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终——胡杰新片《我虽死去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08:31:18
作者:邵建


  二OO六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两点,去胡杰那里看他今年拍的新片《我虽死去》。这部片子属于口述影像纪录,悲剧的主角是北京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主述者则是死者的丈夫、时年八十五岁的王晶尧老先生。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被本校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殴打致死。用带钉子的木棍活活打死一个人,而且是她们的校长;致死者居然是学生,而且是清一色的女生。放在哪里,这都是一个诡异的事实!对此,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也在现场的王友琴女士有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女性的野蛮”。

  “野蛮”似乎更多和男性有关,女性又何以野蛮?王友琴女士的解释是:“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又及:“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也许我的看法不同。女性的温柔并不需要某种文化的熏陶,她们天性如此。倒是某种文化的熏陶,才使她们不但违逆原始天性,而且跌破普通人性的底线,做出类似法西斯的行为。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呢?“目的论”文化。

  看片时,我很注意片中她们的表情,那些女红卫兵的脸上充满了正义感,就是在打人时,她们的表情也是那么单纯、激昂、亢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甚至,她们的眼睛告诉我,她们正在行使正义。

  自己的目的是对的,动机是崇高的,意图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惜手段,包括致人于死。这就是“目的论”文化。“目的论”又称“目的伦理”或“意图伦理”,它的逻辑是: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而“目的伦理”对正义的衡量,又仅仅在于目的。如果手段不正义而目的正义,目的就可以为手段“漂白”。此即西谚中“The Ends justify Means”(目的证明手段正当)。

  在我看来,打死卞仲耘,这正是女学生行凶时非但不自觉、反而以为自己正当的潜在缘由。否则,没有一个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把人活活打死,常情下,女孩子下不了这个手。

  这是一个红卫兵为自己当年行为的辩解,它活生生地显示了,在“目的论”的逻辑中,罪恶如何转化为正义:

  “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的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是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思的幽灵,是壮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

  如果说,文革的罪恶是这样炼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么,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文革非自文革始。胡杰片子中有一位重要的口述者(作家林莽),他目睹了卞仲耘被批斗及死亡的全过程。这位历史在场者有一句话使片子产生了历史的纵深,他说:“这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大学”。

  是的,就是这所女子师范大学,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上演过学生冲击校长的一幕,那就是当时震惊北京教育界的“女师大风潮”。一边是以许广平为代表的女学生,一边是女校长杨荫榆。双方互相激化矛盾,以至不可收拾(保守的杨当负更多的责任)。在“驱杨”运动中,学生多有过激举动。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面倒地指责杨荫榆,却从未对学生采用的手段做过哪怕是稍微的反思。过程不必描述,我们只消看许广平给鲁迅的信,看她是如何向支持自己的老师汇报的: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条大街,迎面看见杨婆子笑眯眯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实在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到不可收拾了。这可怎么办?



  声口如见其人。然而,这只是一斑。至于她们把校长轰下台来、赶出会场,继而给校长室贴上封条,把东西扔出来,又在校门口贴大字报,警告校长不准进学校大门,且专门派人看守等,总之,如果读过一通“女师大风潮”,那么,即使在同情她们、并认可其一定正义性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其变态所在。就她们的语言和行为方式来说,它已然是文革的原型,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当年“许广平们”的变本加厉。

  古人云“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任何事都有一个过程,杨荫榆和卞仲耘虽然命运不同,又分属不同时代;但,在她们俩人相隔的这几十年间,并不难寻绎其中历史发变的“草蛇灰线”。

  年轻的许广平无疑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她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导她的。

  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很直接:

  “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

  这是“The Ends justify Means”的中国版。不仅如此,鲁迅对年轻人多次表述过同样的意思: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女师大附中的女生们为了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打死反革命的校长?

  “目的论”文化是二十世纪左翼激进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就这个世纪而言,它源远流长,并形成一种持续的精神遗传。文革有“目的论”的荼毒,而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发。所谓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终。上述那个红卫兵为自己的辩白,是在文革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价值支撑,便从体制和民间两方面潜伏了文革或类似文革的可能。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胡杰新片,我的读感是,从“目的论”到“法西斯”,有时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胡杰片中的一个定格:红色恐怖万岁!它坐实了“目的论”的逻辑: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因为它恰是用人血写就。作者:邵建


  二OO六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两点,去胡杰那里看他今年拍的新片《我虽死去》。这部片子属于口述影像纪录,悲剧的主角是北京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主述者则是死者的丈夫、时年八十五岁的王晶尧老先生。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被本校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殴打致死。用带钉子的木棍活活打死一个人,而且是她们的校长;致死者居然是学生,而且是清一色的女生。放在哪里,这都是一个诡异的事实!对此,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也在现场的王友琴女士有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女性的野蛮”。

  “野蛮”似乎更多和男性有关,女性又何以野蛮?王友琴女士的解释是:“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又及:“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也许我的看法不同。女性的温柔并不需要某种文化的熏陶,她们天性如此。倒是某种文化的熏陶,才使她们不但违逆原始天性,而且跌破普通人性的底线,做出类似法西斯的行为。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呢?“目的论”文化。

  看片时,我很注意片中她们的表情,那些女红卫兵的脸上充满了正义感,就是在打人时,她们的表情也是那么单纯、激昂、亢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甚至,她们的眼睛告诉我,她们正在行使正义。

  自己的目的是对的,动机是崇高的,意图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惜手段,包括致人于死。这就是“目的论”文化。“目的论”又称“目的伦理”或“意图伦理”,它的逻辑是: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而“目的伦理”对正义的衡量,又仅仅在于目的。如果手段不正义而目的正义,目的就可以为手段“漂白”。此即西谚中“The Ends justify Means”(目的证明手段正当)。

  在我看来,打死卞仲耘,这正是女学生行凶时非但不自觉、反而以为自己正当的潜在缘由。否则,没有一个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把人活活打死,常情下,女孩子下不了这个手。

  这是一个红卫兵为自己当年行为的辩解,它活生生地显示了,在“目的论”的逻辑中,罪恶如何转化为正义:

  “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的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是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思的幽灵,是壮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

  如果说,文革的罪恶是这样炼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么,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文革非自文革始。胡杰片子中有一位重要的口述者(作家林莽),他目睹了卞仲耘被批斗及死亡的全过程。这位历史在场者有一句话使片子产生了历史的纵深,他说:“这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大学”。

  是的,就是这所女子师范大学,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上演过学生冲击校长的一幕,那就是当时震惊北京教育界的“女师大风潮”。一边是以许广平为代表的女学生,一边是女校长杨荫榆。双方互相激化矛盾,以至不可收拾(保守的杨当负更多的责任)。在“驱杨”运动中,学生多有过激举动。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面倒地指责杨荫榆,却从未对学生采用的手段做过哪怕是稍微的反思。过程不必描述,我们只消看许广平给鲁迅的信,看她是如何向支持自己的老师汇报的: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条大街,迎面看见杨婆子笑眯眯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实在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到不可收拾了。这可怎么办?



  声口如见其人。然而,这只是一斑。至于她们把校长轰下台来、赶出会场,继而给校长室贴上封条,把东西扔出来,又在校门口贴大字报,警告校长不准进学校大门,且专门派人看守等,总之,如果读过一通“女师大风潮”,那么,即使在同情她们、并认可其一定正义性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其变态所在。就她们的语言和行为方式来说,它已然是文革的原型,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当年“许广平们”的变本加厉。

  古人云“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任何事都有一个过程,杨荫榆和卞仲耘虽然命运不同,又分属不同时代;但,在她们俩人相隔的这几十年间,并不难寻绎其中历史发变的“草蛇灰线”。

  年轻的许广平无疑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她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导她的。

  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很直接:

  “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

  这是“The Ends justify Means”的中国版。不仅如此,鲁迅对年轻人多次表述过同样的意思: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女师大附中的女生们为了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打死反革命的校长?

  “目的论”文化是二十世纪左翼激进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就这个世纪而言,它源远流长,并形成一种持续的精神遗传。文革有“目的论”的荼毒,而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发。所谓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终。上述那个红卫兵为自己的辩白,是在文革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价值支撑,便从体制和民间两方面潜伏了文革或类似文革的可能。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胡杰新片,我的读感是,从“目的论”到“法西斯”,有时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胡杰片中的一个定格:红色恐怖万岁!它坐实了“目的论”的逻辑: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因为它恰是用人血写就。
我有限地支持“目的论”:D
与邪教差不多。邪教都有一个美妙动听的理想。
理想主义者都是危险的
理想主义者并不危险,危险的是那些不择手段者。有些根本就是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为这种为了目标不择手段而制造邪恶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所以鲁迅说: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国人。其实何止是中国,西方也如此。比如法西斯、纳粹等。一切极权主义社会都是不择手段的野心家掌权,把民众象奴隶、羔羊一样驱进屠场,或任意宰杀,或让其自相残杀,屠场里其他的冷漠地看着这场血腥的盛宴。
自从被扣上"5毛党"这个帽子始.我就相信文革实乃人性之充份体现啊:D
与邪教和“法西斯”的性质没有多少区别!老毛是李大师的祖师:D
存在即合理:D
“目的论”是没有错滴,就看你怎么用了:D
不择手段的目的论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主要特征。那个主义臭名昭著。
原帖由 虎魄 于 2007-12-20 14:29 发表
我有限地支持“目的论”:D

请你家人被活活打死的时候继续坚持支持。
这个在明代东林党祸时代就已经如此了,中国的一贯传统!现在某些人还乐此不彼,报纸还津津乐道呐!网友还齐声呐喊助威呐!
原帖由 840206 于 2007-12-24 10:44 发表

请你家人被活活打死的时候继续坚持支持。


你tmd的神经病啊! :@
原帖由 windmind 于 2007-12-23 10:52 发表
与邪教差不多。邪教都有一个美妙动听的理想。


很多人 在说共产主义信仰 跟宗教信仰差不多!而且是非常排外的一种宗教信仰!!
信仰一种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这种东西上升到国家意志,强迫全体人民都信仰,而且对不信仰或提异议的横加迫害和打击。所以现代文明社会都非常抵制这种政教合一的做法。世界三大宗教,有两大宗教是一元神论,历史上信仰这些宗教的国家都发生过大规模迫害异教徒的事件。对基督教来说,文艺复兴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最终使基督教淡出了西方的政治舞台,基本仅在人的精神生活层面上还起作用。到了近代,对某种主义的信仰近乎宗教,并上升到国家意志,基本上都会走极权主义的道路。
凡是排他性很强的信仰,无论是宗教还是某种主义,上升到国家意志,都是国家走向残酷的序曲,也是邪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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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正常手段”在非现代国家是有巨大缺陷的。所谓“不择手段”的手段,也不能超越人的道德、良知,否则效果就是相反的。
原帖由 windmind 于 2007-12-24 12:55 发表
所谓的“正常手段”在非现代国家是有巨大缺陷的。所谓“不择手段”的手段,也不能超越人的道德、良知,否则效果就是相反的。

道德良知这些东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尤其是当处于人命贱如泥的动乱时期,道德和良知都是要大大贬值的,能够把安定时期的价值体系坚持下去的不是圣人就是大英雄,不过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
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存在没有缺陷的,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正常手段”。只要人类社会还有国家和阶级的存在,“正常手段”就必然有失灵的一天。
“道德良知这些东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尤其是当处于人命贱如泥的动乱时期,道德和良知都是要大大贬值的,能够把安定时期的价值体系坚持下去的不是圣人就是大英雄,不过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
——本来没乱,掌权者却制造动乱,而且还是全国大乱,这是阴谋家的行止。打破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让父子、师生、夫妻反目,这还不是邪恶?

“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存在没有缺陷的,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正常手段”。只要人类社会还有国家和阶级的存在,“正常手段”就必然有失灵的一天。”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但是,一说“巨大缺陷”就马上拿“不可能存在没有缺陷的...”,来为这种巨大缺陷遮羞,显然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代社会就是完美的了吗?当然不是,但是它对过去来说就是巨大进步。
国家存在,阶级存在,可异教徒也存在。文明社会不能用国家力量迫害异教徒,同样也不能国家力量迫害所谓的“不同阶级”。
原帖由 windmind 于 2007-12-24 13:32 发表
“道德良知这些东西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尤其是当处于人命贱如泥的动乱时期,道德和良知都是要大大贬值的,能够把安定时期的价值体系坚持下去的不是圣人就是大英雄,不过其结局往 ...

道德能够形成并存在有三大要素,即共同利益、群体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信。没了这三样就只剩下“大家都是人类”这个脆弱底线了。当矛盾超越利益,相互依赖和互信随即就会被逐渐被消磨掉,这时冲突各方间又有何道德存在的稳固基础?没有共同利益的支撑,任何“正常手段”都是不堪一击。即便是现代化国家又如何?没有华约阵营的存在,便不可能有欧美民主制度的迅速发展。而当今全球化很快就会将现存任何“正常手段”无用化。
“道德能够形成并存在有三大要素,即共同利益、群体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信。没了这三样就只剩下“大家都是人类”这个脆弱底线了。当矛盾超越利益,相互依赖和互信随即就会被逐渐被消磨掉,这时冲突各方间又有何道德存在的稳固基础?没有共同利益的支撑,任何“正常手段”都是不堪一击。”
——但极权主义不一样。极权主义的掌权者制作了一个虚幻的“共同利益”,来打破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破坏作为人的道德底线,用自己的“正常手段”来代替过去的“正常手段”。这难道也正常?

“即便是现代化国家又如何?没有华约阵营的存在,便不可能有欧美民主制度的迅速发展。而当今全球化很快就会将现存任何“正常手段”无用化。”
——欧美的民主制在华约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并在一些国家成熟。华约阵营并非欧美民主制度的催生剂。全球化仅仅是经济上的理想,实际政治上极为遥远。现在所谈,仅限于国家内部。
对于鲁迅这个人,大家在接触这个人的思想的时候要注意有所保留。鲁迅只能算是左翼,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楼上几位的讨论贴中,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handshake
原帖由 伟哥A四代 于 2007-12-23 12:13 发表
与邪教和“法西斯”的性质没有多少区别!老毛是李大师的祖师:D

[:a13:]
原帖由 windmind 于 2007-12-23 11:22 发表
理想主义者并不危险,危险的是那些不择手段者。有些根本就是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为这种为了目标不择手段而制造邪恶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所以鲁迅说: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国人。其实何止是中国 ...


那些理想主义者不但想自己如此,还想改变周围的一切(人本性)

理想主义+独善其身的世间少有
原帖由 windmind 于 2007-12-24 14:23 发表
“道德能够形成并存在有三大要素,即共同利益、群体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信。没了这三样就只剩下“大家都是人类”这个脆弱底线了。当矛盾超越利益,相互依赖和互信随即就会被逐渐被消磨掉,这时冲突各方间又有 ...

没有华约巨大威胁的存在,欧美民主绝对达不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其传播也将慢得多,范围也将变得非常有限。没有过去的外来威胁,就没有现存的西方的内部妥协。在如今这个世界,内部外部又如何能分得很清楚。
原帖由 windfire 于 2007-12-24 17:35 发表

没有华约巨大威胁的存在,欧美民主绝对达不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其传播也将慢得多,范围也将变得非常有限。没有过去的外来威胁,就没有现存的西方的内部妥协。在如今这个世界,内部外部又如何能分得很清楚。


貌似有理。
但是为什么苏联在北约的威胁下,没有变得更理性呢?反而更封闭、更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