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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黑体]全球化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国防是支柱经济是基础 [/face]

2004-03-29 07:49:59 瞭望周刊

　　
　　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民，必须明确和把握自己的根本战略利益和目标之所在，不畏惧任何侵略威胁，不为风云变幻、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所迷惑，不被外部战略动作和某些思想理论所误导，按照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应对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国家综合安全没有平时、战时之分，也没有前方、后方界限，需要动员综合国力，建立包括危机预警、反应、评估、管理、保障在内的指挥控制与协调机制，并由国家立法，形成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各要素的规范化。

　　以国防为主导的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未来20年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处在被地缘战略包围中的崛起。它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面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和内部分裂势力突破底线的图谋，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现实危险性，面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被侵蚀的现实威胁，中国必须具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制止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国防实力与战略筹划，并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加强国防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全球化过程的必然回应。传统的安全威胁主要指军事入侵和政治颠覆。每个国家面对的是特定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不同的主要安全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抵御外来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持社会稳定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中国国防安全的主要任务。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的国家。这种现实和被侵略的历史记忆，使中国人民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加强国防怀有强烈的要求和期望。

　　西方理论界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带有国家功利和西方中心的色彩。“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非安全化理论，是建立在国际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是否存在威胁。它主张：不应当试图扩展安全外延，而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

　　按照某些学者的诠释，“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的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建构主义”理论是从文化观念和认同角度对世界秩序的理想化设计，是对霸权主义笼罩的世界发出的福音式的呼唤。但它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军事化”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没有任何约束力。“建构主义”理论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2004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讲话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战略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经济的发展也会化为乌有。据有关资料统计，18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世界第一，但20年后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8倍，但4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之后又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国防重要性的认知，就是从先人的血泪泣诉中得到的。

　　经济发展需要国家主权的存在，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多年来中国走的就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经济越是发展越需要国防的保障。人民解放军是国防安全的主体，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完成向机械化、信息化转变，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战略制衡力量，尤其是发展海、空军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刻不容缓。它是确保中国的主权不受侵犯、领土完整统一和安全、参与维护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在国际军事交往与对抗中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实力依托和决定性条件。

　　毫无疑问，进行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在决定胜负因素中的比重增大了。对此，一方面我们要抓紧发展自己的“撒手锏”；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并非不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敌我武器装备差距最大的困难条件下取得胜利的。有人这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抹去那种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当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黄继光在前面，是因为中国当年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这就是那些在朝鲜战场殊死而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

　　在高技术战争中，我们仍然要发扬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那种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作战上，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争掌握战场主动权，避免在高技术领域与敌进行狭路相逢之战，而应在能发挥我军优势的地方创造战机。正视信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必需的，迷信和夸大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必要的。信息化战争怎样发展也达不到“制大脑权”的程度。单纯依靠信息不能解决战争，完全“不接触”也不能解决战争，追求“零伤亡”则是反映了优势中的脆弱性，高期望值的低承受力。伊拉克战争表明，武器装备的作用不能低估，但国防意志的力量更为重要。

　　以经济为中心的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face=黑体]全球化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国防是支柱经济是基础 [/face]

2004-03-29 07:49:59 瞭望周刊

　　
　　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民，必须明确和把握自己的根本战略利益和目标之所在，不畏惧任何侵略威胁，不为风云变幻、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所迷惑，不被外部战略动作和某些思想理论所误导，按照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应对全方位的安全挑战，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国家综合安全没有平时、战时之分，也没有前方、后方界限，需要动员综合国力，建立包括危机预警、反应、评估、管理、保障在内的指挥控制与协调机制，并由国家立法，形成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各要素的规范化。

　　以国防为主导的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未来20年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处在被地缘战略包围中的崛起。它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面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和内部分裂势力突破底线的图谋，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现实危险性，面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被侵蚀的现实威胁，中国必须具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制止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国防实力与战略筹划，并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加强国防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全球化过程的必然回应。传统的安全威胁主要指军事入侵和政治颠覆。每个国家面对的是特定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不同的主要安全威胁。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抵御外来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持社会稳定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中国国防安全的主要任务。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的国家。这种现实和被侵略的历史记忆，使中国人民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加强国防怀有强烈的要求和期望。

　　西方理论界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带有国家功利和西方中心的色彩。“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非安全化理论，是建立在国际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是否存在威胁。它主张：不应当试图扩展安全外延，而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

　　按照某些学者的诠释，“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的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建构主义”理论是从文化观念和认同角度对世界秩序的理想化设计，是对霸权主义笼罩的世界发出的福音式的呼唤。但它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军事化”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没有任何约束力。“建构主义”理论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2004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讲话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战略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经济的发展也会化为乌有。据有关资料统计，18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世界第一，但20年后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8倍，但4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之后又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被迫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国防重要性的认知，就是从先人的血泪泣诉中得到的。

　　经济发展需要国家主权的存在，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多年来中国走的就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经济越是发展越需要国防的保障。人民解放军是国防安全的主体，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完成向机械化、信息化转变，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战略制衡力量，尤其是发展海、空军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刻不容缓。它是确保中国的主权不受侵犯、领土完整统一和安全、参与维护世界尤其是亚洲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在国际军事交往与对抗中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实力依托和决定性条件。

　　毫无疑问，进行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在决定胜负因素中的比重增大了。对此，一方面我们要抓紧发展自己的“撒手锏”；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并非不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敌我武器装备差距最大的困难条件下取得胜利的。有人这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数百年里第一次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抹去那种黑色屈辱胎记的，是那藐视一切敌人、勇往直前的志愿军将士。当中国今天能这样站立着，是因为黄继光在前面，是因为中国当年在上甘岭站立着。我们今天每时每刻都在感受到他们为祖国和人民争得的尊严。这就是那些在朝鲜战场殊死而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精神财富……。

　　在高技术战争中，我们仍然要发扬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那种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作战上，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争掌握战场主动权，避免在高技术领域与敌进行狭路相逢之战，而应在能发挥我军优势的地方创造战机。正视信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必需的，迷信和夸大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必要的。信息化战争怎样发展也达不到“制大脑权”的程度。单纯依靠信息不能解决战争，完全“不接触”也不能解决战争，追求“零伤亡”则是反映了优势中的脆弱性，高期望值的低承受力。伊拉克战争表明，武器装备的作用不能低估，但国防意志的力量更为重要。

　　以经济为中心的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