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家国泪：日本人带给我们的七个国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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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海大战经过
9月17日上午，大清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指挥所部10艘战舰，在中朝边界鸭绿江口大东沟海域进行操练。丁汝昌，字禹廷，1836年生，安徽庐江人。年轻时参加太平军，后随所在部队投降湘军，旋即转隶淮军刘铭传部，从此，丁汝昌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战功卓著，官运亨通，六年时间就由哨官升至总兵，并深受淮军领袖李鸿章所信任。1879年，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丁汝昌随之调至，开始了其海军生涯。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丁汝昌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成为当时中国海军一线的最高军事将领，在甲午年的这场战争中，58岁的他更成为中外瞩目的风头人物。
一天前的9月16日，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从大连湾启航，为装载4000名赴朝参战的中国陆军的运输船队护航。这支护航大队包括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经远、致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10艘巡洋舰，镇南、镇中两艘炮船，福龙、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4艘鱼雷艇，大小船舰共18艘。当天下午到达大东沟。丁汝昌命镇南、镇中两炮舰及4艘鱼雷艇护卫5艘运兵船进入江口上溯15海里处卸载，平远、广丙两舰泊于江口外，他自率10艘主力舰在距江口12海里处下锚，准备第二天返航。
9月17日上午10时，海军官兵们的操演刚刚结束，镇远舰上的瞭望哨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出现黑烟，先是一缕，后是几缕。以煤为燃料的年代，未见舰影，先见煤烟。随后，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了！
将领们通过观察分析，断定这是一支悬挂美国国旗企图偷袭的日本海军舰队。于是，战斗警报发出，官兵们各就各位，积极做好战斗准备。
11时，丁汝昌下令“升火起锚”，10艘战舰列出夹缝鱼贯阵，以每小时5海里航速向南迎击。整个舰队由强至弱前后分排五叠小队：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小队的两艘军舰以45度角前后错开，远远望去，全队呈梯状双纵阵形。在行进中官兵们抓紧时间午餐。约12时，迎面而来的舰队突然把美国旗换成了日本太阳旗，并呈鱼贯式单纵队向前逼近。
这支舰队正是日本联合舰队，一共有12艘，包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率领的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6舰，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率领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第三游击队的炮舰赤城号，随军督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代用巡航舰西京丸号。桦山资纪，海军中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海军的代表人物。生于1837年，1874年曾作为陆军军官参加侵略我国台湾，1884年由陆军转役海军，1890年任海军大臣，战前以预备役海军中将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并作为大本营成员参与整个战争的指挥和重大决策。伊东祐亨，1843年生，鹿儿岛人。1869年任海军二等士官。1871年任海军大尉。1877年任中佐，并参加了镇压西乡隆盛叛乱的西南战役。1892年冬，晋升海军中将，任常备舰队司令官。在甲午年日本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后，改组海军，组建了适应战时体制的联合舰队，伊东祐亨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中日开战后，日本联合舰队依仗牙山口偷袭我军舰和运兵船得逞的战绩，越发狂妄不可一世，一个半月来，在黄海海域耀武扬威，寻找北洋海军主力，以求决战。其间曾于8月10日，驶进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寻战未果。9月16日，桦山资纪接到北洋海军将护送陆军前往鸭绿江口的情报，遂令联合舰队向北搜寻。于是，狭路相逢，两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在黄海东北海域鸭绿江口相遇了，远东历史上的一场空前大海战即将爆发。
从双方的实力对比看，日本参战的军舰为12艘，北洋海军最初参战的军舰为10艘；日本12舰总排水量为40880吨，北洋海军10舰总排水量为29970吨；日本舰队的主力战舰都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服役的新战舰，而北洋舰队的主力战舰则都是19世纪80年代服役的旧战舰；日本12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5.4海里，其中第一游击队4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9.4海里，北洋海军10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5.2海里；日本12舰共有120毫米口径以上大炮105门，其中多半为速射炮，而北洋海军10舰共有120毫米口径以上大炮42门，速射炮只有10门53毫米口径格鲁中炮；日本12舰定员为3532人，北洋海军10舰定员为2100人。相比之下，日本舰队在整体实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尽管北洋海军在局部也有优势，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巨舰排水量都为7335吨，而日舰排水量最大者不足4300吨，比镇定两舰少了3000吨，但是，北洋舰队这一局部优势抵挡不了整体上船小炮少和机动能力不足的缺陷。这场遭遇战，对北洋海军而言难以取胜，真可谓凶多吉少。
尽管如此，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同仇敌忾，严阵以待。丁汝昌不畏艰险，亲登旗舰定远号飞桥，从容不迫地下达着一个个作战命令。12时左右，丁汝昌下令舰队变成“夹缝雁行阵”，即以左右交错往后依次展开的双横队来迎战日舰的单纵队，同时将舰队航速提高至每小时7海里。“雁行缘石径，鱼贯度正梁。”两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以不同的阵形，迎面对驶，距离越来越近。
12时18分，伊东向第一游击队发出命令：“攻击右翼敌舰。”于是，第一游击队继续佯攻定远、镇远，当双方接近12000米时，第一游击队突向左转，攻击矛头指向北洋舰队右翼。
12时50分，当双方舰队接近至5300米时，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12时52分，双方距3500米，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炮还击；12时55分，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在距北洋舰队右翼军舰3000米处也开始炮击。紧接着，双方各舰纷纷开炮。刹那间，黄海海面，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火光四起，水柱冲天，惊心动魄的“九一七”黄海大海战打响了。
从开战后，双方没有喘息机会，战斗在不断进行，但仍然可以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双方的战役力量调整，将这场大海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开始，北洋舰队的铁甲巨舰就发挥出威力。由于第一游击舰队从阵前右躲，后面的本队遂成为定远等舰打击的目标。开战不到5分钟，松岛320毫米口径炮炮塔上部被定远炮击中，敌两名炮手负伤。随后，松岛第七号炮位被毁。1时左右，严岛右舷被击中。1时10分，桥立炮塔被击中，多名日官兵伤亡。随后，北洋舰队的V形编队冲入敌阵，敌本队被拦腰分为两折，首尾不能相顾。可是，定远舰也是初战不利，开战不久，即被日炮击中，在飞桥上指挥的丁汝昌被震落甲板，身负重伤。更为严重的是，定远的信号装置也被日炮摧毁，从而丧失了旗舰的指挥手段，其它各舰只能各自为战。
在北洋舰队冲击联合舰队本队时，第一游击队四舰绕到右翼，包抄进攻超勇、扬威两舰。北洋舰队这两艘弱舰，是1881年下水的木制包铁兵船，舰龄老化，速力迟缓，火力也差，虽竭力还击，终难以抵挡吉野等敌舰的撕咬式进攻，两舰相继燃起大火。超勇舰体向右舷倾斜，1时30分，在烈火焚烧中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恰好左一鱼雷艇赶到战场，抛长绳救之，他不就而沉海牺牲，时年42岁。黄建勋，字菊人，福建永福人。15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毕业后留用福建实习。1877年春，作为第一届海军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深造，回国后先在船政学堂任驾驶教习，后调归北洋海军，直至出任超勇号巡洋舰管带。时人称道他：“为人慷慨，尚侠义，性沉毅，出言憨直，不作世俗周旋之态，而在军奋励，往往出人头地。”
扬威号受重伤起火后，管带林履中驾驶军舰驶向浅海补救，不幸搁浅，丧失了作战能力。水兵纷纷跳水逃生，林履中愤然蹈海自尽，时年42岁。林履中，字少谷，福建侯官人。1871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三期驾驶班，毕业后补伏波炮舰大副，后调入北洋海军，曾赴德国验收定远舰，并充任过定远大副，1887年升任扬威管带。时人评价林履中之死：“见危授命，激烈效忠，其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被北洋舰队截在后面的4艘日舰比睿、扶桑、赤城、西京丸，成为中国军舰进攻的重点。慌不择路的比睿竟然窜入北洋舰队中间，被北洋各舰打得体无完肤，大火燃起，岌岌可危，慌忙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信号，仓皇逃出重围。比睿突围后，赤城又成为挨打的对象。1时25分，舰长在舰桥被炮击身亡，逃跑中，代理舰长亦被炸伤。
战至下午2时30分，双方交战第一阶段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双方都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攻击敌方的弱舰，争取战场的主动权。统计双方损失，北洋舰队超勇沉没，而扬威损坏，日舰比睿、赤城亦遭重创，逃离战场。双方大致战成平手。
第二阶段开始后，原停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两舰及福龙鱼雷艇赶来参战，这支生力军的到来，犹如战役预备队突现，北洋舰队广大官兵顿受鼓舞，斗志高扬。这时双方战舰各有10艘，战争仍呈僵持状态。平远、广丙二舰归队参战位置处于北洋舰队右翼后方，恰好与日舰本队相遇，两舰立即向日舰发起攻击。平远先后击中敌松岛和严岛号。在北洋舰队正面，各舰集中炮击日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号，使其遭受毁灭性打击，舵机和信号装置都被摧毁，并燃起大火。2时40分，西京丸无奈之下，手工操舵，企图转航逃跑，正与福龙鱼雷艇正面相遇。福龙快速逼近，连发两颗鱼雷，均从其左舷近处通过。福龙继续向西京丸逼近，在40米处发射一颗鱼雷，西京丸上的桦山资纪见状大惊，自料在劫难逃，其他日本官兵也只得目视鱼雷直扑而来，全舰鸦雀无声，等待噩运降临。不料，因福龙击沉西京丸的心情太切，进逼过甚，两舰相距太近，鱼雷竟从西京丸舰下深水中穿过而未触炸。这一时刻不仅是西京丸的最恐怖之时，也是整个日本联合舰队最恐怖时刻。西京丸死里逃生，仓皇逃出战区。福龙没有把握好这一击沉敌舰、消灭敌最高海军军官的绝好时机，北洋舰队也错失了这唯一的以弱胜强的战场机会。
西京丸退出战场后，虽然日方只剩下9舰，但是，战场形势并没有向有利于北洋舰队的方向转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北洋舰队的阵形已凌乱不整，除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保持协调行动外，其余诸舰只能各自为战，完全处于被动防御态势。更吃紧的是，各舰主炮炮弹已消耗大半，被迫放慢发射速度，主要依赖小炮抵御攻击。而日本舰队充分利用机动灵活的优势和速射炮火的威力，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个单纵队战术群，对北洋舰队构成前后夹击之势，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这时，北洋舰队中，受伤最重的是致远舰，舰船进水，甲板起火，舰身倾斜，弹药已尽，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此紧要关头，管带邓世昌毅然决定孤注一掷，撞击敌旗舰吉野，与之同归于尽。吉野购自英国，时速23海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撞沉它，对日舰队是沉重打击。邓世昌对大副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遂下令开足马力，全速向吉野号冲去。邓世昌在指挥台上激励官兵：“吾辈以公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甲板上的水兵面向西南方向跪下，决心为国献身。
吉野发现致远舰犹如一条火龙，带着滚滚浓烟，迎着密集的炮火加速冲来，知其只求一拼，大为骇惊，急忙转舵驶避，同时连连发炮。
3时30分，致远在即将撞上敌舰之际，被敌施放的鱼雷击中，机器锅炉爆炸，船体左倾，沉入海中。“雷轰水底惊丹覆，血溅江山逐浪流。”全舰二百余名官兵，除27人获救外，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
邓世昌落水后，同时落海的随从抛来救生圈，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推开不受。恰有一艘北洋舰队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没有应从。此刻，与其一起落水的爱犬凫到身边，“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使其不能沉入海中，邓世昌视死如归，毅然用手按住爱犬，同时沉入波涛之中。
邓世昌——这位勇惯三军、名垂青史的海军将领，生于1849年，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在少年时代，就具有救国图强的雄心壮志。18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与黄建勋等为同窗好友。在校期间刻苦学习，各门功课均为优等，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毕业后服役于福建水师，因表现突出，历任大副、管带。1879年被李鸿章调入北洋舰队。1880年随丁汝昌赴英国考察学习。1887年再次出洋接带致远等舰归国后，任致远舰管带，从此后邓世昌爱舰如家，与致远相伴始终。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以提督衔补中军中营副将，成为北洋舰队的第四号人物。邓世昌平时治事精勤，治军严格，训练得力，多次受到嘉奖。中日开战后，邓世昌积极请战，誓惩日贼。海战这一天，中国旧历八月十八日，这一天正是邓世昌四十六虚岁生日。在自己的生日为国捐躯，令人扼腕敬叹，仿佛他就是为中国海军而生的，为这场震惊世界的大海战而生的，为中华民族抗御外国侵略而生的。他死的壮烈，死的忠勇，死的惊天地泣鬼神，乃至于后人一提到这场战役和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响亮的名字——邓世昌。他又死得其所，更死得其时，乃至当后人每年的这一天纪念这次战役和这场战争的时候，同时缅怀着他的生和死。黄海战后，北洋舰队的八十多名阵亡将弁受到朝廷赏恤，而邓世昌因“殊功奇烈，尤与寻常死事不同”，唯一获殊荣被赐“壮节”谥号。光绪皇帝听闻邓世昌的事迹后，极为震悼，亲赐挽联曰：
此日漫挥天下泪，
有公足壮海军威。
“有公足壮海军威”，这不仅是光绪皇帝对邓世昌个人的最高评价，也是这位希望重整河山的年轻圣主对所有参战将士的期望。一支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军队，不仅是正义之师，更应该是威武之师、无畏之师，才有可能是胜利之师。我们虽然没有武士道，但我们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古训，有“生做人杰死为鬼雄”的豪壮情怀，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试想，如果北洋舰队的海军将领都能象邓世昌这样敢于牺牲，恐怕这场海战就是另一个结果了，中日历史也得彻底改写。
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北洋海军中也有贪生怕死之辈，他们怯懦而又卑鄙的行径，极大地恶化了随后的战局。他们就是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方伯谦，字益堂，1852年生，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曾到英国留学三年。北洋舰队成军后，一直管带济远舰。1894年7月25日，中日尚未开战时，刚刚完成护船任务的济远、广乙两舰，在朝鲜西丰岛海面，遭吉野率领的第一游击舰队袭击。炮战中，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抛下广乙舰，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驶逃。吉野随后追赶，济远舰为保命，竟然悬挂出白旗，后又加挂日本海军旗。逃跑中，对刚驶来的两艘北洋租用的运兵船也不予保护和援助，使两船被敌一沉一俘，损失官兵约900人。逃归后，方伯谦隐瞒事实，谎报请功，丁汝昌、李鸿章疏于严查，竟然信以为真。诈降逃命之将竟然成为初战功臣，得以继续留任指挥。终于，在这次大决战中，方伯谦故伎重演，再次临阵脱逃，彻底搅坏了战局。3时30分，方伯谦见致远舰沉没，胆怯畏敌，遂下令济远舰逃出阵外，慌忙之中撞上了原已负伤搁浅的扬威舰。方伯谦置扬威舰附近的落水官兵于不顾，掉转船头，往旅顺口方向，仓皇奔逃。按战斗编组济远与广甲为一小队，广甲管带吴敬荣见僚舰逃逸，即刻效仿，率舰往大连湾方向逃跑。二舰逃跑，使战场形势大变，海战第二阶段结束。这一阶段虽然重伤敌西京丸，使其退出战场。但是，北洋舰队一沉二逃，损失更大。
致远舰的战沉与济远、广甲两舰的逃窜，使得北洋舰队军心动摇，军纪大乱。靖远、来远、经远三舰皆中弹累累，火势熊熊，相继往大小鹿岛方向退避。后来参战的平远、广丙和鱼雷艇也纷纷退出战场。日舰第一游击队4舰随即追奔逐北。在原来的主战场，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与日联合舰队的松岛等5舰继续战斗。这样，第三阶段一开始，就分成两个小战场。中国舰只或被包围，或被追击，作战异常艰难，日海军占尽了优势。
北部战场，由于各舰疲于自保，难以相互支援。日舰第一游击队首先进攻伤势较重的经远舰，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指挥官兵，一面救火，一面发炮还击。激战中，林永升被敌炮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大副和二副也先后中炮牺牲。官兵们坚持战斗，怎奈寡不敌众，最终全舰裂碎，沉入大海。
林永升，字钟卿，福建侯官人，1853年生，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毕业。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因学习优等，颇得西方教官赏识。后至北洋舰队任中军右营副将，统帅经远舰。林永升为人和善，体恤士卒，士兵愿为之用。阵亡时年仅41岁。战后，朝廷对其照提督例以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
经远舰被击沉后，吉野等4舰转而追攻靖远、来远。这时，靖来两舰已退至大鹿岛附近浅水区，占据有力地势，背靠沙滩，用舰首巨炮瞄准尾追而来的日舰，一面发炮击敌，一面扑灭大火，抢修船体。日舰害怕搁浅，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来回巡驶，发炮遥击。
在主战场坚持作战的定远、镇远两舰，虽然陷入日本队5艘敌舰的围困中，仍然紧密配合，顽强奋战。定远舰上，提督丁汝昌虽受重伤，但拒绝进舱养息，包扎后坐在甲板上督战，以鼓舞士气。右翼总兵、管带刘步蟾，从容不迫，果决坚毅，充分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指挥官兵英勇杀敌。
刘步蟾，字子香，福建候官人，1852年出生。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成绩名列第一。1877年与林永升、方伯谦等一起被选拔进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表现优异，“成绩冠诸生”。归国后，留职北洋。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扩充海军力量，购置铁甲舰。1885年，从德国亲驾订购的铁甲舰定远回国。自此后，充任定远管带。刘步蟾才干突出，“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对中国海防建设和北洋舰队的创建贡献极大，在当时的海军军官中，可谓最优秀者。鉴于此，北洋舰队成军时，任命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在舰队中成为地位仅次于丁汝昌的高级将领。刘步蟾素怀爱国壮志和牺牲精神，在黄海战役前，他就向部下将士发出了“苟丧舰，将自裁”的铮铮誓言。而当次年的2月10日，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刘步蟾毅然自尽，实践了自己的战前誓言。
另一艘铁甲舰镇远，在管带林泰曾的指挥下，艰苦抗击敌人。林泰曾，字凯仕，福建侯官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孙子，生于祖父去世的1851年。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驾驶，“历考优等”。1877年，赴英国深造。归国后升任炮舰管带。林泰曾治军严明，为人沈毅，李鸿章评价他“资深学优”，他的姑父、一代名臣沈葆桢称赞他“深通西学，性行忠谨”。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时，林泰曾特授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战前，林泰曾即下令卸除舰上的舢板，以示“舰存与存，舰亡与亡”。在战斗中，镇远注意与定远保持配合。当定远甲板中弹起火后，镇远前趋抵御日舰炮火，掩护定远救火抢修。帮带大副杨用霖奋然激励手下将士：“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杨用霖，字雨臣，1854年生，福建闽县人。他“船生”出身，在北洋海军中，他是唯一的没受过海军学堂正规教育的大副级以上将领。他勤奋好学，积极求教，不仅掌握了驾驶和枪炮技术，而且还自学英语。北洋舰队外籍总教习琅威理对其评价极高，预言他将来可成为亚洲的纳尔逊。在二位将领的感召和指挥下，镇远舰官兵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定远、镇远配合默契、进退得当，以铁甲舰的优势，顶住了日舰本队的疯狂炮击。日舰中的松岛、严岛、桥立都是为对抗定远、镇远而设计制造的，1889年、1891年先后下水的二等海防舰，排水量都为4278吨，各配有320毫米口径主炮，而且每舰炮数比中国两舰多出10门，航速也快1.5海里。然而，日三舰射出的巨炮，始终没能穿透北洋舰队两铁甲舰的甲板。而两铁甲舰却在随后的激战中给日舰以致命性打击。当定远与松岛相距约2000米时，定远发出的305毫米巨炮，命中松岛右舷下甲板，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药包爆炸，刹那间，伴随着惊天巨响，松岛上空火球升起，继而舰体倾斜，火势凶猛，舰上大部分火炮被毁，战斗人员伤亡殆尽。伊东祐亨一面指挥救火，一面下令军乐手等非战斗人员补充。烈火虽被扑灭，但已经丧失了指挥和战斗的能力。4时10分，松岛发出信号，下令各舰撤退。日舰队向东南方向逃逸，定远、镇远两舰随后追击。在305毫米口径大炮的轰击下，日舰队只好回头复战。值此扩大战果的大好时机，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却弹药不足，本无心恋战的日舰在一番虚张声势后，借机狼狈逃窜。
在大鹿岛海域攻击靖远、来远两舰的日舰第一游击队，发现本队撤退的信号后，也快速向西南方向逃跑。靖远、来远两舰驶出浅水区，靠近定远、镇远，靖远代旗舰升起归队旗，平远、广丙和众鱼雷艇赶来集合。北洋舰队重整队伍，向日舰逃窜方向追击，但见日舰队如坂上走丸，难以追及，遂收兵转向，向旅顺基地返航。
炮声沉寂，硝烟散去，秋水长天，复归宁静。至此，历时5个小时的黄海大海战，随着夜幕的降临，划上了沉重的句号。
9月17日上午，大清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指挥所部10艘战舰，在中朝边界鸭绿江口大东沟海域进行操练。丁汝昌，字禹廷，1836年生，安徽庐江人。年轻时参加太平军，后随所在部队投降湘军，旋即转隶淮军刘铭传部，从此，丁汝昌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战功卓著，官运亨通，六年时间就由哨官升至总兵，并深受淮军领袖李鸿章所信任。1879年，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丁汝昌随之调至，开始了其海军生涯。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丁汝昌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成为当时中国海军一线的最高军事将领，在甲午年的这场战争中，58岁的他更成为中外瞩目的风头人物。
一天前的9月16日，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从大连湾启航，为装载4000名赴朝参战的中国陆军的运输船队护航。这支护航大队包括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经远、致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10艘巡洋舰，镇南、镇中两艘炮船，福龙、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4艘鱼雷艇，大小船舰共18艘。当天下午到达大东沟。丁汝昌命镇南、镇中两炮舰及4艘鱼雷艇护卫5艘运兵船进入江口上溯15海里处卸载，平远、广丙两舰泊于江口外，他自率10艘主力舰在距江口12海里处下锚，准备第二天返航。
9月17日上午10时，海军官兵们的操演刚刚结束，镇远舰上的瞭望哨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出现黑烟，先是一缕，后是几缕。以煤为燃料的年代，未见舰影，先见煤烟。随后，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了！
将领们通过观察分析，断定这是一支悬挂美国国旗企图偷袭的日本海军舰队。于是，战斗警报发出，官兵们各就各位，积极做好战斗准备。
11时，丁汝昌下令“升火起锚”，10艘战舰列出夹缝鱼贯阵，以每小时5海里航速向南迎击。整个舰队由强至弱前后分排五叠小队：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小队的两艘军舰以45度角前后错开，远远望去，全队呈梯状双纵阵形。在行进中官兵们抓紧时间午餐。约12时，迎面而来的舰队突然把美国旗换成了日本太阳旗，并呈鱼贯式单纵队向前逼近。
这支舰队正是日本联合舰队，一共有12艘，包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率领的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6舰，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率领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第三游击队的炮舰赤城号，随军督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代用巡航舰西京丸号。桦山资纪，海军中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海军的代表人物。生于1837年，1874年曾作为陆军军官参加侵略我国台湾，1884年由陆军转役海军，1890年任海军大臣，战前以预备役海军中将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并作为大本营成员参与整个战争的指挥和重大决策。伊东祐亨，1843年生，鹿儿岛人。1869年任海军二等士官。1871年任海军大尉。1877年任中佐，并参加了镇压西乡隆盛叛乱的西南战役。1892年冬，晋升海军中将，任常备舰队司令官。在甲午年日本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后，改组海军，组建了适应战时体制的联合舰队，伊东祐亨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中日开战后，日本联合舰队依仗牙山口偷袭我军舰和运兵船得逞的战绩，越发狂妄不可一世，一个半月来，在黄海海域耀武扬威，寻找北洋海军主力，以求决战。其间曾于8月10日，驶进威海卫北洋海军基地寻战未果。9月16日，桦山资纪接到北洋海军将护送陆军前往鸭绿江口的情报，遂令联合舰队向北搜寻。于是，狭路相逢，两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在黄海东北海域鸭绿江口相遇了，远东历史上的一场空前大海战即将爆发。
从双方的实力对比看，日本参战的军舰为12艘，北洋海军最初参战的军舰为10艘；日本12舰总排水量为40880吨，北洋海军10舰总排水量为29970吨；日本舰队的主力战舰都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服役的新战舰，而北洋舰队的主力战舰则都是19世纪80年代服役的旧战舰；日本12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5.4海里，其中第一游击队4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9.4海里，北洋海军10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5.2海里；日本12舰共有120毫米口径以上大炮105门，其中多半为速射炮，而北洋海军10舰共有120毫米口径以上大炮42门，速射炮只有10门53毫米口径格鲁中炮；日本12舰定员为3532人，北洋海军10舰定员为2100人。相比之下，日本舰队在整体实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尽管北洋海军在局部也有优势，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巨舰排水量都为7335吨，而日舰排水量最大者不足4300吨，比镇定两舰少了3000吨，但是，北洋舰队这一局部优势抵挡不了整体上船小炮少和机动能力不足的缺陷。这场遭遇战，对北洋海军而言难以取胜，真可谓凶多吉少。
尽管如此，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同仇敌忾，严阵以待。丁汝昌不畏艰险，亲登旗舰定远号飞桥，从容不迫地下达着一个个作战命令。12时左右，丁汝昌下令舰队变成“夹缝雁行阵”，即以左右交错往后依次展开的双横队来迎战日舰的单纵队，同时将舰队航速提高至每小时7海里。“雁行缘石径，鱼贯度正梁。”两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以不同的阵形，迎面对驶，距离越来越近。
12时18分，伊东向第一游击队发出命令：“攻击右翼敌舰。”于是，第一游击队继续佯攻定远、镇远，当双方接近12000米时，第一游击队突向左转，攻击矛头指向北洋舰队右翼。
12时50分，当双方舰队接近至5300米时，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12时52分，双方距3500米，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炮还击；12时55分，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在距北洋舰队右翼军舰3000米处也开始炮击。紧接着，双方各舰纷纷开炮。刹那间，黄海海面，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火光四起，水柱冲天，惊心动魄的“九一七”黄海大海战打响了。
从开战后，双方没有喘息机会，战斗在不断进行，但仍然可以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双方的战役力量调整，将这场大海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开始，北洋舰队的铁甲巨舰就发挥出威力。由于第一游击舰队从阵前右躲，后面的本队遂成为定远等舰打击的目标。开战不到5分钟，松岛320毫米口径炮炮塔上部被定远炮击中，敌两名炮手负伤。随后，松岛第七号炮位被毁。1时左右，严岛右舷被击中。1时10分，桥立炮塔被击中，多名日官兵伤亡。随后，北洋舰队的V形编队冲入敌阵，敌本队被拦腰分为两折，首尾不能相顾。可是，定远舰也是初战不利，开战不久，即被日炮击中，在飞桥上指挥的丁汝昌被震落甲板，身负重伤。更为严重的是，定远的信号装置也被日炮摧毁，从而丧失了旗舰的指挥手段，其它各舰只能各自为战。
在北洋舰队冲击联合舰队本队时，第一游击队四舰绕到右翼，包抄进攻超勇、扬威两舰。北洋舰队这两艘弱舰，是1881年下水的木制包铁兵船，舰龄老化，速力迟缓，火力也差，虽竭力还击，终难以抵挡吉野等敌舰的撕咬式进攻，两舰相继燃起大火。超勇舰体向右舷倾斜，1时30分，在烈火焚烧中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恰好左一鱼雷艇赶到战场，抛长绳救之，他不就而沉海牺牲，时年42岁。黄建勋，字菊人，福建永福人。15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毕业后留用福建实习。1877年春，作为第一届海军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深造，回国后先在船政学堂任驾驶教习，后调归北洋海军，直至出任超勇号巡洋舰管带。时人称道他：“为人慷慨，尚侠义，性沉毅，出言憨直，不作世俗周旋之态，而在军奋励，往往出人头地。”
扬威号受重伤起火后，管带林履中驾驶军舰驶向浅海补救，不幸搁浅，丧失了作战能力。水兵纷纷跳水逃生，林履中愤然蹈海自尽，时年42岁。林履中，字少谷，福建侯官人。1871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三期驾驶班，毕业后补伏波炮舰大副，后调入北洋海军，曾赴德国验收定远舰，并充任过定远大副，1887年升任扬威管带。时人评价林履中之死：“见危授命，激烈效忠，其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被北洋舰队截在后面的4艘日舰比睿、扶桑、赤城、西京丸，成为中国军舰进攻的重点。慌不择路的比睿竟然窜入北洋舰队中间，被北洋各舰打得体无完肤，大火燃起，岌岌可危，慌忙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信号，仓皇逃出重围。比睿突围后，赤城又成为挨打的对象。1时25分，舰长在舰桥被炮击身亡，逃跑中，代理舰长亦被炸伤。
战至下午2时30分，双方交战第一阶段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双方都在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攻击敌方的弱舰，争取战场的主动权。统计双方损失，北洋舰队超勇沉没，而扬威损坏，日舰比睿、赤城亦遭重创，逃离战场。双方大致战成平手。
第二阶段开始后，原停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两舰及福龙鱼雷艇赶来参战，这支生力军的到来，犹如战役预备队突现，北洋舰队广大官兵顿受鼓舞，斗志高扬。这时双方战舰各有10艘，战争仍呈僵持状态。平远、广丙二舰归队参战位置处于北洋舰队右翼后方，恰好与日舰本队相遇，两舰立即向日舰发起攻击。平远先后击中敌松岛和严岛号。在北洋舰队正面，各舰集中炮击日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号，使其遭受毁灭性打击，舵机和信号装置都被摧毁，并燃起大火。2时40分，西京丸无奈之下，手工操舵，企图转航逃跑，正与福龙鱼雷艇正面相遇。福龙快速逼近，连发两颗鱼雷，均从其左舷近处通过。福龙继续向西京丸逼近，在40米处发射一颗鱼雷，西京丸上的桦山资纪见状大惊，自料在劫难逃，其他日本官兵也只得目视鱼雷直扑而来，全舰鸦雀无声，等待噩运降临。不料，因福龙击沉西京丸的心情太切，进逼过甚，两舰相距太近，鱼雷竟从西京丸舰下深水中穿过而未触炸。这一时刻不仅是西京丸的最恐怖之时，也是整个日本联合舰队最恐怖时刻。西京丸死里逃生，仓皇逃出战区。福龙没有把握好这一击沉敌舰、消灭敌最高海军军官的绝好时机，北洋舰队也错失了这唯一的以弱胜强的战场机会。
西京丸退出战场后，虽然日方只剩下9舰，但是，战场形势并没有向有利于北洋舰队的方向转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北洋舰队的阵形已凌乱不整，除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保持协调行动外，其余诸舰只能各自为战，完全处于被动防御态势。更吃紧的是，各舰主炮炮弹已消耗大半，被迫放慢发射速度，主要依赖小炮抵御攻击。而日本舰队充分利用机动灵活的优势和速射炮火的威力，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个单纵队战术群，对北洋舰队构成前后夹击之势，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这时，北洋舰队中，受伤最重的是致远舰，舰船进水，甲板起火，舰身倾斜，弹药已尽，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此紧要关头，管带邓世昌毅然决定孤注一掷，撞击敌旗舰吉野，与之同归于尽。吉野购自英国，时速23海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撞沉它，对日舰队是沉重打击。邓世昌对大副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遂下令开足马力，全速向吉野号冲去。邓世昌在指挥台上激励官兵：“吾辈以公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甲板上的水兵面向西南方向跪下，决心为国献身。
吉野发现致远舰犹如一条火龙，带着滚滚浓烟，迎着密集的炮火加速冲来，知其只求一拼，大为骇惊，急忙转舵驶避，同时连连发炮。
3时30分，致远在即将撞上敌舰之际，被敌施放的鱼雷击中，机器锅炉爆炸，船体左倾，沉入海中。“雷轰水底惊丹覆，血溅江山逐浪流。”全舰二百余名官兵，除27人获救外，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
邓世昌落水后，同时落海的随从抛来救生圈，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推开不受。恰有一艘北洋舰队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没有应从。此刻，与其一起落水的爱犬凫到身边，“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使其不能沉入海中，邓世昌视死如归，毅然用手按住爱犬，同时沉入波涛之中。
邓世昌——这位勇惯三军、名垂青史的海军将领，生于1849年，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在少年时代，就具有救国图强的雄心壮志。18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与黄建勋等为同窗好友。在校期间刻苦学习，各门功课均为优等，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毕业后服役于福建水师，因表现突出，历任大副、管带。1879年被李鸿章调入北洋舰队。1880年随丁汝昌赴英国考察学习。1887年再次出洋接带致远等舰归国后，任致远舰管带，从此后邓世昌爱舰如家，与致远相伴始终。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以提督衔补中军中营副将，成为北洋舰队的第四号人物。邓世昌平时治事精勤，治军严格，训练得力，多次受到嘉奖。中日开战后，邓世昌积极请战，誓惩日贼。海战这一天，中国旧历八月十八日，这一天正是邓世昌四十六虚岁生日。在自己的生日为国捐躯，令人扼腕敬叹，仿佛他就是为中国海军而生的，为这场震惊世界的大海战而生的，为中华民族抗御外国侵略而生的。他死的壮烈，死的忠勇，死的惊天地泣鬼神，乃至于后人一提到这场战役和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响亮的名字——邓世昌。他又死得其所，更死得其时，乃至当后人每年的这一天纪念这次战役和这场战争的时候，同时缅怀着他的生和死。黄海战后，北洋舰队的八十多名阵亡将弁受到朝廷赏恤，而邓世昌因“殊功奇烈，尤与寻常死事不同”，唯一获殊荣被赐“壮节”谥号。光绪皇帝听闻邓世昌的事迹后，极为震悼，亲赐挽联曰：
此日漫挥天下泪，
有公足壮海军威。
“有公足壮海军威”，这不仅是光绪皇帝对邓世昌个人的最高评价，也是这位希望重整河山的年轻圣主对所有参战将士的期望。一支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军队，不仅是正义之师，更应该是威武之师、无畏之师，才有可能是胜利之师。我们虽然没有武士道，但我们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古训，有“生做人杰死为鬼雄”的豪壮情怀，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试想，如果北洋舰队的海军将领都能象邓世昌这样敢于牺牲，恐怕这场海战就是另一个结果了，中日历史也得彻底改写。
但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北洋海军中也有贪生怕死之辈，他们怯懦而又卑鄙的行径，极大地恶化了随后的战局。他们就是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方伯谦，字益堂，1852年生，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曾到英国留学三年。北洋舰队成军后，一直管带济远舰。1894年7月25日，中日尚未开战时，刚刚完成护船任务的济远、广乙两舰，在朝鲜西丰岛海面，遭吉野率领的第一游击舰队袭击。炮战中，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抛下广乙舰，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驶逃。吉野随后追赶，济远舰为保命，竟然悬挂出白旗，后又加挂日本海军旗。逃跑中，对刚驶来的两艘北洋租用的运兵船也不予保护和援助，使两船被敌一沉一俘，损失官兵约900人。逃归后，方伯谦隐瞒事实，谎报请功，丁汝昌、李鸿章疏于严查，竟然信以为真。诈降逃命之将竟然成为初战功臣，得以继续留任指挥。终于，在这次大决战中，方伯谦故伎重演，再次临阵脱逃，彻底搅坏了战局。3时30分，方伯谦见致远舰沉没，胆怯畏敌，遂下令济远舰逃出阵外，慌忙之中撞上了原已负伤搁浅的扬威舰。方伯谦置扬威舰附近的落水官兵于不顾，掉转船头，往旅顺口方向，仓皇奔逃。按战斗编组济远与广甲为一小队，广甲管带吴敬荣见僚舰逃逸，即刻效仿，率舰往大连湾方向逃跑。二舰逃跑，使战场形势大变，海战第二阶段结束。这一阶段虽然重伤敌西京丸，使其退出战场。但是，北洋舰队一沉二逃，损失更大。
致远舰的战沉与济远、广甲两舰的逃窜，使得北洋舰队军心动摇，军纪大乱。靖远、来远、经远三舰皆中弹累累，火势熊熊，相继往大小鹿岛方向退避。后来参战的平远、广丙和鱼雷艇也纷纷退出战场。日舰第一游击队4舰随即追奔逐北。在原来的主战场，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与日联合舰队的松岛等5舰继续战斗。这样，第三阶段一开始，就分成两个小战场。中国舰只或被包围，或被追击，作战异常艰难，日海军占尽了优势。
北部战场，由于各舰疲于自保，难以相互支援。日舰第一游击队首先进攻伤势较重的经远舰，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指挥官兵，一面救火，一面发炮还击。激战中，林永升被敌炮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大副和二副也先后中炮牺牲。官兵们坚持战斗，怎奈寡不敌众，最终全舰裂碎，沉入大海。
林永升，字钟卿，福建侯官人，1853年生，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毕业。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因学习优等，颇得西方教官赏识。后至北洋舰队任中军右营副将，统帅经远舰。林永升为人和善，体恤士卒，士兵愿为之用。阵亡时年仅41岁。战后，朝廷对其照提督例以优议恤，并追赠太子少保。
经远舰被击沉后，吉野等4舰转而追攻靖远、来远。这时，靖来两舰已退至大鹿岛附近浅水区，占据有力地势，背靠沙滩，用舰首巨炮瞄准尾追而来的日舰，一面发炮击敌，一面扑灭大火，抢修船体。日舰害怕搁浅，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来回巡驶，发炮遥击。
在主战场坚持作战的定远、镇远两舰，虽然陷入日本队5艘敌舰的围困中，仍然紧密配合，顽强奋战。定远舰上，提督丁汝昌虽受重伤，但拒绝进舱养息，包扎后坐在甲板上督战，以鼓舞士气。右翼总兵、管带刘步蟾，从容不迫，果决坚毅，充分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指挥官兵英勇杀敌。
刘步蟾，字子香，福建候官人，1852年出生。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成绩名列第一。1877年与林永升、方伯谦等一起被选拔进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表现优异，“成绩冠诸生”。归国后，留职北洋。曾上书李鸿章，提出扩充海军力量，购置铁甲舰。1885年，从德国亲驾订购的铁甲舰定远回国。自此后，充任定远管带。刘步蟾才干突出，“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对中国海防建设和北洋舰队的创建贡献极大，在当时的海军军官中，可谓最优秀者。鉴于此，北洋舰队成军时，任命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在舰队中成为地位仅次于丁汝昌的高级将领。刘步蟾素怀爱国壮志和牺牲精神，在黄海战役前，他就向部下将士发出了“苟丧舰，将自裁”的铮铮誓言。而当次年的2月10日，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刘步蟾毅然自尽，实践了自己的战前誓言。
另一艘铁甲舰镇远，在管带林泰曾的指挥下，艰苦抗击敌人。林泰曾，字凯仕，福建侯官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孙子，生于祖父去世的1851年。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驾驶，“历考优等”。1877年，赴英国深造。归国后升任炮舰管带。林泰曾治军严明，为人沈毅，李鸿章评价他“资深学优”，他的姑父、一代名臣沈葆桢称赞他“深通西学，性行忠谨”。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时，林泰曾特授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战前，林泰曾即下令卸除舰上的舢板，以示“舰存与存，舰亡与亡”。在战斗中，镇远注意与定远保持配合。当定远甲板中弹起火后，镇远前趋抵御日舰炮火，掩护定远救火抢修。帮带大副杨用霖奋然激励手下将士：“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杨用霖，字雨臣，1854年生，福建闽县人。他“船生”出身，在北洋海军中，他是唯一的没受过海军学堂正规教育的大副级以上将领。他勤奋好学，积极求教，不仅掌握了驾驶和枪炮技术，而且还自学英语。北洋舰队外籍总教习琅威理对其评价极高，预言他将来可成为亚洲的纳尔逊。在二位将领的感召和指挥下，镇远舰官兵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定远、镇远配合默契、进退得当，以铁甲舰的优势，顶住了日舰本队的疯狂炮击。日舰中的松岛、严岛、桥立都是为对抗定远、镇远而设计制造的，1889年、1891年先后下水的二等海防舰，排水量都为4278吨，各配有320毫米口径主炮，而且每舰炮数比中国两舰多出10门，航速也快1.5海里。然而，日三舰射出的巨炮，始终没能穿透北洋舰队两铁甲舰的甲板。而两铁甲舰却在随后的激战中给日舰以致命性打击。当定远与松岛相距约2000米时，定远发出的305毫米巨炮，命中松岛右舷下甲板，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药包爆炸，刹那间，伴随着惊天巨响，松岛上空火球升起，继而舰体倾斜，火势凶猛，舰上大部分火炮被毁，战斗人员伤亡殆尽。伊东祐亨一面指挥救火，一面下令军乐手等非战斗人员补充。烈火虽被扑灭，但已经丧失了指挥和战斗的能力。4时10分，松岛发出信号，下令各舰撤退。日舰队向东南方向逃逸，定远、镇远两舰随后追击。在305毫米口径大炮的轰击下，日舰队只好回头复战。值此扩大战果的大好时机，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却弹药不足，本无心恋战的日舰在一番虚张声势后，借机狼狈逃窜。
在大鹿岛海域攻击靖远、来远两舰的日舰第一游击队，发现本队撤退的信号后，也快速向西南方向逃跑。靖远、来远两舰驶出浅水区，靠近定远、镇远，靖远代旗舰升起归队旗，平远、广丙和众鱼雷艇赶来集合。北洋舰队重整队伍，向日舰逃窜方向追击，但见日舰队如坂上走丸，难以追及，遂收兵转向，向旅顺基地返航。
炮声沉寂，硝烟散去，秋水长天，复归宁静。至此，历时5个小时的黄海大海战，随着夜幕的降临，划上了沉重的句号。
三、海战败绩分析
虽然表面看来，日本舰队被击溃，但实际上日本舰队是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而采取的有组织的主动退却，可以称得上是退而不败。从这场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北洋舰队却是真正失败的一方。
在战役进行中，北洋舰队一开始占了先机，日本舰队阵形被冲断，但随后日本舰队以两个相对独立的战斗群，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反过来打乱了北洋舰队的战前部署和整体阵形。而且在第二阶段最后，北洋舰队绝大多数舰只被迫逃离战场，基本上是无组织逃窜，如果没有两大铁甲舰的拼命抵挡，北洋舰队恐怕会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后果不堪设想。
在场观战的英国海军将领评价说：日本舰队之所以“不能全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舰两大艘也”。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新感叹日本舰队快速机动的优势。在战场上特别是海战战场上，快速机动的一方不仅能使战役的走向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即使在战役的最后阶段也能充分地把握局势，要么大获全胜，要么全师而退。试想，如果北洋舰队两铁甲舰也怯怠退却，日本舰队必然全速追击，北洋舰队的大多数舰只逃不出被敌舰分割歼灭的命运，北洋舰队也会在这次大海战中全军覆没。而战场上实际出现的情况是，日方全线退却，北洋舰队也试图实施全线追歼，以扩大战果，但是，日本舰队的快速度，使得北洋舰队根本实现不了这最后的战术意图，从而，在退却阶段日舰无须分舰断后，仍能全师而退，北洋舰队也毫无斩获。
从双方的战果或者从各自的损失来看，北洋舰队是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日本联合舰队虽有一定损伤，但无碍大局。
军舰是海军最重要的军事装备，而且在战争进行中，从数量上讲可补充性很低，所以，分析一场海战的得失，主要看双方军舰的损失。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军舰是5沉1重伤。作战时，眼睁睁看着超勇、致远、经远先后被日方击沉。战后，搁浅的2舰又被炸沉：9月18日，搁浅在大鹿岛附近遭受重创的扬威被日舰炸毁；9月19日，逃跑之后搁浅在大连湾外三山岛附近的广甲被北洋舰队主动炸毁。一场苦战下来，北洋舰队的所有舰只都受伤，以作为主力的铁甲舰镇远伤势最重，以至于战后在旅顺基地维修了一个多月，仍有三处伤口修不好，航速也只有每小时七八海里，基本丧失了出海作战能力。反观日本联合舰队，作战时没有一艘战舰被击沉。遭受重伤的有比睿、赤城、西京丸、松岛4舰。4舰中除松岛外，另3舰都是弱舰，比睿为已经服役16年的2000吨级旧式巡洋舰，赤城是一艘600吨级的炮舰，西京丸是战前由商船改装的代用巡洋舰。4舰虽伤势严重，但都在两个月内先后得以修复归队。两相比较，中日双方军舰损失数是5：0，得失之别，一目了然。
除军舰外，双方官兵的损失也是重要的比照参数。因为对于当时的中日两国而言，海军成军时间短，处于起步阶段，预备役官兵很少，而海军又是当时近代化程度和技术含量较高的兵种，同军舰一样，战时从数量方面的可补充性也较低。一场战役下来，海军官兵的伤亡，是海军有生力量的难以弥补的损失。日本舰队战后统计的人员损失为：死121人，伤177人；北洋舰队因为伤亡惨重，连精确的统计数字都没有，估计数据为：阵亡官兵600余人，伤300余人。双方对比，北洋舰队战死官兵数量是日本舰队的5倍，伤亡总数是日本舰队的3倍多，从相对数比较来看，北洋舰队的伤亡人数占参战官兵的比例为40%，日本舰队伤亡人数占参战官兵的比例尚不到10%。
另外，双方阵亡的高级指挥官也应该进行对比。海军初创的国家，千军本不易得，良将更属难求。海军将领的培养，双方都下足了大功夫。就大清国陆军将领来说，大多是行伍出身，身经百战，从死人堆爬出来的，靠丰富的实战经验和赫赫战功得以擢升任要；而大清国海军将领几乎都是科班出身，都是经过严格考核选拔出的人才，他们的经历是先入学堂后进舰艇，先当学员后做士官，先学理论后经实练，先巡东海后涉西洋。就当时来看，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海军将领得十年功夫，而到了甲午年，这些人大部分已投身海军二十年了。应该说，清政府为他们投入极大，期望也极厚。诚然，年轻海军的发展壮大需要他们，万里海防的守护经略更是离不开他们。他们——刘步瞻、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林履中，方伯谦、吴敬荣，叶祖珪、邱宝仁，程璧光、萨镇冰……都可以称得上是国宝级的人物。当他们的军衔还只是千总、守备的时候，功盖华夏、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对他们的名字早已经烂熟于胸，对他们直接跨“大战区”圈调遣用。而当时全国陆军的千总守备可谓数不胜数，恐怕李鸿章对他们一无所知，甚至一些总兵级的将领也难入他的法眼。
令人痛惜的是，战争爆发，正需要报效祖国之际，这一场大海战四员大将竟然未酬蹈海，他们的死都很壮烈，他们都是慷慨赴死，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没有牺牲，有他们在，就有北洋海军的正气和勇气在，就不会有五个月后刘公岛的“铁索沉底、降幡出石”。即便那个临阵脱逃、战后伏法的方伯谦，本也是个学有所成的人才，据说他颇具战略眼光，他有不少建议在战前曾被李鸿章采纳。李鸿章实在不是个布局高手，也许方伯谦这枚棋子，不适合推至楚汉河界去冲锋陷阵，而应留置于中军帐前以运筹帷幄。所以一战下来，共折五员大将，而甲午大东沟海战前，北洋舰队共有10艘巡洋舰，结果是舰沉半数，统舰管带亦失半数。
而日本联合舰队，阵亡的统舰将领只有赤城号舰长坂元八郎。赤城号不是巡洋舰，只是区区一艘炮舰，坂元本人的军衔也只是少佐，而当时日本舰队中巡洋舰舰长的军衔大多是大佐，最次的也是中佐，所以东洋短命鬼坂元，在联合舰队的军官团里面，只是个等而下之的人物。总的比较，双方战术单元的主官阵亡情况，北洋舰队阵亡主官不仅仅数量多，而且素质高。而日本联合舰队的阵亡主官，数量极少，素质极低。“国难思良将”，一场大战阵亡这么多高素质指挥官，这种损失对大清国而言也是灾难性的。
参战的日本舰队当然明了己方的胜果。9月19日，他们向广岛大本营发回报告：“昨日海战我军胜利。”9月20日，日本天皇向联合舰队发出敕语，祝贺取得“黄海大捷”，并嘉奖全体参战官兵。随后，皇后和皇太子也先后来电慰问。9月28日，天皇又派侍从武官作为敕使，携天皇赐物来到战时舰队基地，予以慰问。在日本国内，深受军国主义思想蛊惑的日本国民，更是举国狂欢，反复歌颂着天皇亲自谱写的军歌：“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
而参战的北洋舰队，战后初期竟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惨败，认为自己虽然损失4舰，日方也被击沉3舰，更有甚者，有官员竟荒唐地认为：“虽互有损失，而日船伤重先退，我军可谓小捷，若后队不散，当获全胜。”直至10月上旬，中方才侦知日本舰队真实的损失情况，才彻底明白：黄海大海战我方北洋舰队是彻底惨败。于是，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丁汝昌、李鸿章遂成众矢之的，成为言官们参劾奏诘的对象。
虽然表面看来，日本舰队被击溃，但实际上日本舰队是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损失，而采取的有组织的主动退却，可以称得上是退而不败。从这场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北洋舰队却是真正失败的一方。
在战役进行中，北洋舰队一开始占了先机，日本舰队阵形被冲断，但随后日本舰队以两个相对独立的战斗群，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反过来打乱了北洋舰队的战前部署和整体阵形。而且在第二阶段最后，北洋舰队绝大多数舰只被迫逃离战场，基本上是无组织逃窜，如果没有两大铁甲舰的拼命抵挡，北洋舰队恐怕会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后果不堪设想。
在场观战的英国海军将领评价说：日本舰队之所以“不能全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舰两大艘也”。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新感叹日本舰队快速机动的优势。在战场上特别是海战战场上，快速机动的一方不仅能使战役的走向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即使在战役的最后阶段也能充分地把握局势，要么大获全胜，要么全师而退。试想，如果北洋舰队两铁甲舰也怯怠退却，日本舰队必然全速追击，北洋舰队的大多数舰只逃不出被敌舰分割歼灭的命运，北洋舰队也会在这次大海战中全军覆没。而战场上实际出现的情况是，日方全线退却，北洋舰队也试图实施全线追歼，以扩大战果，但是，日本舰队的快速度，使得北洋舰队根本实现不了这最后的战术意图，从而，在退却阶段日舰无须分舰断后，仍能全师而退，北洋舰队也毫无斩获。
从双方的战果或者从各自的损失来看，北洋舰队是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日本联合舰队虽有一定损伤，但无碍大局。
军舰是海军最重要的军事装备，而且在战争进行中，从数量上讲可补充性很低，所以，分析一场海战的得失，主要看双方军舰的损失。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军舰是5沉1重伤。作战时，眼睁睁看着超勇、致远、经远先后被日方击沉。战后，搁浅的2舰又被炸沉：9月18日，搁浅在大鹿岛附近遭受重创的扬威被日舰炸毁；9月19日，逃跑之后搁浅在大连湾外三山岛附近的广甲被北洋舰队主动炸毁。一场苦战下来，北洋舰队的所有舰只都受伤，以作为主力的铁甲舰镇远伤势最重，以至于战后在旅顺基地维修了一个多月，仍有三处伤口修不好，航速也只有每小时七八海里，基本丧失了出海作战能力。反观日本联合舰队，作战时没有一艘战舰被击沉。遭受重伤的有比睿、赤城、西京丸、松岛4舰。4舰中除松岛外，另3舰都是弱舰，比睿为已经服役16年的2000吨级旧式巡洋舰，赤城是一艘600吨级的炮舰，西京丸是战前由商船改装的代用巡洋舰。4舰虽伤势严重，但都在两个月内先后得以修复归队。两相比较，中日双方军舰损失数是5：0，得失之别，一目了然。
除军舰外，双方官兵的损失也是重要的比照参数。因为对于当时的中日两国而言，海军成军时间短，处于起步阶段，预备役官兵很少，而海军又是当时近代化程度和技术含量较高的兵种，同军舰一样，战时从数量方面的可补充性也较低。一场战役下来，海军官兵的伤亡，是海军有生力量的难以弥补的损失。日本舰队战后统计的人员损失为：死121人，伤177人；北洋舰队因为伤亡惨重，连精确的统计数字都没有，估计数据为：阵亡官兵600余人，伤300余人。双方对比，北洋舰队战死官兵数量是日本舰队的5倍，伤亡总数是日本舰队的3倍多，从相对数比较来看，北洋舰队的伤亡人数占参战官兵的比例为40%，日本舰队伤亡人数占参战官兵的比例尚不到10%。
另外，双方阵亡的高级指挥官也应该进行对比。海军初创的国家，千军本不易得，良将更属难求。海军将领的培养，双方都下足了大功夫。就大清国陆军将领来说，大多是行伍出身，身经百战，从死人堆爬出来的，靠丰富的实战经验和赫赫战功得以擢升任要；而大清国海军将领几乎都是科班出身，都是经过严格考核选拔出的人才，他们的经历是先入学堂后进舰艇，先当学员后做士官，先学理论后经实练，先巡东海后涉西洋。就当时来看，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海军将领得十年功夫，而到了甲午年，这些人大部分已投身海军二十年了。应该说，清政府为他们投入极大，期望也极厚。诚然，年轻海军的发展壮大需要他们，万里海防的守护经略更是离不开他们。他们——刘步瞻、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林履中，方伯谦、吴敬荣，叶祖珪、邱宝仁，程璧光、萨镇冰……都可以称得上是国宝级的人物。当他们的军衔还只是千总、守备的时候，功盖华夏、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对他们的名字早已经烂熟于胸，对他们直接跨“大战区”圈调遣用。而当时全国陆军的千总守备可谓数不胜数，恐怕李鸿章对他们一无所知，甚至一些总兵级的将领也难入他的法眼。
令人痛惜的是，战争爆发，正需要报效祖国之际，这一场大海战四员大将竟然未酬蹈海，他们的死都很壮烈，他们都是慷慨赴死，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没有牺牲，有他们在，就有北洋海军的正气和勇气在，就不会有五个月后刘公岛的“铁索沉底、降幡出石”。即便那个临阵脱逃、战后伏法的方伯谦，本也是个学有所成的人才，据说他颇具战略眼光，他有不少建议在战前曾被李鸿章采纳。李鸿章实在不是个布局高手，也许方伯谦这枚棋子，不适合推至楚汉河界去冲锋陷阵，而应留置于中军帐前以运筹帷幄。所以一战下来，共折五员大将，而甲午大东沟海战前，北洋舰队共有10艘巡洋舰，结果是舰沉半数，统舰管带亦失半数。
而日本联合舰队，阵亡的统舰将领只有赤城号舰长坂元八郎。赤城号不是巡洋舰，只是区区一艘炮舰，坂元本人的军衔也只是少佐，而当时日本舰队中巡洋舰舰长的军衔大多是大佐，最次的也是中佐，所以东洋短命鬼坂元，在联合舰队的军官团里面，只是个等而下之的人物。总的比较，双方战术单元的主官阵亡情况，北洋舰队阵亡主官不仅仅数量多，而且素质高。而日本联合舰队的阵亡主官，数量极少，素质极低。“国难思良将”，一场大战阵亡这么多高素质指挥官，这种损失对大清国而言也是灾难性的。
参战的日本舰队当然明了己方的胜果。9月19日，他们向广岛大本营发回报告：“昨日海战我军胜利。”9月20日，日本天皇向联合舰队发出敕语，祝贺取得“黄海大捷”，并嘉奖全体参战官兵。随后，皇后和皇太子也先后来电慰问。9月28日，天皇又派侍从武官作为敕使，携天皇赐物来到战时舰队基地，予以慰问。在日本国内，深受军国主义思想蛊惑的日本国民，更是举国狂欢，反复歌颂着天皇亲自谱写的军歌：“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
而参战的北洋舰队，战后初期竟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惨败，认为自己虽然损失4舰，日方也被击沉3舰，更有甚者，有官员竟荒唐地认为：“虽互有损失，而日船伤重先退，我军可谓小捷，若后队不散，当获全胜。”直至10月上旬，中方才侦知日本舰队真实的损失情况，才彻底明白：黄海大海战我方北洋舰队是彻底惨败。于是，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丁汝昌、李鸿章遂成众矢之的，成为言官们参劾奏诘的对象。
四、海战失败原因
“九一七”海战失败了，作为柄掌北洋海军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作为海战前敌总指挥的舰队提督丁汝昌当然是难辞其咎，脱不了干系。但是，如果让他们俩人承担全部责任，也有失公允。应当说，北洋舰队的黄海大败，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9月17日大海战，北洋舰队失败的直接原因，正如前文所述，是战场对垒的双方实力有差距，北洋舰队弱于日本联合舰队。但这只是最浅显的道理。表面看起来是一场遭遇战，但因为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日本舰队急于寻北洋舰队主力决战，而北洋舰队也以主力出海以备作战，所以说这场遭遇战是一场有准备的大决战。正象我们看到的足球比赛一样，两足球队的比赛，往往是在两支球队的首发主力队员之间展开，如果甲队首发阵容以0：5惨败于乙队，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两队之间不只是在首发阵容之间差距很大，整个甲队的实力肯定低于乙队的实力。这应该是甲队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交战双方的舰队都是两国海军的精锐，所以说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海军实力落后于日本海军。
战前，中日海军的实力经过了一个动态的消长过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的威力，认识到加强海防和发展海军的重要性。洋务派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先后开办军工企业，创建船政学堂，制造军舰，培养海防人才。日本同样也领教了西方军舰的威胁，更兼以作为一个岛国，有更强的海防意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为逞其“海外雄飞”的侵略野心，海军建设方面由幕府时期的防守型转向了进攻型。而1874年日本出兵侵攻台湾这一事件，对这两个东亚邻国的海军建设影响深远。事后，清政府上下意识到日本对中国日益增大的威胁，展开海防建设大讨论，决定将东部沿海省份，按地理区域划分为南北洋，设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同时加强海防事宜。日本也将侵台战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海军实力不强，遂决定加快海军建设。1875年，中日两国都拨出专款，向英国订购军舰，由此双方拉开了海军军备大竞赛的序幕。应该说，在这场历时将近二十年的军备大赛中，本来中国海军长时期是跑在前面的。其间虽有中法战争中11艘军舰的损失，但是仍领先于日本。以至于到1889年，美国海军的报告中，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九位，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前。相对强大的海军，对日本有明显的威慑作用，朝鲜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国海军都快速出动，日本发现难以抗衡，阴谋计划也随之失败。购进了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后，李鸿章也是沾沾自喜。他满怀自信地言到：“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动摇之势。”为此，他曾两度派出包括两铁甲舰在内的舰队，造访日本，以望能继续威慑潜在的敌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海防意图。
日本在朝鲜冒险计划的失败，深感海军力量的不足，加快了海军扩充的步伐。天皇的所谓敕令中有：“朕认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快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日本政府制定了长期的海军装备发展计划，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海军军费。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被日本朝野视为心头大患。“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官兵的口号，“捕捉定远”也成为日本儿童的战斗游戏。1886年两铁甲舰随队造访日本，出现在日本长崎，引起了日本人的普遍嫉恨，发生了日本警察与市民围攻中国水兵的国际冲突事件。为了将来在战场上与中国两铁甲舰对抗，日本斥巨资专门建造了巨炮口径大、航速快的三艘海防舰，分别以日本三个著名风景区严岛、松岛、桥立命名，号之曰“三景舰”。
在日本海军加快发展的几年中，清政府无视战争迫近的威胁，反而放慢了海军发展的步伐。中法战争后，中国海军在发展中形成北洋、南洋、广东三支各自独立的力量。由于军费的限制，1885年朝廷就确定了优先精练北洋海军一支的方针，所以，名为三支海军，其实南洋和广东两大海军，装备极差，没有战斗力，特别是在广东的广甲、广乙、广丙三大主力舰调归北洋海军后，只剩下一些浅水小炮艇，广东海军可谓名存实亡了。南洋军舰有十余艘，但多为国产木壳中小型巡洋舰。真正能适应战时需要的只有“优先精练”的北洋海军了。而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反而未构建一艘军舰，未添一门新炮，只是从南方调来几艘军舰。结果是，我消敌长，到了1893年，日本海军从数量上，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余吨；从作战能力上，日舰舰龄短，在许多性能上却超过了中国军舰。在整体实力上，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不仅超过了北洋海军，也超过了整个中国海军，跻立亚洲第一。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早已经不再是外行了，在战争爆发前他就知己知彼地提出，北洋海军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只有集中兵力尚有与其周旋或拼死一战的可能。从经远号上发出的一封家书道出了实情：“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
从双方投入战争的海军力量来看，北洋舰队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进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排水量各1000吨的轻型巡洋舰，共有大小战舰船24艘，即铁甲舰2艘：定远、镇远；巡洋舰11艘：即经远、济远、来远、靖远、致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乙、广丙；炮舰6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练习舰3艘：威远、康济、敏捷；运输舰2艘：利运、海镜。舰队总排水量为4万3千吨。
日本开战后，以主力组成联合舰队，驶离日本各海军镇守府，进驻朝鲜西海岸。到“九一七”海战前，经过三次整编后，编队序列如下：本队，包括松岛（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第一游击队，包括吉野（旗舰）、秋津洲、高千穗、浪速；第二游击队，包括金刚（旗舰）、葛城、大和、武藏、高雄、天龙；第三游击队，包括筑紫（旗舰）、爱岩、赤城、岛海、大岛；本队附属舰，包括八重山、磐城、天城、近江丸；另外还有鱼雷艇母舰山城丸。一共26艘，其中装甲巡航舰1艘，海防舰2艘，巡洋舰16艘，炮舰6艘，鱼雷艇母舰1艘。总吨数约为55000吨。北洋舰队即使加上不能出海作战的运输舰和练习舰，无论是军舰数，还是排水量，都低于日本联合舰队。
从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对比，即海军整体实力、战争投入力量、现场参战力量，都是敌强我弱，上一层次为下一层次加强后盾，上一层次的实力差距决定了下一层次的实力差距，所以说，中国海军整体实力弱是“九一七”大海战惨败的主要原因。
战争爆发后，8月5日，广岛大本营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根据这个“作战大方针”，日本的整个作战部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派遣部分军队进入朝鲜境内，牵制清军，加强对本土战略要地的守卫，并继续动员陆军出征。同时，以海军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海上主力决战，夺取制海权。第二阶段的作战，视第一阶段的海战结果而定。根据第一阶段海战的可能结果，拟定了甲、乙、丙三种作战方案。
甲案：如果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即派陆军由渤海湾西岸登陆，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进行主力作战。
乙案：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夺取平壤并固守，扶持朝鲜“独立”，海军扼守朝鲜海峡，并保护部队的运送。
丙案：若海军战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守卫本土，海军则退守日本沿海。
这的确是一份详细周密的计划，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这里暂且不对这一作战方针给予过多评论，只想澄清一种认识上的错误。
有论者根据这份作战方略，特别是提到了第一阶段中海战的第三种可能，就得出结论说，日本没有海战胜利的把握，进而认为中国海军实力不比日方弱，北洋舰队不是败在实力上。其实，作为作战总方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当然应该考虑到初战的所有可能结果，哪怕这种结果的概率极小。在战争中，优势一方不敢以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战争的胜利，古往今来，不乏以弱胜强的战例。但是，估计到失败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说缺乏战胜的信心，更不能由此而认为估计者力弱心怯。从这份作战计划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统帅部军事上的高度理性，如果由这份高度理性的作战计划，得出非理性的片面结论，跟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一般来说，作为侵略战争的发起国，是有强于被侵略国的军事优势的。而日本迫不及待地挑起事端，发动战争，就是因为特别看重海战在中日战争中的作用，自信日方海军的绝对优势。日方肯定评估过中日海军的对决胜算，尽管我们今天找不到这样的档案材料，但其分析不会比经远舰上发出的那封家书的评估保守——三七开，中国海军三成的胜算，日本海军七成的胜算。七成胜算对于那些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分子来说已经足够了，战争机器就可以马上启动了。
由此可见，日本雄厚的海军实力，是甲午战前的客观事实，是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铁血武装，也是“九一七”大海战北洋舰队惨败的主要原因。
“九一七”海战失败了，作为柄掌北洋海军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作为海战前敌总指挥的舰队提督丁汝昌当然是难辞其咎，脱不了干系。但是，如果让他们俩人承担全部责任，也有失公允。应当说，北洋舰队的黄海大败，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9月17日大海战，北洋舰队失败的直接原因，正如前文所述，是战场对垒的双方实力有差距，北洋舰队弱于日本联合舰队。但这只是最浅显的道理。表面看起来是一场遭遇战，但因为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日本舰队急于寻北洋舰队主力决战，而北洋舰队也以主力出海以备作战，所以说这场遭遇战是一场有准备的大决战。正象我们看到的足球比赛一样，两足球队的比赛，往往是在两支球队的首发主力队员之间展开，如果甲队首发阵容以0：5惨败于乙队，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两队之间不只是在首发阵容之间差距很大，整个甲队的实力肯定低于乙队的实力。这应该是甲队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交战双方的舰队都是两国海军的精锐，所以说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海军实力落后于日本海军。
战前，中日海军的实力经过了一个动态的消长过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的威力，认识到加强海防和发展海军的重要性。洋务派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先后开办军工企业，创建船政学堂，制造军舰，培养海防人才。日本同样也领教了西方军舰的威胁，更兼以作为一个岛国，有更强的海防意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为逞其“海外雄飞”的侵略野心，海军建设方面由幕府时期的防守型转向了进攻型。而1874年日本出兵侵攻台湾这一事件，对这两个东亚邻国的海军建设影响深远。事后，清政府上下意识到日本对中国日益增大的威胁，展开海防建设大讨论，决定将东部沿海省份，按地理区域划分为南北洋，设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同时加强海防事宜。日本也将侵台战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海军实力不强，遂决定加快海军建设。1875年，中日两国都拨出专款，向英国订购军舰，由此双方拉开了海军军备大竞赛的序幕。应该说，在这场历时将近二十年的军备大赛中，本来中国海军长时期是跑在前面的。其间虽有中法战争中11艘军舰的损失，但是仍领先于日本。以至于到1889年，美国海军的报告中，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九位，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前。相对强大的海军，对日本有明显的威慑作用，朝鲜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国海军都快速出动，日本发现难以抗衡，阴谋计划也随之失败。购进了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后，李鸿章也是沾沾自喜。他满怀自信地言到：“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动摇之势。”为此，他曾两度派出包括两铁甲舰在内的舰队，造访日本，以望能继续威慑潜在的敌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海防意图。
日本在朝鲜冒险计划的失败，深感海军力量的不足，加快了海军扩充的步伐。天皇的所谓敕令中有：“朕认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快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日本政府制定了长期的海军装备发展计划，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海军军费。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被日本朝野视为心头大患。“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官兵的口号，“捕捉定远”也成为日本儿童的战斗游戏。1886年两铁甲舰随队造访日本，出现在日本长崎，引起了日本人的普遍嫉恨，发生了日本警察与市民围攻中国水兵的国际冲突事件。为了将来在战场上与中国两铁甲舰对抗，日本斥巨资专门建造了巨炮口径大、航速快的三艘海防舰，分别以日本三个著名风景区严岛、松岛、桥立命名，号之曰“三景舰”。
在日本海军加快发展的几年中，清政府无视战争迫近的威胁，反而放慢了海军发展的步伐。中法战争后，中国海军在发展中形成北洋、南洋、广东三支各自独立的力量。由于军费的限制，1885年朝廷就确定了优先精练北洋海军一支的方针，所以，名为三支海军，其实南洋和广东两大海军，装备极差，没有战斗力，特别是在广东的广甲、广乙、广丙三大主力舰调归北洋海军后，只剩下一些浅水小炮艇，广东海军可谓名存实亡了。南洋军舰有十余艘，但多为国产木壳中小型巡洋舰。真正能适应战时需要的只有“优先精练”的北洋海军了。而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反而未构建一艘军舰，未添一门新炮，只是从南方调来几艘军舰。结果是，我消敌长，到了1893年，日本海军从数量上，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余吨；从作战能力上，日舰舰龄短，在许多性能上却超过了中国军舰。在整体实力上，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不仅超过了北洋海军，也超过了整个中国海军，跻立亚洲第一。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早已经不再是外行了，在战争爆发前他就知己知彼地提出，北洋海军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只有集中兵力尚有与其周旋或拼死一战的可能。从经远号上发出的一封家书道出了实情：“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
从双方投入战争的海军力量来看，北洋舰队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进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排水量各1000吨的轻型巡洋舰，共有大小战舰船24艘，即铁甲舰2艘：定远、镇远；巡洋舰11艘：即经远、济远、来远、靖远、致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乙、广丙；炮舰6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练习舰3艘：威远、康济、敏捷；运输舰2艘：利运、海镜。舰队总排水量为4万3千吨。
日本开战后，以主力组成联合舰队，驶离日本各海军镇守府，进驻朝鲜西海岸。到“九一七”海战前，经过三次整编后，编队序列如下：本队，包括松岛（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第一游击队，包括吉野（旗舰）、秋津洲、高千穗、浪速；第二游击队，包括金刚（旗舰）、葛城、大和、武藏、高雄、天龙；第三游击队，包括筑紫（旗舰）、爱岩、赤城、岛海、大岛；本队附属舰，包括八重山、磐城、天城、近江丸；另外还有鱼雷艇母舰山城丸。一共26艘，其中装甲巡航舰1艘，海防舰2艘，巡洋舰16艘，炮舰6艘，鱼雷艇母舰1艘。总吨数约为55000吨。北洋舰队即使加上不能出海作战的运输舰和练习舰，无论是军舰数，还是排水量，都低于日本联合舰队。
从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对比，即海军整体实力、战争投入力量、现场参战力量，都是敌强我弱，上一层次为下一层次加强后盾，上一层次的实力差距决定了下一层次的实力差距，所以说，中国海军整体实力弱是“九一七”大海战惨败的主要原因。
战争爆发后，8月5日，广岛大本营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根据这个“作战大方针”，日本的整个作战部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派遣部分军队进入朝鲜境内，牵制清军，加强对本土战略要地的守卫，并继续动员陆军出征。同时，以海军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海上主力决战，夺取制海权。第二阶段的作战，视第一阶段的海战结果而定。根据第一阶段海战的可能结果，拟定了甲、乙、丙三种作战方案。
甲案：如果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即派陆军由渤海湾西岸登陆，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进行主力作战。
乙案：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夺取平壤并固守，扶持朝鲜“独立”，海军扼守朝鲜海峡，并保护部队的运送。
丙案：若海军战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守卫本土，海军则退守日本沿海。
这的确是一份详细周密的计划，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这里暂且不对这一作战方针给予过多评论，只想澄清一种认识上的错误。
有论者根据这份作战方略，特别是提到了第一阶段中海战的第三种可能，就得出结论说，日本没有海战胜利的把握，进而认为中国海军实力不比日方弱，北洋舰队不是败在实力上。其实，作为作战总方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当然应该考虑到初战的所有可能结果，哪怕这种结果的概率极小。在战争中，优势一方不敢以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战争的胜利，古往今来，不乏以弱胜强的战例。但是，估计到失败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说缺乏战胜的信心，更不能由此而认为估计者力弱心怯。从这份作战计划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统帅部军事上的高度理性，如果由这份高度理性的作战计划，得出非理性的片面结论，跟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一般来说，作为侵略战争的发起国，是有强于被侵略国的军事优势的。而日本迫不及待地挑起事端，发动战争，就是因为特别看重海战在中日战争中的作用，自信日方海军的绝对优势。日方肯定评估过中日海军的对决胜算，尽管我们今天找不到这样的档案材料，但其分析不会比经远舰上发出的那封家书的评估保守——三七开，中国海军三成的胜算，日本海军七成的胜算。七成胜算对于那些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分子来说已经足够了，战争机器就可以马上启动了。
由此可见，日本雄厚的海军实力，是甲午战前的客观事实，是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铁血武装，也是“九一七”大海战北洋舰队惨败的主要原因。
既然说占了优势，为什么只有七成胜算，大清海军的三成胜算来自哪里呢？大清海军的三成胜算，首先一成来自于两艘大型铁甲舰的强大的攻击力和顽强的抗击力，这也是日方最担心的。另外一成来自于中国海军官兵的整体素质，其中主要是战术战技和意志品格，对日方来说，这是战前的盲点。最后一成来自于战争中的偶然性因素，俗话说的天算。具体到中日海战，中方靠偶然性获胜，只有出现以多打少的遭遇战。在日本舰队加强了自我保护、整队出巡的情况下，这最后一成胜算只能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特别是，当9月17日，北洋舰队与强大的日本联合舰队遭遇于大东沟口外时，在战争的角度存在的最后一成胜算，从战役的角度来看，肯定是荡然无存了。所以在实战中，中日双方胜算转变成二八开了。中国海军的这两成胜算把握的结果如何，就看北洋舰队的临战发挥了。
应该说，北洋舰队的两大铁甲舰不失国人厚望，攻守得当，发挥了优势，打出了威风，特别是战役最后阶段，重创松岛，击退了日本舰队。这一成可以说基本上把握住了，可是，另一成呢？尽管有邓世昌的视死如归，有杨用霖的身先士卒，有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这一成还是没有真正地把握好。这也是北洋舰队失败特别是惨败的次要原因。
从战场表现来看，除定远、镇远几舰外，相当一部分北洋海军官兵士气低落、纪律混乱、技战术水平差。
士气是一支军队作战获胜的基础。黄海大战中，作为新兵种的北洋官兵，士气低落，意志薄弱。畏敌如虎者、贪生怕死者、临战慌张者、保命逃避者、见死不救者，大有人在。方伯谦战后被军纪正法，济远舰官兵为其鸣不平，一则出于感恩，二则集体为战场劣行辩护。即使致远舰上的部分官兵，在邓世昌下令撞击日舰时，也有人发出怨言，一度秩序稍乱。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3艘鱼雷艇赶至战场后，慑于敌舰威力不敢近前攻击，没有实质性参战，只在场边扮演一时的救捞队角色。
纪律是一支军队获胜的有力保证。大海战第二阶段济远、广甲临阵脱逃，随后大多舰只也退出战场，战场纪律极为混乱。在海战中，当军舰遭受重伤难以再战时，退出战场，以求自保，这是正常而合理的处置方式。日方就有3舰因此而退出战场。但是退出战场的条件是作战能力被摧毁、舰船有沉没危险。战后查验，中方退出的战舰，除个别重伤外，大多尚能在现场应战。战场纪律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大问题，它关乎千军万马的生死存亡。在激战中，己方有部分不守军纪，私自退却，马上会给对方以有利的攻击机会，尚在交战的部队必将万分艰苦而危险，更可怕的是，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部退却引起他部效仿，出现连锁反应，整个军队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方伯谦的临阵脱逃，就引起了连锁反应，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技战术水平是作战获胜的必不可少的要求。海战中武器装备重要，武器装备的操纵使用更重要。技战术水平高，可以使武器装备充分发挥火力，从而更准更狠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北洋官兵的技战术水平真可谓拙劣了。激战五个小时，竟然没有击沉一艘敌舰。七八艘军舰先后跟日军第一游击队4舰接战，北洋舰队的3舰先后被击溃，而第一游击队竟然无一艘受重伤。更可惜又可笑的是，福龙号鱼雷艇，以极佳的位置向已受伤极重失去战斗力的西京丸，前后发射三颗鱼雷，竟无一颗命中。这样的技战术水平，在战场上对敌人有什么威胁呢？
战斗士气低落、战场纪律混乱、技战术水平差，全方位地反映出北洋舰队官兵整体作战素质低下，毫无疑问，这是“九一七”惨败的次要原因。
本来，在舰队装备实力弱于日本舰队的情况下，北洋官兵如果有较高的整体作战素质，就会一定程度地弥补物质装备方面的不足，还是有胜利或打平这场海战的可能，即使失败了，也不至于出现零比五的大惨败。
反观交战时的日本舰队，被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舰官兵，具有恶狼般的疯狂士气，在战场上完全丧失人性，毫无怯懦表现，特别是第一游击队越战越勇。当有己方军舰受伤离阵后，日本军舰不受任何干扰，稳住阵脚，听从指挥，显示出很强的纪律意识。比睿、赤城、西京丸三舰退出战场时，都发出了有关信号，都是迫于情势。赤城退出战场后，立即采取修复措施，于海战的最后时刻重返战场。比睿撤离战场后，全力救火，恢复战斗力后也重返战场，但因时已黄昏，战斗接近尾声，双方难以分辨，遂又退出战场。象西京丸这样的代用舰，战斗力极差，军令部长乘坐这样的军舰，本可以在远处督战，不进入战场。但仍然冒险入阵，说明日军高级将领有很强的自律作风和牺牲精神。有这样甘冒矢石、亲涉险地的军令部长在场督战，哪艘军舰敢畏缩退后、以身试法呢？从北洋舰队的军舰和人员的重大伤亡上，更可以反映出日舰官兵的高超的技战术水平。特别是开战伊始，日本舰队的第一波炮击，就使丁汝昌受重伤，并摧毁了北洋舰队旗舰的信号装置，使旗舰丧失了指挥手段，北洋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陷入了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这不应被看作战场上的意外情况。“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战场制敌思想，却被日本军人运用到近代海战中，并用精湛的技战术表达出来。很明显，日本舰队官兵的整体作战素质远在北洋官兵之上。“狭路相逢勇者胜”，以志在嗜血的残暴之师，攻击畏敌如虎的怯懦之师，胜果必然。
“愧说楼船练水军。”物不及人，人更不及人，大清国花大本钱下大功夫、曾经精心构筑的“海上长城”，就这样一战而崩坍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兵之时不得力，乃因养兵之法不得当。北洋舰队在海战中表现出的整体作战素质差，反映出平时北洋舰队治军的失败。
技战术水平差，反映出平时缺乏训练，应战能力不过硬。北洋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完全流于形式，敷衍了事，如同儿戏，打靶时固定靶位和距离，演阵时预定阵式，当训练增加时，也是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检阅。这样练出来的技战术，如同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
战场纪律混乱，反映出平时纪律涣散，管理混乱。北洋舰队将领多为船政学堂毕业的福建人，有较深的地缘、学缘联系，形成了牢固的关系网，提督丁汝昌乃安徽籍，对这张网也无可奈何，何况他又是陆将出身，常被这些科班出身的将领蒙蔽，其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还有海军将领为了牟利，利用军舰载货载客，甚至从朝鲜走私人参。许多将士也把家眷接到基地附近，以至于到了晚上，留宿军舰的官兵不足一半。冬季北洋封冻、舰队训练南洋期间，无论将官还是士兵纷纷登岸尽欢，在香港、上海等地吃喝嫖赌。《北洋海军章程》赏罚条文清楚，但却法不则众，形同虚设，对养尊处优的将官和顽劣成性的士兵，已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至于战斗士气低落，原因较多，远之于马尾之战的惨败有关，近之于中朝初战海陆俱败有关，特别是官兵们知道北洋舰队的装备差，丧失了胜利的信心。除以上原因外，北洋舰队缺乏鼓励士气的有效机制和方法，这也是舰队治理不力的表现。一支军纪不整的军队，必然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综观平战表现，一言以蔽之，因治军不力而带来的官兵整体素质低下，是北洋舰队惨败于黄海战场的次要原因。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北洋舰队惨败还有另一个次要原因，那就是军需供应不足。弹药是最主要的军需品。北洋舰队所需弹药主要由天津机器局生产，再由天津军械局负责调拨，军械局同时也负责向国外订购国内无法生产的弹药。这两家军工单位都属于北洋系统，与北洋舰队一样统归李鸿章管辖，应该不存在体制上的滞障。但是，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却是李鸿章的外甥，此人仰仗这层裙带关系，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因为军械局弹药供应数量不足，黄海海战中出现弹药匮乏的问题。例如，在海战的第二阶段，各舰主炮炮弹已消耗大半，被迫放慢发射速度，主要依赖小炮抵御攻击；致远舰战至最后，在撞击敌舰之前，已经是弹药耗尽了；还有在海战的最后阶段，日本舰队仓皇退却时，紧随追击的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却因弹药不足，失去了痛击敌寇、扩大战果的机会。军械局供应的弹药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也存在问题。有的弹药，大小与炮膛口径不相吻合；有的炮弹铁质不佳，弹面有孔，未出炮口先自行炸开；有的炮弹打到日舰甲板上竟未炸响。这样的弹药质量问题，在战场上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梁启超曾对此愤慨评说：“枪或若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煤炭是除弹药外另一重要军需品。在蒸汽舰时代，军舰以蒸汽为动力，蒸汽的产生是靠煤炭作燃料。北洋舰队的煤炭供应，由同属北洋一系的开平矿务局负责供给。而开平矿务局供来的煤不能保质保量，特别是战时，以碎煤充数。北洋舰队平均航速本来低于日本舰队，燃用碎煤导致“汽力”不足，从而使航速更低，舰队机动能力更差。
应该说，北洋舰队的两大铁甲舰不失国人厚望，攻守得当，发挥了优势，打出了威风，特别是战役最后阶段，重创松岛，击退了日本舰队。这一成可以说基本上把握住了，可是，另一成呢？尽管有邓世昌的视死如归，有杨用霖的身先士卒，有许多官兵的浴血奋战，这一成还是没有真正地把握好。这也是北洋舰队失败特别是惨败的次要原因。
从战场表现来看，除定远、镇远几舰外，相当一部分北洋海军官兵士气低落、纪律混乱、技战术水平差。
士气是一支军队作战获胜的基础。黄海大战中，作为新兵种的北洋官兵，士气低落，意志薄弱。畏敌如虎者、贪生怕死者、临战慌张者、保命逃避者、见死不救者，大有人在。方伯谦战后被军纪正法，济远舰官兵为其鸣不平，一则出于感恩，二则集体为战场劣行辩护。即使致远舰上的部分官兵，在邓世昌下令撞击日舰时，也有人发出怨言，一度秩序稍乱。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3艘鱼雷艇赶至战场后，慑于敌舰威力不敢近前攻击，没有实质性参战，只在场边扮演一时的救捞队角色。
纪律是一支军队获胜的有力保证。大海战第二阶段济远、广甲临阵脱逃，随后大多舰只也退出战场，战场纪律极为混乱。在海战中，当军舰遭受重伤难以再战时，退出战场，以求自保，这是正常而合理的处置方式。日方就有3舰因此而退出战场。但是退出战场的条件是作战能力被摧毁、舰船有沉没危险。战后查验，中方退出的战舰，除个别重伤外，大多尚能在现场应战。战场纪律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大问题，它关乎千军万马的生死存亡。在激战中，己方有部分不守军纪，私自退却，马上会给对方以有利的攻击机会，尚在交战的部队必将万分艰苦而危险，更可怕的是，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部退却引起他部效仿，出现连锁反应，整个军队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方伯谦的临阵脱逃，就引起了连锁反应，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技战术水平是作战获胜的必不可少的要求。海战中武器装备重要，武器装备的操纵使用更重要。技战术水平高，可以使武器装备充分发挥火力，从而更准更狠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北洋官兵的技战术水平真可谓拙劣了。激战五个小时，竟然没有击沉一艘敌舰。七八艘军舰先后跟日军第一游击队4舰接战，北洋舰队的3舰先后被击溃，而第一游击队竟然无一艘受重伤。更可惜又可笑的是，福龙号鱼雷艇，以极佳的位置向已受伤极重失去战斗力的西京丸，前后发射三颗鱼雷，竟无一颗命中。这样的技战术水平，在战场上对敌人有什么威胁呢？
战斗士气低落、战场纪律混乱、技战术水平差，全方位地反映出北洋舰队官兵整体作战素质低下，毫无疑问，这是“九一七”惨败的次要原因。
本来，在舰队装备实力弱于日本舰队的情况下，北洋官兵如果有较高的整体作战素质，就会一定程度地弥补物质装备方面的不足，还是有胜利或打平这场海战的可能，即使失败了，也不至于出现零比五的大惨败。
反观交战时的日本舰队，被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舰官兵，具有恶狼般的疯狂士气，在战场上完全丧失人性，毫无怯懦表现，特别是第一游击队越战越勇。当有己方军舰受伤离阵后，日本军舰不受任何干扰，稳住阵脚，听从指挥，显示出很强的纪律意识。比睿、赤城、西京丸三舰退出战场时，都发出了有关信号，都是迫于情势。赤城退出战场后，立即采取修复措施，于海战的最后时刻重返战场。比睿撤离战场后，全力救火，恢复战斗力后也重返战场，但因时已黄昏，战斗接近尾声，双方难以分辨，遂又退出战场。象西京丸这样的代用舰，战斗力极差，军令部长乘坐这样的军舰，本可以在远处督战，不进入战场。但仍然冒险入阵，说明日军高级将领有很强的自律作风和牺牲精神。有这样甘冒矢石、亲涉险地的军令部长在场督战，哪艘军舰敢畏缩退后、以身试法呢？从北洋舰队的军舰和人员的重大伤亡上，更可以反映出日舰官兵的高超的技战术水平。特别是开战伊始，日本舰队的第一波炮击，就使丁汝昌受重伤，并摧毁了北洋舰队旗舰的信号装置，使旗舰丧失了指挥手段，北洋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陷入了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这不应被看作战场上的意外情况。“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战场制敌思想，却被日本军人运用到近代海战中，并用精湛的技战术表达出来。很明显，日本舰队官兵的整体作战素质远在北洋官兵之上。“狭路相逢勇者胜”，以志在嗜血的残暴之师，攻击畏敌如虎的怯懦之师，胜果必然。
“愧说楼船练水军。”物不及人，人更不及人，大清国花大本钱下大功夫、曾经精心构筑的“海上长城”，就这样一战而崩坍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兵之时不得力，乃因养兵之法不得当。北洋舰队在海战中表现出的整体作战素质差，反映出平时北洋舰队治军的失败。
技战术水平差，反映出平时缺乏训练，应战能力不过硬。北洋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完全流于形式，敷衍了事，如同儿戏，打靶时固定靶位和距离，演阵时预定阵式，当训练增加时，也是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检阅。这样练出来的技战术，如同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
战场纪律混乱，反映出平时纪律涣散，管理混乱。北洋舰队将领多为船政学堂毕业的福建人，有较深的地缘、学缘联系，形成了牢固的关系网，提督丁汝昌乃安徽籍，对这张网也无可奈何，何况他又是陆将出身，常被这些科班出身的将领蒙蔽，其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还有海军将领为了牟利，利用军舰载货载客，甚至从朝鲜走私人参。许多将士也把家眷接到基地附近，以至于到了晚上，留宿军舰的官兵不足一半。冬季北洋封冻、舰队训练南洋期间，无论将官还是士兵纷纷登岸尽欢，在香港、上海等地吃喝嫖赌。《北洋海军章程》赏罚条文清楚，但却法不则众，形同虚设，对养尊处优的将官和顽劣成性的士兵，已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至于战斗士气低落，原因较多，远之于马尾之战的惨败有关，近之于中朝初战海陆俱败有关，特别是官兵们知道北洋舰队的装备差，丧失了胜利的信心。除以上原因外，北洋舰队缺乏鼓励士气的有效机制和方法，这也是舰队治理不力的表现。一支军纪不整的军队，必然是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综观平战表现，一言以蔽之，因治军不力而带来的官兵整体素质低下，是北洋舰队惨败于黄海战场的次要原因。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北洋舰队惨败还有另一个次要原因，那就是军需供应不足。弹药是最主要的军需品。北洋舰队所需弹药主要由天津机器局生产，再由天津军械局负责调拨，军械局同时也负责向国外订购国内无法生产的弹药。这两家军工单位都属于北洋系统，与北洋舰队一样统归李鸿章管辖，应该不存在体制上的滞障。但是，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却是李鸿章的外甥，此人仰仗这层裙带关系，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因为军械局弹药供应数量不足，黄海海战中出现弹药匮乏的问题。例如，在海战的第二阶段，各舰主炮炮弹已消耗大半，被迫放慢发射速度，主要依赖小炮抵御攻击；致远舰战至最后，在撞击敌舰之前，已经是弹药耗尽了；还有在海战的最后阶段，日本舰队仓皇退却时，紧随追击的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却因弹药不足，失去了痛击敌寇、扩大战果的机会。军械局供应的弹药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也存在问题。有的弹药，大小与炮膛口径不相吻合；有的炮弹铁质不佳，弹面有孔，未出炮口先自行炸开；有的炮弹打到日舰甲板上竟未炸响。这样的弹药质量问题，在战场上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梁启超曾对此愤慨评说：“枪或若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煤炭是除弹药外另一重要军需品。在蒸汽舰时代，军舰以蒸汽为动力，蒸汽的产生是靠煤炭作燃料。北洋舰队的煤炭供应，由同属北洋一系的开平矿务局负责供给。而开平矿务局供来的煤不能保质保量，特别是战时，以碎煤充数。北洋舰队平均航速本来低于日本舰队，燃用碎煤导致“汽力”不足，从而使航速更低，舰队机动能力更差。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清政府也曾制订出加强海防、发展海军的正确方针。但是，就跟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妇孺式的浅陋主张一样，跟洋务运动的急功近利思路一脉相承，中国海军的发展一直局限于器物层面上，眼光紧盯住坚船利炮，只着力于购置军舰和修筑炮台，只重视硬件设备，而不识有关的制度建设和海防文化等软件。
日本海军的发展可以说是制度先行。明治维新不久的1872年，兵省部一分为二，海军省成为和陆军省平行独立的中央政府部门，负责规划和管理海军这个崭新而又急需的兵种。随后，为了提高海军的独立地位和战时调遣能力，日本军方在天皇的授意下，对海军军令机关与军政机关的关系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尝试。先是在海军省内设置军事部专管军令，后来又将军令职能从海军省分离出去，划归参谋本部的海军部。几年后，又将军令大权收归海军省，设置海军参谋部。到战争爆发前的1893年，正式组建海军军令部，与参谋本部平行，成为不受政府和议会约束的、归天皇直接指挥的海军统帅机关。至此，日本海军对军政军令两大职能关系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实验，确定了最终的体制模式：军令与军政两大职能彻底分离，海军军令部司职军令，负责海军编制、海军训练、海军调遣、战时指挥等一切重大事宜。海军省专管军政，主要负责海军财政和海军人事等事务。海军军令部看似与海军省平行平级，但实际上势重权大。谓其势重，因为其主管海军军机，属国防要务，重要性程度高于海军省；谓其权大，因为其可以借助天皇名义绕过内阁和议会，直接向海军省下令，其权力特别是在战时又居海军省之上。日本对海军管理模式和制度建设的探索，从过程来看是积极的，从结果来看也是成功的。特别是海军军令机关的独立，提高了组织能力和整体机动能力，有利于实现平转战的快速过渡，有利于战时最高统帅部的直接指挥。
反观清政府，开放国门比日本早，遭受欺凌比日本深，而海军的制度建设却落后于日本。那些所谓的中兴名臣首先致力于开办造船企业，鸦片战争后三十多年才开始由传统水师体制向现代海军体制转变。1885年才正式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被英国海军打开国门四十多年，清政府才正式将海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海军探索起步十多年，才正式组建大清国的中央海军领导机关。这种制度建设，真如蜗牛般缓慢。而这个名字充满封建色彩的海军衙门，其职能更是不伦不类，既无军令权，又无完整的军政权。从军令权来看，上有军机处，下有南北洋大臣；从军政权来看，上有兵部，下有南北洋大臣。所以，海军衙门根本发挥不出中央海军领导机关的作用。这里面又耐人寻味地涉及到宫廷政治的微妙。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是道光帝子、咸丰帝弟、同治帝叔、光绪帝父，乃身历四朝的元老，是清王朝中仅次于奕的最显赫的皇室王爷了。年轻的中国海军，本来可依靠他树大根深的封建人脉，以发展壮大，雄视太平洋。可是，这位王爷却极其世故与低调。父以子贵，也近乎一条宫廷铁律了，但虽然拥有皇帝生父的身份，他不仅从不飞扬跋扈，反而为免遭那拉氏的猜忌，表现得处处小心。所以在朝廷党争中，他没有站在儿子一边，而是侧立于太后嫂子兼大姨姐的身后，成为后党一派的元老级人物。对于海军事务，怕受到图谋不轨的怀疑，给他的权力他不敢充分施用，未给的权力他更是不敢去争取。他的这种明哲保身曲意逢迎的从政作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海军正常的制度化建设。
从军队建设来看，日本海军自明治维新初年即效仿欧美，实行军衔制，有将、佐、尉三级。而清政府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实行的仍是二百年前的陆军式的官阶，分九品十八级，并使之与具体的舰艇职务相对应，这样，就将陆军的官职变成了海军的军衔，上有提督总兵，下有千总、把总，使本来应充满朝气的近代海军带上了浓重的封建旧军队的暮气。
日本不仅在海军的制度建设方面一路领先，在海防海军文化方面也是捷足先登。1870年，在国内政治格局未完全稳定时，明治政府就派出海军留学生到英美等国学习。黄海战役中，指挥第一游击队击沉4艘北洋军舰的司令官坪井航三当年就身处其中。七年后，清政府才派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赴西欧留学。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热销，刻本达22种之多，而在国内却备受冷落，几乎无人问津。19世纪90年代初，美国海洋学院院长A•T•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影响》两部著作，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海权理论，首次将海洋和海军的地位作用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日本很快翻译出版了这两部被国际军事界称作“海洋圣经”的著作，并作为海军学员的教科书推广学习。而中国，从海军衙门到舰艇将领，对此竟闻所未闻。
日本海军的发展可以说是制度先行。明治维新不久的1872年，兵省部一分为二，海军省成为和陆军省平行独立的中央政府部门，负责规划和管理海军这个崭新而又急需的兵种。随后，为了提高海军的独立地位和战时调遣能力，日本军方在天皇的授意下，对海军军令机关与军政机关的关系体制，进行过多次调整尝试。先是在海军省内设置军事部专管军令，后来又将军令职能从海军省分离出去，划归参谋本部的海军部。几年后，又将军令大权收归海军省，设置海军参谋部。到战争爆发前的1893年，正式组建海军军令部，与参谋本部平行，成为不受政府和议会约束的、归天皇直接指挥的海军统帅机关。至此，日本海军对军政军令两大职能关系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实验，确定了最终的体制模式：军令与军政两大职能彻底分离，海军军令部司职军令，负责海军编制、海军训练、海军调遣、战时指挥等一切重大事宜。海军省专管军政，主要负责海军财政和海军人事等事务。海军军令部看似与海军省平行平级，但实际上势重权大。谓其势重，因为其主管海军军机，属国防要务，重要性程度高于海军省；谓其权大，因为其可以借助天皇名义绕过内阁和议会，直接向海军省下令，其权力特别是在战时又居海军省之上。日本对海军管理模式和制度建设的探索，从过程来看是积极的，从结果来看也是成功的。特别是海军军令机关的独立，提高了组织能力和整体机动能力，有利于实现平转战的快速过渡，有利于战时最高统帅部的直接指挥。
反观清政府，开放国门比日本早，遭受欺凌比日本深，而海军的制度建设却落后于日本。那些所谓的中兴名臣首先致力于开办造船企业，鸦片战争后三十多年才开始由传统水师体制向现代海军体制转变。1885年才正式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被英国海军打开国门四十多年，清政府才正式将海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海军探索起步十多年，才正式组建大清国的中央海军领导机关。这种制度建设，真如蜗牛般缓慢。而这个名字充满封建色彩的海军衙门，其职能更是不伦不类，既无军令权，又无完整的军政权。从军令权来看，上有军机处，下有南北洋大臣；从军政权来看，上有兵部，下有南北洋大臣。所以，海军衙门根本发挥不出中央海军领导机关的作用。这里面又耐人寻味地涉及到宫廷政治的微妙。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是道光帝子、咸丰帝弟、同治帝叔、光绪帝父，乃身历四朝的元老，是清王朝中仅次于奕的最显赫的皇室王爷了。年轻的中国海军，本来可依靠他树大根深的封建人脉，以发展壮大，雄视太平洋。可是，这位王爷却极其世故与低调。父以子贵，也近乎一条宫廷铁律了，但虽然拥有皇帝生父的身份，他不仅从不飞扬跋扈，反而为免遭那拉氏的猜忌，表现得处处小心。所以在朝廷党争中，他没有站在儿子一边，而是侧立于太后嫂子兼大姨姐的身后，成为后党一派的元老级人物。对于海军事务，怕受到图谋不轨的怀疑，给他的权力他不敢充分施用，未给的权力他更是不敢去争取。他的这种明哲保身曲意逢迎的从政作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海军正常的制度化建设。
从军队建设来看，日本海军自明治维新初年即效仿欧美，实行军衔制，有将、佐、尉三级。而清政府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实行的仍是二百年前的陆军式的官阶，分九品十八级，并使之与具体的舰艇职务相对应，这样，就将陆军的官职变成了海军的军衔，上有提督总兵，下有千总、把总，使本来应充满朝气的近代海军带上了浓重的封建旧军队的暮气。
日本不仅在海军的制度建设方面一路领先，在海防海军文化方面也是捷足先登。1870年，在国内政治格局未完全稳定时，明治政府就派出海军留学生到英美等国学习。黄海战役中，指挥第一游击队击沉4艘北洋军舰的司令官坪井航三当年就身处其中。七年后，清政府才派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赴西欧留学。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热销，刻本达22种之多，而在国内却备受冷落，几乎无人问津。19世纪90年代初，美国海洋学院院长A•T•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影响》两部著作，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海权理论，首次将海洋和海军的地位作用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日本很快翻译出版了这两部被国际军事界称作“海洋圣经”的著作，并作为海军学员的教科书推广学习。而中国，从海军衙门到舰艇将领，对此竟闻所未闻。
即使在硬件上，慈禧太后那拉氏的清政府也不能一以贯之，而是虎头蛇尾，最终导致了中国海军实力被日本海军反超。
1886年，为了对付北洋舰队的两铁甲舰，日本政府决定以发行的海军公债中的一部分，制造三艘主力海防舰，号之为“三景舰”。几乎与此同时，为了使自己将来归政后有个游玩的地方，那拉氏下懿旨，重修位于紫禁城西侧的南海、中海、北海三个湖泊，即“三海”工程。因为工程款项不足，先后从刚成立的海军衙门挪借海防经费437万两。一边是建“三景”，一边是修“三海”，这两个工程的名字真充满着反讽意义：“三景”不是旅游景点，而是具有血肉横飞效果的“国之利器”；“三海”不是海防工程，而是倾全国之财供一人享用的皇家园林。“三景”之意不在景，而在“海”；“三海”之意不在海，而在“景”。如此说来，这两个名字互换，才能与这两大工程的实际含义相一致。
1887年日本天皇颁布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经费的十分之一，因此日本朝野上下深受感动而纷纷捐款。几乎与此同时，那拉氏决定再兴土木，修复西郊颐和园作为自己归政后颐养天年之所，为此，前后共挪用海军经费约700万两。日中两国的最高统治者心中都算计着各自海军的经费。不同的是，一边是慷慨解囊，以充军资；一边是挪用经费，以逞私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在80年代对于海军经费的截然相反的做法，已经决定了90年代这场大海战的最终结局。
为了满足个人私欲，那拉氏可以挪用海军经费，同样为了满足个人私欲，那拉氏更是直接调用军舰。岭南的荔枝向来是经典贡品，令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百啖不厌，骄奢淫逸的那拉氏对之也是馋情独钟。到了19世纪末，毕竟时代发展了，运输贡品的动力也近代化了，由机械能代替了生物能，荔枝由军舰经海路运抵京师。大唐时乃“一骑红尘妃子笑”，大清时则为“一舰黑烟太后喜”。贡品运输工具更新换代了，但是，本质上都是调用军备力量来满足最高统治者的贪欲，所以，后果也是惊人的相似——“一骑红尘妃子笑”之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而“一舰黑烟太后喜”之后是“东洋倭寇跨海来”。“渔阳鼙鼓动地来”之后是“开元盛世”的衰落，而“东洋倭寇跨海来”之后是“同治中兴”的终结。
1886年，为了对付北洋舰队的两铁甲舰，日本政府决定以发行的海军公债中的一部分，制造三艘主力海防舰，号之为“三景舰”。几乎与此同时，为了使自己将来归政后有个游玩的地方，那拉氏下懿旨，重修位于紫禁城西侧的南海、中海、北海三个湖泊，即“三海”工程。因为工程款项不足，先后从刚成立的海军衙门挪借海防经费437万两。一边是建“三景”，一边是修“三海”，这两个工程的名字真充满着反讽意义：“三景”不是旅游景点，而是具有血肉横飞效果的“国之利器”；“三海”不是海防工程，而是倾全国之财供一人享用的皇家园林。“三景”之意不在景，而在“海”；“三海”之意不在海，而在“景”。如此说来，这两个名字互换，才能与这两大工程的实际含义相一致。
1887年日本天皇颁布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然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30万日元相当于皇室经费的十分之一，因此日本朝野上下深受感动而纷纷捐款。几乎与此同时，那拉氏决定再兴土木，修复西郊颐和园作为自己归政后颐养天年之所，为此，前后共挪用海军经费约700万两。日中两国的最高统治者心中都算计着各自海军的经费。不同的是，一边是慷慨解囊，以充军资；一边是挪用经费，以逞私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在80年代对于海军经费的截然相反的做法，已经决定了90年代这场大海战的最终结局。
为了满足个人私欲，那拉氏可以挪用海军经费，同样为了满足个人私欲，那拉氏更是直接调用军舰。岭南的荔枝向来是经典贡品，令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百啖不厌，骄奢淫逸的那拉氏对之也是馋情独钟。到了19世纪末，毕竟时代发展了，运输贡品的动力也近代化了，由机械能代替了生物能，荔枝由军舰经海路运抵京师。大唐时乃“一骑红尘妃子笑”，大清时则为“一舰黑烟太后喜”。贡品运输工具更新换代了，但是，本质上都是调用军备力量来满足最高统治者的贪欲，所以，后果也是惊人的相似——“一骑红尘妃子笑”之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而“一舰黑烟太后喜”之后是“东洋倭寇跨海来”。“渔阳鼙鼓动地来”之后是“开元盛世”的衰落，而“东洋倭寇跨海来”之后是“同治中兴”的终结。
作为腐朽没落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鸿章，已古稀暮年，一次次表演着腐败昏庸的角色。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未购置一船一炮。1891年6月，朝廷竟发布上谕，准如户部所奏，因库款紧张，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三年。这样北洋海军就止步不前了。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不忠心谋国，不据理力争，反而说：“此大政，需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为讨得那拉氏为首的后党权臣的欢心，上奏时表示：“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对于北洋海军纪律涣散的现象，李鸿章早有耳闻，他没有督促整肃，却听之任之，主张宽怀，希望能用优厚奖赏待遇来提高战斗力。
1891年，日本军方邀请北洋舰队往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力促此事，李鸿章也欣然同意。李鸿章此举目的有三：其一，维持和平局面，增加彼此信任，减少敌意，所谓“往巡修好”；其二，显示北洋海军实力，起到和平威慑作用，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从北洋舰队出访团的阵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北洋舰队的七大主力战舰除济远外，六舰在丁汝昌率领下出访；其三，探访日本海军和沿海军防的发展现状。当然，屡历戎机的李鸿章也明白，在和平修好的幌子下，日本更想考察北洋海军的装备和实力。但这本身不足多虑，因为是双方同时彼此去观察对方，各有得失。既然想到这一层，李鸿章仍然将“国之利器”“示于人”，就是出于第一和第二种考虑。但是，李鸿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日本军方邀请的更大的阴谋，李鸿章却没有考虑到。在日本，军方一直主张扩充军备，而议会是制约他们的主要力量，几次将他们的提案否决。内阁也顾虑议会的反对，反复压缩军方的预算方案。而装备精良的北洋舰队的来访，使日本各界亲眼目睹北洋舰队的强大。舆论界乘机大肆渲染北洋舰队的威武，福泽谕吉也撰文感叹：“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等，值得一观之处甚多！”这样一来，日本朝野上下产生了危机感，深感大力发展海军之必要，于是，在北洋舰队到防的第10天，海军大臣巨额的海军发展提案，在内阁会议上顺利地获得通过。北洋舰队不知不觉帮了老冤家日本海军的大忙，成为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的最强有力的借口。自作聪明的李鸿章在这场“智斗”戏中，被阴险狡诈的东洋鬼子狠狠地暗算了一把。北洋舰队确实发挥了威慑作用，但是对于夜郎自大的日本人，作用的效果却不是“屈人之兵”，而是“强人之兵”，反而增强了日本扩充军备的勃勃野心。
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作为海军军舰的燃料，煤炭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李鸿章却将这样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来控股。当战争爆发后，一方面北洋舰队的煤炭供应告急，以次充好；另一方面，却为了所谓信守战前订货合同，将3万吨煤炭运送日本。这种做法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就连闻知其事的外国人也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那拉氏、李鸿章等后党成员的腐败昏庸行为数不胜数，这里只围绕“九一七”大海战，择与有关者略加例析。如果不结合更多史实，单纯看这些事例，真可以断定他们就是日本国收买的大牌奸细。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奸细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却象奸细一般，乐此不疲地做着敌对国希望的事情，在他们自掘坟墓的同时，却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是何等罪恶的制度性腐败！在这样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下，甲午“九一七”大海战的惨败，已成历史之必然。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未购置一船一炮。1891年6月，朝廷竟发布上谕，准如户部所奏，因库款紧张，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三年。这样北洋海军就止步不前了。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不忠心谋国，不据理力争，反而说：“此大政，需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为讨得那拉氏为首的后党权臣的欢心，上奏时表示：“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对于北洋海军纪律涣散的现象，李鸿章早有耳闻，他没有督促整肃，却听之任之，主张宽怀，希望能用优厚奖赏待遇来提高战斗力。
1891年，日本军方邀请北洋舰队往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力促此事，李鸿章也欣然同意。李鸿章此举目的有三：其一，维持和平局面，增加彼此信任，减少敌意，所谓“往巡修好”；其二，显示北洋海军实力，起到和平威慑作用，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从北洋舰队出访团的阵容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北洋舰队的七大主力战舰除济远外，六舰在丁汝昌率领下出访；其三，探访日本海军和沿海军防的发展现状。当然，屡历戎机的李鸿章也明白，在和平修好的幌子下，日本更想考察北洋海军的装备和实力。但这本身不足多虑，因为是双方同时彼此去观察对方，各有得失。既然想到这一层，李鸿章仍然将“国之利器”“示于人”，就是出于第一和第二种考虑。但是，李鸿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日本军方邀请的更大的阴谋，李鸿章却没有考虑到。在日本，军方一直主张扩充军备，而议会是制约他们的主要力量，几次将他们的提案否决。内阁也顾虑议会的反对，反复压缩军方的预算方案。而装备精良的北洋舰队的来访，使日本各界亲眼目睹北洋舰队的强大。舆论界乘机大肆渲染北洋舰队的威武，福泽谕吉也撰文感叹：“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等，值得一观之处甚多！”这样一来，日本朝野上下产生了危机感，深感大力发展海军之必要，于是，在北洋舰队到防的第10天，海军大臣巨额的海军发展提案，在内阁会议上顺利地获得通过。北洋舰队不知不觉帮了老冤家日本海军的大忙，成为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的最强有力的借口。自作聪明的李鸿章在这场“智斗”戏中，被阴险狡诈的东洋鬼子狠狠地暗算了一把。北洋舰队确实发挥了威慑作用，但是对于夜郎自大的日本人，作用的效果却不是“屈人之兵”，而是“强人之兵”，反而增强了日本扩充军备的勃勃野心。
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作为海军军舰的燃料，煤炭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李鸿章却将这样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来控股。当战争爆发后，一方面北洋舰队的煤炭供应告急，以次充好；另一方面，却为了所谓信守战前订货合同，将3万吨煤炭运送日本。这种做法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就连闻知其事的外国人也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那拉氏、李鸿章等后党成员的腐败昏庸行为数不胜数，这里只围绕“九一七”大海战，择与有关者略加例析。如果不结合更多史实，单纯看这些事例，真可以断定他们就是日本国收买的大牌奸细。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奸细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却象奸细一般，乐此不疲地做着敌对国希望的事情，在他们自掘坟墓的同时，却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是何等罪恶的制度性腐败！在这样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下，甲午“九一七”大海战的惨败，已成历史之必然。
五、大海战的后果 国耻日
“九一七”大战后，北洋舰队已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战。本来大战前，北洋舰队就弱于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一场大战之后，北洋舰队舰船总排水量只有3万吨，战舰只余下7艘。而日本联合舰队实力没有损耗。双方实力差距更大。海战后，李鸿章请调南洋海军4艘巡洋舰北上，朝廷也准奏。但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需格外严防为由，提出不同意见。南洋4舰最终没调来，其实“式旧行迟”、保养不善的4艘木壳舰，即使调归北洋，也是杯水车薪，排水量可以增加4000吨，却难以提高北洋舰队本身的作战能力，难以弥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巨大落差。在大战前，李鸿章还是颇有自知之明，他为北洋海军制定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即避免与日本海军进行主力决战，通过保存实力对日军构成持续的威慑，使日本海军在朝鲜西海岸的行动有所顾忌，重点则是确保北洋门户的安全。他说过：“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但是，“九一七”战役后，连“自守”都不足了，北洋门户的安全难以确保。大战前一个半月时间，北洋舰队前后五次出巡，也使日军朝鲜西海岸的运输登陆有所顾忌。而在大战后，残缺不全的北洋舰队不敢出远海，只能在威海与旅顺两海军基地之间游弋，完全放弃了制海权。本来不太高昂的北洋海军的士气，在这场大战后，跌落至最低点。在旅顺基地修舰期间，官兵们普遍表现出悲观绝望的情绪。他们纵情声色，放浪形骸，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而日本舰队，则在黄海各处海域，恣意驰骋，越发狂妄，为扩大侵略战争，为下一阶段日本在中国本土登陆作准备。
制海权的丧失，是黄海战役带给甲午中日战争最可怕的后果。制海权的丧失，使日军可以任意选择中国沿海的某一适宜地点登陆，从而在战略上拥有充分的自由度。制海权的丧失，使得清政府打赢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希望更加渺茫。
这场战役是如此的重要，不仅是中日海军的大决战，同时也是中日两国的大决战。“海东龙泣舰沉波，上相輶轩出议和。”这场战役的失败基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也只能开始屈辱求和了。
黄海大战，使得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在甲午年的这一天，在中国农民本应喜悦于收获的中秋季节，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在中国海域，不到半天时间，被来犯的日本联合舰队击败。
这一天，几十年来洋务运动的军事成果毁于一旦，无数中国人兴国强兵的梦想也被彻底击碎。
这一天，是失败的日子，是沉痛的日子，是充满悲愤和屈辱的日子。
“此日漫挥天下泪”，这一天，是日本侵略者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国耻日。
“九一七”大战后，北洋舰队已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战。本来大战前，北洋舰队就弱于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一场大战之后，北洋舰队舰船总排水量只有3万吨，战舰只余下7艘。而日本联合舰队实力没有损耗。双方实力差距更大。海战后，李鸿章请调南洋海军4艘巡洋舰北上，朝廷也准奏。但南洋大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需格外严防为由，提出不同意见。南洋4舰最终没调来，其实“式旧行迟”、保养不善的4艘木壳舰，即使调归北洋，也是杯水车薪，排水量可以增加4000吨，却难以提高北洋舰队本身的作战能力，难以弥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巨大落差。在大战前，李鸿章还是颇有自知之明，他为北洋海军制定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即避免与日本海军进行主力决战，通过保存实力对日军构成持续的威慑，使日本海军在朝鲜西海岸的行动有所顾忌，重点则是确保北洋门户的安全。他说过：“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但是，“九一七”战役后，连“自守”都不足了，北洋门户的安全难以确保。大战前一个半月时间，北洋舰队前后五次出巡，也使日军朝鲜西海岸的运输登陆有所顾忌。而在大战后，残缺不全的北洋舰队不敢出远海，只能在威海与旅顺两海军基地之间游弋，完全放弃了制海权。本来不太高昂的北洋海军的士气，在这场大战后，跌落至最低点。在旅顺基地修舰期间，官兵们普遍表现出悲观绝望的情绪。他们纵情声色，放浪形骸，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而日本舰队，则在黄海各处海域，恣意驰骋，越发狂妄，为扩大侵略战争，为下一阶段日本在中国本土登陆作准备。
制海权的丧失，是黄海战役带给甲午中日战争最可怕的后果。制海权的丧失，使日军可以任意选择中国沿海的某一适宜地点登陆，从而在战略上拥有充分的自由度。制海权的丧失，使得清政府打赢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希望更加渺茫。
这场战役是如此的重要，不仅是中日海军的大决战，同时也是中日两国的大决战。“海东龙泣舰沉波，上相輶轩出议和。”这场战役的失败基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也只能开始屈辱求和了。
黄海大战，使得9月17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在甲午年的这一天，在中国农民本应喜悦于收获的中秋季节，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在中国海域，不到半天时间，被来犯的日本联合舰队击败。
这一天，几十年来洋务运动的军事成果毁于一旦，无数中国人兴国强兵的梦想也被彻底击碎。
这一天，是失败的日子，是沉痛的日子，是充满悲愤和屈辱的日子。
“此日漫挥天下泪”，这一天，是日本侵略者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国耻日。
第二章
“四万万人同一哭”
1895年4月17日
马关条约
西元1895年，日本国明治二十八年，中国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是农历羊年，是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那拉氏的本命年。
这一年的4月17日，中国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对于中日两国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一个此前默默无闻的城市——日本的山口县马关市。
当地时间上午10点，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议和全权代表，在春帆楼举行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第七次谈判。实际上，这次谈判是最后一次谈判，只是就前面几次谈判的结果，举行一个最终的签字仪式。
上午11点40分，签字仪式结束。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政府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共同签署了《中日讲和条约》，又称《中日马关条约》。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个条约，是这场规模巨大的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结果。
“四万万人同一哭”
1895年4月17日
马关条约
西元1895年，日本国明治二十八年，中国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是农历羊年，是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那拉氏的本命年。
这一年的4月17日，中国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对于中日两国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一个此前默默无闻的城市——日本的山口县马关市。
当地时间上午10点，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议和全权代表，在春帆楼举行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第七次谈判。实际上，这次谈判是最后一次谈判，只是就前面几次谈判的结果，举行一个最终的签字仪式。
上午11点40分，签字仪式结束。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政府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共同签署了《中日讲和条约》，又称《中日马关条约》。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个条约，是这场规模巨大的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结果。
一、 战争过程
这是一场由封建政府领导的反侵略战争。战争从1894年7月下旬开始，到1895年3月下旬结束，前后历时8个月。
按战争的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1894年7月25日凌晨，在朝鲜牙山湾外丰岛海域，日本联合舰队三艘军舰，向两艘中国军舰及另外两艘运输船，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中国军舰、人员、物资均遭受重大损失。同日晚，日军陆军袭击驻防朝鲜成欢驿的中国军队，占领了汉城以南的军事要地。
8月1日，两国正式下诏向对方宣战，甲午中日之战正式爆发。
8月14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决定将第5师团和第3师团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合编为第一军。任命军政大佬山县有朋为司令官。
8月25日，清政府授命由牙山败回的提督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这时驻平壤的军队有：卫汝贵的盛军、马玉昆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丰升阿的奉天和吉林的练军、还有江自康和聂士成所部，约1万8千人。
9月8日，日本战时大本营由东京迁至广岛，以就近指挥战争。
9月15日凌晨，日军分三路进攻平壤，激战一天。由于城北牡丹台、玄武门主要阵地丢失，叶志超率军弃城突围。一路仓皇奔逃，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定州等地，皆弃而不守，率军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退防中国边境。
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黄海海面，进行了一场中日海军大决战。北洋舰队惨败。
至此，第一阶段结束。这一阶段，清军海陆两路俱败。陆军退败，朝鲜半岛尽失，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带，战火烧至鸭绿江边，东北边境面临着日军的直接危险。海路惨败，北洋舰队元气大伤，不得不拱手相让制海权，中国海军的战略价值所剩无几。清军在短时间内的海陆俱败，使清政府开战之初制定的“海守陆攻”的作战方略彻底失败。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1月25日。
第一阶段失败后，清政府放弃了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作战的计划，采纳了李鸿章提出的“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的防御计划，决定在鸭绿江下游九连城一带布置重兵，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国门保卫战。
在日本方面，由于海战的胜利，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完全达到。在第二阶段可以实施第一种作战方案，即在渤海湾西岸大登陆，与清军在直隶平原作战，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但考虑天气转冷，渤海湾有封冻的可能，为稳妥起见，特别是在陆军平壤战役获胜的刺激下，广岛大本营调整作战计划，把侵略的目标转向满洲地区。由山县有朋继续率领第一军的第3、第5两个师团，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入侵东北辽东地区。同时，组建第二军，下辖第1、第2两个师团和第12混成旅团，由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金州、旅顺、大连湾。两路互相配合，在辽宁中部会师，相机会攻奉天、辽阳。这样，在日军的战略进攻下，第二阶段同时在辽宁的南北两个战场展开。
北线战场
当时驻扎在这里的清兵，除平壤退守来的诸军外，还有提督刘盛休的铭军、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齐字练军和镇边军，共28营，约有4万余人。
9月20日，朝廷任命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令率军赴九连城防范，为鸭绿江防线诸军总统，节制诸军。
10月8日，宋庆率所部毅军五营二千人，到达九连城，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会商协守鸭绿江防务。
10月24日，日军进达鸭绿江边，并偷涉渡江。
10月25日，日军猛攻并占领了虎山清军基地。
10月26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边防重镇九连城和安东县城。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土崩瓦解。
10月29日，日军占领凤凰城，宋庆弃城退守摩天岭。
11月上旬，日军第5师团先后占领长甸、宽甸。
11月18日，日军第3师团占领军事重地岫岩，兵锋直指海城。
南线战场
10月24日开始，在联合舰队的护送下，日军第二军24000人在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
这时辽东半岛的清军分布为：总兵徐邦道率3000人镇守金州；总兵赵怀业率2000兵，驻扎大连湾；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玙率领姜桂题、黄仕林、程允和、卫汝成、张光前等五支队伍，约1万人，驻防旅顺。从兵力比较看，清军兵少，军力空虚。
11月3日，日军由花园口向金州进犯。
11月5日，日军向金州发起进攻。
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
11月7日，这一天是那拉氏的生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大连湾。
11月21日，日军攻陷北洋海军重要基地旅顺。日军屠城四日，惨遭屠杀的无辜平民达两万人，全市只有36人幸免。
第二阶段，日军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清军一触即溃，丢城失地。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渤海湾半扇门户已被打开。
第三阶段：从11月25日至次年的3月30日。
日本在第二阶段攻占旅顺战役目标达到后，决定转而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以消灭北洋舰队，为来年春天的直隶平原登陆战提供彻底的安全保证。
为此，大本营决定，以陆军第一军继续留在辽东战场作战，牵制东北地区和山海关内外的清军。以陆军第二军第2师团和日本本土的第6师团合编，组建山东作战军，撤出辽东半岛转攻山东半岛。同时命令海军联合舰队协同山东作战军作战。
清政府对前线五个月来节节败退的局面非常不满，特别是对淮军将领的作战表现尤为失望。朝野上下对李鸿章及其淮军口诛笔伐，湘军旧将纷纷上书请战，希望重振湘军，趁机取代淮军的地位。为挽回败局，清政府内主战派决定大胆一试，起用湘军将领，倾全国之兵，与日军在辽东决战。史称“以湘代淮”。12月28日，光绪皇帝颁旨，任命湘系大员、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节制关内外各军。后又任命湖南巡抚吴大瀓和宋庆帮办军务。于是，各路湘军旧将纷纷率部开往辽东战场，从山海关到海城前线，大军云集，旌旗蔽日，清军总计有400余营20万人。这次大规模的调兵遣将，反映了朝廷主战派的用兵魄力和抗战决心。可惜在战略上犯了大错误，只往辽东前线增兵，而没有防范日军在山东沿海的战略异动。
这样，第三阶段分割为距离更远的南北两个战场。
北线辽东战场
11月25日，山县有朋擅自命令第一军第3师团，向海城进发，公开抵触大本营原地宿营的军令。随后，山县有朋被天皇撤换，由野津道贯继任第一军司令官。
12月13日，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作战，日本第3师团在师团长桂太郎率领下攻占了海城。
12月19日，第3师团在海城西南击溃宋庆率领的9000名毅军，占据了城外重要据点感王寨。
1895年1月3日，为策应孤占海城的第3师团，日军第12混成旅团在乃木希典指挥下由金旅北上。
1月10日，混成旅团攻克盖平。
1月17日，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各率所部共2万余人，开始联合反攻海城。是为第一次海城反攻战。反攻战失利。
1月22日，黑吉两将军再次反攻海城失利。
2月16日，清军第三次反攻海城。除前次两军后，参战部队还有章高元的嵩武军、徐邦道的拱卫军、李光久的老湘军，总兵力达3万余人。激战一天，被迫败退告终。
2月21日，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参加反攻作战的有两将军（长顺、依克唐阿）、一提督（宋庆）、一巡抚（吴大澂）、一藩司（魏光焘）所部共100余营，6万人，可谓兵力充足，规模空前，可惜反攻再次失败。
2月27日开始，各路大军再次会攻海城。因为日军实施调虎离山式的战略出击，鞍山、辽阳、牛庄等地告急，诸军散去。第五次海城反攻战宣告失败。从此，日军安然度过危机时期，反守为攻，实施“辽河平原扫荡作战计划”。
3月4日，日军第一军的两个师团进攻牛庄。左系湘军将领新疆藩司魏光焘率武威军，湘军悍战李续宾之子道员李光久率老湘军，共约5000人，抗击12000多日军的进攻，拼力抵抗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丢陷牛庄。
3月5日，日军第1师团攻占了防守空虚的营口。
3月7日，日军第1、3、5三个师团，进攻辽河下游的重要水陆码头田庄台。驻守此地的清军有毅军、新毅军、亲庆军、嵩武军、铭军、凤军，由宋庆亲自指挥，合计约69营，总兵力2万余人，与日军兵力相当。这是日军这次战争中唯一一次集合三个师团的重要战役。两军激战两天半，日军于3月9日中午攻占田庄台。
日军六天时间，连克数万清军防守的牛庄、营口、田庄台三座重镇，实现了辽河平原作战计划。至此，辽东屏障尽失，清军防线全面崩溃。号称能征惯战的湘军也照样是节节败退，无力回天，大清国再也无可战之兵。锦州、辽西走廊、山海关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
南线山东战场
清军在山东半岛的驻军分系于不相统属的两大系统：隶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威海基地水陆驻军和隶属于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陆军防军。
威海基地是北洋海军最重要基地，1887年正式兴建，具有舰队停泊、补给等保障功能，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基地设施主要建在刘公岛上，除北洋海军提督衙门和大批营房外，还设有机器厂、弹药库、北师学堂、医院等。基地的防御体系由水雷营和各种炮台构成，炮台总数有25座，共配有60～280毫米口径火炮140余门，另有行营炮和速射炮20余门。威海基地的驻防部队有道员戴宗骞的绥军、总兵刘超佩的巩军、总兵张文宣的北洋护军，共8000余人。威海军港内停泊着黄海大战后的幸存军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5巡洋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6炮舰，威远、康济两练习舰，飞霆、宝筏两汽船，大小舰船共17艘，另外还有10多艘鱼雷艇，海军官兵约有3000人。
驻扎在山东半岛威海卫附近的山东防军有：副将阎德胜的河防营、总兵李未盈的福字营、总兵孙万林的嵩武军、总兵孙金彪的亲兵，约9000人。
总计南线战场的兵力约2万人。
1894年1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发出正式作战计划，以陆海两军攻占威海卫，联合舰队负责护送陆军登陆，并协同陆军占领威海港，歼灭北洋舰队。
12月23日，日军第二军和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乘坐高千穗号巡洋舰，前往荣成湾，共同考察登陆地点。
1895年1月16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在大连湾集结完毕。
1月20日到24日，35000名日军、3800匹战马，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的护卫下，分三批乘坐50艘运兵船，由大连湾抵达荣成湾，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全部登陆成功。其间，占领荣成县城。
1月25日，日军向威海进犯。路上遭遇孙万林所部清军的抵抗。
1月30日，日军攻陷威海港南帮炮台。
2月1日，日军第2师团在孙家滩击败孙万林、阎德胜指挥的山东防军，控制了威海以西，以北的后路。
2月2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城，随即攻陷北帮炮台。至此，威海陆上据点尽失，北洋舰队和刘公岛与外界的电信联系断绝，陷入日军的海陆重围中。
2月3日～6日，日本舰队多次炮击、进袭军港内的北洋舰队。
2月7日，日本舰队向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发起总攻，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将其击退。但是，发生了鱼雷艇队集体逃跑事件，战斗后，士气崩溃，兵民求放生路，刘公岛上秩序混乱。
2月9日，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受重创而搁浅的定远舰炸毁。
2月10日，海军栋梁刘步蟾殉舰自尽。
2月11日，海军将领不遵军令，大规模兵民哀求投降活命，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将领与洋员密谋投降，丁汝昌已无法控制局面。
2月12日，北洋海军的创始人丁汝昌，誓死不投降，自杀殉国。同时自杀的还有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
2月13日，牛昶昞和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作为代表，接受日方的投降条件。
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进驻军港和刘公岛，接收北洋海军降舰。曾经是亚洲最强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这样，在南线战场，日军实现了其作战计划。威海卫的陷落和北洋舰队的覆没，使渤海门户完全洞开。到3月上旬，日军在南北两个战场都大获全胜，清政府不敢再战，只好尽快遣使谈判议和了。
在谈判期间，穷凶极恶的日军又将战火燃到了台湾海峡。
3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混成支队5000人，进攻澎湖列岛。
3月24日，澎湖列岛失陷。
澎湖列岛的沦陷，使得必经台湾海峡的战时海外补给线被日军切断了。谈判桌上，贪得无厌的日本势必狮子大开口，中国只能屈服于这个东洋岛国的强取豪夺。
这是一场由封建政府领导的反侵略战争。战争从1894年7月下旬开始，到1895年3月下旬结束，前后历时8个月。
按战争的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1894年7月25日凌晨，在朝鲜牙山湾外丰岛海域，日本联合舰队三艘军舰，向两艘中国军舰及另外两艘运输船，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中国军舰、人员、物资均遭受重大损失。同日晚，日军陆军袭击驻防朝鲜成欢驿的中国军队，占领了汉城以南的军事要地。
8月1日，两国正式下诏向对方宣战，甲午中日之战正式爆发。
8月14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决定将第5师团和第3师团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合编为第一军。任命军政大佬山县有朋为司令官。
8月25日，清政府授命由牙山败回的提督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这时驻平壤的军队有：卫汝贵的盛军、马玉昆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丰升阿的奉天和吉林的练军、还有江自康和聂士成所部，约1万8千人。
9月8日，日本战时大本营由东京迁至广岛，以就近指挥战争。
9月15日凌晨，日军分三路进攻平壤，激战一天。由于城北牡丹台、玄武门主要阵地丢失，叶志超率军弃城突围。一路仓皇奔逃，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定州等地，皆弃而不守，率军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退防中国边境。
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黄海海面，进行了一场中日海军大决战。北洋舰队惨败。
至此，第一阶段结束。这一阶段，清军海陆两路俱败。陆军退败，朝鲜半岛尽失，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带，战火烧至鸭绿江边，东北边境面临着日军的直接危险。海路惨败，北洋舰队元气大伤，不得不拱手相让制海权，中国海军的战略价值所剩无几。清军在短时间内的海陆俱败，使清政府开战之初制定的“海守陆攻”的作战方略彻底失败。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1月25日。
第一阶段失败后，清政府放弃了在鸭绿江南岸与日军作战的计划，采纳了李鸿章提出的“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的防御计划，决定在鸭绿江下游九连城一带布置重兵，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国门保卫战。
在日本方面，由于海战的胜利，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完全达到。在第二阶段可以实施第一种作战方案，即在渤海湾西岸大登陆，与清军在直隶平原作战，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但考虑天气转冷，渤海湾有封冻的可能，为稳妥起见，特别是在陆军平壤战役获胜的刺激下，广岛大本营调整作战计划，把侵略的目标转向满洲地区。由山县有朋继续率领第一军的第3、第5两个师团，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入侵东北辽东地区。同时，组建第二军，下辖第1、第2两个师团和第12混成旅团，由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金州、旅顺、大连湾。两路互相配合，在辽宁中部会师，相机会攻奉天、辽阳。这样，在日军的战略进攻下，第二阶段同时在辽宁的南北两个战场展开。
北线战场
当时驻扎在这里的清兵，除平壤退守来的诸军外，还有提督刘盛休的铭军、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齐字练军和镇边军，共28营，约有4万余人。
9月20日，朝廷任命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令率军赴九连城防范，为鸭绿江防线诸军总统，节制诸军。
10月8日，宋庆率所部毅军五营二千人，到达九连城，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会商协守鸭绿江防务。
10月24日，日军进达鸭绿江边，并偷涉渡江。
10月25日，日军猛攻并占领了虎山清军基地。
10月26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边防重镇九连城和安东县城。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土崩瓦解。
10月29日，日军占领凤凰城，宋庆弃城退守摩天岭。
11月上旬，日军第5师团先后占领长甸、宽甸。
11月18日，日军第3师团占领军事重地岫岩，兵锋直指海城。
南线战场
10月24日开始，在联合舰队的护送下，日军第二军24000人在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
这时辽东半岛的清军分布为：总兵徐邦道率3000人镇守金州；总兵赵怀业率2000兵，驻扎大连湾；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玙率领姜桂题、黄仕林、程允和、卫汝成、张光前等五支队伍，约1万人，驻防旅顺。从兵力比较看，清军兵少，军力空虚。
11月3日，日军由花园口向金州进犯。
11月5日，日军向金州发起进攻。
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
11月7日，这一天是那拉氏的生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大连湾。
11月21日，日军攻陷北洋海军重要基地旅顺。日军屠城四日，惨遭屠杀的无辜平民达两万人，全市只有36人幸免。
第二阶段，日军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清军一触即溃，丢城失地。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渤海湾半扇门户已被打开。
第三阶段：从11月25日至次年的3月30日。
日本在第二阶段攻占旅顺战役目标达到后，决定转而进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以消灭北洋舰队，为来年春天的直隶平原登陆战提供彻底的安全保证。
为此，大本营决定，以陆军第一军继续留在辽东战场作战，牵制东北地区和山海关内外的清军。以陆军第二军第2师团和日本本土的第6师团合编，组建山东作战军，撤出辽东半岛转攻山东半岛。同时命令海军联合舰队协同山东作战军作战。
清政府对前线五个月来节节败退的局面非常不满，特别是对淮军将领的作战表现尤为失望。朝野上下对李鸿章及其淮军口诛笔伐，湘军旧将纷纷上书请战，希望重振湘军，趁机取代淮军的地位。为挽回败局，清政府内主战派决定大胆一试，起用湘军将领，倾全国之兵，与日军在辽东决战。史称“以湘代淮”。12月28日，光绪皇帝颁旨，任命湘系大员、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节制关内外各军。后又任命湖南巡抚吴大瀓和宋庆帮办军务。于是，各路湘军旧将纷纷率部开往辽东战场，从山海关到海城前线，大军云集，旌旗蔽日，清军总计有400余营20万人。这次大规模的调兵遣将，反映了朝廷主战派的用兵魄力和抗战决心。可惜在战略上犯了大错误，只往辽东前线增兵，而没有防范日军在山东沿海的战略异动。
这样，第三阶段分割为距离更远的南北两个战场。
北线辽东战场
11月25日，山县有朋擅自命令第一军第3师团，向海城进发，公开抵触大本营原地宿营的军令。随后，山县有朋被天皇撤换，由野津道贯继任第一军司令官。
12月13日，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作战，日本第3师团在师团长桂太郎率领下攻占了海城。
12月19日，第3师团在海城西南击溃宋庆率领的9000名毅军，占据了城外重要据点感王寨。
1895年1月3日，为策应孤占海城的第3师团，日军第12混成旅团在乃木希典指挥下由金旅北上。
1月10日，混成旅团攻克盖平。
1月17日，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各率所部共2万余人，开始联合反攻海城。是为第一次海城反攻战。反攻战失利。
1月22日，黑吉两将军再次反攻海城失利。
2月16日，清军第三次反攻海城。除前次两军后，参战部队还有章高元的嵩武军、徐邦道的拱卫军、李光久的老湘军，总兵力达3万余人。激战一天，被迫败退告终。
2月21日，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参加反攻作战的有两将军（长顺、依克唐阿）、一提督（宋庆）、一巡抚（吴大澂）、一藩司（魏光焘）所部共100余营，6万人，可谓兵力充足，规模空前，可惜反攻再次失败。
2月27日开始，各路大军再次会攻海城。因为日军实施调虎离山式的战略出击，鞍山、辽阳、牛庄等地告急，诸军散去。第五次海城反攻战宣告失败。从此，日军安然度过危机时期，反守为攻，实施“辽河平原扫荡作战计划”。
3月4日，日军第一军的两个师团进攻牛庄。左系湘军将领新疆藩司魏光焘率武威军，湘军悍战李续宾之子道员李光久率老湘军，共约5000人，抗击12000多日军的进攻，拼力抵抗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丢陷牛庄。
3月5日，日军第1师团攻占了防守空虚的营口。
3月7日，日军第1、3、5三个师团，进攻辽河下游的重要水陆码头田庄台。驻守此地的清军有毅军、新毅军、亲庆军、嵩武军、铭军、凤军，由宋庆亲自指挥，合计约69营，总兵力2万余人，与日军兵力相当。这是日军这次战争中唯一一次集合三个师团的重要战役。两军激战两天半，日军于3月9日中午攻占田庄台。
日军六天时间，连克数万清军防守的牛庄、营口、田庄台三座重镇，实现了辽河平原作战计划。至此，辽东屏障尽失，清军防线全面崩溃。号称能征惯战的湘军也照样是节节败退，无力回天，大清国再也无可战之兵。锦州、辽西走廊、山海关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
南线山东战场
清军在山东半岛的驻军分系于不相统属的两大系统：隶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威海基地水陆驻军和隶属于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陆军防军。
威海基地是北洋海军最重要基地，1887年正式兴建，具有舰队停泊、补给等保障功能，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基地设施主要建在刘公岛上，除北洋海军提督衙门和大批营房外，还设有机器厂、弹药库、北师学堂、医院等。基地的防御体系由水雷营和各种炮台构成，炮台总数有25座，共配有60～280毫米口径火炮140余门，另有行营炮和速射炮20余门。威海基地的驻防部队有道员戴宗骞的绥军、总兵刘超佩的巩军、总兵张文宣的北洋护军，共8000余人。威海军港内停泊着黄海大战后的幸存军舰：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5巡洋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6炮舰，威远、康济两练习舰，飞霆、宝筏两汽船，大小舰船共17艘，另外还有10多艘鱼雷艇，海军官兵约有3000人。
驻扎在山东半岛威海卫附近的山东防军有：副将阎德胜的河防营、总兵李未盈的福字营、总兵孙万林的嵩武军、总兵孙金彪的亲兵，约9000人。
总计南线战场的兵力约2万人。
1894年1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发出正式作战计划，以陆海两军攻占威海卫，联合舰队负责护送陆军登陆，并协同陆军占领威海港，歼灭北洋舰队。
12月23日，日军第二军和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乘坐高千穗号巡洋舰，前往荣成湾，共同考察登陆地点。
1895年1月16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在大连湾集结完毕。
1月20日到24日，35000名日军、3800匹战马，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的护卫下，分三批乘坐50艘运兵船，由大连湾抵达荣成湾，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全部登陆成功。其间，占领荣成县城。
1月25日，日军向威海进犯。路上遭遇孙万林所部清军的抵抗。
1月30日，日军攻陷威海港南帮炮台。
2月1日，日军第2师团在孙家滩击败孙万林、阎德胜指挥的山东防军，控制了威海以西，以北的后路。
2月2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城，随即攻陷北帮炮台。至此，威海陆上据点尽失，北洋舰队和刘公岛与外界的电信联系断绝，陷入日军的海陆重围中。
2月3日～6日，日本舰队多次炮击、进袭军港内的北洋舰队。
2月7日，日本舰队向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发起总攻，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将其击退。但是，发生了鱼雷艇队集体逃跑事件，战斗后，士气崩溃，兵民求放生路，刘公岛上秩序混乱。
2月9日，丁汝昌、刘步蟾下令用水雷将受重创而搁浅的定远舰炸毁。
2月10日，海军栋梁刘步蟾殉舰自尽。
2月11日，海军将领不遵军令，大规模兵民哀求投降活命，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将领与洋员密谋投降，丁汝昌已无法控制局面。
2月12日，北洋海军的创始人丁汝昌，誓死不投降，自杀殉国。同时自杀的还有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
2月13日，牛昶昞和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作为代表，接受日方的投降条件。
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进驻军港和刘公岛，接收北洋海军降舰。曾经是亚洲最强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这样，在南线战场，日军实现了其作战计划。威海卫的陷落和北洋舰队的覆没，使渤海门户完全洞开。到3月上旬，日军在南北两个战场都大获全胜，清政府不敢再战，只好尽快遣使谈判议和了。
在谈判期间，穷凶极恶的日军又将战火燃到了台湾海峡。
3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混成支队5000人，进攻澎湖列岛。
3月24日，澎湖列岛失陷。
澎湖列岛的沦陷，使得必经台湾海峡的战时海外补给线被日军切断了。谈判桌上，贪得无厌的日本势必狮子大开口，中国只能屈服于这个东洋岛国的强取豪夺。
腐败都是上行下效、一脉相承的。朝中有主和之相，战场必有能逃之将。除叶志超、龚照玙这样的统帅级的逃将外，能逃敢逃者大有人在。
卫汝贵是甲午战争中唯一被械送京师、伏法菜市口的高级将领。战争中他统帅的盛军，军纪最差，见敌即逃，见民即抢，自己平时也克扣军饷，厚蓄私财。他率军到平壤后，接到妻子写来的这样一封家书：“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擅自为计，勿当前敌。”大战中，这位统兵大将，果然恪守“贤内助”的劝诫，一路溃逃。为了逃命，他连爱妻家书也丢弃在平壤。日军得到后，虽然不是什么重要军事机件，但仍发现其重大利用价值——卫汝贵的这封“万金家书”被日本人编入军事教科书中，作为反面教材，来训警日本官兵。
卫汝成是卫汝贵的胞弟。战争中，他率步兵五营防守旅顺。战斗时，他见形势危机，私自离开战场，跟随乡党统帅龚照玙着便服乘小船逃往烟台。到岸后，卫汝成自知罪行深重，又装扮为船户潜逃，从此后无影无踪。后来，朝廷定罪查捉，但一直未得捕获。战前，卫氏昆仲，同在北洋，甚受器重，一门二镇，光宗耀祖，传为一时佳话。战后，兄弟二人，临阵脱逃，同犯天条，兄被处斩弟失踪，又传为一时笑柄。
赵怀业，战争中奉命守卫大连湾。当时的大连湾大炮坚利，弹药充足。赵怀业所部3300人，拥有当时清军最新式武器，装备精良。但赵怀业却不怀坚守之心。日军花园口登陆后，他就派人到烟台出售私存下的军粮。日军进攻金州时，他不仅不前往支援正苦战的徐邦道，却亲自在大连湾码头督促亲兵装运银两财物，准备逃跑。当日军向大连湾进发时，赵怀业率三千兵马，逃奔旅顺。赵怀业逃走前，将饷银运走，却将大量军火全部留给了日军。日军在大连湾缴获的军械物资计有：大炮130多门，步枪600余支，炮弹、子弹240万发。本来日军认为大连湾的清军会凭险坚守，请求海军给予支援。但11月7日，当日本海军到达大连湾海域时，发现岸上已悬挂日本旗，所有炮台也都炮口朝天。清军逃跑之快，令日本海军也感到意外和惊讶。中国兵民气愤于赵怀业的不战而逃，送其绰号“赵不打”。
阎得胜，山东河防营副将。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命令阎得胜增援荣成县城，但阎得胜行至半路即西逃而去。后来又在总兵孙万林的指挥下拒敌于白马河。阎得胜不从军令，不战而退，使孙万林的战果也白白丧失。在孙家滩战斗中，阎得胜再一次不战而逃，使孙万林三面受敌，不得不撤退。自此，威海卫与山东防军彻底被分隔。这样三次不战而逃的阎得胜参与作战，焉能得胜？战后孙万林受巡抚之命，将临阵脱逃的阎得胜就地正法。
淮军的将领，大多数是安徽人，而叶志超、龚照玙、卫氏兄弟、刘超佩、赵怀业、黄仕林等最能逃者又都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之地缘纽带非常紧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中堂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这么多手下属将在同一次战争中的诸多重大战役纷纷出问题，充分暴露出李鸿章任用非人的失察之罪。李鸿章为了控制住淮军这一老家底，排除异己，任人唯亲，任人唯乡，任人唯近。即使知道他们的不良为人，李鸿章也是照用不误。叶志超早已“沾染官场习气”，“且夸诞，不足当大事”，人尽皆知，明察官场秋毫的李鸿章岂能不知？李鸿章在别人面前称誉卫汝贵“朴诚忠勇”，其实其德行及盛军现状，李鸿章更是一清二楚，以致于出征前，特意召见，“戒以屏私见，严军纪”。李鸿章控制淮军需要他们，他们对李鸿章也形成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将帅之间是休戚与共、衰荣一体。和平时，李鸿章对他们提拔重用，恩宠有加。战争时，李鸿章则为他们开脱罪责，加以包庇。卫汝贵、叶志超都是犯有死罪，起初，李鸿章想两个都保，但看实在不行，就舍车保帅，专保叶志超。论罪，叶志超在卫汝贵之上，除依律的“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斩”之外，还有卫汝贵之罪的连坐之罪，更有瞒报冒功的欺君大罪，但最后刑部判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到了庚子年被赦释放。旅顺口“隐帅”龚照玙，两度临阵脱逃，自当罪不容诛，李鸿章竟然上奏给其“革职留营效力”的处分，光绪皇帝这里却通不过，认为“仅与革职，不足蔽辜”，谕令“交刑部治罪”，也被刑部定斩监候，其后，因“运动得法”，未被处决。
如果说对这些偾军之将的处置，只是暴露出李鸿章的偏袒和清政府的腐败，对这场战期不长的战争尚没有直接影响的话，那么李鸿章对“九一七”黄海逃将吴敬荣的偏护，则给威海卫战役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吴敬荣，字健甫，1864年生，安徽休宁人，也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1892年，年少得志的吴敬荣升任广甲舰管带时，本属广东海军，是李鸿章之兄、两广总督李瀚章的部下。吴敬荣后来转隶北洋海军，与广东向朝廷进贡荔枝有关。进贡时广甲舰停泊天津，李鸿章请旨留属北洋，李瀚章自然给相弟这个情面，朝廷随即批准同意。从事后海战来看，李鸿章真是多此一举，广甲舰与济远舰争先恐后逃离战场，极大地恶化了战局。战后，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处理意见时，却将二舰管带区别对待，主张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就地正法，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革职留营，以观后效。其实，吴敬荣罪责不比方伯谦轻，方伯谦先逃，吴敬荣随后，时间间隔不长，都是第一批逃跑的；济远舰毕竟保存下来了，广甲舰却因搁浅而自毁。方伯谦该杀，吴敬荣也该杀，即使慎杀，也该“交部议处”，定个“斩监候”之类的。同等罪行，怎么也不该量刑差别如此之大。更好笑的是，李鸿章提出的宽恕吴敬荣的理由是“人尚明白可造”，而清廷竟然同意了李鸿章这极其明显的司法不公。其实，关键原因是李瀚章私下找其弟为这个老部下兼小老乡说情。吴敬荣小命保住了，但北洋舰队的军纪却给败坏了。同样的临战脱逃，一个斩首一个留用，北洋军纪岂不形同虚设？又怎能起到惩前毖后的功效？威海保卫战中，丁汝昌令吴敬荣协守北帮炮台，吴敬荣无所顾忌，率众溃散，再一次临阵脱逃。有了吴敬荣这样的坏典型，不太高昂的北洋士气在威海保卫战中更加低落，管带王平率鱼雷艇集体大逃亡，士兵也聚众请愿投降。象吴敬荣这样因军法处置不利而影响后续战役的个案，在这场战争中极具特殊性，但也颇有代表性，也是清政府和李鸿章腐败的缩影。而往后的事更蹊跷：战争后，吴敬荣只是受到革职处分，后来他回到广东，仍然被委任为兵船管带。由此可知，吴敬荣其人是何等的“明白可造”，清政府上下各地是何等的腐败荒唐。
在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领导下的军队，由这些畏葸不前的将领训练出来的士兵，其战斗力之弱，可想而知。绿营兵早已暮气横秋，多不能战，从一些回忆录中看出，绿营兵普遍人矮马瘦，在军营中不少人执笼养鸟。淮军虽是当时最年轻的一支队伍，但因承平日久，也快速退化。再加上开战后大量招募新兵，这些新兵既缺乏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一经战阵，慌作一团，进不能攻，退不能守。清军战斗力之差，从海城反攻战最能得到体现。海城反攻战役，是在日军将进攻重点由辽东半岛转向山东半岛后在辽东取守势的阶段，清军进行的唯一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本来山县有朋一意孤行，命令第3师团进军海城，是一次极大的军事冒险。日本大本营对此大为震怒和忧惧，但又不敢公开罢免这个擅自下令的前线统帅，怕的是心高气傲的山县切腹自尽，只能以天皇“敕令疗养”的形式召回。山县闻召后竟愤然赋诗一首：“马革裹尸原所期，出师未半岂容归。如何天子召还急，临别阵头泪沾衣。”第3师团攻占海城后，犯了“孤军深入”之兵家大忌，驻防海城的日军只有6千余人，给供困难，四面临敌。东面第5师团远在凤凰城，南面的乃木希典混成旅团尚在辽东半岛。海城之日军，进退两难，只能固守待机。海城，素有“辽沈门户，海疆咽喉”之称，北通辽阳、奉天、西接牛庄，南达盖平，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海城丢失，清政府也大为震惊，调集各军，期在规复。到12月底，在海城的北、西、南三个方向各重镇，清军云集，兵力达170营约有8万余人。而清军各路援兵还不断调来，海城内的6千日军俨然已成阱中之兽、笼中之鸟、翁中之鳖。
海城反击战从1895年1月中旬开始，前后进行了五次。前两次由依克唐阿和长顺两将军率所部清军2万人，联合反攻海城，都以失败告终。第三次增加了章高元、徐邦道、李光久三支队伍，攻城人数达到了3万人，兵力为五比一，仍然失利。第四次增加了吴大瀓指挥的湘军，清军总兵力达到6万人，接近海城日军的十倍，这也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集结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兵法有言：“十则围之。”十倍于守敌，具备了围城攻坚获胜的充分条件，这样强大的优势兵力，仍然是无功而返。等到第五次海城反攻战，辽东另外两地日军已逼近海城，海城之敌也分兵突围反攻，战役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清军极为不利，被迫全线撤退，第五次反攻半途而废。这样旷日持久、耗时耗力的海城反攻战役以清军的失败而彻底结束。就内部对比来看，参加海城反攻战的毅军、湘军和东北练军都是大清国的精锐之师，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仍不能攻城拔寨，足见所谓精锐之师攻击力之弱，也可由此而管窥清军的战斗力水平。
跟海战一样，这场战争中陆军的后勤保障也存在严重问题。经费紧张，给养不足，衣食不继，通讯滞后，这些问题在许多战场都出现过。本土作战，应该有的后勤保障优势反而得不到体现。这与清政府的缺乏战备思想有关，也与清军后勤管理体系混乱有关，更与当事者的徇私舞弊有关。大买办盛宣怀当时负责北洋后勤，其贪污腐败之罪行可谓路人皆知。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1844年生。1870年投奔李鸿章，成为李鸿章日益器重的洋务幕僚。在这场战争过程中，盛宣怀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和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四大要职，是李鸿章在战事后勤方面的主要助手。这个与西方资本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北洋大买办，在战争中，投机取巧，大发国难财。一方面他从外商那里高价采购劣质军火，另一方面又同时将价值二百万两的枪炮，以四十万两低价，偷偷卖给日本人。更有甚者，盛宣怀负责采购来的军粮，存在严重的帐实不符问题，为了掩盖罪行，盛宣怀竟私自下令人将其付之一炬。这样一个世所公认的“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卖国官商，竟然被李鸿章长期宠信，根本原因是李盛二人相互勾结，共同渔利。梁启超后来著文揭露李鸿章在盛宣怀掌权的官办企业中有他自己的股份。盛宣怀给李鸿章的信中，有这样的语言：“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可见李鸿章与盛宣怀这种龌龊的利益联盟关系。所以说，甲午战争中的后勤保障问题，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从中依然反映出清政府的政治腐败。
情报战是没有硝烟的战斗，在战前和战争中，日本进行了大量的间谍活动，从而为日军的行动提供了充分的军情信息。早在战争前，日本特务机构在中国发展迅速，活动频繁，上海、福州、汉口、天津等重要城市都有日本的情报据点，基本上编织了覆盖中国的间谍网。日本特务以外交人员、商人、旅游者等身份作拥护，或收买当地人作奸细，甚至直接“辩发华装”，装扮成中国人，深入中国战略要地和军事基地，进行侦察。例如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私自购买中国小船，对山东沿海、渤海湾、辽东沿海和朝鲜西海岸进行了周密详细的调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探明清军在辽东半岛的调防情况，特务头子前田彪扮作经营大豆生意的中国商人，以营口为据点，广泛搜集情报。他以营口大豆市场价格作为代码来表示清军驻防规模，例如几营几哨即写作“大豆价几两几分”，拍电报给上海“谍报部”，再由上海转报日本参谋本部。疏于备战的清政府不仅没有对日本深入展开情报战，连在中国本土的反间工作也毫无建树。更有甚者，日本特务力量竟然能打入北洋内部。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也是军工企业天津军械局的总办。潜伏天津的石川伍一收买了张士珩的亲信，获得了详细的北洋军工生产资料和大量的北洋军情信息。日本的间谍活动，为日本军方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日军能知己知彼，这既坚定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决心，又为侵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从战争准备到战时部署，从最高统帅部到官兵士气，从前方谍报到后勤保障，大清国在这些战争所包含的诸因素中，处处相形见绌，充分暴露出了这个封建政府的腐败没落，注定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结局。
三、民族英雄
尽管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寄生着一个奄奄一息的清政府，但是，中华民族却永远是伟大的民族。她不仅在古代创造出灿烂璀璨的华夏文明，也在近代一次次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涌现出一批批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民族英雄。他们是“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象征。
在这场抗击更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除邓世昌、刘步蟾等海军将领外，还有一个个身先士卒、英勇抗敌的陆军将领，他们以惊人的事迹甚至宝贵的生命，在惨烈的战场，谱写出一首首千古传诵的爱国诗篇。在我们唾骂那些民族败类的同时，更应该记住这些民族英雄的名字；在我们愤恨于那些畏葸和妥协的行径时，更应该讴歌这些勇敢而伟大的壮举。
左宝贵，字冠廷，山东费城人，1837年生，回族，行伍出身。早年作为绿营兵，参加与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1880年起以总兵衔统领奉军，长期驻防奉天。左宝贵治军严肃，赏罚分明，同时又为人慈善，积极参入地方公益事业。左宝贵虽然不是淮军将领，但深得李鸿章的赏识和举荐。战争打响后，左宝贵率奉军进驻平壤。针对日军分路进攻、兵力分散的特点，他向统帅叶志超建议主动出击，实行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来犯之敌。但叶志超瞻前顾后，使这一积极作战计划得不到彻底实行，最后只能株守孤城。战前叶志超竟主张弃城退走，左宝贵在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迫于左宝贵等人的压力，叶志超只好同意守城，为防止叶志超私自潜逃而干扰战局，左宝贵密派亲兵监视叶志超。9月15日平壤保卫战打响，左宝贵率奉军防守平壤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牡丹台是城外制高点，成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而战斗最为激烈。虽然奉军拼命抵抗，但在优势日军的进攻下，战至中午，牡丹台失守。坐镇玄武门指挥的左宝贵，此时抱定必死之决心，坚守玄武门。为了鼓舞士气，以明死志，他冒着被敌重点轰击的危险，换上显眼的黄马褂，戴上辉煌闪耀的红顶翎冠，往来指挥。操炮士兵阵亡后，左宝贵亲手点燃大炮，连发36弹，轰向敌阵。部下官兵深受感动，也奋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胸部受伤，他裹伤再战，血染征袍。随后，又被一炮击中，壮烈殉国。左宝贵是这场中日战争中第一个战死沙场的清军高级将领。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感动。朝廷谕令对其从优抚恤，赠太子少保衔，予谥“忠壮”。朝鲜人民为左宝贵的英雄事迹，也深深感动，在平壤百姓中长期传诵着这位白马将军的故事。
左宝贵战死后，隔了一天，邓世昌在黄海战场以身殉国。时人作诗痛悼这两位民族英雄：“英名左邓同千古，白骨沉沙恨未消。”分别作为陆军和海军的卫国英雄，左宝贵和邓世昌的事迹被编入后人的历史教材中，他们二人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是，在战争中与他们一起获得最高“予谥”殊荣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青年爱国将领永山。
永山，1868年生，汉军正白旗人，世居黑龙江瑷珲县，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七世孙。在清初，袁崇焕的子孙被编入宁古塔汉军正白旗。永山的父亲富明阿，曾是清军中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因战功升任吉林将军。富明阿身为封疆大吏，却生性豁达，为官清廉，不置家产，家计贫困，博得世人“贤帅”美誉。在这样的父亲熏陶下，永山这个名将之后、八旗子弟，毫无纨绔习气，却发奋要做将门虎子。于是，他“幼而学文，心识忠义；长而伟武，胸有甲兵”。已经荫袭三等侍卫的永山从军后，在黑龙江镇边军历任营官、马队统领等职。他治军有方，深受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赏识。在日寇即将入侵国门的紧急关头，夙怀忠义报国之心的永山，踊跃请缨，随大军出征。在鸭绿江战役中，永山一马当先，以万夫不当之勇，率领所部马队，一举收复了丢失的阵地。在守卫摩天岭防线的草河口战斗中，冲锋陷阵，大获全胜，随后收复了草河口。永山马队自此令日军闻之胆慑。在反攻凤凰城作战中，清军遭敌伏击，危急时刻，永山持指挥刀断后，亲自掩护大军撤退。但因身体多处中弹，这个年仅26岁的优秀将领，不幸壮烈牺牲。青山血染，绿水呜咽，一代奇男的报国伟梦在此定格！永山战死，极大地震动了东北战场和各路清军。清廷谕令嘉奖，赐谥号“壮愍”，并在奉天建祠以示纪念。
大清朝廷不滥用名器，永山与邓世昌、左宝贵三人死后同被赐谥号，说明永山与邓左一样，无愧于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其实，论死难之惨烈，永山不逊于邓左二人；而论战功，永山马队多次挫败日军，应在二人之上。也许因为他官职较低，也许因为他复杂的血籍背景，永山的英名没有得到应有的流传。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武童出身。早年跟随袁世凯叔祖袁甲三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积功升至总兵。因为聂士成“状貌魁肃”，是难得的将才，李鸿章对这位同乡部属也深为器重，虽授其太原镇总兵，但仍留其驻军直隶。甲午年夏天，聂士成作为先锋，率芦榆防军入朝，进驻牙山。在朝鲜，聂士成治军严厉，有一兵勇偷取民间蔬菜，他下令将其耳朵割掉，全军肃然，自此秋毫无犯，深受朝鲜百姓称道。7月25日，聂士成率两千清军，在成欢驿迎战四千日军，开始了中日两国陆军的第一次交锋。由于寡不敌众，作战失利，在叶志超率领下，清军向东再向北撤往平壤。在鸭绿江战役中，聂士成与马金叙共守虎山一线阵地，在全线后退之时，仍能顽强抗击日军进攻，使大部队免遭日军掩杀。随后，聂士成被委以重任，率领马步兵约30营守卫辽东要隘摩天岭。聂士成巧妙布防，周密准备。战斗中，聂士成卧雪餐风，日夜力战，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不象李鸿章其他那些合肥老乡，聂士成摩天岭阻击战一战成名，为李鸿章争了脸，止住了清军的连败颓势。清政府对这名颇具帅才、英勇善战的将领火线提拔，任命他接替叶志超的直隶提督一职。作为在这场战争中唯一获得提拔重用的陆军将领，聂士成深感“天恩高厚”，此后更发挥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与依克唐阿联系后，决定主动出击，开始了这场战争的最早的反击作战。先后夺回了摩天岭以东要地：连山关、分水岭、草河口。自此，摩天岭防线更趋坚固，日军西取辽阳和奉天的军事计划也难以得逞。
马玉昆，字景山，安徽蒙城人，武童出身。早年参加宋庆的毅军跟捻军作战，因战功升至总兵，成为宋庆的得力干将。1874年跟随左宗棠远征新疆，抗击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以“勇略冠诸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在旅顺口协助宋庆驻防的马玉昆，率领毅军六营两千人奔赴朝鲜。在9月15日的平壤保卫战中，马玉昆率领毅军防守城南大同江左岸。坚毅沉稳的马玉昆，指挥毅军奋勇抗击，挫伤了日军进攻的疯狂势头。随后胆识过人的马玉昆抓住战机，指挥毅军冲出堡垒，向日军发起反冲锋，毙伤敌人430名，打退了日军，取得了城南战斗的辉煌胜利，这也是清军在朝鲜战场的唯一一次胜利。但由于叶志超逃跑主义的破坏，马玉昆和毅军的战果被白白葬送了。撤回国境后，马玉昆作为统帅宋庆的老部下，率作为主力的毅军，屡经恶战，令敌丧胆。鸭绿江战役中，马玉昆率领作为预备队的毅军，危机时刻，奋勇冲杀，给虎山阵地守军以有力支援。在海城西南的感王寨战役中，马玉昆指挥毅军顽强作战，激战一天，毙伤日军四百多人，日本军官也由衷叹服，称毅军“不愧为著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手下，不轻露屈挠之色”。在大平山战役中，马玉昆率毅军防御核心阵地，先是与日军互相炮击，毅军炮兵发挥出精湛的战术水平，在自己隐蔽的阵地，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使日军炮兵也无可奈何。双方对峙时，马玉昆用步骑炮兵组成多兵种联合纵队，进行大胆的反击，几乎得手。后来日军在优势兵力支援下突入毅军阵地，马玉昆被困，他临危不惧，表现神勇，率亲兵闯出重围，回头见仍有部属被敌围击又冲回包围圈，杀开一条血路，率护而出。强将手下无弱兵，马玉昆亲兵一百多人，都是敢死之士，经过两番冲杀，只剩二十余人。马玉昆也“战马三易，均被炮毙”。大平山一战，历时十多小时，是甲午陆地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漫山遍野，雪红血白，“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马玉昆率领的毅军，虽然众多官兵牺牲，却重创日军第1师团，使日军损失惨重，死伤300多人，冻伤约1000人。是役，打出了马玉昆和毅军的威风，日军不得不承认：“此日之中国兵颇为顽强。”“清将马玉昆骁武绝群。”
徐邦道，字见农，四川涪州人，行伍出身。早年投楚军，后转隶淮军刘铭传部。1878年授正定镇总兵，甲午战争爆发后，徐邦道率所部拱卫军奉命助守旅顺。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后，徐邦道勇当重任，率部北上，助守金州。虽经顽强阻击，终因寡不敌众，金州失陷。退至旅顺的徐邦道，在日军即将进犯旅顺时，抓住敌人贪功冒进的心理，克服军队疲惫的困难，鼓舞士气，再次主动北上，在土城子设下埋伏，将来犯日军打得狼狈溃逃，取得了清军在辽东半岛的唯一一次胜利。战后日军也要求对清军“决不能妄加蔑视，战阵必须慎重戒备”。旅顺口保卫战中，在统帅私逃、士气低落的形势下，徐邦道指挥孤军奋战。旅顺口陷落后，徐邦道率余部归属宋庆指挥，先后参加了盖平反击战、大平山战役、第五次海城反攻战、辽河下游战役等，与马玉昆一起成为战争后期宋庆手下难得的能战之将。
寿山，字眉峰，1860年生于黑龙江瑷珲县，是吉林将军富明阿长子、永山的胞兄。在富明阿死后，寿山承袭世职，居官北京。与永山一样，寿山也自幼深受严格的封建思想熏陶，发奋读书，欲以功业自奋。甲午战争爆发后，寿山主动请缨，由北京奔赴辽东前线的依克唐阿军中。因其时鸭绿江战役已结束，边城尽失，寿山以镇边军步队统领协助依克唐阿防守赛马集，以支援聂士成军摩天岭的正面防御，先后参加了草河口战斗和凤凰城袭击战。不愧为名将之后，经过几次战阵，寿山这位三品文官，快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武将，使依克唐阿也消除了对他的顾虑，称赞他“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遂更得依克唐阿重用。在阻止日军北犯辽阳的作战中，寿山身先士卒，腹部身受重伤，仍指挥马队将优势敌军击退。战斗结束时，寿山已是血汗淋漓，战衣尽透。那些作壁上观的江淮宿将，皆瞠目结舌。因为寿山战功卓著，战后清政府以武将选用，升至黑龙江将军。在庚子之乱中，寿山英勇抗击沙俄的十万大军对黑龙江的入侵，誓死不降，自杀殉国。永山、寿山兄弟真乃名将之后，不辱忠烈之门。在这场抗击日本侵略、保卫家国河山的战争中，两兄弟英勇善战，军功赫赫，一死一伤，气概非凡，这“瑷珲双山”与李鸿章的嫡系将领、贪生怕死的“合肥二卫”，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的名门忠烈，这样的爱国兄弟，这样的民族英雄，应该名垂青史，永为追怀。
一代伟人毛泽东说过：“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同样在这场战争中，在这些民族英雄的领导和感召下，广大爱国官兵不怕牺牲，顽强战斗，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入侵，粉碎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军国主义美梦，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
然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正为战场的失利所惊惧而急于求和，西方列强担心战事推进会使中国政局不稳而影响他们的在华利益，也出面调停。一场出卖民族利益的谈判丑剧，在前线将士血洒疆场的同时，开始偷偷地上演了。
尽管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寄生着一个奄奄一息的清政府，但是，中华民族却永远是伟大的民族。她不仅在古代创造出灿烂璀璨的华夏文明，也在近代一次次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涌现出一批批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民族英雄。他们是“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象征。
在这场抗击更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除邓世昌、刘步蟾等海军将领外，还有一个个身先士卒、英勇抗敌的陆军将领，他们以惊人的事迹甚至宝贵的生命，在惨烈的战场，谱写出一首首千古传诵的爱国诗篇。在我们唾骂那些民族败类的同时，更应该记住这些民族英雄的名字；在我们愤恨于那些畏葸和妥协的行径时，更应该讴歌这些勇敢而伟大的壮举。
左宝贵，字冠廷，山东费城人，1837年生，回族，行伍出身。早年作为绿营兵，参加与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1880年起以总兵衔统领奉军，长期驻防奉天。左宝贵治军严肃，赏罚分明，同时又为人慈善，积极参入地方公益事业。左宝贵虽然不是淮军将领，但深得李鸿章的赏识和举荐。战争打响后，左宝贵率奉军进驻平壤。针对日军分路进攻、兵力分散的特点，他向统帅叶志超建议主动出击，实行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来犯之敌。但叶志超瞻前顾后，使这一积极作战计划得不到彻底实行，最后只能株守孤城。战前叶志超竟主张弃城退走，左宝贵在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迫于左宝贵等人的压力，叶志超只好同意守城，为防止叶志超私自潜逃而干扰战局，左宝贵密派亲兵监视叶志超。9月15日平壤保卫战打响，左宝贵率奉军防守平壤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牡丹台是城外制高点，成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而战斗最为激烈。虽然奉军拼命抵抗，但在优势日军的进攻下，战至中午，牡丹台失守。坐镇玄武门指挥的左宝贵，此时抱定必死之决心，坚守玄武门。为了鼓舞士气，以明死志，他冒着被敌重点轰击的危险，换上显眼的黄马褂，戴上辉煌闪耀的红顶翎冠，往来指挥。操炮士兵阵亡后，左宝贵亲手点燃大炮，连发36弹，轰向敌阵。部下官兵深受感动，也奋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胸部受伤，他裹伤再战，血染征袍。随后，又被一炮击中，壮烈殉国。左宝贵是这场中日战争中第一个战死沙场的清军高级将领。消息传到国内，举国感动。朝廷谕令对其从优抚恤，赠太子少保衔，予谥“忠壮”。朝鲜人民为左宝贵的英雄事迹，也深深感动，在平壤百姓中长期传诵着这位白马将军的故事。
左宝贵战死后，隔了一天，邓世昌在黄海战场以身殉国。时人作诗痛悼这两位民族英雄：“英名左邓同千古，白骨沉沙恨未消。”分别作为陆军和海军的卫国英雄，左宝贵和邓世昌的事迹被编入后人的历史教材中，他们二人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但是，在战争中与他们一起获得最高“予谥”殊荣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青年爱国将领永山。
永山，1868年生，汉军正白旗人，世居黑龙江瑷珲县，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七世孙。在清初，袁崇焕的子孙被编入宁古塔汉军正白旗。永山的父亲富明阿，曾是清军中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因战功升任吉林将军。富明阿身为封疆大吏，却生性豁达，为官清廉，不置家产，家计贫困，博得世人“贤帅”美誉。在这样的父亲熏陶下，永山这个名将之后、八旗子弟，毫无纨绔习气，却发奋要做将门虎子。于是，他“幼而学文，心识忠义；长而伟武，胸有甲兵”。已经荫袭三等侍卫的永山从军后，在黑龙江镇边军历任营官、马队统领等职。他治军有方，深受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赏识。在日寇即将入侵国门的紧急关头，夙怀忠义报国之心的永山，踊跃请缨，随大军出征。在鸭绿江战役中，永山一马当先，以万夫不当之勇，率领所部马队，一举收复了丢失的阵地。在守卫摩天岭防线的草河口战斗中，冲锋陷阵，大获全胜，随后收复了草河口。永山马队自此令日军闻之胆慑。在反攻凤凰城作战中，清军遭敌伏击，危急时刻，永山持指挥刀断后，亲自掩护大军撤退。但因身体多处中弹，这个年仅26岁的优秀将领，不幸壮烈牺牲。青山血染，绿水呜咽，一代奇男的报国伟梦在此定格！永山战死，极大地震动了东北战场和各路清军。清廷谕令嘉奖，赐谥号“壮愍”，并在奉天建祠以示纪念。
大清朝廷不滥用名器，永山与邓世昌、左宝贵三人死后同被赐谥号，说明永山与邓左一样，无愧于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其实，论死难之惨烈，永山不逊于邓左二人；而论战功，永山马队多次挫败日军，应在二人之上。也许因为他官职较低，也许因为他复杂的血籍背景，永山的英名没有得到应有的流传。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武童出身。早年跟随袁世凯叔祖袁甲三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积功升至总兵。因为聂士成“状貌魁肃”，是难得的将才，李鸿章对这位同乡部属也深为器重，虽授其太原镇总兵，但仍留其驻军直隶。甲午年夏天，聂士成作为先锋，率芦榆防军入朝，进驻牙山。在朝鲜，聂士成治军严厉，有一兵勇偷取民间蔬菜，他下令将其耳朵割掉，全军肃然，自此秋毫无犯，深受朝鲜百姓称道。7月25日，聂士成率两千清军，在成欢驿迎战四千日军，开始了中日两国陆军的第一次交锋。由于寡不敌众，作战失利，在叶志超率领下，清军向东再向北撤往平壤。在鸭绿江战役中，聂士成与马金叙共守虎山一线阵地，在全线后退之时，仍能顽强抗击日军进攻，使大部队免遭日军掩杀。随后，聂士成被委以重任，率领马步兵约30营守卫辽东要隘摩天岭。聂士成巧妙布防，周密准备。战斗中，聂士成卧雪餐风，日夜力战，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不象李鸿章其他那些合肥老乡，聂士成摩天岭阻击战一战成名，为李鸿章争了脸，止住了清军的连败颓势。清政府对这名颇具帅才、英勇善战的将领火线提拔，任命他接替叶志超的直隶提督一职。作为在这场战争中唯一获得提拔重用的陆军将领，聂士成深感“天恩高厚”，此后更发挥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与依克唐阿联系后，决定主动出击，开始了这场战争的最早的反击作战。先后夺回了摩天岭以东要地：连山关、分水岭、草河口。自此，摩天岭防线更趋坚固，日军西取辽阳和奉天的军事计划也难以得逞。
马玉昆，字景山，安徽蒙城人，武童出身。早年参加宋庆的毅军跟捻军作战，因战功升至总兵，成为宋庆的得力干将。1874年跟随左宗棠远征新疆，抗击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以“勇略冠诸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在旅顺口协助宋庆驻防的马玉昆，率领毅军六营两千人奔赴朝鲜。在9月15日的平壤保卫战中，马玉昆率领毅军防守城南大同江左岸。坚毅沉稳的马玉昆，指挥毅军奋勇抗击，挫伤了日军进攻的疯狂势头。随后胆识过人的马玉昆抓住战机，指挥毅军冲出堡垒，向日军发起反冲锋，毙伤敌人430名，打退了日军，取得了城南战斗的辉煌胜利，这也是清军在朝鲜战场的唯一一次胜利。但由于叶志超逃跑主义的破坏，马玉昆和毅军的战果被白白葬送了。撤回国境后，马玉昆作为统帅宋庆的老部下，率作为主力的毅军，屡经恶战，令敌丧胆。鸭绿江战役中，马玉昆率领作为预备队的毅军，危机时刻，奋勇冲杀，给虎山阵地守军以有力支援。在海城西南的感王寨战役中，马玉昆指挥毅军顽强作战，激战一天，毙伤日军四百多人，日本军官也由衷叹服，称毅军“不愧为著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手下，不轻露屈挠之色”。在大平山战役中，马玉昆率毅军防御核心阵地，先是与日军互相炮击，毅军炮兵发挥出精湛的战术水平，在自己隐蔽的阵地，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使日军炮兵也无可奈何。双方对峙时，马玉昆用步骑炮兵组成多兵种联合纵队，进行大胆的反击，几乎得手。后来日军在优势兵力支援下突入毅军阵地，马玉昆被困，他临危不惧，表现神勇，率亲兵闯出重围，回头见仍有部属被敌围击又冲回包围圈，杀开一条血路，率护而出。强将手下无弱兵，马玉昆亲兵一百多人，都是敢死之士，经过两番冲杀，只剩二十余人。马玉昆也“战马三易，均被炮毙”。大平山一战，历时十多小时，是甲午陆地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漫山遍野，雪红血白，“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马玉昆率领的毅军，虽然众多官兵牺牲，却重创日军第1师团，使日军损失惨重，死伤300多人，冻伤约1000人。是役，打出了马玉昆和毅军的威风，日军不得不承认：“此日之中国兵颇为顽强。”“清将马玉昆骁武绝群。”
徐邦道，字见农，四川涪州人，行伍出身。早年投楚军，后转隶淮军刘铭传部。1878年授正定镇总兵，甲午战争爆发后，徐邦道率所部拱卫军奉命助守旅顺。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后，徐邦道勇当重任，率部北上，助守金州。虽经顽强阻击，终因寡不敌众，金州失陷。退至旅顺的徐邦道，在日军即将进犯旅顺时，抓住敌人贪功冒进的心理，克服军队疲惫的困难，鼓舞士气，再次主动北上，在土城子设下埋伏，将来犯日军打得狼狈溃逃，取得了清军在辽东半岛的唯一一次胜利。战后日军也要求对清军“决不能妄加蔑视，战阵必须慎重戒备”。旅顺口保卫战中，在统帅私逃、士气低落的形势下，徐邦道指挥孤军奋战。旅顺口陷落后，徐邦道率余部归属宋庆指挥，先后参加了盖平反击战、大平山战役、第五次海城反攻战、辽河下游战役等，与马玉昆一起成为战争后期宋庆手下难得的能战之将。
寿山，字眉峰，1860年生于黑龙江瑷珲县，是吉林将军富明阿长子、永山的胞兄。在富明阿死后，寿山承袭世职，居官北京。与永山一样，寿山也自幼深受严格的封建思想熏陶，发奋读书，欲以功业自奋。甲午战争爆发后，寿山主动请缨，由北京奔赴辽东前线的依克唐阿军中。因其时鸭绿江战役已结束，边城尽失，寿山以镇边军步队统领协助依克唐阿防守赛马集，以支援聂士成军摩天岭的正面防御，先后参加了草河口战斗和凤凰城袭击战。不愧为名将之后，经过几次战阵，寿山这位三品文官，快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武将，使依克唐阿也消除了对他的顾虑，称赞他“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遂更得依克唐阿重用。在阻止日军北犯辽阳的作战中，寿山身先士卒，腹部身受重伤，仍指挥马队将优势敌军击退。战斗结束时，寿山已是血汗淋漓，战衣尽透。那些作壁上观的江淮宿将，皆瞠目结舌。因为寿山战功卓著，战后清政府以武将选用，升至黑龙江将军。在庚子之乱中，寿山英勇抗击沙俄的十万大军对黑龙江的入侵，誓死不降，自杀殉国。永山、寿山兄弟真乃名将之后，不辱忠烈之门。在这场抗击日本侵略、保卫家国河山的战争中，两兄弟英勇善战，军功赫赫，一死一伤，气概非凡，这“瑷珲双山”与李鸿章的嫡系将领、贪生怕死的“合肥二卫”，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的名门忠烈，这样的爱国兄弟，这样的民族英雄，应该名垂青史，永为追怀。
一代伟人毛泽东说过：“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同样在这场战争中，在这些民族英雄的领导和感召下，广大爱国官兵不怕牺牲，顽强战斗，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入侵，粉碎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军国主义美梦，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
然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正为战场的失利所惊惧而急于求和，西方列强担心战事推进会使中国政局不稳而影响他们的在华利益，也出面调停。一场出卖民族利益的谈判丑剧，在前线将士血洒疆场的同时，开始偷偷地上演了。
四、中日和谈
光绪帝代表清政府对日本正式宣战，以那拉氏为首的主和派却缺乏坚决抵抗的勇气，表面上迫于舆论压力而收敛主和言行，但暗中仍继续实行妥协求和的路线。特别是随着战事的推进，战局越不利，主和派的活动越频繁和努力。
1894年10月，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清军海陆俱败，主和派慌作一团，迫不及待地求和。首先以藩属国朝鲜的完全独立为条件，请求英国联合美俄出面调停。英国政府认为单纯这一条件日本不会答应，建议清政府再加上赔偿军费的条件，并开始向德、法、美、俄建议实行五国联合调停。但遭到美国和德国的拒绝。随和，李鸿章竟然想出一个馊主意：派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前往谈判。这时，战争第二阶段已进行，日军攻破鸭绿江防线，并在花园口登陆，金州、大连陷落，旅顺口也岌岌可危。李鸿章此举也是慌不择路、病急乱投医。11月22日，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的德璀琳到达日本，这时旅顺口刚被攻陷，日本政府以德璀琳使节不是中国大员为理由，断然拒绝接见，德璀琳悻悻返回天津。李鸿章导演的这场非驴非马的谈判闹剧也匆匆收场。所谓精于洋务的李鸿章出此下策，既为日方所羞辱，又为国际所嘲笑。与李鸿章相比，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人洞明国际关系的实质和奥妙，充分利用西方列强的彼此矛盾和渔利心理，以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使李鸿章“以夷制夷”的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张謇愤慨直言：“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
这时美国政府感觉时机成熟，决定单独出面，安排中日两国进行谈判。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驻华公使田贝，分别向日本政府和清政府提出了调停建议。这时战局日蹙，边庭飘摇，朝中主和派占了上风，清政府也只好决定派正式使节与日本谈判，由于担心中国使节到日本去会受到要挟，清政府提出以上海为议和地点。日本要求谈判必须在日本举行，中国政府应将谈判全权代表的姓名官位提前通知日本，并蛮横无理地宣称，日本政府“无须事先将日本全权委员姓名品级通知中国”。对于己方的和谈条件，日本政府也拒绝透露。清政府由于害怕日本关上和谈之门，也只好对此忍气吞声。12月20日，清廷任命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二人为赴日谈判的全权代表，并希望按照国际惯例，作为交战的中日双方在谈判开始时，先行停战。但自诩脱亚入欧的日本却又公然违背这一国际惯例，强硬地主张先议和后停战，企图以战事增加谈判中对清政府的压力。
这个时候的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势，但其毕竟是一个领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较少的岛国，几个月的战争消耗，人财物已严重匮乏，难以承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在军事上极具冒险性，在国力上又极具消耗性。因此，日本政府认为依靠目前战局加以对清政府的恫吓，足以靠谈判来实现战争的目的，遂决定利用清政府的求和心理，举行谈判并大肆敲诈。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阵容整齐，各色人物混迹其中。军事上有山县有朋、大山岩这样的赳赳武夫，内政外交上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一类的狡黠文官。当山县和大山达到了军事进攻目的后，伊藤和陆奥粉墨登场，在对华谈判中扮演主角。
伊藤博文，1840年生，长洲藩人，武士出身。幼时接受系统儒家教育。明治维新后，先后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1871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任工部卿、内务卿等要职，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文官。1882年再次出国考察各国宪政。1885年就朝鲜甲申政变来华谈判，并与李鸿章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同年出任明治政府首届内阁总理大臣。1888年，任枢密院议长。1890年，任第一届国会的上院贵族院院长。1892年，第二次组阁，开始其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政策，是发动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陆奥宗光，1843年生，纪洲藩人。青年时参加倒幕运动。明治维新后出任中央和地方官员。1870年赴欧洲考察。1877年参加反对政府实权派而被捕，1882年获赦。1884年赴欧洲考察宪政。1888年出任驻美公使。1892年出任伊藤内阁的外务大臣。甲午年，配合军事上的挑衅和准备，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战争发动创造了国际条件。
其时他们二人已确定了苛刻的和谈条件，即在中方提出的朝鲜独立和赔偿军费两项之上，再加上割让土地和通商航运等内容。日本政府也深知自己索取过多，超出了近来任何一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争所得，会影响到他国在华利益，因而特别担心列强的介入阻挠，不敢在正式谈判前透露自己的和谈底牌。
得知清政府派出的全权名单后，生性多疑的日本人又在怀疑清廷派出两个名位不高的大臣来意在试探日方的谈判底线。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即密商，决定寻找全权证书的疏漏之处，以拒绝来使中止谈判，给清政府施加压力，派来他们中意的主和派重臣。这时候，日军已在山东半岛登陆成功，威海卫已成囊中之物，日本政府也想节外生枝，拖延时间，使得谈判在威海卫攻占后进行。
光绪帝代表清政府对日本正式宣战，以那拉氏为首的主和派却缺乏坚决抵抗的勇气，表面上迫于舆论压力而收敛主和言行，但暗中仍继续实行妥协求和的路线。特别是随着战事的推进，战局越不利，主和派的活动越频繁和努力。
1894年10月，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清军海陆俱败，主和派慌作一团，迫不及待地求和。首先以藩属国朝鲜的完全独立为条件，请求英国联合美俄出面调停。英国政府认为单纯这一条件日本不会答应，建议清政府再加上赔偿军费的条件，并开始向德、法、美、俄建议实行五国联合调停。但遭到美国和德国的拒绝。随和，李鸿章竟然想出一个馊主意：派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前往谈判。这时，战争第二阶段已进行，日军攻破鸭绿江防线，并在花园口登陆，金州、大连陷落，旅顺口也岌岌可危。李鸿章此举也是慌不择路、病急乱投医。11月22日，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的德璀琳到达日本，这时旅顺口刚被攻陷，日本政府以德璀琳使节不是中国大员为理由，断然拒绝接见，德璀琳悻悻返回天津。李鸿章导演的这场非驴非马的谈判闹剧也匆匆收场。所谓精于洋务的李鸿章出此下策，既为日方所羞辱，又为国际所嘲笑。与李鸿章相比，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人洞明国际关系的实质和奥妙，充分利用西方列强的彼此矛盾和渔利心理，以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使李鸿章“以夷制夷”的目的难以实现。对此，张謇愤慨直言：“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
这时美国政府感觉时机成熟，决定单独出面，安排中日两国进行谈判。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和驻华公使田贝，分别向日本政府和清政府提出了调停建议。这时战局日蹙，边庭飘摇，朝中主和派占了上风，清政府也只好决定派正式使节与日本谈判，由于担心中国使节到日本去会受到要挟，清政府提出以上海为议和地点。日本要求谈判必须在日本举行，中国政府应将谈判全权代表的姓名官位提前通知日本，并蛮横无理地宣称，日本政府“无须事先将日本全权委员姓名品级通知中国”。对于己方的和谈条件，日本政府也拒绝透露。清政府由于害怕日本关上和谈之门，也只好对此忍气吞声。12月20日，清廷任命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二人为赴日谈判的全权代表，并希望按照国际惯例，作为交战的中日双方在谈判开始时，先行停战。但自诩脱亚入欧的日本却又公然违背这一国际惯例，强硬地主张先议和后停战，企图以战事增加谈判中对清政府的压力。
这个时候的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势，但其毕竟是一个领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较少的岛国，几个月的战争消耗，人财物已严重匮乏，难以承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在军事上极具冒险性，在国力上又极具消耗性。因此，日本政府认为依靠目前战局加以对清政府的恫吓，足以靠谈判来实现战争的目的，遂决定利用清政府的求和心理，举行谈判并大肆敲诈。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阵容整齐，各色人物混迹其中。军事上有山县有朋、大山岩这样的赳赳武夫，内政外交上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一类的狡黠文官。当山县和大山达到了军事进攻目的后，伊藤和陆奥粉墨登场，在对华谈判中扮演主角。
伊藤博文，1840年生，长洲藩人，武士出身。幼时接受系统儒家教育。明治维新后，先后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任职，1871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任工部卿、内务卿等要职，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文官。1882年再次出国考察各国宪政。1885年就朝鲜甲申政变来华谈判，并与李鸿章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同年出任明治政府首届内阁总理大臣。1888年，任枢密院议长。1890年，任第一届国会的上院贵族院院长。1892年，第二次组阁，开始其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政策，是发动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陆奥宗光，1843年生，纪洲藩人。青年时参加倒幕运动。明治维新后出任中央和地方官员。1870年赴欧洲考察。1877年参加反对政府实权派而被捕，1882年获赦。1884年赴欧洲考察宪政。1888年出任驻美公使。1892年出任伊藤内阁的外务大臣。甲午年，配合军事上的挑衅和准备，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战争发动创造了国际条件。
其时他们二人已确定了苛刻的和谈条件，即在中方提出的朝鲜独立和赔偿军费两项之上，再加上割让土地和通商航运等内容。日本政府也深知自己索取过多，超出了近来任何一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战争所得，会影响到他国在华利益，因而特别担心列强的介入阻挠，不敢在正式谈判前透露自己的和谈底牌。
得知清政府派出的全权名单后，生性多疑的日本人又在怀疑清廷派出两个名位不高的大臣来意在试探日方的谈判底线。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即密商，决定寻找全权证书的疏漏之处，以拒绝来使中止谈判，给清政府施加压力，派来他们中意的主和派重臣。这时候，日军已在山东半岛登陆成功，威海卫已成囊中之物，日本政府也想节外生枝，拖延时间，使得谈判在威海卫攻占后进行。
1895年1月26日，一艘英国商船从上海码头驶向茫茫东海，船上到处可见峨冠博带的朝廷命官，他们是赴日本进行议和谈判的代表使臣，领头的就是张荫桓和邵友濂。这一天正是已末年正月初一，旧历中国的元旦佳节，一个本应该亲朋相拜、喜庆欢乐的日子，但他们却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东渡异国他乡，去履行这一艰难的使命。
张荫桓，字樵野，1837年生，广东南海人，与后来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是乡党。历任知县、道员、按察使等职，80年代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外交官身份出使多国。后官至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邵友濂，字筱春，浙江余姚人。1865年中举，历任工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曾出使俄国。后任河南按察使、台湾布政使、台湾巡抚、湖南巡抚等地方要职。
2月1日上午，在广岛县厅，中国全权代表张荫桓、邵友濂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正式开始和谈。双方先交换敕书后，因清政府的敕书上写有“著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情，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文语，有预谋的日方以此为借口，断定中国来使无议和全权，不能遇事自专，强行中断和谈。后不听张邵的合理解释，也拒绝清政府修补敕书的让步，指责清政府缺乏诚意，限令中国代表即刻回国。日本还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不准中国代表与国内电报联系。受尽羞辱的中国代表团只好打道回国了。这就是有名的“广岛拒使”。
张荫桓，字樵野，1837年生，广东南海人，与后来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是乡党。历任知县、道员、按察使等职，80年代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外交官身份出使多国。后官至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邵友濂，字筱春，浙江余姚人。1865年中举，历任工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曾出使俄国。后任河南按察使、台湾布政使、台湾巡抚、湖南巡抚等地方要职。
2月1日上午，在广岛县厅，中国全权代表张荫桓、邵友濂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正式开始和谈。双方先交换敕书后，因清政府的敕书上写有“著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情，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文语，有预谋的日方以此为借口，断定中国来使无议和全权，不能遇事自专，强行中断和谈。后不听张邵的合理解释，也拒绝清政府修补敕书的让步，指责清政府缺乏诚意，限令中国代表即刻回国。日本还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不准中国代表与国内电报联系。受尽羞辱的中国代表团只好打道回国了。这就是有名的“广岛拒使”。
后人对邓世昌殉难时的情景说法不一，现有搜集到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叙述如下：
一曰：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舰体受伤，弹药断绝。管带（舰长）邓世昌沉着镇静，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决计同归于尽。吉野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远，于十五时没入黄海，仅余7人。
二曰：致远舰不幸鱼雷出中，锅炉迸裂，舰体下沉，全舰250名将士落海。随从刘忠投救生圈给他，不受，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邓的爱犬游到他身边，衔着他的胳膊，也被他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最后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沉入海底。
三日：邓世昌虽被救起，但他看到全舰官兵身葬大海，“义不独生”，复沉大海，壮烈牺牲。
在龙须岛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主人沉入海中。邓世昌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把狗按入水中。自己也沉入海中。狗见主人溺水，不忍心让主人漂流海上，便拖着主人奋力向岸边游去。它终于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复投大海，亦随之。
“邓壮节公”之死种种，尽管说法不一，但其英勇忠烈，世人共赞，万古流芳
一曰：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舰体受伤，弹药断绝。管带（舰长）邓世昌沉着镇静，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决计同归于尽。吉野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远，于十五时没入黄海，仅余7人。
二曰：致远舰不幸鱼雷出中，锅炉迸裂，舰体下沉，全舰250名将士落海。随从刘忠投救生圈给他，不受，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邓的爱犬游到他身边，衔着他的胳膊，也被他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最后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沉入海底。
三日：邓世昌虽被救起，但他看到全舰官兵身葬大海，“义不独生”，复沉大海，壮烈牺牲。
在龙须岛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主人沉入海中。邓世昌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把狗按入水中。自己也沉入海中。狗见主人溺水，不忍心让主人漂流海上，便拖着主人奋力向岸边游去。它终于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复投大海，亦随之。
“邓壮节公”之死种种，尽管说法不一，但其英勇忠烈，世人共赞，万古流芳
对日本这个国家，我们是一定要给他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
小日被中国人杀的太少了，而美国杀了足够多的小日，因此小日就当了美国的走狗，而继续BS中国。
这时候，威海卫已经失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湘军业已参战的辽东战局也没有向有利于清国的方向发展。主战派感觉江郎才尽，主和派则兴风作浪，“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论调甚嚣尘上，主张按日方要求派出重臣，恢复和谈。因为在广岛谈判期间，伊藤博文曾暗示中国派出奕或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因此，清政府决定派李鸿章前去谈判。而此时的日本，依仗威海卫的攻陷，有恃无恐地露出谈判底牌，通过美国公使田贝转告，要求清政府派出的代表必须有割地全权。
深谙权谋的李鸿章深知此行之凶险。不割地，和谈难以成功；若割地，自己必将成为民族罪人，留下千古骂名。他先是上表请病，但被朝廷断然驳回。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于这一恶差，任何人可以找个理由拒绝，而他李鸿章却万般难辞。他遂进京面圣，名为“请训”，实则让朝廷明确口授他“割地全权”，以便事后推卸罪责，为自己留下后路。这种靡乱局面的始作俑者那拉氏，却以肝病为借口，深藏慈宁宫，传话“一切听上旨”，将这国难大事全推给光绪皇帝。光绪帝于2月22日、2月25日、2月28日、3月4日，先后四次召见李鸿章，进行商议，迫于事势，赐予李鸿章割让土地之权。
1895年3月14日早晨，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乘坐悬挂“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旗帜的德国商船，萧然东渡，直指日本马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耻辱的一次出国谈判。随行的官员有：李鸿章之子参赞李经方、道员马建忠、道员伍廷芳、海关道员罗丰禄等33人，更有厨子、轿班、剃头匠等大批仆从，是个总计135人的庞大的出使队伍。随行人员中有一洋顾问科士达，他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是当时的国际外交专家。但这个清政府花重金聘请的谈判顾问，实际上跟日本外交界过从甚密，是个早被日本人收买、安插在李鸿章身边的不折不扣的日本间谍。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
3月20日下午，在谈判地点春帆楼，李鸿章率中方代表团，与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带领的日方代表团会面，开始了第一次谈判。谈判完全是在日方主导下进行的，毫无平等可言，就连中国代表的座位也比日方矮，伊藤和陆奥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傲慢无礼的战胜者姿态，对中国和李鸿章等人，揶揄讽刺。这次谈判只是交换了敕书，并互相审查了对方的全权资格。李鸿章提出按国际惯例，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应先行停战。伊藤却坚持下次和谈再议。在随后的寒暄中，与日本代表的傲慢相反，李鸿章却低三下四，自嘲中国，恭维日方，完全丧失了外交使节应有的不卑不亢。例如，在谈到这场战争时，李鸿章竟说有两个良好结果：第一，日本利用欧式海陆军获胜，足以证明黄色人种不比白色人种逊色；第二，这次战争，使中国从长夜迷梦中觉醒，会促进中国的发奋图强和将来进步，可谓得益巨大，应该感谢日本。特别是谈到在广岛大本营指挥战争的天皇时，李鸿章竟然毫无廉耻地称颂：“宵旰勤劳，不胜钦仰。”李鸿章无耻而又滑稽的表演，大失国格人格，也为日方耻笑，陆奥在回忆录中说他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令人可爱”。
3月21日，双方再度会晤，开始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信守诺言”，提出了对中方要求停战的答复。但是，这一复文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清政府断难接受的。日本的停战条件是：以日兵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管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停战期内军费由清政府支付。闻此条件，李鸿章大惊失色，连呼“过苛，过苛！”。伊藤博文寸步不让，让李鸿章拿主意：要么中方不提停战先行谈判，要么按此要求停战。处此两难的李鸿章请求给数日考虑再答复。其实，明知中方不会答应，日方故意提出这么苛刻的停战条件，以便封堵李鸿章的嘴，在谈判同时继续扩大战争。这时，日军除了在东北威胁着大清朝的龙兴发祥之地外，更做好了在东南攻取澎湖列岛的准备。而这些军事行动一旦得逞，则可以极大地增加日方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第二次谈判后，李鸿章向朝廷汇报谈判进展并请求旨意，因此与国内的电报往来稍多。比起张邵二人，日方没有禁止通电，李鸿章也认为自己争得了面子。岂不知，日方早在战前已破译了中方的电报密码，通过译电对中方的谈判方针策略一清二楚，同时，日方还故意撒播调兵遣将的消息，颟顸糊涂的李鸿章也信以为真。
第三次谈判于3月24日举行。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就宣布撤回先行停战的要求，建议双方进行议和，并向日方索要议和条件。伊藤以翌日告知为回答，仍不透露议和条件。随即双方闲谈，李鸿章仍是和颜悦色，低眉顺眼。伊藤说到：“我兵现驻金州等处，见所有华民，较朝鲜之民易听调度，且做工勤劳，中国百姓诚易治也。”对于侵略者明显的挖苦和贬低，李鸿章不仅不义正词严地驳斥，反而顺其话茬接答：“朝鲜人民向来懒惰。”突然，伊藤将话题转向台湾，这才引起李鸿章的警觉。李鸿章说：台湾客民，“最为强悍”。并不失时机地“以夷制夷”，说：“除我国之外，英国不欲他国盘踞台湾。”哪知伊藤怫然作色地威胁道：“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其飞扬跋扈，真乃不可一世。第三次谈判就在日方这样的讹诈和要挟下，毫无进展地结束了。其实这一天日军已攻占了澎湖列岛，台湾就是其下一个进攻目标。
深谙权谋的李鸿章深知此行之凶险。不割地，和谈难以成功；若割地，自己必将成为民族罪人，留下千古骂名。他先是上表请病，但被朝廷断然驳回。解铃还需系铃人，对于这一恶差，任何人可以找个理由拒绝，而他李鸿章却万般难辞。他遂进京面圣，名为“请训”，实则让朝廷明确口授他“割地全权”，以便事后推卸罪责，为自己留下后路。这种靡乱局面的始作俑者那拉氏，却以肝病为借口，深藏慈宁宫，传话“一切听上旨”，将这国难大事全推给光绪皇帝。光绪帝于2月22日、2月25日、2月28日、3月4日，先后四次召见李鸿章，进行商议，迫于事势，赐予李鸿章割让土地之权。
1895年3月14日早晨，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乘坐悬挂“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旗帜的德国商船，萧然东渡，直指日本马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耻辱的一次出国谈判。随行的官员有：李鸿章之子参赞李经方、道员马建忠、道员伍廷芳、海关道员罗丰禄等33人，更有厨子、轿班、剃头匠等大批仆从，是个总计135人的庞大的出使队伍。随行人员中有一洋顾问科士达，他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是当时的国际外交专家。但这个清政府花重金聘请的谈判顾问，实际上跟日本外交界过从甚密，是个早被日本人收买、安插在李鸿章身边的不折不扣的日本间谍。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
3月20日下午，在谈判地点春帆楼，李鸿章率中方代表团，与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带领的日方代表团会面，开始了第一次谈判。谈判完全是在日方主导下进行的，毫无平等可言，就连中国代表的座位也比日方矮，伊藤和陆奥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傲慢无礼的战胜者姿态，对中国和李鸿章等人，揶揄讽刺。这次谈判只是交换了敕书，并互相审查了对方的全权资格。李鸿章提出按国际惯例，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应先行停战。伊藤却坚持下次和谈再议。在随后的寒暄中，与日本代表的傲慢相反，李鸿章却低三下四，自嘲中国，恭维日方，完全丧失了外交使节应有的不卑不亢。例如，在谈到这场战争时，李鸿章竟说有两个良好结果：第一，日本利用欧式海陆军获胜，足以证明黄色人种不比白色人种逊色；第二，这次战争，使中国从长夜迷梦中觉醒，会促进中国的发奋图强和将来进步，可谓得益巨大，应该感谢日本。特别是谈到在广岛大本营指挥战争的天皇时，李鸿章竟然毫无廉耻地称颂：“宵旰勤劳，不胜钦仰。”李鸿章无耻而又滑稽的表演，大失国格人格，也为日方耻笑，陆奥在回忆录中说他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令人可爱”。
3月21日，双方再度会晤，开始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信守诺言”，提出了对中方要求停战的答复。但是，这一复文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清政府断难接受的。日本的停战条件是：以日兵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地，管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停战期内军费由清政府支付。闻此条件，李鸿章大惊失色，连呼“过苛，过苛！”。伊藤博文寸步不让，让李鸿章拿主意：要么中方不提停战先行谈判，要么按此要求停战。处此两难的李鸿章请求给数日考虑再答复。其实，明知中方不会答应，日方故意提出这么苛刻的停战条件，以便封堵李鸿章的嘴，在谈判同时继续扩大战争。这时，日军除了在东北威胁着大清朝的龙兴发祥之地外，更做好了在东南攻取澎湖列岛的准备。而这些军事行动一旦得逞，则可以极大地增加日方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第二次谈判后，李鸿章向朝廷汇报谈判进展并请求旨意，因此与国内的电报往来稍多。比起张邵二人，日方没有禁止通电，李鸿章也认为自己争得了面子。岂不知，日方早在战前已破译了中方的电报密码，通过译电对中方的谈判方针策略一清二楚，同时，日方还故意撒播调兵遣将的消息，颟顸糊涂的李鸿章也信以为真。
第三次谈判于3月24日举行。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就宣布撤回先行停战的要求，建议双方进行议和，并向日方索要议和条件。伊藤以翌日告知为回答，仍不透露议和条件。随即双方闲谈，李鸿章仍是和颜悦色，低眉顺眼。伊藤说到：“我兵现驻金州等处，见所有华民，较朝鲜之民易听调度，且做工勤劳，中国百姓诚易治也。”对于侵略者明显的挖苦和贬低，李鸿章不仅不义正词严地驳斥，反而顺其话茬接答：“朝鲜人民向来懒惰。”突然，伊藤将话题转向台湾，这才引起李鸿章的警觉。李鸿章说：台湾客民，“最为强悍”。并不失时机地“以夷制夷”，说：“除我国之外，英国不欲他国盘踞台湾。”哪知伊藤怫然作色地威胁道：“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其飞扬跋扈，真乃不可一世。第三次谈判就在日方这样的讹诈和要挟下，毫无进展地结束了。其实这一天日军已攻占了澎湖列岛，台湾就是其下一个进攻目标。
被敌国占领领土、人民被奴役的每一天，都是国耻日。:@ [:a16:]
同理，Y匪、Q匪的屠杀压迫占领反动统治也是如此。
不要忘了伪满、伪蒙还有其日本主子。
不要忘了伪满、伪蒙还有其日本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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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永不忘 :@
钓鱼岛被占，堂堂中国人去自己国家的岛屿却被日本驱逐，可悲可叹啊~！！:') :')
2个满清制造。5个民国出品，其中四个在老蒋治下。不知道蒋粉看了有何评论？
要请蒋粉来揭下，这里面是不是有TG的谎言欺骗。
要请蒋粉来揭下，这里面是不是有TG的谎言欺骗。
期待LZ填坑，这对我们很有警示作用
七七绝对不是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