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推荐]仕商通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03:33:49
过去几年里，晚清的安徽绩溪人胡雪岩从冰封的历史水面浮现而出，这个百年前的商界奇才，官场帮闲，黑社会龙头，几乎一度成为中国商界的偶像和英雄。在一个社会转型尚未完全终结的时代，在一个步入后WTO时代不足两年的社会，“经商要学胡雪岩”已然是商界无声的信条。
向胡雪岩学什么？答案全在台湾小说家高阳赋予胡雪岩的定语里：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的秘诀是什么？官商勾结。
当一个个官员挂“靴”而去，扬帆出“海”，当一个个私营企业主由商而仕，“红顶”迭出，惊呼“新红顶商人”闪现江湖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一浪紧似一浪。
在对中国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以及刚刚涌起的老板“从政”现象的采访调查中，这样的声音一次次敲打我的耳鼓和神经。警惕当代胡雪岩是个绝对正确的论断，我的疑问是：“下海官员和从政老板，真的是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吗？”
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
毫无疑问，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曾频频现身。无论是从官到商，还是从商到官，怀疑官商勾结都有足够的理由。但，怀疑终究不是事实。
采访中，我时常感觉到社会各界怀疑的情绪，有时候激烈得淹没了理性，可是没有一个怀疑论者拿得出证据。当然，不能明示证据和证人，并不表明“新红顶商人”的疑虑，就一定是虚无的泡沫。
先将怀疑搁置一边，考察一下新一波“官商之变”的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进步途路中出现的进步景象，这个景象由官员下海和老板从政两个片段交织而成，如同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
就官员下海而言，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与1990年代前后官员们奔赴南方沿海淘金的那波热潮比较起来，多了一些理性，少了一些盲从。1989年下海的原杭州市府综合处处长王始建，2000年下海的原杭州市经贸委外经处处长郑可集，都用自己和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强调了这一点。
新一波官员下海的驱动力，有金钱等等有形的微观的原因，但都离不开宏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观念的解放，人的解放，官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转移，烛映的是，25年来改革开放在价值观层面的进步。从被誉为第七次革命的政府机构改革，到中共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日益高调的正面评价，“重商轻官”舆情氛围渐趋浓厚。
就老板从政而言，只有极少数私营企业主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多数私营企业主实际上是参政议政。从1980年代末期执政党对他们加入中共的拒绝，到十六大上明确向他们敞开大门，中共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评价，在经历三次思想解放的洗礼之后，最终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给出了中共历史上空前的正面评价。
思想理论的迷雾廓清之后，依照《宪法》还每个私营企业主一个公民的合法的政治权利，是水到渠成的事。
由此可见，新的官商之变，只是时代变迁中的一个局部的变化，是在民主、宪政、市场的原则下产生的变化。
回头看看真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背景，我们便会发现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青年学者余杰说，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距英、法、美民主立宪政体已近百年。这一百年来，英、法、美等国将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哲学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原则落实到实践之中，架构起一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商人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的地位显著地凸现出来。国家不仅不干涉经济，反而保护商人，因为商人是税收的源泉，合法地致富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骄傲。胡雪岩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他的才华不断被扭曲，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却逐渐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与那些最保守、最腐朽、最落后的势力为伍。
而当下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三个代表理论框架下，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管是他们由商而官，还是官员下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者为他们打工，都与胡雪岩们走向完全不同的反面。胡雪岩和他所代表的奸商们的挥霍和贿赂，耗尽了国家的财富，使广大人民更趋于贫困化。而私营企业主和下海的官员却使我们的国家财富涌流，藏富于民。
后WTO时代规则已变
胡雪岩成功的秘诀在于官商勾结。他的阴暗面与封建专制政体相生相成。他处世极为圆滑，高帽不离手，随时奉上，马屁不离口，随时拍上。他善于寻找专制制度的漏洞，利用漏洞大发横财；他善于发现大小官员的弱点，针对弱点准确出击。他用金银开道，打通各路神仙，然后用公款作为私人资本开钱庄，财源滚滚而来。
同样的黑色故事，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见识过很多。何清涟等学者在1990年代末期，对这些称之为“寻租”的交易，作了大量的揭露和批驳。
在转型中国尚未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社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权钱交易为特点的寻租活动随处可见，与权力部门关系的亲疏，在审批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意的好坏。
早年闯荡深圳的下海官员还记得，在沿海一些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里，曾公开出现过这样的词句：与政府部门有良好关系者优先。
一名居住在深圳的知名学者评论说，这个广告后面所隐藏的东西耐人寻味：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甚至深谙中国国情的部分港台商人，都必须贿赂各有关政府官员，否则经济活动障碍重重。在转型期制度漏洞重重的半市场半计划经济时代，权钱交易给一些人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尽管当下中国转型使命尚未完结，但后WTO时代的规则，使得政府的审批权、垄断权受到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小了，官员执政的透明度高了，诸多层面的努力都使得下海官员，和戴上红顶的当代商人，开展权钱交易的概率大大降低。
从绿城集团的经验来看，一名父母均为高干，丈夫也在省直属机关的副局级下海官员，在一个度假村项目中，原有的“关系资源”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从绿城集团的领导层来看，董事长宋伟平对“阳光交易”的要求超出外界的想像。
事实上，下海官员旧有的社会资源，对他们搏击商海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若非如此，那些下海后触礁的官员，就不会发生被老板炒鱿鱼的郁闷。私营企业主对他们的器重，看中的是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当然也包括他们熟悉政府运作规律，在政府机构中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但并不是要他们去搞掂政府，去暗箱操作。
再说踏上参政议政之路的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红顶”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影响，已微乎其微。理由除了后WTO时代规则的逐渐改变，还有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的现实。即使是通过权钱交易把生意做大的人，在身家过亿后，鲜有搞贿赂等偷鸡摸狗把戏者。另一方面，一个商界名流一旦结缘政治，他就不得不更大范围地接受社会的监督，他做红顶商人的机会成本陡然增大。
莫让恐慌改变方向
论大势不拘小节，这样的论说方式，使我在力图消除“新红顶商人”将贻害江湖的恐慌的时候，忽视了寄生在进步躯壳中的鬼蜮伎俩。
我在先前的报道中已经提到，官员下海中存在一定的地下交易，老板从政中出现的涉嫌贿选的点滴败相，我虽然没有提及，却也是一些受访者不断强调的怪现状。
凡此种种，由于枝节难遮主流，我都淡淡一笔带过了事。这样的丑陋当然要清除，可是泼脏水不能连孩子也扔掉，有关部门在谋划堵漏之策时，切不能“一刀切”。
社会舆论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树林。从徐刚到徐冠巨，到所有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当事人，夸大其辞甚至于无中生有的猜测、谣传，已经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低调到差不多不敢公开说话了。
尤其是一些把握纪律的干部，一些下海官员原单位的负责人，他们的恶意揣度或者偏见，比一般的社会舆论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对社会进步潮流的无形阻碍，要比一般民众的无知坏得多。
反过来，具体到下海的官员，披戴红顶的商人，如果百年之后看胡雪岩，还在津津乐道“经商要学胡雪岩”，那我们很难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来。我们所憎恨的专制政治、官僚经济，将反过来把我们缠死。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远不止一次。
前事不忘，后事之鉴，警惕前进道路上的暗礁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但为了躲避暗礁选择方向性撤退，则我们永没有机会到达目的地。
来自〈南风窗〉过去几年里，晚清的安徽绩溪人胡雪岩从冰封的历史水面浮现而出，这个百年前的商界奇才，官场帮闲，黑社会龙头，几乎一度成为中国商界的偶像和英雄。在一个社会转型尚未完全终结的时代，在一个步入后WTO时代不足两年的社会，“经商要学胡雪岩”已然是商界无声的信条。
向胡雪岩学什么？答案全在台湾小说家高阳赋予胡雪岩的定语里：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的秘诀是什么？官商勾结。
当一个个官员挂“靴”而去，扬帆出“海”，当一个个私营企业主由商而仕，“红顶”迭出，惊呼“新红顶商人”闪现江湖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一浪紧似一浪。
在对中国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以及刚刚涌起的老板“从政”现象的采访调查中，这样的声音一次次敲打我的耳鼓和神经。警惕当代胡雪岩是个绝对正确的论断，我的疑问是：“下海官员和从政老板，真的是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吗？”
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
毫无疑问，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曾频频现身。无论是从官到商，还是从商到官，怀疑官商勾结都有足够的理由。但，怀疑终究不是事实。
采访中，我时常感觉到社会各界怀疑的情绪，有时候激烈得淹没了理性，可是没有一个怀疑论者拿得出证据。当然，不能明示证据和证人，并不表明“新红顶商人”的疑虑，就一定是虚无的泡沫。
先将怀疑搁置一边，考察一下新一波“官商之变”的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进步途路中出现的进步景象，这个景象由官员下海和老板从政两个片段交织而成，如同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
就官员下海而言，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与1990年代前后官员们奔赴南方沿海淘金的那波热潮比较起来，多了一些理性，少了一些盲从。1989年下海的原杭州市府综合处处长王始建，2000年下海的原杭州市经贸委外经处处长郑可集，都用自己和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强调了这一点。
新一波官员下海的驱动力，有金钱等等有形的微观的原因，但都离不开宏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观念的解放，人的解放，官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转移，烛映的是，25年来改革开放在价值观层面的进步。从被誉为第七次革命的政府机构改革，到中共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日益高调的正面评价，“重商轻官”舆情氛围渐趋浓厚。
就老板从政而言，只有极少数私营企业主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多数私营企业主实际上是参政议政。从1980年代末期执政党对他们加入中共的拒绝，到十六大上明确向他们敞开大门，中共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评价，在经历三次思想解放的洗礼之后，最终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给出了中共历史上空前的正面评价。
思想理论的迷雾廓清之后，依照《宪法》还每个私营企业主一个公民的合法的政治权利，是水到渠成的事。
由此可见，新的官商之变，只是时代变迁中的一个局部的变化，是在民主、宪政、市场的原则下产生的变化。
回头看看真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背景，我们便会发现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青年学者余杰说，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距英、法、美民主立宪政体已近百年。这一百年来，英、法、美等国将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哲学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原则落实到实践之中，架构起一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商人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的地位显著地凸现出来。国家不仅不干涉经济，反而保护商人，因为商人是税收的源泉，合法地致富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骄傲。胡雪岩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他的才华不断被扭曲，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却逐渐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与那些最保守、最腐朽、最落后的势力为伍。
而当下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三个代表理论框架下，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管是他们由商而官，还是官员下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者为他们打工，都与胡雪岩们走向完全不同的反面。胡雪岩和他所代表的奸商们的挥霍和贿赂，耗尽了国家的财富，使广大人民更趋于贫困化。而私营企业主和下海的官员却使我们的国家财富涌流，藏富于民。
后WTO时代规则已变
胡雪岩成功的秘诀在于官商勾结。他的阴暗面与封建专制政体相生相成。他处世极为圆滑，高帽不离手，随时奉上，马屁不离口，随时拍上。他善于寻找专制制度的漏洞，利用漏洞大发横财；他善于发现大小官员的弱点，针对弱点准确出击。他用金银开道，打通各路神仙，然后用公款作为私人资本开钱庄，财源滚滚而来。
同样的黑色故事，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见识过很多。何清涟等学者在1990年代末期，对这些称之为“寻租”的交易，作了大量的揭露和批驳。
在转型中国尚未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社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权钱交易为特点的寻租活动随处可见，与权力部门关系的亲疏，在审批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意的好坏。
早年闯荡深圳的下海官员还记得，在沿海一些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里，曾公开出现过这样的词句：与政府部门有良好关系者优先。
一名居住在深圳的知名学者评论说，这个广告后面所隐藏的东西耐人寻味：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甚至深谙中国国情的部分港台商人，都必须贿赂各有关政府官员，否则经济活动障碍重重。在转型期制度漏洞重重的半市场半计划经济时代，权钱交易给一些人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尽管当下中国转型使命尚未完结，但后WTO时代的规则，使得政府的审批权、垄断权受到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小了，官员执政的透明度高了，诸多层面的努力都使得下海官员，和戴上红顶的当代商人，开展权钱交易的概率大大降低。
从绿城集团的经验来看，一名父母均为高干，丈夫也在省直属机关的副局级下海官员，在一个度假村项目中，原有的“关系资源”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从绿城集团的领导层来看，董事长宋伟平对“阳光交易”的要求超出外界的想像。
事实上，下海官员旧有的社会资源，对他们搏击商海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若非如此，那些下海后触礁的官员，就不会发生被老板炒鱿鱼的郁闷。私营企业主对他们的器重，看中的是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当然也包括他们熟悉政府运作规律，在政府机构中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但并不是要他们去搞掂政府，去暗箱操作。
再说踏上参政议政之路的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红顶”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影响，已微乎其微。理由除了后WTO时代规则的逐渐改变，还有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的现实。即使是通过权钱交易把生意做大的人，在身家过亿后，鲜有搞贿赂等偷鸡摸狗把戏者。另一方面，一个商界名流一旦结缘政治，他就不得不更大范围地接受社会的监督，他做红顶商人的机会成本陡然增大。
莫让恐慌改变方向
论大势不拘小节，这样的论说方式，使我在力图消除“新红顶商人”将贻害江湖的恐慌的时候，忽视了寄生在进步躯壳中的鬼蜮伎俩。
我在先前的报道中已经提到，官员下海中存在一定的地下交易，老板从政中出现的涉嫌贿选的点滴败相，我虽然没有提及，却也是一些受访者不断强调的怪现状。
凡此种种，由于枝节难遮主流，我都淡淡一笔带过了事。这样的丑陋当然要清除，可是泼脏水不能连孩子也扔掉，有关部门在谋划堵漏之策时，切不能“一刀切”。
社会舆论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树林。从徐刚到徐冠巨，到所有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当事人，夸大其辞甚至于无中生有的猜测、谣传，已经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低调到差不多不敢公开说话了。
尤其是一些把握纪律的干部，一些下海官员原单位的负责人，他们的恶意揣度或者偏见，比一般的社会舆论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对社会进步潮流的无形阻碍，要比一般民众的无知坏得多。
反过来，具体到下海的官员，披戴红顶的商人，如果百年之后看胡雪岩，还在津津乐道“经商要学胡雪岩”，那我们很难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来。我们所憎恨的专制政治、官僚经济，将反过来把我们缠死。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远不止一次。
前事不忘，后事之鉴，警惕前进道路上的暗礁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但为了躲避暗礁选择方向性撤退，则我们永没有机会到达目的地。
来自〈南风窗〉
向胡雪岩学什么？答案全在台湾小说家高阳赋予胡雪岩的定语里：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的秘诀是什么？官商勾结。
当一个个官员挂“靴”而去，扬帆出“海”，当一个个私营企业主由商而仕，“红顶”迭出，惊呼“新红顶商人”闪现江湖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一浪紧似一浪。
在对中国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以及刚刚涌起的老板“从政”现象的采访调查中，这样的声音一次次敲打我的耳鼓和神经。警惕当代胡雪岩是个绝对正确的论断，我的疑问是：“下海官员和从政老板，真的是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吗？”
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
毫无疑问，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曾频频现身。无论是从官到商，还是从商到官，怀疑官商勾结都有足够的理由。但，怀疑终究不是事实。
采访中，我时常感觉到社会各界怀疑的情绪，有时候激烈得淹没了理性，可是没有一个怀疑论者拿得出证据。当然，不能明示证据和证人，并不表明“新红顶商人”的疑虑，就一定是虚无的泡沫。
先将怀疑搁置一边，考察一下新一波“官商之变”的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进步途路中出现的进步景象，这个景象由官员下海和老板从政两个片段交织而成，如同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
就官员下海而言，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与1990年代前后官员们奔赴南方沿海淘金的那波热潮比较起来，多了一些理性，少了一些盲从。1989年下海的原杭州市府综合处处长王始建，2000年下海的原杭州市经贸委外经处处长郑可集，都用自己和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强调了这一点。
新一波官员下海的驱动力，有金钱等等有形的微观的原因，但都离不开宏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观念的解放，人的解放，官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转移，烛映的是，25年来改革开放在价值观层面的进步。从被誉为第七次革命的政府机构改革，到中共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日益高调的正面评价，“重商轻官”舆情氛围渐趋浓厚。
就老板从政而言，只有极少数私营企业主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多数私营企业主实际上是参政议政。从1980年代末期执政党对他们加入中共的拒绝，到十六大上明确向他们敞开大门，中共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评价，在经历三次思想解放的洗礼之后，最终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给出了中共历史上空前的正面评价。
思想理论的迷雾廓清之后，依照《宪法》还每个私营企业主一个公民的合法的政治权利，是水到渠成的事。
由此可见，新的官商之变，只是时代变迁中的一个局部的变化，是在民主、宪政、市场的原则下产生的变化。
回头看看真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背景，我们便会发现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青年学者余杰说，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距英、法、美民主立宪政体已近百年。这一百年来，英、法、美等国将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哲学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原则落实到实践之中，架构起一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商人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的地位显著地凸现出来。国家不仅不干涉经济，反而保护商人，因为商人是税收的源泉，合法地致富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骄傲。胡雪岩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他的才华不断被扭曲，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却逐渐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与那些最保守、最腐朽、最落后的势力为伍。
而当下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三个代表理论框架下，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管是他们由商而官，还是官员下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者为他们打工，都与胡雪岩们走向完全不同的反面。胡雪岩和他所代表的奸商们的挥霍和贿赂，耗尽了国家的财富，使广大人民更趋于贫困化。而私营企业主和下海的官员却使我们的国家财富涌流，藏富于民。
后WTO时代规则已变
胡雪岩成功的秘诀在于官商勾结。他的阴暗面与封建专制政体相生相成。他处世极为圆滑，高帽不离手，随时奉上，马屁不离口，随时拍上。他善于寻找专制制度的漏洞，利用漏洞大发横财；他善于发现大小官员的弱点，针对弱点准确出击。他用金银开道，打通各路神仙，然后用公款作为私人资本开钱庄，财源滚滚而来。
同样的黑色故事，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见识过很多。何清涟等学者在1990年代末期，对这些称之为“寻租”的交易，作了大量的揭露和批驳。
在转型中国尚未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社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权钱交易为特点的寻租活动随处可见，与权力部门关系的亲疏，在审批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意的好坏。
早年闯荡深圳的下海官员还记得，在沿海一些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里，曾公开出现过这样的词句：与政府部门有良好关系者优先。
一名居住在深圳的知名学者评论说，这个广告后面所隐藏的东西耐人寻味：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甚至深谙中国国情的部分港台商人，都必须贿赂各有关政府官员，否则经济活动障碍重重。在转型期制度漏洞重重的半市场半计划经济时代，权钱交易给一些人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尽管当下中国转型使命尚未完结，但后WTO时代的规则，使得政府的审批权、垄断权受到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小了，官员执政的透明度高了，诸多层面的努力都使得下海官员，和戴上红顶的当代商人，开展权钱交易的概率大大降低。
从绿城集团的经验来看，一名父母均为高干，丈夫也在省直属机关的副局级下海官员，在一个度假村项目中，原有的“关系资源”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从绿城集团的领导层来看，董事长宋伟平对“阳光交易”的要求超出外界的想像。
事实上，下海官员旧有的社会资源，对他们搏击商海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若非如此，那些下海后触礁的官员，就不会发生被老板炒鱿鱼的郁闷。私营企业主对他们的器重，看中的是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当然也包括他们熟悉政府运作规律，在政府机构中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但并不是要他们去搞掂政府，去暗箱操作。
再说踏上参政议政之路的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红顶”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影响，已微乎其微。理由除了后WTO时代规则的逐渐改变，还有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的现实。即使是通过权钱交易把生意做大的人，在身家过亿后，鲜有搞贿赂等偷鸡摸狗把戏者。另一方面，一个商界名流一旦结缘政治，他就不得不更大范围地接受社会的监督，他做红顶商人的机会成本陡然增大。
莫让恐慌改变方向
论大势不拘小节，这样的论说方式，使我在力图消除“新红顶商人”将贻害江湖的恐慌的时候，忽视了寄生在进步躯壳中的鬼蜮伎俩。
我在先前的报道中已经提到，官员下海中存在一定的地下交易，老板从政中出现的涉嫌贿选的点滴败相，我虽然没有提及，却也是一些受访者不断强调的怪现状。
凡此种种，由于枝节难遮主流，我都淡淡一笔带过了事。这样的丑陋当然要清除，可是泼脏水不能连孩子也扔掉，有关部门在谋划堵漏之策时，切不能“一刀切”。
社会舆论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树林。从徐刚到徐冠巨，到所有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当事人，夸大其辞甚至于无中生有的猜测、谣传，已经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低调到差不多不敢公开说话了。
尤其是一些把握纪律的干部，一些下海官员原单位的负责人，他们的恶意揣度或者偏见，比一般的社会舆论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对社会进步潮流的无形阻碍，要比一般民众的无知坏得多。
反过来，具体到下海的官员，披戴红顶的商人，如果百年之后看胡雪岩，还在津津乐道“经商要学胡雪岩”，那我们很难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来。我们所憎恨的专制政治、官僚经济，将反过来把我们缠死。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远不止一次。
前事不忘，后事之鉴，警惕前进道路上的暗礁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但为了躲避暗礁选择方向性撤退，则我们永没有机会到达目的地。
来自〈南风窗〉过去几年里，晚清的安徽绩溪人胡雪岩从冰封的历史水面浮现而出，这个百年前的商界奇才，官场帮闲，黑社会龙头，几乎一度成为中国商界的偶像和英雄。在一个社会转型尚未完全终结的时代，在一个步入后WTO时代不足两年的社会，“经商要学胡雪岩”已然是商界无声的信条。
向胡雪岩学什么？答案全在台湾小说家高阳赋予胡雪岩的定语里：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的秘诀是什么？官商勾结。
当一个个官员挂“靴”而去，扬帆出“海”，当一个个私营企业主由商而仕，“红顶”迭出，惊呼“新红顶商人”闪现江湖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一浪紧似一浪。
在对中国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以及刚刚涌起的老板“从政”现象的采访调查中，这样的声音一次次敲打我的耳鼓和神经。警惕当代胡雪岩是个绝对正确的论断，我的疑问是：“下海官员和从政老板，真的是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吗？”
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
毫无疑问，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曾频频现身。无论是从官到商，还是从商到官，怀疑官商勾结都有足够的理由。但，怀疑终究不是事实。
采访中，我时常感觉到社会各界怀疑的情绪，有时候激烈得淹没了理性，可是没有一个怀疑论者拿得出证据。当然，不能明示证据和证人，并不表明“新红顶商人”的疑虑，就一定是虚无的泡沫。
先将怀疑搁置一边，考察一下新一波“官商之变”的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进步途路中出现的进步景象，这个景象由官员下海和老板从政两个片段交织而成，如同一枚“时代硬币”的两面。
就官员下海而言，新一波官员下海热，与1990年代前后官员们奔赴南方沿海淘金的那波热潮比较起来，多了一些理性，少了一些盲从。1989年下海的原杭州市府综合处处长王始建，2000年下海的原杭州市经贸委外经处处长郑可集，都用自己和身边人的亲身经历强调了这一点。
新一波官员下海的驱动力，有金钱等等有形的微观的原因，但都离不开宏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观念的解放，人的解放，官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转移，烛映的是，25年来改革开放在价值观层面的进步。从被誉为第七次革命的政府机构改革，到中共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日益高调的正面评价，“重商轻官”舆情氛围渐趋浓厚。
就老板从政而言，只有极少数私营企业主是真正意义上的从政，多数私营企业主实际上是参政议政。从1980年代末期执政党对他们加入中共的拒绝，到十六大上明确向他们敞开大门，中共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评价，在经历三次思想解放的洗礼之后，最终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给出了中共历史上空前的正面评价。
思想理论的迷雾廓清之后，依照《宪法》还每个私营企业主一个公民的合法的政治权利，是水到渠成的事。
由此可见，新的官商之变，只是时代变迁中的一个局部的变化，是在民主、宪政、市场的原则下产生的变化。
回头看看真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背景，我们便会发现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青年学者余杰说，胡雪岩生活的时代，距英、法、美民主立宪政体已近百年。这一百年来，英、法、美等国将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哲学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原则落实到实践之中，架构起一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形态。商人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的地位显著地凸现出来。国家不仅不干涉经济，反而保护商人，因为商人是税收的源泉，合法地致富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骄傲。胡雪岩生不逢时、生不逢地，他的才华不断被扭曲，他本来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却逐渐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与那些最保守、最腐朽、最落后的势力为伍。
而当下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三个代表理论框架下，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管是他们由商而官，还是官员下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者为他们打工，都与胡雪岩们走向完全不同的反面。胡雪岩和他所代表的奸商们的挥霍和贿赂，耗尽了国家的财富，使广大人民更趋于贫困化。而私营企业主和下海的官员却使我们的国家财富涌流，藏富于民。
后WTO时代规则已变
胡雪岩成功的秘诀在于官商勾结。他的阴暗面与封建专制政体相生相成。他处世极为圆滑，高帽不离手，随时奉上，马屁不离口，随时拍上。他善于寻找专制制度的漏洞，利用漏洞大发横财；他善于发现大小官员的弱点，针对弱点准确出击。他用金银开道，打通各路神仙，然后用公款作为私人资本开钱庄，财源滚滚而来。
同样的黑色故事，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见识过很多。何清涟等学者在1990年代末期，对这些称之为“寻租”的交易，作了大量的揭露和批驳。
在转型中国尚未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社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权钱交易为特点的寻租活动随处可见，与权力部门关系的亲疏，在审批经济时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意的好坏。
早年闯荡深圳的下海官员还记得，在沿海一些城市的人才招聘广告里，曾公开出现过这样的词句：与政府部门有良好关系者优先。
一名居住在深圳的知名学者评论说，这个广告后面所隐藏的东西耐人寻味：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甚至深谙中国国情的部分港台商人，都必须贿赂各有关政府官员，否则经济活动障碍重重。在转型期制度漏洞重重的半市场半计划经济时代，权钱交易给一些人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尽管当下中国转型使命尚未完结，但后WTO时代的规则，使得政府的审批权、垄断权受到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小了，官员执政的透明度高了，诸多层面的努力都使得下海官员，和戴上红顶的当代商人，开展权钱交易的概率大大降低。
从绿城集团的经验来看，一名父母均为高干，丈夫也在省直属机关的副局级下海官员，在一个度假村项目中，原有的“关系资源”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从绿城集团的领导层来看，董事长宋伟平对“阳光交易”的要求超出外界的想像。
事实上，下海官员旧有的社会资源，对他们搏击商海的作用，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若非如此，那些下海后触礁的官员，就不会发生被老板炒鱿鱼的郁闷。私营企业主对他们的器重，看中的是他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当然也包括他们熟悉政府运作规律，在政府机构中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但并不是要他们去搞掂政府，去暗箱操作。
再说踏上参政议政之路的私营企业主，他们的“红顶”对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影响，已微乎其微。理由除了后WTO时代规则的逐渐改变，还有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的现实。即使是通过权钱交易把生意做大的人，在身家过亿后，鲜有搞贿赂等偷鸡摸狗把戏者。另一方面，一个商界名流一旦结缘政治，他就不得不更大范围地接受社会的监督，他做红顶商人的机会成本陡然增大。
莫让恐慌改变方向
论大势不拘小节，这样的论说方式，使我在力图消除“新红顶商人”将贻害江湖的恐慌的时候，忽视了寄生在进步躯壳中的鬼蜮伎俩。
我在先前的报道中已经提到，官员下海中存在一定的地下交易，老板从政中出现的涉嫌贿选的点滴败相，我虽然没有提及，却也是一些受访者不断强调的怪现状。
凡此种种，由于枝节难遮主流，我都淡淡一笔带过了事。这样的丑陋当然要清除，可是泼脏水不能连孩子也扔掉，有关部门在谋划堵漏之策时，切不能“一刀切”。
社会舆论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树林。从徐刚到徐冠巨，到所有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当事人，夸大其辞甚至于无中生有的猜测、谣传，已经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低调到差不多不敢公开说话了。
尤其是一些把握纪律的干部，一些下海官员原单位的负责人，他们的恶意揣度或者偏见，比一般的社会舆论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对社会进步潮流的无形阻碍，要比一般民众的无知坏得多。
反过来，具体到下海的官员，披戴红顶的商人，如果百年之后看胡雪岩，还在津津乐道“经商要学胡雪岩”，那我们很难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来。我们所憎恨的专制政治、官僚经济，将反过来把我们缠死。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远不止一次。
前事不忘，后事之鉴，警惕前进道路上的暗礁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但为了躲避暗礁选择方向性撤退，则我们永没有机会到达目的地。
来自〈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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