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方伯谦修筑威远炮台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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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改动

方伯谦修筑威远炮台考略
吉辰

引言


1884年,时任北洋海军“威远”舰管带的方伯谦奉命在旅顺口修筑了威远炮台,这是一段无可争议的史实。但是,在近年来为方伯谦翻案的热潮下,筑台一事被某些人士大加渲染和利用,作为标榜方氏才干的一大论据。笔者认为,方氏此举并无特殊意义,不能作为其才能突出的证据,是以撰写本文,以期廓清人为制造的迷雾,真实地体现这一史实,以便对方伯谦进行正确的评价。

一、方伯谦筑台之简要经过


1883年12月,为彻底控制越南,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双方虽于次年5月开始谈判,并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但6月发生的观音桥冲突又使局势恶化。此后,法国驻远东的舰队(包括“东京”和“中国”分舰队,8月合并为远东舰队)开始向中国东南沿海四处渗透,其中重点是基隆和闽江。8月5日,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并派遣陆战队登陆,但于次日被击退。23日,法舰又在闽江马尾歼灭了福州船政局所属的大部舰船。10月1日,法舰再攻基隆,虽然由于清军的主动撤退而将其占领,但对淡水的进犯则被挫败。

在东南狼烟四起的同时,亦有谣言称法舰即将北上。联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直逼京畿的惨痛往事,北方防务确实不容忽视。作为正在建设的海防重镇,施工中的北洋海军旅顺基地开始赶筑炮台,准备应对法舰可能的来袭。截至1885年,除了1883年已经竣工的黄金山炮台(此后亦有后期工程)外,旅顺另筑成大小海防炮台9座[1]。

其中,位于旅顺口西岸,老虎尾西南小山上的一座炮台,为北洋海军“威远”练习舰管带方伯谦所修筑。该炮台修筑于1884年,建成之后“即暂用该船之炮及炮手弁目,由方都司督守”[2]。炮台原本无名,仅被称为“土炮台”,后以方氏所带军舰之名命名为威远炮台,其所耗经费为3425余两[3]。

二、部分论者对筑台的评价


最早着重论述修筑威远炮台一事,并以此作为正面评价方伯谦之论据的,当属刊行于1895年的《冤海述闻》一书(据戚其章先生考证,该书作者“冤海述闻客”应为北洋海军“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4])。书中言道:“洋员德人汉纳根以旅顺筑炮台事与方管带素有嫌隙(甲申,法人肇衅,方时带威远练船在旅顺防守,请于险要处建造炮台,既成,名曰威远炮台,为费仅数千两。先是,旅顺炮台多汉纳根所造,每台开费数万两。至是相形见绌,衔之。后此汉纳根复筑炮台,开费亦降)。”[5]这一记载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据此对方伯谦进行评价。譬如,姜鸣先生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写道:“中法战争时,他(方伯谦)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烟台,因用费低廉而颇得好评。”[6]这段论述,显然源自《冤海述闻》。或者是因为考虑到了《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姜先生对此采取了相当审慎的态度,基本上只是照录记载,没有加以发挥。而对于汉纳根因筑台与方伯谦结怨的说法,姜先生也没有采信。然而,另外一些论者则没有这样稳重。台湾海军退休中将林濂藩在《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一文中称:“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时年33岁(按,林文误,应为32岁),因发生中法甲申战争,方伯谦奉命,在旅顺构筑威远炮台,筑台完成并兼职防守。前此我国沿海炮台之构筑,均系借重外国人代为设计督造,而我国国人不与焉。例如:威海与旅顺两港沿岸炮台不下数十座,除威远炮台外,均系委请德人汉纳根(即黄海海战时舰队副提督)所代建,但构建费用远为昂贵(请参看附表旅顺炮台工程费用一览表)。据云方伯谦督造威远炮台完成后,汉纳根建造费用即为之滑落,此或是汉纳根与方伯谦不睦原因之所在。”[7]林文不仅完全照搬了《冤海述闻》的记载,而且还给方伯谦戴上了一顶“首创自主”的桂冠,将筑台一事列为方氏“可行以传世”的五事之一。

其他论者也有相似的观点,如戴学稷先生认为,“威远炮台的建成,开创了中国人主持修建近代化炮台的先例,张扬了中华民族的志气”[8]。而2003年《福州晚报》刊载的《破解方伯谦冤死之谜》一文,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拔高,声称“方伯谦是近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海军将领之一,曾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海防炮台“威远炮台”[9]。

最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中,在“方伯谦简介”部分,也出现了一段与以上引文雷同的评论[10]。

综上所述,有不少论者援引筑台一事作为正面评价方伯谦的论据。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最早论述筑台的“冤海述闻客”起,几乎所有持此论者都具有强烈的为方翻案的倾向。

三、威远炮台的费用问题


以上论者以筑台一事褒扬方伯谦的主要理由,是耗资较少,较汉纳根所造炮台成本低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如上文所述,林濂藩先生在《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一文中论述了筑台问题,并以附表证明汉纳根所造炮台的费用比威远炮台昂贵得多。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林文所附表格,其实源自近代海军史专家王家俭先生《旅顺港建港始末》一文的附表(王文附表比林文附表少“开建日期”、“用款”两项,但其内容散见文中),而刻意增加了“建造人”一项,以突出方伯谦的作用[11]。对此,林文中丝毫未有“引用王文”的说明,俨然据他人成果为己有。为了表明对原创者的尊重,本文一概引用王文资料(王文的统计也有一定问题,详见后文)。王文的统计表明,旅顺口的10座海防炮台中,除了团山和田家屯两处炮台造价未知外,威远炮台的耗资仅超过用费1750余两的田鸡炮台。而从附表上看,威远炮台装备2门150mm重炮,火力颇不弱,不免会让人产生“物美价廉”之感。戴学稷先生因而评论道:“在此之前,我国沿海炮台的建筑,均系依靠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代为设计与督造,其建筑费用都较昂贵。例如旅顺沿岸由德人汉纳根所建的老虎尾炮台化了五千三百多两。而由方伯谦主持修建的这座炮台,规模与老虎尾炮台相当,同设有长炮两架,炮筒口径还较它大3厘米,却只用了三千四百余两,费用节省了三分之一以上。”[12]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罢了。3425余两的费用,乃是炮台于1884年竣工之后的报账。当时的威远炮台,不过是一座十分简陋的“小土炮台”而已。鉴于该炮台的防护薄弱(并无其他一些炮台所具有的土石围墙[13])、火力不强(其最初的武备,是从“威远”舰上拆卸下来的3门小炮,之后又换成“操江”舰上的旧炮[14]),1887年又对它进行了一次改建,包括“添筑石墙并添建子药零件库,改筑炮盘,添改兵房”,耗资3108两,几乎相当于又修建了一座同等规模的炮台[15]。其中,“改筑炮盘”一项,显然是为换装150mm炮做准备的。这次改建,与方伯谦毫无瓜葛。自此之后,威远炮台才成为一座有相当价值的炮台。可见,戴文那样的评价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王文对炮台费用的统计未曾包括1887年改建的耗资(除了威远炮台外,馒头山、老虎尾、蛮子营等炮台同期也进行了改建),可谓缺憾之处。不过文中称威远炮台“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八月初八日全台告竣,计用款三千四百余两”,虽然不全面,但这样说是不错的。而林文修改了王文的附表,使3400余两的用款与2门150mm炮的武备直接挂钩,这就错得离谱了。

海军老兵王宜林先生自称曾赴旅顺实地调查,声言威远炮台“迄今仍坚固完好”,并拍摄照片为证[16],以褒扬方伯谦修筑有方。且不论王先生所见的是否真为这座炮台(王称该炮台有5个炮位,而威远炮台最终只设置了2个炮位),即使威远炮台现在的确坚固,这份功劳也不能算在方氏头上。如上所述,炮台的改建与方氏无干。而且,俄国强租旅大之后,对旅顺海岸炮台在原基础上进行了整修。在这重重加工之下,人们已经根本无法见到方氏筑台时的那座“小土炮台”的原貌。总之,要说方伯谦修筑的威远炮台(即改建之前的炮台)物美价廉,实在是不合事实的[17]。顺便一提,如果非要在建筑经费上比赛省钱的话,当时天津武备学堂修筑的一座炮台足以将威远炮台结结实实地比下去——这座炮台仅仅耗资129余两[18]。

附旅顺口炮台表(引自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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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远炮台的意义问题


在探讨了费用问题之后,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威远炮台是否具有首创性的意义。

首先可以肯定,“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海防炮台”这种提法绝对是错误的,不值一驳。中国自主设计修筑海防炮台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威远炮台无论如何也排不到第一。

那么,加上一个定语,威远炮台是否可以称为“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近代化海防炮台”(如戴学稷先生的提法)呢?笔者认为,这是同样讲不通的。

早在威远炮台修筑的数十年前,西方的近代化炮台技术已经传入中国。魏源所编著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即收有闽人丁拱辰撰写的《西洋低后曲折炮台图说》、《西洋圆形炮台图说》两篇介绍西方炮台技术的文章。而德国军官希理哈所著《防海新论》在中国的翻译和刊行(中译本印行于19世纪70年代初),更对当时的炮台建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此外,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1877—1878年任职期间,也引进了一些西方炮台技术,并成功促进了国内炮台技术的改良[20]。

在这些技术的指导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炮台,较早的如淮军将领吴宏洛于1874—1877年在吴淞南石塘等地修筑的炮台群[21]。修筑于1884年的威远炮台,岂能称得上“第一”?

另外,威远炮台为方伯谦自己所设计的说法,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实这一论点。李鸿章的相关奏折是这样陈述的:“威远练船管带官建筑旅顺口西岸小土炮台”[22],并未提及“自行设计”。而在方伯谦自撰的《益堂年谱》中,也只是简单地记载“(光绪十年)六月,船在旅顺,建威远炮台而守之”而已[23]。可以想见,如果炮台真是出自方氏自己的手笔,对于这件值得炫耀的功劳,他必定会在年谱中大书特书一番。其次,方伯谦是作为海军指挥人员被培养出来的,并未接受过军事工程方面的教育,很难想象,他能够无师自通地设计一座近代炮台。

而当时负责统筹旅顺工程全局的袁保龄在禀文中对此是这样陈述的:“丁镇饬威远练船方都司伯谦承修小土炮台一座”[24]。很明显,方伯谦在筑台中发挥的作用只是“承修”而已,即作为一位“施工队长”督率工人进行施工。从这段记载中也可看出,修筑威远炮台是丁汝昌所指示的,而非《冤海述闻》所言,为方氏主动请缨。

可见,威远炮台在晚清的海防炮台中,是十分平常的一员,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可言。

五、方氏是否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


至于《冤海述闻》所云方伯谦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一事,笔者认为也是不足采信的。如前所述,方伯谦所建的威远炮台虽然耗资不多,但仅仅是一座“小土炮台”,根本无法与汉纳根亲自规划的黄金山、蛮子营、馒头山诸炮台相提并论。作为修筑炮台的行家,德国工兵上尉汉纳根绝不至于因为此事与方伯谦有所龃龉。

而且,事实也绝非《冤海述闻》所记载的“后此汉纳根复筑炮台,开费亦降”。譬如,牧猪礁(一作母猪礁)炮台建于1885年,是在方伯谦修建威远炮台之后。而该炮台耗资19039余两,大大超出威远炮台的用款[25]。可见,汉纳根根本没有因为感到“相形见绌”而在炮台建设费用上刻意削减。

再联系《冤海述闻》一书的写作目的与可信程度[26],只能认为,方氏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的说法,完全为作者所杜撰,其目的是证明汉纳根有挟私报复方伯谦的动机,以佐证方伯谦“蒙冤”的观点。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方伯谦所修筑的威远炮台称不上“物美价廉”;第二,威远炮台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海防炮台,没有任何“首创”的意义;第三,汉纳根没有因为威远炮台耗资较少而与方伯谦结怨。总之,筑台一事不能算作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给方氏带来什么后患。当然,无论如何,方伯谦在旅顺口加紧建设防务之时是出了力的,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是,评价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如“开创了中国人主持修建近代化炮台的先例,张扬了中华民族的志气”这样的美誉,距离事实未免太远了。笔者衷心希望,在方伯谦问题的研究中,论者们都能够摒弃个人倾向的影响,还原一个真实的方伯谦。

[1]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页

[2]《修筑土炮台工程完竣禀》(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引自张本义、吴青云主编:《甲午旅大文献》,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8页

[4]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7页

[5]《冤海述闻》,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86页

[6]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1页

[7]林濂藩:《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林伟功,黄国盛主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8]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50页

[9]刘琳:《破解方伯谦冤死之谜》,2003年3月16日《福州晚报》

[10]王宜林编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1]林文是为1991年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而写作的,而王文为作者所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中之一篇,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12]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50页

[13]可将威远炮台与黄金山炮台、馒头山炮台的经费报销内容作一比较,见《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8—2309页

[14]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15]《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5页

[16]王宜林编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

[17]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有所论述,见陈悦:《扭曲的利刃——“济远”级穹甲巡洋舰》,《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年版,第38页

[18]《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4页

[19]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0—402页

[20]张宇权:《论晚清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德国的活动与思想》,《德国研究》2004年第4期,第33页

[21]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9页

[22]《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8页

[23]《益堂年谱》,林伟功,黄国盛主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附录一,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

[24]《修筑土炮台工程完竣禀》(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引自张本义、吴青云主编:《甲午旅大文献》,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承修”一语,又见《黄金台培土并拟筑馒头山炮台禀》(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第6页

[25]《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7页

[26]参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7页本文发表于《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改动

方伯谦修筑威远炮台考略
吉辰
引言

1884年,时任北洋海军“威远”舰管带的方伯谦奉命在旅顺口修筑了威远炮台,这是一段无可争议的史实。但是,在近年来为方伯谦翻案的热潮下,筑台一事被某些人士大加渲染和利用,作为标榜方氏才干的一大论据。笔者认为,方氏此举并无特殊意义,不能作为其才能突出的证据,是以撰写本文,以期廓清人为制造的迷雾,真实地体现这一史实,以便对方伯谦进行正确的评价。

一、方伯谦筑台之简要经过

1883年12月,为彻底控制越南,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双方虽于次年5月开始谈判,并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但6月发生的观音桥冲突又使局势恶化。此后,法国驻远东的舰队(包括“东京”和“中国”分舰队,8月合并为远东舰队)开始向中国东南沿海四处渗透,其中重点是基隆和闽江。8月5日,法舰炮轰基隆炮台,并派遣陆战队登陆,但于次日被击退。23日,法舰又在闽江马尾歼灭了福州船政局所属的大部舰船。10月1日,法舰再攻基隆,虽然由于清军的主动撤退而将其占领,但对淡水的进犯则被挫败。

在东南狼烟四起的同时,亦有谣言称法舰即将北上。联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直逼京畿的惨痛往事,北方防务确实不容忽视。作为正在建设的海防重镇,施工中的北洋海军旅顺基地开始赶筑炮台,准备应对法舰可能的来袭。截至1885年,除了1883年已经竣工的黄金山炮台(此后亦有后期工程)外,旅顺另筑成大小海防炮台9座[1]。

其中,位于旅顺口西岸,老虎尾西南小山上的一座炮台,为北洋海军“威远”练习舰管带方伯谦所修筑。该炮台修筑于1884年,建成之后“即暂用该船之炮及炮手弁目,由方都司督守”[2]。炮台原本无名,仅被称为“土炮台”,后以方氏所带军舰之名命名为威远炮台,其所耗经费为3425余两[3]。

二、部分论者对筑台的评价

最早着重论述修筑威远炮台一事,并以此作为正面评价方伯谦之论据的,当属刊行于1895年的《冤海述闻》一书(据戚其章先生考证,该书作者“冤海述闻客”应为北洋海军“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4])。书中言道:“洋员德人汉纳根以旅顺筑炮台事与方管带素有嫌隙(甲申,法人肇衅,方时带威远练船在旅顺防守,请于险要处建造炮台,既成,名曰威远炮台,为费仅数千两。先是,旅顺炮台多汉纳根所造,每台开费数万两。至是相形见绌,衔之。后此汉纳根复筑炮台,开费亦降)。”[5]这一记载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据此对方伯谦进行评价。譬如,姜鸣先生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写道:“中法战争时,他(方伯谦)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烟台,因用费低廉而颇得好评。”[6]这段论述,显然源自《冤海述闻》。或者是因为考虑到了《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姜先生对此采取了相当审慎的态度,基本上只是照录记载,没有加以发挥。而对于汉纳根因筑台与方伯谦结怨的说法,姜先生也没有采信。然而,另外一些论者则没有这样稳重。台湾海军退休中将林濂藩在《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一文中称:“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时年33岁(按,林文误,应为32岁),因发生中法甲申战争,方伯谦奉命,在旅顺构筑威远炮台,筑台完成并兼职防守。前此我国沿海炮台之构筑,均系借重外国人代为设计督造,而我国国人不与焉。例如:威海与旅顺两港沿岸炮台不下数十座,除威远炮台外,均系委请德人汉纳根(即黄海海战时舰队副提督)所代建,但构建费用远为昂贵(请参看附表旅顺炮台工程费用一览表)。据云方伯谦督造威远炮台完成后,汉纳根建造费用即为之滑落,此或是汉纳根与方伯谦不睦原因之所在。”[7]林文不仅完全照搬了《冤海述闻》的记载,而且还给方伯谦戴上了一顶“首创自主”的桂冠,将筑台一事列为方氏“可行以传世”的五事之一。

其他论者也有相似的观点,如戴学稷先生认为,“威远炮台的建成,开创了中国人主持修建近代化炮台的先例,张扬了中华民族的志气”[8]。而2003年《福州晚报》刊载的《破解方伯谦冤死之谜》一文,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拔高,声称“方伯谦是近代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海军将领之一,曾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海防炮台“威远炮台”[9]。

最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一书中,在“方伯谦简介”部分,也出现了一段与以上引文雷同的评论[10]。

综上所述,有不少论者援引筑台一事作为正面评价方伯谦的论据。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最早论述筑台的“冤海述闻客”起,几乎所有持此论者都具有强烈的为方翻案的倾向。

三、威远炮台的费用问题

以上论者以筑台一事褒扬方伯谦的主要理由,是耗资较少,较汉纳根所造炮台成本低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如上文所述,林濂藩先生在《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一文中论述了筑台问题,并以附表证明汉纳根所造炮台的费用比威远炮台昂贵得多。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林文所附表格,其实源自近代海军史专家王家俭先生《旅顺港建港始末》一文的附表(王文附表比林文附表少“开建日期”、“用款”两项,但其内容散见文中),而刻意增加了“建造人”一项,以突出方伯谦的作用[11]。对此,林文中丝毫未有“引用王文”的说明,俨然据他人成果为己有。为了表明对原创者的尊重,本文一概引用王文资料(王文的统计也有一定问题,详见后文)。王文的统计表明,旅顺口的10座海防炮台中,除了团山和田家屯两处炮台造价未知外,威远炮台的耗资仅超过用费1750余两的田鸡炮台。而从附表上看,威远炮台装备2门150mm重炮,火力颇不弱,不免会让人产生“物美价廉”之感。戴学稷先生因而评论道:“在此之前,我国沿海炮台的建筑,均系依靠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代为设计与督造,其建筑费用都较昂贵。例如旅顺沿岸由德人汉纳根所建的老虎尾炮台化了五千三百多两。而由方伯谦主持修建的这座炮台,规模与老虎尾炮台相当,同设有长炮两架,炮筒口径还较它大3厘米,却只用了三千四百余两,费用节省了三分之一以上。”[12]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罢了。3425余两的费用,乃是炮台于1884年竣工之后的报账。当时的威远炮台,不过是一座十分简陋的“小土炮台”而已。鉴于该炮台的防护薄弱(并无其他一些炮台所具有的土石围墙[13])、火力不强(其最初的武备,是从“威远”舰上拆卸下来的3门小炮,之后又换成“操江”舰上的旧炮[14]),1887年又对它进行了一次改建,包括“添筑石墙并添建子药零件库,改筑炮盘,添改兵房”,耗资3108两,几乎相当于又修建了一座同等规模的炮台[15]。其中,“改筑炮盘”一项,显然是为换装150mm炮做准备的。这次改建,与方伯谦毫无瓜葛。自此之后,威远炮台才成为一座有相当价值的炮台。可见,戴文那样的评价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王文对炮台费用的统计未曾包括1887年改建的耗资(除了威远炮台外,馒头山、老虎尾、蛮子营等炮台同期也进行了改建),可谓缺憾之处。不过文中称威远炮台“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八月初八日全台告竣,计用款三千四百余两”,虽然不全面,但这样说是不错的。而林文修改了王文的附表,使3400余两的用款与2门150mm炮的武备直接挂钩,这就错得离谱了。

海军老兵王宜林先生自称曾赴旅顺实地调查,声言威远炮台“迄今仍坚固完好”,并拍摄照片为证[16],以褒扬方伯谦修筑有方。且不论王先生所见的是否真为这座炮台(王称该炮台有5个炮位,而威远炮台最终只设置了2个炮位),即使威远炮台现在的确坚固,这份功劳也不能算在方氏头上。如上所述,炮台的改建与方氏无干。而且,俄国强租旅大之后,对旅顺海岸炮台在原基础上进行了整修。在这重重加工之下,人们已经根本无法见到方氏筑台时的那座“小土炮台”的原貌。总之,要说方伯谦修筑的威远炮台(即改建之前的炮台)物美价廉,实在是不合事实的[17]。顺便一提,如果非要在建筑经费上比赛省钱的话,当时天津武备学堂修筑的一座炮台足以将威远炮台结结实实地比下去——这座炮台仅仅耗资129余两[18]。

附旅顺口炮台表(引自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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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远炮台的意义问题

在探讨了费用问题之后,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威远炮台是否具有首创性的意义。

首先可以肯定,“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海防炮台”这种提法绝对是错误的,不值一驳。中国自主设计修筑海防炮台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威远炮台无论如何也排不到第一。

那么,加上一个定语,威远炮台是否可以称为“中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近代化海防炮台”(如戴学稷先生的提法)呢?笔者认为,这是同样讲不通的。

早在威远炮台修筑的数十年前,西方的近代化炮台技术已经传入中国。魏源所编著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即收有闽人丁拱辰撰写的《西洋低后曲折炮台图说》、《西洋圆形炮台图说》两篇介绍西方炮台技术的文章。而德国军官希理哈所著《防海新论》在中国的翻译和刊行(中译本印行于19世纪70年代初),更对当时的炮台建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此外,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1877—1878年任职期间,也引进了一些西方炮台技术,并成功促进了国内炮台技术的改良[20]。

在这些技术的指导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炮台,较早的如淮军将领吴宏洛于1874—1877年在吴淞南石塘等地修筑的炮台群[21]。修筑于1884年的威远炮台,岂能称得上“第一”?

另外,威远炮台为方伯谦自己所设计的说法,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实这一论点。李鸿章的相关奏折是这样陈述的:“威远练船管带官建筑旅顺口西岸小土炮台”[22],并未提及“自行设计”。而在方伯谦自撰的《益堂年谱》中,也只是简单地记载“(光绪十年)六月,船在旅顺,建威远炮台而守之”而已[23]。可以想见,如果炮台真是出自方氏自己的手笔,对于这件值得炫耀的功劳,他必定会在年谱中大书特书一番。其次,方伯谦是作为海军指挥人员被培养出来的,并未接受过军事工程方面的教育,很难想象,他能够无师自通地设计一座近代炮台。

而当时负责统筹旅顺工程全局的袁保龄在禀文中对此是这样陈述的:“丁镇饬威远练船方都司伯谦承修小土炮台一座”[24]。很明显,方伯谦在筑台中发挥的作用只是“承修”而已,即作为一位“施工队长”督率工人进行施工。从这段记载中也可看出,修筑威远炮台是丁汝昌所指示的,而非《冤海述闻》所言,为方氏主动请缨。

可见,威远炮台在晚清的海防炮台中,是十分平常的一员,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可言。

五、方氏是否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

至于《冤海述闻》所云方伯谦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一事,笔者认为也是不足采信的。如前所述,方伯谦所建的威远炮台虽然耗资不多,但仅仅是一座“小土炮台”,根本无法与汉纳根亲自规划的黄金山、蛮子营、馒头山诸炮台相提并论。作为修筑炮台的行家,德国工兵上尉汉纳根绝不至于因为此事与方伯谦有所龃龉。

而且,事实也绝非《冤海述闻》所记载的“后此汉纳根复筑炮台,开费亦降”。譬如,牧猪礁(一作母猪礁)炮台建于1885年,是在方伯谦修建威远炮台之后。而该炮台耗资19039余两,大大超出威远炮台的用款[25]。可见,汉纳根根本没有因为感到“相形见绌”而在炮台建设费用上刻意削减。

再联系《冤海述闻》一书的写作目的与可信程度[26],只能认为,方氏因筑台与汉纳根结怨的说法,完全为作者所杜撰,其目的是证明汉纳根有挟私报复方伯谦的动机,以佐证方伯谦“蒙冤”的观点。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方伯谦所修筑的威远炮台称不上“物美价廉”;第二,威远炮台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海防炮台,没有任何“首创”的意义;第三,汉纳根没有因为威远炮台耗资较少而与方伯谦结怨。总之,筑台一事不能算作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给方氏带来什么后患。当然,无论如何,方伯谦在旅顺口加紧建设防务之时是出了力的,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是,评价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如“开创了中国人主持修建近代化炮台的先例,张扬了中华民族的志气”这样的美誉,距离事实未免太远了。笔者衷心希望,在方伯谦问题的研究中,论者们都能够摒弃个人倾向的影响,还原一个真实的方伯谦。

[1]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页

[2]《修筑土炮台工程完竣禀》(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引自张本义、吴青云主编:《甲午旅大文献》,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8页

[4]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7页

[5]《冤海述闻》,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86页

[6]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1页

[7]林濂藩:《论方伯谦被杀冤案问题——甲午海战系列之一》,林伟功,黄国盛主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8]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50页

[9]刘琳:《破解方伯谦冤死之谜》,2003年3月16日《福州晚报》

[10]王宜林编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1]林文是为1991年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而写作的,而王文为作者所著《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中之一篇,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12]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50页

[13]可将威远炮台与黄金山炮台、馒头山炮台的经费报销内容作一比较,见《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8—2309页

[14]王家俭:《旅顺港建港始末》,《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15]《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5页

[16]王宜林编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

[17]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有所论述,见陈悦:《扭曲的利刃——“济远”级穹甲巡洋舰》,《北洋海军舰船志》,《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年版,第38页

[18]《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5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4页

[19]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0—402页

[20]张宇权:《论晚清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德国的活动与思想》,《德国研究》2004年第4期,第33页

[21]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9页

[22]《海防经费报销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8页

[23]《益堂年谱》,林伟功,黄国盛主编:《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附录一,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

[24]《修筑土炮台工程完竣禀》(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丁振铎编:《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引自张本义、吴青云主编:《甲午旅大文献》,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承修”一语,又见《黄金台培土并拟筑馒头山炮台禀》(光绪十年七月十二日),第6页

[25]《海防用款立案折》(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栾兆鹏主编:《李鸿章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7页

[26]参见戚其章:《冤海述闻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7页
顶小羊的帖子~~~~
天驱老大满噻!:victory:
这种帖子要顶,这才是CD的品质
:$ 赌王过奖了,与海研的众位老大相比,区区还未够班口牙
弱弱的问一下:
    为什么这几年为方伯谦翻案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方的后代是富有的海外侨胞的缘故?
]]
遗臭万年的败类, 只要倭 寇不灭, 这个名字就要永远发臭下去.
有资料,消息说明。
好东西阿/
江阴海空战,方伯谦的侄儿方莹把自己绑在舰桥上,发誓不作方伯谦第二;
从这一点来说,方的后人是争气的
原帖由 kgb1059 于 2008-8-1 01:32 发表
江阴海空战,方伯谦的侄儿方莹把自己绑在舰桥上,发誓不作方伯谦第二;
从这一点来说,方的后人是争气的


这个是谣传。当时方莹担任的是黄鄂区要塞第一台台长之职,不在舰上。
当然,方莹在抗战中的表现值得尊敬,可惜的是方老太太为了给伯公翻案还扯上了父亲,说父亲教导他伯公是被陷害的云云,这对方莹的名声没有好处。
其实,方跑跑的怯懦无损方莹的勇敢,在方莹接收日本降舰的那一刻,方跑跑给方家带来的耻辱已然洗清,但方老太太不怎么歌颂父亲,反而对为伯公翻案更感兴趣,这样自己翻历史旧账,只能把方家的名声越抹越黑。
原帖由 zcw 于 2008-8-1 09:08 发表
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各位大大要是不同意呢就删了,请不要谩骂,谢谢合作,以严谨的历史态度,仅代表个人意见。其实历史都是后人写的,他要是想把一个人写坏太容易了,或多或少存在个人感情,就像英国做过一个试 ...


同学,没有人说方跑跑一无是处,他能出国留学说明他是好学生,他逃跑说明他不是好舰长,如此而已。
邓世昌养狗的问题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世界各国军舰上的宠物凑起来差不多可以开个动物园,凭什么邓大人养个太阳就要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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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海军还有这传统的啊,确实不知,谢谢楼上科普,不过貌似现在没了,为什么呢?
原帖由 zcw 于 2008-8-1 11:41 发表
原来海军还有这传统的啊,确实不知,谢谢楼上科普,不过貌似现在没了,为什么呢?

应该说一方面是海军管理日趋规范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军舰居住条件的改善有关。舰上的休闲娱乐手段增加了,就不一定要靠养宠物来活跃气氛。不过,据说现在人民海军有些军辅船上还养猫来抓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