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抗战时期中苏两共的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07:07:11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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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让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甚满意,也使中共中央受到不小的困扰。这当然不是因为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劝说莫斯科出兵所带来的,而是中共所领导的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的军队,几乎无法从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当中分杯羹。据说,从苏联运来的武器,中共军队得到的,只有120挺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
     刚刚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共军队,不过4万人的武装,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仅仅靠国民政府提供的每月几十万元的经费,毫无疑问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指望苏联能够越过国民政府向共产党人输送武器弹药,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会造成共产党人情感上的一些困扰,也可以想象。
     但莫斯科还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向中共提供了相当数额的经费援助的。
     抗战爆发之初,莫斯科提供的最醒目的一笔援助是斯大林批准的,用于帮助中共购买武器弹药的50万美元。193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时,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30万美元。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应中共中央请求,斯大林再度批准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实际上,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宣告解散后,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这种援助固然已大不同于20至30年代中期莫斯科对中共按月提供经费的情况,但它继续努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共,是显而易见的。
2.莫斯科选中毛泽东作为中共新一代领导
     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发展。
     这个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服从关系,中共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不过半年多,鉴于中共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当中共高层在没有莫斯科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的留苏学生洛甫,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中共不能迅速适应复杂的形势,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的中共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中共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
     在紧接着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蒋介石却因为害怕中共趁机做大而不买中共的账,一心想限制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持续摩擦和冲突的过程中。虽然季米特洛夫极力劝告毛泽东保持冷静,但是毛泽东却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3.中共与苏联嫌隙渐生
     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为了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分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和新四军2个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这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中共不予理睬,国民党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中共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并以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实施军事行动。
     蒋介石在对日作战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突然对中共以武力相威胁,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蒋日之间可能有所勾结。毛泽东断定蒋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地区,一定是含有重大阴谋的举动,其多半是要“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的一种险恶阴谋。为了应付此种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决定以15万精兵先发制人,打到国民党进剿军的后方河南与甘肃等地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由于此举势必要闹到国共关系破裂,故毛泽东不能不于11月4日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指示。
     季米特洛夫对此自然坚决反对。毛泽东只好改变了原先的计划,重新与国民党周旋。
     不料,1941年1月,国民党一举全歼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并且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了新四军的番号。不难想象,国民党此举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会有多大的刺激。苏联方面虽然对国民党提出了尖锐批评,却并未停止原定的军事援助,并且继续要求中共保持克制和维护两党关系不致破裂。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会促使毛泽东要开始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了。
4.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
     就在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苏联与日本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诺门坎事件之后,日本关东军已经将其在满洲的步兵师团增加到12个,总兵力达到35万人,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扩大编制和用更好的装备来加强自己。这意味着,日本仍旧随时可能威胁苏联的远东和外蒙古地区。但相比之下,苏联却更担心来自西线的德国的威胁。十分明显,在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之后,德国除了直接进攻英伦三岛之外,剩下的就是征服苏联了。因此,苏联调整对日政策,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德国,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外交选择了。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无疑是苏联为祸水西引而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外交策略的一种延续。苏德条约牺牲的是波兰、芬兰等弱小国家,苏日条约牺牲的则是正在孤军奋战中的中国。特别是苏联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更是对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中国抗日运动的一种沉重打击。
     蒋介石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此两星期来心中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乃为此俄倭协以谋我条约之隐机乎?呜呼!”恰在这时,赴美国求援的宋子文发来美国总统已批准借款1.25亿美元,并“内定军火贷款借中国部分五万万元”的消息,至此蒋介石国民党自然要开始转向美国而与苏联渐行渐远了。
     虽然《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方面再三向中国政府解释苏联援华政策不变,但过了仅两个多月,德国就于6月22日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突然袭击,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再也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援助了。除少数苏联顾问继续留在中国以外,多数苏联援华人员,包括苏联在中国西北设立的航空站以及守护萨雷-奥泽克-兰州公路的苏方人员,均迅速撤回苏联了。
5.中共与苏联离心离德
     苏联与国民党关系恶化,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也陷入低谷。
     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等。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毛泽东对保卫苏联的这种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引起了莫斯科的强烈不满。毛泽东也心知肚明。因此,苏德战争刚刚爆发3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首先召开会议,名为讨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红军和根据地失败的历史原因,实则把矛头指向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与宠信的曾留学苏联的领导人,尽管王明一度抓住季米特洛夫10月7日不满毛泽东对保卫苏联态度消极的来电大做文章,批评毛在统战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毛泽东身居领袖地位,并且通过历史大讨论确立了其正确的形象,因此,王明的反击只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到更加不利的境地之中。
     毛泽东很清楚,仅仅在中央高层内部将党内的“国际派”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还不够,因为绝大多数党的干部,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普通党员,对那些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熟读马列、“言必称希腊(苏联)”的留苏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仍旧或多或少充满了敬畏感。如果不能使全党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仍旧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因此,1942年毛泽东很快发起了整风运动。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要使全党相信,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
     由于苏联急需美英帮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于1943年5月21日解散了共产国际,彻底终止了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必须服从于一个统一指挥中心的历史,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政治正确性。毛公开指出:共产国际所以解散,就是因为它已经“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更加民族化。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造成的批判浪潮,终于导致了由社会部主导的、带有“逼供信”性质的审干部,大批党员干部无端受到整肃。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致电毛泽东,对中共的这种做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莫斯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极度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早在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曾经有所表露。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长期生活在农村,党员的成分中农民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这一点深感担心。
     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在随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谈话当中,他也对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几乎同样的评价。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的一个时期里,除了季米特洛夫个人和早先派驻延安的联络员以外,莫斯科几乎没有尝试去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建立任何更直接的联系方式的原因。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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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让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甚满意,也使中共中央受到不小的困扰。这当然不是因为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劝说莫斯科出兵所带来的,而是中共所领导的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的军队,几乎无法从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当中分杯羹。据说,从苏联运来的武器,中共军队得到的,只有120挺机关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
     刚刚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共军队,不过4万人的武装,要想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仅仅靠国民政府提供的每月几十万元的经费,毫无疑问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指望苏联能够越过国民政府向共产党人输送武器弹药,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会造成共产党人情感上的一些困扰,也可以想象。
     但莫斯科还是在许多关键时刻,向中共提供了相当数额的经费援助的。
     抗战爆发之初,莫斯科提供的最醒目的一笔援助是斯大林批准的,用于帮助中共购买武器弹药的50万美元。193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回国时,又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30万美元。1940年2月,斯大林根据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又一次决定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后,应中共中央请求,斯大林再度批准提供了100万美元的援助。实际上,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各种物资帮助,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宣告解散后,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这种援助固然已大不同于20至30年代中期莫斯科对中共按月提供经费的情况,但它继续努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共,是显而易见的。
2.莫斯科选中毛泽东作为中共新一代领导
     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发展。
     这个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服从关系,中共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不过半年多,鉴于中共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当中共高层在没有莫斯科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的留苏学生洛甫,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中共不能迅速适应复杂的形势,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的中共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中共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
     在紧接着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蒋介石却因为害怕中共趁机做大而不买中共的账,一心想限制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持续摩擦和冲突的过程中。虽然季米特洛夫极力劝告毛泽东保持冷静,但是毛泽东却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3.中共与苏联嫌隙渐生
     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为了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分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和新四军2个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这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中共不予理睬,国民党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中共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并以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实施军事行动。
     蒋介石在对日作战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突然对中共以武力相威胁,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蒋日之间可能有所勾结。毛泽东断定蒋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地区,一定是含有重大阴谋的举动,其多半是要“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的一种险恶阴谋。为了应付此种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决定以15万精兵先发制人,打到国民党进剿军的后方河南与甘肃等地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由于此举势必要闹到国共关系破裂,故毛泽东不能不于11月4日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指示。
     季米特洛夫对此自然坚决反对。毛泽东只好改变了原先的计划,重新与国民党周旋。
     不料,1941年1月,国民党一举全歼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七千余人,并且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了新四军的番号。不难想象,国民党此举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会有多大的刺激。苏联方面虽然对国民党提出了尖锐批评,却并未停止原定的军事援助,并且继续要求中共保持克制和维护两党关系不致破裂。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会促使毛泽东要开始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了。
4.苏德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逆转
     就在国共关系高度紧张之际,苏联与日本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诺门坎事件之后,日本关东军已经将其在满洲的步兵师团增加到12个,总兵力达到35万人,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扩大编制和用更好的装备来加强自己。这意味着,日本仍旧随时可能威胁苏联的远东和外蒙古地区。但相比之下,苏联却更担心来自西线的德国的威胁。十分明显,在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之后,德国除了直接进攻英伦三岛之外,剩下的就是征服苏联了。因此,苏联调整对日政策,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德国,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外交选择了。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无疑是苏联为祸水西引而与法西斯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外交策略的一种延续。苏德条约牺牲的是波兰、芬兰等弱小国家,苏日条约牺牲的则是正在孤军奋战中的中国。特别是苏联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更是对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中国抗日运动的一种沉重打击。
     蒋介石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虽明知其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则不可名状!此两星期来心中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乃为此俄倭协以谋我条约之隐机乎?呜呼!”恰在这时,赴美国求援的宋子文发来美国总统已批准借款1.25亿美元,并“内定军火贷款借中国部分五万万元”的消息,至此蒋介石国民党自然要开始转向美国而与苏联渐行渐远了。
     虽然《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方面再三向中国政府解释苏联援华政策不变,但过了仅两个多月,德国就于6月22日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萨”的突然袭击,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再也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援助了。除少数苏联顾问继续留在中国以外,多数苏联援华人员,包括苏联在中国西北设立的航空站以及守护萨雷-奥泽克-兰州公路的苏方人员,均迅速撤回苏联了。
5.中共与苏联离心离德
     苏联与国民党关系恶化,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也陷入低谷。
     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等。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毛泽东对保卫苏联的这种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引起了莫斯科的强烈不满。毛泽东也心知肚明。因此,苏德战争刚刚爆发3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首先召开会议,名为讨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红军和根据地失败的历史原因,实则把矛头指向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与宠信的曾留学苏联的领导人,尽管王明一度抓住季米特洛夫10月7日不满毛泽东对保卫苏联态度消极的来电大做文章,批评毛在统战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毛泽东身居领袖地位,并且通过历史大讨论确立了其正确的形象,因此,王明的反击只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到更加不利的境地之中。
     毛泽东很清楚,仅仅在中央高层内部将党内的“国际派”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还不够,因为绝大多数党的干部,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普通党员,对那些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熟读马列、“言必称希腊(苏联)”的留苏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仍旧或多或少充满了敬畏感。如果不能使全党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仍旧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因此,1942年毛泽东很快发起了整风运动。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要使全党相信,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
     由于苏联急需美英帮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于1943年5月21日解散了共产国际,彻底终止了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必须服从于一个统一指挥中心的历史,也更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政治正确性。毛公开指出:共产国际所以解散,就是因为它已经“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更加民族化。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造成的批判浪潮,终于导致了由社会部主导的、带有“逼供信”性质的审干部,大批党员干部无端受到整肃。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致电毛泽东,对中共的这种做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莫斯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极度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早在1940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曾经有所表露。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长期生活在农村,党员的成分中农民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这一点深感担心。
     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在随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谈话当中,他也对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几乎同样的评价。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的一个时期里,除了季米特洛夫个人和早先派驻延安的联络员以外,莫斯科几乎没有尝试去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建立任何更直接的联系方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