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布赖特的预言

奥尔布赖特的预言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程亚文 2008-2-4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给总统当选人的备忘录》，里面不可避免又涉及中国。在提到中国“崛起”效应已在世界各地浮现、可能冲击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时，这位女政治家却话锋一转，对未来的美国总统说：“其实中国问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新生儿越来越少，老人寿命越来越长，这使“中国在富有化之前，将先老化”，进而制约中国将更多财富用于防务和再生产。
　　奥尔布赖特的说法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她很容易就能找到不少附和者。随手举出两例。法新社1月20日的一篇报道指出：未来20年世界面临银发危机考验，中国将如日本、欧洲和前苏联国家一样，银发一族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增长，这将提高医疗支出和加重国家预算负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在一篇题为“中国世纪？也许是下个世纪吧”的文章中也认为，“中国世纪”的说法不过是夸大其辞，中国人口在不久的将来将呈下降趋势且老龄化程度严重，而美国与此相反，到22世纪初，其人口将是目前的两倍以上，至少在21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都没办法赶上美国。
　　人口老龄化会有这样大的影响？欧洲和日本近年来经济发展放快脚步、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已面临巨大挑战，正在给人们某种提示。而以笔者感受，今天中国社会各界，在此问题上普遍仍弥漫乐观情绪，并不觉得日本、欧洲等国的状况会不久就复制到中国身上。这种乐观情绪显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过剩”思维的延伸。以笔者找出的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些有关人口问题的书籍为例，这些读物几乎无一例外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抱悲观，或者认为此问题尚属遥远，起码是四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或者干脆避而不谈，因为觉得根本不值得谈。相反，关注得多的则统统是“劳动力过剩”。那时中国人口仍在以较快速度增长，总和出生率仍在2.0以上，对老龄化和劳动力问题这样理解，某种意义上说也情有可原。
　　然而，实际的变化远超出了人的想像。从2005年11月1日零时正式启动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截至调查启动当日，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首次过亿，达到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但这一评估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在将老年年龄定为65岁以上为前提的。一些发达国家以65岁以上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程度，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左右。而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一般为60周岁，因此中国计算老龄化，其实应以60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为准。按照这一标准，中国从1999年起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为从那一年起，年达60岁老年人的比例已超过10%。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年轻人口和劳动人口将大量减少，中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可能受到很大限制，目前良好的国家全面复兴势头，在十余年后将迅速减弱。其情形近年来已被不少专家学者论及。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基础很大部分是在1949~1978年间打下的，当时相对为高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水平，一方面有某一时段带来了难以消化的就业压力等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源源不绝的人力资源。这一“人口红利”将一直延续到2015年左右。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率的急剧降低将使本世纪20年代以后，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显著减小。在因老龄人口增加而使负担加重的同时，国家总体活力和创造性却在减弱，它将改变国民收入投向，从而影响国家未来发展进程。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维持投资和消费的均衡，而它又取决于对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研究，一个国家的财富支出分成三大部分：防务、消费（私人和非军事的公共消费）和生产性投资。从广义上说，防务支出也可以算做消费的一部分。人口老龄化将打破国民收入的分配均衡，使消费增长而投资减少。因为，“历史的趋向是，一个社会的老化，国民收入中防务和消费（私人和非军事的公共消费）部分也随之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再投入经济中的部分必然会减少……结果，其他一切赖以存在的经济生产部分的效率和生产率下降了。如果经济的生产基础受到侵蚀，在不进一步削减生产性投资的情况下，将很难满足增长的防务和消费需求，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未来的经济健康。”
　　这种情况事实上已现端倪。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比2000年猛增了65%，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比2003年增长了三成多，超出了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的显著加大，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社会都已有所感受。而到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红利”的基本丧失，中国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内部消费压力，特别是医疗和养老压力，用于物质和和财富再生产的投资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得到充分保障，吸引外资的能力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强，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号。如果那时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停滞，今天中国人热衷说着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等等，将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
　　（作者为北京战略研究学者）奥尔布赖特的预言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程亚文 2008-2-4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给总统当选人的备忘录》，里面不可避免又涉及中国。在提到中国“崛起”效应已在世界各地浮现、可能冲击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时，这位女政治家却话锋一转，对未来的美国总统说：“其实中国问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新生儿越来越少，老人寿命越来越长，这使“中国在富有化之前，将先老化”，进而制约中国将更多财富用于防务和再生产。
　　奥尔布赖特的说法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她很容易就能找到不少附和者。随手举出两例。法新社1月20日的一篇报道指出：未来20年世界面临银发危机考验，中国将如日本、欧洲和前苏联国家一样，银发一族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增长，这将提高医疗支出和加重国家预算负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在一篇题为“中国世纪？也许是下个世纪吧”的文章中也认为，“中国世纪”的说法不过是夸大其辞，中国人口在不久的将来将呈下降趋势且老龄化程度严重，而美国与此相反，到22世纪初，其人口将是目前的两倍以上，至少在21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都没办法赶上美国。
　　人口老龄化会有这样大的影响？欧洲和日本近年来经济发展放快脚步、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已面临巨大挑战，正在给人们某种提示。而以笔者感受，今天中国社会各界，在此问题上普遍仍弥漫乐观情绪，并不觉得日本、欧洲等国的状况会不久就复制到中国身上。这种乐观情绪显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过剩”思维的延伸。以笔者找出的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些有关人口问题的书籍为例，这些读物几乎无一例外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抱悲观，或者认为此问题尚属遥远，起码是四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或者干脆避而不谈，因为觉得根本不值得谈。相反，关注得多的则统统是“劳动力过剩”。那时中国人口仍在以较快速度增长，总和出生率仍在2.0以上，对老龄化和劳动力问题这样理解，某种意义上说也情有可原。
　　然而，实际的变化远超出了人的想像。从2005年11月1日零时正式启动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截至调查启动当日，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首次过亿，达到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但这一评估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在将老年年龄定为65岁以上为前提的。一些发达国家以65岁以上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程度，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左右。而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一般为60周岁，因此中国计算老龄化，其实应以60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例为准。按照这一标准，中国从1999年起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为从那一年起，年达60岁老年人的比例已超过10%。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年轻人口和劳动人口将大量减少，中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可能受到很大限制，目前良好的国家全面复兴势头，在十余年后将迅速减弱。其情形近年来已被不少专家学者论及。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基础很大部分是在1949~1978年间打下的，当时相对为高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水平，一方面有某一时段带来了难以消化的就业压力等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源源不绝的人力资源。这一“人口红利”将一直延续到2015年左右。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率的急剧降低将使本世纪20年代以后，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显著减小。在因老龄人口增加而使负担加重的同时，国家总体活力和创造性却在减弱，它将改变国民收入投向，从而影响国家未来发展进程。
　　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维持投资和消费的均衡，而它又取决于对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的研究，一个国家的财富支出分成三大部分：防务、消费（私人和非军事的公共消费）和生产性投资。从广义上说，防务支出也可以算做消费的一部分。人口老龄化将打破国民收入的分配均衡，使消费增长而投资减少。因为，“历史的趋向是，一个社会的老化，国民收入中防务和消费（私人和非军事的公共消费）部分也随之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再投入经济中的部分必然会减少……结果，其他一切赖以存在的经济生产部分的效率和生产率下降了。如果经济的生产基础受到侵蚀，在不进一步削减生产性投资的情况下，将很难满足增长的防务和消费需求，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未来的经济健康。”
　　这种情况事实上已现端倪。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比2000年猛增了65%，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比2003年增长了三成多，超出了基金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压力的显著加大，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社会都已有所感受。而到2015年左右，随着“人口红利”的基本丧失，中国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内部消费压力，特别是医疗和养老压力，用于物质和和财富再生产的投资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得到充分保障，吸引外资的能力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强，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号。如果那时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停滞，今天中国人热衷说着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等等，将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
　　（作者为北京战略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