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认定林彪一号令为下属“发挥”失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8 22:41:54
“第一个号令”一直是林彪试图夺权的罪状之一,但其实早在1986年,中共党史已经认定林彪当时只是做了四点紧急指示,“一号”只是由下属按照编号排定而已。十年后,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回忆录中,“一号号令”却仍被当成是林彪用来测验毛泽东底线的尺子。那么,“一号号令”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从“一号号令”如何产生说起。

林彪“紧急指示”被作了“发挥”

    1969年的秋天。这一年是中共建政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

    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

    19698月13日,又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

    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中国驻东欧某国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

    1969年是中国建政20周年,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一年是亡该大庆一下的。没想到,节前一场罕见的冰雹,把已经装好的灯砸碎了许多,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国庆节平安过去后,形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紧张。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 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

    《党史博览》揭秘的档案中提到: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前指机关秘密进入京郊战备工事。10月18日下午5时,林彪口授了四条指示。

   经阎仲川整理之后,林彪“紧急指示”一共六条: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0)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10月18日晚9点半,阎仲川到了作战值班室,让值班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他想,这是我们开设前指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就编成一号吧。这也是总参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要说编号也没错,加上林彪“第一个号令”也没错。但是,阎仲川长期在广州军区工作,到总参的时间不长,没有在上层工作的经验。在广州军区可以做的事,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电话稿整理后经黄永胜审阅签发,或许黄永胜会去掉那个刺眼的标题。但黄永胜连续几天忙碌,身体不适,服安眠药早早睡了。

    而且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这时,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应该赶快把林彪的指示传达下去。

    紧接下来,有的革委会主任接到指示后便向地方作了传达。很快,这个“第一号令”被连夜刷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群众慌了,有个别省闹得很厉害。

    10月19日的地方电报传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作“第一号令”?黄永胜哑口无言,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也都无言以对,他们也不知道一夜之间“紧急指示”怎么就变成“第一个号令”。

“第一号令”让毛泽东大怒

    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紧急指示”的问题,并对编号作了说明。

    叶群也从苏州回到北京,参加了10月20日的会议。她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说到有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叶群完全理解错了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说这话时的情绪。“第一个号令”一直是林彪试图夺权的罪状之一,但其实早在1986年,中共党史已经认定林彪当时只是做了四点紧急指示,“一号”只是由下属按照编号排定而已。十年后,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回忆录中,“一号号令”却仍被当成是林彪用来测验毛泽东底线的尺子。那么,“一号号令”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从“一号号令”如何产生说起。

林彪“紧急指示”被作了“发挥”

    1969年的秋天。这一年是中共建政后中苏关系最紧张的一年。

    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

    19698月13日,又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远东地区的苏联空军多次发布停飞待命的通知,制造发动突然袭击的气氛。

    多方信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中国驻东欧某国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

    1969年是中国建政20周年,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惯例,这一年是亡该大庆一下的。没想到,节前一场罕见的冰雹,把已经装好的灯砸碎了许多,这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国庆节平安过去后,形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紧张。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 这次行动极其保密,除了报告毛泽东外,连周恩来都不知情。

    《党史博览》揭秘的档案中提到: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前指机关秘密进入京郊战备工事。10月18日下午5时,林彪口授了四条指示。

   经阎仲川整理之后,林彪“紧急指示”一共六条: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0)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10月18日晚9点半,阎仲川到了作战值班室,让值班参谋整理出一份电话稿。他想,这是我们开设前指以来第一个首长指示,就编成一号吧。这也是总参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要说编号也没错,加上林彪“第一个号令”也没错。但是,阎仲川长期在广州军区工作,到总参的时间不长,没有在上层工作的经验。在广州军区可以做的事,在北京就不一定可以。如果电话稿整理后经黄永胜审阅签发,或许黄永胜会去掉那个刺眼的标题。但黄永胜连续几天忙碌,身体不适,服安眠药早早睡了。

    而且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这时,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有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应该赶快把林彪的指示传达下去。

    紧接下来,有的革委会主任接到指示后便向地方作了传达。很快,这个“第一号令”被连夜刷成大字报贴到街上,群众慌了,有个别省闹得很厉害。

    10月19日的地方电报传到中央,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大为惊讶。他把黄永胜等人找去询问,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作“第一号令”?黄永胜哑口无言,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也都无言以对,他们也不知道一夜之间“紧急指示”怎么就变成“第一个号令”。

“第一号令”让毛泽东大怒

    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紧急指示”的问题,并对编号作了说明。

    叶群也从苏州回到北京,参加了10月20日的会议。她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说到有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叶群完全理解错了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说这话时的情绪。
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长期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和日常工作﹑生活管理,经常不离左右。但他在“九一三”事件后,对涉及林彪的许多问题长期保持缄默。直到1997,汪出了一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其中以500多字提到“一号号令”问题,小标题为《林彪的第一号令》。

    汪东兴对此事的回忆是:林彪的“紧急指示”先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毛主席看后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您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待。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您不要烧了。”主席这才作罢。

    书中,汪东兴这样评价:他(林彪)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汪文还称,“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得知毛泽东对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即后来的“一号号令”深感不快,于是赶紧“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然而根据众多揭秘档案显示,毛泽东只是让烧掉,却没有计停止执行林彪的“紧急指示”。

    但阎仲川无意中加的这个“第一个号令”,却使毛泽东的不满达到顶峰。以后,周恩来问过毛泽东,知不知道林彪有一个“第一个号令”,毛泽东说,什么“第一个号令”?我没听说过。以后,“第一个号令”很久没人提起,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一个号令”才被重新提起,阎仲川因此被隔离审查了7年半。其他问题都逐一排除了,只剩下“第一个号令”还迟迟过不了关。

“一号号令”真相逐渐澄清

    到了“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接连不断的“批林”和“清查”运动中, “一号号令”一直是揭、批、查的一个重大问题。

    至于这个林副主席“一号号令”,当时认为的主要的问题是两点:第一,林彪等人蓄意夸大敌情,以便为其发布“一号号令”制造借口,其实1969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并非十分严峻,根本没有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起码也是“反应过度”;第二,发布“一号号令”是背着毛泽东干的,事后不得已才“以电话记录形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可是,这个曾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的“一号号令”为何没有被当成最成纳入起诉书呢?

    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将军与青年作家萧思科合着的《超级审判》披露,“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于是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军官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从中寻找证据。

    但是对查证的具体成果,该书说:决策者们最后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份”,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有消息指,当时有调查者有查到林彪曾就这个“紧急指示”向毛泽东汇报过的记录。

    文革结束后,到了1986年8月,这个“一号号令”已经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

    而1981年10月出版的同一著作对此事的表述为:“同日(按:指10月17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这段文字实际出自编号为“中发[1972]24号”的中共中央文件,《年表》原文引用。

    这说明,关于“一号号令”,当时中共党内的决策层已有定论。只是五年之后,《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新修改并未掀起社会对此事的新的讨论。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林彪早已是过去式,改革开放是“白猫黑猫”才是所有人关注的重点。
少数人决策,错漏的机会就多。
唉,哪里没有冤死的鬼啊!
谁叫林总惹毛主席生气了呢
谁叫太祖有气没地撒了呢
没办法,这就叫墙倒众人推。林彪既然已经成了黑靶子,那就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他身上招呼吧。文革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又一个“檫枪走火”的案例。:D
干了多少年的老干部,出个低级失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伊拉克战争不就是CIA局长凯西的工作失误嘛。
墙倒众人推
原帖由 dzhiqiong 于 2008-12-27 00:25 发表
干了多少年的老干部,出个低级失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伊拉克战争不就是CIA局长凯西的工作失误嘛。

黑锅总是要有人来背撒,不然怎么办,让小布什来背,还是要国会那帮人来背.
背黑锅,古、今、中、外,都是按一个标准在执行.
原帖由 机务高手 于 2008-12-28 19:05 发表

黑锅总是要有人来背撒,不然怎么办,让小布什来背,还是要国会那帮人来背.
背黑锅,古、今、中、外,都是按一个标准在执行.

丢卒保车,丢车保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