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资本对政治的控制

　　谁都知道官员不许经商，然而，就在官员下海的清白备受争议之后，商人开始涉政了。“从政者经商”是官商一身，“经商者从政”难道就不是官商一身吗？
　　古今中外不乏商人从政者。西周吕尚、秦代吕不韦、汉代桑弘羊、美国总统小布什、泰国总理他信，等等，都是商人从政。为博取功名而从政的大多成功，为扩张财富而从政的政绩不佳。因此，商人从政没有什么绝对的可以或不可以。鉴于商人从政的弊端，汉代以降，重本抑商，商人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商人一直借助财富的优势在政治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在美国，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良好的基础，故美国得以实行“市场民主”，这是一种适合国情的成功民主形式，从政者是否商人不是问题；在欧洲，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疆域小，人口少，管理国家和管理企业有太多的相似性，故其民主是“社会民主”；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叶利钦为了彻底与传统体制决裂，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大规模转让国有资产，使极少数的个人迅速暴富。当那些暴富者准备占领政治阵地的时候，总统普京整治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让“可控民主”成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共同信条。

　　由于普京刚刚表明将接受总理职位，“民主人士”正对此愤愤不满，“俄罗斯民主倒退了”之类的言论满天飞。笔者一直不怎么喜欢普京，但这一次表示理解。按照俄法律，普京只能连任一届总统，但没有禁止卸去总统后担任总理，法律常识告诉我们，法律未禁止就是表示允许，因此，普京是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是不应该受指责的。当然，“俄罗斯民主倒退了”的言论早在０５年打击金融寡头的时候就冒出来了。我们可以仔细看看普京这样做是否和“民主倒退”连得上。
　　“私有化”的设计者丘拜斯说，当时95％的任务是政治方面的，只有5％是经济方面的，也就是说“私有化”的操作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什么关系。普京的整治只不过是列宁所说的“剥夺剥夺者”。再从国家经济安全上看，尤科斯公司的产油量占俄石油总产量的1／3，而石油收入在俄罗斯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为30％－40％，也就是说，在国家预算总收入中，尤科斯所占比重达到了10％－15％。这意味着，一旦尤科斯公司的支配权转移，那么尤科斯新主就可以借此向俄施压，俄政府将无计可施。我们都知道尤科斯有相当一部分股份是属于美国人的，到时候美国会借保护本国公民的财产的名义介入俄罗斯政治。

　　中国台湾，经济介入政治就更普遍了，这就是“黑金政治”。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林县竞选村长需要花费50—100万元新台币，立法委员需要5，000万到1亿2千万，县长需要1亿5000万。而台中市的“价格”一般比上述数字还要高出500—2，000万不等。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发动过打击黑金政治运动，但都从本党利益出发“高抬贵手”，所以到了以清廉形象上台的民进党执政，黑金政治反而愈演愈烈。民进党“扫黑”的方法是扫国民党的黑案，放民进党的黑案。

　　再来看看中国大陆。在浙江一些发达农村，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参与竞选村委会主任。义乌市民政局官员称，“老板村官”现象在该市已十分普遍。十六大以后，在某些地方，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大多获得了政府机关的一官半职，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唯企业家马首是瞻。在选举的过程中，虽然未必都以资本的多少来论成败，但仍然让人看到了资本的力量。例如，贿选事件已经出现，而且不少。有些候选人虽然不直接与人大代表进行金钱交易，但各种非金钱的交易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更有一些聪明的候选人通过兴办一些公益事业，换取选票，当选后再利用国家资源捞回成本。
　　徐冠巨经营的传化集团曾经拿到的一个农业项目，浙江省每年给这一项目补贴2000万元。虽然这个项目是他当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以前拿到的，但一些浙江的企业家还是认为获得这一项目跟他的政治身份不无关系：“这种项目我们是拿不到的，鲁冠球也未必拿得到。”
　　开元集团董事长陈妙林是浙江省人大代表，在一次浙江省人大会议上，他提出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提案，召集30多位同为民营企业家的浙江省人大代表联合签名，事情后来得到国家财政部非正式答复：“浙江省根据实际情况，暂不执行。”问题就大体解决了。
　　由于政协和人大只是参政和议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故其影响比较有限。当裁判和运动员集为一身，问题就大了，比如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
　　任志强，说起来还是国营企业的老总，但他那些关于房子的话总是让人别扭。平心而论，从商业的角度看，他的话并没有什么错，从他以政治身份说的话可以证明他是一个能够分清是非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是参政和议政，而是直接从政，他将如何说话？还有，他说的话难道仅仅是从“国营企业”考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考虑？他在房地产板块有股份不是事实吗？
　　“保护私人财产”的提案据我所知是政协里的民营企业家们首先提案的，后来通过了，这是为什么？其实，中国现行法律本来就有保护私人合法财产的条文，多加一重保护，看似完善法制，实则体现了资本对政治的侵蚀。

　　如果说商人不能从政，那是将商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但是，限制资本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则是对人民负责，于国家有利。因此，完善政府机构的干部选拔制度，控制商人在政协和人大的比例，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踢球的人不能吹哨子，否则将比黑哨更黑。谁都知道官员不许经商，然而，就在官员下海的清白备受争议之后，商人开始涉政了。“从政者经商”是官商一身，“经商者从政”难道就不是官商一身吗？
　　古今中外不乏商人从政者。西周吕尚、秦代吕不韦、汉代桑弘羊、美国总统小布什、泰国总理他信，等等，都是商人从政。为博取功名而从政的大多成功，为扩张财富而从政的政绩不佳。因此，商人从政没有什么绝对的可以或不可以。鉴于商人从政的弊端，汉代以降，重本抑商，商人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商人一直借助财富的优势在政治上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在美国，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良好的基础，故美国得以实行“市场民主”，这是一种适合国情的成功民主形式，从政者是否商人不是问题；在欧洲，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疆域小，人口少，管理国家和管理企业有太多的相似性，故其民主是“社会民主”；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叶利钦为了彻底与传统体制决裂，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大规模转让国有资产，使极少数的个人迅速暴富。当那些暴富者准备占领政治阵地的时候，总统普京整治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让“可控民主”成了“统一俄罗斯党”的共同信条。

　　由于普京刚刚表明将接受总理职位，“民主人士”正对此愤愤不满，“俄罗斯民主倒退了”之类的言论满天飞。笔者一直不怎么喜欢普京，但这一次表示理解。按照俄法律，普京只能连任一届总统，但没有禁止卸去总统后担任总理，法律常识告诉我们，法律未禁止就是表示允许，因此，普京是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是不应该受指责的。当然，“俄罗斯民主倒退了”的言论早在０５年打击金融寡头的时候就冒出来了。我们可以仔细看看普京这样做是否和“民主倒退”连得上。
　　“私有化”的设计者丘拜斯说，当时95％的任务是政治方面的，只有5％是经济方面的，也就是说“私有化”的操作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什么关系。普京的整治只不过是列宁所说的“剥夺剥夺者”。再从国家经济安全上看，尤科斯公司的产油量占俄石油总产量的1／3，而石油收入在俄罗斯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为30％－40％，也就是说，在国家预算总收入中，尤科斯所占比重达到了10％－15％。这意味着，一旦尤科斯公司的支配权转移，那么尤科斯新主就可以借此向俄施压，俄政府将无计可施。我们都知道尤科斯有相当一部分股份是属于美国人的，到时候美国会借保护本国公民的财产的名义介入俄罗斯政治。

　　中国台湾，经济介入政治就更普遍了，这就是“黑金政治”。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林县竞选村长需要花费50—100万元新台币，立法委员需要5，000万到1亿2千万，县长需要1亿5000万。而台中市的“价格”一般比上述数字还要高出500—2，000万不等。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发动过打击黑金政治运动，但都从本党利益出发“高抬贵手”，所以到了以清廉形象上台的民进党执政，黑金政治反而愈演愈烈。民进党“扫黑”的方法是扫国民党的黑案，放民进党的黑案。

　　再来看看中国大陆。在浙江一些发达农村，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参与竞选村委会主任。义乌市民政局官员称，“老板村官”现象在该市已十分普遍。十六大以后，在某些地方，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大多获得了政府机关的一官半职，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唯企业家马首是瞻。在选举的过程中，虽然未必都以资本的多少来论成败，但仍然让人看到了资本的力量。例如，贿选事件已经出现，而且不少。有些候选人虽然不直接与人大代表进行金钱交易，但各种非金钱的交易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更有一些聪明的候选人通过兴办一些公益事业，换取选票，当选后再利用国家资源捞回成本。
　　徐冠巨经营的传化集团曾经拿到的一个农业项目，浙江省每年给这一项目补贴2000万元。虽然这个项目是他当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以前拿到的，但一些浙江的企业家还是认为获得这一项目跟他的政治身份不无关系：“这种项目我们是拿不到的，鲁冠球也未必拿得到。”
　　开元集团董事长陈妙林是浙江省人大代表，在一次浙江省人大会议上，他提出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提案，召集30多位同为民营企业家的浙江省人大代表联合签名，事情后来得到国家财政部非正式答复：“浙江省根据实际情况，暂不执行。”问题就大体解决了。
　　由于政协和人大只是参政和议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故其影响比较有限。当裁判和运动员集为一身，问题就大了，比如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
　　任志强，说起来还是国营企业的老总，但他那些关于房子的话总是让人别扭。平心而论，从商业的角度看，他的话并没有什么错，从他以政治身份说的话可以证明他是一个能够分清是非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是参政和议政，而是直接从政，他将如何说话？还有，他说的话难道仅仅是从“国营企业”考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考虑？他在房地产板块有股份不是事实吗？
　　“保护私人财产”的提案据我所知是政协里的民营企业家们首先提案的，后来通过了，这是为什么？其实，中国现行法律本来就有保护私人合法财产的条文，多加一重保护，看似完善法制，实则体现了资本对政治的侵蚀。

　　如果说商人不能从政，那是将商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但是，限制资本对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则是对人民负责，于国家有利。因此，完善政府机构的干部选拔制度，控制商人在政协和人大的比例，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踢球的人不能吹哨子，否则将比黑哨更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