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十七大解读：“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2:54:12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对于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的这句话，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代表在解放军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说，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内在联系，对我军职责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将极大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也写入了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开始寻求“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这是1977年十一大报告中的原文。近半个甲子过去，时代的语境已完全不同。党代会报告中，仍然会有“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字样，但这只是和平年代的一种常态表达。海内外观察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中国在不断强调本国的“和平发展”，甚至在台海问题上，也有了“签订和平协议”的呼吁。有关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调仍然存在，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程亚文注意到，认为中国将和平崛起的声音日渐强大。
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提纲挈领的说明，三名军事专家就此进行解读。
军队高层大调整 素质有较大提高
记者：在十七大之前，中国军队高层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你觉得这次人事调整有什么新的特点？
程亚文：军队领导干部从年龄层次来说，比以往要年轻。但年轻只是一个表象，在这个后面是官兵的素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年轻化也跟这个相关。整体受教育的水平、把握现代军队建设的能力这方面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在适应现代战争，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队方面，他们比以往肯定会有更好的一个把握。
葛立德：除了年轻化和知识化，还体现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要求，把一大批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军官放在重要领导岗位上。此外，这些新任高级军官大多具有在部队、军兵种或军区机关、总部、院校等不同岗位的任职经历，这表明，我军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干部获得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砺练。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 强军有了物质基础
记者：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程亚文：十七大报告提“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原则落实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去，这是大的指导思想的调整。
以往我们更多讲“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一般的学者写文章、部队院校的教科书，包括十六大报告，都是这种提法。我的理解，以往这样提，更多是要求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在实际操作时就有主、次之分。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作为匹配、处于次要的位置，以前许多年一直这样做，也有其必要性。
葛立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建设有所削弱。当时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在一定条件下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和让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慢慢走上了协调发展的正轨。这一次提出统筹指导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对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和军队建设水平来说，起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记者：“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这个论断和以前似乎也有不同。
王泠一：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强调过“军队要忍耐”，即等经济建设发展了再强军。但现在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明年已经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打下的物质基础可以有条件支持富国和强军同时进行。
程亚文：这里有时代背景的变化。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当政时期，并非不希望军队强大，只是就国家整体而言，经济上处在发展不均衡的状态，能够提供给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财政、技术和人才资源比较有限。
但是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经有比较大的起色，在经济建设成就的表象后面，是整个国家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全面变迁。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已经全球化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要求。
“多种安全威胁” 军队面临新挑战
记者：十七大报告也提到“反恐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是不是越来越主动了？
程亚文：是这样的。反恐，维和，以往这些东西和国家利益的关联不是很大，但现在关联很大：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占到GDP的70%以上，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石油海外供给，主要通过印度洋、太平洋运输过来，而这两大海域是海盗、恐怖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维护海洋交通路线、原料供给的安全，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就需要部队去考虑。另外，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海外后，要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也在增多，军队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也要有新的思考和处置。
王泠一：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国家对内维护领土完整作战，而现在则强调了联合反恐，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军事合作及联合反恐演习。
此外，我们经常去海地、非洲等一些冲突热点地带进行维和。这几年，无论在反恐上，还是在维和上，投入的精力都比以前大。因为军队实力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提升国际威望的要求，另外，物质力量的增加也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记者：“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十七大报告里所谓的“多种安全威胁”，具体指什么？
程亚文：多种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对每个国家不一样，中国以前传统模式主要是在自己本国的领土、领空之内维护自己的安全。如经济安全问题、海外打击恐怖主义等都没有纳入到传统安全之内。现在，国家利益拓展，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经济利益，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公民做生意，如何保护公民利益、生命财产安全，像这类安全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问题。
这就给我们军队的职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何在海外维护各种利益？这不光是军队的事情，而是国家外交等各方面一起来完成的一个任务，但军队在此必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强军不仅是养人 而是提升战斗力
记者：既然富国和强军是统一的，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情境下，却不断裁军。从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1997年的50万裁军一直到2003年的20万裁军。20年来，中国裁军近200万，胡总书记在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裁减军队员额20万任务顺利完成。裁军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亚文：裁军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判断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今天人类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所受威胁的程度，相比以往有所降低、安全系数提高了。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去维持一支大的部队系统的存在？
另外一个背景，与最近30余年整个世界形成的变数尤其是军事技术变革有关系，以前的部队靠的是人多力量大，部队数量越多，战争能力就越强；现在不同，高新军事科技和武器系统、具有现代科技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战争能力生成方面扮演的作用比较大，人多不一定有优势了。
王泠一：对庞大的军队，硬要养的话也养得起，但是没有必要。提高成本，提高效力，合理配置资源。强军并不是养人头，也不是养机构。要精简，就必然要裁军。按照新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要求，我们要提高技术兵种，提升海空军力量，更有效地保卫国防。即所谓的“精兵政策”，把资金投入到战斗力的提升上。
“战斗力生成”转变 我军面临双重目标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信息化，报告中所谓的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具体指的是什么？
程亚文：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军队机械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我们国家军队目前仍处在一个机械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正在展开的阶段。
但从整个世界来看，发达国家的军队信息化引导机械化已经成为潮流，信息化已经替代机械化，成为一个主导的技术样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军队建设，从技术形态和技术相关的组织形态上来讲，跟发达国家的军队存在一定的落差，这个落差需要尽快地消解掉，消解的过程也就是由传统的半机械化、农业社会的组织形态向现代信息化、机械化这样一个技术形态和组织形态来转变。
所以战斗力的生成，就是从技术上来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因为我们的机械化还没有完成，然后组织样态上需要建立起与现代信息化军队匹配的组织体制系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人和武器的新的结合，来完成战斗力的生成。
武器采购体制变革 外企也可提供军品
记者：从当前的国际情势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通过军火贸易的方式直接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意味着我们很大程度上需要自主创新。十七大报告中说，“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其中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在十六大以来有了哪些变化，未来五年的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武器装备采购体制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1998年就有过一次改变，国防科工委现在是国务院的一个机构，以前是属于军队的一个机构，当时部队武器的采购、订制，是部队自己完成的，没有买方、卖方市场。现在，部队成立了一个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就交给国务院来管，从武器采购来说就有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一个负责研究、制造，另一个提出需求、购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改变也是跟中国整体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同步的，整个社会已经市场化了，部队不可能孤立在市场体制之外。以后，一些军工的产品可能发包给民营企业，甚至有一些机密性不是很高的会交给外企来做。大的趋势和方向肯定朝着这个方向走。
王泠一：这是国际趋势。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
记者：军工企业还是比较特殊的，和军队食堂不同，它涉及到军事机密的问题。在中国，现在不仅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军工企业，甚至有条件允许外资进入，这需要掌握一个怎样的限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经验如何？
程亚文：这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一个饭堂承包出去，肯定是两回事。但也有共同之处，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就军工企业而言，对保密性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高科技的企业。
西方很多大的、给部队提供武器装备民营企业，像美国的波音公司、雷声公司，实际上都有半官方的背景。平时，官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官方的、军方的代表，经常地驻扎在公司随时监督，介入它的安全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措施。也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承包给别人去做，万一别人把它的机密套走了，就无密可保了，所以它在保密方面非常严格。
另外，发达国家对介入军工生产的企业，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日本的雅马哈公司，因为对中国出口了一些仪器，日本政府就调查它：仪器是不是可以作为军事用途，进入中国以后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军品？
在军工的生产、采购上，调动民企的力量是一个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变过程中，其特殊性、保密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肯定要经历一个逐步地完善规章制度、逐步地规范的过程。
海军空军和二炮 军兵种地位提高
记者：报告里面还提到“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在军队的体制编制这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未来几年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对任何国家的军队而言，“建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军队”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的紧迫性、转变的力度会不一样。实际上，建军以来，我们整个的军队建设，包括国防的体制，应该说一直都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建国以来，也都在变化过程中。
最近的二十多年里的三次裁军，不光是把军队的数量减少，同时也是体制上在变革。成立总装备部，在武器采购上，买方和卖方市场的出现，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此外，顺应现代战争的一些需要，一些以往比较弱的兵种，像陆军航空兵，现在也在逐渐加强，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说是编制体制上的变化。
葛立德：从具体的政策制度和体制编制的调整来看，这些年来的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总部领导体制的调整改革。从1998年成立总装备部之后，由三总部领导体制转变为四总部领导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经过近十年的运转，总部有些部门有些裁减，有些进行职能的调整、合并。可以说，四总部领导体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再比如，我们更加重视军兵种的建设，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司令员入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加强了中央军委对军兵种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军兵种的地位作用；军兵种部队结构进一步改善，在军队总员额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部队比例结构也进一步得到改善。
中国军事透明度 力度在不断加大
记者：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等。既然“和平和发展”被认为是时代的主题，为什么在和平时期重提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程亚文：中国的很多部队院校都叫军事院校，而在美国，这些学校基本上都叫“战争学院”，比方说海军战争学院，陆军战争学院。对各国而言，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一个常态。
现在就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来讲，虽然有联合国，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个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权力的世界政府，不像一个国家一样。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都只能寻求自助，自助的主要形式也是要靠武装力量，所以武装力量的建设是常态的，防止外来的伤害。不光中国是这样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对于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的这句话，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代表在解放军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说，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内在联系，对我军职责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将极大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也写入了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开始寻求“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这是1977年十一大报告中的原文。近半个甲子过去，时代的语境已完全不同。党代会报告中，仍然会有“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字样，但这只是和平年代的一种常态表达。海内外观察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中国在不断强调本国的“和平发展”，甚至在台海问题上，也有了“签订和平协议”的呼吁。有关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调仍然存在，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程亚文注意到，认为中国将和平崛起的声音日渐强大。
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提纲挈领的说明，三名军事专家就此进行解读。
军队高层大调整 素质有较大提高
记者：在十七大之前，中国军队高层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你觉得这次人事调整有什么新的特点？
程亚文：军队领导干部从年龄层次来说，比以往要年轻。但年轻只是一个表象，在这个后面是官兵的素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年轻化也跟这个相关。整体受教育的水平、把握现代军队建设的能力这方面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在适应现代战争，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队方面，他们比以往肯定会有更好的一个把握。
葛立德：除了年轻化和知识化，还体现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要求，把一大批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军官放在重要领导岗位上。此外，这些新任高级军官大多具有在部队、军兵种或军区机关、总部、院校等不同岗位的任职经历，这表明，我军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干部获得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砺练。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 强军有了物质基础
记者：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程亚文：十七大报告提“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原则落实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去，这是大的指导思想的调整。
以往我们更多讲“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一般的学者写文章、部队院校的教科书，包括十六大报告，都是这种提法。我的理解，以往这样提，更多是要求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在实际操作时就有主、次之分。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作为匹配、处于次要的位置，以前许多年一直这样做，也有其必要性。
葛立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建设有所削弱。当时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在一定条件下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和让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慢慢走上了协调发展的正轨。这一次提出统筹指导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对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和军队建设水平来说，起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记者：“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这个论断和以前似乎也有不同。
王泠一：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强调过“军队要忍耐”，即等经济建设发展了再强军。但现在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明年已经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打下的物质基础可以有条件支持富国和强军同时进行。
程亚文：这里有时代背景的变化。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当政时期，并非不希望军队强大，只是就国家整体而言，经济上处在发展不均衡的状态，能够提供给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财政、技术和人才资源比较有限。
但是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经有比较大的起色，在经济建设成就的表象后面，是整个国家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全面变迁。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已经全球化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要求。
“多种安全威胁” 军队面临新挑战
记者：十七大报告也提到“反恐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是不是越来越主动了？
程亚文：是这样的。反恐，维和，以往这些东西和国家利益的关联不是很大，但现在关联很大：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占到GDP的70%以上，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石油海外供给，主要通过印度洋、太平洋运输过来，而这两大海域是海盗、恐怖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维护海洋交通路线、原料供给的安全，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就需要部队去考虑。另外，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海外后，要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也在增多，军队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也要有新的思考和处置。
王泠一：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国家对内维护领土完整作战，而现在则强调了联合反恐，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军事合作及联合反恐演习。
此外，我们经常去海地、非洲等一些冲突热点地带进行维和。这几年，无论在反恐上，还是在维和上，投入的精力都比以前大。因为军队实力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提升国际威望的要求，另外，物质力量的增加也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记者：“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十七大报告里所谓的“多种安全威胁”，具体指什么？
程亚文：多种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对每个国家不一样，中国以前传统模式主要是在自己本国的领土、领空之内维护自己的安全。如经济安全问题、海外打击恐怖主义等都没有纳入到传统安全之内。现在，国家利益拓展，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经济利益，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公民做生意，如何保护公民利益、生命财产安全，像这类安全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问题。
这就给我们军队的职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何在海外维护各种利益？这不光是军队的事情，而是国家外交等各方面一起来完成的一个任务，但军队在此必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强军不仅是养人 而是提升战斗力
记者：既然富国和强军是统一的，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情境下，却不断裁军。从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1997年的50万裁军一直到2003年的20万裁军。20年来，中国裁军近200万，胡总书记在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裁减军队员额20万任务顺利完成。裁军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亚文：裁军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判断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今天人类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所受威胁的程度，相比以往有所降低、安全系数提高了。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去维持一支大的部队系统的存在？
另外一个背景，与最近30余年整个世界形成的变数尤其是军事技术变革有关系，以前的部队靠的是人多力量大，部队数量越多，战争能力就越强；现在不同，高新军事科技和武器系统、具有现代科技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战争能力生成方面扮演的作用比较大，人多不一定有优势了。
王泠一：对庞大的军队，硬要养的话也养得起，但是没有必要。提高成本，提高效力，合理配置资源。强军并不是养人头，也不是养机构。要精简，就必然要裁军。按照新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要求，我们要提高技术兵种，提升海空军力量，更有效地保卫国防。即所谓的“精兵政策”，把资金投入到战斗力的提升上。
“战斗力生成”转变 我军面临双重目标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信息化，报告中所谓的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具体指的是什么？
程亚文：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军队机械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我们国家军队目前仍处在一个机械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正在展开的阶段。
但从整个世界来看，发达国家的军队信息化引导机械化已经成为潮流，信息化已经替代机械化，成为一个主导的技术样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军队建设，从技术形态和技术相关的组织形态上来讲，跟发达国家的军队存在一定的落差，这个落差需要尽快地消解掉，消解的过程也就是由传统的半机械化、农业社会的组织形态向现代信息化、机械化这样一个技术形态和组织形态来转变。
所以战斗力的生成，就是从技术上来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因为我们的机械化还没有完成，然后组织样态上需要建立起与现代信息化军队匹配的组织体制系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人和武器的新的结合，来完成战斗力的生成。
武器采购体制变革 外企也可提供军品
记者：从当前的国际情势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通过军火贸易的方式直接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意味着我们很大程度上需要自主创新。十七大报告中说，“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其中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在十六大以来有了哪些变化，未来五年的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武器装备采购体制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1998年就有过一次改变，国防科工委现在是国务院的一个机构，以前是属于军队的一个机构，当时部队武器的采购、订制，是部队自己完成的，没有买方、卖方市场。现在，部队成立了一个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就交给国务院来管，从武器采购来说就有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一个负责研究、制造，另一个提出需求、购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改变也是跟中国整体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同步的，整个社会已经市场化了，部队不可能孤立在市场体制之外。以后，一些军工的产品可能发包给民营企业，甚至有一些机密性不是很高的会交给外企来做。大的趋势和方向肯定朝着这个方向走。
王泠一：这是国际趋势。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
记者：军工企业还是比较特殊的，和军队食堂不同，它涉及到军事机密的问题。在中国，现在不仅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军工企业，甚至有条件允许外资进入，这需要掌握一个怎样的限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经验如何？
程亚文：这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一个饭堂承包出去，肯定是两回事。但也有共同之处，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就军工企业而言，对保密性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高科技的企业。
西方很多大的、给部队提供武器装备民营企业，像美国的波音公司、雷声公司，实际上都有半官方的背景。平时，官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官方的、军方的代表，经常地驻扎在公司随时监督，介入它的安全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措施。也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承包给别人去做，万一别人把它的机密套走了，就无密可保了，所以它在保密方面非常严格。
另外，发达国家对介入军工生产的企业，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日本的雅马哈公司，因为对中国出口了一些仪器，日本政府就调查它：仪器是不是可以作为军事用途，进入中国以后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军品？
在军工的生产、采购上，调动民企的力量是一个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变过程中，其特殊性、保密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肯定要经历一个逐步地完善规章制度、逐步地规范的过程。
海军空军和二炮 军兵种地位提高
记者：报告里面还提到“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在军队的体制编制这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未来几年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对任何国家的军队而言，“建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军队”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的紧迫性、转变的力度会不一样。实际上，建军以来，我们整个的军队建设，包括国防的体制，应该说一直都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建国以来，也都在变化过程中。
最近的二十多年里的三次裁军，不光是把军队的数量减少，同时也是体制上在变革。成立总装备部，在武器采购上，买方和卖方市场的出现，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此外，顺应现代战争的一些需要，一些以往比较弱的兵种，像陆军航空兵，现在也在逐渐加强，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说是编制体制上的变化。
葛立德：从具体的政策制度和体制编制的调整来看，这些年来的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总部领导体制的调整改革。从1998年成立总装备部之后，由三总部领导体制转变为四总部领导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经过近十年的运转，总部有些部门有些裁减，有些进行职能的调整、合并。可以说，四总部领导体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再比如，我们更加重视军兵种的建设，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司令员入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加强了中央军委对军兵种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军兵种的地位作用；军兵种部队结构进一步改善，在军队总员额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部队比例结构也进一步得到改善。
中国军事透明度 力度在不断加大
记者：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等。既然“和平和发展”被认为是时代的主题，为什么在和平时期重提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程亚文：中国的很多部队院校都叫军事院校，而在美国，这些学校基本上都叫“战争学院”，比方说海军战争学院，陆军战争学院。对各国而言，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一个常态。
现在就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来讲，虽然有联合国，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个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权力的世界政府，不像一个国家一样。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都只能寻求自助，自助的主要形式也是要靠武装力量，所以武装力量的建设是常态的，防止外来的伤害。不光中国是这样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也写入了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开始寻求“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这是1977年十一大报告中的原文。近半个甲子过去，时代的语境已完全不同。党代会报告中，仍然会有“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字样，但这只是和平年代的一种常态表达。海内外观察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中国在不断强调本国的“和平发展”，甚至在台海问题上，也有了“签订和平协议”的呼吁。有关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调仍然存在，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程亚文注意到，认为中国将和平崛起的声音日渐强大。
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提纲挈领的说明，三名军事专家就此进行解读。
军队高层大调整 素质有较大提高
记者：在十七大之前，中国军队高层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你觉得这次人事调整有什么新的特点？
程亚文：军队领导干部从年龄层次来说，比以往要年轻。但年轻只是一个表象，在这个后面是官兵的素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年轻化也跟这个相关。整体受教育的水平、把握现代军队建设的能力这方面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在适应现代战争，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队方面，他们比以往肯定会有更好的一个把握。
葛立德：除了年轻化和知识化，还体现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要求，把一大批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军官放在重要领导岗位上。此外，这些新任高级军官大多具有在部队、军兵种或军区机关、总部、院校等不同岗位的任职经历，这表明，我军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干部获得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砺练。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 强军有了物质基础
记者：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程亚文：十七大报告提“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原则落实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去，这是大的指导思想的调整。
以往我们更多讲“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一般的学者写文章、部队院校的教科书，包括十六大报告，都是这种提法。我的理解，以往这样提，更多是要求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在实际操作时就有主、次之分。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作为匹配、处于次要的位置，以前许多年一直这样做，也有其必要性。
葛立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建设有所削弱。当时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在一定条件下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和让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慢慢走上了协调发展的正轨。这一次提出统筹指导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对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和军队建设水平来说，起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记者：“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这个论断和以前似乎也有不同。
王泠一：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强调过“军队要忍耐”，即等经济建设发展了再强军。但现在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明年已经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打下的物质基础可以有条件支持富国和强军同时进行。
程亚文：这里有时代背景的变化。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当政时期，并非不希望军队强大，只是就国家整体而言，经济上处在发展不均衡的状态，能够提供给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财政、技术和人才资源比较有限。
但是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经有比较大的起色，在经济建设成就的表象后面，是整个国家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全面变迁。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已经全球化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要求。
“多种安全威胁” 军队面临新挑战
记者：十七大报告也提到“反恐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是不是越来越主动了？
程亚文：是这样的。反恐，维和，以往这些东西和国家利益的关联不是很大，但现在关联很大：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占到GDP的70%以上，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石油海外供给，主要通过印度洋、太平洋运输过来，而这两大海域是海盗、恐怖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维护海洋交通路线、原料供给的安全，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就需要部队去考虑。另外，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海外后，要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也在增多，军队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也要有新的思考和处置。
王泠一：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国家对内维护领土完整作战，而现在则强调了联合反恐，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军事合作及联合反恐演习。
此外，我们经常去海地、非洲等一些冲突热点地带进行维和。这几年，无论在反恐上，还是在维和上，投入的精力都比以前大。因为军队实力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提升国际威望的要求，另外，物质力量的增加也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记者：“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十七大报告里所谓的“多种安全威胁”，具体指什么？
程亚文：多种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对每个国家不一样，中国以前传统模式主要是在自己本国的领土、领空之内维护自己的安全。如经济安全问题、海外打击恐怖主义等都没有纳入到传统安全之内。现在，国家利益拓展，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经济利益，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公民做生意，如何保护公民利益、生命财产安全，像这类安全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问题。
这就给我们军队的职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何在海外维护各种利益？这不光是军队的事情，而是国家外交等各方面一起来完成的一个任务，但军队在此必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强军不仅是养人 而是提升战斗力
记者：既然富国和强军是统一的，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情境下，却不断裁军。从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1997年的50万裁军一直到2003年的20万裁军。20年来，中国裁军近200万，胡总书记在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裁减军队员额20万任务顺利完成。裁军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亚文：裁军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判断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今天人类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所受威胁的程度，相比以往有所降低、安全系数提高了。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去维持一支大的部队系统的存在？
另外一个背景，与最近30余年整个世界形成的变数尤其是军事技术变革有关系，以前的部队靠的是人多力量大，部队数量越多，战争能力就越强；现在不同，高新军事科技和武器系统、具有现代科技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战争能力生成方面扮演的作用比较大，人多不一定有优势了。
王泠一：对庞大的军队，硬要养的话也养得起，但是没有必要。提高成本，提高效力，合理配置资源。强军并不是养人头，也不是养机构。要精简，就必然要裁军。按照新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要求，我们要提高技术兵种，提升海空军力量，更有效地保卫国防。即所谓的“精兵政策”，把资金投入到战斗力的提升上。
“战斗力生成”转变 我军面临双重目标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信息化，报告中所谓的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具体指的是什么？
程亚文：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军队机械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我们国家军队目前仍处在一个机械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正在展开的阶段。
但从整个世界来看，发达国家的军队信息化引导机械化已经成为潮流，信息化已经替代机械化，成为一个主导的技术样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军队建设，从技术形态和技术相关的组织形态上来讲，跟发达国家的军队存在一定的落差，这个落差需要尽快地消解掉，消解的过程也就是由传统的半机械化、农业社会的组织形态向现代信息化、机械化这样一个技术形态和组织形态来转变。
所以战斗力的生成，就是从技术上来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因为我们的机械化还没有完成，然后组织样态上需要建立起与现代信息化军队匹配的组织体制系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人和武器的新的结合，来完成战斗力的生成。
武器采购体制变革 外企也可提供军品
记者：从当前的国际情势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通过军火贸易的方式直接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意味着我们很大程度上需要自主创新。十七大报告中说，“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其中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在十六大以来有了哪些变化，未来五年的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武器装备采购体制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1998年就有过一次改变，国防科工委现在是国务院的一个机构，以前是属于军队的一个机构，当时部队武器的采购、订制，是部队自己完成的，没有买方、卖方市场。现在，部队成立了一个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就交给国务院来管，从武器采购来说就有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一个负责研究、制造，另一个提出需求、购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改变也是跟中国整体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同步的，整个社会已经市场化了，部队不可能孤立在市场体制之外。以后，一些军工的产品可能发包给民营企业，甚至有一些机密性不是很高的会交给外企来做。大的趋势和方向肯定朝着这个方向走。
王泠一：这是国际趋势。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
记者：军工企业还是比较特殊的，和军队食堂不同，它涉及到军事机密的问题。在中国，现在不仅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军工企业，甚至有条件允许外资进入，这需要掌握一个怎样的限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经验如何？
程亚文：这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一个饭堂承包出去，肯定是两回事。但也有共同之处，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就军工企业而言，对保密性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高科技的企业。
西方很多大的、给部队提供武器装备民营企业，像美国的波音公司、雷声公司，实际上都有半官方的背景。平时，官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官方的、军方的代表，经常地驻扎在公司随时监督，介入它的安全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措施。也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承包给别人去做，万一别人把它的机密套走了，就无密可保了，所以它在保密方面非常严格。
另外，发达国家对介入军工生产的企业，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日本的雅马哈公司，因为对中国出口了一些仪器，日本政府就调查它：仪器是不是可以作为军事用途，进入中国以后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军品？
在军工的生产、采购上，调动民企的力量是一个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变过程中，其特殊性、保密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肯定要经历一个逐步地完善规章制度、逐步地规范的过程。
海军空军和二炮 军兵种地位提高
记者：报告里面还提到“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在军队的体制编制这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未来几年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对任何国家的军队而言，“建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军队”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的紧迫性、转变的力度会不一样。实际上，建军以来，我们整个的军队建设，包括国防的体制，应该说一直都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建国以来，也都在变化过程中。
最近的二十多年里的三次裁军，不光是把军队的数量减少，同时也是体制上在变革。成立总装备部，在武器采购上，买方和卖方市场的出现，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此外，顺应现代战争的一些需要，一些以往比较弱的兵种，像陆军航空兵，现在也在逐渐加强，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说是编制体制上的变化。
葛立德：从具体的政策制度和体制编制的调整来看，这些年来的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总部领导体制的调整改革。从1998年成立总装备部之后，由三总部领导体制转变为四总部领导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经过近十年的运转，总部有些部门有些裁减，有些进行职能的调整、合并。可以说，四总部领导体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再比如，我们更加重视军兵种的建设，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司令员入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加强了中央军委对军兵种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军兵种的地位作用；军兵种部队结构进一步改善，在军队总员额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部队比例结构也进一步得到改善。
中国军事透明度 力度在不断加大
记者：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等。既然“和平和发展”被认为是时代的主题，为什么在和平时期重提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程亚文：中国的很多部队院校都叫军事院校，而在美国，这些学校基本上都叫“战争学院”，比方说海军战争学院，陆军战争学院。对各国而言，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一个常态。
现在就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来讲，虽然有联合国，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个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权力的世界政府，不像一个国家一样。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都只能寻求自助，自助的主要形式也是要靠武装力量，所以武装力量的建设是常态的，防止外来的伤害。不光中国是这样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对于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的这句话，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代表在解放军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说，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内在联系，对我军职责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将极大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也写入了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开始寻求“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这是1977年十一大报告中的原文。近半个甲子过去，时代的语境已完全不同。党代会报告中，仍然会有“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字样，但这只是和平年代的一种常态表达。海内外观察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中国在不断强调本国的“和平发展”，甚至在台海问题上，也有了“签订和平协议”的呼吁。有关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调仍然存在，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程亚文注意到，认为中国将和平崛起的声音日渐强大。
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提纲挈领的说明，三名军事专家就此进行解读。
军队高层大调整 素质有较大提高
记者：在十七大之前，中国军队高层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你觉得这次人事调整有什么新的特点？
程亚文：军队领导干部从年龄层次来说，比以往要年轻。但年轻只是一个表象，在这个后面是官兵的素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年轻化也跟这个相关。整体受教育的水平、把握现代军队建设的能力这方面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在适应现代战争，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队方面，他们比以往肯定会有更好的一个把握。
葛立德：除了年轻化和知识化，还体现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要求，把一大批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军官放在重要领导岗位上。此外，这些新任高级军官大多具有在部队、军兵种或军区机关、总部、院校等不同岗位的任职经历，这表明，我军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干部获得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砺练。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 强军有了物质基础
记者：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程亚文：十七大报告提“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原则落实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去，这是大的指导思想的调整。
以往我们更多讲“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一般的学者写文章、部队院校的教科书，包括十六大报告，都是这种提法。我的理解，以往这样提，更多是要求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在实际操作时就有主、次之分。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作为匹配、处于次要的位置，以前许多年一直这样做，也有其必要性。
葛立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建设有所削弱。当时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在一定条件下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和让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慢慢走上了协调发展的正轨。这一次提出统筹指导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对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和军队建设水平来说，起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记者：“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这个论断和以前似乎也有不同。
王泠一：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强调过“军队要忍耐”，即等经济建设发展了再强军。但现在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明年已经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打下的物质基础可以有条件支持富国和强军同时进行。
程亚文：这里有时代背景的变化。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当政时期，并非不希望军队强大，只是就国家整体而言，经济上处在发展不均衡的状态，能够提供给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财政、技术和人才资源比较有限。
但是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经有比较大的起色，在经济建设成就的表象后面，是整个国家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全面变迁。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已经全球化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要求。
“多种安全威胁” 军队面临新挑战
记者：十七大报告也提到“反恐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是不是越来越主动了？
程亚文：是这样的。反恐，维和，以往这些东西和国家利益的关联不是很大，但现在关联很大：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占到GDP的70%以上，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石油海外供给，主要通过印度洋、太平洋运输过来，而这两大海域是海盗、恐怖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维护海洋交通路线、原料供给的安全，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就需要部队去考虑。另外，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海外后，要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也在增多，军队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也要有新的思考和处置。
王泠一：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国家对内维护领土完整作战，而现在则强调了联合反恐，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军事合作及联合反恐演习。
此外，我们经常去海地、非洲等一些冲突热点地带进行维和。这几年，无论在反恐上，还是在维和上，投入的精力都比以前大。因为军队实力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提升国际威望的要求，另外，物质力量的增加也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记者：“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十七大报告里所谓的“多种安全威胁”，具体指什么？
程亚文：多种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对每个国家不一样，中国以前传统模式主要是在自己本国的领土、领空之内维护自己的安全。如经济安全问题、海外打击恐怖主义等都没有纳入到传统安全之内。现在，国家利益拓展，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经济利益，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公民做生意，如何保护公民利益、生命财产安全，像这类安全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问题。
这就给我们军队的职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何在海外维护各种利益？这不光是军队的事情，而是国家外交等各方面一起来完成的一个任务，但军队在此必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强军不仅是养人 而是提升战斗力
记者：既然富国和强军是统一的，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情境下，却不断裁军。从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1997年的50万裁军一直到2003年的20万裁军。20年来，中国裁军近200万，胡总书记在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裁减军队员额20万任务顺利完成。裁军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亚文：裁军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判断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今天人类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所受威胁的程度，相比以往有所降低、安全系数提高了。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去维持一支大的部队系统的存在？
另外一个背景，与最近30余年整个世界形成的变数尤其是军事技术变革有关系，以前的部队靠的是人多力量大，部队数量越多，战争能力就越强；现在不同，高新军事科技和武器系统、具有现代科技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战争能力生成方面扮演的作用比较大，人多不一定有优势了。
王泠一：对庞大的军队，硬要养的话也养得起，但是没有必要。提高成本，提高效力，合理配置资源。强军并不是养人头，也不是养机构。要精简，就必然要裁军。按照新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要求，我们要提高技术兵种，提升海空军力量，更有效地保卫国防。即所谓的“精兵政策”，把资金投入到战斗力的提升上。
“战斗力生成”转变 我军面临双重目标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信息化，报告中所谓的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具体指的是什么？
程亚文：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军队机械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我们国家军队目前仍处在一个机械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正在展开的阶段。
但从整个世界来看，发达国家的军队信息化引导机械化已经成为潮流，信息化已经替代机械化，成为一个主导的技术样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军队建设，从技术形态和技术相关的组织形态上来讲，跟发达国家的军队存在一定的落差，这个落差需要尽快地消解掉，消解的过程也就是由传统的半机械化、农业社会的组织形态向现代信息化、机械化这样一个技术形态和组织形态来转变。
所以战斗力的生成，就是从技术上来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因为我们的机械化还没有完成，然后组织样态上需要建立起与现代信息化军队匹配的组织体制系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人和武器的新的结合，来完成战斗力的生成。
武器采购体制变革 外企也可提供军品
记者：从当前的国际情势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通过军火贸易的方式直接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意味着我们很大程度上需要自主创新。十七大报告中说，“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其中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在十六大以来有了哪些变化，未来五年的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武器装备采购体制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1998年就有过一次改变，国防科工委现在是国务院的一个机构，以前是属于军队的一个机构，当时部队武器的采购、订制，是部队自己完成的，没有买方、卖方市场。现在，部队成立了一个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就交给国务院来管，从武器采购来说就有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一个负责研究、制造，另一个提出需求、购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改变也是跟中国整体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同步的，整个社会已经市场化了，部队不可能孤立在市场体制之外。以后，一些军工的产品可能发包给民营企业，甚至有一些机密性不是很高的会交给外企来做。大的趋势和方向肯定朝着这个方向走。
王泠一：这是国际趋势。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
记者：军工企业还是比较特殊的，和军队食堂不同，它涉及到军事机密的问题。在中国，现在不仅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军工企业，甚至有条件允许外资进入，这需要掌握一个怎样的限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经验如何？
程亚文：这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一个饭堂承包出去，肯定是两回事。但也有共同之处，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就军工企业而言，对保密性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高科技的企业。
西方很多大的、给部队提供武器装备民营企业，像美国的波音公司、雷声公司，实际上都有半官方的背景。平时，官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官方的、军方的代表，经常地驻扎在公司随时监督，介入它的安全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措施。也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承包给别人去做，万一别人把它的机密套走了，就无密可保了，所以它在保密方面非常严格。
另外，发达国家对介入军工生产的企业，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日本的雅马哈公司，因为对中国出口了一些仪器，日本政府就调查它：仪器是不是可以作为军事用途，进入中国以后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军品？
在军工的生产、采购上，调动民企的力量是一个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变过程中，其特殊性、保密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肯定要经历一个逐步地完善规章制度、逐步地规范的过程。
海军空军和二炮 军兵种地位提高
记者：报告里面还提到“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在军队的体制编制这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未来几年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对任何国家的军队而言，“建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军队”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的紧迫性、转变的力度会不一样。实际上，建军以来，我们整个的军队建设，包括国防的体制，应该说一直都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建国以来，也都在变化过程中。
最近的二十多年里的三次裁军，不光是把军队的数量减少，同时也是体制上在变革。成立总装备部，在武器采购上，买方和卖方市场的出现，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此外，顺应现代战争的一些需要，一些以往比较弱的兵种，像陆军航空兵，现在也在逐渐加强，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说是编制体制上的变化。
葛立德：从具体的政策制度和体制编制的调整来看，这些年来的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总部领导体制的调整改革。从1998年成立总装备部之后，由三总部领导体制转变为四总部领导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经过近十年的运转，总部有些部门有些裁减，有些进行职能的调整、合并。可以说，四总部领导体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再比如，我们更加重视军兵种的建设，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司令员入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加强了中央军委对军兵种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军兵种的地位作用；军兵种部队结构进一步改善，在军队总员额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部队比例结构也进一步得到改善。
中国军事透明度 力度在不断加大
记者：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等。既然“和平和发展”被认为是时代的主题，为什么在和平时期重提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程亚文：中国的很多部队院校都叫军事院校，而在美国，这些学校基本上都叫“战争学院”，比方说海军战争学院，陆军战争学院。对各国而言，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一个常态。
现在就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来讲，虽然有联合国，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个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权力的世界政府，不像一个国家一样。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都只能寻求自助，自助的主要形式也是要靠武装力量，所以武装力量的建设是常态的，防止外来的伤害。不光中国是这样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