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为了忘却的纪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7:17:54
两个“凡是”出笼
1972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 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正式结束。”两个“凡是”出笼
1972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 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结束。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新闻公报》称，“我国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之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其实，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 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了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判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冤 、假、错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曲折、障碍，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不指名地批判两篇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属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决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新的冤案又不断的被制造出来：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打成‘反革命集团’。1977年1月8日，又有一名青年因为贴大字报批评一位中央领导，当即被捕关押。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下令追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 发了一个文件，要求进行“坚决逮捕或镇压”，于是，各地又冒出一大批冤案错案。辽宁锦西县高中校长董冷石从1957 年起就蒙冤，1978年10月他进京下访，要求平反，被转回县里，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再次被捕。1976年12月1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一些中央领导人依循‘两个凡是’，说毛主席说过这个人（指邓）右倾，一贯不听我的话。反对邓小平复出。在党内党外强大的压力下，一些人提出有条件地为邓小平平反，即要邓小平先写个文件，明确说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刊登了一些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斥为“反毛主席”，并下令扣压《中国青年》杂志，不准发行。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重重“左”的阻碍几乎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心灰意冷，茫然无措。
1977年10于月7日，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首次提出平反问题。在一个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达万余封之多，表示热烈积攒赞同。但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在局部平反活动开始以后，由中央主要负责人把握的、曾经在“文革”中锋芒毕露的中央专案组，依旧扣压各种申诉案件，不许平反。有位负责人破口大骂：“胡耀邦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了！”
在平反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干部和群众受到“左”的思想禁锢，显得顾虑重重，历次“左祸”翻来覆去翻烙饼一样，把他们弄得不知东西，平反者生怕被扣上“为坏人翻案”的麻子帽子，被平反者生怕被指责“贼心不死”，一些与冤假错案有牵连的干部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一些青白无辜者则生怕“会挫伤那些运动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否定‘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等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如此等等。
就这样，在上下两重障碍面前，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极其缓慢。
* * * * * * * * * * * * * * * * * * *
“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已经激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强烈反对，最终的坚冰必定要打破。1978年，在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论战：“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一讨论又遭到重重阻碍。
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报刊的理论性、政策性论文逐渐接触到“拨乱反正”问题。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左”倾错误）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平反冤假错案之类问题之外，还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意识形态政策问题等等，一些社会舆论直接间接地提到了对“文革”、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对此，当时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大加斥责，再三下令，这个不许讨论，那个不许讨论。这种禁锢政策反过来促使一些不甚正确的社会思想泛滥，加剧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但是，局势已非那些“左”派先生们所能控制住的了。
1978年5月11日，经10次修改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转播，一时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人民日报》在转载当天晚上接到电话，被告知，“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紧接着，“左”的反击就开始了。
5月17日，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怒气冲冲，骂道：“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
责问马上就发出了：“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这位负责人把新闻单位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们“不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负责人是没有党性，接着，就布置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最后扔下的一句话是：“下不为例”。
第二天，当时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奉命在钓鱼台召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提醒他们说：“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最后，他叮嘱各地代表 团团长，回省以后要向省委常委汇报“中央的这个看法“。
过了不到两个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到山东省视察，把《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他对省委负责人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弯。”
“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场大争论中，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表态至关重要。于是，华国锋对一些已经表态的地方领导人一顿训斥。而对那些还在犹豫、观望的领导人则被要求“不表态”、“不卷入”。
从1958年起，在中国舆论界占据重要地位的《红旗》杂志，被一些“左”倾领导人牢牢控制住，在全国各报刊热烈讨论的五月份，《红旗》杂志还被某些领导人鼓励说：“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
红旗杂志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党内外群众对《红旗》“死猪”现象的强烈批评。他被告知：“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鉴于《红旗》所有的巨大影响，它的这种态度对许多地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批判“左”的错误，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迟滞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在某一个市，许多基层单位纷纷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主管思想理论和文化的宣传部长则说：“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
这从侧面表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相当部分单位及其领导人受到“左”的思想框架的紧紧束缚，顽固地倒行逆施，
在邓小平于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以后，“左”倾势力依然在顽抗。
6月15日，中央一位负责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再一次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不过是不敢点名了。这种做法仍然影响到基层，有人公开攻击最初刊登这篇文章的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10日刊）说：“‘四人帮’时有‘两校’（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现在是党校。”
为了反驳“左”倾领导人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责难，胡耀邦再次组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门最基本原则》，但是，该文无法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直接发表，只能先由《解放军报》刊登，各报再以转载。
7月21日，邓小平召集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严正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结束。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新闻公报》称，“我国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之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其实，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 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了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判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冤 、假、错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曲折、障碍，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不指名地批判两篇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属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决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两个“凡是”出笼
1972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 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正式结束。”两个“凡是”出笼
1972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 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结束。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新闻公报》称，“我国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之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其实，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 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了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判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冤 、假、错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曲折、障碍，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不指名地批判两篇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属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决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新的冤案又不断的被制造出来：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打成‘反革命集团’。1977年1月8日，又有一名青年因为贴大字报批评一位中央领导，当即被捕关押。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下令追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 发了一个文件，要求进行“坚决逮捕或镇压”，于是，各地又冒出一大批冤案错案。辽宁锦西县高中校长董冷石从1957 年起就蒙冤，1978年10月他进京下访，要求平反，被转回县里，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再次被捕。1976年12月1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一些中央领导人依循‘两个凡是’，说毛主席说过这个人（指邓）右倾，一贯不听我的话。反对邓小平复出。在党内党外强大的压力下，一些人提出有条件地为邓小平平反，即要邓小平先写个文件，明确说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刊登了一些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斥为“反毛主席”，并下令扣压《中国青年》杂志，不准发行。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重重“左”的阻碍几乎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心灰意冷，茫然无措。
1977年10于月7日，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首次提出平反问题。在一个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达万余封之多，表示热烈积攒赞同。但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在局部平反活动开始以后，由中央主要负责人把握的、曾经在“文革”中锋芒毕露的中央专案组，依旧扣压各种申诉案件，不许平反。有位负责人破口大骂：“胡耀邦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了！”
在平反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干部和群众受到“左”的思想禁锢，显得顾虑重重，历次“左祸”翻来覆去翻烙饼一样，把他们弄得不知东西，平反者生怕被扣上“为坏人翻案”的麻子帽子，被平反者生怕被指责“贼心不死”，一些与冤假错案有牵连的干部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一些青白无辜者则生怕“会挫伤那些运动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否定‘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等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如此等等。
就这样，在上下两重障碍面前，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极其缓慢。
* * * * * * * * * * * * * * * * * * *
“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已经激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强烈反对，最终的坚冰必定要打破。1978年，在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论战：“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一讨论又遭到重重阻碍。
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报刊的理论性、政策性论文逐渐接触到“拨乱反正”问题。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左”倾错误）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平反冤假错案之类问题之外，还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意识形态政策问题等等，一些社会舆论直接间接地提到了对“文革”、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对此，当时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大加斥责，再三下令，这个不许讨论，那个不许讨论。这种禁锢政策反过来促使一些不甚正确的社会思想泛滥，加剧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但是，局势已非那些“左”派先生们所能控制住的了。
1978年5月11日，经10次修改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转播，一时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人民日报》在转载当天晚上接到电话，被告知，“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紧接着，“左”的反击就开始了。
5月17日，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怒气冲冲，骂道：“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
责问马上就发出了：“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这位负责人把新闻单位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们“不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负责人是没有党性，接着，就布置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最后扔下的一句话是：“下不为例”。
第二天，当时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奉命在钓鱼台召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提醒他们说：“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最后，他叮嘱各地代表 团团长，回省以后要向省委常委汇报“中央的这个看法“。
过了不到两个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到山东省视察，把《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他对省委负责人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弯。”
“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场大争论中，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表态至关重要。于是，华国锋对一些已经表态的地方领导人一顿训斥。而对那些还在犹豫、观望的领导人则被要求“不表态”、“不卷入”。
从1958年起，在中国舆论界占据重要地位的《红旗》杂志，被一些“左”倾领导人牢牢控制住，在全国各报刊热烈讨论的五月份，《红旗》杂志还被某些领导人鼓励说：“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
红旗杂志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党内外群众对《红旗》“死猪”现象的强烈批评。他被告知：“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鉴于《红旗》所有的巨大影响，它的这种态度对许多地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批判“左”的错误，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迟滞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在某一个市，许多基层单位纷纷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主管思想理论和文化的宣传部长则说：“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
这从侧面表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相当部分单位及其领导人受到“左”的思想框架的紧紧束缚，顽固地倒行逆施，
在邓小平于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以后，“左”倾势力依然在顽抗。
6月15日，中央一位负责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再一次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不过是不敢点名了。这种做法仍然影响到基层，有人公开攻击最初刊登这篇文章的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10日刊）说：“‘四人帮’时有‘两校’（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现在是党校。”
为了反驳“左”倾领导人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责难，胡耀邦再次组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门最基本原则》，但是，该文无法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直接发表，只能先由《解放军报》刊登，各报再以转载。
7月21日，邓小平召集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严正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结束。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新闻公报》称，“我国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之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其实，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 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了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判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冤 、假、错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曲折、障碍，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不指名地批判两篇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属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决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1972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 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正式结束。”两个“凡是”出笼
1972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 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结束。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新闻公报》称，“我国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之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其实，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 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了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判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冤 、假、错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曲折、障碍，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不指名地批判两篇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属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决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新的冤案又不断的被制造出来：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打成‘反革命集团’。1977年1月8日，又有一名青年因为贴大字报批评一位中央领导，当即被捕关押。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下令追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 发了一个文件，要求进行“坚决逮捕或镇压”，于是，各地又冒出一大批冤案错案。辽宁锦西县高中校长董冷石从1957 年起就蒙冤，1978年10月他进京下访，要求平反，被转回县里，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再次被捕。1976年12月1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一些中央领导人依循‘两个凡是’，说毛主席说过这个人（指邓）右倾，一贯不听我的话。反对邓小平复出。在党内党外强大的压力下，一些人提出有条件地为邓小平平反，即要邓小平先写个文件，明确说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刊登了一些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斥为“反毛主席”，并下令扣压《中国青年》杂志，不准发行。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重重“左”的阻碍几乎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心灰意冷，茫然无措。
1977年10于月7日，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首次提出平反问题。在一个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达万余封之多，表示热烈积攒赞同。但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在局部平反活动开始以后，由中央主要负责人把握的、曾经在“文革”中锋芒毕露的中央专案组，依旧扣压各种申诉案件，不许平反。有位负责人破口大骂：“胡耀邦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了！”
在平反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干部和群众受到“左”的思想禁锢，显得顾虑重重，历次“左祸”翻来覆去翻烙饼一样，把他们弄得不知东西，平反者生怕被扣上“为坏人翻案”的麻子帽子，被平反者生怕被指责“贼心不死”，一些与冤假错案有牵连的干部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一些青白无辜者则生怕“会挫伤那些运动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否定‘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等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如此等等。
就这样，在上下两重障碍面前，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极其缓慢。
* * * * * * * * * * * * * * * * * * *
“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已经激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强烈反对，最终的坚冰必定要打破。1978年，在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论战：“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一讨论又遭到重重阻碍。
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报刊的理论性、政策性论文逐渐接触到“拨乱反正”问题。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左”倾错误）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平反冤假错案之类问题之外，还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意识形态政策问题等等，一些社会舆论直接间接地提到了对“文革”、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对此，当时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大加斥责，再三下令，这个不许讨论，那个不许讨论。这种禁锢政策反过来促使一些不甚正确的社会思想泛滥，加剧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但是，局势已非那些“左”派先生们所能控制住的了。
1978年5月11日，经10次修改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转播，一时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人民日报》在转载当天晚上接到电话，被告知，“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紧接着，“左”的反击就开始了。
5月17日，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怒气冲冲，骂道：“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
责问马上就发出了：“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这位负责人把新闻单位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们“不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负责人是没有党性，接着，就布置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最后扔下的一句话是：“下不为例”。
第二天，当时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奉命在钓鱼台召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提醒他们说：“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最后，他叮嘱各地代表 团团长，回省以后要向省委常委汇报“中央的这个看法“。
过了不到两个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到山东省视察，把《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他对省委负责人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弯。”
“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场大争论中，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表态至关重要。于是，华国锋对一些已经表态的地方领导人一顿训斥。而对那些还在犹豫、观望的领导人则被要求“不表态”、“不卷入”。
从1958年起，在中国舆论界占据重要地位的《红旗》杂志，被一些“左”倾领导人牢牢控制住，在全国各报刊热烈讨论的五月份，《红旗》杂志还被某些领导人鼓励说：“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
红旗杂志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党内外群众对《红旗》“死猪”现象的强烈批评。他被告知：“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鉴于《红旗》所有的巨大影响，它的这种态度对许多地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批判“左”的错误，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迟滞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在某一个市，许多基层单位纷纷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主管思想理论和文化的宣传部长则说：“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
这从侧面表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相当部分单位及其领导人受到“左”的思想框架的紧紧束缚，顽固地倒行逆施，
在邓小平于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以后，“左”倾势力依然在顽抗。
6月15日，中央一位负责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再一次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不过是不敢点名了。这种做法仍然影响到基层，有人公开攻击最初刊登这篇文章的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10日刊）说：“‘四人帮’时有‘两校’（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现在是党校。”
为了反驳“左”倾领导人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责难，胡耀邦再次组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门最基本原则》，但是，该文无法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直接发表，只能先由《解放军报》刊登，各报再以转载。
7月21日，邓小平召集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严正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结束。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新闻公报》称，“我国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之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其实，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 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了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判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冤 、假、错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曲折、障碍，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不指名地批判两篇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属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决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两个“凡是”出笼
1972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 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正式结束。”两个“凡是”出笼
1972年8月12日，面容敦厚，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华国锋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对着主席台下近1500名代表， 3500万中共党员，对着9亿中国人民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结束。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新闻公报》称，“我国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之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其实，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 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了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判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冤 、假、错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曲折、障碍，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不指名地批判两篇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属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决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新的冤案又不断的被制造出来：1977年1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打成‘反革命集团’。1977年1月8日，又有一名青年因为贴大字报批评一位中央领导，当即被捕关押。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下令追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 发了一个文件，要求进行“坚决逮捕或镇压”，于是，各地又冒出一大批冤案错案。辽宁锦西县高中校长董冷石从1957 年起就蒙冤，1978年10月他进京下访，要求平反，被转回县里，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再次被捕。1976年12月1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一些中央领导人依循‘两个凡是’，说毛主席说过这个人（指邓）右倾，一贯不听我的话。反对邓小平复出。在党内党外强大的压力下，一些人提出有条件地为邓小平平反，即要邓小平先写个文件，明确说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刊登了一些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斥为“反毛主席”，并下令扣压《中国青年》杂志，不准发行。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重重“左”的阻碍几乎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心灰意冷，茫然无措。
1977年10于月7日，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首次提出平反问题。在一个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达万余封之多，表示热烈积攒赞同。但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在局部平反活动开始以后，由中央主要负责人把握的、曾经在“文革”中锋芒毕露的中央专案组，依旧扣压各种申诉案件，不许平反。有位负责人破口大骂：“胡耀邦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了！”
在平反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干部和群众受到“左”的思想禁锢，显得顾虑重重，历次“左祸”翻来覆去翻烙饼一样，把他们弄得不知东西，平反者生怕被扣上“为坏人翻案”的麻子帽子，被平反者生怕被指责“贼心不死”，一些与冤假错案有牵连的干部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一些青白无辜者则生怕“会挫伤那些运动中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否定‘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等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如此等等。
就这样，在上下两重障碍面前，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极其缓慢。
* * * * * * * * * * * * * * * * * * *
“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已经激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强烈反对，最终的坚冰必定要打破。1978年，在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论战：“真理标准的讨论”。
这一讨论又遭到重重阻碍。
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报刊的理论性、政策性论文逐渐接触到“拨乱反正”问题。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左”倾错误）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平反冤假错案之类问题之外，还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意识形态政策问题等等，一些社会舆论直接间接地提到了对“文革”、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对此，当时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大加斥责，再三下令，这个不许讨论，那个不许讨论。这种禁锢政策反过来促使一些不甚正确的社会思想泛滥，加剧了人们的思想混乱。但是，局势已非那些“左”派先生们所能控制住的了。
1978年5月11日，经10次修改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转播，一时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人民日报》在转载当天晚上接到电话，被告知，“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紧接着，“左”的反击就开始了。
5月17日，主管宣传的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怒气冲冲，骂道：“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
责问马上就发出了：“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这位负责人把新闻单位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们“不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负责人是没有党性，接着，就布置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最后扔下的一句话是：“下不为例”。
第二天，当时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奉命在钓鱼台召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提醒他们说：“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
“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最后，他叮嘱各地代表 团团长，回省以后要向省委常委汇报“中央的这个看法“。
过了不到两个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到山东省视察，把《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他对省委负责人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弯。”
“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场大争论中，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表态至关重要。于是，华国锋对一些已经表态的地方领导人一顿训斥。而对那些还在犹豫、观望的领导人则被要求“不表态”、“不卷入”。
从1958年起，在中国舆论界占据重要地位的《红旗》杂志，被一些“左”倾领导人牢牢控制住，在全国各报刊热烈讨论的五月份，《红旗》杂志还被某些领导人鼓励说：“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
红旗杂志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汇报了党内外群众对《红旗》“死猪”现象的强烈批评。他被告知：“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鉴于《红旗》所有的巨大影响，它的这种态度对许多地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批判“左”的错误，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迟滞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在某一个市，许多基层单位纷纷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论，主管思想理论和文化的宣传部长则说：“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
这从侧面表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相当部分单位及其领导人受到“左”的思想框架的紧紧束缚，顽固地倒行逆施，
在邓小平于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以后，“左”倾势力依然在顽抗。
6月15日，中央一位负责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再一次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不过是不敢点名了。这种做法仍然影响到基层，有人公开攻击最初刊登这篇文章的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10日刊）说：“‘四人帮’时有‘两校’（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组），现在是党校。”
为了反驳“左”倾领导人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责难，胡耀邦再次组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门最基本原则》，但是，该文无法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直接发表，只能先由《解放军报》刊登，各报再以转载。
7月21日，邓小平召集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严正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危害最烈，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左”祸被中共十一大宣告结束。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还是实质上的终结，人们都关注着这一问题。
得到的信号是不祥的：《新闻公报》称，“我国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经历了空前的灾祸之后，中国大地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工作需要有全新的面貌来展开。是继续坚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真正的、认真的总结历史教训，开拓新的局面？这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其实，这场斗争早在“十一大”开始之前就开始了。
围绕着怎样揭批“四人帮”和怎样处理以反对邓小平为宗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问题，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展开了一场较量。
当时的党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双箭齐发”，口号是“抓纲治国”。“纲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在全国全面部署了“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位党中央领导人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小平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我 们要警惕，有人为邓小平翻案”、“邓小平和‘四人帮’。有三个一样：一样反毛主席，一样反毛泽东思想，一样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样就成了个连环套：邓小平的案不能翻—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支持邓小平的群众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大批判被打倒的党和国家、地方干部的冤 、假、错案不能翻—无数普通百姓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能翻！
另一方面，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以过去沿袭下来的阶级斗争的思路展开。1977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提出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揭批与清查过程中的反复曲折、障碍，都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定性。大搞“群众运动”，大打“革命战役”。
这场“揭批”被牢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准揭“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准提“文革”以前的若干次“左”倾错误。华国锋、汪东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他们还振振有辞地列举了“四人帮”形式上“左”的诸多根源。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名义是批“四人帮”的理论实质，但未真正指出其“左”的本质。甚至有的领导人说：“‘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
围绕着对张春桥、姚文元1974年的两篇文章（即《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公开批判，引发了一场斗争。1977年初，一些报刊不指名地批判两篇文章中的观点，《红旗》杂志给中央领导人写了报告，请示要不要点名批判。
2月4日，批复下来了：“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随后，这一批示印发所有宣传单位，属其执行。
问题的关键开始显露出来了！
过了三天，即2月7日，经中央主要领导人批准与决定，在“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向全党全国提出“严正”声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的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此时的毛泽东正躺在暂时安置在人民大会堂的水晶棺里，面容安详。在他的晚年，他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带着他那理想社会的雄图，带着某种遗憾走的。他的思想和幻想对全党的指导方针、路线政策的制订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哪怕是他去世以后。他代表了一个时代，要超过一个时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早在半个月以前，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就有这样的警告：“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便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当时被称为我们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第一次是刘少奇，第二次是林彪，第三次是王洪文，第四次是华国锋——而且是最后决定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众多的语录中，有一条很有名的就是关于他的，那是毛泽东逝世前不久，在他的笔记本上所写的一段话：“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文革前是毛泽东故乡湖南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地位的急剧上升时期正是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期。
面对全国全党要求平反“天安门事件”、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要求为一切受冤者昭雪的强烈呼声，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提出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天安门事件”，他强调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口号，这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