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问:若第五次反围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2:02:14
问:若第五次反围剿 ,还是由毛主席主持大局,那还是能取胜吗?高人指教!问:若第五次反围剿 ,还是由毛主席主持大局,那还是能取胜吗?高人指教!
原帖由 hitchcock35 于 2007-10-27 21:37 发表
问:若第五次反围剿 ,还是由毛主席主持大局,那还是能取胜吗?高人指教!
肯定也胜不了，力量悬殊太大了。
但对撤退转移局部反击等工作，老毛肯定比别人做得好。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7-10-27 22:03 发表
肯定也胜不了，力量悬殊太大了。
但对撤退转移局部反击等工作，老毛肯定比别人做得好。
赞成，实际上军事上刘，彭，林都是在一线指挥，朱也是总司令。但当时需要有一个象毛一样果断的人，象长征开始带了那么多后勤系统毛是绝对不会干的，
也许很轻松的就打破围剿了
参考第四次反围剿和抗战时的山东解放区，只要是有点基本军事素养的决策者都会玩敌进我进这招，也就博古李德之类的傻冒才以短击长搞什么阵地战。
蒋的第五次围剿是铁筒式堡垒压缩逐步推进战法,是逐步压缩你根据地,亦步亦趋,不如以往的冒进,游击运动战对它行吗?
跳到外线，到敌军腹心重地迫其回救！
蒋不能不就范，江浙想被红军赤化吗？
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了！
蒋不能不就范，江浙想被红军赤化吗？
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了！
MIG31A兄言之有理，毛也是这么想的。
原帖由 MIG31A 于 2007-10-27 23:21 发表
跳到外线，到敌军腹心重地迫其回救！
蒋不能不就范，江浙想被红军赤化吗？
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了！
跳到外线？？请问第五次围剿时从哪里跳？？红军反围剿失败能够顺利的转移正是因为老蒋主要重心在东部。从红军长征向西而不是向东正好说明了这点。
很困难，但不会那么惨。
最近历史区流行架空，我也来凑个趣：
假若第五次反围剿成功，中央苏区一直存在，那么抗战爆发会怎么样呢？
那时候GCD的主要力量是在北方敌后日占区好呢？还是在赣闽交界区好呢？
假若第五次反围剿成功，中央苏区一直存在，那么抗战爆发会怎么样呢？
那时候GCD的主要力量是在北方敌后日占区好呢？还是在赣闽交界区好呢？
原帖由 hitchcock35 于 2007-10-27 23:16 发表
蒋的第五次围剿是铁筒式堡垒压缩逐步推进战法,是逐步压缩你根据地,亦步亦趋,不如以往的冒进,游击运动战对它行吗?
如果是毛泽东决策。毛一样会选择运动战。至于铁桶合围……红军长征就说明了不能够完全合围，至少有数万红军逃离了第一个包围圈。
蒋介石的铁桶合围，表面上看完全正确，其实还有很多漏洞：比如国民军队的战斗意志、训练水平参差不齐，前进、布防速度不一，所以铁桶还有短板可以利用。
如果毛泽东指挥，还是老思维：运动战。运动起来以后，铁桶也必须动，一动就乱。
红军长征的要害是被迫逃往，如果主动出击，机动作战，当时红军士气正盛，还大有作战能力。集中兵力突破一处，打开缺口跳出去，袭击背后，袭扰围剿部队。蒋介石的铁桶合围计划还是会失败。
原帖由 新侨联委员 于 2007-10-28 11:39 发表
如果是毛泽东决策。毛一样会选择运动战。至于铁桶合围……红军长征就说明了不能够完全合围，至少有数万红军逃离了第一个包围圈。
蒋介石的铁桶合围，表面上看完全正确，其实还有很多漏洞：比如国民军队的 ...
委员,你在历史区挖的坑还没埋:@
历史不允许假设
:') 好不容易来贴，你就催债
原帖由 新侨联委员 于 2007-10-28 11:39 发表
如果是毛泽东决策。毛一样会选择运动战。至于铁桶合围……红军长征就说明了不能够完全合围，至少有数万红军逃离了第一个包围圈。
蒋介石的铁桶合围，表面上看完全正确，其实还有很多漏洞：比如国民军队的 ...
引用聂荣臻回忆录：
敌人每次运动只前进二三里，这样，敌人整个体系是联在一起的，自然失去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机会；如果红军主力不接近他们，而是离得较远，他们是会前进比较远的距离的，自然会造成某一局部脱离其整体，就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的条件
温坊战斗的胜利就是明证，好好地利用“福建事变”打破5次围剿是有可能的
原帖由 孙大炮 于 2007-10-28 11:04 发表
最近历史区流行架空，我也来凑个趣：
那时候GCD的主要力量是在北方敌后日占区好呢？还是在赣闽交界区好呢？
对于GCD当然是到北方敌后比较好,这样便于与苏联接触,有利于抢占国民党败退后的权力真空.
而且会联系“福建人民政府”好象是叫这个名字吧，而不会看着它被老蒋从容的灭了再来打苏区。
机会多了去了。
团村战斗如果老毛指挥，一军团赶来支援，敌军10几个团就会全歼。敌军就会被彻底打痛，有生力量的损耗也会带来部署的疏漏。按老彭说法，“再寻机歼敌20个团左右，也就不会有两万五千里长征了。”类似的战术性机会还有很多。
寻淮洲粟裕北上，时机和指挥的都不对，如果早几个月，给敌人的调动会更大。如果“三人团”对七军团放手指挥，以寻、粟的本事（更何况后来还有方志敏），完全可以把敌人腹心搅得天翻地覆。事实也是如此，寻淮洲被降为师长后，给敌人的打击反而远超于任职军团长时。
福建事变，多好的机会！真正的书呆子也不会让它溜走的！共产党十几年后横扫千军时，还是能拉就拉的，当时中央红军才多少人？博古、李德脑袋确实被驴踢了。
退一万步说，就算不胜，也实行战略转移，老毛也断断不会制定那个混帐透顶的撤退方案，八万多红军砸碎坛坛罐罐，提前十几天过湘江，那又是什么成色？
团村战斗如果老毛指挥，一军团赶来支援，敌军10几个团就会全歼。敌军就会被彻底打痛，有生力量的损耗也会带来部署的疏漏。按老彭说法，“再寻机歼敌20个团左右，也就不会有两万五千里长征了。”类似的战术性机会还有很多。
寻淮洲粟裕北上，时机和指挥的都不对，如果早几个月，给敌人的调动会更大。如果“三人团”对七军团放手指挥，以寻、粟的本事（更何况后来还有方志敏），完全可以把敌人腹心搅得天翻地覆。事实也是如此，寻淮洲被降为师长后，给敌人的打击反而远超于任职军团长时。
福建事变，多好的机会！真正的书呆子也不会让它溜走的！共产党十几年后横扫千军时，还是能拉就拉的，当时中央红军才多少人？博古、李德脑袋确实被驴踢了。
退一万步说，就算不胜，也实行战略转移，老毛也断断不会制定那个混帐透顶的撤退方案，八万多红军砸碎坛坛罐罐，提前十几天过湘江，那又是什么成色？
千里兄,有道理!
原帖由 千里独行侠 于 2007-10-28 22:02 发表
机会多了去了。
团村战斗如果老毛指挥，一军团赶来支援，敌军10几个团就会全歼。敌军就会被彻底打痛，有生力量的损耗也会带来部署的疏漏。按老彭说法，“再寻机歼敌20个团左右，也就不会有两万五千里长征了。”类似 ...
真要是打赢了，从大局来看也未必就好。
红军真赢了的话就会在江西继续发展，77之后会当如何？
原帖由 dxbdl 于 2007-10-29 08:27 发表
真要是打赢了，从大局来看也未必就好。
红军真赢了的话就会在江西继续发展，77之后会当如何？
嘻嘻，这个帖子只是讨论五次反围剿，偶也只是就事论事。
不过还可以继续设想一下：
从军事上来说，第五次打不胜，蒋介石一定还会来第六次、第七次。对红军来说，敌强我弱的态势不会改变。但如果老毛指挥，历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都是越战越强，影响越来越大（宁都起义和福建事变后人家主动联络都是例子），只要中央红军能够发展到30万人，蒋介石恐怕就会改变策略。甚至类似于“西安事变”之类的可能提前出现。
而从外部来看，日本不会因为中国内战愈演愈烈而停止侵略的脚步，只会越发加快。而当时的侵略矛头除了中国外，还有苏联。苏联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在中东路事变后已经开始转暖，毕竟敌人是共同的。七七事变后更一度好得象蜜里调油似的。对蒋介石来说，TG打不灭，洋共惹不起，鬼子虎视眈眈，他的选择真的不多。而对TG，当时一向以共产国际马首是瞻（中东路事变后，当时的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很受相当多的红军指战员非议），如果苏联决定对蒋介石改弦更张，TG没有理由还会死犟。
说了半天其实就是一个意思，TG长征到陕北后，天时、地利、人和、资源等等均处于红军历史的最低点，而蒋介石的优势处于历史最高点。在这种情况下尚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重新携手，如果TG兵精粮足，外面日本穷凶极恶，苏联连打带压，即使没有张杨，蒋介石和周恩来的会谈、全国武装的统一也只是时间问题。其实，TG和政府的非正常渠道的交涉早在长征前就开始了，长征途中已经在上海等地举行多次会谈，毕竟，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当时中国的精英们，骨子里都是民族主义者，大敌当前哟（别忘了前提是毛泽东掌权，不是博古他们那些二十八个半）！
以上纯属设想，如遇拍砖，恕不回复。:P
一 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用心既狠且辣。对应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而在这三项因素中，国民党都占有着绝对优势。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蒋介石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实际也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如他所说，红军“总是以迂为直，攻我不备，避实击虚，蹈瑕抵隙，他只要晓得我们哪一点力量单弱，哪一处防备不周，不管有几远距离，也不管是如何艰险的道路，就是集结主力来突破一点，或先派小的部队钻进来到处扰乱我们，以牵制我们主力作战，这就是他们的智谋，而‘超巅越绝，不畏险阻，耐饥忍渴，不避艰难’就是土匪唯一的惯技。”在以快对快、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退而避敌锋芒，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通过“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达到战胜的目的，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为此，蒋明确告诉部下：“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应该说，蒋采取的这一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承认简直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老战术，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初期，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令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连电前方，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蒋严厉警告，如构筑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在蒋一再督促下，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福建573座。“围剿”终时，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第六路军922座，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5000余公里。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同时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反“围剿”初期的硝石战役中，红军集中一、三、五、七四军团7个师部队进攻硝石，期望打破敌军“围剿”兵力部署，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联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持久消耗、碉堡战术，核心是稳中求进，这一方针蒋介石在具体指挥作战时坚决予以贯彻。“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广昌战役初期，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在进攻已有进展时，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总须稳扎稳打为要”。1934年9月，整个“围剿”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蒋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蒋的这一方针和他惯常指挥作战时“看地图是越看越近”的做法有很大差异，体现出他对此次“围剿”作战极端慎重、务求必胜的态度。在总体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方针并指挥作战，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但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被动局面，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当然，战争过程中具体战术执行不会一成不变，国民党军在稳中求进总方针下也不是一味保守。1934年3月，国民党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部队准备向广昌挺进，红军窥破对方意图后，集中主力部队“有在白舍、三坑、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以五、九军团在外围佯攻，牵制对方兵力，一、三军团大胆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断敌后方，在敌混乱中伺机歼敌。此时国民党军刚刚完成战略展开，6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20公里左右区域内，声气相通，配合便捷。在红军全线攻击下，顽强固守，同时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全线发动反扑。蒋介石致电前方，同意陈诚主动出击计划，指示对红军要“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13日，在红一、三军团深入敌后向国民党军后方部队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一时战事骤转激烈，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红军由于部队深入，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骤遇反击，准备不足，迅遭失利。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陈诚的这一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谈到，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因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在稳步推进、持久消耗总方针基础上，国民党军能够不失时机地大胆出击，积极把握主动作战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其整体战略的主动性和威胁性。二 国民党方面作战基础的增进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加强。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第三、四次“围剿”期间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的发生，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主攻部队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国民党军精锐，对苏区形成空前压力。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约7.6万余人，地方红军约3万人，部队总兵力仅10万余人，国民党军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蒋布置于北路用于主攻的即有28个师、5个旅，红军经过分兵防御可用于与之对抗的兵力不到对方的1/5，正如中共中央判断的，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加上武器和补给优势，使国民党此次“围剿”较之前几次有了更多的资本。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也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有密切关系。当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67师399团团长、79师235旅474团团长、6师18旅36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6师18旅36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凤翔峰一役，470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但仍能守住阵地。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李德则注意到，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尤其是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诚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月初，红三、七军团根据福建事变的新形势，进入福建，包围沙县，威胁闽北国民党军防线。红军的行动，引起蒋的很大不安，1月中旬，蒋要求第三路军主力迅速进军福建建宁，一部留守现地，同时“第三十六军速向西移，以第四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编为一路，向沙溪、龙冈进展”，对兴国方向保持警戒并相机发动进攻。由于第三十六军辖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个精锐师，主力东开，三十六军西移，将使第三路军形成东、中、西三个兵力点，造成严重的分兵局面。对此，陈诚提出意见：“第三十六军不必西移”，认为该军“一时难以抽调，俟第三路军主力占领建宁后，该军可推进至康都，协同完成南丰康都建宁封锁线，并相机策应主力，向广昌进展。”强调在现地保持强大威慑力量的重要性，实际仍隐然以广昌为所部主要作战方向。同时，不赞成由龙冈一带向兴国进兵，表示部队“只能推进至富田，如向兴国进展，由泰和经沙村为妥”。对此，蒋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陈的建议，指示顾祝同：“预定三十六军及四十六师、十三师将来之进展计划均照所拟办理。”改变了原来的分兵计划。1月底，福建境内对十九路军的战事基本结束，红军虽攻占沙县，已难以再掀波澜，鉴于此陈诚再电蒋介石，建议第三路主力部队留在江西境内，巩固黎川东南战线，“届时取建宁或广昌，均较为易”。2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仍然坚持令其“设法早占建宁或泰宁”。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坚决主张：“此间决先解决当面之匪，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坚持主力留在黎川东南作战。从当时的战略态势看，由于福建十九路军已被击垮，红军有限兵力不足以影响福建全局，此时离开主攻方向向福建增兵颇有不得要领之感，而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是当时双方进退的要点，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离开，一旦黎川丢失，则其已经获得的先机将一朝尽失，因此，蒋介石坚持进占建宁的主张颇有昧于大局、轻重倒置之嫌，而陈诚的主张显然更具主动意义。所以陈诚强调：“此后我如得一地一城，即不再为匪有，保障民众，不为匪用，不得迟缓，实万全之策也。”面对陈诚的抗命举动，蒋介石不以为忤，权衡再三后，次日复电陈诚，肯定其“所见甚是”，同意“照办”。此后，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始终保持在广昌、石城一线。而在国民党军进攻压力下，2月中旬，红三军团也被迫返回江西广昌一带，国民党军再次抢得先机。福建方面东路军也有同样的战例。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较为凶狠，但在汤部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情况下，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并未追究。东路军有关战报也明确肯定：“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应该说，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国民党方面作战方针及作战基础的上述变化、加强，为其赢得第五次“围剿”奠定了基础。三苏区作战资源的困窘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扩红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也出现了“惊人的落后”的现象，到5月20日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十。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地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在苏区中央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背景下，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有些地方扩红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各方面素质都无法保证。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四十岁以上的占到百分之四，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红五军团13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仍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除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外，苏区物质资源也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粮食是生存的基本，中央苏区粮食本可自给并略有输出，但经过数年战争，粮食生产受到影响，1933年春，已出现严重缺粮问题，陈云在1934年间谈到：“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粮食问题更形严重。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严厉规定：“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同时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这些，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的问题已经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苏区中央在正常粮食征收之外，先后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结果只“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24万担粮食收集原计划1934年7月初截止，到8月初“还没有完成”，而7月中旬苏区中央又提出：“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收买谷子十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我们将要收集一百万担的粮食。”这一目标在苏区地域已大为缩小的情况下，事实上更难实现。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后，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逼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的严重事件。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食盐供应异常紧张。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根据毛泽东的调查，一元大洋只能买盐一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根据地物资供应更加匮乏，以致达到“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的地步，许多人长期吃不上盐。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用于食用后，屡有中毒情况发生。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即使能用的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年中侦察到，作为红军主力的“伪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福建一些地方红军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当时红军的状况，正如红军将领所描述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以如此有限的物质基础，面对对手压迫进行的正面战争，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央苏区在作战两个主要资源——人力及物质资源上遇到的困难，极大地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四自毁长城：政治资源的破坏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反映“左”倾中央过左政策的突出例子是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前，中央苏区清查出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占到总人口的7%左右，这和后来中共的基本判断：“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基本吻合，考虑到中央苏区地处山区，经济较为落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征明显，土地兼并受到一定限制，比例稍低一些也十分正常。“左”倾中央缺乏对苏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客观了解，主观认定中央苏区原来开展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判断中央苏区还存在大量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要求广泛开展查田运动，严厉清查“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根据这一判断，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立即出现侵害中农乃至贫农利益、扩大打击面的严重偏向：“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1933年底，鉴于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曾主持纠偏工作，胜利县纠正了1512家错划地主、富农，而该县地主、富农总计家数为2124家，错划面之广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纠偏工作仍很快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在“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的判断下，侵害中农和乱划成分现象继续发展：“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查田运动“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恶果，直接导致苏区尤其是一些边区群众大批出走。早在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开始阶段，一些地区就出现逃跑问题，胜利马安石、仙霞观、河田、曲洋区“一部分劳苦群众逃往赣州”。赣县长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区“少数群众逃到白区”。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触犯中农、贫农的运动扩大化现象加剧，逃跑面迅速扩大，于都“在查田运动中发生很多侵犯中农……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用来煽惑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二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由于该县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的问题，群众逃跑现象十分严重，“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西江县“赤鹅、洛口、庄埠等地都发生了反水的事件”。一时间，苏区不少地区都出现“成群结队整村整乡”逃跑的恶劣局面，到1934年5、6月份，才有所缓和。查田运动的错误造成农村的普遍紧张，肃反中出现的问题则影响到苏区的各个阶层。经过查田运动，地主、富农人口在中央苏区已经普遍上升到总人口的10%以上，加上被作为打击对象的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宗教人士、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刀团匪，所谓敌对力量的人员空前庞大；同时，“左”倾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也缺乏必要的信任，判断：“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在对敌对力量夸大估计影响下，肃反工作严重扩大化。1934年5月，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西江是人口仅数万人的小县，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本身已极不正常，而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闽赣省裁判部的钟光来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更是“沿途格杀群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正如张闻天所反省的：“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查田运动及肃反斗争中对打击面的任意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共与群众间原有的良好信任关系。当时，在苏区一些地区“看到反动标语，似乎并不算一回事”。边区有些地方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武装“敢长驱直入的到四边围绕有赤区的区政府捉人、缴枪”，而“群众对此事好象没多大关系一样”。更严重的是，由于肃反扩大化错误，“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反“围剿”作战不利，查田运动出现偏向，苏维埃政权与群众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左”倾中央在推销公债和扩红运动中，又不断推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忽视群众利益，进一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由于苏区人力和物质资源有限，经过多次公债推销和扩红后，地方供应已十分艰难，而“左”倾中央往往以机会主义、动摇倾向指责没有完成高指标者，造成各地为完成指标而强迫命令成风。万泰县冠朝区十个乡，公债销售中“摊派的七个乡”。“会寻安有几个乡扩大红军成为群众的恐怖，听到工作人员下乡，就纷纷上山或躲避不见。”西江赤鹅区朱田乡更发生逼迫雇农购买高额公债，威胁其不交钱就是地主，“使雇农吊颈死”的恶性事件。当时，这些问题绝非个别，苏维埃中央反省：“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除上层指导的错误外，基层组织的软化也起了催化作用。由于苏维埃政权经验不足，加上战争形势下，大批优秀干部输送红军，基层干部鱼龙混杂、素质下降。于都县“梓山区主席是犯罪罚苦工未满期跑回梓山当选为主席，段屋区委书记反过水……岭背区委组织部长是算流年十八年的算命先生，县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是开小差的。”这些人“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无所不为”。石城县反映：“县政府的一些干部发生不好的现象，如派去工作开小差回家的，派去扩大红军突击工作，带红军家属老婆到乡苏睡觉。”《红色中华》揭露：“靠近瑞金县苏的一家菜馆，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有一次购买十六斤甲鱼，还说不够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大大恶化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恶性事件屡有发生：黎川县樟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强迫，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抗”；宁化县群众公开反抗强迫扩红，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不敢出乡苏门口”；粤赣省的罗田红军“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洛口县“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当时，群众正面支持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安远、寻乌有干部反映：“群众情绪更加消沉，红也不管，白也不管。群众受反动派压迫，一点也不会反抗而离开我们。”苏区中心地瑞金也出现“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的现象。群众支持度的下降，对“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红军展开反“围剿”作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综上所述，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方面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坚决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物质、人力、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这场持久消耗战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陷阱。应该说，在内外环境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控制的背景下，因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冲突得以发展壮大的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消彼长局面，更加剧了中共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以开辟新的生存区域，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
一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1934年4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久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虽然有福建事变的影响，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长达半年之久的“清剿”，即使除去因事变耽搁的两个月，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那次“围剿”，从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到最终退出，也不过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提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军事方针：“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项英更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到：“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別多。”应该指出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避免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应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方面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到：“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就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的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而遭失败。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很难觅到战机，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其实，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解释红军挺出闽东南地区攻打漳州原因时就指出：“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更明确总结了苏区时期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可能变化：“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所以，他强调指出：“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宋希濂回忆，1934年9月顾祝同曾对他谈到：“共军所占地区有限，他们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都很缺乏。如我军不再失利，他们一定不能持久下去。委员长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范围愈大，我军兵力就愈难以对付。”双方的战略巨擘可谓相见略同。不过，对于中共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当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的思想时，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在当时形势下苏区内部的运动战由于游击性流动性的缩小，事实上已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不过，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否认当时中共中央还在力图贯彻运动战的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谈到：“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毕竟是当时条件下运动战的两种形式之一，而这一形式在当时的主要体现就是“短促突击”战术。二“短促突击”战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运用“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反“围剿”作战初期，当时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调动国民党军实施歼灭战，以打击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保持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这一战法，和第四次反“围剿”中首创的在苏区外围进行大兵团伏击的思路可谓一脉相承。中革军委期望：“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这一点，其实在红军将领中也有相当共识，林彪、聂荣臻在战役开始前夕建议：“敌人采用逐步延伸的办法，首先完成在永（丰）吉（水）间之封锁线，然后在移其兵力，进行永（丰）乐（安）封锁线……在此情况下，如我军仍在现地不动，则有使敌封锁线完成可能，故我们意见，应以我们的行动调动敌人，以寻求击敌机会，以破坏敌封锁计划，我们除以一部正面钳制外，余应到北线敌人之后方翼侧及间隙中活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红军相继展开硝石、浒湾等战役，并取得一定成果，硝石战役通过运动作战截断国民党军一部，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其“七十九师在硝石吃亏”，但这一作战方针遇到难题也很明显。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控制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时任红13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到：“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对在防御中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到：“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包含了这一时期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这一战术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1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又致电红军指挥员，强调红军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明确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较经常。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敌人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征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李德也谈到：“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沉着与坚决）指挥员的适当运用。”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红十三师在德胜关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遭受较大损失后，遭到军团首长的严厉批评，责其：“对贯彻军委关于极力保障物质基础和有生力量的指示万分不够，甚至是罪恶。”陈毅在总结龙冈战斗红军守备部队未及时撤出战斗时也强调：“在突击队失效，估计敌兵力强大不能固守，即应机断的给敌人以短促的突击，随即撤退。”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谈到：“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总结高虎脑战斗时指出：“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对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近年颇遭非议，被认为是靠近博古、李德等人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但应看到，林、聂早在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实施运动战的电文中就提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这一思路和其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基本精神其实是一致的。虽然，高级红军指挥层对短促突击战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短促突击尽管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其成绩仍是有限的。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0至三0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抓住其一部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林彪、聂荣臻当时就谈到：“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林彪的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抵御进行运动战的设想，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主客观条件都使之难成现实，因此，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的不容忽视的背景。其实，不应否认，当时中共军事指挥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应对方略。他们要求各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呆板机械的执行指示和命令，而应深刻了解其意旨，并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实际的情况，勇敢机断地专行起来。因此，必须经常地估计敌情、我军、地形和时间，当每一情况变移中，应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决心。”李德还特别提到：“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强调：“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独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广昌战役开始前夕，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指出：“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的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强烈主张采用更灵活、广泛的思路来应对新的战争。事实上，广昌战役初始阶段的战役思路和林的这一意见有相当的一致之处。三广昌外围的运动防御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基本区域后的第一个县城，距红色首都瑞金百余公里，为瑞金的重要屏障。随着国民党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该路军计划：“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总计出动兵力在11个师左右。在向广昌进攻同时，国民党军东路军在福建建宁、第六路军在江西龙冈同时发起攻击，迫使中共分兵应付。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余地已很有限。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的（得）胜仗，说红军是吃饭的，所有慰劳品，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红军没有与之抵抗，就说红军是吃饭的，更是说把红军吃，很（肯）把狗吃。”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中共制订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就谈到：“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国军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根据红军一贯的运动战原则，中革军委确定防御广昌的基本方针为：“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嵌制其他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嵌制和调动敌。”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则发表社论强调：“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所以，虽然在苏区这一纵深地区红军已经构筑了一些防御阵地，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希望通过短促突击的局部运动战，达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阻止国民党军深入苏区的目标。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4月初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将领发现：“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3日，国民党军进抵甘竹后，双方才展开较大规模争夺战，国民党军先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外围阵地，随后控制甘竹。参加战斗的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耿飚回忆：“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红军在与其对阵中，“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除了增加一批又一批伤亡之外，一无所获”。甘竹被占领后，国民党军离广昌已不足40里，兵锋直接威胁广昌，围绕着下一步如何动作，红军两个主力军团指挥官的看法有所出入。14日，根据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的判断，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朱德提出建议：“我军主力目前宜隐蔽于千善、石嘴以南诸地，而以一部伪装主力在现地诱敌，主力准备突击经河西前进之敌，和准备突击向大田市、溪口前进之敌。如周（浑元）纵队联合向南采取跃进时，我们更便于突击他。”16日，再次提出：“即令在敌人采取编成两个纵队同时架河而上的行动，我一三军团亦不应分开。”这一建议主张将主力大幅收缩至广昌城附近地区，待国民党军充分展开后，再待机出击歼敌。所以他们强调要将三军团主力南撤：“如三军团在现地不动，不仅不便于对付敌人自由河西前进的情况，对令地方队，对敌经河东活动南进时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敌的短距离内阻敌。”几乎与此同时，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则判断国民党军将由盱江东岸南进，主张红军主力应在甘竹以南的“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以充实的一营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敌两个纵队不易联系……以第六师自延福庵至大罗山钳制樊纵队，以四师三师一军团十三师为突击兵团在芙蓉塅、里峰地域决战”。两种建议，都主张在广昌外围进行有效防御，在具体作战方式、作战地域上则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彭、杨运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罗山山地地带与敌决战的设想，主要是考虑到山地作战对防御一方的优势，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山地作战虽对防御一方尤其像红军这样火力较差的防御者形成有利因素，但这一战地事实也在国民党军预料之中，难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而林、聂的设想应包含着更多的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争取主动思路。不过，彭、杨和中革军委也许可以辩解，根据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的一贯方针，他们“取逐步构成野战工事节节推进以求得火力掩护的可能极多……未完成前两翼暴露南进广昌的可能减少”，在此背景下，林、聂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也不排除落空的可能。当时国民党第三路军规定的推进计划就明确指出，如红军“保持相当之距离，不与我求决战时，则我仍筑碉前进”，并没有轻率求进的意思，而放弃大罗山山地这一有利红军防御作战的地带，广昌也将无险可守。两种建议一定程度上的扞格，凸显了当时态势下运动战运用面临的困难。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而红军也从广昌城附近调集红一、三军团主力向大罗山一带进发，准备在此捉住国民党军一部实施歼灭战。上午十时半国民党军第6师猛攻大罗山，下午一时占领大罗山阵地。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为此，红军集中六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集中于大罗山地区，左路为第13师、第6师，中路为第4师、第5师，右路为第1师、第2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待敌深入红军阵地后，突击并消灭敌人。当国民党军进占大罗山时，红军主力已在此一带集结，国民党军当时发现：“当我向大罗山攻击时，侦察天井围墓坑一带，似有伏匪”，而其第34团团长也报告：“匪大股（人数队号未详）在瑞雪（云）庵附近潜伏。”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确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18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但是，第6师师长周嵒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于下午3时半命令18旅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而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并请求炮兵火力支援时，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国民党军处处提防，不愿轻易深入，使红军待敌深入后再施突击的设想难以实现。不过，虽然由于国民党军的谨慎，其进攻部队间保持了良好的阵形并紧急构筑了野战工事，但国民党军第六师在大罗山地区的深入究竟给红军提供了实施包围并进行歼灭战的机会，而红一、三军团主力在此的集结显然也正是为着这一目标。当晚19时左右，完成集结的红军主力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6师发动猛烈反攻。红军在这一局部拥有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形成了实施歼灭战的条件。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但是，国民党军凭险顽抗，表现出较强的抵抗意志，据守大罗山的第6师18旅36团团长李芳在率部向红军反击时被炮火炸死，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接替指挥，阵脚依然不乱，红军始终未能攻克大罗山主阵地。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竭尽全力，仍未能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准备集结主力，下最大决心与敌六、七个师作较大的决战”。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79师235旅部队发动突击，“三面围攻，其势汹汹，大有‘请君入瓮’之概”。同时，红军一部绕向235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97师主力，无功而返。当夜，红军再向饶家堡一线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击，“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呐喊格斗，声震山谷，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中革军委对这场战役高度重视，朱德不断就前方状况发出电示，为不影响前方指挥员机断处置，又强调：“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21日凌晨4时，他还乐观指示：“饶家堡战斗得手后，应集中一、三军团炮兵与迫击炮作有组织之炮击。”但是，红军虽然在局部形成实施歼灭战的条件，但国民党军充分发挥其在第五次“围剿”以来对野战工事的熟练运用，“利用村沿、林沿构筑工事”顽强抵抗，并不失时机展开反击，使红军攻击每每功亏一篑。21日拂晓，红军在无法击退敌军后，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城一线，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尤其是大罗山一战，红军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在运动中抓住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一个师实施攻击，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充分体现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确实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这一状况的出现，除国民党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外，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此消彼长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早在广昌战役开始前夕，彭德怀就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近来发现提拔干部时红军战士不愿意当干部的，比以前的数字增加。”这和红军干部的大量伤亡及新战士的大量增加使红军本身素质下降不无关系。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就出现“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的状况。国民党方面战史也记载：“匪在日间，畏我飞机之轰炸，枪火之猛烈，为避免损害计，采取夜战。其攻击部署，以少数兵力，用于正面佯攻，以重兵力用于两翼，如冲锋两次不成，即行撤退，并在日间，预行选定进攻路线地区及目标，但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与此同时，由于庐山训练及军队整编等因素，国民党军战斗力却在逐渐增强。周恩来谈到：“蒋介石对于这些军官的训练，不能说是没有相当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查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的进步。”另外，如两次战斗显示的，国民党军一部虽可能暂时陷于红军优势兵力之中，但由于其部队之间间隔很近，声气相通，给红军实施歼灭战留下的空间和时间十分有限，而其自身心理上也有恃无恐。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红军造成了和前几次反“围剿”相似的获胜甚至形成歼灭战的条件却难以得手，对红军既定战略战术的实施贯彻带来了巨大阴影。当红军集中主力在盱江东岸对国民党军突出部队实施歼灭战时，国民党军利用盱江西岸红军仅有两个师番号（实际不到一个师）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的薄弱环节，在此迅速向前挺进，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兵锋直指广昌城，广昌危急。四广昌失守与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广昌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如何引导战役发展成为重中之重。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原文如此——引者注），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分散敌人，疲惫敌人，隔断敌人，瓦解敌人，这样来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董、朱部）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13师组成，在盱江东岸箝制敌人；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22师组成，在盱江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守卫广昌部队，由红14师等部组成，坚守广昌工事。这一部署意味着中革军委在屡战屡败后，心态已现失衡，准备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在广昌城外围进行毫无成算的大规模兵团作战。其实，中革军委这时对战役前途并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作舆论准备。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六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进犯广昌城，“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广昌城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颇适合于大军团之运用”。虽然红军事先作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损失惨重。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28日，朱德下令放弃广昌，红军全线后撤，广昌保卫战至此以红军失败而告终。广昌一战前后进行了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达到4000余人。其中，27日一日红军“伤亡总数在1500以上，三军团占十分之七”。广昌防御战，红军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惯例，最后阶段在缺少防御可能和价值的广昌城周围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决战，招致了重大损失。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当时就有过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就此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其实，关于广昌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争论还是彭德怀回忆中提到的他对李德的尖锐批评，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痛”，更被广为传诵。彭德怀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发展状况的描述是：“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已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令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以博古、朱德名义联名发出的这一报告，颇值玩味，它道出了争论另一方的看法，而以往这通常是被忽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完全相信这封报告。首先，报告所说国民党军进攻之前并未使用炮兵与空中轰炸，就事实本身言，应属可信。27日的广昌战斗，国民党军“乘天未全晓之际，开始攻击”，战斗开始后，双方战线很快形成犬牙交错状态，空中轰炸事实上难以措手。包括彭德怀在内许多回忆中提到的空中轰炸，应是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般状况作了误植。值得一提的是，自4月10日广昌外围战斗开始到28日广昌失陷，正是南方春雨连绵季节，19天内，阴雨天就占了15天。以广昌战役时国民党军的空中能力，这样的天候飞机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无论就整个广昌战役还是当天的广昌战斗言，国民党军的空中优势由于气候制约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当时空军刚刚使用于战场，炮兵的作用在中国也没有系统的发挥，李德观察到：“敌人少有系统的预先进行空军轰炸及炮兵的火力准备。其进攻一开始，就出动步兵（步步的火器及其突击队），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步兵；而飞机则不断的进行战场上的观察，以妨碍我们在战场上的机动，飞机轰炸也和炮兵一样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其步兵。”这一观察从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所编战史中侧面得到证实：“各师所有之迫击炮，多属旧式，瞄准机构不甚健全。对广大目标之射击，勉可使用，若以之摧毁碉堡，则耗弹多而命中公算少。”当然，博、朱联名的这份报告并不仅仅止于陈述上述事实，其潜台词应为通过对国民党军火力的抑低，以此为广昌战斗的决策辩解。应该指出，虽然在27日进攻之前，国民党军没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轰炸，但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在战斗中仍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国民党军战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为“火力旺盛”；27日当天红军一度“集结重兵力，向我猛烈反攻，我乃运用机炮火力压迫，匪始不支”。试图以国民党军没有大规模使用炮火和空军来掩盖双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会有充足的说服力。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四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五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经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当日在战场上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有失磊落。广昌城外围最后阶段展开的毫无把握的决战，确实反映出红军最高指挥层在灵活性上的欠缺，证明人们对其的一些指责不为无因。不过，该报告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到最后的防御战阶段，红军实际仍未把自己完全置于阵地防御的地位，而尚在战术上力图守中有攻，短促突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红军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问题所在。正由于此，彭德怀等后来在高虎脑通过顽强阵地防御取得胜利后谈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这一说法虽不一定契合当时问题的关键，但红军将领面对的问题、思考的方向还是可以见出的。应该说，彭德怀的上述总结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正是以广昌战役失败为标志，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明确指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如林彪在广昌战役后解释的：“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高虎脑等战斗即为阵地防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应注意到此时中共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是其重要考虑之一；另一方面，前面战役的屡屡失利使其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自五次围剿以来，匪军与我接战，大抵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或取积极攻击手段，但历次战果，均遭惨败，自广昌战役以后，匪不再专用其流寇战术，而采用堡垒战术（阵地战术），改攻为守。”他们的判断是：“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中共战略方针的变化，红军将领的意见也可侧面证明。林、聂等在广昌战役后谈到：“敌占建宁、广昌以后，战争已转到新的形势，因敌开始深入基本苏区，其每次前进的距离当更短”，“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在此形势下，林彪等虽一度仍强调运动防御，建议“不如完全拆去工事而用运动的防御方式”继续与敌人周旋，但后来也同意：“目前对敌在其堡垒火力的掩护推进筑垒手段，应采取以抗击方法迟滞其进展和以袭击之方法，求得消灭局部之敌人”；彭德怀、杨尚昆总结红军阵地防御战的典型——高虎脑战斗的经验时则强调：“自高虎脑防御战斗给了敌人重大摧击之后，谁都相信组织正确的运动防御是给敌人堡垒推进的有力回答，并也相信在目前的战争情况下，不只需要红军有极大运动力和突击力，而且也需要有坚强的防御力。”红军高级指挥员思路的变化不能简单解释为个人利益所致（如称林彪对“短促突击”的赞成为“投靠”李德），而应从前述反“围剿”的整体战略背景、发展进程中加以全面衡量。正由于此，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客观指出：“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而国民党方面在广昌战役后的观察：“匪已陷于避实不可，击虚不能之势”也不能完全认其为自诩之词。在第五次反“围剿”这样一个长达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宏大战场上，不在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中客观考量中共中央的作为，不从当时变化中的战争环境中去理解对垒双方的选择、较量，将难以对战争的来龙去脉得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评断。
一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1934年4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久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虽然有福建事变的影响，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长达半年之久的“清剿”，即使除去因事变耽搁的两个月，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那次“围剿”，从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到最终退出，也不过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提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军事方针：“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项英更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到：“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別多。”应该指出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避免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应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方面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到：“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就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的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而遭失败。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很难觅到战机，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其实，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解释红军挺出闽东南地区攻打漳州原因时就指出：“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更明确总结了苏区时期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可能变化：“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所以，他强调指出：“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宋希濂回忆，1934年9月顾祝同曾对他谈到：“共军所占地区有限，他们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都很缺乏。如我军不再失利，他们一定不能持久下去。委员长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范围愈大，我军兵力就愈难以对付。”双方的战略巨擘可谓相见略同。不过，对于中共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当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的思想时，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在当时形势下苏区内部的运动战由于游击性流动性的缩小，事实上已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不过，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否认当时中共中央还在力图贯彻运动战的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谈到：“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毕竟是当时条件下运动战的两种形式之一，而这一形式在当时的主要体现就是“短促突击”战术。二“短促突击”战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运用“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反“围剿”作战初期，当时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调动国民党军实施歼灭战，以打击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保持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这一战法，和第四次反“围剿”中首创的在苏区外围进行大兵团伏击的思路可谓一脉相承。中革军委期望：“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这一点，其实在红军将领中也有相当共识，林彪、聂荣臻在战役开始前夕建议：“敌人采用逐步延伸的办法，首先完成在永（丰）吉（水）间之封锁线，然后在移其兵力，进行永（丰）乐（安）封锁线……在此情况下，如我军仍在现地不动，则有使敌封锁线完成可能，故我们意见，应以我们的行动调动敌人，以寻求击敌机会，以破坏敌封锁计划，我们除以一部正面钳制外，余应到北线敌人之后方翼侧及间隙中活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红军相继展开硝石、浒湾等战役，并取得一定成果，硝石战役通过运动作战截断国民党军一部，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其“七十九师在硝石吃亏”，但这一作战方针遇到难题也很明显。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控制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时任红13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到：“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对在防御中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到：“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包含了这一时期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这一战术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1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又致电红军指挥员，强调红军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明确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较经常。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敌人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征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李德也谈到：“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沉着与坚决）指挥员的适当运用。”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红十三师在德胜关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遭受较大损失后，遭到军团首长的严厉批评，责其：“对贯彻军委关于极力保障物质基础和有生力量的指示万分不够，甚至是罪恶。”陈毅在总结龙冈战斗红军守备部队未及时撤出战斗时也强调：“在突击队失效，估计敌兵力强大不能固守，即应机断的给敌人以短促的突击，随即撤退。”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谈到：“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总结高虎脑战斗时指出：“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对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近年颇遭非议，被认为是靠近博古、李德等人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但应看到，林、聂早在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实施运动战的电文中就提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这一思路和其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基本精神其实是一致的。虽然，高级红军指挥层对短促突击战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短促突击尽管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其成绩仍是有限的。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0至三0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抓住其一部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林彪、聂荣臻当时就谈到：“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林彪的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抵御进行运动战的设想，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主客观条件都使之难成现实，因此，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的不容忽视的背景。其实，不应否认，当时中共军事指挥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应对方略。他们要求各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呆板机械的执行指示和命令，而应深刻了解其意旨，并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实际的情况，勇敢机断地专行起来。因此，必须经常地估计敌情、我军、地形和时间，当每一情况变移中，应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决心。”李德还特别提到：“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强调：“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独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广昌战役开始前夕，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指出：“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的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强烈主张采用更灵活、广泛的思路来应对新的战争。事实上，广昌战役初始阶段的战役思路和林的这一意见有相当的一致之处。三广昌外围的运动防御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基本区域后的第一个县城，距红色首都瑞金百余公里，为瑞金的重要屏障。随着国民党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该路军计划：“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总计出动兵力在11个师左右。在向广昌进攻同时，国民党军东路军在福建建宁、第六路军在江西龙冈同时发起攻击，迫使中共分兵应付。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余地已很有限。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的（得）胜仗，说红军是吃饭的，所有慰劳品，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红军没有与之抵抗，就说红军是吃饭的，更是说把红军吃，很（肯）把狗吃。”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中共制订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就谈到：“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国军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根据红军一贯的运动战原则，中革军委确定防御广昌的基本方针为：“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嵌制其他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嵌制和调动敌。”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则发表社论强调：“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所以，虽然在苏区这一纵深地区红军已经构筑了一些防御阵地，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希望通过短促突击的局部运动战，达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阻止国民党军深入苏区的目标。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4月初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将领发现：“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3日，国民党军进抵甘竹后，双方才展开较大规模争夺战，国民党军先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外围阵地，随后控制甘竹。参加战斗的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耿飚回忆：“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红军在与其对阵中，“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除了增加一批又一批伤亡之外，一无所获”。甘竹被占领后，国民党军离广昌已不足40里，兵锋直接威胁广昌，围绕着下一步如何动作，红军两个主力军团指挥官的看法有所出入。14日，根据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的判断，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朱德提出建议：“我军主力目前宜隐蔽于千善、石嘴以南诸地，而以一部伪装主力在现地诱敌，主力准备突击经河西前进之敌，和准备突击向大田市、溪口前进之敌。如周（浑元）纵队联合向南采取跃进时，我们更便于突击他。”16日，再次提出：“即令在敌人采取编成两个纵队同时架河而上的行动，我一三军团亦不应分开。”这一建议主张将主力大幅收缩至广昌城附近地区，待国民党军充分展开后，再待机出击歼敌。所以他们强调要将三军团主力南撤：“如三军团在现地不动，不仅不便于对付敌人自由河西前进的情况，对令地方队，对敌经河东活动南进时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敌的短距离内阻敌。”几乎与此同时，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则判断国民党军将由盱江东岸南进，主张红军主力应在甘竹以南的“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以充实的一营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敌两个纵队不易联系……以第六师自延福庵至大罗山钳制樊纵队，以四师三师一军团十三师为突击兵团在芙蓉塅、里峰地域决战”。两种建议，都主张在广昌外围进行有效防御，在具体作战方式、作战地域上则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彭、杨运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罗山山地地带与敌决战的设想，主要是考虑到山地作战对防御一方的优势，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山地作战虽对防御一方尤其像红军这样火力较差的防御者形成有利因素，但这一战地事实也在国民党军预料之中，难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而林、聂的设想应包含着更多的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争取主动思路。不过，彭、杨和中革军委也许可以辩解，根据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的一贯方针，他们“取逐步构成野战工事节节推进以求得火力掩护的可能极多……未完成前两翼暴露南进广昌的可能减少”，在此背景下，林、聂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也不排除落空的可能。当时国民党第三路军规定的推进计划就明确指出，如红军“保持相当之距离，不与我求决战时，则我仍筑碉前进”，并没有轻率求进的意思，而放弃大罗山山地这一有利红军防御作战的地带，广昌也将无险可守。两种建议一定程度上的扞格，凸显了当时态势下运动战运用面临的困难。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而红军也从广昌城附近调集红一、三军团主力向大罗山一带进发，准备在此捉住国民党军一部实施歼灭战。上午十时半国民党军第6师猛攻大罗山，下午一时占领大罗山阵地。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为此，红军集中六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集中于大罗山地区，左路为第13师、第6师，中路为第4师、第5师，右路为第1师、第2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待敌深入红军阵地后，突击并消灭敌人。当国民党军进占大罗山时，红军主力已在此一带集结，国民党军当时发现：“当我向大罗山攻击时，侦察天井围墓坑一带，似有伏匪”，而其第34团团长也报告：“匪大股（人数队号未详）在瑞雪（云）庵附近潜伏。”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确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18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但是，第6师师长周嵒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于下午3时半命令18旅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而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并请求炮兵火力支援时，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国民党军处处提防，不愿轻易深入，使红军待敌深入后再施突击的设想难以实现。不过，虽然由于国民党军的谨慎，其进攻部队间保持了良好的阵形并紧急构筑了野战工事，但国民党军第六师在大罗山地区的深入究竟给红军提供了实施包围并进行歼灭战的机会，而红一、三军团主力在此的集结显然也正是为着这一目标。当晚19时左右，完成集结的红军主力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6师发动猛烈反攻。红军在这一局部拥有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形成了实施歼灭战的条件。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但是，国民党军凭险顽抗，表现出较强的抵抗意志，据守大罗山的第6师18旅36团团长李芳在率部向红军反击时被炮火炸死，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接替指挥，阵脚依然不乱，红军始终未能攻克大罗山主阵地。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竭尽全力，仍未能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准备集结主力，下最大决心与敌六、七个师作较大的决战”。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79师235旅部队发动突击，“三面围攻，其势汹汹，大有‘请君入瓮’之概”。同时，红军一部绕向235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97师主力，无功而返。当夜，红军再向饶家堡一线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击，“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呐喊格斗，声震山谷，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中革军委对这场战役高度重视，朱德不断就前方状况发出电示，为不影响前方指挥员机断处置，又强调：“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21日凌晨4时，他还乐观指示：“饶家堡战斗得手后，应集中一、三军团炮兵与迫击炮作有组织之炮击。”但是，红军虽然在局部形成实施歼灭战的条件，但国民党军充分发挥其在第五次“围剿”以来对野战工事的熟练运用，“利用村沿、林沿构筑工事”顽强抵抗，并不失时机展开反击，使红军攻击每每功亏一篑。21日拂晓，红军在无法击退敌军后，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城一线，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尤其是大罗山一战，红军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在运动中抓住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一个师实施攻击，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充分体现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确实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这一状况的出现，除国民党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外，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此消彼长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早在广昌战役开始前夕，彭德怀就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近来发现提拔干部时红军战士不愿意当干部的，比以前的数字增加。”这和红军干部的大量伤亡及新战士的大量增加使红军本身素质下降不无关系。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就出现“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的状况。国民党方面战史也记载：“匪在日间，畏我飞机之轰炸，枪火之猛烈，为避免损害计，采取夜战。其攻击部署，以少数兵力，用于正面佯攻，以重兵力用于两翼，如冲锋两次不成，即行撤退，并在日间，预行选定进攻路线地区及目标，但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与此同时，由于庐山训练及军队整编等因素，国民党军战斗力却在逐渐增强。周恩来谈到：“蒋介石对于这些军官的训练，不能说是没有相当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查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的进步。”另外，如两次战斗显示的，国民党军一部虽可能暂时陷于红军优势兵力之中，但由于其部队之间间隔很近，声气相通，给红军实施歼灭战留下的空间和时间十分有限，而其自身心理上也有恃无恐。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红军造成了和前几次反“围剿”相似的获胜甚至形成歼灭战的条件却难以得手，对红军既定战略战术的实施贯彻带来了巨大阴影。当红军集中主力在盱江东岸对国民党军突出部队实施歼灭战时，国民党军利用盱江西岸红军仅有两个师番号（实际不到一个师）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的薄弱环节，在此迅速向前挺进，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兵锋直指广昌城，广昌危急。四广昌失守与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广昌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如何引导战役发展成为重中之重。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原文如此——引者注），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分散敌人，疲惫敌人，隔断敌人，瓦解敌人，这样来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董、朱部）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13师组成，在盱江东岸箝制敌人；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22师组成，在盱江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守卫广昌部队，由红14师等部组成，坚守广昌工事。这一部署意味着中革军委在屡战屡败后，心态已现失衡，准备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在广昌城外围进行毫无成算的大规模兵团作战。其实，中革军委这时对战役前途并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作舆论准备。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六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进犯广昌城，“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广昌城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颇适合于大军团之运用”。虽然红军事先作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损失惨重。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28日，朱德下令放弃广昌，红军全线后撤，广昌保卫战至此以红军失败而告终。广昌一战前后进行了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达到4000余人。其中，27日一日红军“伤亡总数在1500以上，三军团占十分之七”。广昌防御战，红军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惯例，最后阶段在缺少防御可能和价值的广昌城周围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决战，招致了重大损失。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当时就有过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就此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其实，关于广昌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争论还是彭德怀回忆中提到的他对李德的尖锐批评，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痛”，更被广为传诵。彭德怀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发展状况的描述是：“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已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令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以博古、朱德名义联名发出的这一报告，颇值玩味，它道出了争论另一方的看法，而以往这通常是被忽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完全相信这封报告。首先，报告所说国民党军进攻之前并未使用炮兵与空中轰炸，就事实本身言，应属可信。27日的广昌战斗，国民党军“乘天未全晓之际，开始攻击”，战斗开始后，双方战线很快形成犬牙交错状态，空中轰炸事实上难以措手。包括彭德怀在内许多回忆中提到的空中轰炸，应是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般状况作了误植。值得一提的是，自4月10日广昌外围战斗开始到28日广昌失陷，正是南方春雨连绵季节，19天内，阴雨天就占了15天。以广昌战役时国民党军的空中能力，这样的天候飞机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无论就整个广昌战役还是当天的广昌战斗言，国民党军的空中优势由于气候制约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当时空军刚刚使用于战场，炮兵的作用在中国也没有系统的发挥，李德观察到：“敌人少有系统的预先进行空军轰炸及炮兵的火力准备。其进攻一开始，就出动步兵（步步的火器及其突击队），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步兵；而飞机则不断的进行战场上的观察，以妨碍我们在战场上的机动，飞机轰炸也和炮兵一样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其步兵。”这一观察从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所编战史中侧面得到证实：“各师所有之迫击炮，多属旧式，瞄准机构不甚健全。对广大目标之射击，勉可使用，若以之摧毁碉堡，则耗弹多而命中公算少。”当然，博、朱联名的这份报告并不仅仅止于陈述上述事实，其潜台词应为通过对国民党军火力的抑低，以此为广昌战斗的决策辩解。应该指出，虽然在27日进攻之前，国民党军没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轰炸，但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在战斗中仍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国民党军战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为“火力旺盛”；27日当天红军一度“集结重兵力，向我猛烈反攻，我乃运用机炮火力压迫，匪始不支”。试图以国民党军没有大规模使用炮火和空军来掩盖双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会有充足的说服力。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四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五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经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当日在战场上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有失磊落。广昌城外围最后阶段展开的毫无把握的决战，确实反映出红军最高指挥层在灵活性上的欠缺，证明人们对其的一些指责不为无因。不过，该报告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到最后的防御战阶段，红军实际仍未把自己完全置于阵地防御的地位，而尚在战术上力图守中有攻，短促突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红军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问题所在。正由于此，彭德怀等后来在高虎脑通过顽强阵地防御取得胜利后谈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这一说法虽不一定契合当时问题的关键，但红军将领面对的问题、思考的方向还是可以见出的。应该说，彭德怀的上述总结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正是以广昌战役失败为标志，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明确指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如林彪在广昌战役后解释的：“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高虎脑等战斗即为阵地防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应注意到此时中共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是其重要考虑之一；另一方面，前面战役的屡屡失利使其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自五次围剿以来，匪军与我接战，大抵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或取积极攻击手段，但历次战果，均遭惨败，自广昌战役以后，匪不再专用其流寇战术，而采用堡垒战术（阵地战术），改攻为守。”他们的判断是：“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中共战略方针的变化，红军将领的意见也可侧面证明。林、聂等在广昌战役后谈到：“敌占建宁、广昌以后，战争已转到新的形势，因敌开始深入基本苏区，其每次前进的距离当更短”，“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在此形势下，林彪等虽一度仍强调运动防御，建议“不如完全拆去工事而用运动的防御方式”继续与敌人周旋，但后来也同意：“目前对敌在其堡垒火力的掩护推进筑垒手段，应采取以抗击方法迟滞其进展和以袭击之方法，求得消灭局部之敌人”；彭德怀、杨尚昆总结红军阵地防御战的典型——高虎脑战斗的经验时则强调：“自高虎脑防御战斗给了敌人重大摧击之后，谁都相信组织正确的运动防御是给敌人堡垒推进的有力回答，并也相信在目前的战争情况下，不只需要红军有极大运动力和突击力，而且也需要有坚强的防御力。”红军高级指挥员思路的变化不能简单解释为个人利益所致（如称林彪对“短促突击”的赞成为“投靠”李德），而应从前述反“围剿”的整体战略背景、发展进程中加以全面衡量。正由于此，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客观指出：“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而国民党方面在广昌战役后的观察：“匪已陷于避实不可，击虚不能之势”也不能完全认其为自诩之词。在第五次反“围剿”这样一个长达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宏大战场上，不在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中客观考量中共中央的作为，不从当时变化中的战争环境中去理解对垒双方的选择、较量，将难以对战争的来龙去脉得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评断。
很抱歉，我保存的资料从来不分段;funk ;funk
同意千里的分析。
第五次反围剿，从军事上来说，如果战略战术正确，还是很有的打的。第一，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以及能够动员的辅助作战力量（赤卫队等）已经不下10万，处于鼎盛时期；其二，当时中共掌握着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单向透明军事情报优势。
蒋介石的50万人实行铁桶包围，兵力相对分散，在山地作战中，尤其难以形成连续绵密的战线，所以只要红军不是一味硬拼（当时之所以去硬拼阵地战，也说明具备了一点点实力），而是能够作到足够的机动灵活，在局部形成对蒋军的战术优势是完全可能的，通过逐个击破、瓦解士气的方法，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五次反围剿，从军事上来说，如果战略战术正确，还是很有的打的。第一，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以及能够动员的辅助作战力量（赤卫队等）已经不下10万，处于鼎盛时期；其二，当时中共掌握着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单向透明军事情报优势。
蒋介石的50万人实行铁桶包围，兵力相对分散，在山地作战中，尤其难以形成连续绵密的战线，所以只要红军不是一味硬拼（当时之所以去硬拼阵地战，也说明具备了一点点实力），而是能够作到足够的机动灵活，在局部形成对蒋军的战术优势是完全可能的，通过逐个击破、瓦解士气的方法，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是没有可能。
看的好辛苦。;funk
大秦啊，你是给资料还是整人啊: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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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关键是时间吧.日本人没有给蒋时间.如果时间足的话毛也没办法.,毛不神,36年前后毛在延安就吃不消了.南方更不用说,这里本来KMT的根就比较深.
"其二，当时中共掌握着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单向透明军事情报优势。"
这一条不存在吧.
这一条不存在吧.
49年蒋输在1)经济不行了.2)情报不行.3)中共也有外援.4)国军FB了
前3点34年的GCD都没有,后一点也远没有49年利害.
战略上GCD没有胜的机会.
前3点34年的GCD都没有,后一点也远没有49年利害.
战略上GCD没有胜的机会.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毛是怎么上台的！
第五次反围剿一定失败，没有悬念，如果当时还是毛指挥，战争失败后，那些书生中央难道还会让毛呆在军队吗？
第五次反围剿一定失败，没有悬念，如果当时还是毛指挥，战争失败后，那些书生中央难道还会让毛呆在军队吗？
比起“国军”的外援，土鳖在正式建国之前那点外援够塞牙缝吗？
原帖由 lzcys 于 2007-10-29 20:21 发表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毛是怎么上台的！
第五次反围剿一定失败，没有悬念，如果当时还是毛指挥，战争失败后，那些书生中央难道还会让毛呆在军队吗？
一定失败——合着白讨论了。
我也有一个假设：若当初红军没有把张辉瓒斩首，或者即使斩首了也没有把他的头挂在筏子上“寄”给老蒋……还会有以后的四次围剿吗？
原帖由 文死谏 于 2007-10-29 21:59 发表
我也有一个假设：若当初红军没有把张辉瓒斩首，或者即使斩首了也没有把他的头挂在筏子上“寄”给老蒋……还会有以后的四次围剿吗？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在张辉瓒之前双方都没怎么杀人似的......
会有第六次、第七次，TG的道路会越来越艰难，前途也越来越光明，直到日本人打来，或者蒋再也吃不下这个骨头
真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话,抗日时红军就不止三个师,也许是十个师.
第五次“围剿”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办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当时国民政府利用碉堡，层层推进，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辅助其他政治措施，根据一些重要将领的回忆，红军缺乏有力的重武器，根本奈何不了，当时就是毛指挥，结果也无二！有的人说跳出内线，来外线打游击，当时国民党来个坚壁清野，外线军队前途也堪忧。有人说是当时军委政策和指挥有问题，但当时的根据地全部崩溃，这说明什么问题？其他根据地也是李德指挥？
当时国民政府利用碉堡，层层推进，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辅助其他政治措施，根据一些重要将领的回忆，红军缺乏有力的重武器，根本奈何不了，当时就是毛指挥，结果也无二！有的人说跳出内线，来外线打游击，当时国民党来个坚壁清野，外线军队前途也堪忧。有人说是当时军委政策和指挥有问题，但当时的根据地全部崩溃，这说明什么问题？其他根据地也是李德指挥？
"但当时的根据地全部崩溃，这说明什么问题？其他根据地也是李德指挥？"
是吗?川陕也崩溃了？陕北也崩溃了？25军也崩溃了？
另外，军事上不是李德指挥，但杀人大同小异，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洪湖，好人都杀光了，不完都怪了。
是吗?川陕也崩溃了？陕北也崩溃了？25军也崩溃了？
另外，军事上不是李德指挥，但杀人大同小异，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洪湖，好人都杀光了，不完都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