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二

从形式上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总的来说，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很多方面甚至接近于无知的程度，这与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与了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人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从华盛顿到林肯、从迪斯尼到可口可乐的诸多名人名物都是比较熟知的，在今天中小学的课本上，美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也占有相当的篇幅。整体上看，中国人对美国文化，虽然并不崇拜，但却有几分欣赏和羡慕，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对学习和借鉴美国文化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乏深刻的见解和理性的思考。与此相反，美国人对中国却所知甚少，从早期的乔治﹒华盛顿将中国人说成“不管外表如何滑稽可笑，他们终究是白种人”，到最近一些美国舆论大谈“中国威胁”，将中国人描绘成青面獠牙、侵略成性的妖魔并使一些公众轻信和接受，都是明显的例证。“在一般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与了解这一层次上，用寓意深刻的‘瞎子摸象’这一古印度寓言来形容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也许是一个最浅近最生动并且又最符合实际状况的譬喻”。⑵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军人和外交官对中国形象所作的不同侧面、五花八门的描绘，构成了中国的图景。这些图景，往往是模糊的扑朔迷离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常带有构造者与接受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所产生的主观臆测和想象。美国人尤其是普通公众一方面对中国认识不足、了解肤浅，另一方面又满足于对中国表面现象的关注，缺乏“深入了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此，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和认识便具有了某种不对称性，与这种不对称性相联系的，是中美两国及人民在对对方的定位及评价上的不平等性。长时期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立足于中国的贫穷、落后和愚昧，因而在社会心理和外交政策上或者表现为一种机不可失的掠夺倾向，或者表现为一种对没落帝国的同情与怜悯。对中国“恩赐式”的支持和援助被看作是在上帝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正义事业，中国人必然会也必须要为此向美国感恩戴德。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落后的农耕文明，美国现代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冲撞和交汇的时候，美国式的“同情和援助”中必定带有很多渗透的、欺辱的甚至侵略的内容，这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势必要受到拒绝和抵制。这时，美国又会怨愤中国人的“冥顽不化”和“不识抬举”。中美两国在文化互识上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性，乃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所具有的第一个形式上的特征。

其次，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态度和看法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连贯性。也就是说，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和形象如同万花筒一样多变，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所具有的第二个形式特征。费正清在对美国公众强调要认真思考中国形象时曾指出：“形象问题是一个十分变换不定的主题”。1958年，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萨克斯将美国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分为下列阶段：一、尊敬时期（18世纪）；二、轻视时期（1840—1905）；三、乐善好施时期（1905—1937）；四、赞赏时期（1937—1944）；五、清醒时期（1944—1949）；六、敌对时期（1949年以后）。20年以后，美国学者就形象变化问题提出了略为不同的分期意见：一、尊重时期（1784—1841）；二、轻视时期（1841—1900）；三、恩顾时期（1900——1950）；四、恐怖时期（1950——1971）；五、尊敬时期（1971年以后）。⑶这些粗线条的阶段分期不可能径渭分明，且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也经常互相渗透影响，但这些分期还是大致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情绪和看法，反映了中国形象的确是变换不定和大起大落的。

美国对中国看法的历史演迁，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美交往的增多而日益影响到美国的对华外交决策。美国立国之初的领袖们由于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将中国看成是人杰地灵的“文明礼仪之邦”，杰弗逊还把中国孤立超然于世界纷争之外（其实是闭关锁国）作为美国的楷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提出并一再强调的“门户开放”政策，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远东力量均势以确保美国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未来的憧憬与期望：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国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并追随美国的领导。⑷在“门户开放”的年代里，美国作出了某些外交努力以保存中国残缺不全的领土主权完整，但并未放弃她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非互惠利益。更需注意的是，美国并没有为捍卫她的理想主义，捍卫她对中国的“同情与友谊”采取过必要的手段，从国务卿海约翰的通告开始，到西奥多﹒罗斯福极力保持满洲中立，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所作的辩论，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还有国务卿赫尔不计其数的声明、照会和备忘录，莫不如此。美国口头标榜的理想原则与她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表明美国并不愿为中国牺牲什么，美国的友谊不过是来源于历史的一些好感及一些无济于事的道义支持而已。隐藏在这一政策背后的是对中国的基本判定：中国并不重要，美国不值得为中国打一场战争以捍卫或推进美国的利益。比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极端轻蔑，他认定中国是一个“军事软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民族”，在世界权力结构中无足轻重，因此，他放弃了与中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机会，使日本得以坐大，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

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看法和态度上的不确定性与不连贯性，事实上是由第一个形式特征，即美国人对中国认识和了解的主观化倾向、浪漫化倾向及肤浅性所派生出来的。这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国情因素的洞察不力和考虑不周。正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知识和理性的、深刻的分析，所以才会有浮躁的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历史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注意力往往受到突发事件和偶然因素的影响，缺乏固定性和持久性。本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美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其原因是当时美国公众同情中国的抗战，关注中国的各种情况，这两部著作使中国具体化和形象化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发生突变。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莫斯科的工具”，而且是“好斗的公鸡”，中国成了“侵略”、“黄祸”与“恐怖”的发源地。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反对越战情绪高涨，以及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一些美国人又著书撰文来研究和介绍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有很多对文革的溢美和颂扬之辞。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中美之间的官方来往和民间交流都大大增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比以往多了些现实和理性成分，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不确定性和不连贯性的思维定势。如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指责和批评都是不切实际或者是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不考虑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一味感情用事地抨击为专制和独裁，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与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互动影响，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邓小平从《时代》周刊的以推动“和平与发展”而闻名世界的封面人物一下子变成十恶不赦的刽子手，这本身是缺乏历史深邃眼光的表现。

最后，对中国的了解、看法和评价在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与层次上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这便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在形式上的第三个特征：不一致性和不兼容性。突出表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评估在总统、军方、国会、公众舆论几方面常常难以合拍，有时甚至爆发激烈争吵。争吵和分歧的原因是各职能部门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报来源”及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与观念来设计政策方案。⑸比如在罗斯福的任期之内，在“将中国置于与日本的战事之内”的大战略中，就有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之令，有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部分外交官与赫尔利之争；在杜鲁门的任期之内，在“战后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强大、亲美的中国”的总前提下，就有“援蒋”还是“弃蒋”的分歧，“溶共”还是“反共”的争执，面对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则有“默认”、“遏制”、“观望”等等辩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随丢掉了中国”的一片指责声中，国务院远东司及驻重庆大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遭到了清洗（从检讨、调岗、撤职到诉讼不等），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局势、中国共产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直至今日，美国白宫与国会之间仍经常为对华政策进行辩论和争斗。总的来说，总统与国务院偏重于实利，更多地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和决定政策，国会里一批保守主义议员则特别看重和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对“民主”、“人权”之内的大旗情有独钟。

三

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读解尽管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不一致性等特点，但在具体内容上仍然有一些规律可以归纳和把握。当然，要把所有的文化误读论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选取那些对中美关系有重大影响的方面进行探讨。

1、倾向于低估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运动能力。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忽略中国人对外国侵略势力的警惕，无视中国人对民族权益、民族尊严的看重和坚决维护。象美苏在雅尔塔协定中出卖中国利益，麦克阿瑟不顾中国一再警告而狂妄自大地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甚至到了90年代也敢如此）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引起了对美国的恶感，刺激了民族主义者的神经。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政治明星，大多是民族主义者，不管他们宣称的是何种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其信仰的出发点其实都是民族主义，即寻求某种方案某条道路来拯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国，他们用以号召和动员人民的旗帜，往往把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写在其上。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是死对头，但在维护民族利益这一点上却具有某种共同性。蒋拒绝了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要求，毛拒绝了苏联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和电台的建议；台湾和西藏的归属问题，虽然在“属于共产党还是属于国民党”上面有原则分歧，但两人对维护中国统一都不含糊；蒋介石在40年代收回了中国的部分主权，对雅尔塔密谋中那些明显不利于中国的条款反应强烈，在与美国谈判时也并非一味“丧权辱国”，毛泽东当然就更彻底，向世界公开地、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外交政策上果断“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自主姿态。中国文化是一种不服输的文化，不服输既有义和团以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激进或极端方式，也有洋务自强、维新变法、改革开放这样的灵活应变的理性方式。外部施压往往激起不服输的情绪，而且压力越大，越容易走上极端或激进主义的道路以抗拒压力，从而与施压者的初衷（从根本上说无非是谋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美国从冷战开始一直想着把中国往自由主义的政治方向上引，事实证明，遏制和封锁只会激起更大的反美反“资”情绪，搞建设性的经济、文化交流比政治、军事施压强，对双方都有利。

在1949年决定中国走向的重大历史关头，美国曾想不再干预和介入中国内政，并一度考虑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但是，华盛顿的决策者并不把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支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强大政治力量来平等地对话，他们仍想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继续享用那些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既得利益。他们不切实际地要求尚处于严酷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具备“履行国际义务”的愿望和能力，同时却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和愚蠢的不合作、不接触政策，如将大使馆从南京迁到台北，反对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席位，中止对大陆的经济援助，限制对中国的战略物资出口，等等。⑹司徒雷登被邀进京本来是中共高层发出的一个友好的信号，但被胆小多疑的杜鲁门政府给拒绝了，这就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让那些比较温和和现实的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大失脸面，而使那些主张强硬者（尤其是军方领导人）愈加愤怒。考虑到“国际法、国际义务”之类的东西从来没有约束过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从来没有保护过中国人的权利和尊严，刚刚翻身的中国人民在带着一种兴奋和激越的情绪重新审视和对待这个世界时间或有一些过火行为，这是可以体谅的。发泄憋了一百多年的怒火不可能总是那么温良和有序，何况，所谓的“过火”无非也就是拘押、驱逐一些外国人和没收其财产，这与一百年来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岂可相提并论！必须看到，新入城的中共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来说服和劝阻那些过激的群众，但一来人手不够经验不足，二来新政权不可能冒与群众对抗、丧失群众支持和信任的风险去“竭力讨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既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理念相悖，也不利于现实政治的合法化和社会化进程。美国人对这些复杂的社会心理和中共的微妙处境却不予体察，认为又是一场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因而采取孤立和敌视政策。当然，中共和中国政府在“承认”以及其它对外关系问题上也有某些策略失误和政策失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新政权的敌视，⑺为此需要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但造成中美交恶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个自认领导世界的帝国不能容忍一个它企图改造和控制的民族的独立新生。本来，对于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权力中心的现有国际社会，处于受欺侮和后发展境地的中国从晚清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冲突和斗争的选择可能：一是用反叛和革命的方式脱离既有国际社会并与之对峙，二是用改良自己和外交谈判的方式平等地、互利地加入该国际社会。⑻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的情绪和信念偏向于前一种选择，但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又很希望得到国际社会而主要是西方大国的承认、尊重和帮助，到底选择什么，与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关系。历史表明，压力和敌视往往促使中国的民族精英们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

其二，高看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认为共产党中国不过是苏联的附庸，没有充分地估计到中苏两国在地缘政治和领土边界问题上的潜在冲突，没有看到中共对苏联扩张主义与霸权主义一直怀有的警惕和不满。60年代中苏交恶，表面上是由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论战引发的，实际上则含有旧的历史积怨和新的民族冲突的因素，一个企图发号施令、控制一切的“老子党”、“新沙俄”与一个渴盼独立主权、决意自主发展的新中国之间势必要走到这一步的，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就说过：“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⑼中共对苏联的忧虑和不满虽然一直憋到50年代末才公开爆发，但在40年代也有所体现。这一点虽然被一些敏锐的美国人注意到了，但并没有成为美国社会公众的普遍看法，更没有成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8月著名的《对华白皮书》中说：“这个共产主义政权不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而是为苏俄的利益服务的。”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苏联指挥或供应了中国共产党人，反而有事实表明中苏实际上存在分歧，但是美国人宁愿相信艾奇逊“大胆”的连艾奇逊本人内心都疑惑的假设，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看法。⑽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频繁暗示美国人：中共宁愿保持它和莫斯科的距离；但如果华盛顿继续支持蒋，他们将被迫更公开地站在斯大林一边。对此，美国领导人不仅拒绝采取支持他们的方针，而且自1949年之后还坚持声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克里姆林宫的仆人。⑾美国政府把中共与苏联绑在一起同等对待，反而逼使中共在建国初“一边倒”；朝战中美军仁川登陆后即对北朝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恐共”、“仇共”、“吓共”的心态和过分的狂傲自信使他们无视新中国的安全要求，不顾中共的一再警告而北犯中朝边境，迫使中国出兵介入，这一下就彻底地把中国推向了苏联集团一边，使中美敌对二十余年。诸多研究表明，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不是因为中苏联合而造成了中美对抗，恰恰是中美对抗导致了中苏结盟”。⑿美国在决定对华政策时，往往把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置于前面，而较少考虑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权益的正当要求，这可说是40年代后期（乃至于今天）许多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失去信心和好感的重要原因。

2、倾向于低估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宽容精神与和平取向。中国是一个受儒家伦理深刻影响的国家，而儒学说到底是一个“仁”字，“仁”的核心，无非是要爱人，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仁”在中国国内政治中并不是贯彻得很好，所谓“儒表法里”，“王霸杂之”。但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确实一向如谦谦君子。就历史来看，在18世纪以前，由于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形成所谓华夷等级秩序和华夷观念，中国人往往怀有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与自我优越感，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有坚强的自信力和执著的热爱，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中国人的“拯救世界”和对外扩张冲动。事实上，重陆轻海的农耕文明形态以及讲究人伦纲常的文化习俗，使传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内倾型和封闭型国家，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通过武力征服来攫取政治、经济利益，强制推广某种价值观念的思想和政策传统。中国是一个有民族凝聚力的国家，虽然，这种“民族主义”有时或许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但是，它从来不想去控制、奴役和改造别人。到了近代中国衰落以后，这种“民族主义”更集中地体现在“不容许外国欺凌和压迫”上，显然，这是一种“自卫的”、“防守的”民族主义而非“进攻的”、“扩张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不同，日本经过改造的儒学，去“仁”奉“忠”，变“人道主义”、“和谐主义”为“极端民族主义”，强调为了国家和天皇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也因此而被赋予了“正义性”和“道德感”，还美其名曰“圣战”。从外交思维传统上讲，中国与日本是截然不同的，日本重实利，喜扩张，中国则是“恩泽四方，以文明带后进，凭道德感夷狄，自大威严中不乏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适度宽容，所以进取心和攻击性皆不如日本”。⒀

中国的“君子外交”、“道义外交”传统使它在古代世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虽然华夷秩序带有不平等的性质，但四方小国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巨大成就而自愿地、诚心地朝贡称臣的，中国很少借助强大的国力去征讨。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各种各样的改良和革命运动，虽然道路分歧，纲领迥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基于“民族主义”的目标：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此，就必须先把殖民者和侵略者赶出去，赢得统一和独立后才谈得上与各国的平等友好往来，才可能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学习先进工业国的制度、技术和管理经验，西方国家某些人为了攻击共产主义革命而连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一块否定掉，显然是违背历史逻辑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在万隆会议上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由于形势使然，中国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却未关上与西方对话和谈判的大门。相反，某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总对“共产党中国”疑忌重重，认为中国是“侵略好斗的公鸡”。朝战与越战中国的介入，明明是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和潜在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但在美国看来却是中国损害了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危害了其国家安全。历史很清楚，正是美国官员和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中爱和平重友谊传统的误读和不敬，一再地给中美关系带来曲折和麻烦。

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以和平共处的原则，求同存异的态度，互助互利的精神，在国际上交了大量朋友，包括很多西方国家以及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当然，文革中，中国外交有不少失误和败笔，诸如，群众火烧英国代办处，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在所在国“闹革命”等等。但总的来说，这些只是那个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所发出的不和谐的杂音而已，并未成为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主流。待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外交工作也很快恢复了正轨。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这就排除了冷战下的意识形态色彩，把准了世界潮流的脉搏和世界的人心所向。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一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应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搅在一起，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大大改善和发展了和平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二是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主张平等外交，反对滥用和威胁使用武力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把南沙群岛和钓鱼岛两个问题巧妙地挂起来，留待“更有智慧”的后人解决。三是不影响和插手别国的内部事务，同时也不容许别人干涉中国内政。四是认为各国应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制度和道路，不要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邓小平不想“输出”社会主义，即便是被中国改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曾建议来访的非洲朋友，不要仓促搞社会主义；⒁在苏东动荡的关头，他告诫第三代领导，不要当头，不要搞什么中心，埋头干自己的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有意去掀起“国际共运”、“世界革命”之类的高潮，而要集中精力去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但是，美国从未读懂中国文化深处的和平外交、道义外交传统。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经常随着局势的变化，随着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的变化而来回摇摆。30、40年代中国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中国人民在美国人的眼里是一个爱好和平的、顽强抗争而坚韧不拔的民族。到了50、60年代，中国人似乎又都侵略成性、面目可怖。在70、80年代，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和对付苏联的时候，尽管他们“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基辛格语），但是，中国人总比“北极熊”可爱和坦率，讲究信誉，容易打交道。待到苏联解体，中国国势蒸蒸日上，美国社会中的一些人又开始变脸，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遏制中国，似乎中国已经成了美国社会和美国制度的头号大敌。仔细思考这一现象，联系历史上美国的有关表现，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每当中国贫弱不堪的时候，美国的确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和强大起来，这既符合美国利益，同时也符合美国的价值理想以及对中国那种微妙的历史感情（罗斯福总统竭力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与他从小就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的好感不无关系）。⒂但是，中国的“强大”最好是和美国联系在一起，最好是受美国扶持或指挥的。一旦中国用与美国不同的思想和制度“独立”，或者真正强大到接近美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就会感到别扭和不安，就会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即便没有任何证据），一些人就要想捣点什么乱子，制造点什么麻烦。美国学者迈克尔﹒谢勒曾经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到：“中国吸引美国已有两百年之久。尽管它是个遥远的世界，可是历代美国人均认为他们极了解中国人，或把他们当作朋友，或当作凶恶的敌人。……1949年以前，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中国，是一个任人宰割、榨取或令人怜悯的没落帝国。自从共产党的革命为中国重新赢得了独立和权力之后，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又成了不可饶恕的敌人。”⒃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到今天还存在于美国社会：中国不能太弱，四分五裂、任人欺凌对美国并非有利，但中国也不能很强大，尤其是在没有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时候。

四

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误读，归根结底源于美国立国以来逐渐形成的两个思想传统：

第一，美国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建国不到二百年，就从一个荒凉的殖民地崛起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照美国人的看法，也最自由、最民主）。这就赋予了美国一种高度的自我中心、惟我独尊意识，经常以世界的“领袖”和“霸主”自居。美国人不屑于也不愿花费时间去深入了解别的社会和别的文化，而常常凭着粗略的印象和偶尔的好奇去评判“外面的世界”，这就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前文说过《大地》和《西行漫记》一度在美国引起轰动，似乎美国社会对中国很有兴趣，很是关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或主要是）靠着两本小册子一时心血来潮地去了解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那意味着什么：短见、肤浅和误解肯定比比皆是。

当然，美国有世界一流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顶尖学者对外部社会的洞察力和领悟力丝毫不逊色于生活在那些社会里面的人。但是，“精英”毕竟是极少数，且对社会的影响力很有限，公众仍是带着自大和不屑的心态去随意表达一些无知、荒谬的见解，能够象费正清那样认识到“恰当的处方是创造一种感情移入似的对对方的理解和思想上的宽容”⒄的人并不多见。从这个角度上讲，尽管在整体上美国的学术水准最高，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并不比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日本人更为博学和深刻。而美国的政治设计，使得政府的重大决策、包括外交决策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极大影响。如果高层的外交决策者本身对决策的对象、问题也一知半解，或者自以为是，那么麻烦就大了。费正清就曾抱怨，了解中国的知识重担交给了极少数中国事务专家，有关对华关系的重大决定却由别人来做。⒅

第二，美国社会在不屑、不愿对外部世界，尤其是那些相对落后的社会和民族深入了解的的同时，往往又觉得自己负有责任去帮助和拯救那些“没落”的文化，那些“可怜”的人民。美国人一方面特别讲求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也很重视信仰追求。从北美殖民时期开始，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就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而“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气质视美国为救世主民族”。这就使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必须靠宣扬精神信仰才能上台的领导人，经常想到去维护“正义”和促进“进步”，从而在外交上形成了理想主义的风格：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并认为美国有义务，也有权利将美国式的各种先进事物推广到全球。美国看待世界的这种独特方式，来源于美国精神传统中开明思想与宗教信仰的固有矛盾：开明思想意味着承认多元化，提倡自由选择，而宗教信仰则意味着只能有一套价值标准。⒆于是，美国理想中的世界，就成了各国采取同一种文化和制度模式，即美国的多元化模式；美国的“多样性”对于世界人民来说，具有“普适性”、“唯一性”和“最高性”，大家都应学习和采纳。

由于美国社会中基本的价值观念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天赋的”、“普遍的”，因而美国人倾向于以自身的形象看待外界事物，以自己的设想判断外国生活。⒇比如，“妥协”在美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是政治民主必不可少的特征，于是在40年代时，从马歇尔到赫尔利，都试图促成国共两党“妥协”，组建一个联合政府。他们没有想到妥协在中国往往都是策略性的和阶段性的，零和博弈、你死我活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特征，这样，美国人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错误：一方面热心地敦促国共和谈，另一方面为了增加蒋介石的谈判筹码，保证蒋在联合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大力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抢占要地（美国政府当时也并非打算消灭共产党，而是想把共产党的权力、力量限制在联合政府里一个远低于国民党的位置上）。殊不知，一旦蒋委员长觉得自己实力足够，稳操胜券，那么全面内战就不可避免，美国的主观期望与其政策效果之间也就必然背道而驰。又比如，中国革命在大陆的胜利，使美国人觉得不可思议，既然中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传统，既然“共产主义”不是天赋的正当的价值理念，那么中国人民必定是受了共产党人的欺骗，而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受苏俄蛊惑和摆布的。循着这样一种简单的推理，必然在“为什么丢掉了中国”的问题上，得出这样一个答案：对于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蒋介石关心和支持不够，以致让“共产革命”得逞。事实上，“美国领导人根本不理解当一个农民社会在变化的时机成熟时所具有的动力，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人在中国人民中间真正的吸引力”。21美国人这种以“天赋”的价值观念去评价、衡量外国事物的传统，势必导致严重的“误读”现象。其对外政策、对华政策的南辕北辙，也就可想而知了。

⑴ 王辑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载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460页。

⑵ 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3）》，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⑶ 转引自⑵，第46页。

⑷〔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⑸ 同⑵，第48页。

⑹〔美〕哈里﹒哈丁：《十年留下的遗产：美国人的观点》，载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4、415页。

⑺ 参见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11页。

⑻ 时殷弘、吕磊：《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观》，载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⑼《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⑽ 参见〔美〕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2页。

⑾〔美〕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0页。

⑿ 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观》，载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⒀ 参见拙作：《中日关系再透视》，载《日本研究》1996年第4期，第39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⒂ 参见〔美〕罗伯特﹒梅斯尔：《罗斯福、杜鲁门和中国》，载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⒃ 同⑾，第1页。

⒄ 转引自〔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页。

⒅ 转引自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社科院美国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页。

⒆ 同⒅，第131、132页。

⒇ 同⑷，第196页。

21 同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