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特色——一个庞大的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16:35:21
中国特色——一个庞大的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


芦笛


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两本书当真耐人寻味,他指出了一个过去一直为人忽略的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截然不同,乃是国(皇帝) ——官——民(普通百姓)的“三明治结构”。介于“国”与“民”之间的“官”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独立集团,它的利益当然与百姓不一致,但也常与皇室相冲突。

古人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明朝官员邱橓给万历皇帝上疏,说:“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而又以富买官!”

这是传统社会最典型的末世病态:官僚集团把皇家和百姓都抢穷了,自己却越来越富,越来越庞大。其膨胀机制邱橓已经指出了,那就是“以官致富,以富买官”:当官后靠敲诈百姓致富,致富后再贿赂上司求得升迁,好做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或是富户为了逃避敲诈去买官做,由此既获得护身符,又能靠敲诈百姓加倍收回投资。这结果当然是官僚敲诈集团越来越庞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他们的手中,国库和百姓的钱包也就越来越萎缩,直到百姓再也活不下去起来造反为止。

这现象出现完全违反了传统社会的设计初衷。孔孟之道的理想官员不过是天子的代表。这些人毫无私心杂念,拒腐蚀,永不沾,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勤劳王事”,一面代天子“牧民”,传播“教化”,亦即用官定的奴才哲学去为百姓洗脑,“化民成俗”;一面用圣贤之道去约束君王,告诫君王为了自己的远期利益爱惜民力,由此在百姓和皇帝之间起到一种调节双方的制衡缓冲作用。而理想的君王则能根据圣贤教导,体恤民艰民瘼,及时为民作主,撤换惩处贪官污吏,同时也严惩胆敢“犯上作乱”的“刁民”,对官与民的冲突起到调节制衡作用。

然而这设计却忽略了百姓的权利,使得百姓对官对“国”都毫无制衡能力。朱元璋和毛泽东都发现了这一设计缺陷,前者一面严惩贪官,一面鼓励百姓起来上告虐待他们的贪官污吏,而毛泽东更以发动 “文化大革命”来“反修反修”,指望靠暴民造反斗倒斗垮斗臭斗烂“官僚主义者阶级”,使干部变成巴黎公社领导人那样的普通劳动者与人民勤务员。

如所周知,两人的努力都失败了,朱元璋还没死就变相认输,哀叹无论他怎么残酷地惩罚贪腐,贪官污吏还是层出不穷。而毛泽东发动的暴民造反非但没有摧毁“官僚主义者阶级”,反而使得他们在东山再起后变得更强大,使得“官” 相对于 “国”与“民”的比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实力上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不管怎样,毛泽东发明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一语确实很精辟。虽然“阶级”一词用得很不恰当——阶级乃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集团,而官僚集团与之毫无相干,但此语的提出,毕竟说明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亦即中国社会中的官僚集团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立的实体。

在我看来,该集团具有以下特征:

1) 它是一个不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超越于时空独立存在的永恒实体。

2) 它的存在、膨胀与兴旺发达完全靠政治权力来维持,而这政治权力其实就是动用暴力的能力。

3) 它的权力无从约束,哪怕是在理论上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或是党中央政治局都奈何它不得,顶多只能惩罚其中个体,但无法彻底剥夺它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更不可能消除它的独立性,使之附着于君或民,为后者服务。

4) 因此,它是一种自己支持自己的实体,其发生不需要什么经济基础,其存在不需要民意支持拥护,甚至也不代表其他阶级,只代表它自己。

5) 它具有一定流动性,并非中世纪西方的世袭贵族,通常能把社会上的才俊之士吸纳进来,因而变得越发强大。

6)它本身具有无限膨胀倾向,具有吸纳社会财富的强大能力,不可能以和平的合法手段消除之,也不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消除其内在的独立性,被改造为具有附属性质的政治集团,只能 “物极必反”,在达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临界点时,以暴民造反暂时摧毁之,为的不过是它在新朝中再度投胎成形,最终长成撑破胆瓶的阿拉伯魔鬼(genie)。

一言以蔽之,它和恶性肿瘤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两者都能无限制地吸取机体营养,都能无限制地疯狂生长,机体内都没有抑制或消除它的机制,一般只能以外科手术切除。

鄙人无知,还未在西方社会发展史中见到类似物。西方社会的政客总是代表某个或某些阶级的。英国早期的国会议员代表的是贵族领主和一部分上层市民的利益,后期的国会则是社会各利益集团的代表依法争权夺利的场所,而国会立法则反映了各阶级、阶层与集团的利益折衷。公务员集团则完全是个中立的职能机构,既不具备吸纳财富的能力,又没有行使“合法伤害权”的可能。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西方的政治家们就有很明确的代表性。政治家们的阶级意识也相当明显(所谓 class-conscious)。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大概是法国大革命前国民公会中的“第三等级”与王室的利益冲突最终恶化为暴力冲突。

正因为此,西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们是如此习惯于“阶级分析”,以致费正清在《剑桥民国史》中不无纳闷地指出,国民党政权并无阶级基础,它并不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也不靠哪个阶级的支持,而是一个靠自己支持自己的政治集团,而支持的手段就是武力。

其实岂止国民党政权如此?我党那“三个代表”不必说,传统社会的官僚集团难道又有什么阶级基础?地主和富商乃是他们的渔猎对象,并不是保护对象。穷棒子的骨头里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和珅家中抄出来的八亿两白银,若要靠从杨白劳头上刮,就算全国四亿杨白劳都刮遍,也绝无可能从每人头上刮到二两白银。这点常识随便哪位和贫下中农结合过的老同志都该知道。

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尾大不掉的官僚实体,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国”还是民,都没有制裁约束该实体的能力。虽然皇帝在理论上拥有至高无上、予取予夺的权力,是一切官吏的恩公,但并非全知全能的超人,即使有心也无力时时处处充当官民冲突的仲裁人。何况大多数皇帝关心的不是别把百姓刮到活不下去,而是如何通过官吏去更有效地搜刮百姓。草民则如同一盘散沙,既无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又不可能结成合法组织来保护自己,只能俯首贴耳,任人宰割。

这传统传到今天就更加难以遏制,遑论逆转之。如我在旧作《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中指出的,现代社会连传统社会都不如。传统社会里的官吏是靠君恩做官,而皇帝是靠天恩做天子,并不需要谁的支持拥戴,因此他任何时刻都可以撤回对臣工的恩赐,想剥哪个大员的皮都毫不是问题。而现代皇帝是靠部下的拥戴当领袖,得罪了官僚集团便连皇帝都做不成。毛泽东枉自作了“千古一帝”,尸骨未寒太太和侄子就给抓了起来,这种事绝对不会在传统社会发生,除非是不幸遇到乱世的汉献帝。

因此,时代的“进步”反而使得官僚集团实体变成了无从撼动的南天一柱,左右逢源的弄潮儿。秦晖教授用的“尺蠖效应”一语,就非常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

所谓“尺蠖”乃是尺蠖蛾的蛹虫,它移动的方式是将躯体一屈一伸,无论是屈还是伸,都总是向着一个方向运动。这也就是我党改革的实质,无论政策是向左还是向右,收紧还是放松,受益者总是官僚集团。国家强调企业自由时,他们便大规模化公为私,国家强调对私人企业加强管理时,他们便趁机整垮私有企业的竞争对象。无论国家的政策如何变,他们总是“江流石不转”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受益人。

其实公平地说,国家政策的设计初衷倒未必是变着法儿地损民肥官,胡温试图扮演的仍然是传统明君的角色,所谓“新三民主义”(“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乃是典型的传统明君的“为民作主”。因此,他们在察觉到某项国策损害了草民利益时,不免要出来“为民作主”,提出一个相应的弥补政策来。可惜到了下面就被官僚集团掐好火候,“忠实执行”成了再度损民肥官的“尺蠖”高招。秦教授在那篇长文中举的“赠送国有股权”的例子,就再生动不过地表明了官僚实体们是如何屈伸如意,如鱼得水地利用每个国策损民肥己。“左右逢源”这个成语的新解,便是“无论政策左转还是右转,都一无例外地要变成官吏集团的财源”。

这种社会能有什么前途不难想见:百姓过去好歹还能指望明君或挟帝威而临百僚的贤相(如张居正)出来“为民作主”,稍微压下官僚实体的权势,给他们让出一线喘息空间,新时代则连这个指望都没有了。就算是党领袖有心当明君,他也没有这么做的传统条件了,官僚集团这个庞大实体已经在新时代长成了一枝独秀、甚至能吞噬皇帝的百头凶龙。

很明显,要这个一枝独秀的怪物同意搞自残肢体的民主改革绝无可能,而传统的暴力屠龙方式也已经过时。吾人可以预期的,便是这章鱼长得越来越大,最后因不堪自重的负荷而肢体断裂。如此而已。中国特色——一个庞大的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


芦笛


吴思先生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两本书当真耐人寻味,他指出了一个过去一直为人忽略的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截然不同,乃是国(皇帝) ——官——民(普通百姓)的“三明治结构”。介于“国”与“民”之间的“官”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独立集团,它的利益当然与百姓不一致,但也常与皇室相冲突。

古人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明朝官员邱橓给万历皇帝上疏,说:“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而又以富买官!”

这是传统社会最典型的末世病态:官僚集团把皇家和百姓都抢穷了,自己却越来越富,越来越庞大。其膨胀机制邱橓已经指出了,那就是“以官致富,以富买官”:当官后靠敲诈百姓致富,致富后再贿赂上司求得升迁,好做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或是富户为了逃避敲诈去买官做,由此既获得护身符,又能靠敲诈百姓加倍收回投资。这结果当然是官僚敲诈集团越来越庞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他们的手中,国库和百姓的钱包也就越来越萎缩,直到百姓再也活不下去起来造反为止。

这现象出现完全违反了传统社会的设计初衷。孔孟之道的理想官员不过是天子的代表。这些人毫无私心杂念,拒腐蚀,永不沾,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勤劳王事”,一面代天子“牧民”,传播“教化”,亦即用官定的奴才哲学去为百姓洗脑,“化民成俗”;一面用圣贤之道去约束君王,告诫君王为了自己的远期利益爱惜民力,由此在百姓和皇帝之间起到一种调节双方的制衡缓冲作用。而理想的君王则能根据圣贤教导,体恤民艰民瘼,及时为民作主,撤换惩处贪官污吏,同时也严惩胆敢“犯上作乱”的“刁民”,对官与民的冲突起到调节制衡作用。

然而这设计却忽略了百姓的权利,使得百姓对官对“国”都毫无制衡能力。朱元璋和毛泽东都发现了这一设计缺陷,前者一面严惩贪官,一面鼓励百姓起来上告虐待他们的贪官污吏,而毛泽东更以发动 “文化大革命”来“反修反修”,指望靠暴民造反斗倒斗垮斗臭斗烂“官僚主义者阶级”,使干部变成巴黎公社领导人那样的普通劳动者与人民勤务员。

如所周知,两人的努力都失败了,朱元璋还没死就变相认输,哀叹无论他怎么残酷地惩罚贪腐,贪官污吏还是层出不穷。而毛泽东发动的暴民造反非但没有摧毁“官僚主义者阶级”,反而使得他们在东山再起后变得更强大,使得“官” 相对于 “国”与“民”的比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实力上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不管怎样,毛泽东发明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一语确实很精辟。虽然“阶级”一词用得很不恰当——阶级乃是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集团,而官僚集团与之毫无相干,但此语的提出,毕竟说明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亦即中国社会中的官僚集团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独立的实体。

在我看来,该集团具有以下特征:

1) 它是一个不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超越于时空独立存在的永恒实体。

2) 它的存在、膨胀与兴旺发达完全靠政治权力来维持,而这政治权力其实就是动用暴力的能力。

3) 它的权力无从约束,哪怕是在理论上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或是党中央政治局都奈何它不得,顶多只能惩罚其中个体,但无法彻底剥夺它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更不可能消除它的独立性,使之附着于君或民,为后者服务。

4) 因此,它是一种自己支持自己的实体,其发生不需要什么经济基础,其存在不需要民意支持拥护,甚至也不代表其他阶级,只代表它自己。

5) 它具有一定流动性,并非中世纪西方的世袭贵族,通常能把社会上的才俊之士吸纳进来,因而变得越发强大。

6)它本身具有无限膨胀倾向,具有吸纳社会财富的强大能力,不可能以和平的合法手段消除之,也不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消除其内在的独立性,被改造为具有附属性质的政治集团,只能 “物极必反”,在达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临界点时,以暴民造反暂时摧毁之,为的不过是它在新朝中再度投胎成形,最终长成撑破胆瓶的阿拉伯魔鬼(genie)。

一言以蔽之,它和恶性肿瘤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两者都能无限制地吸取机体营养,都能无限制地疯狂生长,机体内都没有抑制或消除它的机制,一般只能以外科手术切除。

鄙人无知,还未在西方社会发展史中见到类似物。西方社会的政客总是代表某个或某些阶级的。英国早期的国会议员代表的是贵族领主和一部分上层市民的利益,后期的国会则是社会各利益集团的代表依法争权夺利的场所,而国会立法则反映了各阶级、阶层与集团的利益折衷。公务员集团则完全是个中立的职能机构,既不具备吸纳财富的能力,又没有行使“合法伤害权”的可能。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西方的政治家们就有很明确的代表性。政治家们的阶级意识也相当明显(所谓 class-conscious)。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大概是法国大革命前国民公会中的“第三等级”与王室的利益冲突最终恶化为暴力冲突。

正因为此,西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们是如此习惯于“阶级分析”,以致费正清在《剑桥民国史》中不无纳闷地指出,国民党政权并无阶级基础,它并不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也不靠哪个阶级的支持,而是一个靠自己支持自己的政治集团,而支持的手段就是武力。

其实岂止国民党政权如此?我党那“三个代表”不必说,传统社会的官僚集团难道又有什么阶级基础?地主和富商乃是他们的渔猎对象,并不是保护对象。穷棒子的骨头里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和珅家中抄出来的八亿两白银,若要靠从杨白劳头上刮,就算全国四亿杨白劳都刮遍,也绝无可能从每人头上刮到二两白银。这点常识随便哪位和贫下中农结合过的老同志都该知道。

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尾大不掉的官僚实体,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国”还是民,都没有制裁约束该实体的能力。虽然皇帝在理论上拥有至高无上、予取予夺的权力,是一切官吏的恩公,但并非全知全能的超人,即使有心也无力时时处处充当官民冲突的仲裁人。何况大多数皇帝关心的不是别把百姓刮到活不下去,而是如何通过官吏去更有效地搜刮百姓。草民则如同一盘散沙,既无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又不可能结成合法组织来保护自己,只能俯首贴耳,任人宰割。

这传统传到今天就更加难以遏制,遑论逆转之。如我在旧作《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中指出的,现代社会连传统社会都不如。传统社会里的官吏是靠君恩做官,而皇帝是靠天恩做天子,并不需要谁的支持拥戴,因此他任何时刻都可以撤回对臣工的恩赐,想剥哪个大员的皮都毫不是问题。而现代皇帝是靠部下的拥戴当领袖,得罪了官僚集团便连皇帝都做不成。毛泽东枉自作了“千古一帝”,尸骨未寒太太和侄子就给抓了起来,这种事绝对不会在传统社会发生,除非是不幸遇到乱世的汉献帝。

因此,时代的“进步”反而使得官僚集团实体变成了无从撼动的南天一柱,左右逢源的弄潮儿。秦晖教授用的“尺蠖效应”一语,就非常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

所谓“尺蠖”乃是尺蠖蛾的蛹虫,它移动的方式是将躯体一屈一伸,无论是屈还是伸,都总是向着一个方向运动。这也就是我党改革的实质,无论政策是向左还是向右,收紧还是放松,受益者总是官僚集团。国家强调企业自由时,他们便大规模化公为私,国家强调对私人企业加强管理时,他们便趁机整垮私有企业的竞争对象。无论国家的政策如何变,他们总是“江流石不转”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受益人。

其实公平地说,国家政策的设计初衷倒未必是变着法儿地损民肥官,胡温试图扮演的仍然是传统明君的角色,所谓“新三民主义”(“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权为民所用”)乃是典型的传统明君的“为民作主”。因此,他们在察觉到某项国策损害了草民利益时,不免要出来“为民作主”,提出一个相应的弥补政策来。可惜到了下面就被官僚集团掐好火候,“忠实执行”成了再度损民肥官的“尺蠖”高招。秦教授在那篇长文中举的“赠送国有股权”的例子,就再生动不过地表明了官僚实体们是如何屈伸如意,如鱼得水地利用每个国策损民肥己。“左右逢源”这个成语的新解,便是“无论政策左转还是右转,都一无例外地要变成官吏集团的财源”。

这种社会能有什么前途不难想见:百姓过去好歹还能指望明君或挟帝威而临百僚的贤相(如张居正)出来“为民作主”,稍微压下官僚实体的权势,给他们让出一线喘息空间,新时代则连这个指望都没有了。就算是党领袖有心当明君,他也没有这么做的传统条件了,官僚集团这个庞大实体已经在新时代长成了一枝独秀、甚至能吞噬皇帝的百头凶龙。

很明显,要这个一枝独秀的怪物同意搞自残肢体的民主改革绝无可能,而传统的暴力屠龙方式也已经过时。吾人可以预期的,便是这章鱼长得越来越大,最后因不堪自重的负荷而肢体断裂。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