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从帝国时代走向共和时代

易中天：从帝国时代走向共和时代  

中国历史分为三大阶段

    要把美学讲清楚，必须把美学史讲清楚。我和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有一个共同观点：美学就是美学史，美学史就是美学。

    哲学学科的特点。哲学就是人类对真理，对真实，包括对如何得到真理和真实的不断寻找和追问。这个寻找和追问是没有止境的，不可能有公认的结论。这样，寻找和追问的过程就构成了哲学学科的全部内容。因此，哲学的历史就是其学科本身，这是它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自然科学可以把最终结论告诉大家，你可以不讲认识过程。讲牛顿定理、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用讲是怎么来的，直接把结论告诉人们就行了。但是哲学不一样，哲学必须从头开始，问题是永恒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是永恒的问题。哲学不停在问，不停在答，不是最后只有一句话。美学是哲学一个分支，具有哲学学科的特点。

    所以我在研究美学的时候，就发现必须弄清楚美学史。要弄清楚美学史，又必须弄清楚文化史。你不弄清楚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就不知道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美学思想。因此，要研究美学，就要研究中国美学史；要研究中国美学史，就要研究中国文化史。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因此又必须研究中国政治史。为了研究中国政治史就必须找参照系，这才有 《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通过希腊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反观中国政治。此后，就有了《帝国的终结》这本书。

    我们古书上“封建”两个字和我们现在讲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是两码事，现在看起来用“五种社会形态”来说中国历史是不行的。不管是西周社会还是秦汉社会，和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差别都很大。我重新分析，把从夏启开始直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分成三大阶段：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这样就可以把很多纠缠不清的话题理清楚了。

    比如说反封建，实际上主要是反秦始皇创立的帝国制度，当然也反周公创立的礼乐制度，即所谓 “封建礼教”。“百代皆行秦政治”，就是指实行以郡县制为标志的帝国制度。西周封建制度不是集权制度，而是分权制，把权力分下去，从天子、诸侯到大夫，一层一层分权力，层层转包。所以“封建专制”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封建必不专制，专制必不封建。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是：非公非私、亦公亦私、不公不私、半公半私。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产权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没有产权概念。到现在也没有算清楚，到处都是产权问题。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产权不清。

帝国的秘密在产权

    政治制度一定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以经济为基础，陈寅恪史学研究也是这个路子，虽然他从来不公开赞成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的史学研究在我们看来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产权问题——产权不清。不像古希腊，产权是明晰的，它是彻底私有制，产权已经明晰到每个个人身上。中国是“家国一体”，没有个人，国也是家，家也是国，皇帝就是最大的爸爸，所有人都是子民。比如土地到底是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土地又可以买卖，也不构成“倒卖国家资产罪”。

    不用打招呼，官方还要给你盖印。官方盖印叫红契，不盖印叫白契，这真是荒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讲产权，产权不清就公私不分，公私不分责权就不明晰，所有东西都是不明确的。如果我们组织一个合股公司，产权很明晰，所有股东都是业主，谁的钱多，表决权就多，股东选出董事会，董事会是代表产权人的。然后任命总经理，总经理是打工的，受雇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他干得不好可以让他下课，撤职、罢免，或者引咎辞职。

    如果产权是“天”的，那么“天”就是董事长，皇帝作为“天子”就是总经理，他对谁负责呢？对天。但是天不会问责，所以皇帝可以不负责。古人有一种说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际这种说法从来没有落实过，没有制度去落实，不可能罢免皇帝。



　　如果产权在帝国，皇帝就是董事长，宰相就是总经理。董事长不能过问宰相的工作，你只能秋后算账、事后问责，不能事前干预，但这在制度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帝国时代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汉初皇权和相权的关系解决的还好，越到后来相权越受到限制，朱元璋生前要做的事情就是集中皇权，干脆把宰相取消掉了。

    从秦汉开始，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教训，应该明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国家元首就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不能行政。首先，美国是联邦制，我们是郡县制。美国的50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自己选出的政府，总统的职责就是会议召集人；第二，国会是两院制，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选出来的，参议院是一个州两个，一百个参议员；第三，最高法院是独立的，最高法院有权判决总统行政违宪。因为人家有个最高的东西——宪法。我们过去最高的东西是“天”。“天”是一句话没有说过的，宪法说得清清楚楚，这是不一样的。宪法把所有东西管起来了。美国是宪法治国，总统只是一个执行人，而且是众多执行人之一。另外他是选民授权，对总统可以问责。

    对中国古代的帝国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制约。 只有“天”能制约，但是“天”是没有意志的，“天”不可能制约，所以他不受制约。

    授权也是很暧昧的。 两个问题：产权不清，层级太多。汉代是最简单的，中央、郡、县三级，到东汉多出一个州来。然后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不停加东西。 这样层级必然越来越多，导致最终管不过来。所以皇帝不断派驻自己的亲信，包括派驻太监去地方监军、监督。 ：只有限权，没有宪政。限制官员的权力是保证皇权的无限，皇权是不受限制的。

    因为邦国制变成帝国制以后，所有都不世袭了，惟独皇帝是世袭的。皇帝可以世袭，但必须是虚的，虚君就可以世袭，实君不能世袭。虚的没有关系，反正是摆设。如果当时是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那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只是回过头来总结。在不可能产生另一种制度的情况下，其他设想做不到。至少从周开始，天下就是打下来的，怎么保证世袭的皇帝不被颠覆呢？这种“老子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两千多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谁想和平交权。陈立夫曾跟沈钧儒说，“我们流血打下来的江山，怎么可能在谈判桌上就给了你们呢？这不可能！”他没有想到，实际在现代政治里恰恰就是这样的。主权在民，人民选谁就是谁，通过谈判，通过妥协，通过竞选，这样才能够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根本还是没有解决权力在谁的问题，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君？帝国的根本问题是主权在君，君权天授。民主制度是主权在民，君权民授。

    虽然说“唯以一人治天下”，但是实际上皇帝作为“孤家寡人”是不可能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的，他们需要代理人。在隋唐实行了科举制度以后，到宋逐步形成了官僚政治，官员成为皇权的“职业代理人”，代理皇权。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代理人的利益。代理应该有代理人利益的，而在帝国制度框架下官员代理皇权是没有代理人利益的，只有非常低微的俸禄，根本不够养家糊口，那只有以权谋私。为什么那么低呢？就是以德治国。中央集权、以德治国、官僚代理，三大特色是连为一体的，根本分不清楚。

    为什么那么低呢？就是以德治国。中央集权、以德治国、官僚代理，三大特色是连为一体的，根本分不清楚。

    非得说是爱民如子。但是矛盾啊。说得再好听，实际上就是统治人民，因此排场不能不讲，官衙、官帽、官服、官轿、跟班都不能少，钱又不给，那不腐败怎么办？这种腐败是制度性腐败。逼出来的。只能乱收费，要不怎么维持？古代那些所谓圣贤在设计国家制度的时候，不知道国家机器运转是需要成本的。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国家机器运转怎么可能不需要成本呢？但是在“仁政”、“王道”这样一些理念下又规定了不能高税，中国历史上的利税一直是很低的。

    钱从哪里来？ 非由天降，非由地生。既不鼓励商业活动，又不鼓励货币流通，又要花钱，要养官员，还要打仗，要保卫国家，要养军队，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庄严还要讲排场，都得钱。国企改革就是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中国古代就在说这个问题，一个帝国的维持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王安石变法就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皇室在不断膨胀，官僚队伍在不断膨胀，这么多庸人往哪儿去？这么大一个国家机器需要维持，钱从哪里来？解决不了就崩溃，崩溃就改朝换代。

    只能用战争来洗牌。战争破坏生产力，大幅度减少人口，重新回到贫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以后就过好日子，进入盛世。盛世以后就开始膨胀，膨胀以后又解决不了，又崩盘，再回到贫困线上。开国为什么气象好？穷啊。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鸡叫都听不见。像汉代开国天子坐不起四匹纯色马拉的车子，宰相坐牛车上班，穷啊，当然得艰苦朴素，当然作风很好啊。一段时间的“与民休息”之后，国家财政有钱了，就开始穷兵黩武，或者穷奢极欲。主要是用于满足王公大人奢靡、奢侈的生活，而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是用于文化教育、办公费学校、搞公费医疗。

    愚民政策，为什么要搞教育？即使搞教育也必须按照我的模式来，只知道忠君爱国，别的都不知道。对自然科学没兴趣，对哲学没兴趣，对宗教没兴趣。一段时间里政治相对清明，吏治清廉，风气也好了，开始进入盛世，然后盛极而衰。最后结果就是垮台、崩盘，恶性循环。从“始皇帝”开始，中国就踏上了通过武装来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不归之路。正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现在很多人对民主的理解不对，好像民主就是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民主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不要谈民主。但是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是主权在君，君权天授，怎么可能是民主的？不可能。民主、共和、宪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这些理念。

共和的历程注定艰难曲折

    帝国制度本来是一个土陶，秦始皇开创的秦王朝就是一个陶罐，到了汉代就做得比较好了，但是被打碎了。送进炉子里再烧，又好一些，又打碎又烧，多次回炉，越来越精致。到了清朝就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瓷器。清代从帝国制度角度来讲可以说无懈可击了，皇位的继承、权力的分配、政令的通达，包括民族问题、民生问题它都解决了。

    事实上，清王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民权。不讲民权，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历代王朝之败，也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如元)或民生(如秦、汉、隋、唐)，要不然就在军事(如宋)或政治(如晋)。清的情况却不同。借用柳宗元的话说，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其失在于制(制度)，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也就是说，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潮流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清末，尽管改革是大势所趋，救亡是国人共识，但对于救什么，却有不同的理解。爱国志士要救的是国家之亡、民族之亡，大清朝廷要救的却是政权之亡、皇室之亡。因此，当改革危及到其自身利益时，当权者没有片刻犹豫就把自己从改革派变成了顽固派。虽然戊戌变法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转型的历史契机，但是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

    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帝国制度是其里，大清王朝是其表。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于是，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共和的历程注定是艰难曲折。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毕竟都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非如此则革命不能成功。总之，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历史毕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而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传统只给了中国人两种选择：要么天下一统，君王专政；要么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相比较而言，前一种选择似乎更好。这其实并不能怪谁。实际上，自从启废禅让，天下为家，邦国和帝国的历史上，就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选举换届”，也没有“共同执政”。

    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宪政解决限政问题。而这两个要素，也同样为中国政治传统所阙如。传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每一变革的成败。如果我们原本就有民主、共和、宪政的传统，只要把它们开掘出来就行了。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这就决定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民主、宪政，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摸索、实践、纠错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河有多宽，也不知道石头有多少.易中天：从帝国时代走向共和时代  

中国历史分为三大阶段

    要把美学讲清楚，必须把美学史讲清楚。我和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有一个共同观点：美学就是美学史，美学史就是美学。

    哲学学科的特点。哲学就是人类对真理，对真实，包括对如何得到真理和真实的不断寻找和追问。这个寻找和追问是没有止境的，不可能有公认的结论。这样，寻找和追问的过程就构成了哲学学科的全部内容。因此，哲学的历史就是其学科本身，这是它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自然科学可以把最终结论告诉大家，你可以不讲认识过程。讲牛顿定理、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用讲是怎么来的，直接把结论告诉人们就行了。但是哲学不一样，哲学必须从头开始，问题是永恒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是永恒的问题。哲学不停在问，不停在答，不是最后只有一句话。美学是哲学一个分支，具有哲学学科的特点。

    所以我在研究美学的时候，就发现必须弄清楚美学史。要弄清楚美学史，又必须弄清楚文化史。你不弄清楚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就不知道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美学思想。因此，要研究美学，就要研究中国美学史；要研究中国美学史，就要研究中国文化史。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颇为密切的，因此又必须研究中国政治史。为了研究中国政治史就必须找参照系，这才有 《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通过希腊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反观中国政治。此后，就有了《帝国的终结》这本书。

    我们古书上“封建”两个字和我们现在讲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是两码事，现在看起来用“五种社会形态”来说中国历史是不行的。不管是西周社会还是秦汉社会，和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差别都很大。我重新分析，把从夏启开始直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分成三大阶段：邦国时代、帝国时代、共和国时代。这样就可以把很多纠缠不清的话题理清楚了。

    比如说反封建，实际上主要是反秦始皇创立的帝国制度，当然也反周公创立的礼乐制度，即所谓 “封建礼教”。“百代皆行秦政治”，就是指实行以郡县制为标志的帝国制度。西周封建制度不是集权制度，而是分权制，把权力分下去，从天子、诸侯到大夫，一层一层分权力，层层转包。所以“封建专制”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封建必不专制，专制必不封建。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是：非公非私、亦公亦私、不公不私、半公半私。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产权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没有产权概念。到现在也没有算清楚，到处都是产权问题。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产权不清。

帝国的秘密在产权

    政治制度一定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以经济为基础，陈寅恪史学研究也是这个路子，虽然他从来不公开赞成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的史学研究在我们看来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产权问题——产权不清。不像古希腊，产权是明晰的，它是彻底私有制，产权已经明晰到每个个人身上。中国是“家国一体”，没有个人，国也是家，家也是国，皇帝就是最大的爸爸，所有人都是子民。比如土地到底是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土地又可以买卖，也不构成“倒卖国家资产罪”。

    不用打招呼，官方还要给你盖印。官方盖印叫红契，不盖印叫白契，这真是荒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讲产权，产权不清就公私不分，公私不分责权就不明晰，所有东西都是不明确的。如果我们组织一个合股公司，产权很明晰，所有股东都是业主，谁的钱多，表决权就多，股东选出董事会，董事会是代表产权人的。然后任命总经理，总经理是打工的，受雇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他干得不好可以让他下课，撤职、罢免，或者引咎辞职。

    如果产权是“天”的，那么“天”就是董事长，皇帝作为“天子”就是总经理，他对谁负责呢？对天。但是天不会问责，所以皇帝可以不负责。古人有一种说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际这种说法从来没有落实过，没有制度去落实，不可能罢免皇帝。



　　如果产权在帝国，皇帝就是董事长，宰相就是总经理。董事长不能过问宰相的工作，你只能秋后算账、事后问责，不能事前干预，但这在制度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帝国时代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汉初皇权和相权的关系解决的还好，越到后来相权越受到限制，朱元璋生前要做的事情就是集中皇权，干脆把宰相取消掉了。

    从秦汉开始，政治制度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教训，应该明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国家元首就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不能行政。首先，美国是联邦制，我们是郡县制。美国的50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自己选出的政府，总统的职责就是会议召集人；第二，国会是两院制，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选出来的，参议院是一个州两个，一百个参议员；第三，最高法院是独立的，最高法院有权判决总统行政违宪。因为人家有个最高的东西——宪法。我们过去最高的东西是“天”。“天”是一句话没有说过的，宪法说得清清楚楚，这是不一样的。宪法把所有东西管起来了。美国是宪法治国，总统只是一个执行人，而且是众多执行人之一。另外他是选民授权，对总统可以问责。

    对中国古代的帝国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制约。 只有“天”能制约，但是“天”是没有意志的，“天”不可能制约，所以他不受制约。

    授权也是很暧昧的。 两个问题：产权不清，层级太多。汉代是最简单的，中央、郡、县三级，到东汉多出一个州来。然后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不停加东西。 这样层级必然越来越多，导致最终管不过来。所以皇帝不断派驻自己的亲信，包括派驻太监去地方监军、监督。 ：只有限权，没有宪政。限制官员的权力是保证皇权的无限，皇权是不受限制的。

    因为邦国制变成帝国制以后，所有都不世袭了，惟独皇帝是世袭的。皇帝可以世袭，但必须是虚的，虚君就可以世袭，实君不能世袭。虚的没有关系，反正是摆设。如果当时是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那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只是回过头来总结。在不可能产生另一种制度的情况下，其他设想做不到。至少从周开始，天下就是打下来的，怎么保证世袭的皇帝不被颠覆呢？这种“老子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两千多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谁想和平交权。陈立夫曾跟沈钧儒说，“我们流血打下来的江山，怎么可能在谈判桌上就给了你们呢？这不可能！”他没有想到，实际在现代政治里恰恰就是这样的。主权在民，人民选谁就是谁，通过谈判，通过妥协，通过竞选，这样才能够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根本还是没有解决权力在谁的问题，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君？帝国的根本问题是主权在君，君权天授。民主制度是主权在民，君权民授。

    虽然说“唯以一人治天下”，但是实际上皇帝作为“孤家寡人”是不可能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的，他们需要代理人。在隋唐实行了科举制度以后，到宋逐步形成了官僚政治，官员成为皇权的“职业代理人”，代理皇权。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代理人的利益。代理应该有代理人利益的，而在帝国制度框架下官员代理皇权是没有代理人利益的，只有非常低微的俸禄，根本不够养家糊口，那只有以权谋私。为什么那么低呢？就是以德治国。中央集权、以德治国、官僚代理，三大特色是连为一体的，根本分不清楚。

    为什么那么低呢？就是以德治国。中央集权、以德治国、官僚代理，三大特色是连为一体的，根本分不清楚。

    非得说是爱民如子。但是矛盾啊。说得再好听，实际上就是统治人民，因此排场不能不讲，官衙、官帽、官服、官轿、跟班都不能少，钱又不给，那不腐败怎么办？这种腐败是制度性腐败。逼出来的。只能乱收费，要不怎么维持？古代那些所谓圣贤在设计国家制度的时候，不知道国家机器运转是需要成本的。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国家机器运转怎么可能不需要成本呢？但是在“仁政”、“王道”这样一些理念下又规定了不能高税，中国历史上的利税一直是很低的。

    钱从哪里来？ 非由天降，非由地生。既不鼓励商业活动，又不鼓励货币流通，又要花钱，要养官员，还要打仗，要保卫国家，要养军队，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庄严还要讲排场，都得钱。国企改革就是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中国古代就在说这个问题，一个帝国的维持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王安石变法就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皇室在不断膨胀，官僚队伍在不断膨胀，这么多庸人往哪儿去？这么大一个国家机器需要维持，钱从哪里来？解决不了就崩溃，崩溃就改朝换代。

    只能用战争来洗牌。战争破坏生产力，大幅度减少人口，重新回到贫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以后就过好日子，进入盛世。盛世以后就开始膨胀，膨胀以后又解决不了，又崩盘，再回到贫困线上。开国为什么气象好？穷啊。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鸡叫都听不见。像汉代开国天子坐不起四匹纯色马拉的车子，宰相坐牛车上班，穷啊，当然得艰苦朴素，当然作风很好啊。一段时间的“与民休息”之后，国家财政有钱了，就开始穷兵黩武，或者穷奢极欲。主要是用于满足王公大人奢靡、奢侈的生活，而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是用于文化教育、办公费学校、搞公费医疗。

    愚民政策，为什么要搞教育？即使搞教育也必须按照我的模式来，只知道忠君爱国，别的都不知道。对自然科学没兴趣，对哲学没兴趣，对宗教没兴趣。一段时间里政治相对清明，吏治清廉，风气也好了，开始进入盛世，然后盛极而衰。最后结果就是垮台、崩盘，恶性循环。从“始皇帝”开始，中国就踏上了通过武装来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不归之路。正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现在很多人对民主的理解不对，好像民主就是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民主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不要谈民主。但是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是主权在君，君权天授，怎么可能是民主的？不可能。民主、共和、宪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这些理念。

共和的历程注定艰难曲折

    帝国制度本来是一个土陶，秦始皇开创的秦王朝就是一个陶罐，到了汉代就做得比较好了，但是被打碎了。送进炉子里再烧，又好一些，又打碎又烧，多次回炉，越来越精致。到了清朝就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瓷器。清代从帝国制度角度来讲可以说无懈可击了，皇位的继承、权力的分配、政令的通达，包括民族问题、民生问题它都解决了。

    事实上，清王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民权。不讲民权，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历代王朝之败，也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如元)或民生(如秦、汉、隋、唐)，要不然就在军事(如宋)或政治(如晋)。清的情况却不同。借用柳宗元的话说，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其失在于制(制度)，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也就是说，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潮流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清末，尽管改革是大势所趋，救亡是国人共识，但对于救什么，却有不同的理解。爱国志士要救的是国家之亡、民族之亡，大清朝廷要救的却是政权之亡、皇室之亡。因此，当改革危及到其自身利益时，当权者没有片刻犹豫就把自己从改革派变成了顽固派。虽然戊戌变法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转型的历史契机，但是大清王朝赖以存在的那种集权、专制、独裁的制度，与共和、民主、宪政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变革，实属无奈，也无法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

    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帝国制度是其里，大清王朝是其表。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这一次，在治乱循环中折腾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已不愿意重蹈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覆辙，他们决心进行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制度的命。于是，帝国的历史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民国。

    共和的历程注定是艰难曲折。我们知道，任何变革，都只能在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难以成活，清末民初便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的阙如，以及两种制度、文化、传统的格格不入，不但使维新变法胎死腹中，而且使共和的历程一波三折，一误再误。辛亥革命之后是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之后是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结果，是“民国”变成了“战国”；北伐战争的结果，却是“民国”变成了“党国”。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毕竟都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

    共和是一种政体(共和制度)，也是一种主张(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共和制是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共和之实为何？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具体到政治制度，则意味着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治理国家乃共同之事业。因此，政治权力必须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对全社会平等开放。分享，就意味着权力不得世袭、独占，而且可以让渡；开放，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政、议政、从政，而不在乎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政见是否与当局相同。分享和开放甚至意味着不排除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妥协，联合执政、共同执政的可能。故“共和”者，必是因“共”(共有、共享、共治)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是成王败寇，你死我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非如此则革命不能成功。总之，中国历史上只有“互斗”，以及互斗之后的“臣服”，没有“共和”(和平竞争，共享政权)。历史毕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而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传统只给了中国人两种选择：要么天下一统，君王专政；要么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相比较而言，前一种选择似乎更好。这其实并不能怪谁。实际上，自从启废禅让，天下为家，邦国和帝国的历史上，就只有“改朝换代”，没有“选举换届”，也没有“共同执政”。

    民主解决授权问题，宪政解决限政问题。而这两个要素，也同样为中国政治传统所阙如。传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每一变革的成败。如果我们原本就有民主、共和、宪政的传统，只要把它们开掘出来就行了。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这就决定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民主、宪政，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摸索、实践、纠错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河有多宽，也不知道石头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