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跃进”后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5:23:48
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四次提倡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率先察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所作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的探索。
一
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九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从1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亲自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这本书，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11月9日，他正式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郑重要求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目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这里所谓“许多糊涂观念”，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两点：一是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二是主张消灭商品和生产。针对后一点，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在《关于读书的建议》的末尾，毛泽东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结合4日下午他说的“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此时提倡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同年11月底中央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即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针对“急于过渡”和企图取消商品生产这两个突出问题，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普遍整顿。
二
毛泽东第二次提倡读政治经济学，是在1959年6月底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途中。
此前半年内，经过1959年2、3月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即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以及3、4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纠“左”工作进一步深入。主要是在所有制上，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同时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这样，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虽然有所解决，情况有了好转，但是还有阻力。因此，通过庐山会议，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提高和统一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6月28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召开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时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一个小会，提出庐山会议讨论的题目。其中首先提出要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读书问题呢？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干部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往往容易导致实践中的蛮干。因此，他提出：我们提倡读书，使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很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毛泽东最后说：“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可见，毛泽东这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是与反思一年以来大跃进中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
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三次倡导全党读书：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先读这本书的下半部，五一节以后读上半部，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相比前两次，这次倡导读书，对具体的组织形式、时间进度、阅读方法等都作了具体部署。
在庐山会议后，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便积极响应毛泽东的提议，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1959年11月，在海南休假疗养的刘少奇率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参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初，毛泽东自己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1960年2月，周恩来也挤出时间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参加。由于毛泽东的再三提倡，也由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带头组织学习小组，1960年初，全党掀起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全党的理论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领导同志们在学习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总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当时就提出社会主义要有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又例如，刘少奇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说：“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
四
毛泽东第四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1961年5、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底到1961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广泛深入基层，到第一线摸情况。
1961年上半年的调查主要是围绕农业和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一、取消供给制；二、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讲话，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我最近又看了三遍。它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客观规律，同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显然，毛泽东这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多的实践体会。
五
“大跃进”后，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表明毛泽东一贯注重在复杂形势下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才能使广大干部提高认识，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从而转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减少盲目性。
四次提倡全党干部学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注意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缩影。在上述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实际上点明了他多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的主旨，就是要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59年底，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现在要写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25年后，当《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时，邓小平评价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这样说，我们改革开放后所做的事，有不少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完善毛泽东那一代人所没有完成的事。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四次提倡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率先察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所作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的探索。
一
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九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从1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亲自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这本书，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11月9日，他正式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郑重要求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目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这里所谓“许多糊涂观念”，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两点：一是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二是主张消灭商品和生产。针对后一点，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在《关于读书的建议》的末尾，毛泽东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结合4日下午他说的“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此时提倡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同年11月底中央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即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针对“急于过渡”和企图取消商品生产这两个突出问题，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普遍整顿。
二
毛泽东第二次提倡读政治经济学，是在1959年6月底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途中。
此前半年内，经过1959年2、3月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即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以及3、4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纠“左”工作进一步深入。主要是在所有制上，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同时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这样，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虽然有所解决，情况有了好转，但是还有阻力。因此，通过庐山会议，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提高和统一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6月28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召开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时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一个小会，提出庐山会议讨论的题目。其中首先提出要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读书问题呢？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干部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往往容易导致实践中的蛮干。因此，他提出：我们提倡读书，使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很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毛泽东最后说：“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可见，毛泽东这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是与反思一年以来大跃进中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
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三次倡导全党读书：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先读这本书的下半部，五一节以后读上半部，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相比前两次，这次倡导读书，对具体的组织形式、时间进度、阅读方法等都作了具体部署。
在庐山会议后，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便积极响应毛泽东的提议，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1959年11月，在海南休假疗养的刘少奇率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参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初，毛泽东自己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1960年2月，周恩来也挤出时间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参加。由于毛泽东的再三提倡，也由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带头组织学习小组，1960年初，全党掀起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全党的理论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领导同志们在学习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总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当时就提出社会主义要有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又例如，刘少奇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说：“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
四
毛泽东第四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1961年5、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底到1961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广泛深入基层，到第一线摸情况。
1961年上半年的调查主要是围绕农业和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一、取消供给制；二、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讲话，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我最近又看了三遍。它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客观规律，同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显然，毛泽东这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多的实践体会。
五
“大跃进”后，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表明毛泽东一贯注重在复杂形势下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才能使广大干部提高认识，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从而转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减少盲目性。
四次提倡全党干部学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注意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缩影。在上述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实际上点明了他多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的主旨，就是要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59年底，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现在要写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25年后，当《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时，邓小平评价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这样说，我们改革开放后所做的事，有不少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完善毛泽东那一代人所没有完成的事。
一
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九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从1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亲自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这本书，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11月9日，他正式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郑重要求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目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这里所谓“许多糊涂观念”，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两点：一是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二是主张消灭商品和生产。针对后一点，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在《关于读书的建议》的末尾，毛泽东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结合4日下午他说的“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此时提倡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同年11月底中央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即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针对“急于过渡”和企图取消商品生产这两个突出问题，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普遍整顿。
二
毛泽东第二次提倡读政治经济学，是在1959年6月底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途中。
此前半年内，经过1959年2、3月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即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以及3、4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纠“左”工作进一步深入。主要是在所有制上，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同时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这样，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虽然有所解决，情况有了好转，但是还有阻力。因此，通过庐山会议，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提高和统一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6月28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召开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时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一个小会，提出庐山会议讨论的题目。其中首先提出要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读书问题呢？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干部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往往容易导致实践中的蛮干。因此，他提出：我们提倡读书，使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很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毛泽东最后说：“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可见，毛泽东这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是与反思一年以来大跃进中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
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三次倡导全党读书：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先读这本书的下半部，五一节以后读上半部，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相比前两次，这次倡导读书，对具体的组织形式、时间进度、阅读方法等都作了具体部署。
在庐山会议后，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便积极响应毛泽东的提议，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1959年11月，在海南休假疗养的刘少奇率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参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初，毛泽东自己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1960年2月，周恩来也挤出时间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参加。由于毛泽东的再三提倡，也由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带头组织学习小组，1960年初，全党掀起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全党的理论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领导同志们在学习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总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当时就提出社会主义要有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又例如，刘少奇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说：“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
四
毛泽东第四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1961年5、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底到1961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广泛深入基层，到第一线摸情况。
1961年上半年的调查主要是围绕农业和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一、取消供给制；二、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讲话，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我最近又看了三遍。它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客观规律，同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显然，毛泽东这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多的实践体会。
五
“大跃进”后，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表明毛泽东一贯注重在复杂形势下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才能使广大干部提高认识，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从而转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减少盲目性。
四次提倡全党干部学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注意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缩影。在上述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实际上点明了他多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的主旨，就是要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59年底，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现在要写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25年后，当《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时，邓小平评价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这样说，我们改革开放后所做的事，有不少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完善毛泽东那一代人所没有完成的事。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四次提倡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党内率先察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所作出的努力，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的探索。
一
毛泽东第一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大跃进”发动半年后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这次会议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了九天。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初步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的问题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从11月8日到10日，毛泽东亲自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这本书，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11月9日，他正式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郑重要求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目的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这里所谓“许多糊涂观念”，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两点：一是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二是主张消灭商品和生产。针对后一点，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在《关于读书的建议》的末尾，毛泽东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结合4日下午他说的“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此时提倡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同年11月底中央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即武昌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针对“急于过渡”和企图取消商品生产这两个突出问题，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普遍整顿。
二
毛泽东第二次提倡读政治经济学，是在1959年6月底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途中。
此前半年内，经过1959年2、3月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即中央在郑州召开的另一次工作会议）以及3、4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纠“左”工作进一步深入。主要是在所有制上，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同时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这样，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虽然有所解决，情况有了好转，但是还有阻力。因此，通过庐山会议，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提高和统一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6月28日，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召开庐山会议的有关问题时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一个小会，提出庐山会议讨论的题目。其中首先提出要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读书问题呢？因为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干部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往往容易导致实践中的蛮干。因此，他提出：我们提倡读书，使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很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毛泽东最后说：“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可见，毛泽东这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是与反思一年以来大跃进中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
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三次倡导全党读书：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先读这本书的下半部，五一节以后读上半部，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相比前两次，这次倡导读书，对具体的组织形式、时间进度、阅读方法等都作了具体部署。
在庐山会议后，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便积极响应毛泽东的提议，纷纷组织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1959年11月，在海南休假疗养的刘少奇率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等参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初，毛泽东自己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1960年2月，周恩来也挤出时间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参加。由于毛泽东的再三提倡，也由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带头组织学习小组，1960年初，全党掀起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
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全党的理论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领导同志们在学习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总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当时就提出社会主义要有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又例如，刘少奇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说：“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提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
四
毛泽东第四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是在1961年5、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底到1961年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广泛深入基层，到第一线摸情况。
1961年上半年的调查主要是围绕农业和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于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一、取消供给制；二、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讲话，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我最近又看了三遍。它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客观规律，同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显然，毛泽东这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多的实践体会。
五
“大跃进”后，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政治经济学，这表明毛泽东一贯注重在复杂形势下加强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才能使广大干部提高认识，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从而转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力量。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减少盲目性。
四次提倡全党干部学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注意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缩影。在上述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实际上点明了他多次提倡学政治经济学的主旨，就是要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59年底，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现在要写一本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25年后，当《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时，邓小平评价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这样说，我们改革开放后所做的事，有不少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完善毛泽东那一代人所没有完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