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实录，请各位欣赏

张鸣：



茅老的博客用意我是很清楚，我能看出他想说什么，我也很赞同，他在校正一种时弊。我不太同意把仇富简单归结为传统，中国过去古代社会也有常态和非常态，所谓常态大家过日子，非常态农民起义的时候，仇富，只有在非常态的时候，才有所振荡性。在一般常态的时候，就是欠债还钱，富了，这个地是你的，我给你干活，我不会要求给我，当年土改的时候，很多农民想不通，共产党做了很大的工作才说服了。所谓的，把这种均贫富或者仇富的意识变成绝对的振荡性，那是我们以后的事，这是建国以后的事，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像黎鸣先生说富人一点地位没有，不是的，商人最悲惨的时候，那是秦汉的时候，后来很快就过去了，正当职业，不能动不动全赖传统，我们传统特混蛋，你要想到，还有一个传统，革命传统，现在很多是在承受着革命传统之惠，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觉得富人不象话，像茅老说的为富人说话，有些人是别有用心，为什么穷人会迎合这种想法，已经被这个东西毒化。前段时间我和一个同学讲，邓小平改革把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变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什么叫不正常的社会，就是神经病的社会。如果把七十年以前的话，把我们的行为，录音下来，录像放下来，现在看，大笑，神经病，我们那么长时间的神经病，到最后一改革之后，我们逐渐恢复正常了，我们正常人了，观念正常了。但是这里面有问题，并没有用心彻底否定精神病时代那种意识形态，不管党是什么样的起家，只要你变成当家的时候，不能再鼓吹均贫富，不能再鼓吹农民造反，但是意识形态还是这样鼓吹，历史就是五朵金花，中国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农民起义的历史，是这样吗？不敢公然否定。这是很荒唐的事情，既要回到正常状态，又不能否定非正常状态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面貌面临一些问题。



这是一个很畸形的状态，这种状态问题之严重是相当可怕的，很多人是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在基本的常识问题上是没有是非的。改革以来，这个过程也相当扭曲，也造成了我们的富人，包括企业家，情况非常复杂。我同意黎鸣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贵贱的，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包括改革前的社会和改革后的社会都有一个问题，国家权力侵蚀个人的问题，这个个人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穷人不会侵蚀吗，很多地方连拣破烂要收费，统一服装，摆小摊的要收费，连蚊子腿上都敢拔毛，穷人一定被国家剥夺，一样被国有企业剥夺，中国移动多少多少钱，富人和穷人都是一样的，今天谁最富，官员，这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上不了什么榜，但是你看看他有多少钱，没有书，乡镇干部一说好几年没开工资，活得非常滋润，你为什么不走，为什么还要干？吃香的喝辣的，权力可以捞很多的东西，但是富人在发财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问题，环境和心态是扭曲的，我不太同意茅老，不要给富人进行道德划分，什么叫做他完全靠勤劳致富完全是守法的，我们现在能找到这样的富人吗？有的时候真是不得已，没办法，他在过程中，我就没看过哪个资本家一点违法事没干过，很少很难。比如说冼岩说的原罪，就要补偿，没有原罪的说法，有一个大恶小恶之分，国家政权不给公民创造致富环境的时候，不提供正当法律条件的话，这情况下，怎么让他完全守法，守法怎么能致富呢？原罪就是鼓舞人心的问题。反过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前一代企业家有那么好的品质，无论为人也好，做企业也好，水平那么高，为什么我们后来的企业家，觉得不太行。我们可以查一查，到前一代企业家，像张謇、荣氏夫子，在慈善上做了多少事情，对工人什么态度，我们现在的企业家，能剥削就剥削，能不好就不好，像意识形态仅仅毒害穷人，富人一样毒害，多少企业家自己干起来，就是说一不二，极其专制，这种情况下什么都能干，不是只毒害了穷人，也毒害了富人，不要划分道德划分。只要正当的权益，只要来自于不法侵害都要保护，都要说话，哪怕这个人是一个坏人，不能说我先给你划分，好人我就帮，好人我就说，坏人我就不说，不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好，那个坏，革命很重要的就是把人分成好与坏，坏人没有权力，好人权力哪来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茅老的用心，我是理解的，过于简单化了，这么一说之后，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作为能说话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说话的人，尽量说话，用不着深很高深的理论，只要把正常社会正常人的常识说出来就已经足够了。



茅于轼：



受益匪浅，我觉得很多老师讲得道理，帮助我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我特别赞成张鸣教授的发言，我觉得非常好，我非常受启发。



他把社会分成常态和非常态，我的历史知识很不够，秦始皇把全国的富人集中到悬崖，这就把富的来源给切断了，汉武帝的时候搞“所得税”，把全国的富人90%的财产都征了税，消灭了富人。但是从秦汉以后，确实情况有了变化，除了非常态，就是农民造反的时候杀富人，一般情况还是比较守规矩的，纠纷还能得到大体上符合正义的处理。张老师讲得，我们没有理由，国家没有给大家创造财富、创造公平法制环境，因此很多人创造财富，没有理由拿这一点就认为富人有罪，原罪这个说法是很有害的，我非常赞成张老师非常深刻的分析。



茅先生的观点，对富人的看法，确实富人应该有所表示。一方面承认合法致富这是没什么好说的，也应该说明社会造成贫富是有问题的，一个富人之所以富，也不是百分之百它本身的原因，一个歌唱家赚好几十万好几百万，没有那么的粉丝，你能赚得了吗？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复杂，没有人脱离社会变成一个富人，你看到有穷人在应该帮助穷人，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有浩大的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经验，富人为什么不愿意拿钱出来帮穷人，他不放心，他不知道这个钱拿出来之后，最后放到谁的口袋里去了，或者还有别的原因，拿了钱，露了富，惹出好多麻烦，偷偷的拿钱帮助穷人这样的事很普遍，我们的社会，政府不鼓励民间组织，哪怕是扶贫的组织都是不太鼓励的，好事坏事都他来干，你们不要干，你们要干，拿钱让我来干。反贪污是不能犯的，虽然是好事，这个好事干不了，很危险的。什么叫财富的合理分配？从经济学来讲，人与人平等的地位，有自由选择的条件下，达成一些的协议都不存在剥削，这个话说起来很复杂，但是这个说法在经济学上非常有道理的，自由平等人之间的协议，是不可能有剥削的。财富的原因不见得都是企业家的本事，有他的本事，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石油涨价了，发了财了，什么原因，和你们毫无关系的，这种发财就应该帮助困难的人。



黎鸣说的贵贱的区分，我觉得是很对的，我把人分成穷人和富人不是很好的分法，把人分成贵人和贱人，也不是很好的分法，应该分成有特权和没有特权的，关键问题在特权上。你没有特权，你就是和普通人一样，长安街不允许左转弯，特权者的车就可以左转弯，你得让着他，他的特权就妨碍了你的自由，这种情况是产生和人剥削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社会到现在共产党帮助穷人起家的，但是到现在不敢说反特权，哪个地方敢说反特权，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我们在维权，维权就是和特权讲道理，你的特权是错的，我们要平等，维权是非常好的运动。



讲到这儿，我觉得收获非常大，不光是我，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够从别人的发言当中，感受到新的思想、新的观点。



曹建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茅老先生整个的文章讲仇富是不好的，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对仇富的价值判断，要想探讨真理是不可能的，仇富是客观存在的，仇富绝不是伪概念，仇富是客观存在的，和谐社会富人穷人也许能和谐相处，富人不会很富，穷人不会很穷，不和谐的社会，仇富是客观存在的，对它进行评判好坏，在里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对他评判好坏，可以体现各自的立场，理论不成立，可以看处理厂，官员认为中国当前是最伟大的时代，权力大，责任小，挣得多，地位高，这是最伟大的时代，穷人认为这是不好的时代，对仇富的批评和赞扬或者是保留态度，反映了各自的立场，中国当前社会存在着四大阶层，这里面有贵，有贱，有富，有穷，也就是官员阶层、富豪阶层、小资产阶层、工农阶层，四大阶层代表完全不同的利益，对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看法。对住房问题，大家的看法完全不一样，非常正常，这反映了当前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阶层都有自己的看法，谁都对，这都是对的，站在他立场是对的，任志强是对的，站在他的立场，站在老百姓的反面，老百姓是对的，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站在任志强的反面，可以说是现在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起战国时期水平更高，文化水平比那时候高得多，这是好事，仇富是错误的，作为一个真理肯定不是的，但是可以反映茅老的立场，站在富人立场的，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



茅老从理论上提到的问题，从理论上都是非常肤浅的，我想说一下今天的观点，为穷人说话，最后害了穷人，过去领导工人罢工，最后引起很多工人被杀了，我们是不是认为领导罢工的人最后是一个害人的人？有的人搏名、搏利、哗众取宠的可能为穷人说话反倒害了穷人，我不相信真正为穷人说话的人真正害了穷人。最低工资不利于穷人，这是简单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这是根本不成立的。西方经济学说的，黑窑主应该赞扬他，解决了就业，重新分析最低工资制最后不利穷人，把最低工资提高了几倍，实际上是压缩了企业家的利润，歌手歌星靠劳动挣来的,也是不正常的，中国的歌手歌星比其他国家挣得都多，关键是工人的工资几乎是没有了，导致了剩下的管理费用、企业的盈利、国家的税收GDP占了绝对的比重，导致歌星靠这些部门拿很高的价钱，中国歌星目前挣这么高，易中天愿意做娱乐明星。财富是企业家造成的，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没有群众的劳动，企业家整合什么，马克思当时批评的时候，共产党宣言提到，资本主义创造过去几十年没有过的生产力，批评资本主义的基础，不能看成完全是企业家创造的，过去没有汽车，现在有汽车了，改革开放好，过去完全不好，这是完全没有历史的观点，有没有考虑毛泽东时代到底有没有经济建设的环境，到底能不能安安稳稳搞建设，邓小平是不是沾了毛泽东光了。有没有科技进步的力量？慈禧太后那时候没有什么手机，现在过得比慈禧太后还好，这是改革开放功劳，合理分配没法定义，经济学家不能说这样的定义，合理分配怎么不能定义，合理分配最容易说清楚了。继续稳定现在的体制三十年，在茅老师眼里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最好贫富分化再搞三十年，确实反映茅先生的立场，批评仇富客观的东西，认为它不好，反映了他的立场，站在我的立场，茅老观点是极端错误的，站在富人的立场，茅老观点极端正确的。富人包含贵，不是简单的富，官员很多都是巨富，邓小平取消了民主，游行、集会最基本的民主权力取消了，用法制取代了，官僚阶层现在官员阶层日常强大，经过三十年，只要是官，想不富都困难，这里面还有真正好的官员，这是我们应该依靠的政治基础。



富豪分很多的类，草根富豪也很多。外商及其代理人，高科技行业的富豪，明星，特别分析一下中国的明星是一个特殊的，由于我们现在工人的工资可以忽略不计，工资拿得很高，做广告代言，到韩国远远没有这么高的收入，工人的工资占到GDP的70%，明星能拿这么高工资吗，不可能，完全真正的劳动工人工资也许只占GDP的10%，剩下的40%让管理人员拿走了。还有小资产阶层，在座的都是了，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这里分三类，一类专门为富人说话的，为官员说话，为他论证的，就是走狗型的小资产阶级，第二极端自私的要资产阶级，希望自己去掉小，变成资产阶级，股市黑嘴多得是，炒房的人多得是，不管危害社会。也许站在小资产阶层，讲工农的话，分三类非常清楚。最后工农阶层。这四大阶层这是导致当前中国存在这么大争鸣根本的原因。当前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不能上网，但是有自己的判断，都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话语权声音都已经强大到像茅老代表富人利益知识分子，已经受不了了，可见当前弱势群体呼声多大，如果让他放开，有话语权，他的呼声有多大，这个讨论应该说茅老观点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但是坏事变好事，茅老先生愿意作为我们的靶子进行辩论，那是坏事变好事，今天应该感谢茅先生提供这么多的观点让我们进行评价。



仲大军（经济学家、北京大军观察中心主任）：



在座都是老朋友，茅老引起当前社会这场风波，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深层次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当前中国社会理论体系的一场大争论，深层还是大的理论问题，思想博弈，建国以来走这样两条路，几种大的思想最终的表现。



改革开放这么些年，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社会产生贫富分化，肯定这种现实还是否定这种现实，都表现在我们这些人的发言当中。有人是肯定，支持、赞扬这种现实，这种分化，有人是完全批评反对这样一种分析的现实，我们学者如何表态的问题？在这里面，在座的学者肯定是不一样的，学者是人民大众的代表，他肯定代表着这个社会各个群体，不同的声音。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我的观点，尽管我和茅老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从1988年认识，到现在快20年，这些年来我们属于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到茅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说的话也不对，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我认为这种说法就不应该说。为什么偏要为富人说话，又为富人也为穷人说话，不完整，也种表达方式有问题，引起分歧。我感觉我们的学者责任重大，在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学者如果不能正确代表各种发展形象的话，肯定会遭到社会各个层面攻击，甚至还有暴力的行动。今天坐在这儿，学者之间的谩骂都是轻了，一次我们国家发生暴力，历史上经常发生，当一个社会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时候，最佳不要打的时候，就是动手打仗，我希望我们社会不要到那个地步，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确非常危险，既然非常危险了，我们学者的责任调和这种危险，综合各种社会矛盾，茅老先生恰恰是激化这种矛盾，非常不明智的，在座的学者，这样的争论的场合，可以让大家公开争论，这说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毛病，有偏激的毛病。包括黎鸣先生典型的偏激，非要走极端，非要与别人不同是英雄，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有儒家的传统，中庸的传统。我们的知识分子要认识到说话的责任，我们是影响社会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分析当前中国的问题，就会给中国带来非常多的分裂和内乱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社会矛盾，我们应该不应该这种分化的现实，非常严重，我们是应该承认的。中国民间的愤怒，大众的愤怒，我们应该完全理解的，而不是持一种否定的或者偏见的看法，对待这种愤怒，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年反对平均主义极端，一个极左的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认为同样是不合理的，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应该矫正这种极端，而不是纵容极右的改革，马克思主义给带来极左，给中国的穷人带来益处，中国的穷人还是热烈欢迎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破坏非常多的富人，尽管非常多过去的富人痛恨马克思主义，但是广大的穷人还是欢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有大中的思想，中国社会发展历来也不是一个分化非常厉害的国家，中国的财富分配过去存在不大公，但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财富分配不会出现特别厉害的情况。



今天受西方市场经济的影响，已经走向非常厉害的状况，加上中国是封建特权等级社会，使得中国的改革，经济的成果不平等、不公平的分化达到更极端的程度，我们应该认识这种现实，我们都是搞经济研究的，讲数字可以一套一套来讲，国民GDP有多少被政府被资本拿走了，有多少被劳动拿走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事实，我们要劳动达到的GDP达到百分之二十几就不错了，百分之四十被财富拿走，百分之四十多被资本拿走，这么大劳动群体拿这么少的GDP合理吗，还有什么道理站在为资本说话，为政府说话，完全没有必要茅老搞经济研究，对这方面的事情非常清楚，我不明白茅老为什么没有从理性出发分析判断这个问题，工薪阶层拿走国民收入占GDP多大的比例，我们一年的工资总额统计局数字才占GDP的11%，工人农民加起来不到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平民大众能不有意见，能不愤怒吗，茅老说的话能不遭到谩骂吗？把这个问题旗帜鲜明把问题讲出来，承认中国当前分化，发展极端不平均的状态，目标不是攻击哪些人，为哪些人说话，我们承认我们的企业家都是在社会改革中起着巨大贡献，我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家，民营的朋友很多，富人朋友很多，我也感觉到，中国有些富人的确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表现得并不如人意，对社会责任，社会贡献，社会进步贡献方面贡献不大，原因由于体制造成，政治体制存在某些问题，导致中国新兴富人阶层产生扭曲和畸变，各种原因都需要寻找。包括我们在座的学者，在发言在说话的时候，都要慎重。



邢汶：



什么叫原罪？我说任何一种财富，包括在座的个人财产，包括我的，我以前是央视，我从央视拿了很多的红包，我是不是走狗呢，包括我的财产没有干净，你们有几个人说我的财产就是干净的。第二，也没有任何财产是彻底不干净的。任何财产都包含了勤勉的因素，我采访刘永好，他是有钱人，他当年看准饲料厂的时候，你们干什么了呢？你们并没有干同样的事情。所以说茅老一篇很小的随笔，竟然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是安全的，因为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我们当前的政权依然怀有马克思主义父爱情节，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研究国有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家都懂什么叫父爱情节。



兰州拉面要限价，北京市长批评炫富广告，都反映了我们现在越来越具有倒退的趋势，越来越左，这就是诸位为什么可以坐在这里，对一个随笔，对一个灵机一动的随笔大家讨伐的原因，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要为民众说话的，知识分子坚持底线是资本主义好不好？



李大苗：



仇富也罢，还是替富人说话，或者替穷人说话也罢，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可能反映社会现实，可能不是社会现实，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为富不仁也罢，还是关于君子固穷也罢，这是中国几千年一直走下来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不仅为社会所承认，而且是中国的士大夫、为官者高尚品质也罢一个基本上的形态逻辑，如果这些东西不承认的话，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这样一种价值观，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我们过去的历史，对于我们的现在，得出一个更清晰的理解。意识形态就在于，它可能反映着社会现实，也可能并不反映社会现实，反映着一种社会追求。



马克思属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作为真实，并不存在于社会制度，但是马克思本身是意识形态，是人们要追逐未来社会，我们理想的那种终极社会的意识形态。把人分为穷人和富人，并以君子固穷为自己的高尚准则或者高尚的人格，或者说对于穷人给予一种人格赋予，就是这样的东西。



说到今天，如果把人的具有富人人格和穷人人格天诚性，作为行为准则，判断一个人判断一个社会的准则，我就想，我们人权讲的是什么，人权所讲的就是，人人平等的与生俱来的权力，这是人格存在，如果没有人权的话，我们没有人格。也就是说，人权给予普世，现在共同的人，人人具有共同的人格，他的权利。富人可能会破产，富人分好富人坏富人，有良知的富人没有良知的富人。也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我们拿良知，拿一种道德准则作为考量一切的尺度决定给予他的人格，这个和我们在座崇尚的人权也罢，现代理念的基本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原罪。原罪是一种推理，这个推理是不可证的，刚才冼岩讲，富人第一桶金都是肮脏的，都是有问题的，我相信不止茅老说，就是说作为一个富人，在这样的赋予的情况下，有钱人首先向所有人证明他的清白，这和我们现在关于人的尊严，关于人的权力，关于我们的法律制度都完全不一样的。法律上讲，没有证据证实的东西是无罪的，一罪是一罪，一罪不是罪，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认定原罪，就要求他向社会做出反馈和补偿，或者一种姿态，做出心灵的拯救，我并不认为这是很符合我们现代社会精神的东西，从可操作的手段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做这样的安排和打算，或者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宗教，通过宗教的形式让心灵形式忏悔，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议题，因为宗教也并不能够解决两极分化的事情。



以原罪判断人格，和现在的人文精神不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过去的糟粕，而且这样的东西不是中国独有的，关于资本家或者富人天性之恶，穷人天性之善，西方文学，西方的社会学也罢，这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精神文本是人权宣言，社会现在是存在贫穷和富有两极分化，因为权力在里面作祟，政治制度和权力是相关的，我讲的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和仲大军先生的说法没多大区别，原罪是制度上的原罪，这是一个制度之恶。毛泽东时代制度剥夺了我们的权利，一个制度为今天做了哪些基础，为今天的情形提供了什么条件，我们的历史是延续的，它当然是我们存在的前提，这些东西并不构成我们对它的否定，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没有拒绝的权利，不要说我们有没有致富或者是什么的权利，这是一个最根本的。



第二，市场是最有效率的，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没有效率小序，这是毫无疑义的，任何用经济学来讲，我们不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一切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完全推倒，亚当斯密的思想是财富加流通，通过流通过程才真正形成，没有竞争和比较，我们根本没有今天的社会，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财富究竟是工人创造的还是穷人创造、富人创造的也罢，这些东西离亚当斯密的思想很远。这不是关于穷人和富人的议题，没有办法的。刚才的发言中他们没有剥夺富人不是财富创造者，他也承认，好富人是坏富人不是，我们首先要判定谁是好富人谁是坏富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要谈第一桶金，让每个人说你在说话之前，你先看看第一勺金是什么，端出来，证明你的政治姿态，这是非常荒谬的。工会的权力也罢，工会的罢工权也罢，在人权宣言上，在各个国家，包括中国已经签署了，工会的权力，结社的权力，罢工的权力，这些东西都属于人权，在人权总概念下，绝对不单纯丢弃的工会的权力或者罢工的权力，人人都有结社的自由，但是可以说工人不能结社，今天宣一个誓，我们今天结社，谁敢？我反正不敢，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我这个权力不受保护，我随时会被抓进去，工人也一样，我也一样，我们的权力都是一样的。



我来之前看了一下茅老文章，茅老有一篇文章中讲到，我看茅老这个文章的时候，我昨天也贴了一个东西，向最高不可置疑穷人的正确性、道德性、政治不可置疑性、良心性的信念踹了一脚，并没有看到茅老以富人为轴心建立一个价值体系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茅老还是回到人权，经济学家不大好的一点，对人权这方面不懂，茅老想建立的价值观也罢，建立对社会的理解，对财富的理解也罢，还是基于人权这个命题，在这个命题尚没有问题，当我踹掉神圣不可置疑意识形态的时候，表现自己的公允，大不必要。目前的中国，当下的中国，矛盾交集等各种方面，正是因为如此，警惕也罢，一种震撼也罢，我不认为事情真到了日本那个时代，如果说提出这种社会公正，可以看一看日本思想家的本国家改造大纲，你们今天谈到的问题，他都谈过，但是不幸的是，他最终是日本军国主义核心思想家，包括侵略中国，包括日本发生了政变，他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不是说中国已经到了非常濒危的状态，但是这是一个趋势

陈永苗：



今天还有很多的共识，茅老认为，侵犯穷人富人的财产权症结还是政府。



第二，仇富是在维护市场经济，而并不是在反对市场经济，富人并不是市场经济，全国有一亿多农民工，大家赞成市场经济，穷人仇富是在维护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仇的不是阳光富人，而是仇贪污腐败。



胡星斗：



茅老可以说是我最尊敬的经济学家、一个思想家，网上各种网民对他的攻击，我也曾经浏览过一下，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中国目前没有建立一种公民文化，可以说尊重他人人权意识等，在中国没有建立。特别是现有的制度，我认为他就是一种信奉暴力、信奉剥夺、一种特权，政治是制造贫富对立的制度，如果说有原罪，那就是制度的原罪。我所担忧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贫富对立，在未来的中国，只会越来越严重，不会缓解，原因就是像大军所说的，其实就是制度原罪，因为中国没有遏制权贵私欲膨胀的机制，没有遏制官商勾结的体制，媒体上没有多少民众的声音，没有司法公正，弱势的一方——穷人总是很难获得司法的公正。像目前的立法80、90%都是政治部门、既得利益者、官员、权贵的立法，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就使得中国贫富差距未来只会越来越大，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其实是官员代表大会，因为70—90%都是官员，一两亿的农民工，几亿的农民没有名副其实的代表，从经济制度方面来讲，官员实名的制度，富人投资房地产财富会越来越多，富人操纵股市，掠夺中小股民，目前中国的税收主要向工人农民收税，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税收，股市、房市都是扩大贫富差距，或者说制造贫富对立邪恶的机器，国家的钱袋子都掌握在官员的手上，许多的国有企业也是坐地自肥，不需要向分红，银行不给农民贷款，贫民自救式的集资被当成非法集资，政府以征地的方式，谋求暴利，把损失留给农民，不允许农民对土地自主的开发，农民和工人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也好、农会也好，只会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改善穷人待遇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没有解决权贵坐地自肥，无法阻止权贵披着合法的外衣分脏，权贵控制话语权，立法权、裁决权，暴利的使用权，民众连冤案投诉上访权利都没有了，民众没有媒体的表达权，平等的谈判权，通过工会农会进行集体驳议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