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1969年苏联大军压境 北京高干大疏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6 15:54:26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苏联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这次疏散，有人说是林彪试图夺权阴谋。也有人说，在这场疏散中，连朱德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中共中央发出疏散令
据《新闻午报》刊文，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就开展了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
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林彪的阴谋？
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把1969年对苏战备大疏散描写成林彪背着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私自发布中央军委一号令，以图迫害“老干部”，搞乱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工作步伐，阴谋夺权的行径。多年后，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违背历史事实的不实之词
首先，对苏战备大疏散是毛泽东提议的。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其次，具体安排是周恩来实施的。10月17日，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休息室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人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朱德等人活动受到限制？
1969年10月19日上午7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周恩来接着说：20日上午9点，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等同志及家属、随员共18家，分乘两架伊尔18飞机，由北京起飞到广州。
随后，这批人被送往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那里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不过，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
有说法称，平时，朱德等人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但是，广州方面的说法并不是这样。1969年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李维英回忆，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军区常委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专门接待班子，军区政委兼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提议，由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抓总，李维英协助，全面负责接待工作。
20日上午，刘兴元、丁盛、孔石泉、任思忠、陈郁、王首道、林李明等到达白云机场贵宾室。当时杨梅生就提议：“温泉的准备工作跟不上去，可否请客人先到小岛(现“珠岛宾馆”)住两天，等那边搞好了再去？”刘兴元沉吟了片刻，说：“我们何尝不想多留几天，但这是总理亲自交办的，讲得既明确又肯定，我们不能随便更改。总理工作很忙，不要再去打扰他，有困难自己解决吧。”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刘兴元便指示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邵云升：“白云机场这顿饭要吃好。广州讲究吃海鲜，席上要有海鲜。”邵马上把广东迎宾馆革委会主任(经理)张长清找来当面交代任务，张拟了个菜谱，由邵呈刘兴元过目。第二天，张长清带上迎宾馆的几位做菜高手早早地赶到白云机场准备午餐。
刘继发负责朱老总一行的保卫工作。他回忆说，朱老总下了飞机后，看到广州党政军主要领导都来了，非常高兴，彼此又是熟人，见面后互相亲切问候。他说，军区首长交代：在朱老总面前绝口不提“九大”，以免老人家伤怀。
朱德被安排住松园五号，绿树成荫、环境幽雅。当晚广州军区总医院刘继才、张孝主任去看望朱老总时，发现老人家正在发低烧，精神很不好，据康克清介绍，他患有糖尿病和脑血管硬化。刘继发老人说：“当时从广州军区总医院抽调来的医疗精英，等于开了一个小医院。”
1970年7月，中共中央派飞机接朱老总返京。李维英说，行前，康克清对他们说：“朱老总在你们这里住了八九个月，经过治疗，病轻了，精神好了，饭量也增加了。请转告刘兴元同志，谢谢大家！”
广州接待人员的回忆与“行动被限制”说其实并不冲突，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将朱德一行“接待”好，而不是限制其活动。在备战的大前提下，像朱德这种领导人的行动受限也不是很难理解的。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苏联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这次疏散，有人说是林彪试图夺权阴谋。也有人说，在这场疏散中，连朱德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中共中央发出疏散令
据《新闻午报》刊文，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就开展了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
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林彪的阴谋？
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把1969年对苏战备大疏散描写成林彪背着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私自发布中央军委一号令，以图迫害“老干部”，搞乱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工作步伐，阴谋夺权的行径。多年后，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违背历史事实的不实之词
首先，对苏战备大疏散是毛泽东提议的。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其次，具体安排是周恩来实施的。10月17日，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休息室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人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朱德等人活动受到限制？
1969年10月19日上午7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周恩来接着说：20日上午9点，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等同志及家属、随员共18家，分乘两架伊尔18飞机，由北京起飞到广州。
随后，这批人被送往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那里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不过，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
有说法称，平时，朱德等人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但是，广州方面的说法并不是这样。1969年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李维英回忆，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军区常委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专门接待班子，军区政委兼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提议，由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抓总，李维英协助，全面负责接待工作。
20日上午，刘兴元、丁盛、孔石泉、任思忠、陈郁、王首道、林李明等到达白云机场贵宾室。当时杨梅生就提议：“温泉的准备工作跟不上去，可否请客人先到小岛(现“珠岛宾馆”)住两天，等那边搞好了再去？”刘兴元沉吟了片刻，说：“我们何尝不想多留几天，但这是总理亲自交办的，讲得既明确又肯定，我们不能随便更改。总理工作很忙，不要再去打扰他，有困难自己解决吧。”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刘兴元便指示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邵云升：“白云机场这顿饭要吃好。广州讲究吃海鲜，席上要有海鲜。”邵马上把广东迎宾馆革委会主任(经理)张长清找来当面交代任务，张拟了个菜谱，由邵呈刘兴元过目。第二天，张长清带上迎宾馆的几位做菜高手早早地赶到白云机场准备午餐。
刘继发负责朱老总一行的保卫工作。他回忆说，朱老总下了飞机后，看到广州党政军主要领导都来了，非常高兴，彼此又是熟人，见面后互相亲切问候。他说，军区首长交代：在朱老总面前绝口不提“九大”，以免老人家伤怀。
朱德被安排住松园五号，绿树成荫、环境幽雅。当晚广州军区总医院刘继才、张孝主任去看望朱老总时，发现老人家正在发低烧，精神很不好，据康克清介绍，他患有糖尿病和脑血管硬化。刘继发老人说：“当时从广州军区总医院抽调来的医疗精英，等于开了一个小医院。”
1970年7月，中共中央派飞机接朱老总返京。李维英说，行前，康克清对他们说：“朱老总在你们这里住了八九个月，经过治疗，病轻了，精神好了，饭量也增加了。请转告刘兴元同志，谢谢大家！”
广州接待人员的回忆与“行动被限制”说其实并不冲突，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将朱德一行“接待”好，而不是限制其活动。在备战的大前提下，像朱德这种领导人的行动受限也不是很难理解的。
中共中央发出疏散令
据《新闻午报》刊文，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就开展了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
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林彪的阴谋？
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把1969年对苏战备大疏散描写成林彪背着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私自发布中央军委一号令，以图迫害“老干部”，搞乱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工作步伐，阴谋夺权的行径。多年后，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违背历史事实的不实之词
首先，对苏战备大疏散是毛泽东提议的。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其次，具体安排是周恩来实施的。10月17日，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休息室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人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朱德等人活动受到限制？
1969年10月19日上午7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周恩来接着说：20日上午9点，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等同志及家属、随员共18家，分乘两架伊尔18飞机，由北京起飞到广州。
随后，这批人被送往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那里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不过，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
有说法称，平时，朱德等人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但是，广州方面的说法并不是这样。1969年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李维英回忆，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军区常委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专门接待班子，军区政委兼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提议，由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抓总，李维英协助，全面负责接待工作。
20日上午，刘兴元、丁盛、孔石泉、任思忠、陈郁、王首道、林李明等到达白云机场贵宾室。当时杨梅生就提议：“温泉的准备工作跟不上去，可否请客人先到小岛(现“珠岛宾馆”)住两天，等那边搞好了再去？”刘兴元沉吟了片刻，说：“我们何尝不想多留几天，但这是总理亲自交办的，讲得既明确又肯定，我们不能随便更改。总理工作很忙，不要再去打扰他，有困难自己解决吧。”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刘兴元便指示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邵云升：“白云机场这顿饭要吃好。广州讲究吃海鲜，席上要有海鲜。”邵马上把广东迎宾馆革委会主任(经理)张长清找来当面交代任务，张拟了个菜谱，由邵呈刘兴元过目。第二天，张长清带上迎宾馆的几位做菜高手早早地赶到白云机场准备午餐。
刘继发负责朱老总一行的保卫工作。他回忆说，朱老总下了飞机后，看到广州党政军主要领导都来了，非常高兴，彼此又是熟人，见面后互相亲切问候。他说，军区首长交代：在朱老总面前绝口不提“九大”，以免老人家伤怀。
朱德被安排住松园五号，绿树成荫、环境幽雅。当晚广州军区总医院刘继才、张孝主任去看望朱老总时，发现老人家正在发低烧，精神很不好，据康克清介绍，他患有糖尿病和脑血管硬化。刘继发老人说：“当时从广州军区总医院抽调来的医疗精英，等于开了一个小医院。”
1970年7月，中共中央派飞机接朱老总返京。李维英说，行前，康克清对他们说：“朱老总在你们这里住了八九个月，经过治疗，病轻了，精神好了，饭量也增加了。请转告刘兴元同志，谢谢大家！”
广州接待人员的回忆与“行动被限制”说其实并不冲突，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将朱德一行“接待”好，而不是限制其活动。在备战的大前提下，像朱德这种领导人的行动受限也不是很难理解的。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苏联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这次疏散，有人说是林彪试图夺权阴谋。也有人说，在这场疏散中，连朱德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中共中央发出疏散令
据《新闻午报》刊文，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就开展了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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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林彪的阴谋？
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把1969年对苏战备大疏散描写成林彪背着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私自发布中央军委一号令，以图迫害“老干部”，搞乱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工作步伐，阴谋夺权的行径。多年后，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有力的驳斥了这一违背历史事实的不实之词
首先，对苏战备大疏散是毛泽东提议的。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其次，具体安排是周恩来实施的。10月17日，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休息室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人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朱德等人活动受到限制？
1969年10月19日上午7时3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周恩来接着说：20日上午9点，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等同志及家属、随员共18家，分乘两架伊尔18飞机，由北京起飞到广州。
随后，这批人被送往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那里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不过，关于这一点尚有争议。
有说法称，平时，朱德等人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但是，广州方面的说法并不是这样。1969年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李维英回忆，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军区常委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专门接待班子，军区政委兼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提议，由军区副司令员杨梅生抓总，李维英协助，全面负责接待工作。
20日上午，刘兴元、丁盛、孔石泉、任思忠、陈郁、王首道、林李明等到达白云机场贵宾室。当时杨梅生就提议：“温泉的准备工作跟不上去，可否请客人先到小岛(现“珠岛宾馆”)住两天，等那边搞好了再去？”刘兴元沉吟了片刻，说：“我们何尝不想多留几天，但这是总理亲自交办的，讲得既明确又肯定，我们不能随便更改。总理工作很忙，不要再去打扰他，有困难自己解决吧。”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刘兴元便指示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邵云升：“白云机场这顿饭要吃好。广州讲究吃海鲜，席上要有海鲜。”邵马上把广东迎宾馆革委会主任(经理)张长清找来当面交代任务，张拟了个菜谱，由邵呈刘兴元过目。第二天，张长清带上迎宾馆的几位做菜高手早早地赶到白云机场准备午餐。
刘继发负责朱老总一行的保卫工作。他回忆说，朱老总下了飞机后，看到广州党政军主要领导都来了，非常高兴，彼此又是熟人，见面后互相亲切问候。他说，军区首长交代：在朱老总面前绝口不提“九大”，以免老人家伤怀。
朱德被安排住松园五号，绿树成荫、环境幽雅。当晚广州军区总医院刘继才、张孝主任去看望朱老总时，发现老人家正在发低烧，精神很不好，据康克清介绍，他患有糖尿病和脑血管硬化。刘继发老人说：“当时从广州军区总医院抽调来的医疗精英，等于开了一个小医院。”
1970年7月，中共中央派飞机接朱老总返京。李维英说，行前，康克清对他们说：“朱老总在你们这里住了八九个月，经过治疗，病轻了，精神好了，饭量也增加了。请转告刘兴元同志，谢谢大家！”
广州接待人员的回忆与“行动被限制”说其实并不冲突，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将朱德一行“接待”好，而不是限制其活动。在备战的大前提下，像朱德这种领导人的行动受限也不是很难理解的。
这年头流行翻案，其实要是高层的翻案也就罢了，毕竟官方有权威的资料。可是民间这样的翻案文章实在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