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族认同”下的新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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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认同”下的新民族主义
2008年05月10日 19:10南风窗
现代民族国家，即英语的“nation state”，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物。“state”是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国家，而“nation”则是民族和文化概念的国家。前者是十分客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后者则基本是主观的感觉和感受。现代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构建产生的，美其名为“nation building”，不少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前殖民地国家，今天还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就是因为民族和文化的因素，我国才会有藏独、台独等问题，而台独分子才会搞“去中国化”的动作。在国际上，才会因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西方国家承认，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掀起巨大波澜。
中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汉族占了总人口的92%。传统上，以前国人一般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汉族国家，其它民族是外族。孙中山搞民族革命，同盟会纲领中声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皇朝之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倡“五族共和”。五族也者，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五四运动”之后，他才开始逐步扬弃五族的说法:“现在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孙中山的心路历程，其实就是现代中国当时国家构建过程的缩影。
现在大家通用的“中华民族”这提法源自梁启超，它并不单指某一民族文化，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而中华民族中56个民族之间，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与传统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是“国家共同体”概念的“国族”，而非一般所指的民族。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三位一体”。
汉化的实质是西化
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建构国家的过程中，一般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同时也是最近西方努力促进的方法，是鼓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们在非洲撤退之后，搞了多年，并不十分成功，只造就了延绵的内战。上世纪90年代东欧解构之后，政治国家(state)弱化了，民族主义乘机复炽，在外部鼓励和压力之下，一些多民族国家不断一分为二。前南斯拉夫是个典型。今天，它已经分裂为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共和国等7个独立或自称独立的国家。这一过程中，战乱带来大量生灵涂炭，颠沛流离。但在自由主义者眼中，这是帝国解体之后重组的必然过渡。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微型国家本身根本不具备全球化浪潮中立足的最起码条件，独立后不久，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明显，这绝对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另一种是同化，在中国，就是汉化。中国自1912年建立民国开始，就没有采取这政策。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承继自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满清皇朝，对少数民族加倍照顾，特意保存其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用西方的说法，这是“积极歧视”，是十分进步的做法，比绝大部分西方国家进步多了。但是实行下来，一方面过分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容易滋生分离主义，这方面的风险在局部的偏远地区，尤其是某些其族人在中国境外远比在境内多的少数民族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另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许多时候会发觉，如果学不好汉文，就不能融入汉人社会中，个人事业很难发展，反而代代贫穷落后，永远被边缘化。所以客观上，汉化的过程，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中，这并非国家政策，更不是什么“文化绝灭”，而是大势所趋。满族人就是在统治汉人的几百年间，完全自愿地彻底地被汉化了。
但是说到底，我们13亿“中华民族”同胞，不管你是什么族，也都在全球化大趋势之中，不期然地被西化。不论衣食住行，今天我们穿的是西服，大量吃肉喝奶，喝啤酒、红酒，举目都是西式楼宇，整个交通运输系统都是来自西方。我们称之为“现代化”，还嫌西化得不够彻底，不够快，要不断努力与西方“接轨”。西方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任何指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绝对双重标准。西藏今天不是被汉化，而是在西化中。
无论如何，突出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政策，实践已证明效果不是太理想。正如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既要投入洪流，同时也要保存自己一样。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应当从现实出发，同异兼顾，于支持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主流社会的同时，刻意地照顾他们本来的民族文化，像邓小平爱用的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汉族的包容传统，是善于处理这一类问题的。禅宗是把印度的佛教汉化了，但是印度本来的佛教不但在中土保存下来，事实上许多方面，还亏得中国，才得以保存。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国家(state)那一面，在二战之后，正在不断削弱中。二战之后，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WTO前身的GATT等超国家组织(supernational agencies)陆续产生。各国家通过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并接受其规范、监督和裁决，等于自愿地交出部分主权。国与国之间，又出现了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G8等多边组织。随着超国家组织不断扩充其权力，国际间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不再是某一国能独立作决策，说了算，国家主权进一步被挤压。
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它存在已经很久，但一向都是一个十分专业，与各国政府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很多接触，因而绝少在媒体中高调出现的超国家组织。但是近年禽流感和非典爆发之后，一段时期几乎天天见报，人们才猛然警觉，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听命低头的太上皇。它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香港便马上与世隔绝，有如死城。它要各国政府就禽流感和非典等采取某些行动，在某一期限之内提交什么报告，政府就得乖乖服从，我们这些老百姓更诚惶诚恐，不在话下。
问题是这一大堆超国家组织基本上是处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状态。它们唯一的成文规范，只是它们自己拟订和通过的章程，既不民主，也缺乏透明，不知向谁问责，更不受监督和制裁；我们只是先验地相信它们的好意和能力而已。有些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其能力已经被质疑；它们所倡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和“震荡疗法”，已经臭名远播，自动破产。这些组织甚至是否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或者只是西方霸权的一个工具，也是大众的疑惑。
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这一大堆处于无法无天状态，而又互不从属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之间，一旦出现冲突，目前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的。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正主导着全球化大潮流，当时得令，挡者披靡。但是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育，也同样受到全球关注，联合国倡议有关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早在1992年便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179个国家共同签署。WTO并不凌驾于国际环保组织和有关协议之上，但它的许多做法都是反环保的。经济全球化与环保之间的冲突，至今依然无法处理，各说各话，各行各是。
中国较晚参加这场游戏，直到最近，它还只是一个按既定游戏规则玩的成员。但随着国力增长，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一些超国家组织的权力核心，参与制订游戏规则。陈冯富珍加入WHO和最近林毅夫加入世界银行等，是中国在这些超国家组织内地位提升的里程碑。不管人家怎样看，客观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应该跟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需要努力维持现状，还是企图突破现有的格局，这一抉择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再难回避。
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大家都忘记了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从无到有地进行法制化。这恰恰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将目前无法无天状态的超国家组织的秩序加以合理化和法制化，不但有国际间政府组织和NGO从旁推动的助力，更可通过维护建制去改变游戏规则，打破现状，通过注入新的思维与实质性的贡献，维护本身利益，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从这一个较高位置的新视野，我们不妨回头再检视文初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之下的“国族认同”，而在这大前提之下，大力与周边国家建立各种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超国家组织，去共同维护和发扬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语言等？不妨举一个较小争议的例子:我们大可大张旗鼓地与蒙古共和国建立超国际机制，进行合作，促进两国蒙古文化的发展。我有理由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双赢。我们的蒙古族同胞肯定会提高其国家向心力和国族自豪感。这才是21世纪泱泱大国的新民族主义。“国族认同”下的新民族主义
2008年05月10日 19:10南风窗
现代民族国家，即英语的“nation state”，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物。“state”是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国家，而“nation”则是民族和文化概念的国家。前者是十分客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后者则基本是主观的感觉和感受。现代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构建产生的，美其名为“nation building”，不少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前殖民地国家，今天还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就是因为民族和文化的因素，我国才会有藏独、台独等问题，而台独分子才会搞“去中国化”的动作。在国际上，才会因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西方国家承认，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掀起巨大波澜。
中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汉族占了总人口的92%。传统上，以前国人一般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汉族国家，其它民族是外族。孙中山搞民族革命，同盟会纲领中声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皇朝之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倡“五族共和”。五族也者，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五四运动”之后，他才开始逐步扬弃五族的说法:“现在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孙中山的心路历程，其实就是现代中国当时国家构建过程的缩影。
现在大家通用的“中华民族”这提法源自梁启超，它并不单指某一民族文化，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而中华民族中56个民族之间，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与传统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是“国家共同体”概念的“国族”，而非一般所指的民族。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三位一体”。
汉化的实质是西化
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建构国家的过程中，一般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同时也是最近西方努力促进的方法，是鼓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们在非洲撤退之后，搞了多年，并不十分成功，只造就了延绵的内战。上世纪90年代东欧解构之后，政治国家(state)弱化了，民族主义乘机复炽，在外部鼓励和压力之下，一些多民族国家不断一分为二。前南斯拉夫是个典型。今天，它已经分裂为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共和国等7个独立或自称独立的国家。这一过程中，战乱带来大量生灵涂炭，颠沛流离。但在自由主义者眼中，这是帝国解体之后重组的必然过渡。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微型国家本身根本不具备全球化浪潮中立足的最起码条件，独立后不久，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明显，这绝对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另一种是同化，在中国，就是汉化。中国自1912年建立民国开始，就没有采取这政策。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承继自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满清皇朝，对少数民族加倍照顾，特意保存其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用西方的说法，这是“积极歧视”，是十分进步的做法，比绝大部分西方国家进步多了。但是实行下来，一方面过分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容易滋生分离主义，这方面的风险在局部的偏远地区，尤其是某些其族人在中国境外远比在境内多的少数民族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另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许多时候会发觉，如果学不好汉文，就不能融入汉人社会中，个人事业很难发展，反而代代贫穷落后，永远被边缘化。所以客观上，汉化的过程，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中，这并非国家政策，更不是什么“文化绝灭”，而是大势所趋。满族人就是在统治汉人的几百年间，完全自愿地彻底地被汉化了。
但是说到底，我们13亿“中华民族”同胞，不管你是什么族，也都在全球化大趋势之中，不期然地被西化。不论衣食住行，今天我们穿的是西服，大量吃肉喝奶，喝啤酒、红酒，举目都是西式楼宇，整个交通运输系统都是来自西方。我们称之为“现代化”，还嫌西化得不够彻底，不够快，要不断努力与西方“接轨”。西方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任何指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绝对双重标准。西藏今天不是被汉化，而是在西化中。
无论如何，突出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政策，实践已证明效果不是太理想。正如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既要投入洪流，同时也要保存自己一样。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应当从现实出发，同异兼顾，于支持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主流社会的同时，刻意地照顾他们本来的民族文化，像邓小平爱用的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汉族的包容传统，是善于处理这一类问题的。禅宗是把印度的佛教汉化了，但是印度本来的佛教不但在中土保存下来，事实上许多方面，还亏得中国，才得以保存。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国家(state)那一面，在二战之后，正在不断削弱中。二战之后，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WTO前身的GATT等超国家组织(supernational agencies)陆续产生。各国家通过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并接受其规范、监督和裁决，等于自愿地交出部分主权。国与国之间，又出现了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G8等多边组织。随着超国家组织不断扩充其权力，国际间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不再是某一国能独立作决策，说了算，国家主权进一步被挤压。
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它存在已经很久，但一向都是一个十分专业，与各国政府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很多接触，因而绝少在媒体中高调出现的超国家组织。但是近年禽流感和非典爆发之后，一段时期几乎天天见报，人们才猛然警觉，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听命低头的太上皇。它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香港便马上与世隔绝，有如死城。它要各国政府就禽流感和非典等采取某些行动，在某一期限之内提交什么报告，政府就得乖乖服从，我们这些老百姓更诚惶诚恐，不在话下。
问题是这一大堆超国家组织基本上是处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状态。它们唯一的成文规范，只是它们自己拟订和通过的章程，既不民主，也缺乏透明，不知向谁问责，更不受监督和制裁；我们只是先验地相信它们的好意和能力而已。有些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其能力已经被质疑；它们所倡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和“震荡疗法”，已经臭名远播，自动破产。这些组织甚至是否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或者只是西方霸权的一个工具，也是大众的疑惑。
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这一大堆处于无法无天状态，而又互不从属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之间，一旦出现冲突，目前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的。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正主导着全球化大潮流，当时得令，挡者披靡。但是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育，也同样受到全球关注，联合国倡议有关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早在1992年便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179个国家共同签署。WTO并不凌驾于国际环保组织和有关协议之上，但它的许多做法都是反环保的。经济全球化与环保之间的冲突，至今依然无法处理，各说各话，各行各是。
中国较晚参加这场游戏，直到最近，它还只是一个按既定游戏规则玩的成员。但随着国力增长，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一些超国家组织的权力核心，参与制订游戏规则。陈冯富珍加入WHO和最近林毅夫加入世界银行等，是中国在这些超国家组织内地位提升的里程碑。不管人家怎样看，客观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应该跟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需要努力维持现状，还是企图突破现有的格局，这一抉择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再难回避。
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大家都忘记了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从无到有地进行法制化。这恰恰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将目前无法无天状态的超国家组织的秩序加以合理化和法制化，不但有国际间政府组织和NGO从旁推动的助力，更可通过维护建制去改变游戏规则，打破现状，通过注入新的思维与实质性的贡献，维护本身利益，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从这一个较高位置的新视野，我们不妨回头再检视文初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之下的“国族认同”，而在这大前提之下，大力与周边国家建立各种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超国家组织，去共同维护和发扬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语言等？不妨举一个较小争议的例子:我们大可大张旗鼓地与蒙古共和国建立超国际机制，进行合作，促进两国蒙古文化的发展。我有理由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双赢。我们的蒙古族同胞肯定会提高其国家向心力和国族自豪感。这才是21世纪泱泱大国的新民族主义。
2008年05月10日 19:10南风窗
现代民族国家，即英语的“nation state”，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物。“state”是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国家，而“nation”则是民族和文化概念的国家。前者是十分客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后者则基本是主观的感觉和感受。现代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构建产生的，美其名为“nation building”，不少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前殖民地国家，今天还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就是因为民族和文化的因素，我国才会有藏独、台独等问题，而台独分子才会搞“去中国化”的动作。在国际上，才会因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西方国家承认，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掀起巨大波澜。
中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汉族占了总人口的92%。传统上，以前国人一般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汉族国家，其它民族是外族。孙中山搞民族革命，同盟会纲领中声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皇朝之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倡“五族共和”。五族也者，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五四运动”之后，他才开始逐步扬弃五族的说法:“现在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孙中山的心路历程，其实就是现代中国当时国家构建过程的缩影。
现在大家通用的“中华民族”这提法源自梁启超，它并不单指某一民族文化，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而中华民族中56个民族之间，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与传统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是“国家共同体”概念的“国族”，而非一般所指的民族。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三位一体”。
汉化的实质是西化
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建构国家的过程中，一般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同时也是最近西方努力促进的方法，是鼓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们在非洲撤退之后，搞了多年，并不十分成功，只造就了延绵的内战。上世纪90年代东欧解构之后，政治国家(state)弱化了，民族主义乘机复炽，在外部鼓励和压力之下，一些多民族国家不断一分为二。前南斯拉夫是个典型。今天，它已经分裂为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共和国等7个独立或自称独立的国家。这一过程中，战乱带来大量生灵涂炭，颠沛流离。但在自由主义者眼中，这是帝国解体之后重组的必然过渡。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微型国家本身根本不具备全球化浪潮中立足的最起码条件，独立后不久，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明显，这绝对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另一种是同化，在中国，就是汉化。中国自1912年建立民国开始，就没有采取这政策。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承继自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满清皇朝，对少数民族加倍照顾，特意保存其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用西方的说法，这是“积极歧视”，是十分进步的做法，比绝大部分西方国家进步多了。但是实行下来，一方面过分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容易滋生分离主义，这方面的风险在局部的偏远地区，尤其是某些其族人在中国境外远比在境内多的少数民族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另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许多时候会发觉，如果学不好汉文，就不能融入汉人社会中，个人事业很难发展，反而代代贫穷落后，永远被边缘化。所以客观上，汉化的过程，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中，这并非国家政策，更不是什么“文化绝灭”，而是大势所趋。满族人就是在统治汉人的几百年间，完全自愿地彻底地被汉化了。
但是说到底，我们13亿“中华民族”同胞，不管你是什么族，也都在全球化大趋势之中，不期然地被西化。不论衣食住行，今天我们穿的是西服，大量吃肉喝奶，喝啤酒、红酒，举目都是西式楼宇，整个交通运输系统都是来自西方。我们称之为“现代化”，还嫌西化得不够彻底，不够快，要不断努力与西方“接轨”。西方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任何指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绝对双重标准。西藏今天不是被汉化，而是在西化中。
无论如何，突出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政策，实践已证明效果不是太理想。正如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既要投入洪流，同时也要保存自己一样。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应当从现实出发，同异兼顾，于支持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主流社会的同时，刻意地照顾他们本来的民族文化，像邓小平爱用的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汉族的包容传统，是善于处理这一类问题的。禅宗是把印度的佛教汉化了，但是印度本来的佛教不但在中土保存下来，事实上许多方面，还亏得中国，才得以保存。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国家(state)那一面，在二战之后，正在不断削弱中。二战之后，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WTO前身的GATT等超国家组织(supernational agencies)陆续产生。各国家通过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并接受其规范、监督和裁决，等于自愿地交出部分主权。国与国之间，又出现了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G8等多边组织。随着超国家组织不断扩充其权力，国际间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不再是某一国能独立作决策，说了算，国家主权进一步被挤压。
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它存在已经很久，但一向都是一个十分专业，与各国政府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很多接触，因而绝少在媒体中高调出现的超国家组织。但是近年禽流感和非典爆发之后，一段时期几乎天天见报，人们才猛然警觉，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听命低头的太上皇。它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香港便马上与世隔绝，有如死城。它要各国政府就禽流感和非典等采取某些行动，在某一期限之内提交什么报告，政府就得乖乖服从，我们这些老百姓更诚惶诚恐，不在话下。
问题是这一大堆超国家组织基本上是处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状态。它们唯一的成文规范，只是它们自己拟订和通过的章程，既不民主，也缺乏透明，不知向谁问责，更不受监督和制裁；我们只是先验地相信它们的好意和能力而已。有些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其能力已经被质疑；它们所倡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和“震荡疗法”，已经臭名远播，自动破产。这些组织甚至是否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或者只是西方霸权的一个工具，也是大众的疑惑。
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这一大堆处于无法无天状态，而又互不从属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之间，一旦出现冲突，目前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的。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正主导着全球化大潮流，当时得令，挡者披靡。但是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育，也同样受到全球关注，联合国倡议有关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早在1992年便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179个国家共同签署。WTO并不凌驾于国际环保组织和有关协议之上，但它的许多做法都是反环保的。经济全球化与环保之间的冲突，至今依然无法处理，各说各话，各行各是。
中国较晚参加这场游戏，直到最近，它还只是一个按既定游戏规则玩的成员。但随着国力增长，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一些超国家组织的权力核心，参与制订游戏规则。陈冯富珍加入WHO和最近林毅夫加入世界银行等，是中国在这些超国家组织内地位提升的里程碑。不管人家怎样看，客观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应该跟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需要努力维持现状，还是企图突破现有的格局，这一抉择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再难回避。
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大家都忘记了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从无到有地进行法制化。这恰恰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将目前无法无天状态的超国家组织的秩序加以合理化和法制化，不但有国际间政府组织和NGO从旁推动的助力，更可通过维护建制去改变游戏规则，打破现状，通过注入新的思维与实质性的贡献，维护本身利益，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从这一个较高位置的新视野，我们不妨回头再检视文初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之下的“国族认同”，而在这大前提之下，大力与周边国家建立各种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超国家组织，去共同维护和发扬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语言等？不妨举一个较小争议的例子:我们大可大张旗鼓地与蒙古共和国建立超国际机制，进行合作，促进两国蒙古文化的发展。我有理由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双赢。我们的蒙古族同胞肯定会提高其国家向心力和国族自豪感。这才是21世纪泱泱大国的新民族主义。“国族认同”下的新民族主义
2008年05月10日 19:10南风窗
现代民族国家，即英语的“nation state”，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物。“state”是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国家，而“nation”则是民族和文化概念的国家。前者是十分客观，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后者则基本是主观的感觉和感受。现代国家，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构建产生的，美其名为“nation building”，不少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的前殖民地国家，今天还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就是因为民族和文化的因素，我国才会有藏独、台独等问题，而台独分子才会搞“去中国化”的动作。在国际上，才会因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西方国家承认，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掀起巨大波澜。
中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有56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汉族占了总人口的92%。传统上，以前国人一般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汉族国家，其它民族是外族。孙中山搞民族革命，同盟会纲领中声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皇朝之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倡“五族共和”。五族也者，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五四运动”之后，他才开始逐步扬弃五族的说法:“现在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孙中山的心路历程，其实就是现代中国当时国家构建过程的缩影。
现在大家通用的“中华民族”这提法源自梁启超，它并不单指某一民族文化，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而中华民族中56个民族之间，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与传统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是“国家共同体”概念的“国族”，而非一般所指的民族。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三位一体”。
汉化的实质是西化
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建构国家的过程中，一般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同时也是最近西方努力促进的方法，是鼓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们在非洲撤退之后，搞了多年，并不十分成功，只造就了延绵的内战。上世纪90年代东欧解构之后，政治国家(state)弱化了，民族主义乘机复炽，在外部鼓励和压力之下，一些多民族国家不断一分为二。前南斯拉夫是个典型。今天，它已经分裂为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共和国等7个独立或自称独立的国家。这一过程中，战乱带来大量生灵涂炭，颠沛流离。但在自由主义者眼中，这是帝国解体之后重组的必然过渡。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微型国家本身根本不具备全球化浪潮中立足的最起码条件，独立后不久，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明显，这绝对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另一种是同化，在中国，就是汉化。中国自1912年建立民国开始，就没有采取这政策。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承继自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满清皇朝，对少数民族加倍照顾，特意保存其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用西方的说法，这是“积极歧视”，是十分进步的做法，比绝大部分西方国家进步多了。但是实行下来，一方面过分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容易滋生分离主义，这方面的风险在局部的偏远地区，尤其是某些其族人在中国境外远比在境内多的少数民族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另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许多时候会发觉，如果学不好汉文，就不能融入汉人社会中，个人事业很难发展，反而代代贫穷落后，永远被边缘化。所以客观上，汉化的过程，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中，这并非国家政策，更不是什么“文化绝灭”，而是大势所趋。满族人就是在统治汉人的几百年间，完全自愿地彻底地被汉化了。
但是说到底，我们13亿“中华民族”同胞，不管你是什么族，也都在全球化大趋势之中，不期然地被西化。不论衣食住行，今天我们穿的是西服，大量吃肉喝奶，喝啤酒、红酒，举目都是西式楼宇，整个交通运输系统都是来自西方。我们称之为“现代化”，还嫌西化得不够彻底，不够快，要不断努力与西方“接轨”。西方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任何指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是一百步笑五十步，绝对双重标准。西藏今天不是被汉化，而是在西化中。
无论如何，突出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政策，实践已证明效果不是太理想。正如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既要投入洪流，同时也要保存自己一样。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应当从现实出发，同异兼顾，于支持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主流社会的同时，刻意地照顾他们本来的民族文化，像邓小平爱用的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汉族的包容传统，是善于处理这一类问题的。禅宗是把印度的佛教汉化了，但是印度本来的佛教不但在中土保存下来，事实上许多方面，还亏得中国，才得以保存。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国家(state)那一面，在二战之后，正在不断削弱中。二战之后，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WTO前身的GATT等超国家组织(supernational agencies)陆续产生。各国家通过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并接受其规范、监督和裁决，等于自愿地交出部分主权。国与国之间，又出现了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G8等多边组织。随着超国家组织不断扩充其权力，国际间越来越多的事情，都不再是某一国能独立作决策，说了算，国家主权进一步被挤压。
世界卫生组织(WHO)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它存在已经很久，但一向都是一个十分专业，与各国政府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很多接触，因而绝少在媒体中高调出现的超国家组织。但是近年禽流感和非典爆发之后，一段时期几乎天天见报，人们才猛然警觉，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政府都要听命低头的太上皇。它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香港便马上与世隔绝，有如死城。它要各国政府就禽流感和非典等采取某些行动，在某一期限之内提交什么报告，政府就得乖乖服从，我们这些老百姓更诚惶诚恐，不在话下。
问题是这一大堆超国家组织基本上是处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状态。它们唯一的成文规范，只是它们自己拟订和通过的章程，既不民主，也缺乏透明，不知向谁问责，更不受监督和制裁；我们只是先验地相信它们的好意和能力而已。有些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其能力已经被质疑；它们所倡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和“震荡疗法”，已经臭名远播，自动破产。这些组织甚至是否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或者只是西方霸权的一个工具，也是大众的疑惑。
更加迫切的问题是，这一大堆处于无法无天状态，而又互不从属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之间，一旦出现冲突，目前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的。目前，世界贸易组织(WTO)正主导着全球化大潮流，当时得令，挡者披靡。但是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育，也同样受到全球关注，联合国倡议有关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早在1992年便已被包括中国在内的179个国家共同签署。WTO并不凌驾于国际环保组织和有关协议之上，但它的许多做法都是反环保的。经济全球化与环保之间的冲突，至今依然无法处理，各说各话，各行各是。
中国较晚参加这场游戏，直到最近，它还只是一个按既定游戏规则玩的成员。但随着国力增长，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一些超国家组织的权力核心，参与制订游戏规则。陈冯富珍加入WHO和最近林毅夫加入世界银行等，是中国在这些超国家组织内地位提升的里程碑。不管人家怎样看，客观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应该跟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因而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需要努力维持现状，还是企图突破现有的格局，这一抉择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已经再难回避。
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大家都忘记了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从无到有地进行法制化。这恰恰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将目前无法无天状态的超国家组织的秩序加以合理化和法制化，不但有国际间政府组织和NGO从旁推动的助力，更可通过维护建制去改变游戏规则，打破现状，通过注入新的思维与实质性的贡献，维护本身利益，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从这一个较高位置的新视野，我们不妨回头再检视文初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之下的“国族认同”，而在这大前提之下，大力与周边国家建立各种与民族文化有关的超国家组织，去共同维护和发扬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语言等？不妨举一个较小争议的例子:我们大可大张旗鼓地与蒙古共和国建立超国际机制，进行合作，促进两国蒙古文化的发展。我有理由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双赢。我们的蒙古族同胞肯定会提高其国家向心力和国族自豪感。这才是21世纪泱泱大国的新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