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换个角度看殖民(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22:58:45
作者：黄钟
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发达，得益于大肆的殖民掠夺。殖民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血腥的积累。今天西方的繁荣，是建立在昔日肮脏的基础之上。这也不是毫无道理。
只是人民在谴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累累罪恶时，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头隐含着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
中国海外移民有清一代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清政府不但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帮助，相反，对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严厉的敌视政策。
这不是因为清朝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想闭关专制。
本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商业利益，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可明朝政府、清政府对中国的海外侨民又做了些什么呢？
1602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大仑山屠杀中国侨民2万4千多人；1639年在加拉巴再杀2万。[1]也许你会说明朝政府已经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关怀和保护海外中国人。你甚至可能进一步得出侨民盼望祖国稳定和强盛，只有祖国强大了他们才能得到保护的结论。
其实也未必。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了两万多中国侨民，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的一条溪水，所以这次事件也就称为“红溪惨案”。中国侨民的处境悲惨，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生命和财产一样都不安全。可乾隆让人对荷兰使团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2]
这时的清朝可是处于“盛世”之中啊！可这并不妨碍祖国把自己的侨民当弃民。 乾隆没有采取禁止贸易的建议，仍然准许东印度公司商船来中国做生意。可是却严禁沿海的中国人到南洋去贸易定居。比如乾隆十五年三月，福建人陈怡老到巴达维亚做了20多年的生意后，带着在当地娶的老婆、子女，还有银两货物回到原籍，就立即被地方当局逮捕，而且乾隆还降旨“彻底清查，按律严办”。[3]根本就容不得你“洋装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祖国强大，中国侨民在外国受到欺负时，政府不闻不问。按照清律，“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或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巨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免死，革职，永不录用。道员或同品官员失察者，降三级调任。督抚大员失察者，降二级留任。如能于事前拿获正犯，明正典刑者，皆得免议。”[4]美国1858年乘中美订立《天津条约》之便，非正式向清政府提及希望派领事赴美照料中国移民，可直隶总督谭廷襄却说：“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5]祖国弱小时，就更不在话下了。
祖国这样对待海外移民，漂洋过海的人们，哪里还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文章，印刷出版或者奏报政府？那岂不是自投罗网自讨苦吃吗？！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成了清朝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当我们一再批判西方国家早年的殖民主义政策时，难道我们就不能获得比简单的谴责更多的启迪？
清政府这种对商业贸易的轻视，对移民的冷漠无情，使我能够理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哪怕是强盗行径，却无法原谅清政府的所言所行。因为人民就是想爱国，而这国也是不爱人民啊！
清政府可以不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但是却不能禁止人家英国政府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当它知道自己的国民在中国，经商没有法律保障，不仅会遭到官员的敲诈勒索，故意刁难，而且人身也不安全，甚至连讲理的渠道都没有，一旦和平交涉的渠道被清政府彻底堵死时，他们就采取炮舰政策。当然，我不愿意看到后来的武装冲突，但是我同时又不能不说，如果政府对自己国民在海外的这种境况，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才是不可思议呢！
即使从国内来看，清政府也不是和平的爱好者。
虽然它没有像英国、荷兰那样进行过海外掠夺，但是对国内的掠夺一点也不心慈手软。在做法上，和英国殖民者很多情形是差不多的。
在开疆拓土上，满清从1644年入关--与英国移民到北美洲拓荒时间差不多，到1840年被英国攻击之前，应该说也是征服，其疆域远远大于明朝。满族人大肆圈地搜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平定准噶尔，等等，何尝不是野蛮而又血腥？民国的历史学家就说，乾隆年间，“因准部屡叛，穷搜谷壤，把这一种族人全杀光了。往往一部数千百户，以次骈戮，或既隆内移，中道袭杀，真是可怜，也足见清人残忍的性格，结果是奄有了西北广大的疆土。”[6]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而英国殖民不就是为了开拓市场？
对于周边国家，多尔衮、康熙、雍正、乾隆的所作所为，是否也和帝国主义沾边呢？接受朝鲜、安南的朝贡，又是什么？乾隆讨伐缅甸难道是爱好和平？
也许有人会说，满族是中国之一分支民族，怎么能够和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呢？其实，这是今人的观念，要灭清复明的人没有这么想，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不这么认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时也不这么认为，就是大清皇帝也认为自己是“夷”人，所以最忌讳讲华夷之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提了这事。孙中山就说：“康熙就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东西夷狄之人，都可以来中国做皇帝。就是中国不分夷狄华夏，不分夷狄华夏，就是世界主义。”[7]刘道一（1884-1907）在《驱满酋必先汉奸论》中就说：“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杀汉奸，必杀张之洞”，恨不得赶紧用开花弹无烟枪在这些“汉奸”身上试试！至于到后来出现五族共和的提法，其实和今天南非的黑人和英裔白人一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反思自己比抱怨别人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来说，更为急迫，更有意义。
发达国家的发达和落后国家的贫穷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国家的落后和动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殖民主义者血腥掠夺的丑恶历史和现实，但这顶多只是原因之一。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同样作过殖民地的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却过着富裕的生活？日本也签定过令它感到屈辱的安政五条约，可它为什么能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注释：
[1]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7页，岳麓书社1999年9月第1版
[2]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43页
[3] 唐文基 罗庆泗《乾隆传》第228页
[4] 转引自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382-3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 《中美早期外交史》第384页
[6] 萧一山《清代史》第5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7]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32页作者：黄钟
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发达，得益于大肆的殖民掠夺。殖民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血腥的积累。今天西方的繁荣，是建立在昔日肮脏的基础之上。这也不是毫无道理。
只是人民在谴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累累罪恶时，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头隐含着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
中国海外移民有清一代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清政府不但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帮助，相反，对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严厉的敌视政策。
这不是因为清朝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想闭关专制。
本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商业利益，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可明朝政府、清政府对中国的海外侨民又做了些什么呢？
1602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大仑山屠杀中国侨民2万4千多人；1639年在加拉巴再杀2万。[1]也许你会说明朝政府已经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关怀和保护海外中国人。你甚至可能进一步得出侨民盼望祖国稳定和强盛，只有祖国强大了他们才能得到保护的结论。
其实也未必。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了两万多中国侨民，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的一条溪水，所以这次事件也就称为“红溪惨案”。中国侨民的处境悲惨，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生命和财产一样都不安全。可乾隆让人对荷兰使团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2]
这时的清朝可是处于“盛世”之中啊！可这并不妨碍祖国把自己的侨民当弃民。 乾隆没有采取禁止贸易的建议，仍然准许东印度公司商船来中国做生意。可是却严禁沿海的中国人到南洋去贸易定居。比如乾隆十五年三月，福建人陈怡老到巴达维亚做了20多年的生意后，带着在当地娶的老婆、子女，还有银两货物回到原籍，就立即被地方当局逮捕，而且乾隆还降旨“彻底清查，按律严办”。[3]根本就容不得你“洋装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祖国强大，中国侨民在外国受到欺负时，政府不闻不问。按照清律，“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或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巨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免死，革职，永不录用。道员或同品官员失察者，降三级调任。督抚大员失察者，降二级留任。如能于事前拿获正犯，明正典刑者，皆得免议。”[4]美国1858年乘中美订立《天津条约》之便，非正式向清政府提及希望派领事赴美照料中国移民，可直隶总督谭廷襄却说：“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5]祖国弱小时，就更不在话下了。
祖国这样对待海外移民，漂洋过海的人们，哪里还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文章，印刷出版或者奏报政府？那岂不是自投罗网自讨苦吃吗？！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成了清朝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当我们一再批判西方国家早年的殖民主义政策时，难道我们就不能获得比简单的谴责更多的启迪？
清政府这种对商业贸易的轻视，对移民的冷漠无情，使我能够理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哪怕是强盗行径，却无法原谅清政府的所言所行。因为人民就是想爱国，而这国也是不爱人民啊！
清政府可以不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但是却不能禁止人家英国政府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当它知道自己的国民在中国，经商没有法律保障，不仅会遭到官员的敲诈勒索，故意刁难，而且人身也不安全，甚至连讲理的渠道都没有，一旦和平交涉的渠道被清政府彻底堵死时，他们就采取炮舰政策。当然，我不愿意看到后来的武装冲突，但是我同时又不能不说，如果政府对自己国民在海外的这种境况，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才是不可思议呢！
即使从国内来看，清政府也不是和平的爱好者。
虽然它没有像英国、荷兰那样进行过海外掠夺，但是对国内的掠夺一点也不心慈手软。在做法上，和英国殖民者很多情形是差不多的。
在开疆拓土上，满清从1644年入关--与英国移民到北美洲拓荒时间差不多，到1840年被英国攻击之前，应该说也是征服，其疆域远远大于明朝。满族人大肆圈地搜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平定准噶尔，等等，何尝不是野蛮而又血腥？民国的历史学家就说，乾隆年间，“因准部屡叛，穷搜谷壤，把这一种族人全杀光了。往往一部数千百户，以次骈戮，或既隆内移，中道袭杀，真是可怜，也足见清人残忍的性格，结果是奄有了西北广大的疆土。”[6]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而英国殖民不就是为了开拓市场？
对于周边国家，多尔衮、康熙、雍正、乾隆的所作所为，是否也和帝国主义沾边呢？接受朝鲜、安南的朝贡，又是什么？乾隆讨伐缅甸难道是爱好和平？
也许有人会说，满族是中国之一分支民族，怎么能够和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呢？其实，这是今人的观念，要灭清复明的人没有这么想，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不这么认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时也不这么认为，就是大清皇帝也认为自己是“夷”人，所以最忌讳讲华夷之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提了这事。孙中山就说：“康熙就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东西夷狄之人，都可以来中国做皇帝。就是中国不分夷狄华夏，不分夷狄华夏，就是世界主义。”[7]刘道一（1884-1907）在《驱满酋必先汉奸论》中就说：“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杀汉奸，必杀张之洞”，恨不得赶紧用开花弹无烟枪在这些“汉奸”身上试试！至于到后来出现五族共和的提法，其实和今天南非的黑人和英裔白人一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反思自己比抱怨别人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来说，更为急迫，更有意义。
发达国家的发达和落后国家的贫穷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国家的落后和动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殖民主义者血腥掠夺的丑恶历史和现实，但这顶多只是原因之一。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同样作过殖民地的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却过着富裕的生活？日本也签定过令它感到屈辱的安政五条约，可它为什么能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注释：
[1]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7页，岳麓书社1999年9月第1版
[2]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43页
[3] 唐文基 罗庆泗《乾隆传》第228页
[4] 转引自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382-3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 《中美早期外交史》第384页
[6] 萧一山《清代史》第5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7]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32页
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发达，得益于大肆的殖民掠夺。殖民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血腥的积累。今天西方的繁荣，是建立在昔日肮脏的基础之上。这也不是毫无道理。
只是人民在谴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累累罪恶时，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头隐含着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
中国海外移民有清一代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清政府不但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帮助，相反，对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严厉的敌视政策。
这不是因为清朝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想闭关专制。
本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商业利益，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可明朝政府、清政府对中国的海外侨民又做了些什么呢？
1602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大仑山屠杀中国侨民2万4千多人；1639年在加拉巴再杀2万。[1]也许你会说明朝政府已经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关怀和保护海外中国人。你甚至可能进一步得出侨民盼望祖国稳定和强盛，只有祖国强大了他们才能得到保护的结论。
其实也未必。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了两万多中国侨民，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的一条溪水，所以这次事件也就称为“红溪惨案”。中国侨民的处境悲惨，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生命和财产一样都不安全。可乾隆让人对荷兰使团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2]
这时的清朝可是处于“盛世”之中啊！可这并不妨碍祖国把自己的侨民当弃民。 乾隆没有采取禁止贸易的建议，仍然准许东印度公司商船来中国做生意。可是却严禁沿海的中国人到南洋去贸易定居。比如乾隆十五年三月，福建人陈怡老到巴达维亚做了20多年的生意后，带着在当地娶的老婆、子女，还有银两货物回到原籍，就立即被地方当局逮捕，而且乾隆还降旨“彻底清查，按律严办”。[3]根本就容不得你“洋装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祖国强大，中国侨民在外国受到欺负时，政府不闻不问。按照清律，“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或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巨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免死，革职，永不录用。道员或同品官员失察者，降三级调任。督抚大员失察者，降二级留任。如能于事前拿获正犯，明正典刑者，皆得免议。”[4]美国1858年乘中美订立《天津条约》之便，非正式向清政府提及希望派领事赴美照料中国移民，可直隶总督谭廷襄却说：“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5]祖国弱小时，就更不在话下了。
祖国这样对待海外移民，漂洋过海的人们，哪里还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文章，印刷出版或者奏报政府？那岂不是自投罗网自讨苦吃吗？！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成了清朝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当我们一再批判西方国家早年的殖民主义政策时，难道我们就不能获得比简单的谴责更多的启迪？
清政府这种对商业贸易的轻视，对移民的冷漠无情，使我能够理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哪怕是强盗行径，却无法原谅清政府的所言所行。因为人民就是想爱国，而这国也是不爱人民啊！
清政府可以不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但是却不能禁止人家英国政府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当它知道自己的国民在中国，经商没有法律保障，不仅会遭到官员的敲诈勒索，故意刁难，而且人身也不安全，甚至连讲理的渠道都没有，一旦和平交涉的渠道被清政府彻底堵死时，他们就采取炮舰政策。当然，我不愿意看到后来的武装冲突，但是我同时又不能不说，如果政府对自己国民在海外的这种境况，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才是不可思议呢！
即使从国内来看，清政府也不是和平的爱好者。
虽然它没有像英国、荷兰那样进行过海外掠夺，但是对国内的掠夺一点也不心慈手软。在做法上，和英国殖民者很多情形是差不多的。
在开疆拓土上，满清从1644年入关--与英国移民到北美洲拓荒时间差不多，到1840年被英国攻击之前，应该说也是征服，其疆域远远大于明朝。满族人大肆圈地搜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平定准噶尔，等等，何尝不是野蛮而又血腥？民国的历史学家就说，乾隆年间，“因准部屡叛，穷搜谷壤，把这一种族人全杀光了。往往一部数千百户，以次骈戮，或既隆内移，中道袭杀，真是可怜，也足见清人残忍的性格，结果是奄有了西北广大的疆土。”[6]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而英国殖民不就是为了开拓市场？
对于周边国家，多尔衮、康熙、雍正、乾隆的所作所为，是否也和帝国主义沾边呢？接受朝鲜、安南的朝贡，又是什么？乾隆讨伐缅甸难道是爱好和平？
也许有人会说，满族是中国之一分支民族，怎么能够和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呢？其实，这是今人的观念，要灭清复明的人没有这么想，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不这么认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时也不这么认为，就是大清皇帝也认为自己是“夷”人，所以最忌讳讲华夷之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提了这事。孙中山就说：“康熙就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东西夷狄之人，都可以来中国做皇帝。就是中国不分夷狄华夏，不分夷狄华夏，就是世界主义。”[7]刘道一（1884-1907）在《驱满酋必先汉奸论》中就说：“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杀汉奸，必杀张之洞”，恨不得赶紧用开花弹无烟枪在这些“汉奸”身上试试！至于到后来出现五族共和的提法，其实和今天南非的黑人和英裔白人一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反思自己比抱怨别人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来说，更为急迫，更有意义。
发达国家的发达和落后国家的贫穷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国家的落后和动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殖民主义者血腥掠夺的丑恶历史和现实，但这顶多只是原因之一。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同样作过殖民地的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却过着富裕的生活？日本也签定过令它感到屈辱的安政五条约，可它为什么能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注释：
[1]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7页，岳麓书社1999年9月第1版
[2]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43页
[3] 唐文基 罗庆泗《乾隆传》第228页
[4] 转引自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382-3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 《中美早期外交史》第384页
[6] 萧一山《清代史》第5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7]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32页作者：黄钟
通常，人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发达，得益于大肆的殖民掠夺。殖民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血腥的积累。今天西方的繁荣，是建立在昔日肮脏的基础之上。这也不是毫无道理。
只是人民在谴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累累罪恶时，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头隐含着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
中国海外移民有清一代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清政府不但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帮助，相反，对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严厉的敌视政策。
这不是因为清朝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想闭关专制。
本来，保护自己的人民的商业利益，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可明朝政府、清政府对中国的海外侨民又做了些什么呢？
1602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大仑山屠杀中国侨民2万4千多人；1639年在加拉巴再杀2万。[1]也许你会说明朝政府已经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关怀和保护海外中国人。你甚至可能进一步得出侨民盼望祖国稳定和强盛，只有祖国强大了他们才能得到保护的结论。
其实也未必。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了两万多中国侨民，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的一条溪水，所以这次事件也就称为“红溪惨案”。中国侨民的处境悲惨，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生命和财产一样都不安全。可乾隆让人对荷兰使团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2]
这时的清朝可是处于“盛世”之中啊！可这并不妨碍祖国把自己的侨民当弃民。 乾隆没有采取禁止贸易的建议，仍然准许东印度公司商船来中国做生意。可是却严禁沿海的中国人到南洋去贸易定居。比如乾隆十五年三月，福建人陈怡老到巴达维亚做了20多年的生意后，带着在当地娶的老婆、子女，还有银两货物回到原籍，就立即被地方当局逮捕，而且乾隆还降旨“彻底清查，按律严办”。[3]根本就容不得你“洋装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祖国强大，中国侨民在外国受到欺负时，政府不闻不问。按照清律，“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经商，或移居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巨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免死，革职，永不录用。道员或同品官员失察者，降三级调任。督抚大员失察者，降二级留任。如能于事前拿获正犯，明正典刑者，皆得免议。”[4]美国1858年乘中美订立《天津条约》之便，非正式向清政府提及希望派领事赴美照料中国移民，可直隶总督谭廷襄却说：“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5]祖国弱小时，就更不在话下了。
祖国这样对待海外移民，漂洋过海的人们，哪里还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文章，印刷出版或者奏报政府？那岂不是自投罗网自讨苦吃吗？！也正因为如此，林则徐成了清朝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当我们一再批判西方国家早年的殖民主义政策时，难道我们就不能获得比简单的谴责更多的启迪？
清政府这种对商业贸易的轻视，对移民的冷漠无情，使我能够理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哪怕是强盗行径，却无法原谅清政府的所言所行。因为人民就是想爱国，而这国也是不爱人民啊！
清政府可以不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但是却不能禁止人家英国政府把自己的国民当人看。当它知道自己的国民在中国，经商没有法律保障，不仅会遭到官员的敲诈勒索，故意刁难，而且人身也不安全，甚至连讲理的渠道都没有，一旦和平交涉的渠道被清政府彻底堵死时，他们就采取炮舰政策。当然，我不愿意看到后来的武装冲突，但是我同时又不能不说，如果政府对自己国民在海外的这种境况，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才是不可思议呢！
即使从国内来看，清政府也不是和平的爱好者。
虽然它没有像英国、荷兰那样进行过海外掠夺，但是对国内的掠夺一点也不心慈手软。在做法上，和英国殖民者很多情形是差不多的。
在开疆拓土上，满清从1644年入关--与英国移民到北美洲拓荒时间差不多，到1840年被英国攻击之前，应该说也是征服，其疆域远远大于明朝。满族人大肆圈地搜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平定准噶尔，等等，何尝不是野蛮而又血腥？民国的历史学家就说，乾隆年间，“因准部屡叛，穷搜谷壤，把这一种族人全杀光了。往往一部数千百户，以次骈戮，或既隆内移，中道袭杀，真是可怜，也足见清人残忍的性格，结果是奄有了西北广大的疆土。”[6]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而英国殖民不就是为了开拓市场？
对于周边国家，多尔衮、康熙、雍正、乾隆的所作所为，是否也和帝国主义沾边呢？接受朝鲜、安南的朝贡，又是什么？乾隆讨伐缅甸难道是爱好和平？
也许有人会说，满族是中国之一分支民族，怎么能够和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呢？其实，这是今人的观念，要灭清复明的人没有这么想，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不这么认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时也不这么认为，就是大清皇帝也认为自己是“夷”人，所以最忌讳讲华夷之辨。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也提了这事。孙中山就说：“康熙就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东西夷狄之人，都可以来中国做皇帝。就是中国不分夷狄华夏，不分夷狄华夏，就是世界主义。”[7]刘道一（1884-1907）在《驱满酋必先汉奸论》中就说：“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杀汉奸，必杀张之洞”，恨不得赶紧用开花弹无烟枪在这些“汉奸”身上试试！至于到后来出现五族共和的提法，其实和今天南非的黑人和英裔白人一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反思自己比抱怨别人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来说，更为急迫，更有意义。
发达国家的发达和落后国家的贫穷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许多国家的落后和动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殖民主义者血腥掠夺的丑恶历史和现实，但这顶多只是原因之一。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同样作过殖民地的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却过着富裕的生活？日本也签定过令它感到屈辱的安政五条约，可它为什么能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注释：
[1]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7页，岳麓书社1999年9月第1版
[2]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第43页
[3] 唐文基 罗庆泗《乾隆传》第228页
[4] 转引自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382-3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 《中美早期外交史》第384页
[6] 萧一山《清代史》第5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7]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32页
殖民矛盾
西方这种把自己几乎看成是救世主的信念使它也充满了矛盾。这样它就成了自己主张和整个欧洲都信奉的，法国革命又使之明确了的普救学说的敌人了。它否认受到奴役的民族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权利。这种矛盾是如此深刻以至西方最后因进行过殖民统治而怨恨自己。在非殖民化时，它本来应该同自己的天性协调起来，但这时它却在鞭挞自己。
被统治的国家从他们的角度看怎么能不为自己的传统遭到西方的粗暴破坏而感到不快呢？他们很骄傲，也有权利感到骄傲：一个不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民族就会失去生存下去的乐趣。特别是像印度或中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产生过古老而灿烂的文化。第三世界的人民反抗西方的斗争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它的实质是拒绝否认他们地位的外国统治。对一切有能力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来说，独立是一个无价之宝。但是，因为独立的需要扎根于激情的深处，非殖民化也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者或他们的同情者不仅成功地让愿意相信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而且还让西方知识界相信：殖民国家的发展，殖民地的不发达状态都源自前者掠夺了后者。他们忘记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在殖民之前早已存在，并在殖民结束后依然存在或是在殖民之后重又产生。欠发达状态，或干脆叫不发达状态是一种持久的、普通的现象。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后，无知、流行病、奴役（奴隶制、女人的顺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附），营养不良、对疾病、饥饿与战争的恐惧就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不发达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倒是要把发达看成是一个奇迹，而且是最近才产生的一个奇迹。
当然，先进文化的入侵使墨守陈规的社会失去稳定并最终从内部摧毁这种社会。但是不要在事后回顾时把这些社会理想化。在中国同在非洲、亚洲、美洲或大洋洲的原始社会一样，在西方入侵前曾发生过可怕的灾害：饥饿、麻风病、疟疾、极高的幼儿死亡率、毁伤妇女肢体，更不用说同类相食了……这些并不是发生在殖民之后，而是在殖民之前。殖民反使这些现象减少了。
殖民者并没有把贫困带给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带来的是屈服，这从长远看是无法忍受和使人消沉的。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矛盾：这种屈服并不是传递使西方振兴的反应的最好方法。西方不是通过殖民才能传播它的“文明”，而是通过建立这种文明的基础：自由与贸易。
这点千真万确，即使从经济上看殖民也几乎没有使西方得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在15、16世纪最有活力的国家在以后的年代里似乎被它们的殖民地削弱了国力。英国在征服殖民地之前已经相当繁荣；根据今日的计算，它在鼎盛时期的财富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它的帝国。1945年后发生了最惊人的经济奇迹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当时并没有殖民地。那些失去了原来与之相依为命的帝国的国家如荷兰、法国和比利时恰巧在他们卸掉包袱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像瑞士、瑞典等最富有的欧洲国家从未有过殖民地。那是因为贸易能获得巨大利益，而殖民最终却要付出代价。马戛尔尼在18世纪80年代当马德拉总督时已经懂得：印度正在使英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只有同中国进行三边贸易才能填补这笔逆差。
殖民并不符合西方的本性，而往往是意外困难驱使下产生的结果。除非遇到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殖民者开始并不打算吞并土地，而只想经商。这应是符合相互利益的。发展中的欧洲需要新的市场。传统社会同意贸易就可达到现代化。同中国尤其如此。建立贸易关系是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所有派遣到北京的使团的目标。但满清王朝拒绝开放。武力行为、割让领土、直接治理只是他们拒绝的后果，或者是后来他们无法履行违心的签订的条约的后果。在这之前，为了对付无政府状态，英国已经不得不亲自管理印度。设在这些广阔的帝国边上的商埠这个方式更受到西方的喜爱。但这些帝国的崩溃使西方只得承担起它原先可以避免的直接责任。
谁之过？
当然，殖民导致了无法接受的统治效应。但谁能站出来当原告呢？为什么只有西方坐在被告席上呢？阿拉伯人在欧洲人代替他们之前曾对一大部分非洲领土进行过殖民统治并在那里实施了奴隶制。伊斯兰国家曾用严刑大力让大半个亚洲都改信伊斯兰教。中国在被蒙古人与满洲人攻占之后自己也占领了蒙古和满洲。它兼并了西藏和突厥斯坦。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在受英法殖民统治之前先受到蒙古人或中国人的统治。朝鲜光是受到汉化，后来才是日本化，最后一分为二，一部分苏联化，另一部分美国化。而俄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大国。
殖民者总是夸耀自己担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种借口对西方来说不是比对其他别人更讲得通吗？它曾带去了医学与卫生，减少了饥饿与死亡率，使生产合理化，总之使一直停滞在不发达状态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变化的时代。西方难道比其他总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外部的任何大国更应受到谴责吗？
他们并不比淹没一个国家的洪水或海潮更应受到谴责。唯一应该坐到被告席上的是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因为他发现有了对付这些自然现象的机会而拒绝加以利用。乾隆几乎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英国人来向他提出了发展的办法，但他却为了维护那个不可变更的秩序轻蔑地加以拒绝。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重复了对“不忠的商人”采取的这种无情做法。
选择运动
中央帝国拒绝了本来可以使它进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贸易协定。但它无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费的诱惑。这下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贸易和工业大国而是作为毒品的消费者进入到世界市场。
它在1793年拒绝开放，这就注定了它要遭受以后的侵略；然而它本是可以利用英国的协助使自己得到新生的。这在当时是可行的吗？决定论者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当我们研究前100年里俄国发生的事情或后100年里日本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个民族如果领导有方法就能避免衰落并投入进步的行列。
1695年，彼得大帝在亚速城墙下久攻不下，无法击败土耳其人时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他决定自己去西方（法国、荷兰、英国）寻找自己缺少的改革办法和技术人员。这位最为专横的暴君在1697至1698年的出访中竟成了一位谦逊的取经者。回国后，他让贵族与僧侣束手就范，剪去了领导阶层的胡子，缩短了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学习西方，改革军队与税制，设政府各部与上议院、发展教育，采取了有利出口的重商政策并建起了无数的工厂。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胜者
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这又一次说明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文化的撞击中汲取教训并跨越几个世纪的发展。
日本历来都“从中国取得智慧”。17世纪中期，它专横地拒绝一切外国影响的传入，同世界的唯一接触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兰船在长崎停泊。
1853年，即马戛尔尼来华后60年，美国分遣舰队指挥官佩里强行驶入东京湾的浦贺港，交给日本政府一份照会。6个月后他又来等待答复：1854年3月，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把它的两个港口全年向西方船只开放。1895年，它的舰队与陆军击败了中国。1904年至1905年，这支军队又在远东的陆地与海上消灭了俄国军队。在40年中，明治的日本从孤立中走了出来，昂首阔步地进入到列强的队伍中来了。
日本人曾同西方谈判过，但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并赶上它，他们装作卑躬屈膝，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过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击唤醒了他们。经过几年的犹豫，他们向西方最先进的国家派出了使团。日本借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法国式的民法与刑法，法国宪兵，普鲁士的军队，特别是在经过一个阶段的统制经济后，又学习了英国式的企业、自由贸易、港口和银行。
是否日本比中国更容易学习西方呢？可能是。中国人坚信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日本人在许多世纪以来已习惯于在借鉴别人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个性。从参考中国到参考西方，他们只是改变了学习的模式。他们懂得他们应该仿效别人，否则就会灭亡。
而天朝并不准备去冒这种前途未卜的危险。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洋务运动借鉴了同明治一样的原则。但从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无法成功。
中日战争之后一位中国文人曾说：“日本人对西方人深恶痛绝，然而他们仍钻研西学，虽痛心疾首而坚韧不拔。他们深知若不学则无以救国。”严复还哀叹“中国的心志习俗皆不识历史之大潮”。世界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变化着，它想把中国带入自己的圈子；它将会以越来越迫切的方式让中国明白这一点。但中国应该在思想上来个变化，而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够了。
那喀索斯的悲剧
新的千年来临，人类历史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元，欧元统一在西欧12国内使用，法郎、马克、里拉将停止使用而成为历史，欧洲的统一前景让人联想。中国加入了WTO,有望能脱胎换骨，换上历二千年来未没有之观景。电脑、互联网等等高新技术的出现，使人类提高了对自然包括自 我的认识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更能和谐相处提供可能。世界贸易大厦被摧毁让人们在乐观中警惕，尚有许多问题并不能通过物质大大丰富来解决，人与人平等相处还须时日，当今世界既充满希望也不乏危机.
要向别人学习，中国人应当摆脱千年以来的骄傲情绪。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悲剧后才习惯了这一想法。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样做。
从1793年至1978年，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败了的尝试，它拒绝谦虚地向外国学习。只有中国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来自外部。一切好的东西则来自自己。
直到消灭了“四人帮”，并对毛泽东的遗产提出异议后才能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开始修正。官方历史学界过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择精神来重新观察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还继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们批评贸易自由，批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系统，即开放世界的系统。他们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像乾隆与慈禧一样拒绝全球的现实。
他们真变了吗？或者历史又在北京重演？马克思主义同清王朝一样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但两者都同样促进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因为在乾隆及其继承者的拒绝中，我们不能忘记时机的作用。当西方敲响中国的大门时，看守这个国家的竟然是一位满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诚的信徒。他们在鼓吹最最排外的汉化时正是想巩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闭关锁国的反应由于这个来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为强烈了。在对外关门的同时，还要保证这个一成不变的体制能幸存下去：中国人的骄傲同满清政权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满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或外族或国际主义者）都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无论是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还是一再迫害外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以免败坏中国民风；无论是慈禧太后在中国被日本挫败之后高喊“谁知倭贼竟敢犯我？”还是毛泽东在俄国专家撤走后宣布“自力更生”或把美国的力量看成是纸老虎，他们都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可以自给自足。
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对中国自身、对这唯一的自给自足体系表现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会像1912年革命时那位一度亲英的奇才一样宣称：“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这种自我陶醉最终只能导致对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释过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离他们基地两万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如何解释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后包袱呢？多少杰作，多少发明，那样聪明勤劳，那久多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革命后获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贯正确的领袖与学说！这一切汇集起来，才能达到上一世纪祖先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某个热带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受抑制与被解放的兄弟
所有人在法律上与尊严上当然都是平等的。但所有人，特别是所有社会在达到技术、贸易和工业文明方面并不具有相同的才能。有的使财富像喷泉喷水那样源源涌出。有的却不能，或不愿，或不会这样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缺乏个人的才能，而是缺乏文化环境。马戛尔尼的伙伴已经发现在巴达维亚“中国人去那里都是想发财，他们不放过任何能够获利的机会”。“由于辛勤劳动，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在澳门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加利福尼亚，华侨的生产能力很强，以致在同样的40年间，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在人民中国的兄弟或远亲的高出10至20倍，而开始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华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胆的企业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条件是不要呆在中国。
在自然科学范围里，中国国家机器的效率并未受到影响。它在火箭与卫星发射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法国相比，它只用了一半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原子裂变到热核聚变的过渡。但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人在40年的市场经济里取得了世界上无与论比的发展速度，而在计划经济的官僚体制下他们却停滞不前时，我们就应该从中得出结论了。
共产主义制度继承了乾隆时代的官僚体制：反对赢利、反对商人、反对外贸、反对外国人的来到、反对一切不是来自这个制度的创新。居住着华人的那些东南亚小国摆脱了这种控制，便轻松地投入到生产贸易中去了。因为每日同其他民族（日本人、西方人）接触，他们抛弃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而他人都是蛮夷这千古不变的陈旧观念。
所有国家都有自以为天才第一的倾向。所有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巴西中部印第安人中的格族人在人种学家库尔特·安凯尔离开他们时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人在离开他们这个唯一生活还有意思的民族后还能生存下去。但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把这种怪癖发展到如此程度。他们今日的落后主要来自他们的优越感。
不发达状态是孤立与停滞结合的产物，人口问题使这种状况更趋严重。发展是向世界开放和不断革新相结合的结果。乾隆与马戛尔尼都自吹代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尽管英国的力量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下一世纪的历史却证明了英国有理。
如果使臣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建议，如果皇上以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些建议，中国可能不必以世界为之震撼的方式苏醒过来：世界可以使这个国家更有创造力，使它进步得更快。一方面的狂妄自大与另一方面的骄傲自满相对抗，结果是人类失却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只能随同没有发生过的历史永远埋藏在地里。
但是这次失败的会见教训犹在。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生存在我们中间。他们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他们也许是不朽的。循环无穷的中国呀！……
选自《停滞的帝国》结束语)
（英国） 佩雷菲特 著
西方这种把自己几乎看成是救世主的信念使它也充满了矛盾。这样它就成了自己主张和整个欧洲都信奉的，法国革命又使之明确了的普救学说的敌人了。它否认受到奴役的民族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权利。这种矛盾是如此深刻以至西方最后因进行过殖民统治而怨恨自己。在非殖民化时，它本来应该同自己的天性协调起来，但这时它却在鞭挞自己。
被统治的国家从他们的角度看怎么能不为自己的传统遭到西方的粗暴破坏而感到不快呢？他们很骄傲，也有权利感到骄傲：一个不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民族就会失去生存下去的乐趣。特别是像印度或中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产生过古老而灿烂的文化。第三世界的人民反抗西方的斗争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它的实质是拒绝否认他们地位的外国统治。对一切有能力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来说，独立是一个无价之宝。但是，因为独立的需要扎根于激情的深处，非殖民化也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者或他们的同情者不仅成功地让愿意相信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而且还让西方知识界相信：殖民国家的发展，殖民地的不发达状态都源自前者掠夺了后者。他们忘记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在殖民之前早已存在，并在殖民结束后依然存在或是在殖民之后重又产生。欠发达状态，或干脆叫不发达状态是一种持久的、普通的现象。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后，无知、流行病、奴役（奴隶制、女人的顺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附），营养不良、对疾病、饥饿与战争的恐惧就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不发达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倒是要把发达看成是一个奇迹，而且是最近才产生的一个奇迹。
当然，先进文化的入侵使墨守陈规的社会失去稳定并最终从内部摧毁这种社会。但是不要在事后回顾时把这些社会理想化。在中国同在非洲、亚洲、美洲或大洋洲的原始社会一样，在西方入侵前曾发生过可怕的灾害：饥饿、麻风病、疟疾、极高的幼儿死亡率、毁伤妇女肢体，更不用说同类相食了……这些并不是发生在殖民之后，而是在殖民之前。殖民反使这些现象减少了。
殖民者并没有把贫困带给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带来的是屈服，这从长远看是无法忍受和使人消沉的。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矛盾：这种屈服并不是传递使西方振兴的反应的最好方法。西方不是通过殖民才能传播它的“文明”，而是通过建立这种文明的基础：自由与贸易。
这点千真万确，即使从经济上看殖民也几乎没有使西方得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在15、16世纪最有活力的国家在以后的年代里似乎被它们的殖民地削弱了国力。英国在征服殖民地之前已经相当繁荣；根据今日的计算，它在鼎盛时期的财富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它的帝国。1945年后发生了最惊人的经济奇迹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当时并没有殖民地。那些失去了原来与之相依为命的帝国的国家如荷兰、法国和比利时恰巧在他们卸掉包袱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像瑞士、瑞典等最富有的欧洲国家从未有过殖民地。那是因为贸易能获得巨大利益，而殖民最终却要付出代价。马戛尔尼在18世纪80年代当马德拉总督时已经懂得：印度正在使英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只有同中国进行三边贸易才能填补这笔逆差。
殖民并不符合西方的本性，而往往是意外困难驱使下产生的结果。除非遇到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殖民者开始并不打算吞并土地，而只想经商。这应是符合相互利益的。发展中的欧洲需要新的市场。传统社会同意贸易就可达到现代化。同中国尤其如此。建立贸易关系是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所有派遣到北京的使团的目标。但满清王朝拒绝开放。武力行为、割让领土、直接治理只是他们拒绝的后果，或者是后来他们无法履行违心的签订的条约的后果。在这之前，为了对付无政府状态，英国已经不得不亲自管理印度。设在这些广阔的帝国边上的商埠这个方式更受到西方的喜爱。但这些帝国的崩溃使西方只得承担起它原先可以避免的直接责任。
谁之过？
当然，殖民导致了无法接受的统治效应。但谁能站出来当原告呢？为什么只有西方坐在被告席上呢？阿拉伯人在欧洲人代替他们之前曾对一大部分非洲领土进行过殖民统治并在那里实施了奴隶制。伊斯兰国家曾用严刑大力让大半个亚洲都改信伊斯兰教。中国在被蒙古人与满洲人攻占之后自己也占领了蒙古和满洲。它兼并了西藏和突厥斯坦。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在受英法殖民统治之前先受到蒙古人或中国人的统治。朝鲜光是受到汉化，后来才是日本化，最后一分为二，一部分苏联化，另一部分美国化。而俄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大国。
殖民者总是夸耀自己担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种借口对西方来说不是比对其他别人更讲得通吗？它曾带去了医学与卫生，减少了饥饿与死亡率，使生产合理化，总之使一直停滞在不发达状态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变化的时代。西方难道比其他总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外部的任何大国更应受到谴责吗？
他们并不比淹没一个国家的洪水或海潮更应受到谴责。唯一应该坐到被告席上的是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因为他发现有了对付这些自然现象的机会而拒绝加以利用。乾隆几乎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英国人来向他提出了发展的办法，但他却为了维护那个不可变更的秩序轻蔑地加以拒绝。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重复了对“不忠的商人”采取的这种无情做法。
选择运动
中央帝国拒绝了本来可以使它进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贸易协定。但它无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费的诱惑。这下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贸易和工业大国而是作为毒品的消费者进入到世界市场。
它在1793年拒绝开放，这就注定了它要遭受以后的侵略；然而它本是可以利用英国的协助使自己得到新生的。这在当时是可行的吗？决定论者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然而当我们研究前100年里俄国发生的事情或后100年里日本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个民族如果领导有方法就能避免衰落并投入进步的行列。
1695年，彼得大帝在亚速城墙下久攻不下，无法击败土耳其人时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他决定自己去西方（法国、荷兰、英国）寻找自己缺少的改革办法和技术人员。这位最为专横的暴君在1697至1698年的出访中竟成了一位谦逊的取经者。回国后，他让贵族与僧侣束手就范，剪去了领导阶层的胡子，缩短了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学习西方，改革军队与税制，设政府各部与上议院、发展教育，采取了有利出口的重商政策并建起了无数的工厂。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胜者
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这又一次说明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文化的撞击中汲取教训并跨越几个世纪的发展。
日本历来都“从中国取得智慧”。17世纪中期，它专横地拒绝一切外国影响的传入，同世界的唯一接触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兰船在长崎停泊。
1853年，即马戛尔尼来华后60年，美国分遣舰队指挥官佩里强行驶入东京湾的浦贺港，交给日本政府一份照会。6个月后他又来等待答复：1854年3月，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把它的两个港口全年向西方船只开放。1895年，它的舰队与陆军击败了中国。1904年至1905年，这支军队又在远东的陆地与海上消灭了俄国军队。在40年中，明治的日本从孤立中走了出来，昂首阔步地进入到列强的队伍中来了。
日本人曾同西方谈判过，但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并赶上它，他们装作卑躬屈膝，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过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击唤醒了他们。经过几年的犹豫，他们向西方最先进的国家派出了使团。日本借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法国式的民法与刑法，法国宪兵，普鲁士的军队，特别是在经过一个阶段的统制经济后，又学习了英国式的企业、自由贸易、港口和银行。
是否日本比中国更容易学习西方呢？可能是。中国人坚信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日本人在许多世纪以来已习惯于在借鉴别人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个性。从参考中国到参考西方，他们只是改变了学习的模式。他们懂得他们应该仿效别人，否则就会灭亡。
而天朝并不准备去冒这种前途未卜的危险。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洋务运动借鉴了同明治一样的原则。但从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无法成功。
中日战争之后一位中国文人曾说：“日本人对西方人深恶痛绝，然而他们仍钻研西学，虽痛心疾首而坚韧不拔。他们深知若不学则无以救国。”严复还哀叹“中国的心志习俗皆不识历史之大潮”。世界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变化着，它想把中国带入自己的圈子；它将会以越来越迫切的方式让中国明白这一点。但中国应该在思想上来个变化，而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够了。
那喀索斯的悲剧
新的千年来临，人类历史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纪元，欧元统一在西欧12国内使用，法郎、马克、里拉将停止使用而成为历史，欧洲的统一前景让人联想。中国加入了WTO,有望能脱胎换骨，换上历二千年来未没有之观景。电脑、互联网等等高新技术的出现，使人类提高了对自然包括自 我的认识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更能和谐相处提供可能。世界贸易大厦被摧毁让人们在乐观中警惕，尚有许多问题并不能通过物质大大丰富来解决，人与人平等相处还须时日，当今世界既充满希望也不乏危机.
要向别人学习，中国人应当摆脱千年以来的骄傲情绪。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悲剧后才习惯了这一想法。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样做。
从1793年至1978年，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败了的尝试，它拒绝谦虚地向外国学习。只有中国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来自外部。一切好的东西则来自自己。
直到消灭了“四人帮”，并对毛泽东的遗产提出异议后才能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开始修正。官方历史学界过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择精神来重新观察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还继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们批评贸易自由，批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系统，即开放世界的系统。他们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像乾隆与慈禧一样拒绝全球的现实。
他们真变了吗？或者历史又在北京重演？马克思主义同清王朝一样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但两者都同样促进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因为在乾隆及其继承者的拒绝中，我们不能忘记时机的作用。当西方敲响中国的大门时，看守这个国家的竟然是一位满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诚的信徒。他们在鼓吹最最排外的汉化时正是想巩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闭关锁国的反应由于这个来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为强烈了。在对外关门的同时，还要保证这个一成不变的体制能幸存下去：中国人的骄傲同满清政权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满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或外族或国际主义者）都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无论是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还是一再迫害外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以免败坏中国民风；无论是慈禧太后在中国被日本挫败之后高喊“谁知倭贼竟敢犯我？”还是毛泽东在俄国专家撤走后宣布“自力更生”或把美国的力量看成是纸老虎，他们都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可以自给自足。
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对中国自身、对这唯一的自给自足体系表现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会像1912年革命时那位一度亲英的奇才一样宣称：“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这种自我陶醉最终只能导致对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释过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离他们基地两万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如何解释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后包袱呢？多少杰作，多少发明，那样聪明勤劳，那久多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革命后获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贯正确的领袖与学说！这一切汇集起来，才能达到上一世纪祖先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某个热带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受抑制与被解放的兄弟
所有人在法律上与尊严上当然都是平等的。但所有人，特别是所有社会在达到技术、贸易和工业文明方面并不具有相同的才能。有的使财富像喷泉喷水那样源源涌出。有的却不能，或不愿，或不会这样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缺乏个人的才能，而是缺乏文化环境。马戛尔尼的伙伴已经发现在巴达维亚“中国人去那里都是想发财，他们不放过任何能够获利的机会”。“由于辛勤劳动，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在澳门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加利福尼亚，华侨的生产能力很强，以致在同样的40年间，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在人民中国的兄弟或远亲的高出10至20倍，而开始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华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胆的企业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条件是不要呆在中国。
在自然科学范围里，中国国家机器的效率并未受到影响。它在火箭与卫星发射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法国相比，它只用了一半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原子裂变到热核聚变的过渡。但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人在40年的市场经济里取得了世界上无与论比的发展速度，而在计划经济的官僚体制下他们却停滞不前时，我们就应该从中得出结论了。
共产主义制度继承了乾隆时代的官僚体制：反对赢利、反对商人、反对外贸、反对外国人的来到、反对一切不是来自这个制度的创新。居住着华人的那些东南亚小国摆脱了这种控制，便轻松地投入到生产贸易中去了。因为每日同其他民族（日本人、西方人）接触，他们抛弃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而他人都是蛮夷这千古不变的陈旧观念。
所有国家都有自以为天才第一的倾向。所有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巴西中部印第安人中的格族人在人种学家库尔特·安凯尔离开他们时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人在离开他们这个唯一生活还有意思的民族后还能生存下去。但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把这种怪癖发展到如此程度。他们今日的落后主要来自他们的优越感。
不发达状态是孤立与停滞结合的产物，人口问题使这种状况更趋严重。发展是向世界开放和不断革新相结合的结果。乾隆与马戛尔尼都自吹代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尽管英国的力量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下一世纪的历史却证明了英国有理。
如果使臣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建议，如果皇上以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些建议，中国可能不必以世界为之震撼的方式苏醒过来：世界可以使这个国家更有创造力，使它进步得更快。一方面的狂妄自大与另一方面的骄傲自满相对抗，结果是人类失却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只能随同没有发生过的历史永远埋藏在地里。
但是这次失败的会见教训犹在。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生存在我们中间。他们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他们也许是不朽的。循环无穷的中国呀！……
选自《停滞的帝国》结束语)
（英国） 佩雷菲特 著
奇文。别说从前，现在也一样啊。我们到大使馆去，那脸给你拉的，我欠你钱啊？ 你要是拿加拿大护照呢，嗨，马上换个脸。 回中国，那海关脸，人家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可没看出来。
好贴：））
好文！～
把殖民者粉饰的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