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科索沃不是特例，科索沃将遍地开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0:23:52
科索沃不是特例，科索沃将遍地开花
作者 雅科夫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当局单方面宣布独立。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早在若干年前就在闹独立了，而且得到了穆斯林国家和西方国家在道义上、经济上、舆论上、军事上的全面支持。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事实上无关紧要，但西方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实力与地位决定了科索沃早晚会公开宣布独立。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俄罗斯坚决反对科索沃的独立，中国则态度暧昧，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急着承认，也不像俄罗斯那样坚决反对。这主要的是由于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科索沃独立与否与中国国家利益不会发生直接冲突，中国在巴尔干半岛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也无力参与西方、穆斯林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的争夺。
多数西方国家似乎对科索沃的独立感到兴奋。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为西方世界再一次的短视与愚蠢感到可笑。科索沃的独立，既不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因为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现在的塞尔维亚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民族自决权的胜利（否则赖斯何必要强调科索沃问题是个“特例”？如果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普适价值来看待，就应把科索沃独立看作是一切有分离主义活动区域的榜样，而不是“特例”），而是穆斯林世界扩张的又一个胜利。
冷战结束以后，参与分享“冷战红利”的并不仅仅限于西方国家。在北约和欧盟忙着东扩的同时，另一个集团——穆斯林世界也在扩张着它的边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穆斯林世界收获远比西方要大。穆斯林世界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穆斯林获得了一些对原本穆斯林占优势或者混居区域（如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波黑和科索沃）的控制，而且表现为穆斯林对原本不存在穆斯林的区域的全面渗透（如欧洲，苏丹南部）。此外，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内部，世俗化政权的渐渐被颠覆，或者原本世俗化的政府逐渐被教权主义者控制的政府所取代；在一些存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则因为穆斯林谋求独立分裂，而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或者恐怖袭击（如中国、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因此，科索沃宣布独立，不过是穆斯林世界汹涌澎湃的扩张大潮中的一个浪花。
在西方世界主流舆论当中，塞尔维亚民族和他们曾经的领袖米洛舍维奇一直被当作“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看待，似乎这种“极端”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了战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生活在南联盟（塞—黑）境内有大大小小26个民族，除了阿尔巴尼亚族以外，其余24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相处得不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国际法承认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少数民族维护、发展和表达自己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权利，以及使用少数民族标志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宪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认和保障。”在南联盟境内少数民族数量最多、族际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来局势风平浪静，该省37所普通中学中，有32所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32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100％使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该省的报纸及刊物中，匈牙利语有48种，斯洛伐克语有17种，多民族语言的多达221种。少数民族政党与政治团体与塞尔维亚人平等地参与全国选举并取得议会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联盟政府对境内的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称之为罗姆人）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与帮助：由于吉普赛人喜欢四处流浪的民族特性，这个民族居住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和忽略的“边缘人”地位。从1995年起，塞尔维亚官方在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的状况下，拿出资金为吉普赛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且帮助吉普赛人创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赛文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帮助他们成立社团参与社会生活等等。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南斯拉夫政府还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们对少数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视的。但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偏偏与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难以和平共处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民族冲突。真正站在幕后导演这一切的，是文明的冲突。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系列冲突在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顿所称的“文明断层线”）异乎寻常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从波斯尼亚、科索沃向东延续到车臣、达吉斯坦（俄罗斯）、纳卡地区（阿塞拜疆）、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区（中国），向南则延伸到南亚次大陆、北大年（泰国）、棉兰老岛（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亚、达尔富尔（苏丹）、尼日利亚——这些新爆发的热点与老热点——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乍得、东帝汶……几万公里穆斯林文明与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带，都绵延着战火。假如把战争的罪责推卸到塞尔维亚民族，或者米洛舍维奇身上，那么又该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冲突呢？
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和躁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亨廷顿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着一条“血腥边界” ，但实际上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战线不止上述“断层线”这么一条：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依旧剧烈。激进分子试图颠覆世俗政权，建立类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毁）和苏丹那样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为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国家内频频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还有一条战线，则在其他文明内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这里是暴力和恐怖袭击的新战场。不仅是巴黎、伦敦、莫斯科、纽约和柏林，甚至中国内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区，都为频频发生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深感头痛。即便是一向以与世无争、懒散宽容和无忧无虑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当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断骚扰而与之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对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教育的漠视，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国家里穆斯林社区内充斥了满脑子中世纪思想、一无所长又无事可做的年轻人，因贫困和无聊滋生出的绝望、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弥漫于这些人之中，为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对此，亨廷顿指出：“凡是有穆斯林参与的冲突，很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调而平和的，实现现代化、世俗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识之士的梦想，凯末尔、纳赛尔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国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动荡，自然条件恶劣，顽固的旧传统、封闭心态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产油区，却恰恰位于原教旨主义势力最顽固、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海湾地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海湾的穆斯林国家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就突然阔了，形势就不同了，须知石油国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这种情况下还去搞什么现代化，还用模仿别人？有钱腰杆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财大气粗的穆斯林国家，没有把大自然慷慨赠与的宝贵财富太多地花在兴建本国工业基础，以及改善国计民生上。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他们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样不知所措，对这笔钱要么用于无理性的挥霍享受，要么用于无理性的势力扩张。而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穆斯林，也因为有了“富亲戚”而孳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尽管这些身价动辄几十亿美元“富亲戚”一年用于捐赠的钱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挥霍所用，施舍给一万个贫穷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给一个巴黎高级妓女的嫖资多。这样，一方面是海湾国家石油大亨们如同神仙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马格里布与中亚细亚穆斯林近乎绝望的贫穷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为后盾向其他国家输出原教旨主义；绝对的贫困，则源源不断地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人肉炸弹。穆斯林世界里的剥削阶级，用宗教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打着“慈善”的旗号，欺骗穷人为实现自己“让所有人成为安拉的奴仆”的疯狂野心当炮灰。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中，就有超过6000名以上的、来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圣战者”；其中，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就多达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军”则由伊朗提供资金、训练和组织干部班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们则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军训练营里讲授恐怖袭击、游击战等课程。
前波黑穆斯林领袖领导人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在其主要著作《伊斯兰宣言》中明目张胆地宣称：“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 “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这个新国家的教育及宣传大权，“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手中”。伊泽特贝戈维奇的这番话可谓吐露心声，它事实上明白无误地告诉文明世界的人们，不要指望和平与共存。所谓的“和平、共存”不过是“伊斯兰运动不够强大”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才是真正的战略目标。很可惜，来自文明世界的一些瞎子和天真的白痴，习惯于以己度人，很少认真思考一下这几句话的份量。
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科索沃战争，事实上早在1991年“科索沃共和国”和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时就已经开始了，从1991～1997年，阿尔巴尼亚武装分子一共制造了543起严重的恐怖事件，平均每4天半一起；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那时起，对塞族人进行迫害的阿族人使得科索沃一直笼罩着暴力的阴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而这一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1998年以前，尽管科索沃局势紧张，但南斯拉夫当局一直保持着克制，而对手“科索沃解放军”羽翼尚未丰满，因而战事一般在警察和小股匪徒之间展开，那里的形势总体是平静的，因而一直无人关注。但是，到了199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科索沃解放军”经过几年的厉兵秣马，已经打算一显身手了。1998年2～3月，阿尔巴尼亚北部接近科索沃的地方，几个武装犯罪团伙挑起了事端，几天以后，相邻的科索沃地区就发生了骚乱——“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袭击南斯拉夫驻科索沃的部队。如果说，过去的7年里该地区一共发生了500多起恐怖事件的话，那么到1998年形势急剧恶化，从1月1日到9月28日10个月的时间里，“科索沃解放军”的恐怖主义袭击就达到1273起，其中完全针对平民的有569起，针对治安部队的有704起，并用武力强占了科索沃40％的地盘。尽管南斯拉夫早在1998年3月冲突刚刚升级的时候就提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和欧安组织巴黎宪章有关人权、公民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但急剧增多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科索沃解放军”对政治手段和对话解决冲突不感兴趣。到了1999年，局势更加恶化，仅靠警察力量已经完全无法对付通过贩毒、走私和拐卖人口，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资助的、装备越来越精良的科索沃解放军，南斯拉夫当局这才不得不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到科索沃作战。
科索沃冲突的实质，并非南斯拉夫当局打算吞并或侵占别国的领土，而是一群“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试图把科索沃从南斯拉夫割裂出来，并入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这个“大阿尔巴尼亚”不仅包括了科索沃，而且马其顿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聚居区也在扩张的名单上。面对这种威胁，以及对“科索沃解放军”拒绝政治解决，米洛舍维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携带重武器进入科索沃与“科索沃解放军”交战。到1999年3月，南斯拉夫军队已经收复了被“科索沃解放军”窃据的90％的科索沃土地，而“科索沃解放军”早已被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当然，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不造成平民伤亡和难民潮的，于是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又一次干涉。不过，作为南斯拉夫联盟的总统，假如他对每天平均4.2起恐怖袭击和科索沃40％领土被犯罪集团控制而无动于衷，那么他不是渎职又是什么呢？
指责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进行“屠杀”和“种族清洗”同样难以让人信服。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前后，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南联盟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了屠杀，被屠杀的数字从10万人到50万人不等。但北约占领科索沃之后，联合国战争法庭的专家进入科索沃寻找“万人坑”的证据，却一共只找到了2000多具尸体，其中不但包括阿尔巴尼亚人，还包括了塞族人，以及死于北约轰炸的平民。不仅如此，有关科索沃存在着恐怖集中营、塞族军队进行“系统强奸”，以及米洛舍维奇制订了清洗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马蹄行动”的报导，事后证明均属捏造。当然，也有很多西方记者对媒体的捏造、夸大科索沃事态的行为表示反对，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为人重视。最终，还是海牙法庭在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书中说了实话：“在米洛舍维奇的怂恿或支持下，（南斯拉夫军队）枪杀了数百名科索沃阿族百姓。”这个数字与在科索沃境内找到的尸体数目是吻合的。就这样，在西方大国政客们的红唇白齿之间，米洛舍维奇“种族屠杀”遇害者的数字，就如同如意金箍棒一般不断变化着，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最后从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变成一块毫不起眼的鹅卵石。考虑到在北约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撤出科索沃之前，南斯拉夫军队与“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交战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即从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却仅有几百名阿族平民遇难，平均每天只有一个——如果这都能被算作“种族屠杀”或者“种族灭绝”的话，那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又该算是什么呢？当然，哪怕是一个无辜平民的死伤都是令人悲痛的，但哪次战争能够真正避免因使用武力而造成的“间接伤害”，实现平民的“零伤亡”呢？尽管美军具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尽量在避免殃及平民（我相信如此），但自从美国进攻伊拉克以来仍旧造成了3.9万名伊拉克平民的死亡，这还只是截至到2005年的数字。我不排除个别南斯拉夫军人、甚至个别小分队存在着滥杀无辜的现象（遗憾的是这种暴行在迄今为止任何战争中都难以避免），但这并不能证明米洛舍维奇下达了“种族屠杀”的命令，而恰恰证明了米洛舍维奇反对进行种族灭绝，否则死亡的人数根本不会是区区几百人。须知，卢旺达种族屠杀只进行了一百天，就有50～100万人被屠杀，而科索沃的战斗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比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手中的砍刀要先进得多。与之相比，仁慈的西方大国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致使几百名平民死亡的“种族屠杀”而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仅仅78天就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900多名儿童。
米洛舍维奇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并非没有过失，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这一举动无疑激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民族矛盾。既已予之，何必夺之。但是，凡事有因有果，这个举动并非米洛舍维奇奉行“极端民族主义”、主动迫害阿尔巴尼亚人的表现，而是对阿尔巴尼亚人迫害塞尔维亚人行为的、被动的过激反应。虽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由于某种原因，伊斯兰教徒总是难以与其他民族、信仰的人和平共处，不仅是在科索沃，即使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澳大利亚，甚至在中国，靠近穆斯林聚居区的其他民族的居民总是抱怨受到骚扰和排挤。而在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以后，阿尔巴尼亚人对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黑山、吉普赛等民族已经不是骚扰和迫害，而是具有种族清洗性质的屠杀。等科索沃战争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塞族人要么逃出科索沃，要么被“清洗”到科索沃境内靠塞尔维亚边境的北部地区，而且继续受到骚扰，其中2004年3月发生的科索沃塞族—阿族冲突中，就导致4000多名塞尔维亚人逃离家园，22座教堂被烧，许多房屋、医院和学校被毁。
西方大国出于在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选择性失明”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冷战”的思维惯性、帝国主义阴魂、大国势力范围划分、讨好石油国家、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传统对立等原因外，也有被血腥屠杀所震惊、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界定西方大国对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正义”的或者是“非正义”的，更不能拿着所谓“主权”做保护伞对屠杀行为予以纵容。而只能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判，基于此西方对南斯拉夫发动了愚蠢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这场战争的恶果，不止使得波斯尼亚变成了“巴尔干的伊朗”（亨廷顿语），而且也让西方大国很快自食其果——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
科索沃自治省之所以谋求独立，主要原因出自于当地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改变了民族构成比例，随之而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只占当地人口的39％，当地60％以上的居民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在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后，为了对付塞尔维亚人，强迫迁走塞族居民，而与法西斯合作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大批迁入，抢夺塞族人留下的房产与土地。这样，在法西斯的扶植下，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才在科索沃占据了人口多数。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24％为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奇高，1988年，科索沃人口增长率为2.4%，而同年南斯拉夫全国人口增长率只有0.62%——两者相差达4倍。因此，科索沃逐渐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到20世纪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穆斯林人口占据相对优势之后，对塞尔维亚人的排挤和骚扰就成了家常便饭，导致更多塞族人背井离乡，到塞尔维亚人占主要地位的地区谋生。一方面穆斯林人口在激增，一方面塞族人口在减少，结果是到了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只占到10％。科索沃不是特例，科索沃将遍地开花
作者 雅科夫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当局单方面宣布独立。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早在若干年前就在闹独立了，而且得到了穆斯林国家和西方国家在道义上、经济上、舆论上、军事上的全面支持。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事实上无关紧要，但西方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实力与地位决定了科索沃早晚会公开宣布独立。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俄罗斯坚决反对科索沃的独立，中国则态度暧昧，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急着承认，也不像俄罗斯那样坚决反对。这主要的是由于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科索沃独立与否与中国国家利益不会发生直接冲突，中国在巴尔干半岛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也无力参与西方、穆斯林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的争夺。
多数西方国家似乎对科索沃的独立感到兴奋。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为西方世界再一次的短视与愚蠢感到可笑。科索沃的独立，既不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因为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现在的塞尔维亚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民族自决权的胜利（否则赖斯何必要强调科索沃问题是个“特例”？如果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普适价值来看待，就应把科索沃独立看作是一切有分离主义活动区域的榜样，而不是“特例”），而是穆斯林世界扩张的又一个胜利。
冷战结束以后，参与分享“冷战红利”的并不仅仅限于西方国家。在北约和欧盟忙着东扩的同时，另一个集团——穆斯林世界也在扩张着它的边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穆斯林世界收获远比西方要大。穆斯林世界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穆斯林获得了一些对原本穆斯林占优势或者混居区域（如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波黑和科索沃）的控制，而且表现为穆斯林对原本不存在穆斯林的区域的全面渗透（如欧洲，苏丹南部）。此外，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内部，世俗化政权的渐渐被颠覆，或者原本世俗化的政府逐渐被教权主义者控制的政府所取代；在一些存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则因为穆斯林谋求独立分裂，而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或者恐怖袭击（如中国、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因此，科索沃宣布独立，不过是穆斯林世界汹涌澎湃的扩张大潮中的一个浪花。
在西方世界主流舆论当中，塞尔维亚民族和他们曾经的领袖米洛舍维奇一直被当作“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看待，似乎这种“极端”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了战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生活在南联盟（塞—黑）境内有大大小小26个民族，除了阿尔巴尼亚族以外，其余24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相处得不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国际法承认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少数民族维护、发展和表达自己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权利，以及使用少数民族标志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宪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认和保障。”在南联盟境内少数民族数量最多、族际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来局势风平浪静，该省37所普通中学中，有32所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32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100％使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该省的报纸及刊物中，匈牙利语有48种，斯洛伐克语有17种，多民族语言的多达221种。少数民族政党与政治团体与塞尔维亚人平等地参与全国选举并取得议会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联盟政府对境内的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称之为罗姆人）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与帮助：由于吉普赛人喜欢四处流浪的民族特性，这个民族居住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和忽略的“边缘人”地位。从1995年起，塞尔维亚官方在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的状况下，拿出资金为吉普赛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且帮助吉普赛人创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赛文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帮助他们成立社团参与社会生活等等。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南斯拉夫政府还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们对少数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视的。但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偏偏与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难以和平共处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民族冲突。真正站在幕后导演这一切的，是文明的冲突。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系列冲突在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顿所称的“文明断层线”）异乎寻常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从波斯尼亚、科索沃向东延续到车臣、达吉斯坦（俄罗斯）、纳卡地区（阿塞拜疆）、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区（中国），向南则延伸到南亚次大陆、北大年（泰国）、棉兰老岛（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亚、达尔富尔（苏丹）、尼日利亚——这些新爆发的热点与老热点——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乍得、东帝汶……几万公里穆斯林文明与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带，都绵延着战火。假如把战争的罪责推卸到塞尔维亚民族，或者米洛舍维奇身上，那么又该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冲突呢？
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和躁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亨廷顿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着一条“血腥边界” ，但实际上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战线不止上述“断层线”这么一条：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依旧剧烈。激进分子试图颠覆世俗政权，建立类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毁）和苏丹那样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为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国家内频频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还有一条战线，则在其他文明内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这里是暴力和恐怖袭击的新战场。不仅是巴黎、伦敦、莫斯科、纽约和柏林，甚至中国内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区，都为频频发生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深感头痛。即便是一向以与世无争、懒散宽容和无忧无虑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当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断骚扰而与之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对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教育的漠视，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国家里穆斯林社区内充斥了满脑子中世纪思想、一无所长又无事可做的年轻人，因贫困和无聊滋生出的绝望、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弥漫于这些人之中，为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对此，亨廷顿指出：“凡是有穆斯林参与的冲突，很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调而平和的，实现现代化、世俗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识之士的梦想，凯末尔、纳赛尔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国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动荡，自然条件恶劣，顽固的旧传统、封闭心态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产油区，却恰恰位于原教旨主义势力最顽固、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海湾地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海湾的穆斯林国家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就突然阔了，形势就不同了，须知石油国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这种情况下还去搞什么现代化，还用模仿别人？有钱腰杆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财大气粗的穆斯林国家，没有把大自然慷慨赠与的宝贵财富太多地花在兴建本国工业基础，以及改善国计民生上。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他们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样不知所措，对这笔钱要么用于无理性的挥霍享受，要么用于无理性的势力扩张。而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穆斯林，也因为有了“富亲戚”而孳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尽管这些身价动辄几十亿美元“富亲戚”一年用于捐赠的钱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挥霍所用，施舍给一万个贫穷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给一个巴黎高级妓女的嫖资多。这样，一方面是海湾国家石油大亨们如同神仙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马格里布与中亚细亚穆斯林近乎绝望的贫穷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为后盾向其他国家输出原教旨主义；绝对的贫困，则源源不断地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人肉炸弹。穆斯林世界里的剥削阶级，用宗教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打着“慈善”的旗号，欺骗穷人为实现自己“让所有人成为安拉的奴仆”的疯狂野心当炮灰。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中，就有超过6000名以上的、来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圣战者”；其中，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就多达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军”则由伊朗提供资金、训练和组织干部班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们则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军训练营里讲授恐怖袭击、游击战等课程。
前波黑穆斯林领袖领导人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在其主要著作《伊斯兰宣言》中明目张胆地宣称：“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 “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这个新国家的教育及宣传大权，“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手中”。伊泽特贝戈维奇的这番话可谓吐露心声，它事实上明白无误地告诉文明世界的人们，不要指望和平与共存。所谓的“和平、共存”不过是“伊斯兰运动不够强大”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才是真正的战略目标。很可惜，来自文明世界的一些瞎子和天真的白痴，习惯于以己度人，很少认真思考一下这几句话的份量。
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科索沃战争，事实上早在1991年“科索沃共和国”和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时就已经开始了，从1991～1997年，阿尔巴尼亚武装分子一共制造了543起严重的恐怖事件，平均每4天半一起；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那时起，对塞族人进行迫害的阿族人使得科索沃一直笼罩着暴力的阴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而这一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1998年以前，尽管科索沃局势紧张，但南斯拉夫当局一直保持着克制，而对手“科索沃解放军”羽翼尚未丰满，因而战事一般在警察和小股匪徒之间展开，那里的形势总体是平静的，因而一直无人关注。但是，到了199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科索沃解放军”经过几年的厉兵秣马，已经打算一显身手了。1998年2～3月，阿尔巴尼亚北部接近科索沃的地方，几个武装犯罪团伙挑起了事端，几天以后，相邻的科索沃地区就发生了骚乱——“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袭击南斯拉夫驻科索沃的部队。如果说，过去的7年里该地区一共发生了500多起恐怖事件的话，那么到1998年形势急剧恶化，从1月1日到9月28日10个月的时间里，“科索沃解放军”的恐怖主义袭击就达到1273起，其中完全针对平民的有569起，针对治安部队的有704起，并用武力强占了科索沃40％的地盘。尽管南斯拉夫早在1998年3月冲突刚刚升级的时候就提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和欧安组织巴黎宪章有关人权、公民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但急剧增多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科索沃解放军”对政治手段和对话解决冲突不感兴趣。到了1999年，局势更加恶化，仅靠警察力量已经完全无法对付通过贩毒、走私和拐卖人口，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资助的、装备越来越精良的科索沃解放军，南斯拉夫当局这才不得不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到科索沃作战。
科索沃冲突的实质，并非南斯拉夫当局打算吞并或侵占别国的领土，而是一群“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试图把科索沃从南斯拉夫割裂出来，并入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这个“大阿尔巴尼亚”不仅包括了科索沃，而且马其顿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聚居区也在扩张的名单上。面对这种威胁，以及对“科索沃解放军”拒绝政治解决，米洛舍维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携带重武器进入科索沃与“科索沃解放军”交战。到1999年3月，南斯拉夫军队已经收复了被“科索沃解放军”窃据的90％的科索沃土地，而“科索沃解放军”早已被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当然，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不造成平民伤亡和难民潮的，于是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又一次干涉。不过，作为南斯拉夫联盟的总统，假如他对每天平均4.2起恐怖袭击和科索沃40％领土被犯罪集团控制而无动于衷，那么他不是渎职又是什么呢？
指责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进行“屠杀”和“种族清洗”同样难以让人信服。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前后，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南联盟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了屠杀，被屠杀的数字从10万人到50万人不等。但北约占领科索沃之后，联合国战争法庭的专家进入科索沃寻找“万人坑”的证据，却一共只找到了2000多具尸体，其中不但包括阿尔巴尼亚人，还包括了塞族人，以及死于北约轰炸的平民。不仅如此，有关科索沃存在着恐怖集中营、塞族军队进行“系统强奸”，以及米洛舍维奇制订了清洗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马蹄行动”的报导，事后证明均属捏造。当然，也有很多西方记者对媒体的捏造、夸大科索沃事态的行为表示反对，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为人重视。最终，还是海牙法庭在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书中说了实话：“在米洛舍维奇的怂恿或支持下，（南斯拉夫军队）枪杀了数百名科索沃阿族百姓。”这个数字与在科索沃境内找到的尸体数目是吻合的。就这样，在西方大国政客们的红唇白齿之间，米洛舍维奇“种族屠杀”遇害者的数字，就如同如意金箍棒一般不断变化着，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最后从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变成一块毫不起眼的鹅卵石。考虑到在北约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撤出科索沃之前，南斯拉夫军队与“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交战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即从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却仅有几百名阿族平民遇难，平均每天只有一个——如果这都能被算作“种族屠杀”或者“种族灭绝”的话，那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又该算是什么呢？当然，哪怕是一个无辜平民的死伤都是令人悲痛的，但哪次战争能够真正避免因使用武力而造成的“间接伤害”，实现平民的“零伤亡”呢？尽管美军具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尽量在避免殃及平民（我相信如此），但自从美国进攻伊拉克以来仍旧造成了3.9万名伊拉克平民的死亡，这还只是截至到2005年的数字。我不排除个别南斯拉夫军人、甚至个别小分队存在着滥杀无辜的现象（遗憾的是这种暴行在迄今为止任何战争中都难以避免），但这并不能证明米洛舍维奇下达了“种族屠杀”的命令，而恰恰证明了米洛舍维奇反对进行种族灭绝，否则死亡的人数根本不会是区区几百人。须知，卢旺达种族屠杀只进行了一百天，就有50～100万人被屠杀，而科索沃的战斗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比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手中的砍刀要先进得多。与之相比，仁慈的西方大国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致使几百名平民死亡的“种族屠杀”而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仅仅78天就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900多名儿童。
米洛舍维奇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并非没有过失，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这一举动无疑激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民族矛盾。既已予之，何必夺之。但是，凡事有因有果，这个举动并非米洛舍维奇奉行“极端民族主义”、主动迫害阿尔巴尼亚人的表现，而是对阿尔巴尼亚人迫害塞尔维亚人行为的、被动的过激反应。虽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由于某种原因，伊斯兰教徒总是难以与其他民族、信仰的人和平共处，不仅是在科索沃，即使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澳大利亚，甚至在中国，靠近穆斯林聚居区的其他民族的居民总是抱怨受到骚扰和排挤。而在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以后，阿尔巴尼亚人对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黑山、吉普赛等民族已经不是骚扰和迫害，而是具有种族清洗性质的屠杀。等科索沃战争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塞族人要么逃出科索沃，要么被“清洗”到科索沃境内靠塞尔维亚边境的北部地区，而且继续受到骚扰，其中2004年3月发生的科索沃塞族—阿族冲突中，就导致4000多名塞尔维亚人逃离家园，22座教堂被烧，许多房屋、医院和学校被毁。
西方大国出于在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选择性失明”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冷战”的思维惯性、帝国主义阴魂、大国势力范围划分、讨好石油国家、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传统对立等原因外，也有被血腥屠杀所震惊、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界定西方大国对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正义”的或者是“非正义”的，更不能拿着所谓“主权”做保护伞对屠杀行为予以纵容。而只能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判，基于此西方对南斯拉夫发动了愚蠢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这场战争的恶果，不止使得波斯尼亚变成了“巴尔干的伊朗”（亨廷顿语），而且也让西方大国很快自食其果——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
科索沃自治省之所以谋求独立，主要原因出自于当地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改变了民族构成比例，随之而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只占当地人口的39％，当地60％以上的居民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在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后，为了对付塞尔维亚人，强迫迁走塞族居民，而与法西斯合作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大批迁入，抢夺塞族人留下的房产与土地。这样，在法西斯的扶植下，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才在科索沃占据了人口多数。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24％为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奇高，1988年，科索沃人口增长率为2.4%，而同年南斯拉夫全国人口增长率只有0.62%——两者相差达4倍。因此，科索沃逐渐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到20世纪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穆斯林人口占据相对优势之后，对塞尔维亚人的排挤和骚扰就成了家常便饭，导致更多塞族人背井离乡，到塞尔维亚人占主要地位的地区谋生。一方面穆斯林人口在激增，一方面塞族人口在减少，结果是到了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只占到10％。
作者 雅科夫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当局单方面宣布独立。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早在若干年前就在闹独立了，而且得到了穆斯林国家和西方国家在道义上、经济上、舆论上、军事上的全面支持。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事实上无关紧要，但西方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实力与地位决定了科索沃早晚会公开宣布独立。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俄罗斯坚决反对科索沃的独立，中国则态度暧昧，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急着承认，也不像俄罗斯那样坚决反对。这主要的是由于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科索沃独立与否与中国国家利益不会发生直接冲突，中国在巴尔干半岛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也无力参与西方、穆斯林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的争夺。
多数西方国家似乎对科索沃的独立感到兴奋。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为西方世界再一次的短视与愚蠢感到可笑。科索沃的独立，既不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因为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现在的塞尔维亚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民族自决权的胜利（否则赖斯何必要强调科索沃问题是个“特例”？如果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普适价值来看待，就应把科索沃独立看作是一切有分离主义活动区域的榜样，而不是“特例”），而是穆斯林世界扩张的又一个胜利。
冷战结束以后，参与分享“冷战红利”的并不仅仅限于西方国家。在北约和欧盟忙着东扩的同时，另一个集团——穆斯林世界也在扩张着它的边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穆斯林世界收获远比西方要大。穆斯林世界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穆斯林获得了一些对原本穆斯林占优势或者混居区域（如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波黑和科索沃）的控制，而且表现为穆斯林对原本不存在穆斯林的区域的全面渗透（如欧洲，苏丹南部）。此外，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内部，世俗化政权的渐渐被颠覆，或者原本世俗化的政府逐渐被教权主义者控制的政府所取代；在一些存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则因为穆斯林谋求独立分裂，而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或者恐怖袭击（如中国、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因此，科索沃宣布独立，不过是穆斯林世界汹涌澎湃的扩张大潮中的一个浪花。
在西方世界主流舆论当中，塞尔维亚民族和他们曾经的领袖米洛舍维奇一直被当作“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看待，似乎这种“极端”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了战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生活在南联盟（塞—黑）境内有大大小小26个民族，除了阿尔巴尼亚族以外，其余24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相处得不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国际法承认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少数民族维护、发展和表达自己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权利，以及使用少数民族标志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宪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认和保障。”在南联盟境内少数民族数量最多、族际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来局势风平浪静，该省37所普通中学中，有32所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32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100％使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该省的报纸及刊物中，匈牙利语有48种，斯洛伐克语有17种，多民族语言的多达221种。少数民族政党与政治团体与塞尔维亚人平等地参与全国选举并取得议会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联盟政府对境内的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称之为罗姆人）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与帮助：由于吉普赛人喜欢四处流浪的民族特性，这个民族居住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和忽略的“边缘人”地位。从1995年起，塞尔维亚官方在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的状况下，拿出资金为吉普赛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且帮助吉普赛人创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赛文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帮助他们成立社团参与社会生活等等。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南斯拉夫政府还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们对少数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视的。但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偏偏与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难以和平共处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民族冲突。真正站在幕后导演这一切的，是文明的冲突。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系列冲突在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顿所称的“文明断层线”）异乎寻常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从波斯尼亚、科索沃向东延续到车臣、达吉斯坦（俄罗斯）、纳卡地区（阿塞拜疆）、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区（中国），向南则延伸到南亚次大陆、北大年（泰国）、棉兰老岛（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亚、达尔富尔（苏丹）、尼日利亚——这些新爆发的热点与老热点——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乍得、东帝汶……几万公里穆斯林文明与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带，都绵延着战火。假如把战争的罪责推卸到塞尔维亚民族，或者米洛舍维奇身上，那么又该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冲突呢？
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和躁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亨廷顿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着一条“血腥边界” ，但实际上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战线不止上述“断层线”这么一条：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依旧剧烈。激进分子试图颠覆世俗政权，建立类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毁）和苏丹那样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为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国家内频频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还有一条战线，则在其他文明内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这里是暴力和恐怖袭击的新战场。不仅是巴黎、伦敦、莫斯科、纽约和柏林，甚至中国内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区，都为频频发生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深感头痛。即便是一向以与世无争、懒散宽容和无忧无虑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当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断骚扰而与之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对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教育的漠视，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国家里穆斯林社区内充斥了满脑子中世纪思想、一无所长又无事可做的年轻人，因贫困和无聊滋生出的绝望、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弥漫于这些人之中，为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对此，亨廷顿指出：“凡是有穆斯林参与的冲突，很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调而平和的，实现现代化、世俗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识之士的梦想，凯末尔、纳赛尔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国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动荡，自然条件恶劣，顽固的旧传统、封闭心态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产油区，却恰恰位于原教旨主义势力最顽固、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海湾地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海湾的穆斯林国家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就突然阔了，形势就不同了，须知石油国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这种情况下还去搞什么现代化，还用模仿别人？有钱腰杆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财大气粗的穆斯林国家，没有把大自然慷慨赠与的宝贵财富太多地花在兴建本国工业基础，以及改善国计民生上。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他们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样不知所措，对这笔钱要么用于无理性的挥霍享受，要么用于无理性的势力扩张。而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穆斯林，也因为有了“富亲戚”而孳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尽管这些身价动辄几十亿美元“富亲戚”一年用于捐赠的钱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挥霍所用，施舍给一万个贫穷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给一个巴黎高级妓女的嫖资多。这样，一方面是海湾国家石油大亨们如同神仙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马格里布与中亚细亚穆斯林近乎绝望的贫穷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为后盾向其他国家输出原教旨主义；绝对的贫困，则源源不断地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人肉炸弹。穆斯林世界里的剥削阶级，用宗教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打着“慈善”的旗号，欺骗穷人为实现自己“让所有人成为安拉的奴仆”的疯狂野心当炮灰。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中，就有超过6000名以上的、来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圣战者”；其中，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就多达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军”则由伊朗提供资金、训练和组织干部班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们则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军训练营里讲授恐怖袭击、游击战等课程。
前波黑穆斯林领袖领导人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在其主要著作《伊斯兰宣言》中明目张胆地宣称：“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 “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这个新国家的教育及宣传大权，“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手中”。伊泽特贝戈维奇的这番话可谓吐露心声，它事实上明白无误地告诉文明世界的人们，不要指望和平与共存。所谓的“和平、共存”不过是“伊斯兰运动不够强大”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才是真正的战略目标。很可惜，来自文明世界的一些瞎子和天真的白痴，习惯于以己度人，很少认真思考一下这几句话的份量。
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科索沃战争，事实上早在1991年“科索沃共和国”和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时就已经开始了，从1991～1997年，阿尔巴尼亚武装分子一共制造了543起严重的恐怖事件，平均每4天半一起；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那时起，对塞族人进行迫害的阿族人使得科索沃一直笼罩着暴力的阴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而这一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1998年以前，尽管科索沃局势紧张，但南斯拉夫当局一直保持着克制，而对手“科索沃解放军”羽翼尚未丰满，因而战事一般在警察和小股匪徒之间展开，那里的形势总体是平静的，因而一直无人关注。但是，到了199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科索沃解放军”经过几年的厉兵秣马，已经打算一显身手了。1998年2～3月，阿尔巴尼亚北部接近科索沃的地方，几个武装犯罪团伙挑起了事端，几天以后，相邻的科索沃地区就发生了骚乱——“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袭击南斯拉夫驻科索沃的部队。如果说，过去的7年里该地区一共发生了500多起恐怖事件的话，那么到1998年形势急剧恶化，从1月1日到9月28日10个月的时间里，“科索沃解放军”的恐怖主义袭击就达到1273起，其中完全针对平民的有569起，针对治安部队的有704起，并用武力强占了科索沃40％的地盘。尽管南斯拉夫早在1998年3月冲突刚刚升级的时候就提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和欧安组织巴黎宪章有关人权、公民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但急剧增多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科索沃解放军”对政治手段和对话解决冲突不感兴趣。到了1999年，局势更加恶化，仅靠警察力量已经完全无法对付通过贩毒、走私和拐卖人口，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资助的、装备越来越精良的科索沃解放军，南斯拉夫当局这才不得不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到科索沃作战。
科索沃冲突的实质，并非南斯拉夫当局打算吞并或侵占别国的领土，而是一群“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试图把科索沃从南斯拉夫割裂出来，并入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这个“大阿尔巴尼亚”不仅包括了科索沃，而且马其顿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聚居区也在扩张的名单上。面对这种威胁，以及对“科索沃解放军”拒绝政治解决，米洛舍维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携带重武器进入科索沃与“科索沃解放军”交战。到1999年3月，南斯拉夫军队已经收复了被“科索沃解放军”窃据的90％的科索沃土地，而“科索沃解放军”早已被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当然，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不造成平民伤亡和难民潮的，于是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又一次干涉。不过，作为南斯拉夫联盟的总统，假如他对每天平均4.2起恐怖袭击和科索沃40％领土被犯罪集团控制而无动于衷，那么他不是渎职又是什么呢？
指责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进行“屠杀”和“种族清洗”同样难以让人信服。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前后，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南联盟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了屠杀，被屠杀的数字从10万人到50万人不等。但北约占领科索沃之后，联合国战争法庭的专家进入科索沃寻找“万人坑”的证据，却一共只找到了2000多具尸体，其中不但包括阿尔巴尼亚人，还包括了塞族人，以及死于北约轰炸的平民。不仅如此，有关科索沃存在着恐怖集中营、塞族军队进行“系统强奸”，以及米洛舍维奇制订了清洗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马蹄行动”的报导，事后证明均属捏造。当然，也有很多西方记者对媒体的捏造、夸大科索沃事态的行为表示反对，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为人重视。最终，还是海牙法庭在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书中说了实话：“在米洛舍维奇的怂恿或支持下，（南斯拉夫军队）枪杀了数百名科索沃阿族百姓。”这个数字与在科索沃境内找到的尸体数目是吻合的。就这样，在西方大国政客们的红唇白齿之间，米洛舍维奇“种族屠杀”遇害者的数字，就如同如意金箍棒一般不断变化着，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最后从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变成一块毫不起眼的鹅卵石。考虑到在北约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撤出科索沃之前，南斯拉夫军队与“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交战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即从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却仅有几百名阿族平民遇难，平均每天只有一个——如果这都能被算作“种族屠杀”或者“种族灭绝”的话，那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又该算是什么呢？当然，哪怕是一个无辜平民的死伤都是令人悲痛的，但哪次战争能够真正避免因使用武力而造成的“间接伤害”，实现平民的“零伤亡”呢？尽管美军具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尽量在避免殃及平民（我相信如此），但自从美国进攻伊拉克以来仍旧造成了3.9万名伊拉克平民的死亡，这还只是截至到2005年的数字。我不排除个别南斯拉夫军人、甚至个别小分队存在着滥杀无辜的现象（遗憾的是这种暴行在迄今为止任何战争中都难以避免），但这并不能证明米洛舍维奇下达了“种族屠杀”的命令，而恰恰证明了米洛舍维奇反对进行种族灭绝，否则死亡的人数根本不会是区区几百人。须知，卢旺达种族屠杀只进行了一百天，就有50～100万人被屠杀，而科索沃的战斗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比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手中的砍刀要先进得多。与之相比，仁慈的西方大国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致使几百名平民死亡的“种族屠杀”而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仅仅78天就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900多名儿童。
米洛舍维奇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并非没有过失，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这一举动无疑激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民族矛盾。既已予之，何必夺之。但是，凡事有因有果，这个举动并非米洛舍维奇奉行“极端民族主义”、主动迫害阿尔巴尼亚人的表现，而是对阿尔巴尼亚人迫害塞尔维亚人行为的、被动的过激反应。虽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由于某种原因，伊斯兰教徒总是难以与其他民族、信仰的人和平共处，不仅是在科索沃，即使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澳大利亚，甚至在中国，靠近穆斯林聚居区的其他民族的居民总是抱怨受到骚扰和排挤。而在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以后，阿尔巴尼亚人对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黑山、吉普赛等民族已经不是骚扰和迫害，而是具有种族清洗性质的屠杀。等科索沃战争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塞族人要么逃出科索沃，要么被“清洗”到科索沃境内靠塞尔维亚边境的北部地区，而且继续受到骚扰，其中2004年3月发生的科索沃塞族—阿族冲突中，就导致4000多名塞尔维亚人逃离家园，22座教堂被烧，许多房屋、医院和学校被毁。
西方大国出于在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选择性失明”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冷战”的思维惯性、帝国主义阴魂、大国势力范围划分、讨好石油国家、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传统对立等原因外，也有被血腥屠杀所震惊、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界定西方大国对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正义”的或者是“非正义”的，更不能拿着所谓“主权”做保护伞对屠杀行为予以纵容。而只能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判，基于此西方对南斯拉夫发动了愚蠢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这场战争的恶果，不止使得波斯尼亚变成了“巴尔干的伊朗”（亨廷顿语），而且也让西方大国很快自食其果——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
科索沃自治省之所以谋求独立，主要原因出自于当地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改变了民族构成比例，随之而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只占当地人口的39％，当地60％以上的居民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在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后，为了对付塞尔维亚人，强迫迁走塞族居民，而与法西斯合作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大批迁入，抢夺塞族人留下的房产与土地。这样，在法西斯的扶植下，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才在科索沃占据了人口多数。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24％为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奇高，1988年，科索沃人口增长率为2.4%，而同年南斯拉夫全国人口增长率只有0.62%——两者相差达4倍。因此，科索沃逐渐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到20世纪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穆斯林人口占据相对优势之后，对塞尔维亚人的排挤和骚扰就成了家常便饭，导致更多塞族人背井离乡，到塞尔维亚人占主要地位的地区谋生。一方面穆斯林人口在激增，一方面塞族人口在减少，结果是到了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只占到10％。科索沃不是特例，科索沃将遍地开花
作者 雅科夫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当局单方面宣布独立。科索沃宣布独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早在若干年前就在闹独立了，而且得到了穆斯林国家和西方国家在道义上、经济上、舆论上、军事上的全面支持。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事实上无关紧要，但西方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实力与地位决定了科索沃早晚会公开宣布独立。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俄罗斯坚决反对科索沃的独立，中国则态度暧昧，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急着承认，也不像俄罗斯那样坚决反对。这主要的是由于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科索沃独立与否与中国国家利益不会发生直接冲突，中国在巴尔干半岛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也无力参与西方、穆斯林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的争夺。
多数西方国家似乎对科索沃的独立感到兴奋。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为西方世界再一次的短视与愚蠢感到可笑。科索沃的独立，既不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因为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现在的塞尔维亚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民族自决权的胜利（否则赖斯何必要强调科索沃问题是个“特例”？如果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普适价值来看待，就应把科索沃独立看作是一切有分离主义活动区域的榜样，而不是“特例”），而是穆斯林世界扩张的又一个胜利。
冷战结束以后，参与分享“冷战红利”的并不仅仅限于西方国家。在北约和欧盟忙着东扩的同时，另一个集团——穆斯林世界也在扩张着它的边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穆斯林世界收获远比西方要大。穆斯林世界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穆斯林获得了一些对原本穆斯林占优势或者混居区域（如苏联的中亚各共和国、波黑和科索沃）的控制，而且表现为穆斯林对原本不存在穆斯林的区域的全面渗透（如欧洲，苏丹南部）。此外，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内部，世俗化政权的渐渐被颠覆，或者原本世俗化的政府逐渐被教权主义者控制的政府所取代；在一些存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则因为穆斯林谋求独立分裂，而经常发生暴力冲突或者恐怖袭击（如中国、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因此，科索沃宣布独立，不过是穆斯林世界汹涌澎湃的扩张大潮中的一个浪花。
在西方世界主流舆论当中，塞尔维亚民族和他们曾经的领袖米洛舍维奇一直被当作“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看待，似乎这种“极端”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了战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生活在南联盟（塞—黑）境内有大大小小26个民族，除了阿尔巴尼亚族以外，其余24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相处得不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国际法承认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少数民族维护、发展和表达自己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权利，以及使用少数民族标志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宪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认和保障。”在南联盟境内少数民族数量最多、族际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来局势风平浪静，该省37所普通中学中，有32所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32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100％使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该省的报纸及刊物中，匈牙利语有48种，斯洛伐克语有17种，多民族语言的多达221种。少数民族政党与政治团体与塞尔维亚人平等地参与全国选举并取得议会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联盟政府对境内的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称之为罗姆人）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与帮助：由于吉普赛人喜欢四处流浪的民族特性，这个民族居住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和忽略的“边缘人”地位。从1995年起，塞尔维亚官方在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的状况下，拿出资金为吉普赛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且帮助吉普赛人创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赛文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帮助他们成立社团参与社会生活等等。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南斯拉夫政府还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们对少数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视的。但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偏偏与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难以和平共处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民族冲突。真正站在幕后导演这一切的，是文明的冲突。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系列冲突在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顿所称的“文明断层线”）异乎寻常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从波斯尼亚、科索沃向东延续到车臣、达吉斯坦（俄罗斯）、纳卡地区（阿塞拜疆）、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区（中国），向南则延伸到南亚次大陆、北大年（泰国）、棉兰老岛（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亚、达尔富尔（苏丹）、尼日利亚——这些新爆发的热点与老热点——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乍得、东帝汶……几万公里穆斯林文明与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带，都绵延着战火。假如把战争的罪责推卸到塞尔维亚民族，或者米洛舍维奇身上，那么又该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冲突呢？
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和躁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亨廷顿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着一条“血腥边界” ，但实际上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战线不止上述“断层线”这么一条：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依旧剧烈。激进分子试图颠覆世俗政权，建立类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毁）和苏丹那样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为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国家内频频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还有一条战线，则在其他文明内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这里是暴力和恐怖袭击的新战场。不仅是巴黎、伦敦、莫斯科、纽约和柏林，甚至中国内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区，都为频频发生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深感头痛。即便是一向以与世无争、懒散宽容和无忧无虑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当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断骚扰而与之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对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教育的漠视，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国家里穆斯林社区内充斥了满脑子中世纪思想、一无所长又无事可做的年轻人，因贫困和无聊滋生出的绝望、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弥漫于这些人之中，为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对此，亨廷顿指出：“凡是有穆斯林参与的冲突，很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调而平和的，实现现代化、世俗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识之士的梦想，凯末尔、纳赛尔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国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动荡，自然条件恶劣，顽固的旧传统、封闭心态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产油区，却恰恰位于原教旨主义势力最顽固、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海湾地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海湾的穆斯林国家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就突然阔了，形势就不同了，须知石油国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这种情况下还去搞什么现代化，还用模仿别人？有钱腰杆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财大气粗的穆斯林国家，没有把大自然慷慨赠与的宝贵财富太多地花在兴建本国工业基础，以及改善国计民生上。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他们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样不知所措，对这笔钱要么用于无理性的挥霍享受，要么用于无理性的势力扩张。而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穆斯林，也因为有了“富亲戚”而孳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尽管这些身价动辄几十亿美元“富亲戚”一年用于捐赠的钱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挥霍所用，施舍给一万个贫穷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给一个巴黎高级妓女的嫖资多。这样，一方面是海湾国家石油大亨们如同神仙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马格里布与中亚细亚穆斯林近乎绝望的贫穷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为后盾向其他国家输出原教旨主义；绝对的贫困，则源源不断地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人肉炸弹。穆斯林世界里的剥削阶级，用宗教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打着“慈善”的旗号，欺骗穷人为实现自己“让所有人成为安拉的奴仆”的疯狂野心当炮灰。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中，就有超过6000名以上的、来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圣战者”；其中，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就多达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军”则由伊朗提供资金、训练和组织干部班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们则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军训练营里讲授恐怖袭击、游击战等课程。
前波黑穆斯林领袖领导人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在其主要著作《伊斯兰宣言》中明目张胆地宣称：“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 “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这个新国家的教育及宣传大权，“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手中”。伊泽特贝戈维奇的这番话可谓吐露心声，它事实上明白无误地告诉文明世界的人们，不要指望和平与共存。所谓的“和平、共存”不过是“伊斯兰运动不够强大”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才是真正的战略目标。很可惜，来自文明世界的一些瞎子和天真的白痴，习惯于以己度人，很少认真思考一下这几句话的份量。
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科索沃战争，事实上早在1991年“科索沃共和国”和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时就已经开始了，从1991～1997年，阿尔巴尼亚武装分子一共制造了543起严重的恐怖事件，平均每4天半一起；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那时起，对塞族人进行迫害的阿族人使得科索沃一直笼罩着暴力的阴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奸淫、打斗和屠杀。”而这一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1998年以前，尽管科索沃局势紧张，但南斯拉夫当局一直保持着克制，而对手“科索沃解放军”羽翼尚未丰满，因而战事一般在警察和小股匪徒之间展开，那里的形势总体是平静的，因而一直无人关注。但是，到了199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科索沃解放军”经过几年的厉兵秣马，已经打算一显身手了。1998年2～3月，阿尔巴尼亚北部接近科索沃的地方，几个武装犯罪团伙挑起了事端，几天以后，相邻的科索沃地区就发生了骚乱——“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袭击南斯拉夫驻科索沃的部队。如果说，过去的7年里该地区一共发生了500多起恐怖事件的话，那么到1998年形势急剧恶化，从1月1日到9月28日10个月的时间里，“科索沃解放军”的恐怖主义袭击就达到1273起，其中完全针对平民的有569起，针对治安部队的有704起，并用武力强占了科索沃40％的地盘。尽管南斯拉夫早在1998年3月冲突刚刚升级的时候就提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和欧安组织巴黎宪章有关人权、公民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但急剧增多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科索沃解放军”对政治手段和对话解决冲突不感兴趣。到了1999年，局势更加恶化，仅靠警察力量已经完全无法对付通过贩毒、走私和拐卖人口，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资助的、装备越来越精良的科索沃解放军，南斯拉夫当局这才不得不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到科索沃作战。
科索沃冲突的实质，并非南斯拉夫当局打算吞并或侵占别国的领土，而是一群“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试图把科索沃从南斯拉夫割裂出来，并入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这个“大阿尔巴尼亚”不仅包括了科索沃，而且马其顿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聚居区也在扩张的名单上。面对这种威胁，以及对“科索沃解放军”拒绝政治解决，米洛舍维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携带重武器进入科索沃与“科索沃解放军”交战。到1999年3月，南斯拉夫军队已经收复了被“科索沃解放军”窃据的90％的科索沃土地，而“科索沃解放军”早已被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当然，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不造成平民伤亡和难民潮的，于是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又一次干涉。不过，作为南斯拉夫联盟的总统，假如他对每天平均4.2起恐怖袭击和科索沃40％领土被犯罪集团控制而无动于衷，那么他不是渎职又是什么呢？
指责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进行“屠杀”和“种族清洗”同样难以让人信服。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前后，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南联盟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了屠杀，被屠杀的数字从10万人到50万人不等。但北约占领科索沃之后，联合国战争法庭的专家进入科索沃寻找“万人坑”的证据，却一共只找到了2000多具尸体，其中不但包括阿尔巴尼亚人，还包括了塞族人，以及死于北约轰炸的平民。不仅如此，有关科索沃存在着恐怖集中营、塞族军队进行“系统强奸”，以及米洛舍维奇制订了清洗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马蹄行动”的报导，事后证明均属捏造。当然，也有很多西方记者对媒体的捏造、夸大科索沃事态的行为表示反对，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为人重视。最终，还是海牙法庭在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书中说了实话：“在米洛舍维奇的怂恿或支持下，（南斯拉夫军队）枪杀了数百名科索沃阿族百姓。”这个数字与在科索沃境内找到的尸体数目是吻合的。就这样，在西方大国政客们的红唇白齿之间，米洛舍维奇“种族屠杀”遇害者的数字，就如同如意金箍棒一般不断变化着，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最后从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变成一块毫不起眼的鹅卵石。考虑到在北约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撤出科索沃之前，南斯拉夫军队与“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交战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即从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却仅有几百名阿族平民遇难，平均每天只有一个——如果这都能被算作“种族屠杀”或者“种族灭绝”的话，那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又该算是什么呢？当然，哪怕是一个无辜平民的死伤都是令人悲痛的，但哪次战争能够真正避免因使用武力而造成的“间接伤害”，实现平民的“零伤亡”呢？尽管美军具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尽量在避免殃及平民（我相信如此），但自从美国进攻伊拉克以来仍旧造成了3.9万名伊拉克平民的死亡，这还只是截至到2005年的数字。我不排除个别南斯拉夫军人、甚至个别小分队存在着滥杀无辜的现象（遗憾的是这种暴行在迄今为止任何战争中都难以避免），但这并不能证明米洛舍维奇下达了“种族屠杀”的命令，而恰恰证明了米洛舍维奇反对进行种族灭绝，否则死亡的人数根本不会是区区几百人。须知，卢旺达种族屠杀只进行了一百天，就有50～100万人被屠杀，而科索沃的战斗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比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手中的砍刀要先进得多。与之相比，仁慈的西方大国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致使几百名平民死亡的“种族屠杀”而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仅仅78天就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900多名儿童。
米洛舍维奇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并非没有过失，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这一举动无疑激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民族矛盾。既已予之，何必夺之。但是，凡事有因有果，这个举动并非米洛舍维奇奉行“极端民族主义”、主动迫害阿尔巴尼亚人的表现，而是对阿尔巴尼亚人迫害塞尔维亚人行为的、被动的过激反应。虽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由于某种原因，伊斯兰教徒总是难以与其他民族、信仰的人和平共处，不仅是在科索沃，即使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澳大利亚，甚至在中国，靠近穆斯林聚居区的其他民族的居民总是抱怨受到骚扰和排挤。而在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以后，阿尔巴尼亚人对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黑山、吉普赛等民族已经不是骚扰和迫害，而是具有种族清洗性质的屠杀。等科索沃战争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塞族人要么逃出科索沃，要么被“清洗”到科索沃境内靠塞尔维亚边境的北部地区，而且继续受到骚扰，其中2004年3月发生的科索沃塞族—阿族冲突中，就导致4000多名塞尔维亚人逃离家园，22座教堂被烧，许多房屋、医院和学校被毁。
西方大国出于在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选择性失明”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冷战”的思维惯性、帝国主义阴魂、大国势力范围划分、讨好石油国家、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传统对立等原因外，也有被血腥屠杀所震惊、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界定西方大国对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正义”的或者是“非正义”的，更不能拿着所谓“主权”做保护伞对屠杀行为予以纵容。而只能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判，基于此西方对南斯拉夫发动了愚蠢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这场战争的恶果，不止使得波斯尼亚变成了“巴尔干的伊朗”（亨廷顿语），而且也让西方大国很快自食其果——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
科索沃自治省之所以谋求独立，主要原因出自于当地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改变了民族构成比例，随之而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只占当地人口的39％，当地60％以上的居民是塞尔维亚人。但是，在德、意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后，为了对付塞尔维亚人，强迫迁走塞族居民，而与法西斯合作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大批迁入，抢夺塞族人留下的房产与土地。这样，在法西斯的扶植下，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才在科索沃占据了人口多数。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24％为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奇高，1988年，科索沃人口增长率为2.4%，而同年南斯拉夫全国人口增长率只有0.62%——两者相差达4倍。因此，科索沃逐渐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到20世纪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穆斯林人口占据相对优势之后，对塞尔维亚人的排挤和骚扰就成了家常便饭，导致更多塞族人背井离乡，到塞尔维亚人占主要地位的地区谋生。一方面穆斯林人口在激增，一方面塞族人口在减少，结果是到了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只占到10％。
穆斯林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任何经济发展的努力都化为乌有，而贫困必然导致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广泛传播，其遵循的模式是：人口激增—→经济发展成果被吞噬—→失业、半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猖獗—→暴力事件增多—→民族关系紧张—→认同感丧失—→穆斯林变得更加激进和排外—→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传播—→非穆斯林居民精英首先离开—→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失业、半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多……—→其他民族被排挤成少数—→民族分裂主义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内战极有可能发生，因为被排挤而走的非穆斯林居民在心理上并不放弃原住地，而是怀着一种仇恨、渴望报复的心情看待原住地所发生的一切。而已经取得了人口优势和主导权，并被原教旨主义控制的穆斯林居民，则不会放弃已经到手的成果。
亨廷顿指出，在各民族均有心理认同感的地区，民族冲突一定会充满血腥，且旷日持久。他所列举的例子，就包括科索沃。因此，我们谈论民族自决权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历史及现状，要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而不是以民族自决权为最高原则。须知，实现民族自决权是附带条件的，但人道主义的遵守应当是无条件的。本人并非那种“国家至上”观念的宣扬者，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联合国《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中规定的“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的原则，为一些独裁政权施行暴政提供了某种保护，因而需要修改并附加一定条件；同时，本人认为，那种拒不实现人民自决权的非民主政权，不应享受主权待遇，因为根据主权在民原则，主权应属于拥有自决权利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个独裁者。但本人同时认为，什么都不及人道主义原则重要，当某项原则与人道主义准则发生冲突时，应当无条件遵循人道主义准则。当民族自决权的实现有可能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时，就必须坚决反对之。
本人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从不承认种族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认为民族有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本人在生活中也从未与穆斯林发生过任何冲突。我愿意相信，穆斯林中的绝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有着朴素的是非观念，渴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而且，穆斯林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与进步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代围绕着全世界伊斯兰教的边界，在我国边疆，甚至内地穆斯林聚居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频繁发生的暴力冲突让我感觉到：肯定是有些地方出了问题。本人之所以对此问题进行思考，不是为了粗陋地贬低一个具有十多亿信徒和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宗教，而是为了寻求与之共存的方式。当然，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难题，以我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完全是无法胜任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尚不成熟的思考。这种观点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我想我有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认为任何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并非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只要觉得它存在问题，就应当允许人们指出、怀疑，甚至批评。真理应该接受质疑，只有经不起检验的歪理邪说才会心虚到害怕别人质疑。
我认为，导致穆斯林国家变得好斗的原因，不仅要从巴以冲突这样的外部原因去寻找，而且更主要地，是从伊斯兰国家内部原因去寻找。首先是伊斯兰教义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产生于公元七世纪阿拉伯游牧民族的伊斯兰基本教义，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奉行的主要准则，尽管基督教与佛教的历史更为久远，但基督教经历了宗教改革，它不合时宜的地方已经被弱化，成为一种单纯地调节人们内心的道德规范，而不是建立社会制度的唯一准则；而佛教，则把“非暴力”原则作为它的基本出发点，更少带有攻击性。穆斯林自己应当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穆斯林与其他各文明、各宗教之间冲突不断？这其中穆斯林本身要负大部分责任，尽管其他文明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同样是在东南亚，华人在信奉佛教的泰国和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都受到平等对待，泰国总理他信、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都具有华人血统——并非华人受到平等对待意味着一定要当政治家，但当上政治家起码证明，当地的人们对所有种族都一视同仁。而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伊斯兰国家，华人却遭受着明目张胆的歧视，一有风吹草动，华人总是被当作掠夺、侮辱和屠戮的对象。对华人的歧视，并不是个体的、偶发的行为，而是被这些国家当作一项既定国策来实行。伊斯兰世界传达给世界的信息，不是有哪项造福人类的发明创新，而是对英国作家的追杀敕令，对直言记者的死亡威胁，对文明古迹的摧残毁灭，对天真儿童的冷血杀戮，对妇女人质的斩首录象，对无辜平民的恐怖爆炸，对外国游客的疯狂扫射，对一幅漫画的歇斯底里，对容纳他们的国家的恩将仇报，对外国居民的骚扰恫吓；以及家族内部的“荣誉谋杀”，教派之间的你死我活，对改变信仰者的死刑判决……愚昧，落后，狭隘，残忍，破坏，杀戮，几乎构成了人们从伊斯兰世界得到的全部信息，种种行为早已突破了现代文明法则所能容忍的底线，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尖锐的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能够驱使伊泽特贝戈维奇说出“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这样的话来，也证明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非和平性。其次，穆斯林国家普遍处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沙漠或热带雨林地带，而伊斯兰教传统的生育观念导致高出生率，现代医学成果的普遍使用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过快的人口繁殖造成了人与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由此产生的贫困与贫富对立为暴力提供了土壤。当穆斯林因贫困而向发达国家移民时，这种暴力思想又被带到其他国家扩散开来。第三，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圣城所在的沙特阿拉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主义瓦哈比教派盛行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基本上还处于封建制度和部落制度下，社会形态非常落后。由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石油资源就集中在海湾地区，石油财富为瓦哈比教派理念的输出提供了资金保障，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四处捐款修建清真寺和开办宗教学校，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流向哪里，哪里的穆斯林就变得好斗。而每年到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又有不少人带回了这种思想。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们，利用贫苦穆斯林虔诚的宗教信仰输出极端主义，以转嫁因贫富对立而产生的阶级矛盾，继续维护他们挥金如土的寄生虫生活方式。他们既宣扬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但又过着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对贫困的穆斯林的苦难无动于衷。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必须寻找、制造一些替罪羊来转嫁人们的仇恨，因此他们刻意夸大巴以冲突的影响，极力培植对其它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仇恨，以转移人民的斗争目标。他们在很多贫穷的伊斯兰国家，例如巴基斯坦，苏丹，苏联中亚国家等地，开设了大量宗教学校（也被称为“马德拉斯”），或者名为“慈善”，实为圣战训练营的“慈善机构”，专门教唆入学的青少年仇恨西方，以及仇恨一切非穆斯林国家。以各种邪恶残暴行为闻名于世的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及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中，就有很多成员来自这种“仇恨学校”。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是沙特阿拉伯王室政权的支持者。直到“911”以后，美国才开始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可疑的盟友”产生了怀疑。第四，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改革的普遍挫折，使得人们对现代化和西方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和抵触。尽管土耳其的现代化、世俗化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却遭受了挫折。这主要地是由于伊斯兰世界普遍实行的独裁制度，因为独裁本身就意味着利益难以公平分配，各项政策不能得到多数人民的认同（因为独裁者认为不必征得人民的认同），由此将引发两个不良后果：一是现代化改革中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堕落；二是人们对一些无法接受的政策产生厌恶情绪，进而扩展到对整个现代化政策的敌视。以伊朗为例：在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下，伊朗的现代化获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封建政权本身的腐朽，导致贫富分化、腐败以及道德的堕落。为此，在霍梅尼的号召下，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孔雀王朝就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由于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努力受到西方大力支持，伊斯兰革命在埋葬巴列维王朝的同时，也埋葬了现代化和西方思想。其实，不止是独裁的伊斯兰世界，即便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因权威制度下强制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裂，以及人民对“改革”的普遍怀疑、厌恶和抵触，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面否定改革的思潮。第五，伊斯兰在历史上的辉煌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明显已经落后的情况下，一部分自尊心遭到挫折的穆斯林，把自己的自尊心寄托于对撒拉丁时代和阿拔斯王朝的辉煌的怀念，进而把自己的落伍归咎于“纯净的伊斯兰精神”被西方文明“污染了”，认为只有全面回归“最纯粹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才能重铸伊斯兰的辉煌。这种心态并不罕见，在100年前，中国人面对先进的西方的渗透及威胁，一部分人主张走西方式的强国道路，但另一部分人反而激起了对西方的全面排斥，并爆发了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表现相当接近的义和团运动。一个不可忽视的规律是：几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国家，自身的文明和传统没有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反而成了现代化道路上的羁绊。
文明之间冲突的实质，并非各个文明天生地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文明程度的不同。每一种文明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无论是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儒家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辉煌与灿烂，也都有过衰落和低迷。每一种文明都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宝库，但同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不足和局限。在几千年的演化中，有一些文明被历史的长河湮没了，有一些文明则被其他文明消灭了——这不是人类的胜利，而是人类的损失。人类应该加强互相交流与合作，从不同的文明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任何自封为“绝对真理”、想独霸天下的想法，都只会引来战争与仇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我们实在是见到了太多的血泊，仅仅在二十世纪，就有几亿人死于自己的同类之手。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文明的倒退，经济的凋敝，以及人们的痛苦。经历了这么多以后，难道我们就注定没有一丝长进吗？宽容使人进步，狭隘使人落后。无论中国历史上的隋唐盛世，还是伊斯兰历史上的撒拉丁时代、阿拔斯王朝，抑或现今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西方文明，它们的兴盛并非源自狭隘封闭的意识，而是源自宽容开放的心态。人的创造力来自于自由的思想，而不是单一的思想。作为一种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古老文明，伊斯兰世界应该以更加友善的目光看待世界，这样才能博得世界友善的目光；只有自觉地敞开胸怀，与其他文明建立起一道沟通的桥梁，才会赢得世界的宽容与尊重，实现真正的“伊斯兰复兴”。如果按照原教旨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不是在当今现存世界的规则范围内进行斗争，我们是拒绝所有那些规则”，“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鼓吹暴力以追求一个“百分之百，纯而又纯”的伊斯兰世界，那么，这种故步自封的心态只会导致伊斯兰文明的进一步衰落、孤立，最终自取灭亡。
在西方世界“庆祝”科索沃“独立”的一片欢歌笑语中，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正在拼命地生孩子，改变着当地的人口比例。在阿姆斯特丹，几乎每两个出生婴儿就有一个是穆斯林；而在英国，新生婴儿取名最多的不再是“约翰”，而是“默罕默德”；在法国，穆斯林移民在策划着下一场骚乱；而在伦敦，毛拉们干脆宣布有一些区域“禁止卡菲勒进入”；而在荷兰，很多本地人正在办理离开祖国的手续去北美定居，因为他们已经和科索沃的塞族人那样难以忍受没完没了的犯罪、恫吓和骚扰……科索沃不会成为特例，各国的科索沃将在欧洲遍地开花。
前车覆，后车鉴。虽然我国是个大国，但同样也面临着受到穆斯林世界支持的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有人曾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占90％的数据来试图证明，分裂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并不严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族人口的优势，虽然不至于使中国出现类似南斯拉夫那种“雪崩”式的崩溃，但应该看到，汉族人口的绝大部分分布在漠河（黑龙江）—腾冲（云南）一线以东。这一界线把中国版图分为面积几乎相等的两部分，但以东的半个中国居住着96％的人口，以西一半则只居住了4％。这一人口分布态势表明，在这条界线以西，汉族人口并不占据优势。特别是近20年以来，随着向边疆移民工作的停滞，以及实行只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据一些学者统计，目前在中国，新出生的婴儿中40％属于少数民族，这导致了汉族人口占比从1984年的93％降低到目前的90％，而且还在进一步降低。况且，主体民族占据人口的压倒优势，也无法排除分裂主义的威胁。在俄罗斯联邦，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占人口的80％以上，但车臣仍旧成为“俄罗斯流血的伤口”。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任何形势的民族分裂主义，防范于未然。为此，我国政府应该摒弃民族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对包括移民、计划生育、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定与划分等一系列政策进行反思，以杜绝民族分裂主义任何可能的威胁。须知，民族分裂主义这个怪物一旦降临人间，不饱食人民的鲜血是不肯轻易离开的。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的人权必须一样得到尊重，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尊重各民族分布的现状；如果要改变它，必须奉行非暴力原则。人权绝对高于主权，但人道主义高于民族自决权。争取人权和民族分裂主义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分裂了以后的民族国家照样可以演变为践踏人权的独裁政体，维护统一也可以成为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我支持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但我反对故意制造民族界限、民族区别，削弱认同感的任何主张和行为。对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言，他们的抉择往往不是理性的；对于一些野心家来说，当上货真价实的“总统”总比当个主权国家内的自治区（或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感觉更好。因此，总会有人去冒险，去挑唆民族分裂和对立，夸大民族差别，破坏认同感。只要有冒险家们存在，只要民族差别没有完全弥和，国家就存在分裂的危险。而对中国这个至今并没有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国家来说，不可避免的民主转型必将伴随着一定的动荡和不稳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分裂势力暗潮涌动的国家，我们必须从南斯拉夫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发生国家分裂、各民族之间互相仇杀的人间惨剧。如果民主主义者不跟民族分裂主义者划清界限，结果要么是被野心家们利用，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要么导致民主改革被民族分离主义喧宾夺主，进而失去人民的支持，造成专制主义回潮。这两种情况，我都不愿意见到。
而令我悲哀的是，当今中国许多“民主派”和当年为苏联解体推波助澜的俄罗斯“民主派”一样，跟着西方大国双重标准的指挥棒后面走，而看不到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纵容会导致怎样的恶果。他们从对民主主义和人权思想的狭隘理解出发，不顾实际、不顾国情地跟在西方屁股后面吹嘘片面的“民族自决权”。毫无疑问，人权是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反对国家分裂，就是维护人权的一种形式；挑唆分裂，引起各民族之间的仇杀，战争，被迫迁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人权呢？不认清民族分裂势力的危害，不与民族分裂主义划清界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早晚要被毁掉，南斯拉夫曾经发生的事情，未必不会在我国重演。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不可能通过分裂国家、满足西方的要求获得他们的赏赐以跻身正常国家行列，我们只有走自己的民主、独立、统一的道路，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才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
亨廷顿指出，在各民族均有心理认同感的地区，民族冲突一定会充满血腥，且旷日持久。他所列举的例子，就包括科索沃。因此，我们谈论民族自决权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历史及现状，要以人道主义为最高原则，而不是以民族自决权为最高原则。须知，实现民族自决权是附带条件的，但人道主义的遵守应当是无条件的。本人并非那种“国家至上”观念的宣扬者，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联合国《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中规定的“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的原则，为一些独裁政权施行暴政提供了某种保护，因而需要修改并附加一定条件；同时，本人认为，那种拒不实现人民自决权的非民主政权，不应享受主权待遇，因为根据主权在民原则，主权应属于拥有自决权利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个独裁者。但本人同时认为，什么都不及人道主义原则重要，当某项原则与人道主义准则发生冲突时，应当无条件遵循人道主义准则。当民族自决权的实现有可能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时，就必须坚决反对之。
本人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从不承认种族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认为民族有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本人在生活中也从未与穆斯林发生过任何冲突。我愿意相信，穆斯林中的绝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有着朴素的是非观念，渴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而且，穆斯林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与进步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代围绕着全世界伊斯兰教的边界，在我国边疆，甚至内地穆斯林聚居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频繁发生的暴力冲突让我感觉到：肯定是有些地方出了问题。本人之所以对此问题进行思考，不是为了粗陋地贬低一个具有十多亿信徒和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宗教，而是为了寻求与之共存的方式。当然，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难题，以我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完全是无法胜任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尚不成熟的思考。这种观点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我想我有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我认为任何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并非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只要觉得它存在问题，就应当允许人们指出、怀疑，甚至批评。真理应该接受质疑，只有经不起检验的歪理邪说才会心虚到害怕别人质疑。
我认为，导致穆斯林国家变得好斗的原因，不仅要从巴以冲突这样的外部原因去寻找，而且更主要地，是从伊斯兰国家内部原因去寻找。首先是伊斯兰教义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产生于公元七世纪阿拉伯游牧民族的伊斯兰基本教义，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奉行的主要准则，尽管基督教与佛教的历史更为久远，但基督教经历了宗教改革，它不合时宜的地方已经被弱化，成为一种单纯地调节人们内心的道德规范，而不是建立社会制度的唯一准则；而佛教，则把“非暴力”原则作为它的基本出发点，更少带有攻击性。穆斯林自己应当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穆斯林与其他各文明、各宗教之间冲突不断？这其中穆斯林本身要负大部分责任，尽管其他文明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同样是在东南亚，华人在信奉佛教的泰国和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都受到平等对待，泰国总理他信、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都具有华人血统——并非华人受到平等对待意味着一定要当政治家，但当上政治家起码证明，当地的人们对所有种族都一视同仁。而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伊斯兰国家，华人却遭受着明目张胆的歧视，一有风吹草动，华人总是被当作掠夺、侮辱和屠戮的对象。对华人的歧视，并不是个体的、偶发的行为，而是被这些国家当作一项既定国策来实行。伊斯兰世界传达给世界的信息，不是有哪项造福人类的发明创新，而是对英国作家的追杀敕令，对直言记者的死亡威胁，对文明古迹的摧残毁灭，对天真儿童的冷血杀戮，对妇女人质的斩首录象，对无辜平民的恐怖爆炸，对外国游客的疯狂扫射，对一幅漫画的歇斯底里，对容纳他们的国家的恩将仇报，对外国居民的骚扰恫吓；以及家族内部的“荣誉谋杀”，教派之间的你死我活，对改变信仰者的死刑判决……愚昧，落后，狭隘，残忍，破坏，杀戮，几乎构成了人们从伊斯兰世界得到的全部信息，种种行为早已突破了现代文明法则所能容忍的底线，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尖锐的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能够驱使伊泽特贝戈维奇说出“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这样的话来，也证明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非和平性。其次，穆斯林国家普遍处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沙漠或热带雨林地带，而伊斯兰教传统的生育观念导致高出生率，现代医学成果的普遍使用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使得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过快的人口繁殖造成了人与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由此产生的贫困与贫富对立为暴力提供了土壤。当穆斯林因贫困而向发达国家移民时，这种暴力思想又被带到其他国家扩散开来。第三，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圣城所在的沙特阿拉伯，本身就是一个极端主义瓦哈比教派盛行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基本上还处于封建制度和部落制度下，社会形态非常落后。由于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石油资源就集中在海湾地区，石油财富为瓦哈比教派理念的输出提供了资金保障，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四处捐款修建清真寺和开办宗教学校，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流向哪里，哪里的穆斯林就变得好斗。而每年到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又有不少人带回了这种思想。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亨们，利用贫苦穆斯林虔诚的宗教信仰输出极端主义，以转嫁因贫富对立而产生的阶级矛盾，继续维护他们挥金如土的寄生虫生活方式。他们既宣扬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但又过着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对贫困的穆斯林的苦难无动于衷。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必须寻找、制造一些替罪羊来转嫁人们的仇恨，因此他们刻意夸大巴以冲突的影响，极力培植对其它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仇恨，以转移人民的斗争目标。他们在很多贫穷的伊斯兰国家，例如巴基斯坦，苏丹，苏联中亚国家等地，开设了大量宗教学校（也被称为“马德拉斯”），或者名为“慈善”，实为圣战训练营的“慈善机构”，专门教唆入学的青少年仇恨西方，以及仇恨一切非穆斯林国家。以各种邪恶残暴行为闻名于世的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及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中，就有很多成员来自这种“仇恨学校”。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是沙特阿拉伯王室政权的支持者。直到“911”以后，美国才开始对沙特阿拉伯这个“可疑的盟友”产生了怀疑。第四，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改革的普遍挫折，使得人们对现代化和西方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和抵触。尽管土耳其的现代化、世俗化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却遭受了挫折。这主要地是由于伊斯兰世界普遍实行的独裁制度，因为独裁本身就意味着利益难以公平分配，各项政策不能得到多数人民的认同（因为独裁者认为不必征得人民的认同），由此将引发两个不良后果：一是现代化改革中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堕落；二是人们对一些无法接受的政策产生厌恶情绪，进而扩展到对整个现代化政策的敌视。以伊朗为例：在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下，伊朗的现代化获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封建政权本身的腐朽，导致贫富分化、腐败以及道德的堕落。为此，在霍梅尼的号召下，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孔雀王朝就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由于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努力受到西方大力支持，伊斯兰革命在埋葬巴列维王朝的同时，也埋葬了现代化和西方思想。其实，不止是独裁的伊斯兰世界，即便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因权威制度下强制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裂，以及人民对“改革”的普遍怀疑、厌恶和抵触，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面否定改革的思潮。第五，伊斯兰在历史上的辉煌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明显已经落后的情况下，一部分自尊心遭到挫折的穆斯林，把自己的自尊心寄托于对撒拉丁时代和阿拔斯王朝的辉煌的怀念，进而把自己的落伍归咎于“纯净的伊斯兰精神”被西方文明“污染了”，认为只有全面回归“最纯粹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才能重铸伊斯兰的辉煌。这种心态并不罕见，在100年前，中国人面对先进的西方的渗透及威胁，一部分人主张走西方式的强国道路，但另一部分人反而激起了对西方的全面排斥，并爆发了和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表现相当接近的义和团运动。一个不可忽视的规律是：几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国家，自身的文明和传统没有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反而成了现代化道路上的羁绊。
文明之间冲突的实质，并非各个文明天生地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文明程度的不同。每一种文明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无论是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儒家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辉煌与灿烂，也都有过衰落和低迷。每一种文明都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宝库，但同时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不足和局限。在几千年的演化中，有一些文明被历史的长河湮没了，有一些文明则被其他文明消灭了——这不是人类的胜利，而是人类的损失。人类应该加强互相交流与合作，从不同的文明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任何自封为“绝对真理”、想独霸天下的想法，都只会引来战争与仇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我们实在是见到了太多的血泊，仅仅在二十世纪，就有几亿人死于自己的同类之手。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文明的倒退，经济的凋敝，以及人们的痛苦。经历了这么多以后，难道我们就注定没有一丝长进吗？宽容使人进步，狭隘使人落后。无论中国历史上的隋唐盛世，还是伊斯兰历史上的撒拉丁时代、阿拔斯王朝，抑或现今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西方文明，它们的兴盛并非源自狭隘封闭的意识，而是源自宽容开放的心态。人的创造力来自于自由的思想，而不是单一的思想。作为一种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古老文明，伊斯兰世界应该以更加友善的目光看待世界，这样才能博得世界友善的目光；只有自觉地敞开胸怀，与其他文明建立起一道沟通的桥梁，才会赢得世界的宽容与尊重，实现真正的“伊斯兰复兴”。如果按照原教旨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那样，“我们不是在当今现存世界的规则范围内进行斗争，我们是拒绝所有那些规则”，“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鼓吹暴力以追求一个“百分之百，纯而又纯”的伊斯兰世界，那么，这种故步自封的心态只会导致伊斯兰文明的进一步衰落、孤立，最终自取灭亡。
在西方世界“庆祝”科索沃“独立”的一片欢歌笑语中，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正在拼命地生孩子，改变着当地的人口比例。在阿姆斯特丹，几乎每两个出生婴儿就有一个是穆斯林；而在英国，新生婴儿取名最多的不再是“约翰”，而是“默罕默德”；在法国，穆斯林移民在策划着下一场骚乱；而在伦敦，毛拉们干脆宣布有一些区域“禁止卡菲勒进入”；而在荷兰，很多本地人正在办理离开祖国的手续去北美定居，因为他们已经和科索沃的塞族人那样难以忍受没完没了的犯罪、恫吓和骚扰……科索沃不会成为特例，各国的科索沃将在欧洲遍地开花。
前车覆，后车鉴。虽然我国是个大国，但同样也面临着受到穆斯林世界支持的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有人曾以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占90％的数据来试图证明，分裂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并不严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族人口的优势，虽然不至于使中国出现类似南斯拉夫那种“雪崩”式的崩溃，但应该看到，汉族人口的绝大部分分布在漠河（黑龙江）—腾冲（云南）一线以东。这一界线把中国版图分为面积几乎相等的两部分，但以东的半个中国居住着96％的人口，以西一半则只居住了4％。这一人口分布态势表明，在这条界线以西，汉族人口并不占据优势。特别是近20年以来，随着向边疆移民工作的停滞，以及实行只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据一些学者统计，目前在中国，新出生的婴儿中40％属于少数民族，这导致了汉族人口占比从1984年的93％降低到目前的90％，而且还在进一步降低。况且，主体民族占据人口的压倒优势，也无法排除分裂主义的威胁。在俄罗斯联邦，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占人口的80％以上，但车臣仍旧成为“俄罗斯流血的伤口”。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任何形势的民族分裂主义，防范于未然。为此，我国政府应该摒弃民族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对包括移民、计划生育、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定与划分等一系列政策进行反思，以杜绝民族分裂主义任何可能的威胁。须知，民族分裂主义这个怪物一旦降临人间，不饱食人民的鲜血是不肯轻易离开的。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的人权必须一样得到尊重，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尊重各民族分布的现状；如果要改变它，必须奉行非暴力原则。人权绝对高于主权，但人道主义高于民族自决权。争取人权和民族分裂主义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分裂了以后的民族国家照样可以演变为践踏人权的独裁政体，维护统一也可以成为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我支持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但我反对故意制造民族界限、民族区别，削弱认同感的任何主张和行为。对极端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言，他们的抉择往往不是理性的；对于一些野心家来说，当上货真价实的“总统”总比当个主权国家内的自治区（或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感觉更好。因此，总会有人去冒险，去挑唆民族分裂和对立，夸大民族差别，破坏认同感。只要有冒险家们存在，只要民族差别没有完全弥和，国家就存在分裂的危险。而对中国这个至今并没有完成民主化转型的国家来说，不可避免的民主转型必将伴随着一定的动荡和不稳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分裂势力暗潮涌动的国家，我们必须从南斯拉夫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发生国家分裂、各民族之间互相仇杀的人间惨剧。如果民主主义者不跟民族分裂主义者划清界限，结果要么是被野心家们利用，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要么导致民主改革被民族分离主义喧宾夺主，进而失去人民的支持，造成专制主义回潮。这两种情况，我都不愿意见到。
而令我悲哀的是，当今中国许多“民主派”和当年为苏联解体推波助澜的俄罗斯“民主派”一样，跟着西方大国双重标准的指挥棒后面走，而看不到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纵容会导致怎样的恶果。他们从对民主主义和人权思想的狭隘理解出发，不顾实际、不顾国情地跟在西方屁股后面吹嘘片面的“民族自决权”。毫无疑问，人权是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反对国家分裂，就是维护人权的一种形式；挑唆分裂，引起各民族之间的仇杀，战争，被迫迁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人权呢？不认清民族分裂势力的危害，不与民族分裂主义划清界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早晚要被毁掉，南斯拉夫曾经发生的事情，未必不会在我国重演。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不可能通过分裂国家、满足西方的要求获得他们的赏赐以跻身正常国家行列，我们只有走自己的民主、独立、统一的道路，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才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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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会在欧洲率先开花
美国不可能 没有穆斯林敢在美国如此猖狂
美国不可能 没有穆斯林敢在美国如此猖狂
:D 等着看热闹了，也希望中国的新疆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谁也不希望，三天两头得被爆炸垄断啊,如果是在中国以外，特别是欧洲爆发，热闹绝对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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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什么时候罗马教皇被人体炸弹玩完后,基督徒们脑子该清醒了.
msl对基督教世界的打击还是太弱了点···应该给她们血的教训···
这回雅科夫倒是没有胡说。
http://www.islamcn.net/bbs/viewthread.php?tid=34509
:D :D :D 中国黄穆的真面目
:D :D :D 中国黄穆的真面目
http://www.islamcn.net/article/list.asp?id=704
现在已经不是会不会爆发穆斯林和基督教冲突的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冲突到底什么时候会大规模爆发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冲突到底什么时候会大规模爆发
楼上的论坛是够强的;funk 讨论吃巧克力都要托人去沙特买.....
13楼的链接文章简直让人没法看下去:@ :@
这才独立几天啊...就这么长这么深的文章，这哥们太有才了:L
个人总有这么个感觉： 西方世界对穆斯林移民极其宽容， 很可能是阴盛阳衰女性潜意识中偏爱穆斯林男性的产物。:P
一个网上狂搞的老外告诉我，如果你是来自中东、北非， 受MM青睐指数是爆蓬级。 ;P
一个网上狂搞的老外告诉我，如果你是来自中东、北非， 受MM青睐指数是爆蓬级。 ;P
原帖由 gotowork 于 2008-2-23 00:48 发表
http://www.islamcn.net/bbs/viewthread.php?tid=34509
:D :D :D 中国黄穆的真面目
你只要看看中国人是怎么传播基督教的就不会对黄穆感到奇怪了，这只能说是一种中国特色而已。
让科索涡之花开遍欧洲大地!:D
否则赖斯何必要强调科索沃问题是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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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例在库尔德就不会发生吧, 今天土军都直接打过去了. 西方人一向都是双重标准, 把西方人利益当作是世普世道德经那样天天念. 怪就怪在非西方人也够白痴, 把西方人那套当回事跟著西方人的口径自转.: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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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例在库尔德就不会发生吧, 今天土军都直接打过去了. 西方人一向都是双重标准, 把西方人利益当作是世普世道德经那样天天念. 怪就怪在非西方人也够白痴, 把西方人那套当回事跟著西方人的口径自转.:D
特例而已，P大的事，分析那么深刻有什么用？
受教了，讲的有那么些道理。不过那个中国新出生婴儿百分之四十都是少数民族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各唐人街也好独立了～～～～～～～～:victory:
原帖由 永远爱海军 于 2008-2-23 13:39 发表
受教了，讲的有那么些道理。不过那个中国新出生婴儿百分之四十都是少数民族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得到的 我以前查过 新出生婴儿中汉族占57% 少数民族43%
原帖由 gotowork 于 2008-2-23 19:07 发表
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得到的 我以前查过 新出生婴儿中汉族占57% 少数民族43%
这其实很危险，反正我个人是很悲观的，如果我们做不到像美国那样让人群流动，我国因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分裂是迟早的事情，这次科索沃事件就已经证明斯大林的民族自治区政策是个错误的决定，让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聚居后患无穷
原帖由 tomcat650093 于 2008-2-23 10:00 发表
让科索涡之花开遍欧洲大地!:D
那个超级移民国家也跑不了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的人权必须一样得到尊重，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尊重各民族分布的现状；如果要改变它，必须奉行非暴力原则。人权绝对高于主权，但人道主义高于民族自决权。”
至少在我看来，主权高于人权。首先一点必须明确，这个人权不能是西方口号式的那种人权！
至少在我看来，主权高于人权。首先一点必须明确，这个人权不能是西方口号式的那种人权！
看看这个转的文章吧
“他们”的路线图：
1、“他们”首先宣称自己是“和平的宗教”，通过经商、避难的方式零星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很低调，很和善，很遵纪守法——除了对吃某种食物有点神经过敏，除了干涉婚姻自由之外（不过我们总是想，唉，不吃什么食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内婚虽然很讨厌，但不跟他们通婚不就行了嘛）——谁能拒绝这么一群可怜巴巴的外来人呢？于是，他们站住了脚。 2、既然站住了脚，那么第二步就是形成社区了。这个进程会持续几十年，“他们”的繁殖速度异常迅速，每家几乎都会养10个8个孩子，而且这些人一出生就毫无选择地成为“他们”。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周围已经到处是“他们”。“他们”自由地游走于我们的开放社会中，而“我们”却对“他们”的圈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除非“我们”也皈依了“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筹划什么。
3、第三步，我们会发现身边的暴力和犯罪现象突然增加，就象1995年前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突然到处是某族小偷一样。即便是犯罪，也是在不断地发展：1995年我抓住第一个某族小偷，在把他扭送派出所时他用刀片自残了；2000你年我抓住第二个某族小偷，立刻围上来几个人跟我对峙，尽管我没能把他扭送派出所，但他们也没敢对我暴力相向；而现在，据说这些家伙已经动不动就砍人了。
4、第四步，犯罪行为会升级到群体性暴力，“他们”十分善于结为一体对付单个的“我们”，侵占财产，强占耕地，欺男霸女，欺行霸市，让“我们”时刻生活在威胁的阴影中。
5、第五步，群体性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动不动就出动几十、几百殴打、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面临选择：如果有可去的地方，“我们”就得背井离乡；如果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们”要么继续在惊恐中度日，要么不如皈依“他们”，以免遭迫害。
6、OK，至此，某个特定地域的绿化已经接近完成，其标志是，“他们”占了局部人口的简单多数，或者是相对多数（即成为多民族中最大的族群）。这时， “他们”就要闹独立、闹分裂了，“他们”闹独立时既有“温和派”（文的），也有“激进派”（武的），还有“犯罪派”（无间道），你兴兵围剿逼得“他们”走 投无路时，“温和派”就来宣扬“和平”；你罢兵休战放他们一马，“激进派”就立刻卷土重来，杀人放火；而“无间道”派则是不战与和，片刻不停地进行犯罪的 勾当。
7、此时的“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屈膝投降，看着那块地方分裂出去，眼睁睁地看着留在那里的“我们”的同胞被迫害、被驱赶、被屠杀、被同化（无论在车臣还是科索沃，当“他们”控制了该地之后立即都对当地其他民族实行了抢劫、屠杀、迫害和清洗）；要么，奋起反抗。
8、同意他们分裂出去就能乞求来和平吗？就能结束这绿化步骤吗？谁要相信这个，那他的智商不会高于60。这个分裂过程永远不会停止，过段时间你就会发 现，现在的进程重新进入了“步骤一”，或者“步骤二”，只不过换了个地方…… 欧洲需要认清世界上决大多数伊斯兰教徒狂热的真相，以免以后后悔。
“他们”的路线图：
1、“他们”首先宣称自己是“和平的宗教”，通过经商、避难的方式零星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很低调，很和善，很遵纪守法——除了对吃某种食物有点神经过敏，除了干涉婚姻自由之外（不过我们总是想，唉，不吃什么食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内婚虽然很讨厌，但不跟他们通婚不就行了嘛）——谁能拒绝这么一群可怜巴巴的外来人呢？于是，他们站住了脚。 2、既然站住了脚，那么第二步就是形成社区了。这个进程会持续几十年，“他们”的繁殖速度异常迅速，每家几乎都会养10个8个孩子，而且这些人一出生就毫无选择地成为“他们”。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周围已经到处是“他们”。“他们”自由地游走于我们的开放社会中，而“我们”却对“他们”的圈子针插不进、水泼不入——除非“我们”也皈依了“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筹划什么。
3、第三步，我们会发现身边的暴力和犯罪现象突然增加，就象1995年前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突然到处是某族小偷一样。即便是犯罪，也是在不断地发展：1995年我抓住第一个某族小偷，在把他扭送派出所时他用刀片自残了；2000你年我抓住第二个某族小偷，立刻围上来几个人跟我对峙，尽管我没能把他扭送派出所，但他们也没敢对我暴力相向；而现在，据说这些家伙已经动不动就砍人了。
4、第四步，犯罪行为会升级到群体性暴力，“他们”十分善于结为一体对付单个的“我们”，侵占财产，强占耕地，欺男霸女，欺行霸市，让“我们”时刻生活在威胁的阴影中。
5、第五步，群体性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动不动就出动几十、几百殴打、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面临选择：如果有可去的地方，“我们”就得背井离乡；如果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们”要么继续在惊恐中度日，要么不如皈依“他们”，以免遭迫害。
6、OK，至此，某个特定地域的绿化已经接近完成，其标志是，“他们”占了局部人口的简单多数，或者是相对多数（即成为多民族中最大的族群）。这时， “他们”就要闹独立、闹分裂了，“他们”闹独立时既有“温和派”（文的），也有“激进派”（武的），还有“犯罪派”（无间道），你兴兵围剿逼得“他们”走 投无路时，“温和派”就来宣扬“和平”；你罢兵休战放他们一马，“激进派”就立刻卷土重来，杀人放火；而“无间道”派则是不战与和，片刻不停地进行犯罪的 勾当。
7、此时的“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屈膝投降，看着那块地方分裂出去，眼睁睁地看着留在那里的“我们”的同胞被迫害、被驱赶、被屠杀、被同化（无论在车臣还是科索沃，当“他们”控制了该地之后立即都对当地其他民族实行了抢劫、屠杀、迫害和清洗）；要么，奋起反抗。
8、同意他们分裂出去就能乞求来和平吗？就能结束这绿化步骤吗？谁要相信这个，那他的智商不会高于60。这个分裂过程永远不会停止，过段时间你就会发 现，现在的进程重新进入了“步骤一”，或者“步骤二”，只不过换了个地方…… 欧洲需要认清世界上决大多数伊斯兰教徒狂热的真相，以免以后后悔。
在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文明处处退让,并以文明人的处世方式对待野蛮人,给他们技术和高科技产品,但野蛮人却利用文明人的宽容和这些科技对付文明人.注意文明人也是人,他们也有受不了的一天,如果哪一天来了,你们认为野蛮人会使文明人的对手吗?
原帖由 JC谢尔曼 于 2008-2-23 04:24 发表
个人总有这么个感觉： 西方世界对穆斯林移民极其宽容， 很可能是阴盛阳衰女性潜意识中偏爱穆斯林男性的产物。:P
一个网上狂搞的老外告诉我，如果你是来自中东、北非， 受MM青睐指数是爆蓬级。 ;P
要想获得MM的青睐，卡菲尔们和异教徒们就赶紧皈依穆斯林，是这意思吧？
放心，轮到西欧真正民主国家头上时凡不会叫嚷什么民族自觉等等狗屁了。扣个恐怖分子的帽子，就太平了。
他们自家闹独立的有多少成气候的。
他们自家闹独立的有多少成气候的。
原帖由 BMCC20033 于 2008-2-24 06:33 发表
要想获得MM的青睐，卡菲尔们和异教徒们就赶紧皈依穆斯林，是这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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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偶只想说明，在西方MM的潜意识中，穆斯林作为当地的大部特定的移民族群(比如主要来自中东、北非)，确实存在性吸引力。 这一现象在亚洲几乎不存在。
但是，假定在中国这个男性比例远高女性的社会，忽然出现大量漂亮的穆斯林MM待嫁，我想中国伊斯兰化的速度将更为惊人。 :D
我只是想知道如果现在科索沃接近塞尔维亚的塞族聚居区希望从科索沃独立回归到塞尔维亚西方国家会是什么态度？？？
原帖由 等人上网 于 2008-2-24 13:24 发表
我只是想知道如果现在科索沃接近塞尔维亚的塞族聚居区希望从科索沃独立回归到塞尔维亚西方国家会是什么态度？？？
分离主义恐怖分子[:a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