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朱毛会师：中国红军和革命突破性进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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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7月14日 10:10人民网
八十年前，在中国南部江西宁冈县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朱毛会师（亦称砻市会师、井冈山会师）。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朱毛会师”这一特别用语，一直成为崇高的、充满含金量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光辉名词，闪现在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语汇中。虽然“文革”时期她曾一度被蒙上阴影，但拂去阴霾，她又以更加闪光、亮丽的身姿出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在纪念“朱毛会师”八十周年的时光里，回顾和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应如何以新的视野评价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呢？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解读，商于学界同仁。
朱毛会师的伟大壮举，举起了中国革命低潮中一面坚持斗争、鲜艳夺目的大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跌入谷底。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余人，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指出的，那时“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
大革命失败的阴霾笼罩，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战友的尸体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着。
在继续战斗的共产党人群体中，有两个伟人。他们高举革命旗帜，历尽艰难困苦，意志坚定地带领着两支起义后失败的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涌动、汇聚，随后快速发展壮大。这两个伟人，就是毛泽东、朱德。
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中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全权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朱德在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撤守三河坝，带领南昌起义余部游击闽粤赣边境，在陈毅协助下，经过“赣南三整”后，领导发动了湖南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挺进，成为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朱、毛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亲切会见，随即畅谈“文星阁”，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时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双龙聚首龙江畔，联袂雄踞井冈山，演绎出中国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史学界称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双雄”，笔者以为，这只能就本地域而言。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朱德、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井冈双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双雄”。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重要史实问题，就是朱毛会师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依据回忆录确定的1928年4月28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发现此说与史实不符，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了三个“新说”:一是“4月上旬说”（张国琦），二是“4月中旬说”（陈伙成），三是“4月24日前后说”（中央文献室）。我和陈钢合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包括2007年修订新版）一书中审慎采用的是第三说，即1928年4月24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会师日，除了不仅是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的口径外，经我们考证，主要依据是两个历史文献资料:一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央的信》写道:“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二是国民党追剿部队第十三军第二师周参谋长梗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23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上述正反两则文献表明，江西省委于4月25日即向中央报告朱毛两部确已“会合”，可肯定在25日前会师；国民党追剿部队报告朱毛部已于4月23日撤离酃县接龙桥战斗，从酃县接龙桥到宁冈砻市，一日可到。据此大体可判断确定:朱毛会师在4月24日。当然，如有新的史料披露，会师的准确时间还是可以讨论的。
朱毛会师，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朱毛会师高举起一面坚持斗争、雄踞井冈的鲜艳夺目的大旗，给全国民众树立了对革命的信仰，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朱毛会师后的军事大捷，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朱德部上山前，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已在井冈山苦心经营半年之久，取得了新城战斗（第一次击破赣敌“进剿”）等重大胜利，创建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朱德所说的“五破围攻”的军事胜利，特别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都发生在朱毛会师之后的四个月内。这五次大胜是:
首战五斗江。朱毛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却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朱毛两军刚一会师，赣敌闻讯，想夺首功。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七十九团、八十一团，于4月底从永新开拔，从七溪岭、拿山、五斗江迂回侧击，合围宁冈。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巧妙部署，设定包围圈，溃敌于五斗江，并乘胜追击，一占永新。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报告:“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此役“缴枪三百支”，敌溃逃吉安，红军第二次击破赣敌“进剿”。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部”、“朱部”的战绩。
二战草市坳。红军攻占永新城后，蒋介石急令湘赣两省国军“加紧剿匪，不得有误。”江西国民党省府主席朱培德命令杨如轩率全师从吉安返攻永新，加调王均第七师一个团、杨池生第九师一个团，合围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率部主动撤离永新，避敌锋芒，退回根据地中心宁冈，随即奔袭高陇，设伏草市坳黑栋山，于5月19日获大胜。是役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师部，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伤敌师长杨如轩，缴获山炮、迫击炮9门和大批枪支弹药及20余担银洋，红军第三次击破赣敌“进剿”，乘胜二占永新。
三战龙源口。同年6月底，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九师三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共五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红四军退至宁冈，部署迎敌方略。6月23日这一天，大雾迷漫，红四军和边界农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袁文才等领导下，在新、老七溪岭激战一日后，于龙源口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红军乘胜三占永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永新困敌。1928年7月下旬，在湖南省委“左”倾错误的指令下，红军大队（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兵败郴州。井冈山根据地内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蒋介石下令湘敌吴尚第八军、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个团，协同“会剿”井冈山。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等领导、组织红三十一团和永新万余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地内达25天之久。永新困敌遏制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观。
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大队在湘南遭受“八月失败”后，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奉命调集7个团，通电合谋，“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湘敌吴尚部3个团、赣敌王均部1个团进逼井冈山时，红军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在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领导下，发动群众构筑五道防线，凭险抵抗，于8月30日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击破了湘赣敌人的第二次“会剿”，又一次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毛泽东称此役为“边界名战之一”，吟就了《西江月·井冈山》的著名词篇。
由此可见，朱毛会师后，在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永新、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五次击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大大地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并得到了巩固发展。这是毛泽东、朱德的军事领导才干和指挥艺术的杰作。
朱毛会师后的红色劲旅，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
朱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亦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红四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根”、基石、源头。
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军团，再发展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尤为突出的贡献是，铸造了我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的军魂。这是我军“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
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备的历史过程。
南昌起源。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军军魂的发源地。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军魂的根基是军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何谈军魂的存在？而且，在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受党中央之托，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起义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大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这一点在非党人士、总指挥贺龙身上尤为突出。党的领导中枢中共前敌委员会不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暴动决策，确保南昌起义的如期实施，而且在起义胜利前后制定颁布了各种政纲、政策，阐释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工农的政治主张。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队南下广东浴血奋战的重要保证。南昌起义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倾向、“听党指挥”的武装集团，这就为人民军队军魂的铸造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又毅然率部转战，经“赣南三整”整顿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的领导，最后挺进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踏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三湾初铸。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后，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体制上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军魂由此得以明确。正如亲自参加改编的赖毅将军在《三湾改编前后》中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由于支部设在连上，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军魂初铸的标志。
古田形成。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经历了一场有关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纷争，一度产生过“分权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毛泽东还在“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及其“九月来信”的影响下，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重掌军中“帅印”，并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和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党路线和建军纲领。我军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的军魂框架由此正式形成。
延安定型。长征途中，当红一、红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马（时朱毛中央红军仅一万余人），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屡屡向中央伸手要权，甚至以武力要挟，另立中央，与朱毛红军分道扬镳。张国焘的错误做法，对“党指挥枪”提出严峻挑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枪指挥党”的错误，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断，正确处理了个人兵权与党领导军队的关系，使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而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至今相传不变。
从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汀州整编（成立红一军团）——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三军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指挥枪”军魂原则指引下，走过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和锤炼，终于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朱毛会师后，在“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中，毛泽东、朱德等及时总结经验，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是“十六字诀”、“七项政策”和红色政权理论。
“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是两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作了理论上的总概括。
“十六字诀”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就是我们的战术。”1928年1月攻打遂川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秘诀”。1928年5月五斗江战斗、6月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战斗经验时，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有当时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的历史报告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为据。
“十六字诀”的形成，也蕴含了朱德的游击战争经验。朱德1944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讲话时曾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毛会师后，朱德在指挥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重大战斗中，实际上都运用了含有“十六字诀”要素的游击战术。
“十六字诀”的实际形成是1928年朱毛会师后的五、六月间，但正式进行理论概括、见诸文字是朱毛红军下山以后。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写作《前委致中央的信》时，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的游击战争经验，明确提出:
“我们三年来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记载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红军14条游击战术，诸如“红军不攻坚”、“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出敌不意歼灭之”、“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敌人若进攻我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等等。这些战术都是对“十六字诀”的丰富和发展，陈毅称这套战术为“四军的法宝”。
党中央和周恩来在1930年1月15日的《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了陈毅的上述报告，向各地红军推介朱毛红军的经验，并在“按语”上赞扬道:朱毛红军的经验“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的。”此后，朱毛红军的经验传遍全国苏区和红军。
“七项政策”是朱毛会师后5月到10月间形成的边界党的领导经验的总结，见诸于文字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写道:
“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上述“七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是在总结四月朱毛会师后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边界5月党的“一大”上提出的。这“七项政策”基本上概括了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的要点，也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内核。随后，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形成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理论的历史条件、主要内涵的同时，还论述了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他指出: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可见，毛泽东当年身在井冈山，就胸怀全中国，萌生和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雄心大志和科学预见。中国革命从井冈山到天安门的22年历史巨变，雄辩地揭示和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伟大真理。
朱毛会师的历史影响，还辉映着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征程。可以说，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道路的开创；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精神的孕育。这方面的历史影响和精神感召，本文就不展开论证了。
总之，朱毛会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鼎盛发展新阶段的转折点，是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里程碑。2008年07月14日 10:10人民网
八十年前，在中国南部江西宁冈县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朱毛会师（亦称砻市会师、井冈山会师）。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朱毛会师”这一特别用语，一直成为崇高的、充满含金量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光辉名词，闪现在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语汇中。虽然“文革”时期她曾一度被蒙上阴影，但拂去阴霾，她又以更加闪光、亮丽的身姿出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在纪念“朱毛会师”八十周年的时光里，回顾和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应如何以新的视野评价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呢？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解读，商于学界同仁。
朱毛会师的伟大壮举，举起了中国革命低潮中一面坚持斗争、鲜艳夺目的大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跌入谷底。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余人，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指出的，那时“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
大革命失败的阴霾笼罩，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战友的尸体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着。
在继续战斗的共产党人群体中，有两个伟人。他们高举革命旗帜，历尽艰难困苦，意志坚定地带领着两支起义后失败的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涌动、汇聚，随后快速发展壮大。这两个伟人，就是毛泽东、朱德。
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中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全权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朱德在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撤守三河坝，带领南昌起义余部游击闽粤赣边境，在陈毅协助下，经过“赣南三整”后，领导发动了湖南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挺进，成为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朱、毛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亲切会见，随即畅谈“文星阁”，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时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双龙聚首龙江畔，联袂雄踞井冈山，演绎出中国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史学界称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双雄”，笔者以为，这只能就本地域而言。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朱德、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井冈双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双雄”。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重要史实问题，就是朱毛会师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依据回忆录确定的1928年4月28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发现此说与史实不符，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了三个“新说”:一是“4月上旬说”（张国琦），二是“4月中旬说”（陈伙成），三是“4月24日前后说”（中央文献室）。我和陈钢合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包括2007年修订新版）一书中审慎采用的是第三说，即1928年4月24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会师日，除了不仅是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的口径外，经我们考证，主要依据是两个历史文献资料:一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央的信》写道:“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二是国民党追剿部队第十三军第二师周参谋长梗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23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上述正反两则文献表明，江西省委于4月25日即向中央报告朱毛两部确已“会合”，可肯定在25日前会师；国民党追剿部队报告朱毛部已于4月23日撤离酃县接龙桥战斗，从酃县接龙桥到宁冈砻市，一日可到。据此大体可判断确定:朱毛会师在4月24日。当然，如有新的史料披露，会师的准确时间还是可以讨论的。
朱毛会师，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朱毛会师高举起一面坚持斗争、雄踞井冈的鲜艳夺目的大旗，给全国民众树立了对革命的信仰，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朱毛会师后的军事大捷，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朱德部上山前，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已在井冈山苦心经营半年之久，取得了新城战斗（第一次击破赣敌“进剿”）等重大胜利，创建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朱德所说的“五破围攻”的军事胜利，特别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都发生在朱毛会师之后的四个月内。这五次大胜是:
首战五斗江。朱毛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却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朱毛两军刚一会师，赣敌闻讯，想夺首功。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七十九团、八十一团，于4月底从永新开拔，从七溪岭、拿山、五斗江迂回侧击，合围宁冈。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巧妙部署，设定包围圈，溃敌于五斗江，并乘胜追击，一占永新。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报告:“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此役“缴枪三百支”，敌溃逃吉安，红军第二次击破赣敌“进剿”。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部”、“朱部”的战绩。
二战草市坳。红军攻占永新城后，蒋介石急令湘赣两省国军“加紧剿匪，不得有误。”江西国民党省府主席朱培德命令杨如轩率全师从吉安返攻永新，加调王均第七师一个团、杨池生第九师一个团，合围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率部主动撤离永新，避敌锋芒，退回根据地中心宁冈，随即奔袭高陇，设伏草市坳黑栋山，于5月19日获大胜。是役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师部，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伤敌师长杨如轩，缴获山炮、迫击炮9门和大批枪支弹药及20余担银洋，红军第三次击破赣敌“进剿”，乘胜二占永新。
三战龙源口。同年6月底，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九师三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共五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红四军退至宁冈，部署迎敌方略。6月23日这一天，大雾迷漫，红四军和边界农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袁文才等领导下，在新、老七溪岭激战一日后，于龙源口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红军乘胜三占永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永新困敌。1928年7月下旬，在湖南省委“左”倾错误的指令下，红军大队（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兵败郴州。井冈山根据地内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蒋介石下令湘敌吴尚第八军、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个团，协同“会剿”井冈山。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等领导、组织红三十一团和永新万余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地内达25天之久。永新困敌遏制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观。
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大队在湘南遭受“八月失败”后，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奉命调集7个团，通电合谋，“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湘敌吴尚部3个团、赣敌王均部1个团进逼井冈山时，红军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在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领导下，发动群众构筑五道防线，凭险抵抗，于8月30日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击破了湘赣敌人的第二次“会剿”，又一次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毛泽东称此役为“边界名战之一”，吟就了《西江月·井冈山》的著名词篇。
由此可见，朱毛会师后，在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永新、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五次击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大大地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并得到了巩固发展。这是毛泽东、朱德的军事领导才干和指挥艺术的杰作。
朱毛会师后的红色劲旅，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
朱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亦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红四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根”、基石、源头。
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军团，再发展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尤为突出的贡献是，铸造了我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的军魂。这是我军“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
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备的历史过程。
南昌起源。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军军魂的发源地。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军魂的根基是军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何谈军魂的存在？而且，在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受党中央之托，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起义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大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这一点在非党人士、总指挥贺龙身上尤为突出。党的领导中枢中共前敌委员会不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暴动决策，确保南昌起义的如期实施，而且在起义胜利前后制定颁布了各种政纲、政策，阐释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工农的政治主张。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队南下广东浴血奋战的重要保证。南昌起义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倾向、“听党指挥”的武装集团，这就为人民军队军魂的铸造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又毅然率部转战，经“赣南三整”整顿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的领导，最后挺进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踏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三湾初铸。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后，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体制上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军魂由此得以明确。正如亲自参加改编的赖毅将军在《三湾改编前后》中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由于支部设在连上，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军魂初铸的标志。
古田形成。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经历了一场有关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纷争，一度产生过“分权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毛泽东还在“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及其“九月来信”的影响下，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重掌军中“帅印”，并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和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党路线和建军纲领。我军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的军魂框架由此正式形成。
延安定型。长征途中，当红一、红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马（时朱毛中央红军仅一万余人），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屡屡向中央伸手要权，甚至以武力要挟，另立中央，与朱毛红军分道扬镳。张国焘的错误做法，对“党指挥枪”提出严峻挑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枪指挥党”的错误，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断，正确处理了个人兵权与党领导军队的关系，使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而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至今相传不变。
从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汀州整编（成立红一军团）——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三军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指挥枪”军魂原则指引下，走过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和锤炼，终于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朱毛会师后，在“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中，毛泽东、朱德等及时总结经验，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是“十六字诀”、“七项政策”和红色政权理论。
“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是两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作了理论上的总概括。
“十六字诀”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就是我们的战术。”1928年1月攻打遂川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秘诀”。1928年5月五斗江战斗、6月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战斗经验时，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有当时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的历史报告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为据。
“十六字诀”的形成，也蕴含了朱德的游击战争经验。朱德1944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讲话时曾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毛会师后，朱德在指挥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重大战斗中，实际上都运用了含有“十六字诀”要素的游击战术。
“十六字诀”的实际形成是1928年朱毛会师后的五、六月间，但正式进行理论概括、见诸文字是朱毛红军下山以后。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写作《前委致中央的信》时，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的游击战争经验，明确提出:
“我们三年来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记载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红军14条游击战术，诸如“红军不攻坚”、“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出敌不意歼灭之”、“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敌人若进攻我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等等。这些战术都是对“十六字诀”的丰富和发展，陈毅称这套战术为“四军的法宝”。
党中央和周恩来在1930年1月15日的《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了陈毅的上述报告，向各地红军推介朱毛红军的经验，并在“按语”上赞扬道:朱毛红军的经验“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的。”此后，朱毛红军的经验传遍全国苏区和红军。
“七项政策”是朱毛会师后5月到10月间形成的边界党的领导经验的总结，见诸于文字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写道:
“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上述“七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是在总结四月朱毛会师后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边界5月党的“一大”上提出的。这“七项政策”基本上概括了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的要点，也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内核。随后，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形成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理论的历史条件、主要内涵的同时，还论述了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他指出: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可见，毛泽东当年身在井冈山，就胸怀全中国，萌生和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雄心大志和科学预见。中国革命从井冈山到天安门的22年历史巨变，雄辩地揭示和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伟大真理。
朱毛会师的历史影响，还辉映着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征程。可以说，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道路的开创；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精神的孕育。这方面的历史影响和精神感召，本文就不展开论证了。
总之，朱毛会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鼎盛发展新阶段的转折点，是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里程碑。
八十年前，在中国南部江西宁冈县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朱毛会师（亦称砻市会师、井冈山会师）。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朱毛会师”这一特别用语，一直成为崇高的、充满含金量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光辉名词，闪现在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语汇中。虽然“文革”时期她曾一度被蒙上阴影，但拂去阴霾，她又以更加闪光、亮丽的身姿出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在纪念“朱毛会师”八十周年的时光里，回顾和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应如何以新的视野评价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呢？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解读，商于学界同仁。
朱毛会师的伟大壮举，举起了中国革命低潮中一面坚持斗争、鲜艳夺目的大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跌入谷底。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余人，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指出的，那时“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
大革命失败的阴霾笼罩，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战友的尸体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着。
在继续战斗的共产党人群体中，有两个伟人。他们高举革命旗帜，历尽艰难困苦，意志坚定地带领着两支起义后失败的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涌动、汇聚，随后快速发展壮大。这两个伟人，就是毛泽东、朱德。
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中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全权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朱德在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撤守三河坝，带领南昌起义余部游击闽粤赣边境，在陈毅协助下，经过“赣南三整”后，领导发动了湖南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挺进，成为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朱、毛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亲切会见，随即畅谈“文星阁”，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时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双龙聚首龙江畔，联袂雄踞井冈山，演绎出中国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史学界称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双雄”，笔者以为，这只能就本地域而言。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朱德、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井冈双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双雄”。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重要史实问题，就是朱毛会师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依据回忆录确定的1928年4月28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发现此说与史实不符，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了三个“新说”:一是“4月上旬说”（张国琦），二是“4月中旬说”（陈伙成），三是“4月24日前后说”（中央文献室）。我和陈钢合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包括2007年修订新版）一书中审慎采用的是第三说，即1928年4月24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会师日，除了不仅是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的口径外，经我们考证，主要依据是两个历史文献资料:一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央的信》写道:“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二是国民党追剿部队第十三军第二师周参谋长梗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23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上述正反两则文献表明，江西省委于4月25日即向中央报告朱毛两部确已“会合”，可肯定在25日前会师；国民党追剿部队报告朱毛部已于4月23日撤离酃县接龙桥战斗，从酃县接龙桥到宁冈砻市，一日可到。据此大体可判断确定:朱毛会师在4月24日。当然，如有新的史料披露，会师的准确时间还是可以讨论的。
朱毛会师，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朱毛会师高举起一面坚持斗争、雄踞井冈的鲜艳夺目的大旗，给全国民众树立了对革命的信仰，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朱毛会师后的军事大捷，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朱德部上山前，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已在井冈山苦心经营半年之久，取得了新城战斗（第一次击破赣敌“进剿”）等重大胜利，创建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朱德所说的“五破围攻”的军事胜利，特别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都发生在朱毛会师之后的四个月内。这五次大胜是:
首战五斗江。朱毛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却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朱毛两军刚一会师，赣敌闻讯，想夺首功。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七十九团、八十一团，于4月底从永新开拔，从七溪岭、拿山、五斗江迂回侧击，合围宁冈。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巧妙部署，设定包围圈，溃敌于五斗江，并乘胜追击，一占永新。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报告:“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此役“缴枪三百支”，敌溃逃吉安，红军第二次击破赣敌“进剿”。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部”、“朱部”的战绩。
二战草市坳。红军攻占永新城后，蒋介石急令湘赣两省国军“加紧剿匪，不得有误。”江西国民党省府主席朱培德命令杨如轩率全师从吉安返攻永新，加调王均第七师一个团、杨池生第九师一个团，合围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率部主动撤离永新，避敌锋芒，退回根据地中心宁冈，随即奔袭高陇，设伏草市坳黑栋山，于5月19日获大胜。是役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师部，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伤敌师长杨如轩，缴获山炮、迫击炮9门和大批枪支弹药及20余担银洋，红军第三次击破赣敌“进剿”，乘胜二占永新。
三战龙源口。同年6月底，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九师三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共五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红四军退至宁冈，部署迎敌方略。6月23日这一天，大雾迷漫，红四军和边界农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袁文才等领导下，在新、老七溪岭激战一日后，于龙源口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红军乘胜三占永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永新困敌。1928年7月下旬，在湖南省委“左”倾错误的指令下，红军大队（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兵败郴州。井冈山根据地内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蒋介石下令湘敌吴尚第八军、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个团，协同“会剿”井冈山。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等领导、组织红三十一团和永新万余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地内达25天之久。永新困敌遏制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观。
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大队在湘南遭受“八月失败”后，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奉命调集7个团，通电合谋，“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湘敌吴尚部3个团、赣敌王均部1个团进逼井冈山时，红军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在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领导下，发动群众构筑五道防线，凭险抵抗，于8月30日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击破了湘赣敌人的第二次“会剿”，又一次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毛泽东称此役为“边界名战之一”，吟就了《西江月·井冈山》的著名词篇。
由此可见，朱毛会师后，在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永新、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五次击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大大地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并得到了巩固发展。这是毛泽东、朱德的军事领导才干和指挥艺术的杰作。
朱毛会师后的红色劲旅，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
朱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亦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红四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根”、基石、源头。
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军团，再发展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尤为突出的贡献是，铸造了我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的军魂。这是我军“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
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备的历史过程。
南昌起源。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军军魂的发源地。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军魂的根基是军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何谈军魂的存在？而且，在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受党中央之托，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起义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大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这一点在非党人士、总指挥贺龙身上尤为突出。党的领导中枢中共前敌委员会不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暴动决策，确保南昌起义的如期实施，而且在起义胜利前后制定颁布了各种政纲、政策，阐释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工农的政治主张。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队南下广东浴血奋战的重要保证。南昌起义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倾向、“听党指挥”的武装集团，这就为人民军队军魂的铸造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又毅然率部转战，经“赣南三整”整顿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的领导，最后挺进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踏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三湾初铸。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后，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体制上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军魂由此得以明确。正如亲自参加改编的赖毅将军在《三湾改编前后》中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由于支部设在连上，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军魂初铸的标志。
古田形成。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经历了一场有关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纷争，一度产生过“分权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毛泽东还在“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及其“九月来信”的影响下，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重掌军中“帅印”，并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和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党路线和建军纲领。我军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的军魂框架由此正式形成。
延安定型。长征途中，当红一、红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马（时朱毛中央红军仅一万余人），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屡屡向中央伸手要权，甚至以武力要挟，另立中央，与朱毛红军分道扬镳。张国焘的错误做法，对“党指挥枪”提出严峻挑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枪指挥党”的错误，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断，正确处理了个人兵权与党领导军队的关系，使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而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至今相传不变。
从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汀州整编（成立红一军团）——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三军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指挥枪”军魂原则指引下，走过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和锤炼，终于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朱毛会师后，在“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中，毛泽东、朱德等及时总结经验，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是“十六字诀”、“七项政策”和红色政权理论。
“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是两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作了理论上的总概括。
“十六字诀”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就是我们的战术。”1928年1月攻打遂川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秘诀”。1928年5月五斗江战斗、6月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战斗经验时，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有当时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的历史报告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为据。
“十六字诀”的形成，也蕴含了朱德的游击战争经验。朱德1944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讲话时曾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毛会师后，朱德在指挥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重大战斗中，实际上都运用了含有“十六字诀”要素的游击战术。
“十六字诀”的实际形成是1928年朱毛会师后的五、六月间，但正式进行理论概括、见诸文字是朱毛红军下山以后。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写作《前委致中央的信》时，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的游击战争经验，明确提出:
“我们三年来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记载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红军14条游击战术，诸如“红军不攻坚”、“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出敌不意歼灭之”、“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敌人若进攻我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等等。这些战术都是对“十六字诀”的丰富和发展，陈毅称这套战术为“四军的法宝”。
党中央和周恩来在1930年1月15日的《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了陈毅的上述报告，向各地红军推介朱毛红军的经验，并在“按语”上赞扬道:朱毛红军的经验“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的。”此后，朱毛红军的经验传遍全国苏区和红军。
“七项政策”是朱毛会师后5月到10月间形成的边界党的领导经验的总结，见诸于文字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写道:
“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上述“七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是在总结四月朱毛会师后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边界5月党的“一大”上提出的。这“七项政策”基本上概括了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的要点，也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内核。随后，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形成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理论的历史条件、主要内涵的同时，还论述了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他指出: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可见，毛泽东当年身在井冈山，就胸怀全中国，萌生和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雄心大志和科学预见。中国革命从井冈山到天安门的22年历史巨变，雄辩地揭示和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伟大真理。
朱毛会师的历史影响，还辉映着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征程。可以说，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道路的开创；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精神的孕育。这方面的历史影响和精神感召，本文就不展开论证了。
总之，朱毛会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鼎盛发展新阶段的转折点，是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里程碑。2008年07月14日 10:10人民网
八十年前，在中国南部江西宁冈县砻市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上，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朱毛会师（亦称砻市会师、井冈山会师）。越过风云激荡的历史时空，“朱毛会师”这一特别用语，一直成为崇高的、充满含金量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光辉名词，闪现在官方和民间的政治生活与日常语汇中。虽然“文革”时期她曾一度被蒙上阴影，但拂去阴霾，她又以更加闪光、亮丽的身姿出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在纪念“朱毛会师”八十周年的时光里，回顾和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应如何以新的视野评价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呢？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解读，商于学界同仁。
朱毛会师的伟大壮举，举起了中国革命低潮中一面坚持斗争、鲜艳夺目的大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跌入谷底。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竟达31万余人，正如《布尔什维克》所指出的，那时“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
大革命失败的阴霾笼罩，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使得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战友的尸体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着。
在继续战斗的共产党人群体中，有两个伟人。他们高举革命旗帜，历尽艰难困苦，意志坚定地带领着两支起义后失败的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涌动、汇聚，随后快速发展壮大。这两个伟人，就是毛泽东、朱德。
毛泽东是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革命低潮的危难中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全权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引兵井冈，点燃了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朱德在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撤守三河坝，带领南昌起义余部游击闽粤赣边境，在陈毅协助下，经过“赣南三整”后，领导发动了湖南暴动；暴动受挫后又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挺进，成为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朱、毛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亲切会见，随即畅谈“文星阁”，商议建军和中国革命大计。时年，毛泽东35岁，朱德42岁。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一个湖南汉子，一个四川汉子，双龙聚首龙江畔，联袂雄踞井冈山，演绎出中国革命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从此，中国革命举起了新的旗帜，开始走出谷底。
史学界称袁文才、王佐为“井冈双雄”，笔者以为，这只能就本地域而言。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朱德、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井冈双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双雄”。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重要史实问题，就是朱毛会师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依据回忆录确定的1928年4月28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发现此说与史实不符，否定了这一说法，提出了三个“新说”:一是“4月上旬说”（张国琦），二是“4月中旬说”（陈伙成），三是“4月24日前后说”（中央文献室）。我和陈钢合著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包括2007年修订新版）一书中审慎采用的是第三说，即1928年4月24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会师日，除了不仅是认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的口径外，经我们考证，主要依据是两个历史文献资料:一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央的信》写道:“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二是国民党追剿部队第十三军第二师周参谋长梗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23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上述正反两则文献表明，江西省委于4月25日即向中央报告朱毛两部确已“会合”，可肯定在25日前会师；国民党追剿部队报告朱毛部已于4月23日撤离酃县接龙桥战斗，从酃县接龙桥到宁冈砻市，一日可到。据此大体可判断确定:朱毛会师在4月24日。当然，如有新的史料披露，会师的准确时间还是可以讨论的。
朱毛会师，意义非凡。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朱毛会师高举起一面坚持斗争、雄踞井冈的鲜艳夺目的大旗，给全国民众树立了对革命的信仰，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一文中写道:“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革命，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朱毛会师后的军事大捷，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是朱德1957年留下的咏诵“朱毛会师”的诗句。
朱德部上山前，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已在井冈山苦心经营半年之久，取得了新城战斗（第一次击破赣敌“进剿”）等重大胜利，创建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朱德所说的“五破围攻”的军事胜利，特别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都发生在朱毛会师之后的四个月内。这五次大胜是:
首战五斗江。朱毛会师后，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实力，却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朱毛两军刚一会师，赣敌闻讯，想夺首功。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七十九团、八十一团，于4月底从永新开拔，从七溪岭、拿山、五斗江迂回侧击，合围宁冈。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巧妙部署，设定包围圈，溃敌于五斗江，并乘胜追击，一占永新。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报告:“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此役“缴枪三百支”，敌溃逃吉安，红军第二次击破赣敌“进剿”。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毛部”、“朱部”的战绩。
二战草市坳。红军攻占永新城后，蒋介石急令湘赣两省国军“加紧剿匪，不得有误。”江西国民党省府主席朱培德命令杨如轩率全师从吉安返攻永新，加调王均第七师一个团、杨池生第九师一个团，合围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率部主动撤离永新，避敌锋芒，退回根据地中心宁冈，随即奔袭高陇，设伏草市坳黑栋山，于5月19日获大胜。是役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师部，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伤敌师长杨如轩，缴获山炮、迫击炮9门和大批枪支弹药及20余担银洋，红军第三次击破赣敌“进剿”，乘胜二占永新。
三战龙源口。同年6月底，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九师三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共五团之众，从吉安进攻永新。红四军退至宁冈，部署迎敌方略。6月23日这一天，大雾迷漫，红四军和边界农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袁文才等领导下，在新、老七溪岭激战一日后，于龙源口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缴枪七、八百支，“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红军乘胜三占永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说:“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永新困敌。1928年7月下旬，在湖南省委“左”倾错误的指令下，红军大队（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兵败郴州。井冈山根据地内的军事实力只剩下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蒋介石下令湘敌吴尚第八军、赣敌王均第三军、金汉鼎部、胡文斗第六军共计11个团，协同“会剿”井冈山。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等领导、组织红三十一团和永新万余群众，以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围困在永新城内及附近30里地内达25天之久。永新困敌遏制了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观。
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大队在湘南遭受“八月失败”后，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奉命调集7个团，通电合谋，“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当湘敌吴尚部3个团、赣敌王均部1个团进逼井冈山时，红军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在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领导下，发动群众构筑五道防线，凭险抵抗，于8月30日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击破了湘赣敌人的第二次“会剿”，又一次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奇观。毛泽东称此役为“边界名战之一”，吟就了《西江月·井冈山》的著名词篇。
由此可见，朱毛会师后，在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永新、黄洋界战斗的胜利，五次击破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大大地拓宽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发展的空间，井冈山根据地由此进入全盛时期并得到了巩固发展。这是毛泽东、朱德的军事领导才干和指挥艺术的杰作。
朱毛会师后的红色劲旅，构筑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壮大的根基
朱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亦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红四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根”、基石、源头。
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军团，再发展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尤为突出的贡献是，铸造了我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的军魂。这是我军“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
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备的历史过程。
南昌起源。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军军魂的发源地。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军魂的根基是军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何谈军魂的存在？而且，在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受党中央之托，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起义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大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这一点在非党人士、总指挥贺龙身上尤为突出。党的领导中枢中共前敌委员会不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暴动决策，确保南昌起义的如期实施，而且在起义胜利前后制定颁布了各种政纲、政策，阐释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工农的政治主张。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队南下广东浴血奋战的重要保证。南昌起义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倾向、“听党指挥”的武装集团，这就为人民军队军魂的铸造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又毅然率部转战，经“赣南三整”整顿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的领导，最后挺进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踏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三湾初铸。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后，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体制上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军魂由此得以明确。正如亲自参加改编的赖毅将军在《三湾改编前后》中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由于支部设在连上，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军魂初铸的标志。
古田形成。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经历了一场有关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纷争，一度产生过“分权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毛泽东还在“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及其“九月来信”的影响下，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重掌军中“帅印”，并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和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党路线和建军纲领。我军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的军魂框架由此正式形成。
延安定型。长征途中，当红一、红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马（时朱毛中央红军仅一万余人），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屡屡向中央伸手要权，甚至以武力要挟，另立中央，与朱毛红军分道扬镳。张国焘的错误做法，对“党指挥枪”提出严峻挑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枪指挥党”的错误，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断，正确处理了个人兵权与党领导军队的关系，使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而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至今相传不变。
从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汀州整编（成立红一军团）——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三军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指挥枪”军魂原则指引下，走过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和锤炼，终于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朱毛会师后，在“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中，毛泽东、朱德等及时总结经验，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是“十六字诀”、“七项政策”和红色政权理论。
“十六字诀”是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是两军会师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作了理论上的总概括。
“十六字诀”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提出的。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就是我们的战术。”1928年1月攻打遂川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秘诀”。1928年5月五斗江战斗、6月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在总结战斗经验时，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有当时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的历史报告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为据。
“十六字诀”的形成，也蕴含了朱德的游击战争经验。朱德1944年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讲话时曾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毛会师后，朱德在指挥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重大战斗中，实际上都运用了含有“十六字诀”要素的游击战术。
“十六字诀”的实际形成是1928年朱毛会师后的五、六月间，但正式进行理论概括、见诸文字是朱毛红军下山以后。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写作《前委致中央的信》时，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的游击战争经验，明确提出:
“我们三年来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记载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红军14条游击战术，诸如“红军不攻坚”、“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出敌不意歼灭之”、“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敌人若进攻我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等等。这些战术都是对“十六字诀”的丰富和发展，陈毅称这套战术为“四军的法宝”。
党中央和周恩来在1930年1月15日的《中央军事通讯》上发表了陈毅的上述报告，向各地红军推介朱毛红军的经验，并在“按语”上赞扬道:朱毛红军的经验“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的。”此后，朱毛红军的经验传遍全国苏区和红军。
“七项政策”是朱毛会师后5月到10月间形成的边界党的领导经验的总结，见诸于文字是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写道:
“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上述“七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是在总结四月朱毛会师后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边界5月党的“一大”上提出的。这“七项政策”基本上概括了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个方面的要点，也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内核。随后，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形成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石。毛泽东在论述红色政权理论的历史条件、主要内涵的同时，还论述了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伟大构想。他指出:
“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可见，毛泽东当年身在井冈山，就胸怀全中国，萌生和提出了“取得全国政权”的雄心大志和科学预见。中国革命从井冈山到天安门的22年历史巨变，雄辩地揭示和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伟大真理。
朱毛会师的历史影响，还辉映着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精神形成发展的征程。可以说，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道路的开创；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井冈山精神的孕育。这方面的历史影响和精神感召，本文就不展开论证了。
总之，朱毛会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鼎盛发展新阶段的转折点，是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