坛也时不时有人发表一些未经考证的“消息”，例如“非洲人给广州带来艾滋病”等等。
来自尼日利亚、在广州生活了一年多的科特（Cote）相当遗憾地告诉本报，友谊似乎只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我们是友善的民族，但中国男人一般除了贸易外，私底下很少跟我们交往。中国女子更不用说，我们稍微友善，她们就误以为我们在调戏她们！跟中国人交往，真的很复杂。”
　　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蔡禾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非洲人）来多了，（非洲人与广州人）中间有了更多的交往，产生一些问题和磨擦不可避免。不过，广州既然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广州人）就应该以平等的价值、平常的心态面对他们（非洲人）。”

　　当然，部分在广州的非洲人确实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广州媒体时不时都会有相关的报道，主要是“三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非洲毒贩入穗走私毒品活动越来越猖獗。

　　对此，蔡禾说，非洲人来到广州工作、经商，应该遵守中国的所有法律，并办妥所有所需的证件。对一些害群之马的行为，他认为，两个态度其实可以同时存在，广州人既可以接受非洲人，毕竟他们在广州生活已是事实、是必然的发展，也可以对非洲人的犯罪现象有所批评，这也是正常的：“最重要的是，不要产生歧视的心理——非洲人就是低我（广州人）一等。”

　　蔡禾建议当局尽快提升对城市的管理，以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非洲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总体而言，蔡禾认为，有这么多非洲人选择在广州定居，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广州的开放程度，以及大多数广州人对他们的接受态度。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人对外来农民工也有很多意见，说他们的犯罪率比较高，当年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但过了一段时间，广州人还是接受了外省人，这相信也会是广州人和非洲人关系的发展进程。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非洲人，他们对广州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而他们的到来也是广州步向国际化的一个标志。

中大教授：

非洲人助广东

转移低端产品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非洲人把那些不太高端的产品买回他们的国家去卖，对中国产品的销售绝对有帮助。广东目前正如火如荼地推行产业转移，设法把一些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非洲人来到广州买我们的低端产品其实可被视为一个前奏，先是广东生产后卖给他们，今后可能就移去那里（非洲）去生产。我们的（低端产品生产）企业可以主动把厂搬到非洲去，正如过去亚洲四小龙把厂搬来广东珠三角一样。”
　　《广州日报》早前也引述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一名学者的话说，广东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过去十几年，产能过剩了，很多公司库压了大量已过时的旧货，幸好被广州多个中非贸易集散地很好地“消化”了，就像当年中国一些不法商人通过走私渠道从欧美、日本等市场大量进口二手车一样。

　　就广东而言，这对产业升级和促进中非贸易是很有帮助的。

新闻背景

宋代广州已有非洲人踪影

　　中国最早记载中非交往的人，应该是汉朝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传》里记载了“黎轩”的情况，说西汉的使臣已到过黎轩（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就是说，中非的最早交往大约发生在2100多年前。

　　而非洲人来到中国，则是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史籍曾明确记载：东非地区的黑人作为阿拉伯商人的“商品”被大量地运往中国。

　　据知，早在宋代，广州就有非洲人的踪影，非洲人当时被贩卖到中国充当奴隶，其中在广州为有钱人干活的为数不少。1099年至1102年，宋人朱彧跟随父亲朱服来广州，看到不少市舶蕃坊情形，写成了《萍洲可谈》一书，朱彧说：“广州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

　　另一名宋人周去非在1178年任桂林县尉时所撰写的笔记《岭外代答》里，则讲“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擒之，动以千万，卖为鬼奴。”

　　当前广州的非洲人则是在1998年以后才慢慢多起来的，在此之前，他们都在越南、印尼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做进出口生意。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非洲人开始涌入中国，而交通、轻工业发达的广州则成为他们的首选。
至于非洲人为何偏爱广州？据了解，从地理上说，广东处于亚热带地区，常年潮湿闷热，居住起来气候条件他们比较容易适应。从生存条件来说，他们在广州的生活要比在他们本国强很多，这里没有战乱，没有干旱，没有部落仇杀，也没有欧洲白人对他们的种族歧视。
　　此外，广州是广东省会，而广东和珠三角又是世界工厂，非洲人来到广州能够做贸易生意，家里所需的产品，几乎全部都能在广州采购到。当然，也有所谓的“网络效益”，既然这里已聚集了这么多非洲人，他们自然会吸引更多同乡，毕竟非洲人是群居的族群。
http://www.zaobao.com/zg/zg081002_502.shtml● 杨永欣(广州特派员)
李太里（制图）

　　广州目前可说是聚集最多非洲人的中国城市，“鬼佬”——这个本来泛指外国人的称呼——在广州几乎成了非洲人独享的代名词。

　　在广州小北路和环市路交接的方圆一公里内，举目所望，几乎一半的行人都是高大威猛的非洲人，若不是周围商店的中文招牌，站在这里，有可能误以为自己置身于某个非洲国家。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日报》去年底报道，在广州常住（6个月以上）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

　　据非官方统计，目前在广州的非洲人估计总数已有20万之众，他们大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以尼日利亚居首。

广州人对非洲人

仍存排斥心理

　　尽管非洲人来到广州已有一段日子，人数还在日趋增加，广州人对他们的身影也习以为常，但记者观察到，一片平静的表面下，一些广州人对非洲人的态度仍存有排斥心理。

　　例如，许多广州出租车司机就不愿做“巧克力”（指非洲人）的生意，他们表示不喜欢非洲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锱铢必较的作风，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更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听不懂外语”、“根本看不到”为由拒载。中国网上论坛也时不时有人发表一些未经考证的“消息”，例如“非洲人给广州带来艾滋病”等等。
来自尼日利亚、在广州生活了一年多的科特（Cote）相当遗憾地告诉本报，友谊似乎只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我们是友善的民族，但中国男人一般除了贸易外，私底下很少跟我们交往。中国女子更不用说，我们稍微友善，她们就误以为我们在调戏她们！跟中国人交往，真的很复杂。”
　　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蔡禾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非洲人）来多了，（非洲人与广州人）中间有了更多的交往，产生一些问题和磨擦不可避免。不过，广州既然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广州人）就应该以平等的价值、平常的心态面对他们（非洲人）。”

　　当然，部分在广州的非洲人确实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广州媒体时不时都会有相关的报道，主要是“三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非洲毒贩入穗走私毒品活动越来越猖獗。

　　对此，蔡禾说，非洲人来到广州工作、经商，应该遵守中国的所有法律，并办妥所有所需的证件。对一些害群之马的行为，他认为，两个态度其实可以同时存在，广州人既可以接受非洲人，毕竟他们在广州生活已是事实、是必然的发展，也可以对非洲人的犯罪现象有所批评，这也是正常的：“最重要的是，不要产生歧视的心理——非洲人就是低我（广州人）一等。”

　　蔡禾建议当局尽快提升对城市的管理，以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非洲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总体而言，蔡禾认为，有这么多非洲人选择在广州定居，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广州的开放程度，以及大多数广州人对他们的接受态度。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人对外来农民工也有很多意见，说他们的犯罪率比较高，当年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但过了一段时间，广州人还是接受了外省人，这相信也会是广州人和非洲人关系的发展进程。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非洲人，他们对广州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而他们的到来也是广州步向国际化的一个标志。

中大教授：

非洲人助广东

转移低端产品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非洲人把那些不太高端的产品买回他们的国家去卖，对中国产品的销售绝对有帮助。广东目前正如火如荼地推行产业转移，设法把一些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非洲人来到广州买我们的低端产品其实可被视为一个前奏，先是广东生产后卖给他们，今后可能就移去那里（非洲）去生产。我们的（低端产品生产）企业可以主动把厂搬到非洲去，正如过去亚洲四小龙把厂搬来广东珠三角一样。”
　　《广州日报》早前也引述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一名学者的话说，广东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过去十几年，产能过剩了，很多公司库压了大量已过时的旧货，幸好被广州多个中非贸易集散地很好地“消化”了，就像当年中国一些不法商人通过走私渠道从欧美、日本等市场大量进口二手车一样。

　　就广东而言，这对产业升级和促进中非贸易是很有帮助的。

新闻背景

宋代广州已有非洲人踪影

　　中国最早记载中非交往的人，应该是汉朝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传》里记载了“黎轩”的情况，说西汉的使臣已到过黎轩（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就是说，中非的最早交往大约发生在2100多年前。

　　而非洲人来到中国，则是从公元九世纪开始，史籍曾明确记载：东非地区的黑人作为阿拉伯商人的“商品”被大量地运往中国。

　　据知，早在宋代，广州就有非洲人的踪影，非洲人当时被贩卖到中国充当奴隶，其中在广州为有钱人干活的为数不少。1099年至1102年，宋人朱彧跟随父亲朱服来广州，看到不少市舶蕃坊情形，写成了《萍洲可谈》一书，朱彧说：“广州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

　　另一名宋人周去非在1178年任桂林县尉时所撰写的笔记《岭外代答》里，则讲“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擒之，动以千万，卖为鬼奴。”

　　当前广州的非洲人则是在1998年以后才慢慢多起来的，在此之前，他们都在越南、印尼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做进出口生意。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非洲人开始涌入中国，而交通、轻工业发达的广州则成为他们的首选。
至于非洲人为何偏爱广州？据了解，从地理上说，广东处于亚热带地区，常年潮湿闷热，居住起来气候条件他们比较容易适应。从生存条件来说，他们在广州的生活要比在他们本国强很多，这里没有战乱，没有干旱，没有部落仇杀，也没有欧洲白人对他们的种族歧视。
　　此外，广州是广东省会，而广东和珠三角又是世界工厂，非洲人来到广州能够做贸易生意，家里所需的产品，几乎全部都能在广州采购到。当然，也有所谓的“网络效益”，既然这里已聚集了这么多非洲人，他们自然会吸引更多同乡，毕竟非洲人是群居的族群。
http://www.zaobao.com/zg/zg081002_5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