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文革"前夕《人民日报》的非常征兆

2008年06月18日 11:3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为什么拖延转载《评〈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以吴冷西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20天内予以抵制，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更不满意姚文元文章的强词夺理，故以不同方式拖延。但是，姚文元文章引起了彭真等人的不安是肯定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宣传部长李琪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等人会商后，向上海《文汇报》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背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指示，不向北京透露。邓拓等人没有获得多少“背景”情况，遂将情况报告了彭真，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这个情况，吴冷西是知道的。
《人民日报》社内部，有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来头，认为要予以转载。这其中包括新任副总编辑李庄，他看了姚文元文章，“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其他编辑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转载，又怕承担不起责任，都来请示总编辑吴冷西。
吴冷西答复说，他要请示中央。吴冷西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早在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决定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是3个人:康生、周扬、吴冷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任务就是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这样，从1964年7月以后，从文艺领域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开始，批判的风潮逐渐扩大到其它意识形态领域。彭真和吴冷西本来都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起草和定稿人员，如今又有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关系，相互往来就更多了。
彭真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而且为上海发表此文而恼火，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就要求不予转载。但在这个时候，吴冷西没有像以往那样另辟蹊径，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本来，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吴冷西想同时请示邓小平和彭真，但这时邓小平去了西南三线视察。这样，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事拖了下来。但是，在姚文元文章刊出之后的3周时间里，华东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显出了几分热闹。可在北方，尤其是在报纸最集中的北京，却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南热北冷，一时形成对照。
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严重不满，通知转载。
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邓拓、周扬、许立群、姚臻等人开会，决定转载姚文元文章。邓拓汇报说:吴晗很紧张。彭真回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决定由吴冷西通知北京各大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夜，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吴冷西还说，转载姚文元文章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接下来，吴冷西亲自主持起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范围内，提出“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吴冷西将这个按语报请周恩来和彭真审阅后，置于姚文元文章之前，刊登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学术研究”专栏。《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除华东地区省报外，各地省（区）党报纷纷转载了姚文元文章，都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按语。
吴冷西没有想到，《解放军报》并没有按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11月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元文章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径直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就为《海瑞罢官》定了性。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前的按语是大相径庭的。
《二月提纲》起风波
对姚文元的文章，最反感的当属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转载了姚文元文章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以《北京日报》编者按为准，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
12月3日，中宣部召开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吴冷西传达彭真关于“学术讨论”的意见。吴冷西说，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两个问题都可以讨论。估计政治问题不可能发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学术问题上讨论。通过讨论，要学术界造成贯彻“双百”方针的空气。吴冷西强调，在讨论中，批评吴晗的文章可以发，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也可以发。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骂街。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虽然将赞同姚文元文章的意见排在前面，与反对意见的比例却近乎一半对一半。阅读起来，反对意见更理性，更有说服力。
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长篇检讨，即要《人民日报》编辑部于同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他要报纸刊登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结果，这篇大半版长文于12月29日发表时临时加上了一个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这显然是为将来留一个后路，为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12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专栏（第5版）转载了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
谁能料想，这又是吴冷西布下的一着险棋。主持起草和最后修改定稿“方求”文章的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大祸临头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方求”文章的论点显然存在问题，文中的批判是偏颇的。但是，文章仍然将“讨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将文章发表在“学术研究”版上，仍然暗含着对姚文元“上纲”做法的抵制。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继续刊登对姚文元文章的辩论文章。主要编辑事务工作由报社的理论宣传部进行，部主任是何匡，副主任有沙英、王泽民。理论组组长是王若水，主要负责对有关“海瑞罢官”来稿的处理。他们都盼望着得到来自中央的信息。
1月2日，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由胡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1日的讲话。随后彭真讲话，他说，《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写得不那么凶，而军报直接点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不敢说话了。
彭真检讨自己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这时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住话头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中宣部长陆定一说，就这次的讨论方法上来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陆定一还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彭真和陆定一的发言，都是针对姚文元文章的，暗含着反对姚文元文章无限上纲，将《海瑞罢官》政治化的做法。这也是对毛泽东支持《海瑞罢官》的抵制。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彭真、陆定一的讲话都会给自身带来危险。
康生发言了，他说，日前（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他的要害是‘罢官’”。
在这天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田家英、周扬、许立群等人。他们各抒己见，未见有针锋相对的交锋。
吴冷西参加了会议，《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陈浚也与会了，没有发言。但是，对彭真、陆定一、周扬那些抵制姚文元文章的话，他们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毛泽东反映。根据会议的参加者――《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事后回忆:这次的会议是重要的，参加人数众多，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将评论姚文元文章和《海瑞罢官》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这就与毛泽东的意图背道而驰了。
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读者来信，前3篇赞成姚文元文章，后两篇反对姚文元文章。反对的文章为《〈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海瑞罢官〉不是毒草》。后者批评姚文元说:“为什么吴晗同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因为，最近有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2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更是直率地说:“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 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吧。”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反对者意见虽然少些，版面位置也不那么突出，但文章的说服力却更强。
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对姚文元文章的众多批评意见，而且是切中姚文元文章要害的文章。此前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来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峰和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9时持续到12时。毛泽东谈到了前些天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这段谈话没有像以前那样很快传到吴冷西那里。《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除“五人小组”外，还吸收王力、胡绳、姚溱、许立群和邓拓参加。会议认为要把当前的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定由姚溱和许立群起草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
第二天，姚溱和许立群在钓鱼台起草汇报提纲。吴冷西没有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但是他参加了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康生等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这个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因此，对这个提纲，吴冷西甚为知情。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社编委会主要成员开会，向大家传达提纲内容。吴冷西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他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果然，2月8日，吴冷西作为成员之一来到武昌，从机场直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听了这个汇报后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的话柔中有刚，和毛泽东的话顶牛。说话时吴冷西在场。
按说，以吴冷西的敏锐，他完全应该察觉，毛泽东已经挑明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政治性文章而不是学术性论文，姚文元文章弹响了大风暴的前奏曲。
可是吴冷西又觉得，毛泽东没有对汇报提纲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还是同意由彭真代表书记处于2月12日向全党发出这个提纲，这就是《二月提纲》的由来。
从武昌归来，在吴冷西主持下，《人民日报》继续以《二月提纲》为指针，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从2月到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一批学术文章。讨论的范围已不再限于《海瑞罢官》，还发表了《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株大毒草》、《评〈谢瑶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编辑部内，许多人觉得《人民日报》正在扭转被动局面，跟上了形势。按吴冷西本人的话则是:“《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被删改或不发。”这就违背了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的意图。
在如何看待姚文元文章的立场上，吴冷西和彭真完全合拍。相反，吴冷西与江青却是不合拍的。1966年初的两三个月中，吴冷西来往于北京和南方毛泽东暂住处，曾在火车上与江青同行，说起过要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何不找《人民日报》社的写手？江青即“口气严厉”地表示对《人民日报》社青年文艺评论家“思想状态”的不满。吴冷西没有继续与她谈下去。
1966年2月就这样过去了，吴冷西继续主持《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全面工作，担负领导首都各报的宣传任务（虽然他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已经管不住了）。他严格遵照刘少奇、彭真等一线领导的指示，亦步亦趋地控制着对姚文元文章的宣传，终于使毛泽东感到，他当年选中的“政治家办报”的好手，现在不那么听话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吴冷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到会的常委只有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有过半数。会议议题中有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等。本来，在京常委会议已经议定，中央应派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但是毛泽东否定了大家的意见。
毛泽东措辞严厉地说:“去年9、10 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西湖边刘庄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列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转向吴冷西，批评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毛泽东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顿时感到心情沉重。约在10年前，正是毛泽东派他到《人民日报》，去接替犯了错误的邓拓的。现在邓拓已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而邓拓的继任者也已经岌岌可危！
毛泽东的这顿批评不仅前后有矛盾的地方，若是和他以前多次表扬《人民日报》和吴冷西的讲话相联系，更是彼此抵触。
但是此时的吴冷西不敢分辩。从会议厅里出来，吴冷西对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回到下榻的西泠饭店，吴冷西把自己的想法对彭真说了。彭真也对他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时的吴冷西心中一激，“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2008年06月18日 11:39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为什么拖延转载《评〈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以吴冷西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20天内予以抵制，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更不满意姚文元文章的强词夺理，故以不同方式拖延。但是，姚文元文章引起了彭真等人的不安是肯定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宣传部长李琪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等人会商后，向上海《文汇报》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背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指示，不向北京透露。邓拓等人没有获得多少“背景”情况，遂将情况报告了彭真，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这个情况，吴冷西是知道的。
《人民日报》社内部，有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来头，认为要予以转载。这其中包括新任副总编辑李庄，他看了姚文元文章，“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其他编辑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转载，又怕承担不起责任，都来请示总编辑吴冷西。
吴冷西答复说，他要请示中央。吴冷西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早在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决定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是3个人:康生、周扬、吴冷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任务就是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这样，从1964年7月以后，从文艺领域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开始，批判的风潮逐渐扩大到其它意识形态领域。彭真和吴冷西本来都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起草和定稿人员，如今又有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关系，相互往来就更多了。
彭真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而且为上海发表此文而恼火，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就要求不予转载。但在这个时候，吴冷西没有像以往那样另辟蹊径，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本来，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吴冷西想同时请示邓小平和彭真，但这时邓小平去了西南三线视察。这样，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事拖了下来。但是，在姚文元文章刊出之后的3周时间里，华东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显出了几分热闹。可在北方，尤其是在报纸最集中的北京，却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南热北冷，一时形成对照。
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严重不满，通知转载。
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邓拓、周扬、许立群、姚臻等人开会，决定转载姚文元文章。邓拓汇报说:吴晗很紧张。彭真回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决定由吴冷西通知北京各大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夜，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吴冷西还说，转载姚文元文章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接下来，吴冷西亲自主持起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范围内，提出“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吴冷西将这个按语报请周恩来和彭真审阅后，置于姚文元文章之前，刊登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学术研究”专栏。《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后，除华东地区省报外，各地省（区）党报纷纷转载了姚文元文章，都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按语。
吴冷西没有想到，《解放军报》并没有按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11月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元文章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径直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就为《海瑞罢官》定了性。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前的按语是大相径庭的。
《二月提纲》起风波
对姚文元的文章，最反感的当属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转载了姚文元文章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以《北京日报》编者按为准，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
12月3日，中宣部召开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吴冷西传达彭真关于“学术讨论”的意见。吴冷西说，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两个问题都可以讨论。估计政治问题不可能发表很多文章，主要放在学术问题上讨论。通过讨论，要学术界造成贯彻“双百”方针的空气。吴冷西强调，在讨论中，批评吴晗的文章可以发，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也可以发。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正面反面文章都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骂街。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元文章的，也有赞成吴晗的，虽然将赞同姚文元文章的意见排在前面，与反对意见的比例却近乎一半对一半。阅读起来，反对意见更理性，更有说服力。
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长篇检讨，即要《人民日报》编辑部于同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他要报纸刊登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结果，这篇大半版长文于12月29日发表时临时加上了一个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这显然是为将来留一个后路，为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12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专栏（第5版）转载了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
谁能料想，这又是吴冷西布下的一着险棋。主持起草和最后修改定稿“方求”文章的不是别人，正是即将大祸临头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方求”文章的论点显然存在问题，文中的批判是偏颇的。但是，文章仍然将“讨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将文章发表在“学术研究”版上，仍然暗含着对姚文元“上纲”做法的抵制。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继续刊登对姚文元文章的辩论文章。主要编辑事务工作由报社的理论宣传部进行，部主任是何匡，副主任有沙英、王泽民。理论组组长是王若水，主要负责对有关“海瑞罢官”来稿的处理。他们都盼望着得到来自中央的信息。
1月2日，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由胡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1日的讲话。随后彭真讲话，他说，《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写得不那么凶，而军报直接点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不敢说话了。
彭真检讨自己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还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这时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住话头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中宣部长陆定一说，就这次的讨论方法上来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陆定一还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彭真和陆定一的发言，都是针对姚文元文章的，暗含着反对姚文元文章无限上纲，将《海瑞罢官》政治化的做法。这也是对毛泽东支持《海瑞罢官》的抵制。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彭真、陆定一的讲话都会给自身带来危险。
康生发言了，他说，日前（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他的要害是‘罢官’”。
在这天的会议上发言的还有田家英、周扬、许立群等人。他们各抒己见，未见有针锋相对的交锋。
吴冷西参加了会议，《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陈浚也与会了，没有发言。但是，对彭真、陆定一、周扬那些抵制姚文元文章的话，他们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毛泽东反映。根据会议的参加者――《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事后回忆:这次的会议是重要的，参加人数众多，会议定下的基调是将评论姚文元文章和《海瑞罢官》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这就与毛泽东的意图背道而驰了。
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读者来信，前3篇赞成姚文元文章，后两篇反对姚文元文章。反对的文章为《〈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海瑞罢官〉不是毒草》。后者批评姚文元说:“为什么吴晗同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因为，最近有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2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质疑》，更是直率地说:“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说成剧作者的主观意旨, 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吧。”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反对者意见虽然少些，版面位置也不那么突出，但文章的说服力却更强。
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对姚文元文章的众多批评意见，而且是切中姚文元文章要害的文章。此前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来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峰和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9时持续到12时。毛泽东谈到了前些天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这段谈话没有像以前那样很快传到吴冷西那里。《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除“五人小组”外，还吸收王力、胡绳、姚溱、许立群和邓拓参加。会议认为要把当前的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确定由姚溱和许立群起草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
第二天，姚溱和许立群在钓鱼台起草汇报提纲。吴冷西没有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但是他参加了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康生等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这个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因此，对这个提纲，吴冷西甚为知情。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社编委会主要成员开会，向大家传达提纲内容。吴冷西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他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果然，2月8日，吴冷西作为成员之一来到武昌，从机场直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听了这个汇报后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的话柔中有刚，和毛泽东的话顶牛。说话时吴冷西在场。
按说，以吴冷西的敏锐，他完全应该察觉，毛泽东已经挑明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政治性文章而不是学术性论文，姚文元文章弹响了大风暴的前奏曲。
可是吴冷西又觉得，毛泽东没有对汇报提纲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还是同意由彭真代表书记处于2月12日向全党发出这个提纲，这就是《二月提纲》的由来。
从武昌归来，在吴冷西主持下，《人民日报》继续以《二月提纲》为指针，对《海瑞罢官》展开学术讨论。从2月到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一批学术文章。讨论的范围已不再限于《海瑞罢官》，还发表了《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株大毒草》、《评〈谢瑶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编辑部内，许多人觉得《人民日报》正在扭转被动局面，跟上了形势。按吴冷西本人的话则是:“《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被删改或不发。”这就违背了毛泽东支持姚文元文章的意图。
在如何看待姚文元文章的立场上，吴冷西和彭真完全合拍。相反，吴冷西与江青却是不合拍的。1966年初的两三个月中，吴冷西来往于北京和南方毛泽东暂住处，曾在火车上与江青同行，说起过要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何不找《人民日报》社的写手？江青即“口气严厉”地表示对《人民日报》社青年文艺评论家“思想状态”的不满。吴冷西没有继续与她谈下去。
1966年2月就这样过去了，吴冷西继续主持《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全面工作，担负领导首都各报的宣传任务（虽然他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已经管不住了）。他严格遵照刘少奇、彭真等一线领导的指示，亦步亦趋地控制着对姚文元文章的宣传，终于使毛泽东感到，他当年选中的“政治家办报”的好手，现在不那么听话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吴冷西
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是，到会的常委只有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有过半数。会议议题中有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等。本来，在京常委会议已经议定，中央应派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但是毛泽东否定了大家的意见。
毛泽东措辞严厉地说:“去年9、10 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还在西湖边刘庄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列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转向吴冷西，批评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毛泽东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顿时感到心情沉重。约在10年前，正是毛泽东派他到《人民日报》，去接替犯了错误的邓拓的。现在邓拓已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而邓拓的继任者也已经岌岌可危！
毛泽东的这顿批评不仅前后有矛盾的地方，若是和他以前多次表扬《人民日报》和吴冷西的讲话相联系，更是彼此抵触。
但是此时的吴冷西不敢分辩。从会议厅里出来，吴冷西对周恩来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对吴冷西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回到下榻的西泠饭店，吴冷西把自己的想法对彭真说了。彭真也对他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这时的吴冷西心中一激，“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