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改革故事：当年深交所开业 有人曾密谋“空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00:23:34
口述人：王健(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法人代表和第一任负责人)
整理人：本报记者 吴铭
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我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名称数次更改
上任之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空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无人无钱无办公地点，更无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规。
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编者注：当时王健在创办深发展后退出，未能如愿前往招商银行），我上任以后，先办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筹备工作真是一步一座山，一程一堵墙。然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在短短几个月内，于1990年5月份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只待上级一声令下，交易所便可进入正常运作。
一听说办“股票交易所”，有人立即描绘了一幅幅自杀跳楼的可怕场面，资本主义赌博、大鱼吃小鱼之类的恶言恶语不绝于耳。
深圳人民银行提出叫“交易中心”的代名词，理由是因为怕“交易所”3个字不好批。但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没有含糊其词，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还是批准了筹备组送交的报告，并明示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一点足见市领导的决心——按国际规则打球。
有了市政府的指示，筹备组加快了脚步积极准备。到1990年5月，交易所的店堂装修一新，人员培训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并在指定时间里完成了培训，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恰逢此时，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前来深圳视察。在参观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他说“可以先转起来，先在我那儿备一下案。但你们必须要改个名，叫‘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好。”为了能够顺利地早日开业，交易所筹备组只得考虑更名再报！交易所筹备组以往起草的文件又都统统改名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1990年11月，上海首先打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也积极响应。我再一次找到市政府旧题重谈。筹备组认为言之有理，并且事有先例，上海在先，市政府当然同意。于是，交易所的名字在千回百折之中，磨砺数月，才算得出这样的大号。
起名一事，尚如此周折，开业之事更难！
开业几度延期
1990年5月，深圳股市突然上涨。我们请张鸿义副市长与主管机关领导光临现场观摩电脑演示。如果那时交易所一开业，那么（深圳证券市场）首先进入完全的电子化时代，这无疑宣告了一切幕后交易的终结。
张鸿义看完电脑方案及演示，说：“看来深圳人并不笨。”随后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说：“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做吧？”
我觉得，在电脑交易正式推出之前，一定要制定出一部有关电脑操作的法律条款，于是一部《电脑辅助交易办法》应运而生。洋洋万言的《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丰碑。按照这种“高技术”法规，过去柜台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再无可乘之机。
《电脑辅助交易办法》还在讨论之中，便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首先发难的是那些证券公司。按说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应同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白热化的争执，却隐隐地告之天下，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和矛盾。
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矛盾自然形成。官司打到主管机关，“意见不一”、“由简到繁”、“先易后难”。得，将《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打入冷宫，坚持要手工操作。这一举动，在深圳股市的上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圳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市场？人们不敢肯定！因为手工操作无法保证股票市场的诚实，“三公”原则可能会再度遭受蹂躏。那么主管机关某些人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令人遗憾的是，电脑方案最终成了腹中死胎。电脑的运用，并非用简、繁可概括其意义，更无难、易之分。一旦电脑方案真正上马，受损最大的就是那些黑幕中的股票掮客，幕后交易也会遭到重创。电脑只认程序，只要程序合理，符合三公原则，它是最能保护正当交易、最不易“出错”的高技术手段，但居然因那一纸批示而束之高阁。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子宫内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我愤怒之下又写文章，质疑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作用被严重低估与践踏。
1990年我们的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开业，不久便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定为8月18日试业。
试业的前几天，主管部门又以“北京”的名义，说“北京”不同意开业。“北京”不同意开业，深圳市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交易所受命于人民银行。开业问题再次流产，不得不另改时间，改在了10月13日。但在开业的前几天，某行长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汇报内容无从考证，南归深圳之后，10月13日的开业又被扼杀了。
李灏书记拍板
1991年11月20日，我突然接到北京“联办”总经理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们第一个筹备的，可是人家上海交易所已经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啊！”
我核实之后，越想越不对劲。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家，那还需要我们深圳交易所成立吗？
我不得不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要求尽快让交易所进入工作状态，否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难以出世！
李灏书记听完汇报，拍案而起。其实，他比我们都急。
1991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郑良玉召集有关方面人员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
趁书记、市长等主要领导都在，我再度重申事情的严重性。筹备组另外一位负责人禹国刚在汇报交易所的筹备情况时，还当场进行演示。我们一边演示，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电脑的显示屏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嘀嘀答答的闪光引起市领导的兴趣。
最后我汇报说，经过我们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如果实现了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之前有些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环节一直是被人用手工操作。如果这个操作再有一点儿私利混杂其中，搞鬼岂不是举手之劳？
直至此时，市政府主要领导才知道股市混乱、交易所迟迟不能开业的症结所在。今天又看了我们的现场演示，市领导心里也有了底：股市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
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说：“今天就是拍板来的。”
聪明的禹国刚见状，觉得时机已到，再不能放过这次机会，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拍板，我们马上就能开业。”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听了十分高兴。
主管机关一位领导却说：“北京没批，能开吗？”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我很气愤，立即接过话题：“深圳的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我们如果现在把交易所运转起来，把全市交易集中起来管理，现行股市上70％-80%的弊端，我们保证把它干掉。但如果交易所还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可要找你们算账喽！是不是这样？”
“你们能不能开业？”李灏书记急切地问我。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那好，12月1日开业。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书记说，“上海订在12月19日开业，我们比他早18天。”
李灏最后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任何会研究！”
我和禹国刚激动万分！兴奋之情于溢于言表。就这样，12月1日成了交易所上上下下日夜企盼的日子。
挫败“空市”阴谋
1990年11月22日到12月1日，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几天在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几朵难以辨清的浪花，转瞬即逝。然而对交易所筹备组来说，这几天是那么艰难、漫长，并不比前面的几年好过多少！
过去一些证券商因为没有监督，靠黑市交易、黑过户坑害股民。交易所一旦开业，无异于宣判幕后交易的死刑。一些不法证券商将遭受重大损失，这可是切肤之痛。于是，个别证券商暗中勾结，密谋不轨……
1990年12月1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交易所的人们经过历时三年的艰苦工作和焦虑的等待，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我和禹国刚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开业之前，检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证券商的出席代表们都穿上代表衫（红马甲），一个个全来了。
快到上午九点，就要敲响交易所开业的钟声了，交易所的全体员工兴奋之情到了极点。
然而，我却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气氛：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席代表无精打采。我心里隐隐地罩上了一层阴云。
九点钟终于到了，虽然一个个问号还在我心里不停地闪现，但这毕竟是历史性的开端。我拉响了钟声，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为之奋斗了几年的声音，也是新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开市第一钟。喜悦之情在我和禹国刚以及交易所全体员工的脸上流动……
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总会是一阵激烈的争抢价格，以争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钟声已响过好长时间，交易所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这时国际基金部一位经理突然出现在交易所。国际基金部也是证券商之一，亲自跑到交易所，可真是件不寻常的事情。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之外，任何证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
来人顾不得那么多，因为情况紧急，拉上我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头一天就出师不利，第一天就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零。”
我这时才悟出为什么刚才有些证券商（出市代表）的表情异样，原来有人捣鬼。
“都是谁？”我急切地想搞个明白。“你先别问了。你们要做好准备。不过你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能让你们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禹国刚闻听此讯，肺都要气炸了：“把个人私愤发泄在股市上，真是一群败类！”
不能就这样让这群人的阴谋得逞。一定要有对策。绝对不能在第一天造成空市，只要在第一天能有一笔成交，那就是交易所的胜利。
于是，我和禹国刚决定，分兵两路。我先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另一方面禹国刚亲自用车将人行的头儿请来，听听主管机关是什么处理意见。不多时，人民银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如果是这样（造空市），我们就处分他们！”两位处长当即表态，声音很坚定。
整个营业日，直到收盘，没有收到参与密谋的几家证券商的一笔委托。但是，据交易所的调查结果，这一天这几家证券商都接到过委托，就是不往交易所报。这一天，只有国际基金部在交易所做了几笔。
不管怎么说，交易所开业首日总算没有“空市”。虽然全天仅5笔成交（编者注：当时只有深安达完成了托管，所成交的5笔均为深安达），但这足以表明，正义的力量是打不败的。
话又说回来，几家证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我再度来到主管机关，要讨个公平。两位处长却面露难色地说：“处理他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虽说空市没有造成，但是酿造丑闻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此后我也未再追究。因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冲淡了一切的不愉快。
（本文成稿时，王健先生正在病中。在此，我们感谢王健先生的大力支持，并祝这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早日康复。）
图为深交所开业初期交易现场。当时采用的是口头报价白板竞价的交易方式，后来深交所大力发展无纸化交易，红马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口述人：王健(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法人代表和第一任负责人)
整理人：本报记者 吴铭
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我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名称数次更改
上任之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空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无人无钱无办公地点，更无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规。
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编者注：当时王健在创办深发展后退出，未能如愿前往招商银行），我上任以后，先办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筹备工作真是一步一座山，一程一堵墙。然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在短短几个月内，于1990年5月份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只待上级一声令下，交易所便可进入正常运作。
一听说办“股票交易所”，有人立即描绘了一幅幅自杀跳楼的可怕场面，资本主义赌博、大鱼吃小鱼之类的恶言恶语不绝于耳。
深圳人民银行提出叫“交易中心”的代名词，理由是因为怕“交易所”3个字不好批。但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没有含糊其词，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还是批准了筹备组送交的报告，并明示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一点足见市领导的决心——按国际规则打球。
有了市政府的指示，筹备组加快了脚步积极准备。到1990年5月，交易所的店堂装修一新，人员培训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并在指定时间里完成了培训，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恰逢此时，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前来深圳视察。在参观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他说“可以先转起来，先在我那儿备一下案。但你们必须要改个名，叫‘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好。”为了能够顺利地早日开业，交易所筹备组只得考虑更名再报！交易所筹备组以往起草的文件又都统统改名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1990年11月，上海首先打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也积极响应。我再一次找到市政府旧题重谈。筹备组认为言之有理，并且事有先例，上海在先，市政府当然同意。于是，交易所的名字在千回百折之中，磨砺数月，才算得出这样的大号。
起名一事，尚如此周折，开业之事更难！
开业几度延期
1990年5月，深圳股市突然上涨。我们请张鸿义副市长与主管机关领导光临现场观摩电脑演示。如果那时交易所一开业，那么（深圳证券市场）首先进入完全的电子化时代，这无疑宣告了一切幕后交易的终结。
张鸿义看完电脑方案及演示，说：“看来深圳人并不笨。”随后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说：“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做吧？”
我觉得，在电脑交易正式推出之前，一定要制定出一部有关电脑操作的法律条款，于是一部《电脑辅助交易办法》应运而生。洋洋万言的《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丰碑。按照这种“高技术”法规，过去柜台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再无可乘之机。
《电脑辅助交易办法》还在讨论之中，便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首先发难的是那些证券公司。按说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应同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白热化的争执，却隐隐地告之天下，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和矛盾。
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矛盾自然形成。官司打到主管机关，“意见不一”、“由简到繁”、“先易后难”。得，将《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打入冷宫，坚持要手工操作。这一举动，在深圳股市的上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圳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市场？人们不敢肯定！因为手工操作无法保证股票市场的诚实，“三公”原则可能会再度遭受蹂躏。那么主管机关某些人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令人遗憾的是，电脑方案最终成了腹中死胎。电脑的运用，并非用简、繁可概括其意义，更无难、易之分。一旦电脑方案真正上马，受损最大的就是那些黑幕中的股票掮客，幕后交易也会遭到重创。电脑只认程序，只要程序合理，符合三公原则，它是最能保护正当交易、最不易“出错”的高技术手段，但居然因那一纸批示而束之高阁。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子宫内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我愤怒之下又写文章，质疑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作用被严重低估与践踏。
1990年我们的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开业，不久便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定为8月18日试业。
试业的前几天，主管部门又以“北京”的名义，说“北京”不同意开业。“北京”不同意开业，深圳市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交易所受命于人民银行。开业问题再次流产，不得不另改时间，改在了10月13日。但在开业的前几天，某行长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汇报内容无从考证，南归深圳之后，10月13日的开业又被扼杀了。
李灏书记拍板
1991年11月20日，我突然接到北京“联办”总经理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们第一个筹备的，可是人家上海交易所已经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啊！”
我核实之后，越想越不对劲。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家，那还需要我们深圳交易所成立吗？
我不得不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要求尽快让交易所进入工作状态，否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难以出世！
李灏书记听完汇报，拍案而起。其实，他比我们都急。
1991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郑良玉召集有关方面人员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
趁书记、市长等主要领导都在，我再度重申事情的严重性。筹备组另外一位负责人禹国刚在汇报交易所的筹备情况时，还当场进行演示。我们一边演示，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电脑的显示屏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嘀嘀答答的闪光引起市领导的兴趣。
最后我汇报说，经过我们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如果实现了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之前有些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环节一直是被人用手工操作。如果这个操作再有一点儿私利混杂其中，搞鬼岂不是举手之劳？
直至此时，市政府主要领导才知道股市混乱、交易所迟迟不能开业的症结所在。今天又看了我们的现场演示，市领导心里也有了底：股市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
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说：“今天就是拍板来的。”
聪明的禹国刚见状，觉得时机已到，再不能放过这次机会，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拍板，我们马上就能开业。”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听了十分高兴。
主管机关一位领导却说：“北京没批，能开吗？”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我很气愤，立即接过话题：“深圳的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我们如果现在把交易所运转起来，把全市交易集中起来管理，现行股市上70％-80%的弊端，我们保证把它干掉。但如果交易所还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可要找你们算账喽！是不是这样？”
“你们能不能开业？”李灏书记急切地问我。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那好，12月1日开业。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书记说，“上海订在12月19日开业，我们比他早18天。”
李灏最后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任何会研究！”
我和禹国刚激动万分！兴奋之情于溢于言表。就这样，12月1日成了交易所上上下下日夜企盼的日子。
挫败“空市”阴谋
1990年11月22日到12月1日，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几天在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几朵难以辨清的浪花，转瞬即逝。然而对交易所筹备组来说，这几天是那么艰难、漫长，并不比前面的几年好过多少！
过去一些证券商因为没有监督，靠黑市交易、黑过户坑害股民。交易所一旦开业，无异于宣判幕后交易的死刑。一些不法证券商将遭受重大损失，这可是切肤之痛。于是，个别证券商暗中勾结，密谋不轨……
1990年12月1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交易所的人们经过历时三年的艰苦工作和焦虑的等待，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我和禹国刚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开业之前，检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证券商的出席代表们都穿上代表衫（红马甲），一个个全来了。
快到上午九点，就要敲响交易所开业的钟声了，交易所的全体员工兴奋之情到了极点。
然而，我却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气氛：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席代表无精打采。我心里隐隐地罩上了一层阴云。
九点钟终于到了，虽然一个个问号还在我心里不停地闪现，但这毕竟是历史性的开端。我拉响了钟声，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为之奋斗了几年的声音，也是新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开市第一钟。喜悦之情在我和禹国刚以及交易所全体员工的脸上流动……
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总会是一阵激烈的争抢价格，以争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钟声已响过好长时间，交易所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这时国际基金部一位经理突然出现在交易所。国际基金部也是证券商之一，亲自跑到交易所，可真是件不寻常的事情。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之外，任何证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
来人顾不得那么多，因为情况紧急，拉上我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头一天就出师不利，第一天就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零。”
我这时才悟出为什么刚才有些证券商（出市代表）的表情异样，原来有人捣鬼。
“都是谁？”我急切地想搞个明白。“你先别问了。你们要做好准备。不过你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能让你们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禹国刚闻听此讯，肺都要气炸了：“把个人私愤发泄在股市上，真是一群败类！”
不能就这样让这群人的阴谋得逞。一定要有对策。绝对不能在第一天造成空市，只要在第一天能有一笔成交，那就是交易所的胜利。
于是，我和禹国刚决定，分兵两路。我先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另一方面禹国刚亲自用车将人行的头儿请来，听听主管机关是什么处理意见。不多时，人民银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如果是这样（造空市），我们就处分他们！”两位处长当即表态，声音很坚定。
整个营业日，直到收盘，没有收到参与密谋的几家证券商的一笔委托。但是，据交易所的调查结果，这一天这几家证券商都接到过委托，就是不往交易所报。这一天，只有国际基金部在交易所做了几笔。
不管怎么说，交易所开业首日总算没有“空市”。虽然全天仅5笔成交（编者注：当时只有深安达完成了托管，所成交的5笔均为深安达），但这足以表明，正义的力量是打不败的。
话又说回来，几家证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我再度来到主管机关，要讨个公平。两位处长却面露难色地说：“处理他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虽说空市没有造成，但是酿造丑闻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此后我也未再追究。因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冲淡了一切的不愉快。
（本文成稿时，王健先生正在病中。在此，我们感谢王健先生的大力支持，并祝这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早日康复。）
图为深交所开业初期交易现场。当时采用的是口头报价白板竞价的交易方式，后来深交所大力发展无纸化交易，红马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整理人：本报记者 吴铭
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我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名称数次更改
上任之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空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无人无钱无办公地点，更无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规。
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编者注：当时王健在创办深发展后退出，未能如愿前往招商银行），我上任以后，先办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筹备工作真是一步一座山，一程一堵墙。然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在短短几个月内，于1990年5月份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只待上级一声令下，交易所便可进入正常运作。
一听说办“股票交易所”，有人立即描绘了一幅幅自杀跳楼的可怕场面，资本主义赌博、大鱼吃小鱼之类的恶言恶语不绝于耳。
深圳人民银行提出叫“交易中心”的代名词，理由是因为怕“交易所”3个字不好批。但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没有含糊其词，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还是批准了筹备组送交的报告，并明示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一点足见市领导的决心——按国际规则打球。
有了市政府的指示，筹备组加快了脚步积极准备。到1990年5月，交易所的店堂装修一新，人员培训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并在指定时间里完成了培训，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恰逢此时，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前来深圳视察。在参观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他说“可以先转起来，先在我那儿备一下案。但你们必须要改个名，叫‘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好。”为了能够顺利地早日开业，交易所筹备组只得考虑更名再报！交易所筹备组以往起草的文件又都统统改名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1990年11月，上海首先打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也积极响应。我再一次找到市政府旧题重谈。筹备组认为言之有理，并且事有先例，上海在先，市政府当然同意。于是，交易所的名字在千回百折之中，磨砺数月，才算得出这样的大号。
起名一事，尚如此周折，开业之事更难！
开业几度延期
1990年5月，深圳股市突然上涨。我们请张鸿义副市长与主管机关领导光临现场观摩电脑演示。如果那时交易所一开业，那么（深圳证券市场）首先进入完全的电子化时代，这无疑宣告了一切幕后交易的终结。
张鸿义看完电脑方案及演示，说：“看来深圳人并不笨。”随后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说：“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做吧？”
我觉得，在电脑交易正式推出之前，一定要制定出一部有关电脑操作的法律条款，于是一部《电脑辅助交易办法》应运而生。洋洋万言的《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丰碑。按照这种“高技术”法规，过去柜台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再无可乘之机。
《电脑辅助交易办法》还在讨论之中，便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首先发难的是那些证券公司。按说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应同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白热化的争执，却隐隐地告之天下，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和矛盾。
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矛盾自然形成。官司打到主管机关，“意见不一”、“由简到繁”、“先易后难”。得，将《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打入冷宫，坚持要手工操作。这一举动，在深圳股市的上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圳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市场？人们不敢肯定！因为手工操作无法保证股票市场的诚实，“三公”原则可能会再度遭受蹂躏。那么主管机关某些人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令人遗憾的是，电脑方案最终成了腹中死胎。电脑的运用，并非用简、繁可概括其意义，更无难、易之分。一旦电脑方案真正上马，受损最大的就是那些黑幕中的股票掮客，幕后交易也会遭到重创。电脑只认程序，只要程序合理，符合三公原则，它是最能保护正当交易、最不易“出错”的高技术手段，但居然因那一纸批示而束之高阁。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子宫内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我愤怒之下又写文章，质疑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作用被严重低估与践踏。
1990年我们的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开业，不久便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定为8月18日试业。
试业的前几天，主管部门又以“北京”的名义，说“北京”不同意开业。“北京”不同意开业，深圳市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交易所受命于人民银行。开业问题再次流产，不得不另改时间，改在了10月13日。但在开业的前几天，某行长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汇报内容无从考证，南归深圳之后，10月13日的开业又被扼杀了。
李灏书记拍板
1991年11月20日，我突然接到北京“联办”总经理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们第一个筹备的，可是人家上海交易所已经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啊！”
我核实之后，越想越不对劲。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家，那还需要我们深圳交易所成立吗？
我不得不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要求尽快让交易所进入工作状态，否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难以出世！
李灏书记听完汇报，拍案而起。其实，他比我们都急。
1991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郑良玉召集有关方面人员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
趁书记、市长等主要领导都在，我再度重申事情的严重性。筹备组另外一位负责人禹国刚在汇报交易所的筹备情况时，还当场进行演示。我们一边演示，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电脑的显示屏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嘀嘀答答的闪光引起市领导的兴趣。
最后我汇报说，经过我们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如果实现了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之前有些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环节一直是被人用手工操作。如果这个操作再有一点儿私利混杂其中，搞鬼岂不是举手之劳？
直至此时，市政府主要领导才知道股市混乱、交易所迟迟不能开业的症结所在。今天又看了我们的现场演示，市领导心里也有了底：股市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
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说：“今天就是拍板来的。”
聪明的禹国刚见状，觉得时机已到，再不能放过这次机会，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拍板，我们马上就能开业。”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听了十分高兴。
主管机关一位领导却说：“北京没批，能开吗？”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我很气愤，立即接过话题：“深圳的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我们如果现在把交易所运转起来，把全市交易集中起来管理，现行股市上70％-80%的弊端，我们保证把它干掉。但如果交易所还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可要找你们算账喽！是不是这样？”
“你们能不能开业？”李灏书记急切地问我。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那好，12月1日开业。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书记说，“上海订在12月19日开业，我们比他早18天。”
李灏最后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任何会研究！”
我和禹国刚激动万分！兴奋之情于溢于言表。就这样，12月1日成了交易所上上下下日夜企盼的日子。
挫败“空市”阴谋
1990年11月22日到12月1日，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几天在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几朵难以辨清的浪花，转瞬即逝。然而对交易所筹备组来说，这几天是那么艰难、漫长，并不比前面的几年好过多少！
过去一些证券商因为没有监督，靠黑市交易、黑过户坑害股民。交易所一旦开业，无异于宣判幕后交易的死刑。一些不法证券商将遭受重大损失，这可是切肤之痛。于是，个别证券商暗中勾结，密谋不轨……
1990年12月1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交易所的人们经过历时三年的艰苦工作和焦虑的等待，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我和禹国刚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开业之前，检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证券商的出席代表们都穿上代表衫（红马甲），一个个全来了。
快到上午九点，就要敲响交易所开业的钟声了，交易所的全体员工兴奋之情到了极点。
然而，我却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气氛：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席代表无精打采。我心里隐隐地罩上了一层阴云。
九点钟终于到了，虽然一个个问号还在我心里不停地闪现，但这毕竟是历史性的开端。我拉响了钟声，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为之奋斗了几年的声音，也是新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开市第一钟。喜悦之情在我和禹国刚以及交易所全体员工的脸上流动……
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总会是一阵激烈的争抢价格，以争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钟声已响过好长时间，交易所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这时国际基金部一位经理突然出现在交易所。国际基金部也是证券商之一，亲自跑到交易所，可真是件不寻常的事情。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之外，任何证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
来人顾不得那么多，因为情况紧急，拉上我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头一天就出师不利，第一天就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零。”
我这时才悟出为什么刚才有些证券商（出市代表）的表情异样，原来有人捣鬼。
“都是谁？”我急切地想搞个明白。“你先别问了。你们要做好准备。不过你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能让你们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禹国刚闻听此讯，肺都要气炸了：“把个人私愤发泄在股市上，真是一群败类！”
不能就这样让这群人的阴谋得逞。一定要有对策。绝对不能在第一天造成空市，只要在第一天能有一笔成交，那就是交易所的胜利。
于是，我和禹国刚决定，分兵两路。我先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另一方面禹国刚亲自用车将人行的头儿请来，听听主管机关是什么处理意见。不多时，人民银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如果是这样（造空市），我们就处分他们！”两位处长当即表态，声音很坚定。
整个营业日，直到收盘，没有收到参与密谋的几家证券商的一笔委托。但是，据交易所的调查结果，这一天这几家证券商都接到过委托，就是不往交易所报。这一天，只有国际基金部在交易所做了几笔。
不管怎么说，交易所开业首日总算没有“空市”。虽然全天仅5笔成交（编者注：当时只有深安达完成了托管，所成交的5笔均为深安达），但这足以表明，正义的力量是打不败的。
话又说回来，几家证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我再度来到主管机关，要讨个公平。两位处长却面露难色地说：“处理他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虽说空市没有造成，但是酿造丑闻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此后我也未再追究。因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冲淡了一切的不愉快。
（本文成稿时，王健先生正在病中。在此，我们感谢王健先生的大力支持，并祝这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早日康复。）
图为深交所开业初期交易现场。当时采用的是口头报价白板竞价的交易方式，后来深交所大力发展无纸化交易，红马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口述人：王健(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法人代表和第一任负责人)
整理人：本报记者 吴铭
1989年12月28日，深圳市政府一纸公文，让我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了任命，出任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名称数次更改
上任之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空白。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实在的支持，无人无钱无办公地点，更无任何国内外交易所的资料及法律法规。
为了赌口气，也为了实现自身价值（编者注：当时王健在创办深发展后退出，未能如愿前往招商银行），我上任以后，先办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第二件事是找钱，第三件事是找地方，第四件事就是组织人设计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筹备工作真是一步一座山，一程一堵墙。然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在短短几个月内，于1990年5月份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只待上级一声令下，交易所便可进入正常运作。
一听说办“股票交易所”，有人立即描绘了一幅幅自杀跳楼的可怕场面，资本主义赌博、大鱼吃小鱼之类的恶言恶语不绝于耳。
深圳人民银行提出叫“交易中心”的代名词，理由是因为怕“交易所”3个字不好批。但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没有含糊其词，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还是批准了筹备组送交的报告，并明示叫“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一点足见市领导的决心——按国际规则打球。
有了市政府的指示，筹备组加快了脚步积极准备。到1990年5月，交易所的店堂装修一新，人员培训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并在指定时间里完成了培训，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恰逢此时，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前来深圳视察。在参观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他说“可以先转起来，先在我那儿备一下案。但你们必须要改个名，叫‘深圳证券交易市场’比较好。”为了能够顺利地早日开业，交易所筹备组只得考虑更名再报！交易所筹备组以往起草的文件又都统统改名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
1990年11月，上海首先打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也积极响应。我再一次找到市政府旧题重谈。筹备组认为言之有理，并且事有先例，上海在先，市政府当然同意。于是，交易所的名字在千回百折之中，磨砺数月，才算得出这样的大号。
起名一事，尚如此周折，开业之事更难！
开业几度延期
1990年5月，深圳股市突然上涨。我们请张鸿义副市长与主管机关领导光临现场观摩电脑演示。如果那时交易所一开业，那么（深圳证券市场）首先进入完全的电子化时代，这无疑宣告了一切幕后交易的终结。
张鸿义看完电脑方案及演示，说：“看来深圳人并不笨。”随后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说：“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做吧？”
我觉得，在电脑交易正式推出之前，一定要制定出一部有关电脑操作的法律条款，于是一部《电脑辅助交易办法》应运而生。洋洋万言的《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丰碑。按照这种“高技术”法规，过去柜台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再无可乘之机。
《电脑辅助交易办法》还在讨论之中，便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首先发难的是那些证券公司。按说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应同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白热化的争执，却隐隐地告之天下，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和矛盾。
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矛盾自然形成。官司打到主管机关，“意见不一”、“由简到繁”、“先易后难”。得，将《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打入冷宫，坚持要手工操作。这一举动，在深圳股市的上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圳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市场？人们不敢肯定！因为手工操作无法保证股票市场的诚实，“三公”原则可能会再度遭受蹂躏。那么主管机关某些人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令人遗憾的是，电脑方案最终成了腹中死胎。电脑的运用，并非用简、繁可概括其意义，更无难、易之分。一旦电脑方案真正上马，受损最大的就是那些黑幕中的股票掮客，幕后交易也会遭到重创。电脑只认程序，只要程序合理，符合三公原则，它是最能保护正当交易、最不易“出错”的高技术手段，但居然因那一纸批示而束之高阁。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子宫内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我愤怒之下又写文章，质疑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作用被严重低估与践踏。
1990年我们的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开业，不久便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定为8月18日试业。
试业的前几天，主管部门又以“北京”的名义，说“北京”不同意开业。“北京”不同意开业，深圳市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交易所受命于人民银行。开业问题再次流产，不得不另改时间，改在了10月13日。但在开业的前几天，某行长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汇报内容无从考证，南归深圳之后，10月13日的开业又被扼杀了。
李灏书记拍板
1991年11月20日，我突然接到北京“联办”总经理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们第一个筹备的，可是人家上海交易所已经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啊！”
我核实之后，越想越不对劲。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家，那还需要我们深圳交易所成立吗？
我不得不再次越级向市委书记李灏汇报，要求尽快让交易所进入工作状态，否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难以出世！
李灏书记听完汇报，拍案而起。其实，他比我们都急。
1991年1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郑良玉召集有关方面人员专门听取“交易所筹备组”的汇报。
趁书记、市长等主要领导都在，我再度重申事情的严重性。筹备组另外一位负责人禹国刚在汇报交易所的筹备情况时，还当场进行演示。我们一边演示，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电脑的显示屏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嘀嘀答答的闪光引起市领导的兴趣。
最后我汇报说，经过我们交易所集中交易，既规范，又能克服许多弊病。如果实现了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之前有些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环节一直是被人用手工操作。如果这个操作再有一点儿私利混杂其中，搞鬼岂不是举手之劳？
直至此时，市政府主要领导才知道股市混乱、交易所迟迟不能开业的症结所在。今天又看了我们的现场演示，市领导心里也有了底：股市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
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说：“今天就是拍板来的。”
聪明的禹国刚见状，觉得时机已到，再不能放过这次机会，马上表示：“只要你们敢拍板，我们马上就能开业。”李灏书记与郑良玉市长听了十分高兴。
主管机关一位领导却说：“北京没批，能开吗？”在场的人都听出话中有话，柔中有刚。空气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我很气愤，立即接过话题：“深圳的证券市场乱到目前这种程度，原因就是证券交易所没有尽早开业，我们如果现在把交易所运转起来，把全市交易集中起来管理，现行股市上70％-80%的弊端，我们保证把它干掉。但如果交易所还不能运转起来，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北京可要找你们算账喽！是不是这样？”
“你们能不能开业？”李灏书记急切地问我。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那好，12月1日开业。还是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好！”李灏书记说，“上海订在12月19日开业，我们比他早18天。”
李灏最后决断：“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开任何会研究！”
我和禹国刚激动万分！兴奋之情于溢于言表。就这样，12月1日成了交易所上上下下日夜企盼的日子。
挫败“空市”阴谋
1990年11月22日到12月1日，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几天在历史长河里，不过是几朵难以辨清的浪花，转瞬即逝。然而对交易所筹备组来说，这几天是那么艰难、漫长，并不比前面的几年好过多少！
过去一些证券商因为没有监督，靠黑市交易、黑过户坑害股民。交易所一旦开业，无异于宣判幕后交易的死刑。一些不法证券商将遭受重大损失，这可是切肤之痛。于是，个别证券商暗中勾结，密谋不轨……
1990年12月1日，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交易所的人们经过历时三年的艰苦工作和焦虑的等待，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我和禹国刚很早就到交易大堂，在开业之前，检查一下最后的工作。证券商的出席代表们都穿上代表衫（红马甲），一个个全来了。
快到上午九点，就要敲响交易所开业的钟声了，交易所的全体员工兴奋之情到了极点。
然而，我却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气氛：一些证券公司的出席代表无精打采。我心里隐隐地罩上了一层阴云。
九点钟终于到了，虽然一个个问号还在我心里不停地闪现，但这毕竟是历史性的开端。我拉响了钟声，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为之奋斗了几年的声音，也是新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开市第一钟。喜悦之情在我和禹国刚以及交易所全体员工的脸上流动……
按常规，钟声响过之后，总会是一阵激烈的争抢价格，以争得客户。但第一天试业的深圳股市，却一反常态，钟声已响过好长时间，交易所冷冷清清，居然没有委托电话打入。
这时国际基金部一位经理突然出现在交易所。国际基金部也是证券商之一，亲自跑到交易所，可真是件不寻常的事情。按理，在交易所营业时，除本公司的出市代表之外，任何证券商不得进入交易大厅。
来人顾不得那么多，因为情况紧急，拉上我和禹国刚到一个角落。“我告诉你们，‘老三家’昨天密谋串通好了，今天准备给你们来个‘空市’，让你们头一天就出师不利，第一天就让你们一笔也成交不了，开市就是零。”
我这时才悟出为什么刚才有些证券商（出市代表）的表情异样，原来有人捣鬼。
“都是谁？”我急切地想搞个明白。“你先别问了。你们要做好准备。不过你放心，我会让我们的出市代表做几笔的，绝不能让你们第一天开业就空市。”
禹国刚闻听此讯，肺都要气炸了：“把个人私愤发泄在股市上，真是一群败类！”
不能就这样让这群人的阴谋得逞。一定要有对策。绝对不能在第一天造成空市，只要在第一天能有一笔成交，那就是交易所的胜利。
于是，我和禹国刚决定，分兵两路。我先派人到各证券公司，暗查一下有没有报单；另一方面禹国刚亲自用车将人行的头儿请来，听听主管机关是什么处理意见。不多时，人民银行的两位处长被接到了交易所。“如果是这样（造空市），我们就处分他们！”两位处长当即表态，声音很坚定。
整个营业日，直到收盘，没有收到参与密谋的几家证券商的一笔委托。但是，据交易所的调查结果，这一天这几家证券商都接到过委托，就是不往交易所报。这一天，只有国际基金部在交易所做了几笔。
不管怎么说，交易所开业首日总算没有“空市”。虽然全天仅5笔成交（编者注：当时只有深安达完成了托管，所成交的5笔均为深安达），但这足以表明，正义的力量是打不败的。
话又说回来，几家证券商之间的密谋，已成事实。我再度来到主管机关，要讨个公平。两位处长却面露难色地说：“处理他们，还得和主管行长商量。算了吧，下不为例。”
虽说空市没有造成，但是酿造丑闻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此后我也未再追究。因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冲淡了一切的不愉快。
（本文成稿时，王健先生正在病中。在此，我们感谢王健先生的大力支持，并祝这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拓者与先行者早日康复。）
图为深交所开业初期交易现场。当时采用的是口头报价白板竞价的交易方式，后来深交所大力发展无纸化交易，红马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