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南街村真相 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8 23:01:57
南街村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遗物中至少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王的房产证,其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南方都市报2月26日深度报道)


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南街真相》,戳穿了一个谎言,揭下了一张画皮,破灭了一个神话———原来,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曾几何时,“南街村”这三个字多么光鲜,南街村人的生活多么诱人。“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注意观察南街村发迹的时间,你会发现,1990年,南街村得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巨额贷款;河南“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南街村书记王宏斌语)。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尽管南街村宣称的起家资本“集体”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能与当时的市场氛围相适应,但它依然在“个别人的肯定和支持”下挺了过来。可见,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这两大“隐形外援”,只是两只有形之手,真正树起“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这块招牌的,纯粹是一句话、一个命令、一次会议就能拍板的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何以能够调动如此巨额的资金,去将一个乌托邦塑造为虚而又实、实而又虚的存在呢?是所谓的“公有制”!公有制除了计划经济这个表面运作特征以外,其核心的运行机制是政治权力的操纵。所以,计划经济也可以称为权力经济或命令经济。南街村发迹之时,中国的银行依然是完整的全民所有,其官员都是政府任命的。正因如此,这些银行官员不可能不服从政府官员的命令而按照“利润管理”的要求去放贷。这样一来,为政府的政治目的或官员私人的目的而设立的实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当然就成了银行官员保位升迁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银行本身盈利的考量自然就得退居次要。公有银行的大部分呆账死账坏账,都是这么造成的。用于南街村造神而导致的巨大经济损失,只是这种体制的一个小小缩影而已。


当今中国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有不明就里的民众呼吁政府收紧管制,一方面,也有妄图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权力运作(南街村的“兴起”及其至今死而未僵就是明证)。此时此刻,南方都市报及时推出揭露南街村真相的报道,实在是为我们提了个醒:以政治权力操纵经济运转会造成多大浪费!以集体、道德为组织和管制模式的经济是多么荒唐可笑!人为造就的乌托邦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是多么可怕!
http://www.jcrb.com/200802/ca682226.htm南街村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遗物中至少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王的房产证,其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南方都市报2月26日深度报道)


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南街真相》,戳穿了一个谎言,揭下了一张画皮,破灭了一个神话———原来,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曾几何时,“南街村”这三个字多么光鲜,南街村人的生活多么诱人。“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注意观察南街村发迹的时间,你会发现,1990年,南街村得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巨额贷款;河南“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南街村书记王宏斌语)。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尽管南街村宣称的起家资本“集体”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能与当时的市场氛围相适应,但它依然在“个别人的肯定和支持”下挺了过来。可见,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这两大“隐形外援”,只是两只有形之手,真正树起“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这块招牌的,纯粹是一句话、一个命令、一次会议就能拍板的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何以能够调动如此巨额的资金,去将一个乌托邦塑造为虚而又实、实而又虚的存在呢?是所谓的“公有制”!公有制除了计划经济这个表面运作特征以外,其核心的运行机制是政治权力的操纵。所以,计划经济也可以称为权力经济或命令经济。南街村发迹之时,中国的银行依然是完整的全民所有,其官员都是政府任命的。正因如此,这些银行官员不可能不服从政府官员的命令而按照“利润管理”的要求去放贷。这样一来,为政府的政治目的或官员私人的目的而设立的实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当然就成了银行官员保位升迁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银行本身盈利的考量自然就得退居次要。公有银行的大部分呆账死账坏账,都是这么造成的。用于南街村造神而导致的巨大经济损失,只是这种体制的一个小小缩影而已。


当今中国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有不明就里的民众呼吁政府收紧管制,一方面,也有妄图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权力运作(南街村的“兴起”及其至今死而未僵就是明证)。此时此刻,南方都市报及时推出揭露南街村真相的报道,实在是为我们提了个醒:以政治权力操纵经济运转会造成多大浪费!以集体、道德为组织和管制模式的经济是多么荒唐可笑!人为造就的乌托邦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是多么可怕!
http://www.jcrb.com/200802/ca682226.htm
http://business.sohu.com/20080226/n255358070.shtml
南街村私有化追踪:王宏斌月工资还是250元?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针对本报不久前报道的有关南街村私有化(刊发于1月17日A6版《南街村上演股权激励 王宏斌变身红色资本家》??编者注)的问题,南街村管理层的答复是“工商注册的要求”。其实,在集团改制之前,南街村的新兴产业就已经私有化了。
“我们还是公有制,集体经济,这一点是不会变的,”2月16日,南街村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雷德全向本报记者解释,“因为注册集团公司,必须需要这样的股权结构。至于《公司法》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也不清楚。”

  雷德全的辩解本身就有概念上的错误。工商资料显示,南街村集团的注册成立时间为1997年,而改制发生在2004年11月,即5个法人股东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和12名自然人股东,其中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个人持股9%。也就是说,南街村集团注册时为集体企业,只是后来改制成了有自然人股东的股份制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集团公司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股东。不过,这个股东其实可以是法人股东也可以是自然人股东。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改制之前,王宏斌就推动了私有化的进程。

  漯河市工商局的档案资料显示:2001年9月,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全威制药”)成立,其股东构成为北京国开东方产权经纪有限公司和以王宏斌为首的23名自然人股东。

  该企业位于临颍县城内,但却不在南街村。南街村网站的公开资料显示:“全威制药现有员工35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20%,大中专毕业生占45%,高级管理人员参与经营管理。”

  据知情人士介绍,全威制药是南街村集团企业成员中员工素质最高、效益最好的一个。南街村在公开的宣传资料上也宣称:制药产业和旅游开发是南街村二次创业的两个“经济增长点”。

  “如果我们搞私有化,那南街村人的心早就散了,改制这事情确实有,但都是走形式,股东从来都没有分过一分钱的红利。王宏斌的月工资现在还是250元。”雷德全告诉记者。至于为什么要“走形式”?雷德全称“不知道”。

  记者多次请求采访王宏斌,但是雷德全称其“不在家”。2008年2月初,王宏斌仍旧对前来采访改制一事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南街村人家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南方都市报》记者庞皎明对此文亦有贡献)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上官敫铭 发自河南

  特约审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
这个黑洞好像流传了很多年了:o
现在还捧着呢。到时候不怕全都摔死。
呵呵,黑洞说啊
  终于被曝光了……一个地方黑恶势力团伙,长期依靠媒体粉饰,最后被媒体揭露。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
触目惊心,,,搞空想社会的欧文在世估计也要长叹扼腕...不过欧文用的是自己的钱.........
人性,,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完全可以写一部中国的<百年孤独>。
网友评论 11 条 点击查看

  •   南街村的华丽的外衣尚未褪下,掀开的袍角已露出腐烂的肌体。这也许在反思改革三十年的独特时刻,能让人们再次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南街村村委会王宏彬
作者:贾葭
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中原第一村”——河南漯河南街村濒临崩溃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恰逢举国上下总结反思改革三十年的成败得失,以经济高度集体化为圭臬的南街村,又为市场经济做了一次反面注脚。如果仅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来解释这一事件,显然不能回答这个“独立王国”轰然坍塌的全部谜团。
长久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南街村在外人眼中是一个不能破解的谜。自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以来的30年中,像南街村这样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基层村落,恐怕独此一家。
在外部世界经受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洗礼之时,南街村为何以及何以形成此种独特体制?现在看来,经济行为借助意识形态之“虎皮”,使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报道说,南街村长久以来的发展,离不开持续的银行贷款以及廉价的外部劳动力。南街村的体制,其实并未脱离外部的市场经济大环境而独立存在。它也需要商品流通、外来资本与劳动力,南街村没有理由也不可能不按照最简单的游戏规则来玩,当它违背这些规则——比如欠债还钱——就必须为外界所不容。
不论如何,南街村是一个与国家政策有着诸多背离之处的体制。它如何从内部与外部建立其体制的合法性?这在籍的三千多名村民从改革前高度集体化、政治化的人民公社中刚刚出来,却进入了另一个高度集体化、政治化且与外界隔离的体制,为什么还能一致拥护王宏斌的三套班子与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南街村并未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却何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
一切的奥秘,来自于南街村那面无法被质疑的旗帜——毛泽东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南街村里的毛泽东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毛泽东有着显著区别。在南街村,毛泽东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挂帅与破私立公,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被正统的共产党人所否定的那部分。然而,这依旧无损于王宏斌带领南街村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合理的成分,但却无法否认依赖这种成分建立起来的“毛主席共和国”。
南街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始于1989年的秋天。彼时,打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议题。此刻南街村获得了来自最高层级的领导的肯定,这给捉襟见肘、面临存续危机南街村带来了回春良药。
现在看来,这剂药不仅是强心针,也是催化剂。南街村被当地迅速树立成先进典型,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和象征——读毛主席的书,走毛主席的路,也能达致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这时候,人们却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尴尬——这个不搞市场经济、不搞改革开放的基层村庄,是任其发展还是果断阻止,都不是一个可以为多方接受的办法。
也许是担忧南街村可能引发的深层思想论争,这种模式被自上而下地默认。借助锦旗与合影,借助四卷本毛选,借助扶持典型的政治贷款堆起来的林立厂房,王宏斌就可以从外界的市场体制中寻求南街村需要的东西,比如发展资金,比如劳动力。按照王宏斌的说法,“贷款也不那么难了”。王宏斌其实只认准了一条,戴上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像穿着黄马褂手握免死金牌一样百无禁忌。
后来我们知道,南街村的“社会主义小社区”,并非如其宣称的那么妙不可言。高度组织化的社群关系代替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个人的权利被简化到若有若无,甚至与国家法律相龃龉。王宏斌本人则成为高度集权的家长兼企业执行长,在现代文明、市场经济之外醉心于自己的小王国。
南街村的华丽的外衣尚未褪下,掀开的袍角已露出腐烂的肌体。这也许在反思改革三十年的独特时刻,能让人们再次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本文来源:中国江西网 作者:贾葭)
此帖必火。。。初次为一转帖连顶三次
呵呵````这个村有点意思
那个华西村呢
终于把这个脓包给捅破了
华西村不就是一个大集中营吗?吴仁宝父子就是土皇帝!
再顶,,,开创新农村建设新篇章。。。。。。。。。。。
极左分子复辟的梦啊,就这么碎了.
欠债很正常!该有多少私有企业破产甚至倒闭了!!!??
著名永动机“南街村”:D
乡镇企业是中国的毒瘤:@
根源谁的责任;P
根本就是个怪胎,早就知道没什么好结果
这还是一个全国性“乡镇企业衰败”的问题,虽然个别“超级村庄”生存至今。这种模式在改革初期曾一度欣欣向荣,但现在“农村自行实现工业化”的探索已经宣告失败,结果就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南街村的“毛泽东思想、永动机”,只不过是它的一些个性化的方面,不是问题的根本)
发展过程太典型了。抛开企业经营的问题不谈,也能看出很多发展规律,可以进入典型案例教程了。:D
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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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廉价劳工到处有, 但银行无限支持就不是个个都有. 如果会计制度完善, 有多少欠债都应一目了然. 不单在中国, 很多地方的神奇企业都是靠银行大量资金才有神奇表现. 银行一收缩信贷这种企业倒一大把.:L
一个企业比较成功,或者某个人在富豪榜排名比较靠前,还不能充分说明这个地区就很富裕。比较有说服力的是需要一个集体的富裕来证明。为此,河南人运用他们的智慧,或者说农民的狡黠剑走偏锋,创造了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胎---南街村。南街村位于河南漯河市临颖县。
    
     说南街村是怪胎,是因为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喊着共产主义的口号,走的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路。在21世纪的今天,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理念不在是启蒙阶段,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也正在逐渐与这一共识接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和赋予人民。南街村却逆潮流而动、违法律而行。比如,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订婚后不准退婚,结婚后不准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王宏斌1990年5月21日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18卷)。“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南街村宣传材料:《迈向新世纪的南街村》,无出版时间和地址)。以及不许听流行歌曲、不许留中分头,录相机、影碟机、计算机网络等等,传说这类电器在南街村也是禁止的,以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村民。南街村自己的电台一天广播三次,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会主义好》。南街村村民及外来雇工每天早上要参加升旗仪式,然后列队操练,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活动结束后再去上班。俨然是国中之国,是世外桃源吗?
    
     南街村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之外,婚丧嫁娶、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的费用都由村里包了。他们住在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楼房里,过着无忧无虑的共产主义小天堂生活。这一切恍如一个神话。但,就是没有自由,不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会剥夺一切。已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附这个怪胎生存。“不自由,毋宁死”,南街村的村民却在共和国失去了选择就业、选择婚姻、选择创业、选择个人爱好、甚至上网的自由。不受冻不挨饿的圈养,那是养猪,如果这是世外桃源,那猪早已世世代代生活在天堂了。
    
     “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实行配给制,但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而是按南街村的领头人的意志分配。 南街村的领头人王宏斌,他的职务不叫书记、村长,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而是叫一个小小的班长,这个班长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的权利。他曾经不顾众人的反对,投资永动机和黄土造纸的研制,仅永动机就让别人骗走2000多万。尽管王缺乏常识,但他精于策划,善于公关。南街村的模式就是王宏斌投上面所好,精心策划的一个案例。凭此模式,王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也许河南朋友质疑,既然取得经济上的成就,就一定有它合理的因素。那看看南街村是怎么成功的。除了政府支持、银行贷款之外,比上富豪榜的诸位多了一条压榨外来工,也就是在共产主义的世外桃源里进行着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阶段。
    
     1981-2000年,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增长非常迅速。南街村经济何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一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设,即南街村经济是很有效率的。但事实与这一假设相反,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
    
     南街村的总体经济效益并不好。1998年,在六项经营指标中,只有“每百元营业收入实现利润”一项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等四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甚至只有全国的48%。相反,倒是“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2%。(全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415页,南街村数据根据南街村1999年11月16日提交给中国工商银行临颍县支行的《关于增加流动资金贷款规模的申请》(南街村档案,未立卷,无卷号)中的有关数据计算)
    
     1998年是南街村经济状况最好的年份,总产值、利税、人均收入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该年度的经济效益水平尚且如此,其他年份也就可想而知。
    
     既然利润水平很低,南街村哪来的积累进行高速增长,其实,它就是一个政府支持的典型,是一个“贷款经济”。
    
     早在1988年,南街村就利用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王宏斌回忆说:由于当时“抓住了信贷资金,发展了集体经济,我们南街才有今天的繁荣”。(《党总支书记王宏斌同志1990年8月27日晚在基层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南街村档案第21卷)。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利用贷款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这说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街村在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比如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9年办南街村高中投资3000万元,等等。以南街村的经济表现和贷款使用方向,从商业角度来看,银行连续多年向南街村大规模放款让人非常费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现象?问题就在于这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商业目的贷款,而是出于“扶持典型”的目的所行的政治贷款。
    
     1994年,又一位中央领导到南街村视察,后来他在某个会议上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王宏斌1995年6月20日在济南军区的报告》,南街村档案第38卷)
    
     南街村的贷款在1990年只有区区250万元,而到1991年则猛增到5000万元;从1991-1998年,贷款差不多每隔几年就往上翻一番。1994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甚至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南街村的贷款就主要来自该行。
    
     银行为什么会如此不惜血本地扶持南街村呢?这是因为,虽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机制引入了银行系统,但银行的运作仍然保留了计划体制的许多特征,银行主要管理人员仍然由国家任免。向南街村这样的先进典型发放贷款,“政治正确”,可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和对上级的忠诚,有利于有关官员的仕途,而且为扶持典型而发放的贷款即使经济效益不彰,银行也不会承担什么经济后果。
    
     根据对南街村六个年份银行贷款、总产值和利税的调查,发现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前面已经指出,南街村“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只有全国的48%,“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却超过全国22%,这些事实都说明,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
    
     南街村,又是一个用银行的资金堆出来给人们看的,表现河南人民富裕和聪明的一个典型。
    
     对外来工的压榨比较特殊。
    
     1996-1999年,外工的月均工资分别只有174、187、186、262元。虽然单论工资,外工高于内工(相应年份分别为152、160、165、195元)。但南街村的分配模式是“低工资、高福利”,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福利上,而不是工资上。如果加上福利部分,外工与村民的收入差距马上显现出来:村民分别是外工的2.3、2.6、3.3、2.3倍。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收入差距并不等于外工与村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一是这一收入差距中未计入住房。南街村虽然也给外工提供6人或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但条件比起村民公寓来说要差得多。二是村民及其子女还免费享受医疗、教育等多种集体福利,而外工则无权享受。这些福利虽不体现为直接收入,但却是生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南街村劳资处提供的有关数据测算;内工的福利收入中,计入以实物形式发放的各种福利,但不计入住房折旧,也不计入医疗、教育等免费享受的集体福利。南街村外工的收入水平之低,甚至难以维持其本人的日常花销。在2000年所调查的434位外工中,表示工资“很够”或“比较够”其花销的仅占10.9%,“基本够”的为58.9%,“不够”或“很不够”则有30.2%之多。
    
     在农村,子女外出打工是家庭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调查显示,在1999年,南街村平均每位外工只向家里贡献了619元,月均51.6元。这表明,南街村外工的收入不但相当低,而且几乎低到了极限。但另一方面,南街村对外工的控制却非常严厉。南街村实行“六定一赔损”的所谓“负面激励制度”(即“定设备、定人员、定产量、定质量、定时间、定消耗”,达不到“六定”标准要赔偿损失),工厂对每件产品的损耗都做了具体规定,损耗如果超标,多出部分需要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偿;如果未超标,节省部分则“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一部分转为职工福利”,即实际上工人的工资只围绕工资基数下浮而不可能上浮。
    
     所有工人除春节休息七天之外,其他所有节假日(包括周末、国庆、元旦等)都不休息,遇到销售旺季或其他紧急情况,还须随时加班。南街村严格监控外工各方面的表现。在2000年所调查的434位外工中,在南街村工作期间(来南街村不足1年按1年计,人均2.29年),有69.2%的人曾经受过各种形式的处分,有30.7%的人被罚过款,人均49.3元。
    
     既然收入如此之低,工作环境如此之差,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到南街村打工?这中间的秘密就在于,中国农村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劳动力市场——落榜生劳动力市场。在落榜生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对劳动力的流动失去了支配作用,真正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是一些隐蔽的社会性因素。
    
     在中国农村,由于教育水平落后,教育设施不足,每年总有大量青少年分别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无法继续上初中、高中和大学,不得不落入劳动力市场。支撑南街村劳资结构的,正是当地庞大的包括大量未成年人的落榜生劳动力市场。
    
     据2000年调查,南街村外工绝大多数来自毗邻地区,平均距南街村25公里。年龄最小者15岁,平均19.9岁。男性中未达到法定婚龄(22岁)者占79.39%,女性中未达到法定婚龄(20岁)者占77.89%,绝大多数未婚,占92.17%。初中及以下程度者占76.27%,调查中未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者。
    
     当然,旅游经济为南街村创造了不菲的收入,每年吸引几十万猎奇者到南街村旅游,大家是来感受下毛爷爷时代的气氛、领略文化革命时的硝烟。这确是王策划生涯的神来之笔。他的“内园外方”吸引了大量眼球,所谓“内园外方”,就是对外实行资本主义,对内实行共产主义。其实质,是王宏斌与领导人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各自达到自利和互惠的目的。用领导人偏爱的共产主义口号,获得领导们的关注和帮助,在获得贷款、建企业、盖房子、用地、用水、排污方面一路绿灯,对外赢得了发展空间;而对内实行家长式的专制统治,又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望。
    
     围绕南街村,明知自欺欺人,还一本正经,这样的闹剧也只有在河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才会上演,也只有河南人才能演得似模似样。友情客串的演员包括所有为南街村而骄傲自豪的河南人。
    
    (此小节大量引用冯仕政先生的原文,在此表示感谢。《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原载2007年第2期《社会学研究》)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142266.shtml
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订婚后不准退婚,结婚后不准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王宏斌1990年5月21日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18卷)。“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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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内实行家长式的专制统治,又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望" 这个才是本来性质, 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乡村级土皇帝,  用共产主义做个包装就认不出了麽. 今天回头看这些法盲土皇帝就是一个笑话.;P
代快报:南街村是一只历史的“周老虎”
“周老虎”是陕西虎照门产生的一个新词,它比“纸老虎”要厉害多了: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当事人仍然大言不惭,死不认账。当年毛泽东发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也发现,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纸老虎”。2月26日的《南方都市报》揭示了南街村真相,就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

因为宣称信仰毛泽东思想,坚持集体主义道路,过共产主义生活,从而创造了超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南街村名噪一时。然而,记者的调查发现,南街村主任王金忠病逝后,遗物中出现两千万现金和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的名义要求分割遗产;南街村的发展主要靠银行贷款和外来劳动力,早已资不抵债;早在2004年,南街村集团就已属皆为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成员的12位自然人股东所有。

房产证、股权、银行贷款、外来劳动力,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的东西;一边宣称干部群众都拿一样的超低工资,一边拥有巨额现金,还有“二奶”和私生子,肯定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面对这些明显的谎言,南街村的领导仍然矢口否认,依然唱着高调,并以此作为自己操弄权术、愚弄天下的遮羞布。

更可怕的是,跟历史上诸多专制弄权者一样,他们通过愚民教育,挟持村民一起说谎。发现领导有巨额现金和“二奶”、私生子之后,村民们并不因为受骗而生气,仍然称誉他“劳苦功高、鞠躬尽瘁”,还主动为他辩护说:“上边的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这也许会让已经具有反腐和维权意识的大部分中国人感到惊讶,但是在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教育中,村民们没有任何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

他们住上了条件较好的楼房,家里有了彩电冰箱,看起来是高福利,其实是村集体领导对他们财产的剥夺,从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控制和思想限制,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为他们所有,如果你要主张权利,那就随时可能失去。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少一颗星,就少一项福利;如果是六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被要求搬出楼房,住回尚未拆除的旧房。

真正的福利社会中,领导人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福利待遇,因为那是全社会人的税金;公民更不会因为提出反对意见而受到惩罚,遑论丧失生存权利。再说,南街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单独制定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权力,它必须在中国现行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行事。

事实上,南街村就是裹胁基层行政权力的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想要利用意识形态来搞宣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国外也有一些非常注重集体精神的企业,它们可以上下平等,打造温暖大家庭,但是不可以公然违背普世人权和国家法律。

南街村的村民跟村集体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股东还是雇员?如果是股东,那么他们就有分红权;是雇员,那么他们就有工资。就算他们自愿拿低工资换取公司福利,那也不能以交出公民权利为代价。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南街村不过是又多了一个案例而已。

连陕西一个农民制作的拙劣假照都无法追究下去,南街村就更是一只人人都知道有假、但个个都不敢鉴定的“周老虎”了。
这次南方雪灾,春运的问题一下子凸现出来。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困境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失败的后果之一。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公开刊登此文值得回味啊。

另,虎魄兄能详细说说你的观点吗?
毛泽东旗帜网的回应:

南街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jiang0301


《南街村上演股权激励 红色亿元村神话或终结》一文,并没有告诉人们什么事实真相,只有“南都”们的一面之词,大肆贩卖其观点,因为,文章是很不客观的,竟然是用上“神话”这样一类蕴含艺术升华的措词。所以我是很想知道,在南街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读到的是真相,而不是神话,也希望能读到对南街村人的访问。现在关于南街村的喧嚷中,是缺了南街村这个主角的声音的。包括《南方都市报》,它在发表上文时,作为公允的媒体,应该付上相关人士对上文的意见。比如,相关银行的人士,相关领导的意见,当然,更重要的是南街村人的意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一切都由《南方都市报》代言了。

现在,点评一下《南街村上演股权激励 红色亿元村神话或终结》一文的前半部分,说明为什么我不喜欢读这样的神话。

发展的真相:“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

评:

作者的意思仿佛隐约在说,南街村的发展涉嫌政治骗贷和经济骗贷。因此,如果该文的这个说法成立,按照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应考虑追究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如果数额巨大,并危害公共利益,还应该提起公诉的。但现在没有这种风声,所以,我对该篇报道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的真实性存在怀疑。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评:

这里的说法仍然是“伤痕文学”的艺术手法,因为,并没有证明月薪250元是假的。王金忠的故事只说明有人贪污腐败。希望反贪局能介入调查。在没有调查结论时,我对这一说法存疑。因为,既然《南方都市报》作了这样的检举,反贪局总不会没看到吧?

集体的真相: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评:

如果这一做法是真的,那么,毫无疑问是违反毛泽东时代做法的。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别说是6星户、7星户的,都不会面临失去生存的可能。除非是刑事犯,什么反革命分子,什么右派的,都不会有面对失去生存可能的危机。包括右派自己的回忆,犯了错虽然也会降级使用,右派是照样拿高薪的。因为,他们的薪水本来就定得很高,含有照顾成份,犯错以后降薪也是合理的。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评:

这是投资失误,一种很正常的经济现象。没什么可评的。爱迪生投资直流电也很失败嘛。

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

评:

2004年改制说明什么?说明之前一直都很成功嘛,不然,拿什么东西来改制?当然,文章没有说明改制的原因,这的确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既可能因为私心而改制,也可能是因为外部压力而改制。因为改制原因不明,因此,这一情况也是存疑。

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评:

私有化改制不可能一天实现,这16亿欠债与私有化有没有关系?如果整个事件是真的,恐怕也只能说明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出了叛徒,他们出卖了南街村人民。但是,报纸上并没有南街村人的声音,不知道事情的真伪,所以,对文章的说法,我仍然存疑。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评:

这恐怕是无知的认识了。因为,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对所有企业都一样的。如果市场经济是南街村成功的原因或主要原因,那么,照理说,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就应该没有倒闭的企业了。真不知道这研究员是高明还是白痴。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评:

如果这说法是真实的,也只说明他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说“信奉毛泽东思想”是错了,不知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因为文章是文学地猜测他人的支为动机,所以,对这一情况仍是存疑。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评:

不知文章作者这“快速发展时期”的结论根据什么得来的,为什么一定是“快速发展时期”而不是“正常发展时期”或“缓慢发展时期”呢?为什么就不能认为“毛泽东思想运动”与南街村的成功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呢?作者的结论有失公正和不合逻辑。

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评: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是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作者举这个例子是要批评南街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吗?又是可恶的“伤痕文学”。行文都没有一致逻辑了。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评: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也是一条值得继续深挖的信息。因为,所谓“以市场换技术”,所谓“与国际接轨”,弄到最后,无一不是祸国殃民之论。外国人不可能是白痴,他们换给你东西,总有他们的特殊目的。既然南街村里有这么多的合资企业,那么,南街村出现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与这些外资有关呢?我是怀疑这一点的。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评:

我记得以前有句口号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所谓闭关锁国其实只是文学夸张。社会主义是一项事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目标,不可能需要什么就建什么,因此,南街村也没可能没有完全正确领悟毛泽东思想的。“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似乎不是一种搞事业的思想。

总之,这篇文章反映出了许多问题,但没有反映出来的问题,可能也很多。若事情是真的,那么,稍加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南街村所以会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南街村为什么会遇到大问题,就是因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造成的。即使南街村上演了股权激励这一幕剧,又有什么好嘲讽的呢?这不是许多人所鼓吹的吗?莫明其妙,照理来说,写文章的人应该为“南街村上演股权激励”而兴高采烈才对,大声喝彩才对,手舞足蹈才对。而现在呢?一副冷嘲热讽的样子,让人觉得作者内心其实很不爽的,这也是我怀疑这篇文章的原因。既然存在了这么多的疑点,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我就没有看下去了,毕竟太长。

2008/2/27
另外一篇:

“南方都市报”们嘲讽、诋毁、诅咒南街村的底气从何而来?

寒江春梦

首先,南街村企业发展的贷款问题。试问现在有哪家企业、公司没有贷款经营?更有上司公司股市天价圈钱,被媒体和专家斥之为“把股市当提款机,侵害股民利益”。而上海刚被法办的周正毅们,他们的贷款怎么没见南方都市报们声讨呢?

其次,南街村“剥削外来工”的剥削问题。这也是被南都等右势力极力诟病的。但是,身在珠三角的南都们,请你们深入说说珠三角地区的血汗工厂是怎么回事呢?那些讨薪被砍伤砍死的打工者是怎么回事呢?珠三角的黄赌毒黑恶泛滥,又是怎么回事呢?太多太多了.......

再其次,看看今日农村村民生活状况。试问如今中国农村,有几个比南街村村民过得好的?有多少个村庄的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丢下妻儿在家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小岗村村民的日子,可怎么就比南街村差了那么多呢?本人不知道小岗村有无贷款,但小岗村获得过很多捐款却是媒体报道过的!

再再其次,南都们的惯用伎俩就在于大搞双重标准,意识形态斗争的弦绷得最紧,且时时不忘攻击对方“文革”做派。南街村被南都之流的极右势力千方百计鸡蛋里挑骨头地进行恶毒的攻击、诋毁直至恶毒地诅咒,就在于南街村宣布自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泽东思想和追求实现共产主义。我国宪法还明文写着“坚持毛泽东思想”,可不知道向来自诩坚持宪政的南都们,怎么就敢这么公然地违背宪法?

最后,对待南街村,什么才是正确的态度和行为?从这几天南方都市报对南街村的所谓报道来看,南都们对南街村的事实描述几乎为零,连篇累牍充斥的都是南都们对南街村的定性、臆测、“据说”等主观判断和结论,甚至于根本就是赤裸裸的幸灾乐祸、嘲讽、捕风捉影的诅咒,尤其是那个复姓上官的记者针对腾讯访谈的回答,更是如此。

对南街村的所谓报道,南都们从来都没有深入分析南街村存在的问题、值得借鉴的经验,从来都没有分析报道说“南街村该如何如何‘改革’”才能发展更好;更从来都没有报道过南街村有哪些值得全国农村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从而在全国更好地建设新农村,实现农民富裕、农村发展!

南都们对南街村的所谓报道,从来都是带着有色眼镜,一边枉顾南街村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相比于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福利待遇、工资收入、治安环境等事实;一边却极力捕风捉影、夸大、嘲讽南街村的任何一点错误、失误,总是眼巴巴地极力盼望着南街村的垮塌,最好是一蹶不振,比小岗村还穷困潦倒。

希望南街村、南街村村民变得更穷更举步维艰,最好跟其他地方一样黄赌毒黑恶贪污盛行、全村青壮终年在外打工和讨薪,而不是希望南街村变得更好、南街村村民生活更加富足,更不是希望全国所有农村村民都能跟南街村这样的集体农村的村民一样安居乐业——这就是南都们以及南都的拥护者们所追求的、所乐见的并极力地要促成的。
废话讲多无谓, 拿出会计帐本看看是不是欠了大笔银行贷款, 而这些贷款当初是银行凭什麽借给这条小村不就清楚了麽.;P
其实,某人统治下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不就是一大的南街村吗?只不过当代河南省的这个村子,再现罢了.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利用贷款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这说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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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象传销, 传销靠不断增加的下家投入资金, 这种典形村是靠银行不断投入贷款, 但本身都是基本上无自己产生足够利润的业务和赚钱能力.;funk
其实,某人统治下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不就是一大的南街村吗?只不过当代河南省的这个村子,再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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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不是靠不断借钱, 靠不断借钱维持经济的应看看今天的美国. 想了一下原来最大的南街村模式原来是美国, 借钱的不是银行而是所有愿意不断买美债的国家. 美国那麽好的美式生活不就是南街村的扩大版 ? ;P
原帖由 八宝山老妖 于 2008-2-28 13:21 发表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公开刊登此文值得回味啊。

另,虎魄兄能详细说说你的观点吗?


我算是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由盛到衰的一代人。但我觉得在这当中,基层的管理体制、所有制并非主要因素,主要还是发展模式。农村经济发展不能全都走工业化这一条路,大多数情况下还得看各地农村的自身特点,取决于个性化的微观操作。

现在讲“新农村”,停了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等等。但这些只是一些外部条件,而就农村自身来说,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还是只能一点点来,各自逐步找到合适的定位。
原帖由 屠城校尉 于 2008-2-28 14:04 发表
其实,某人统治下的那个年代,整个中国不就是一大的南街村吗?只不过当代河南省的这个村子,再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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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不是靠不断借钱, ...

不错,你只说了一个方面,借钱.其他方面呢,洗脑,愚民,控制人身自由,个人崇拜,刻版的生活方式.....什么都要组织同意才行,包括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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