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黄永玉的进来

黄永玉：我过去可不老


我们都来自山野，对于厄运从来不会低头，经历了那些恐怖的年代，连痛苦本身都麻木了，对于恐惧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如果说有什么心得，就是对待生活，有着从容的态度吧。
——黄永玉
不管作品好坏，我能够告慰自己的，就是没有浪费时间。我朋友问我，你死了在墓碑上刻什么字，我就开玩笑说，我死了，你就帮我刻上：“真累哟！”
——黄永玉


新京报：请您谈谈这一次画展的简单情况吧。
黄永玉：这次画展是1999年以后新的作品，作用就是把这几年的东西给大家看看，说明“这个老同志还在不停地工作”。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老头子还活着，你得老看着我的老画什么的。如果画家老是把老作品给大家看，还要看画展干什么呢。
会堂当然很堂皇了，但是不是很大。画不是很多，也就100来幅，但是画很大，小的四尺长，大的二、三十尺，花鸟、人物、山水都有。
朋友来得很多，有老朋友了，也有二、三十岁的朋友。画的前言很简单：99年以来的画的作品，请大家看看，指教。
新京报：您对自己1999以来的画有什么评价？
黄永玉：我画画总是拉满弓的，画的过程是很满足，但是画的结果，令我满意的很少。文学上的活动比这个好些，所以我比较欣赏自己文字上的活动，里面有活跃的思想在带动。而绘画往往会手不应心。
新京报：您现在还一直画画吗？您的工作习惯如何？
黄永玉：我每天早上起来，洗漱过后就开始工作，每天工作8-11个小时。中午吃饭，看看电视，睡觉，起床再工作到六点半，吃晚饭，又看电视，又睡觉。过去年轻，每天工作20个小时都有，现在是大约8小时左右。这个画展完后，我就要写我的小说了《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莎士比亚有一个戏是《温莎的风流娘们》，这是对着他的，主要是一个自传体的小说。写我经历的时代，这是别人不可能经历的时代。我写出来，你就当成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写的东西好了，起码我的朋友都会愿意看。
一个作家朋友说，你不要以为黄永玉谦虚，他一点都不谦虚，只不过他比较求实、诚恳罢了，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蛮准确的。
新京报：您在生活上有什么喜好？
我不会喝酒，不会打桥牌，只喜欢画画，木刻，听音乐，和朋友聊天。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嗜好，就有一个小号，喜欢吹号，小时侯逃难的时候，就带着小号和猎枪，在山里走。


新京报：能否谈谈你的绘画和成长经历？
黄永玉：我小时侯在一个很远的山城成长起来的，凤凰，是一个石头城了。在那里念的小学。读古书，四书五经啦，另外就是蔡元培的新式教育。我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是女校校长。我小学毕业后，我的一个远方叔叔把我带走了，带到了福建的集美学院，陈嘉庚的学校，读初中。后来抗战八年，我跟着学校迁到了内地山区，在那里长大。
我在学校里属于不好的学生。因为很多书我都已经读过，新的书一两天就看完了。我喜欢画画，国文、历史很好，数理化却一塌糊涂，手工劳作也不好——竹编啊，泥巴啦，我不耐烦做得很细。80%的时间，我都在图书馆里看我喜欢看的书——集美学院的书可多了。学校里有初中，有高中，有航海，水产，师范、商业学校，现在好象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学校了。我那时侯把世界大战的人物编成漫画书，可惜这两本都被人骗去了。还画国际地图，欧洲战争的进展，等等。我们每天收听“嗒嗒嗒”的广播，第二天编成报纸。老师就说，黄永玉这个小孩，读的是初中，方法用的是大学里的方法。

可是读到初二，我老留级，竟然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嘛，所以我有二百五十个同学。后来我到了厦门去，我的同学很多，都是老教授、老院长、大将军、老作家，都是留级给留下的。我当时虽然是一个小孩子，对于留级却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在乎是否留级。我的学校是很好的学校，但我有个问题，就是爱打架。小学的时候拜过师傅，学拳术，动不动就打架。打伤了人啊，就要开除，可是开除也不行，湖南是战区，开除了我一个小孩子去哪里呢？我被记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查看。我想算了，我就走了。到了德化，做了陶瓷小工，后来又到这个剧团，那个剧团，当过中小学教员，也给报纸写稿子，写诗、画画。到每一个团体，大家觉得这个小孩子，挺用功，不喝酒，不打牌，连下棋都不会，一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所以都对我挺好。

我初中的时候参加了进步的“中国木刻协会”。虽然到处流浪，跑来跑去，我心中始终有着一个模糊的信念，认为我是一个“左派”，我们搞游行，发传单。可是到了解放后，我又变成“右派”啦。这个我很不明白啊，我明明是一个“左派”嘛。这么大人了，心里也不好过啊。话说回来，日本人刚投降，我就去了台湾省，住了四五个月，台湾抓我，说我是共产党。地下党通知我，送我去了基隆，坐船去了香港，在香港生活了十八年。写剧本，开画展，拍电影，参加香港进步美术组织，在《大公报》工作。那时国民党很多要抓的人都在香港，包括郭沫若、茅盾啦，都在香港。到了1953年，我就回到了北京。一直到现在，我拿的工资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

“六四”后，我也有自己看法，这个学生怎么可以镇压呢，我也写文章，画画，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在意大利买了房子，就想永远不回来了。后来党中央托香港新华社的同志劝我回来，还给房子啦，车啦，我都不要，就在这里弄了个房子。还怕我有情绪，让我当协会的副主席啦，可是开会我是一回不会去的。让我当顾问，顾问嘛，哈哈，其实就是安慰嘛。去年给了一个“终身成就奖”。可是这个奖不应该给我啦，有很多老人家他们一生成就很高啊，可是他们都来不及享受名誉，就离开人世了。我们是当年的小伙子，当年是跟在后面跑的，现在也老了——我是现在才老的，过去并不老嘛。


新京报：你能谈谈你的表叔沈从文吗？
黄永玉：我和我的表叔是很亲的，他是我父亲的表兄弟嘛，我祖父的妹妹就是他的妈妈。几十年一起生活，吃饭。他这么重要的一个作家，我记得几十年来他很少谈文学，他只谈他收藏和研究瓷器、纺织品、服装，上面的花纹啊，让我欣赏，可是我只是一个画画的人，对此没有什么兴趣。
他的为人是少见的朴素，名利他都很淡泊，只沉浸于他的研究中去，人家怕的东西他也怕，他怎么不怕咧？他是逆来顺受的环境下工作，性格象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用长年的流动磨穿了石头。
我不一样，我比较反抗。年轻的时候老子是拳头打天下。解放后，当然不可以打架了，但是可以忍，可以用理智来控制情感。
有人讲，我的文章受他影响，那是不准确的，他是在教书的学院里成长的，而我是四处流浪的环境下成长的。我是左派嘛。但是他的情感，和人格的力量对我是有影响的。

我们都来自山野，对于厄运从来不会低头，经历了那些恐怖的年代，连痛苦本身都麻木了，对于恐惧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如果说有什么心得，就是对待生活，有着从容的态度吧。

新京报：您的朋友那么多，三教九流，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你的交游范围之广，也体现了为人的胸襟宽广，这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黄永玉：就是他们培养的啊，人家对你好，你难道不应该对他们好吗？年轻的时候，那些人对你好，对年轻人照顾，有着情感的感染和教育，滴水之恩，报以涌泉，现在他们老了，死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涌泉”就不必报了呢？不是的，你仍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别人好。
1946、1947年我在上海，那时21岁，一方面在木刻协会当常务理事，一方面做着崇高的工作，一方面饿着肚子。房租要50块钱，稿费又很少，发表一幅木刻就5块钱，一个月要发表十块木刻，去哪里发表呢——进步的杂志也不多啊，也不一定发表你的木刻啊？其他的生活费用呢？伙食呢？车钱呢？那时还很年轻，我去找和我住一条街的臧克家先生，拿我新刻的作品给他看，他先把钱垫给我，再把我介绍到杂志上。还有唐TAO老师，也是带着我跑来跑去，介绍来介绍去。有一些老朋友，如黄裳，大我四、五岁，当时也在《文汇报》编副刊，同时还在一个中心轮船公司当高级职员。我同另外一个朋友汪曾祺，他在中学教书，我也在中学教书，礼拜六我们一起去黄裳那里蹭吃，黄裳总是充当孟尝君，总是他请客。我那时是不大挑，有什么吃什么，看样子，我是一回也没有回请过他。

新京报：你对当今的艺术家有什么看法？
黄永玉：我有一点要谈，就是创新这个命题。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是“创新”？这个画又不是衣服。为什么一定要“新”？你应该说，我要画得更好。“新”我不懂，但是“好”我是懂的。归根结底，是要画得好。
我看到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模仿国外的画法，不但是模仿形式，方法，还模仿了意识、情感，洋的调调，这也是可以的。要有一个好的消化文化的胃，只要画得好，画得有味道，画得有出息，就可以。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有什么你觉得特别好的画家吗？
黄永玉：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年轻画家，我都不认识他。我认为他是中国一百年来最伟大的画家。他叫李伯安。我有一次看电视，看到他的画，我说这么好的画，我要找他去。有人说，你找不到他了，我说为什么，他去国外了吗？回答说是，不是，他死了，而且死在自己的画前。
他生活很穷困，在郑州当个编剧，数10米、20、100米的画，据我有限的知识来看，那可是了不起的大画家。40多岁就死了，这是一个很损失。后来死后出了画册。可是为什么当时不好好照顾他呢？现在建个庙都没有用了。
还有一个我的学生，周思聪，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先生是陆沉，都是品格高尚，画画很好的人，可惜先后都去世了。
去年发给我“艺术成就奖”的时候，我想讲讲他们，但是会场又是跳舞，又是唱歌，没有机会讲，我不知道发诺贝尔奖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红灯绿灯，唱歌跳舞，今天借你这个机会讲一讲吧。

新京报：国外的游历对您的绘画有什么影响吗？
黄永玉：游历可能别人会讲得更多，对我却没有很特殊的意义。我到了意大利，巴黎，参观这个宫，那个宫，我都看过了，但这对我不足为奇，因为我都已经看过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比如说在巴黎，有一次住了三个月，两个多月我都在画画、写生。背着20斤、30斤的地方，到处跑，在美国、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写生是对我曾经仰慕的城市有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或者写出书来，这是一个习惯。有些人就讲到了德国，潜海水浴，喝这个酒，吃那个牛排，我听着都有些难为情。我的朋友说，你来德国做什么呢？你既不去欣赏德国的女孩子，也不觉得德国的东西好吃。我说，我是来工作的。
不管作品好坏，我能够告慰自己的，就是没有浪费时间。我朋友问我，你死了在墓碑上刻什么字，我就开玩笑说，我死了，你就帮我刻上：“真累哟！”
本报记者：吴虹飞

采访手记：
我们驱车前往北京郊外的徐辛庄万荷堂。旷野之上，乔木萧萧，马路边孤零零地伫立着一个小亭子，往里是雅致的灰色墙的院子。听得犬吠。先生在午休。
进得大门，绕过影壁，穿过堂屋，进得客房，先生的厢房在后。
喝过一盏茶，先生起。我们进得他的屋子。只见屋里古风甚浓，却丝毫没有晦涩拘泥之感。只见得树暖花开，鸟雀争鸣。一张大床，长略约五米，宽也五米，竟然是方的。屋顶有玻璃罩子，天光泻入，春意融融，令人惬意。
四周挂着他的各种相片。他一一指点，这是我在意大利的家，这是我在凤凰的家。闻说先生喜欢四处盖房为家，信夫！他身上流的是湘西人的血，一生颠沛流离，颇具传奇色彩，黄先生是率性的人，往往直言不讳，可这些在他却都是轻描淡写，说着说着，就笑起来：这样讲，好象让我在派出所交代问题似的！
我忽然见到角落里有他虬劲的手书，我以为是风雅的古诗或格言之类，却见得上面写着：“翻你的东西的人可能是个天才，你要想法子把他轰走。”
黄永玉露出狡黠而得意的笑容，有如顽童。原来他讨厌客人进屋到处乱翻东西，自己屋子又不是旅游胜地，所以写了大字，正正经经裱糊挂起。
我想起卫生间马桶之上，贴着一个条子，写着爱因斯坦著名的公式：E=mc2。不知道是不是他手书。心里不由得好笑，这个黄永玉真是有趣极了。黄永玉：我过去可不老


我们都来自山野，对于厄运从来不会低头，经历了那些恐怖的年代，连痛苦本身都麻木了，对于恐惧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如果说有什么心得，就是对待生活，有着从容的态度吧。
——黄永玉
不管作品好坏，我能够告慰自己的，就是没有浪费时间。我朋友问我，你死了在墓碑上刻什么字，我就开玩笑说，我死了，你就帮我刻上：“真累哟！”
——黄永玉


新京报：请您谈谈这一次画展的简单情况吧。
黄永玉：这次画展是1999年以后新的作品，作用就是把这几年的东西给大家看看，说明“这个老同志还在不停地工作”。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老头子还活着，你得老看着我的老画什么的。如果画家老是把老作品给大家看，还要看画展干什么呢。
会堂当然很堂皇了，但是不是很大。画不是很多，也就100来幅，但是画很大，小的四尺长，大的二、三十尺，花鸟、人物、山水都有。
朋友来得很多，有老朋友了，也有二、三十岁的朋友。画的前言很简单：99年以来的画的作品，请大家看看，指教。
新京报：您对自己1999以来的画有什么评价？
黄永玉：我画画总是拉满弓的，画的过程是很满足，但是画的结果，令我满意的很少。文学上的活动比这个好些，所以我比较欣赏自己文字上的活动，里面有活跃的思想在带动。而绘画往往会手不应心。
新京报：您现在还一直画画吗？您的工作习惯如何？
黄永玉：我每天早上起来，洗漱过后就开始工作，每天工作8-11个小时。中午吃饭，看看电视，睡觉，起床再工作到六点半，吃晚饭，又看电视，又睡觉。过去年轻，每天工作20个小时都有，现在是大约8小时左右。这个画展完后，我就要写我的小说了《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莎士比亚有一个戏是《温莎的风流娘们》，这是对着他的，主要是一个自传体的小说。写我经历的时代，这是别人不可能经历的时代。我写出来，你就当成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写的东西好了，起码我的朋友都会愿意看。
一个作家朋友说，你不要以为黄永玉谦虚，他一点都不谦虚，只不过他比较求实、诚恳罢了，我觉得这个评价还是蛮准确的。
新京报：您在生活上有什么喜好？
我不会喝酒，不会打桥牌，只喜欢画画，木刻，听音乐，和朋友聊天。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嗜好，就有一个小号，喜欢吹号，小时侯逃难的时候，就带着小号和猎枪，在山里走。


新京报：能否谈谈你的绘画和成长经历？
黄永玉：我小时侯在一个很远的山城成长起来的，凤凰，是一个石头城了。在那里念的小学。读古书，四书五经啦，另外就是蔡元培的新式教育。我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是女校校长。我小学毕业后，我的一个远方叔叔把我带走了，带到了福建的集美学院，陈嘉庚的学校，读初中。后来抗战八年，我跟着学校迁到了内地山区，在那里长大。
我在学校里属于不好的学生。因为很多书我都已经读过，新的书一两天就看完了。我喜欢画画，国文、历史很好，数理化却一塌糊涂，手工劳作也不好——竹编啊，泥巴啦，我不耐烦做得很细。80%的时间，我都在图书馆里看我喜欢看的书——集美学院的书可多了。学校里有初中，有高中，有航海，水产，师范、商业学校，现在好象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学校了。我那时侯把世界大战的人物编成漫画书，可惜这两本都被人骗去了。还画国际地图，欧洲战争的进展，等等。我们每天收听“嗒嗒嗒”的广播，第二天编成报纸。老师就说，黄永玉这个小孩，读的是初中，方法用的是大学里的方法。

可是读到初二，我老留级，竟然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嘛，所以我有二百五十个同学。后来我到了厦门去，我的同学很多，都是老教授、老院长、大将军、老作家，都是留级给留下的。我当时虽然是一个小孩子，对于留级却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在乎是否留级。我的学校是很好的学校，但我有个问题，就是爱打架。小学的时候拜过师傅，学拳术，动不动就打架。打伤了人啊，就要开除，可是开除也不行，湖南是战区，开除了我一个小孩子去哪里呢？我被记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查看。我想算了，我就走了。到了德化，做了陶瓷小工，后来又到这个剧团，那个剧团，当过中小学教员，也给报纸写稿子，写诗、画画。到每一个团体，大家觉得这个小孩子，挺用功，不喝酒，不打牌，连下棋都不会，一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所以都对我挺好。

我初中的时候参加了进步的“中国木刻协会”。虽然到处流浪，跑来跑去，我心中始终有着一个模糊的信念，认为我是一个“左派”，我们搞游行，发传单。可是到了解放后，我又变成“右派”啦。这个我很不明白啊，我明明是一个“左派”嘛。这么大人了，心里也不好过啊。话说回来，日本人刚投降，我就去了台湾省，住了四五个月，台湾抓我，说我是共产党。地下党通知我，送我去了基隆，坐船去了香港，在香港生活了十八年。写剧本，开画展，拍电影，参加香港进步美术组织，在《大公报》工作。那时国民党很多要抓的人都在香港，包括郭沫若、茅盾啦，都在香港。到了1953年，我就回到了北京。一直到现在，我拿的工资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

“六四”后，我也有自己看法，这个学生怎么可以镇压呢，我也写文章，画画，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在意大利买了房子，就想永远不回来了。后来党中央托香港新华社的同志劝我回来，还给房子啦，车啦，我都不要，就在这里弄了个房子。还怕我有情绪，让我当协会的副主席啦，可是开会我是一回不会去的。让我当顾问，顾问嘛，哈哈，其实就是安慰嘛。去年给了一个“终身成就奖”。可是这个奖不应该给我啦，有很多老人家他们一生成就很高啊，可是他们都来不及享受名誉，就离开人世了。我们是当年的小伙子，当年是跟在后面跑的，现在也老了——我是现在才老的，过去并不老嘛。


新京报：你能谈谈你的表叔沈从文吗？
黄永玉：我和我的表叔是很亲的，他是我父亲的表兄弟嘛，我祖父的妹妹就是他的妈妈。几十年一起生活，吃饭。他这么重要的一个作家，我记得几十年来他很少谈文学，他只谈他收藏和研究瓷器、纺织品、服装，上面的花纹啊，让我欣赏，可是我只是一个画画的人，对此没有什么兴趣。
他的为人是少见的朴素，名利他都很淡泊，只沉浸于他的研究中去，人家怕的东西他也怕，他怎么不怕咧？他是逆来顺受的环境下工作，性格象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用长年的流动磨穿了石头。
我不一样，我比较反抗。年轻的时候老子是拳头打天下。解放后，当然不可以打架了，但是可以忍，可以用理智来控制情感。
有人讲，我的文章受他影响，那是不准确的，他是在教书的学院里成长的，而我是四处流浪的环境下成长的。我是左派嘛。但是他的情感，和人格的力量对我是有影响的。

我们都来自山野，对于厄运从来不会低头，经历了那些恐怖的年代，连痛苦本身都麻木了，对于恐惧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如果说有什么心得，就是对待生活，有着从容的态度吧。

新京报：您的朋友那么多，三教九流，各个年龄段、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你的交游范围之广，也体现了为人的胸襟宽广，这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黄永玉：就是他们培养的啊，人家对你好，你难道不应该对他们好吗？年轻的时候，那些人对你好，对年轻人照顾，有着情感的感染和教育，滴水之恩，报以涌泉，现在他们老了，死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涌泉”就不必报了呢？不是的，你仍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别人好。
1946、1947年我在上海，那时21岁，一方面在木刻协会当常务理事，一方面做着崇高的工作，一方面饿着肚子。房租要50块钱，稿费又很少，发表一幅木刻就5块钱，一个月要发表十块木刻，去哪里发表呢——进步的杂志也不多啊，也不一定发表你的木刻啊？其他的生活费用呢？伙食呢？车钱呢？那时还很年轻，我去找和我住一条街的臧克家先生，拿我新刻的作品给他看，他先把钱垫给我，再把我介绍到杂志上。还有唐TAO老师，也是带着我跑来跑去，介绍来介绍去。有一些老朋友，如黄裳，大我四、五岁，当时也在《文汇报》编副刊，同时还在一个中心轮船公司当高级职员。我同另外一个朋友汪曾祺，他在中学教书，我也在中学教书，礼拜六我们一起去黄裳那里蹭吃，黄裳总是充当孟尝君，总是他请客。我那时是不大挑，有什么吃什么，看样子，我是一回也没有回请过他。

新京报：你对当今的艺术家有什么看法？
黄永玉：我有一点要谈，就是创新这个命题。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是“创新”？这个画又不是衣服。为什么一定要“新”？你应该说，我要画得更好。“新”我不懂，但是“好”我是懂的。归根结底，是要画得好。
我看到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模仿国外的画法，不但是模仿形式，方法，还模仿了意识、情感，洋的调调，这也是可以的。要有一个好的消化文化的胃，只要画得好，画得有味道，画得有出息，就可以。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有什么你觉得特别好的画家吗？
黄永玉：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年轻画家，我都不认识他。我认为他是中国一百年来最伟大的画家。他叫李伯安。我有一次看电视，看到他的画，我说这么好的画，我要找他去。有人说，你找不到他了，我说为什么，他去国外了吗？回答说是，不是，他死了，而且死在自己的画前。
他生活很穷困，在郑州当个编剧，数10米、20、100米的画，据我有限的知识来看，那可是了不起的大画家。40多岁就死了，这是一个很损失。后来死后出了画册。可是为什么当时不好好照顾他呢？现在建个庙都没有用了。
还有一个我的学生，周思聪，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先生是陆沉，都是品格高尚，画画很好的人，可惜先后都去世了。
去年发给我“艺术成就奖”的时候，我想讲讲他们，但是会场又是跳舞，又是唱歌，没有机会讲，我不知道发诺贝尔奖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红灯绿灯，唱歌跳舞，今天借你这个机会讲一讲吧。

新京报：国外的游历对您的绘画有什么影响吗？
黄永玉：游历可能别人会讲得更多，对我却没有很特殊的意义。我到了意大利，巴黎，参观这个宫，那个宫，我都看过了，但这对我不足为奇，因为我都已经看过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比如说在巴黎，有一次住了三个月，两个多月我都在画画、写生。背着20斤、30斤的地方，到处跑，在美国、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写生是对我曾经仰慕的城市有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或者写出书来，这是一个习惯。有些人就讲到了德国，潜海水浴，喝这个酒，吃那个牛排，我听着都有些难为情。我的朋友说，你来德国做什么呢？你既不去欣赏德国的女孩子，也不觉得德国的东西好吃。我说，我是来工作的。
不管作品好坏，我能够告慰自己的，就是没有浪费时间。我朋友问我，你死了在墓碑上刻什么字，我就开玩笑说，我死了，你就帮我刻上：“真累哟！”
本报记者：吴虹飞

采访手记：
我们驱车前往北京郊外的徐辛庄万荷堂。旷野之上，乔木萧萧，马路边孤零零地伫立着一个小亭子，往里是雅致的灰色墙的院子。听得犬吠。先生在午休。
进得大门，绕过影壁，穿过堂屋，进得客房，先生的厢房在后。
喝过一盏茶，先生起。我们进得他的屋子。只见屋里古风甚浓，却丝毫没有晦涩拘泥之感。只见得树暖花开，鸟雀争鸣。一张大床，长略约五米，宽也五米，竟然是方的。屋顶有玻璃罩子，天光泻入，春意融融，令人惬意。
四周挂着他的各种相片。他一一指点，这是我在意大利的家，这是我在凤凰的家。闻说先生喜欢四处盖房为家，信夫！他身上流的是湘西人的血，一生颠沛流离，颇具传奇色彩，黄先生是率性的人，往往直言不讳，可这些在他却都是轻描淡写，说着说着，就笑起来：这样讲，好象让我在派出所交代问题似的！
我忽然见到角落里有他虬劲的手书，我以为是风雅的古诗或格言之类，却见得上面写着：“翻你的东西的人可能是个天才，你要想法子把他轰走。”
黄永玉露出狡黠而得意的笑容，有如顽童。原来他讨厌客人进屋到处乱翻东西，自己屋子又不是旅游胜地，所以写了大字，正正经经裱糊挂起。
我想起卫生间马桶之上，贴着一个条子，写着爱因斯坦著名的公式：E=mc2。不知道是不是他手书。心里不由得好笑，这个黄永玉真是有趣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