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诞生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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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秘密的大莽林在世界首次亮相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


  中国领导人在这里举行建国35周年大阅兵。


  上午10时许,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健步登上敞篷红旗车,驶出天安门城楼,由西向东,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方队。


  在这一队队绿色方阵中,谁也未曾思到,被誉为中国军队中天之骄子的战略导弹部队突然从神秘的历史帷幕后边走了出来,携带—枚枚乳白色的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在两台指挥车和十二台绿色巨型牵引车的驭载下,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车厢上边,一排排胸挂冲锋枪的导弹健儿目视着前方,昂首挺立,雄姿勃勃,展示中国这支最现代化的高技术部队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


  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汉白玉扶栏前的中国领导人俯视着一个个壮军威国威的倚天长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笑……


  伫立在西观礼台外宾席上的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和各国新闻记者们惊呆了,谁也从未奢望过,被中国军方一直视为核心军事秘密的战略导弹部队,在他们苦苦寻找了十几年毫无去向和踪迹时,竟蓦然之间从长安街的绿荫下冒了出来,凸现在他们的视野躬。这确实是令许多人始料未及的。外宾观礼台上,按昭相机的快门声音融汇成一阵阵刺耳爆裂声使周围的人们都愣了。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走出秘密的大莽林向世界首次亮相,作为35周年大阅兵的压轴戏,将这次庆典推向了高潮。


  翌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驶过天安门前,作为最具轰动性的新闻,纷纷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和电视新闻上。如同当年中国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一样,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了.


  人们发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崛起的背后,在那些苍苍茫茫的中国山坳里,屹立着一个个战略导弹部落,他们为国家的和平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温馨宁静筑起了一道新的太空长城。


  “我们不能没有打狗棍”


  1955年春天。北京。


  已经是初春时节,中南海红墙外的白玉兰和迎春花刚绽出含包的花蕾。


  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书房。在那张宽大的书案上展读线装古籍的毛泽东,不时地挥动手中的狼毫,神采飞扬地在书中的天头地脚留下自己的批注。


  正当毛泽东读得十分尽兴时,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送来了新华社的内参清样,上面刊载,艾森豪.威尔拟对中国和东方阵营实行“大规模报复”的核讹诈演说。毛泽东阅后顿时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想做世界霸主,简直是痴心妄想嘛!”他回过头来对田家英说:“请恩来同志到我这里来!”


  周恩来总理急步匆匆从西花厅来到了丰泽园。一走进毛泽东的书房,开口便关心地询问:“主席好,上午睡得好吗?”毛泽东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蛮好啦!然后神情严肃地指着刊有美国总统讲话的抄本说:“恩来,这份东西,你看过了吗?”


  “我已经批给几位老帅和外交部,让他们迅速拿出对策.再上报主席……”’


  毛泽东十分威严地说:“要快,《人民日报》立即发社论.表明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和导弹,在这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吉这方面的人才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共同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二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讨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好!”毛泽东兴奋地敲击着沙发扶手,“没有原子弹,我们说话就没人理!我们只要有人才,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经历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和战乱之苦的新中国的领袖们有着超越历史的清醒和远见,他们深知拥有导弹核武器对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重振历史雄风是何等重要。毛泽东不仅在周恩来呈送的中国发展导弹核武器的报告上圈阅同意,而且还站立在共和国最高国务会议的讲坛上,挥动历史的巨臂,宣布着一个东方民族重新崛起的历史心声:“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别人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他以一代大政治家的胆识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元帅外交家陈毅更是抑制不住他诗人般的豪爽天性,在中央军委的会议上,挥臂陈辞:“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导弹核武器!”


  奉周总理之命到第一线具体抓这项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说得更干脆形象:“我们不能没有打狗棍……”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专门负责导弹核武器的领导工作。在物色主任人选时,处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把期冀和信任的目光投向了聂荣臻元帅。


  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邓小平总书记从中南海驱车前往聂帅的住所,探望养病初愈的老战友,征询他对重新分配工作的意见。三年前,身为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帅,在陪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视察京郊国防工程回来时.一陈眩晕摔倒在地,被确诊为心脏病和高血压造成脑平衡神经失调,遂向党中央请辞养病,如今,聂帅大病初愈,年轻的共和国正需一代帅才医治积年沉疴。


  小平同志用浓浓乡音询问了聂帅的身体状况后,亲切握住比自己大几岁的同乡老大哥的手,满意地说:“康复了就好嘛,现在中央正准备让你挑重担啦。陈毅同志调外交部,彭真同志工作太忙,准备不兼北京市长,空出两个位子.还有—项是抓军队,科技和装备。这三项工作请你挑选一份!”


  聂老总说:“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青少年时代就对科学感兴趣,让我分管军队的装备和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吧!”


  小平同志以他那惯有的果断口吻说:“好,就这么定啦!”


  1957年盛夏。北戴河海滨。


  聂荣臻元帅从碧蓝的海水里钻了出来,躺在别墅的阳台上眺望着大海。


  这时,军事秘书范寄生步履匆匆地未了过来,打破了聂帅的沉思:“首长,刚刚接到中办通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我们派代表团去谈,总理让你马上返回北京!”


  聂帅哗地站起来,就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作战—样:“好嘛!立即给陈赓、任穷、刘杰打电话,准备谈判方案和资料,我们收拾东西打道回京。”


  数日之后,中国赴苏谈判代表团正式在京成立。聂荣臻元帅任团长。


  经过35天紧张的谈判,中苏关于导弹、原子弹的援助协议的草案已经拟就。这时,一直站在神秘幕后的赫鲁晓夫突然走了出来,对聂帅说了这样的意思,导弹、原子弹,我们是会给的,但是毛泽东同志能否来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给会议壮壮胆,撑撑面子。言外之意,球踢给你们中国党了,最后一票的决定权握在你们手中。


  国庆节刚过,宋任穷和驻苏大使刘晓奉命飞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当他俩携带着莫斯科的风尘走进丰泽园时,毛泽东看到宋任穷就用款款的湖南话问:“任穷同志,事情办得么子样啦?”


  “报告主席,万事俱备,就欠你飞莫斯科的东风。”宋任穷同样用湖南家乡话回答。


  听完宋任穷和刘晓的汇报,毛泽东当机立断地说:“好!我去。这个面子还是要给赫鲁晓夫嘛!”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导弹谈判协议在莫斯科城划下最后一个句号。


  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次机会。


  近似残酷和苛刻的挑选


  1957年深秋。北京。军委炮兵总部。


  森严庄重的办公大楼里。身着上将军服的军委炮丘司令员陈锡联将军,手握红蓝铅笔,神情专注地在审,着组建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的领导干部名单。然而展示在司令视野里的表格,不禁使这位一生征战的将军多少有些失望。这些从炮兵机关里挑选出来的拔尖人才,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只有初中毕业。他撂下手中圈圈点点的红蓝铅笔,抬头看了看正坐在沙发上的主管特种训练的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用浓重的湖北家乡口音风趣地说:“我说,锐霆同志,难道我们炮兵就这么一点家底,是不是你还留着一手!”


  陈锐霆苦笑着摊了摊手:“司令,我们那一点家底你又不是不清楚,初中生在军队里可算得上大知识分子哪。”


  说着,两个将军不由得一阵大笑。但是,那笑声里掩饰不住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


  陈锡联上将凝眸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像下达作战命令般地对陈锐霆说:“军官的挑选范围再扩大一些,至于学员可从刚进炮校的学员或优秀班长里挑选。干部我向军委彭老总报告,请求从全军筛选。”


  于是,挑选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个炮兵教导大队学员的工作在全军紧锣密鼓地展开。


  也许因为要组建中国的第一支高技术的战略导弹部队,因此对驾驭这种武器官兵的挑选近似残酷和苛刻,也深深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迹。首先对每个人选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的官兵政治上要求特别清白,不能容忍一点的瑕疵,几乎查遍了每—个官兵的祖宗三代和血缘之亲—有的战士个人表现和家庭的主要成员可以说无可挑剔,却因为社会关系中旁枝错节上的一小点问题而被刷掉;还有的军官本人和家庭亲人并没有任何一丝的不洁,却由于热恋中的女友那也许并不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失去一代代军人祈盼千载的辉煌梦想,要么与自己刻骨铭心生死相爱的女友分手。可是驮负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感的共和国的军人们,在神圣崇高与人性自由的界碑前,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跨过这扇痛苦的转门而勇敢地选择了前者,以至不忍回眸那撕心裂肺的最后的爱情埋葬……


  在炮兵机关那幢大楼里,司令部军务科副科长李更少校被陈锡联上将叫进办公室。瘦削高挑的李更,出生于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古燕山的亘古苍凉赋予他山一般坚忍和顽强,燕赵之士的侠骨铁胆赐予他更多的是豪爽和果敢。投奔延安那天,李更就与称为战争之神的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在毕业于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的中国红军炮兵之父的朱瑞将军麾下当学员、排,长,连长,跟随林彪元帅入关后,作为东野炮纵一师的营长,他们操纵着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最先进的榴弹炮,与国民党湘籍战将陈明仁将军在四平展开了百日血战。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预感到,每逢首长亲自召见谈话,必将有重大任务让自己去领受。


  李更迈着标准的军人步履,走进陈司令员办公室里。陈锡联上将凝视着这位年不过三十的副团级干部,目光里透射着信任和期冀。他亲切地拍了拍李更的肩膀说:“组织上决定你去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担任发射连长,这是我军最尖端的导弹武器,担子可不轻啊。为与苏军对口,你们是高职低配,师职当团长,团级当营长,不会闹情绪吧?”


  李更哗地站立起来,口吻坚定地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一次谈话彻底改变了一个年轻军官的生命轨迹。


  李更悄悄地打起背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非常神秘地来到了长辛店导弹训练基地。此时,这里早已经荟萃了从三军将士中百里挑—选来的我军最优秀的几女。后成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政委的李旭阁、刘安元两位将军,当时也分别从总参谋部和广州军区调来学习。


   火箭又回到中国老家来了


  1957年的隆冬时节。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无垠的原野。


  莎尔曼·邱克中校营长奉苏军国防部之命,携带着他的一百零二名导弹营的官兵和六枚v—2导弹前往中国做军事教官。这是中苏两国协议要办的事情。


  绿色军列缓缓驶进满洲里车站。莎尔曼·邱克走下火车,站合上虽然已布满了积雪和冰冻,但是天空中却氤氲着一股友谊的暖流和真挚的情趣。中国军队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中将和炮兵教导大队李囗少校等一行数十人早已经在月台等待他们的到来。随后,万毅将军一行全程陪同莎尔曼·邱克导弹营前往中国京囗重地长辛店,


  一到长辛店,在卸装问题上,中苏两国军人出现了第一次小小的摩擦。苏军教导营一共携带了六枚训练教学弹,根据他们以往的卸装经验,—晚上最多只能卸下两枚导弹和地面设备,而中方为保密起见,决定当晚全部卸完。莎尔曼·邱克中校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断然否定了中方的计划。但是训练基地大队长孙式性上校和李更少校据理力争,摆出了周密细致的方案,表示天亮前一定能全部卸完,并保证不碰不擦。莎尔曼中校最后在一种准备看中国人的窘迫和出洋相的心态下勉强同意了。他专门交代了几名少校连长要站在关键部位上把关,便回到休息室里等候最后的结局。


  这是中苏两国导弹官兵第一次意志、能力和全面素质的暗自较量。炮兵教导大队的全体官兵都上阵了,各把一个关口,组织指挥井然有序,没有丝毫的慌乱。尽管数九天里的京郊之夜寒风刺骨,刮在脸上身上像刀割一样的疼痛,但是中国官兵却干得浑身冒汗,而站在一边督战的苏军军官却冻得缩成一团,不得不用伏特加酒来祛寒。


  等到启明星在夜幕中消失,东边的天际上淀出了一片朝霞,整个专列上的六枚导弹和地面设备已经全部安全无损地卸完了—苏军参谋跑进屋向莎尔曼中校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不可能!不可能!”


  莎尔曼·邱克中校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一看六枚导弹已整齐地平放在搭得高高耸立的导弹操作间里,其他地面设备也均已排列得井然有序。事实让这位血液里燥热的哥萨克人信服了,他伸出大拇指,连声说:“中国士兵了不起……”,几天之后,彭德怀元帅在军委宴会厅举行盛大酒会,款待来自美丽的伏尔加河畔的苏军导弹官兵。


  那天,中方出席宴会的将领的阵容,着实让客人们大吃一惊,除彭老总外,还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军委炮兵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万毅中将以及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等十几人。宴会由张爱萍上将主持,彭老总发表了即席讲话。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妙语连珠地说:“火箭最早是由我们的老祖宗发明制造的,它在世界上周游了几百年后,又回到中国老家来了。感谢苏联党和军队给我们提供了这一国际上先进的武器。一支真正掌握了导弹核武器的军队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说话最有分量的军队,也才能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同志们要好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尽快把技术拿到手……”彭老总坦诚、精犷、豪爽的气度,使在场的苏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


  中国士兵不相信眼泪


  在学习中,中苏双方经常发生一些摩擦。一次,苏军军官哈萨罗夫上尉气呼呼走进李更少校的宿舍兼办公室,啪地把教材扔到了办公桌上,挥动着手势,叽哩咕噜地说:“张同志不行,当一名发射控制员,他的文化程度太低,必须淘汰掉,请找一个文化高的替换他……”


  借助着翻译的口气,李更明白了哈萨罗夫上尉的意思。张元庆是发射连的文书,一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来自巴山蜀水的小伙子,聪明伶俐,反应敏捷,在当时的绿色军营里,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呢。因此发射连党支部才一致推荐他担任揿动导弹发射点火按钮这一个重要号手。换了他还有谁可以顶替呢,李更苦思冥想,把连队的官兵在脑子里又重新拨弄了一遍,依然觉得只有张元庆最适合。他热情地为哈萨罗夫上尉沏了一杯红茶,递上了通信员削好的中国苹果,然后,和颜悦色地说:“上尉同志,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让他赶上来……”


  哈萨罗夫被中国同事的真诚打动了,默默地点了点头—临出门时,他向李更行了一个敬礼。斩钉截铁地说:“少校同志,就半个月!”


  李更少校把他送出门外,坚定地说:“军中无戏言,一定!”


  当张元庆得知苏联教官要将他淘汰的话时,一下子愣住了,眼泪唰地流了出来。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一个士兵在一项辉煌的事业中若被踢出了局外,不仅是个人的失败,而且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群体的耻辱。李更把毛巾递给了张元庆,严厉而又带着兄长般关怀地拍了拍张元庆的肩头:“把眼泪擦掉,一个军人又不是娘们胚。咋能轻易就擦眼抹泪的。你是代表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来这里学习的,困难再大也要争这口气,别让苏联老大哥小瞧了我们中国军人……”


  中国士兵不相信眼泪—张元庆拭去了挂在眼角上的泪水,从容自信地走了出去。


  其实造成中国士兵们学习跟不上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低,也与苏军的教学体制和近似于死板的保密军规不无关系。本来,作为二战后的最尖端的导弹武器对中国士兵就是一个全新的陌生领域,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学毕业的军官没有一年半载也是无法掌握驾驭的,可苏军教官给中国士兵的时间仅有三个月。教官讲得快,中国翻译翻得快,学员还没有全部记下来,教官已经讲到别的地方了。况且苏联火箭军还有一条不容更改的军规,下课之后,所有的教材和笔记本必须一一登记锁进保密柜,任何一个人都不得通融,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给中国士兵的复习消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被苏军教官列入淘汰名单的张元庆,知道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只有15天时间,除了勇敢地追赶上去,再无退路。他把苦涩的泪水悄悄咽下,如痴似迷地进入到苦学苦读的境界。没学过高等数学,他就向地方来学习的大学生求教,请他们给自己开小灶。晚上熄灯后,他偷偷打着手电蒙在被子里复习学过的内容。翌日黎明时分,他早早地起床,在凛冽的朔风中背发射控制员的操作程序。衣兜装着测试规程卡片,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宿舍里到处张贴着控制线路图,每天晚上默画一张。15天里他不仅赶了上来,而且在整个三个月的学习期间,他经过苦读苦背,刻苦攻关,理性之光划过心灵的原野,铅笔屑就着冷馒头升腾起一个希望的太阳。在国防部五院组织的考核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默画出有三千多条线路和上万个接点的控制测试线路图,比苏联专家整整快了15分钟,他背诵操作规程五百多条,口令一字不拉,数据一个不错,被苏军中校工程师布里奥·伯列任斯基称为“活电路”。


  30年后,身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大校研究所长的张元庆,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和欧洲讲学,受到欢迎—假如当年“激”他一把的苏军教官异国有知又作何感想?


  第一次点火实验大获成功


  1958年春天,蛰伏了一个漫漫严冬的古老京华从冰封的沉寂中醒来。在风里雨里雪里冰里泥水里苦熬苦斗了一个冬天的中国战略导弹雏,终于撞破了坚硬的躯壳,横空出世了。


  是年3月,在苏军教导营的官兵即将归国的时候,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的参训官兵进行了第一次点火发射。除导弹不起飞之外,全部按实弹发射全过程操作。苏军教官只在一边把关。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黄克诚大将等军委总部的有关负责人都来了。也许是因为一辈子金戈铁马小米加步枪地与敌人厮杀,一些三总部和各军兵种老将军们听说共和国最先进的“宝贝疙瘩”要进行点火实验,纷纷驱车赶来一睹其显露庐山峥嵘。聂荣臻元帅与卫兵一起站在了这座神秘的红色大院门口,堵住了鱼贯而入的高级轿车。不徇私情的聂帅一边查证,一边告诫那些军政大员:“这是共和国的核心机密,属于你分管的请进来观看,不属于你管的,对不起认证不认人……”


  一位总部机关的上将硬是被聂老帅堵在了大门外,又重新坐上专车,悻悻地踅了回去……


  而在大院里边,几张竹苇织编成席子围住了墨绿色的V—2导弹,进行演练的中国官兵已全部进入了预定位置。徜徉在法国梧桐掩映下的水泥小径上的元帅外交家陈毅边朝前走,边戏谑自己身后的黄克诚总长:“黄瞎子,你可要瞪大眼睛瞧瞧,这个庞然大物可比四野进关时大口径榴弹炮要厉害嘛!”


  黄克诚大将操着浓浓的湘东口音:“陈老总,你这位大诗人看了后会不会斗酒诗百篇呀?”


  陈毅仰天一笑,“诗兴倒没发啥子嘛,不过话倒是有两句,我们在台湾海峡打了几下炮,美国人说是蚊子叫,咱们的导弹、原子弹一响,这回就是狮子吼老虎叫喽!”


  第一次点火实验在中国官兵一丝不苟的操作下大获成功。


  阳春四月。莎尔曼·邱克结束了在中国的短暂的辉煌岁月,率部登程回国。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来去匆匆的中国行程,他领略了这支热血里流淌着黄土地铜汁的中国军队那种举世所罕见的坚忍和吃苦精神,他感受到了这个泱泱大国之邦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浩气长存的民魂国魂。


  “离了谁地球都会转”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北京城里的寒流来得特别早。


  在这个寒冷的多事之秋里,苏联援华的一万二千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专家顾问纷纷从中国本土撤走,他们扔下正在建设中的半拉子建设工程,带走了所有的技术资料,也带走了他们在中国幸福甜蜜抑或是艰涩的岁月和记忆。


  此时的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已改成了中国第一个导弹营,正团级的李更中校出任第一任营长。莎尔曼·邱克的教导营回国后,还有少数的苏军顾问留在这里。苏联国内全部撤走军事专家的指令下达后,一位少校工程师和巴托夫少校来向李更他们辞别。少校工程师对中国同事感情比较深,他收拾资料,脸上绽出了许多窘迫和羞愧,提着箱临出门前,紧紧攥住李更中校的手,嗫嚅着说:“非常对不起,李中校,这都是上面的意思,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不能再帮你忙啦,祝中国同志走运……”


  而带有克格勃背景的巴托夫少校则哼了一下,不屑一顾地对李更说:“中校同志,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没有苏联的帮忙,你们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


  李更一听,全身的热血一下子涌动了起来。这个从小在燕赵之地长大的汉子从来就不信邪,他的脸憋得红红的,他手指着门外,咬钉嚼铁地说:“少校同志,现在就请你出去。我很感谢过去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帮助,中国有句老话,‘离了谁地球都会转’,中国军人完全有能力把导弹打上天,你等着瞧吧!”


  苏联军事顾问走了,带走了一切可资使用的教材、操作规程和技术资料,唯一留给中国战略导弹第一营的只有一本苏军《勤务指南》。望着人走楼空的苏军顾问楼,李更和他的导弹第一营的官兵再也没有任何拐杖和依赖。没有了倒也好,一个人、一个民族是不能依靠别人的恩赐和施舍过日子的,断其臂堵其路方能九死而后生,走进炼狱吃尽天下苦方能在大火中盘涅……


  中国士兵从来就不相信上帝和救世主。李更和他的士兵们把苦涩咽下。从此中国战略导弹第一营进入了一个艰难的岁月。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岁末,中国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一个阴郁沉重的日子里,一列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秘密军列,载着当时亚洲大陆上仅有的一个战略导弹营,从京畿重地起程,西望长安,向着河西走廊上的古凉州城——武威市风驰电掣般地驶去。


  列车在夜幕中的古丝绸之道疾驶。


  夜已经很深了,西部大莽原上死一般地寂静,天狼星在深邃的夜空中眨着诡秘的绿眼睛,朔风猎猎而起,偶尔可以看到一群群黄羊追逐着列车的灯光四处乱闯乱窜,车轮“铿锵、铿锵”的呼啸声,划破了夜霭沉沉之中的寂寥。亚洲第一营营长李囗毫无一点倦意。环顾着大闷罐车里已经入睡了的导弹营的官兵,他感到肩上这副担子沉甸甸的。飞速犁入黑色夜幕中的神秘军列,把他的思绪带到了几个月前的京城岁月……


  长辛店第一个战略导弹训练基地落幕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尚处在襁褓之中的中国战略导弹第一营调防到大西北军事重镇武威这一西部偏僻的一隅,进行完全封闭式的训练,以便今后发射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枚中近程战略导弹。


  导弹第一营离京前,李更中校再一次被召到了军委炮兵总部大楼。主管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紧紧攥住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李更同志,你带的可是亚洲的第一个导弹营,是我们共和国的独苗苗啊,主席和总理对我们这支部队寄予很高的期望。请转告官兵们,好好苦练过硬的军事本领,无愧于‘亚洲第一营’这个崇高的荣誉!”


  
走出秘密的大莽林在世界首次亮相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


  中国领导人在这里举行建国35周年大阅兵。


  上午10时许,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健步登上敞篷红旗车,驶出天安门城楼,由西向东,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方队。


  在这一队队绿色方阵中,谁也未曾思到,被誉为中国军队中天之骄子的战略导弹部队突然从神秘的历史帷幕后边走了出来,携带—枚枚乳白色的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在两台指挥车和十二台绿色巨型牵引车的驭载下,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车厢上边,一排排胸挂冲锋枪的导弹健儿目视着前方,昂首挺立,雄姿勃勃,展示中国这支最现代化的高技术部队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


  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汉白玉扶栏前的中国领导人俯视着一个个壮军威国威的倚天长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笑……


  伫立在西观礼台外宾席上的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和各国新闻记者们惊呆了,谁也从未奢望过,被中国军方一直视为核心军事秘密的战略导弹部队,在他们苦苦寻找了十几年毫无去向和踪迹时,竟蓦然之间从长安街的绿荫下冒了出来,凸现在他们的视野躬。这确实是令许多人始料未及的。外宾观礼台上,按昭相机的快门声音融汇成一阵阵刺耳爆裂声使周围的人们都愣了。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走出秘密的大莽林向世界首次亮相,作为35周年大阅兵的压轴戏,将这次庆典推向了高潮。


  翌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驶过天安门前,作为最具轰动性的新闻,纷纷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和电视新闻上。如同当年中国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一样,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了.


  人们发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崛起的背后,在那些苍苍茫茫的中国山坳里,屹立着一个个战略导弹部落,他们为国家的和平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温馨宁静筑起了一道新的太空长城。


  “我们不能没有打狗棍”


  1955年春天。北京。


  已经是初春时节,中南海红墙外的白玉兰和迎春花刚绽出含包的花蕾。


  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书房。在那张宽大的书案上展读线装古籍的毛泽东,不时地挥动手中的狼毫,神采飞扬地在书中的天头地脚留下自己的批注。


  正当毛泽东读得十分尽兴时,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送来了新华社的内参清样,上面刊载,艾森豪.威尔拟对中国和东方阵营实行“大规模报复”的核讹诈演说。毛泽东阅后顿时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想做世界霸主,简直是痴心妄想嘛!”他回过头来对田家英说:“请恩来同志到我这里来!”


  周恩来总理急步匆匆从西花厅来到了丰泽园。一走进毛泽东的书房,开口便关心地询问:“主席好,上午睡得好吗?”毛泽东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蛮好啦!然后神情严肃地指着刊有美国总统讲话的抄本说:“恩来,这份东西,你看过了吗?”


  “我已经批给几位老帅和外交部,让他们迅速拿出对策.再上报主席……”’


  毛泽东十分威严地说:“要快,《人民日报》立即发社论.表明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和导弹,在这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吉这方面的人才钱三强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夫人共同工作过,杨承宗和彭桓武是从法国、英国回来的著名放射物理学家,另二位在美国火箭之父冯·卡门博士门下工作讨的导弹专家钱学森,我们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


  “好!”毛泽东兴奋地敲击着沙发扶手,“没有原子弹,我们说话就没人理!我们只要有人才,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经历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和战乱之苦的新中国的领袖们有着超越历史的清醒和远见,他们深知拥有导弹核武器对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重振历史雄风是何等重要。毛泽东不仅在周恩来呈送的中国发展导弹核武器的报告上圈阅同意,而且还站立在共和国最高国务会议的讲坛上,挥动历史的巨臂,宣布着一个东方民族重新崛起的历史心声:“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别人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他以一代大政治家的胆识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元帅外交家陈毅更是抑制不住他诗人般的豪爽天性,在中央军委的会议上,挥臂陈辞:“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导弹核武器!”


  奉周总理之命到第一线具体抓这项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说得更干脆形象:“我们不能没有打狗棍……”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专门负责导弹核武器的领导工作。在物色主任人选时,处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把期冀和信任的目光投向了聂荣臻元帅。


  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邓小平总书记从中南海驱车前往聂帅的住所,探望养病初愈的老战友,征询他对重新分配工作的意见。三年前,身为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帅,在陪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视察京郊国防工程回来时.一陈眩晕摔倒在地,被确诊为心脏病和高血压造成脑平衡神经失调,遂向党中央请辞养病,如今,聂帅大病初愈,年轻的共和国正需一代帅才医治积年沉疴。


  小平同志用浓浓乡音询问了聂帅的身体状况后,亲切握住比自己大几岁的同乡老大哥的手,满意地说:“康复了就好嘛,现在中央正准备让你挑重担啦。陈毅同志调外交部,彭真同志工作太忙,准备不兼北京市长,空出两个位子.还有—项是抓军队,科技和装备。这三项工作请你挑选一份!”


  聂老总说:“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青少年时代就对科学感兴趣,让我分管军队的装备和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吧!”


  小平同志以他那惯有的果断口吻说:“好,就这么定啦!”


  1957年盛夏。北戴河海滨。


  聂荣臻元帅从碧蓝的海水里钻了出来,躺在别墅的阳台上眺望着大海。


  这时,军事秘书范寄生步履匆匆地未了过来,打破了聂帅的沉思:“首长,刚刚接到中办通知,苏联政府已经同意我们派代表团去谈,总理让你马上返回北京!”


  聂帅哗地站起来,就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作战—样:“好嘛!立即给陈赓、任穷、刘杰打电话,准备谈判方案和资料,我们收拾东西打道回京。”


  数日之后,中国赴苏谈判代表团正式在京成立。聂荣臻元帅任团长。


  经过35天紧张的谈判,中苏关于导弹、原子弹的援助协议的草案已经拟就。这时,一直站在神秘幕后的赫鲁晓夫突然走了出来,对聂帅说了这样的意思,导弹、原子弹,我们是会给的,但是毛泽东同志能否来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给会议壮壮胆,撑撑面子。言外之意,球踢给你们中国党了,最后一票的决定权握在你们手中。


  国庆节刚过,宋任穷和驻苏大使刘晓奉命飞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当他俩携带着莫斯科的风尘走进丰泽园时,毛泽东看到宋任穷就用款款的湖南话问:“任穷同志,事情办得么子样啦?”


  “报告主席,万事俱备,就欠你飞莫斯科的东风。”宋任穷同样用湖南家乡话回答。


  听完宋任穷和刘晓的汇报,毛泽东当机立断地说:“好!我去。这个面子还是要给赫鲁晓夫嘛!”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导弹谈判协议在莫斯科城划下最后一个句号。


  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次机会。


  近似残酷和苛刻的挑选


  1957年深秋。北京。军委炮兵总部。


  森严庄重的办公大楼里。身着上将军服的军委炮丘司令员陈锡联将军,手握红蓝铅笔,神情专注地在审,着组建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的领导干部名单。然而展示在司令视野里的表格,不禁使这位一生征战的将军多少有些失望。这些从炮兵机关里挑选出来的拔尖人才,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只有初中毕业。他撂下手中圈圈点点的红蓝铅笔,抬头看了看正坐在沙发上的主管特种训练的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用浓重的湖北家乡口音风趣地说:“我说,锐霆同志,难道我们炮兵就这么一点家底,是不是你还留着一手!”


  陈锐霆苦笑着摊了摊手:“司令,我们那一点家底你又不是不清楚,初中生在军队里可算得上大知识分子哪。”


  说着,两个将军不由得一阵大笑。但是,那笑声里掩饰不住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


  陈锡联上将凝眸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像下达作战命令般地对陈锐霆说:“军官的挑选范围再扩大一些,至于学员可从刚进炮校的学员或优秀班长里挑选。干部我向军委彭老总报告,请求从全军筛选。”


  于是,挑选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个炮兵教导大队学员的工作在全军紧锣密鼓地展开。


  也许因为要组建中国的第一支高技术的战略导弹部队,因此对驾驭这种武器官兵的挑选近似残酷和苛刻,也深深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迹。首先对每个人选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的官兵政治上要求特别清白,不能容忍一点的瑕疵,几乎查遍了每—个官兵的祖宗三代和血缘之亲—有的战士个人表现和家庭的主要成员可以说无可挑剔,却因为社会关系中旁枝错节上的一小点问题而被刷掉;还有的军官本人和家庭亲人并没有任何一丝的不洁,却由于热恋中的女友那也许并不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失去一代代军人祈盼千载的辉煌梦想,要么与自己刻骨铭心生死相爱的女友分手。可是驮负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感的共和国的军人们,在神圣崇高与人性自由的界碑前,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跨过这扇痛苦的转门而勇敢地选择了前者,以至不忍回眸那撕心裂肺的最后的爱情埋葬……


  在炮兵机关那幢大楼里,司令部军务科副科长李更少校被陈锡联上将叫进办公室。瘦削高挑的李更,出生于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古燕山的亘古苍凉赋予他山一般坚忍和顽强,燕赵之士的侠骨铁胆赐予他更多的是豪爽和果敢。投奔延安那天,李更就与称为战争之神的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在毕业于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的中国红军炮兵之父的朱瑞将军麾下当学员、排,长,连长,跟随林彪元帅入关后,作为东野炮纵一师的营长,他们操纵着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最先进的榴弹炮,与国民党湘籍战将陈明仁将军在四平展开了百日血战。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预感到,每逢首长亲自召见谈话,必将有重大任务让自己去领受。


  李更迈着标准的军人步履,走进陈司令员办公室里。陈锡联上将凝视着这位年不过三十的副团级干部,目光里透射着信任和期冀。他亲切地拍了拍李更的肩膀说:“组织上决定你去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担任发射连长,这是我军最尖端的导弹武器,担子可不轻啊。为与苏军对口,你们是高职低配,师职当团长,团级当营长,不会闹情绪吧?”


  李更哗地站立起来,口吻坚定地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一次谈话彻底改变了一个年轻军官的生命轨迹。


  李更悄悄地打起背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非常神秘地来到了长辛店导弹训练基地。此时,这里早已经荟萃了从三军将士中百里挑—选来的我军最优秀的几女。后成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政委的李旭阁、刘安元两位将军,当时也分别从总参谋部和广州军区调来学习。


   火箭又回到中国老家来了


  1957年的隆冬时节。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无垠的原野。


  莎尔曼·邱克中校营长奉苏军国防部之命,携带着他的一百零二名导弹营的官兵和六枚v—2导弹前往中国做军事教官。这是中苏两国协议要办的事情。


  绿色军列缓缓驶进满洲里车站。莎尔曼·邱克走下火车,站合上虽然已布满了积雪和冰冻,但是天空中却氤氲着一股友谊的暖流和真挚的情趣。中国军队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中将和炮兵教导大队李囗少校等一行数十人早已经在月台等待他们的到来。随后,万毅将军一行全程陪同莎尔曼·邱克导弹营前往中国京囗重地长辛店,


  一到长辛店,在卸装问题上,中苏两国军人出现了第一次小小的摩擦。苏军教导营一共携带了六枚训练教学弹,根据他们以往的卸装经验,—晚上最多只能卸下两枚导弹和地面设备,而中方为保密起见,决定当晚全部卸完。莎尔曼·邱克中校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断然否定了中方的计划。但是训练基地大队长孙式性上校和李更少校据理力争,摆出了周密细致的方案,表示天亮前一定能全部卸完,并保证不碰不擦。莎尔曼中校最后在一种准备看中国人的窘迫和出洋相的心态下勉强同意了。他专门交代了几名少校连长要站在关键部位上把关,便回到休息室里等候最后的结局。


  这是中苏两国导弹官兵第一次意志、能力和全面素质的暗自较量。炮兵教导大队的全体官兵都上阵了,各把一个关口,组织指挥井然有序,没有丝毫的慌乱。尽管数九天里的京郊之夜寒风刺骨,刮在脸上身上像刀割一样的疼痛,但是中国官兵却干得浑身冒汗,而站在一边督战的苏军军官却冻得缩成一团,不得不用伏特加酒来祛寒。


  等到启明星在夜幕中消失,东边的天际上淀出了一片朝霞,整个专列上的六枚导弹和地面设备已经全部安全无损地卸完了—苏军参谋跑进屋向莎尔曼中校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不可能!不可能!”


  莎尔曼·邱克中校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一看六枚导弹已整齐地平放在搭得高高耸立的导弹操作间里,其他地面设备也均已排列得井然有序。事实让这位血液里燥热的哥萨克人信服了,他伸出大拇指,连声说:“中国士兵了不起……”,几天之后,彭德怀元帅在军委宴会厅举行盛大酒会,款待来自美丽的伏尔加河畔的苏军导弹官兵。


  那天,中方出席宴会的将领的阵容,着实让客人们大吃一惊,除彭老总外,还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军委炮兵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万毅中将以及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等十几人。宴会由张爱萍上将主持,彭老总发表了即席讲话。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妙语连珠地说:“火箭最早是由我们的老祖宗发明制造的,它在世界上周游了几百年后,又回到中国老家来了。感谢苏联党和军队给我们提供了这一国际上先进的武器。一支真正掌握了导弹核武器的军队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说话最有分量的军队,也才能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同志们要好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尽快把技术拿到手……”彭老总坦诚、精犷、豪爽的气度,使在场的苏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


  中国士兵不相信眼泪


  在学习中,中苏双方经常发生一些摩擦。一次,苏军军官哈萨罗夫上尉气呼呼走进李更少校的宿舍兼办公室,啪地把教材扔到了办公桌上,挥动着手势,叽哩咕噜地说:“张同志不行,当一名发射控制员,他的文化程度太低,必须淘汰掉,请找一个文化高的替换他……”


  借助着翻译的口气,李更明白了哈萨罗夫上尉的意思。张元庆是发射连的文书,一个上过初中二年级的来自巴山蜀水的小伙子,聪明伶俐,反应敏捷,在当时的绿色军营里,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呢。因此发射连党支部才一致推荐他担任揿动导弹发射点火按钮这一个重要号手。换了他还有谁可以顶替呢,李更苦思冥想,把连队的官兵在脑子里又重新拨弄了一遍,依然觉得只有张元庆最适合。他热情地为哈萨罗夫上尉沏了一杯红茶,递上了通信员削好的中国苹果,然后,和颜悦色地说:“上尉同志,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让他赶上来……”


  哈萨罗夫被中国同事的真诚打动了,默默地点了点头—临出门时,他向李更行了一个敬礼。斩钉截铁地说:“少校同志,就半个月!”


  李更少校把他送出门外,坚定地说:“军中无戏言,一定!”


  当张元庆得知苏联教官要将他淘汰的话时,一下子愣住了,眼泪唰地流了出来。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一个士兵在一项辉煌的事业中若被踢出了局外,不仅是个人的失败,而且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群体的耻辱。李更把毛巾递给了张元庆,严厉而又带着兄长般关怀地拍了拍张元庆的肩头:“把眼泪擦掉,一个军人又不是娘们胚。咋能轻易就擦眼抹泪的。你是代表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来这里学习的,困难再大也要争这口气,别让苏联老大哥小瞧了我们中国军人……”


  中国士兵不相信眼泪—张元庆拭去了挂在眼角上的泪水,从容自信地走了出去。


  其实造成中国士兵们学习跟不上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低,也与苏军的教学体制和近似于死板的保密军规不无关系。本来,作为二战后的最尖端的导弹武器对中国士兵就是一个全新的陌生领域,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学毕业的军官没有一年半载也是无法掌握驾驭的,可苏军教官给中国士兵的时间仅有三个月。教官讲得快,中国翻译翻得快,学员还没有全部记下来,教官已经讲到别的地方了。况且苏联火箭军还有一条不容更改的军规,下课之后,所有的教材和笔记本必须一一登记锁进保密柜,任何一个人都不得通融,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给中国士兵的复习消化造成了很大困难。


  被苏军教官列入淘汰名单的张元庆,知道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只有15天时间,除了勇敢地追赶上去,再无退路。他把苦涩的泪水悄悄咽下,如痴似迷地进入到苦学苦读的境界。没学过高等数学,他就向地方来学习的大学生求教,请他们给自己开小灶。晚上熄灯后,他偷偷打着手电蒙在被子里复习学过的内容。翌日黎明时分,他早早地起床,在凛冽的朔风中背发射控制员的操作程序。衣兜装着测试规程卡片,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宿舍里到处张贴着控制线路图,每天晚上默画一张。15天里他不仅赶了上来,而且在整个三个月的学习期间,他经过苦读苦背,刻苦攻关,理性之光划过心灵的原野,铅笔屑就着冷馒头升腾起一个希望的太阳。在国防部五院组织的考核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默画出有三千多条线路和上万个接点的控制测试线路图,比苏联专家整整快了15分钟,他背诵操作规程五百多条,口令一字不拉,数据一个不错,被苏军中校工程师布里奥·伯列任斯基称为“活电路”。


  30年后,身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大校研究所长的张元庆,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和欧洲讲学,受到欢迎—假如当年“激”他一把的苏军教官异国有知又作何感想?


  第一次点火实验大获成功


  1958年春天,蛰伏了一个漫漫严冬的古老京华从冰封的沉寂中醒来。在风里雨里雪里冰里泥水里苦熬苦斗了一个冬天的中国战略导弹雏,终于撞破了坚硬的躯壳,横空出世了。


  是年3月,在苏军教导营的官兵即将归国的时候,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的参训官兵进行了第一次点火发射。除导弹不起飞之外,全部按实弹发射全过程操作。苏军教官只在一边把关。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黄克诚大将等军委总部的有关负责人都来了。也许是因为一辈子金戈铁马小米加步枪地与敌人厮杀,一些三总部和各军兵种老将军们听说共和国最先进的“宝贝疙瘩”要进行点火实验,纷纷驱车赶来一睹其显露庐山峥嵘。聂荣臻元帅与卫兵一起站在了这座神秘的红色大院门口,堵住了鱼贯而入的高级轿车。不徇私情的聂帅一边查证,一边告诫那些军政大员:“这是共和国的核心机密,属于你分管的请进来观看,不属于你管的,对不起认证不认人……”


  一位总部机关的上将硬是被聂老帅堵在了大门外,又重新坐上专车,悻悻地踅了回去……


  而在大院里边,几张竹苇织编成席子围住了墨绿色的V—2导弹,进行演练的中国官兵已全部进入了预定位置。徜徉在法国梧桐掩映下的水泥小径上的元帅外交家陈毅边朝前走,边戏谑自己身后的黄克诚总长:“黄瞎子,你可要瞪大眼睛瞧瞧,这个庞然大物可比四野进关时大口径榴弹炮要厉害嘛!”


  黄克诚大将操着浓浓的湘东口音:“陈老总,你这位大诗人看了后会不会斗酒诗百篇呀?”


  陈毅仰天一笑,“诗兴倒没发啥子嘛,不过话倒是有两句,我们在台湾海峡打了几下炮,美国人说是蚊子叫,咱们的导弹、原子弹一响,这回就是狮子吼老虎叫喽!”


  第一次点火实验在中国官兵一丝不苟的操作下大获成功。


  阳春四月。莎尔曼·邱克结束了在中国的短暂的辉煌岁月,率部登程回国。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来去匆匆的中国行程,他领略了这支热血里流淌着黄土地铜汁的中国军队那种举世所罕见的坚忍和吃苦精神,他感受到了这个泱泱大国之邦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浩气长存的民魂国魂。


  “离了谁地球都会转”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北京城里的寒流来得特别早。


  在这个寒冷的多事之秋里,苏联援华的一万二千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专家顾问纷纷从中国本土撤走,他们扔下正在建设中的半拉子建设工程,带走了所有的技术资料,也带走了他们在中国幸福甜蜜抑或是艰涩的岁月和记忆。


  此时的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已改成了中国第一个导弹营,正团级的李更中校出任第一任营长。莎尔曼·邱克的教导营回国后,还有少数的苏军顾问留在这里。苏联国内全部撤走军事专家的指令下达后,一位少校工程师和巴托夫少校来向李更他们辞别。少校工程师对中国同事感情比较深,他收拾资料,脸上绽出了许多窘迫和羞愧,提着箱临出门前,紧紧攥住李更中校的手,嗫嚅着说:“非常对不起,李中校,这都是上面的意思,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不能再帮你忙啦,祝中国同志走运……”


  而带有克格勃背景的巴托夫少校则哼了一下,不屑一顾地对李更说:“中校同志,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没有苏联的帮忙,你们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


  李更一听,全身的热血一下子涌动了起来。这个从小在燕赵之地长大的汉子从来就不信邪,他的脸憋得红红的,他手指着门外,咬钉嚼铁地说:“少校同志,现在就请你出去。我很感谢过去苏联同志对我们的帮助,中国有句老话,‘离了谁地球都会转’,中国军人完全有能力把导弹打上天,你等着瞧吧!”


  苏联军事顾问走了,带走了一切可资使用的教材、操作规程和技术资料,唯一留给中国战略导弹第一营的只有一本苏军《勤务指南》。望着人走楼空的苏军顾问楼,李更和他的导弹第一营的官兵再也没有任何拐杖和依赖。没有了倒也好,一个人、一个民族是不能依靠别人的恩赐和施舍过日子的,断其臂堵其路方能九死而后生,走进炼狱吃尽天下苦方能在大火中盘涅……


  中国士兵从来就不相信上帝和救世主。李更和他的士兵们把苦涩咽下。从此中国战略导弹第一营进入了一个艰难的岁月。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岁末,中国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在一个阴郁沉重的日子里,一列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秘密军列,载着当时亚洲大陆上仅有的一个战略导弹营,从京畿重地起程,西望长安,向着河西走廊上的古凉州城——武威市风驰电掣般地驶去。


  列车在夜幕中的古丝绸之道疾驶。


  夜已经很深了,西部大莽原上死一般地寂静,天狼星在深邃的夜空中眨着诡秘的绿眼睛,朔风猎猎而起,偶尔可以看到一群群黄羊追逐着列车的灯光四处乱闯乱窜,车轮“铿锵、铿锵”的呼啸声,划破了夜霭沉沉之中的寂寥。亚洲第一营营长李囗毫无一点倦意。环顾着大闷罐车里已经入睡了的导弹营的官兵,他感到肩上这副担子沉甸甸的。飞速犁入黑色夜幕中的神秘军列,把他的思绪带到了几个月前的京城岁月……


  长辛店第一个战略导弹训练基地落幕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尚处在襁褓之中的中国战略导弹第一营调防到大西北军事重镇武威这一西部偏僻的一隅,进行完全封闭式的训练,以便今后发射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枚中近程战略导弹。


  导弹第一营离京前,李更中校再一次被召到了军委炮兵总部大楼。主管副司令员陈锐霆少将紧紧攥住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李更同志,你带的可是亚洲的第一个导弹营,是我们共和国的独苗苗啊,主席和总理对我们这支部队寄予很高的期望。请转告官兵们,好好苦练过硬的军事本领,无愧于‘亚洲第一营’这个崇高的荣誉!”


  
李更坚定地点了点头。


  火车于血色黄昏中抵达武威市一座叫满城子的兵营。展现在官兵们视线里的是一个古老的营盘,十几米高厚厚的夯土墙围成了一座几里见宽的方城,高高的钻天杨耸入云天,古柳成荫,暮霭迷茫,仿佛像一个童话世界中的梦幻城堡。从秦汉开始,它就是军机重地,汉将军李广在这里大败匈奴,最后又被匈奴重兵包围被迫喋血自刎。大清王朝时这里名叫满城,左宗棠曾经在这里屯过兵,镇压过西海固地区的造反。解放前,又成了西北王马步芳的兵营,许多西征的红军西路军将士就在这片古老而多难的土地上碧血黄沙,饮恨千秋……


  也许是一种命运的巧合,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在这片沉淀着过多的荣耀和血泪的热土上起步。但是,摆在导弹第一营官兵面前的却是一套零配件不全的苏军V—2导弹设备和一本孤零零的《勤务指南》。在全营骨干会议上,营长李更中校在简陋的土屋里徘徊良久,“干!”他狠狠地将拳头敲到了桌子上,说,“就是这条命豁上了,也不过百八十斤的,咱不能让老毛子瞧中国导弹兵的笑话!”


  于是一批文化较高的骨干被集中起来编教材。他们把在长辛店学习的笔记集中起来,一段一段地对照,一句一字地斟酌,开始编写起了第一部导弹训练发射教材。冬日里的河西走廊,再也没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温馨和浪漫。白毛毛风呼拉拉拉地刮着,飞砂走石天昏地暗般的上苍淫威肆虐鞭打着已经古老破旧的营盘,天寒地冻的寒流威胁着没有取暖设备的导弹营官兵。但是,这些以吃苦著称的农家子弟们硬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大自然抗争。从天府之国来的边明元,是那批士兵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他担任了发射教材撰写的大部分工作。从小在南方长大,从未领教过西部高原上的奇寒的他,手脚被冻起的冻疮,红肿得像馒头,开始流血流脓。他硬是找一根布条把钢笔缠在手上,写一行字,稿纸上浸下一滩血水。一个严冬的挑灯苦战,一部三十万字浸着刻印油墨清香的中国第一部导弹训练发射教材编写成功了。许多官兵捧着这部厚厚的教材,禁不住地失声痛哭。


  教材编成了,紧接着,用白铁皮敲成的仿真导弹模型、发射控制台,用麻绳制成的电缆绳,竟然与真品一样惟妙惟肖。导弹第一营的官兵正是以一双粗糙的大手,在近似原始的状态下,驱动着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车轮。


  望着这群憨厚的官兵,李囗营长喉咙哽咽着向他的部下行了一个最庄重的军礼。


  周总理的“化缘”


  如果说军事训练中的困难尚且可以克服,那么天灾人祸造成的饥馁几乎将导弹第一营逼进了绝境。


  部队粮库里的粮食已告罄,每顿二两粮食的供应已经难以维持官兵们超负荷训练的体能,不断有人患浮肿和肝病,不断有人在训练场上倒下。技术连的副指导员是从炮兵学校调去的一位中尉军官,为了让战士们多吃一点,他每顿只吃几口饭,而以煮熟的野菜充饥,终于得了严重的肝病。他苦苦地支撑着,最后溘然倒在了训练场上。


  部队在一天天地减员。李更只好把一个排撤下来,让他们进祁连山里去打黄羊、野兔,逮山鸡、麻雀,挖芨芨草和骆驼刺拌到青稞面里充饥。一个星期天,转运连副连长孟令让带着几个战士进祁连雪山,希望能打点野味来给大家改善生活。几个月来,为了让那些饭量大的战士吃饱一些,他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了。他四处搜寻着目标,突然发现前方褐蓝色的烟波中,有一群黄羊在奔跑,他追啊跑呀,越过道道沟壑,翻越座座山峦,眼见着一群黄羊变成了梦幻中的海市蜃楼,这时,他才渐渐地清醒过来,已经晚了,他已跑进了烟岚浩淼的腾格里大沙漠的沙海深处,终因体力耗尽,永远倒在了大漠之中……


  一纸载着战略导弹部队断炊挨饿的绝密电文,飞到了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本来从各省不断报来的坏消息已经使这位日理万机的中国大管家一连好些天没有舒展过一次眉头,而导弹部队断粮饿死人的消息,更加锁紧了周总理额上的愁眉。他拿起那几页薄纸反复看了几遍,手也不禁有些颤抖。他来回在屋里踱了几圈,然后转过身,对身边的军事秘书周家鼎说:“家鼎,马上备车,上军委扩大会议去!”


  周总理神色沉重地走进了军委扩大会议厅,热烈紧张的会议氛围一下沉静下来。军委三总部的老总和各大军区的领导们今天有些惊诧,以往总理走进会场时,总是微笑着与大家亲切地打招呼,不时开个玩笑,而今天却脸色肃然径直地走向主席台,在旁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凝视着总理脸庞上那凝重的浓眉,他们一边鼓掌一边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渐渐地,掌声随着总理的神色停了下来。在庐山会议上取代了彭老总的位置而走到前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用细声细气的湖北黄冈口音宣布:“现在请总理给我们作指示!”


  “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作指示,而是向我们的各路‘诸侯’化缘的!”总理挥动着他战争年代残疾了的左手,神情庄重地说着。


  出席军委扩大会的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司令、政委们心里一怔,面面相觑,总理来“化缘”?会议的气氛一下子肃穆起来。


  总理缓缓地从上衣兜里掏出几张纸,向在座的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晃了晃,非常沉痛地说:“我今天早上接到这份电报。前几天,有一支导弹部队在驻地违反了群众纪律,打了老乡的沙枣树,毁坏了沙枣林,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告到了省里。省委派工作组一调查,才发现部队早就断了粮,还饿死了人,可战士们知道国家也有困难,不肯向上级报告,听说沙枣树叶可以充饥,他们就……”


  总理眼眶里噙着泪花,声音哽咽地说:“这是一支多好的部队,多好的战士呀!”


  会场上一片肃静。军队的老总们对发生在自己麾下的事情被总理率先知道而深感内疚。大家默默地看着总理。


  周总理抑制了一下激动的情绪,语气温和地说:“我与粮食部长通了电话,国家那点仅有的库存,不能再动啦,要留着救急。所以嘛,今天,我来向各位求援!大家帮帮忙,拜托!拜托!”


  大家静静地聆听着总理讲话,心里头却泛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楚。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亲自出面“化缘”求援,那说话的分量是不言而喻了。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不由得转到了粮食问题上。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首脑纷纷表示:国家已经很困难了,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绝不再给国家增加负担,更不能让总理为难。于是,一个个电话,一封封电报从北京飞往各大军区驻地。不久,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援助战略导弹部队的粮食、干菜,装上了开往大西北的特殊军列上。


  装着周总理化缘来的粮食的列车,连夜在大西北的荒原上疾驶,出西安,过天水,越过兰州,往武威市开去。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在一个荒凉的小站上出事了。


  那天暮色时分,火车停在一个冷清的小站上加水。押车的官兵下车蹲在站台上啃干粮,忽然,几百名当地群众不分男女老幼蜂拥而来,有提麻袋的,有扛竹筐的,有拿提兜的,还有端脸盆的,他们不由分说,把列车团团围住。年轻力壮的扛起麻袋就跑,妇女老人孩子撕开麻包,扒散菜袋,脱下衣服来包,饿极了的用手捧起生大米和白面,不停地往嘴里塞,边狼吞虎咽边大声叫喊……


  押车官兵无力制止这些近似疯狂的灾民,只好通过小站上的电话向部队领导请示。


  一位老八路出身的上校接过电话,先是一惊,继而举起重重的铁拳:“他娘的,他们胆子真大,敢抢军粮,快给我……”他那坚硬的拳头始终没有擂下去,太难了,他已经陷入了无法选择的境地,一边是断粮的士兵,一边是揭不开锅的人民群众。


  电话里传来了急切的呼叫:“首长,怎么办,快下命令吧,粮食快抢光啦。”


  那位上校的拳头无力地从空中放了下来:“算啦!算啦!老百姓也在饿肚子,请转告你们营长,把剩下的粮食、干菜全部卸下来分给群众,至于部队……”


  电话挂断了。


  这件事被当地政府知道了,他们连夜赶到出事现场,向抢粮的群众说明情况。还没有等到天亮,当地抢粮的群众又扛着粮食、干菜送回车站。一些老乡拉着押车战士的手说:“同志啊,对不起,我们真该死,不知道你们断粮已经几天了,我们有罪啊……”


  “我倾向叫‘第二炮兵’好”


  当九州大地从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中醒来的时候,经历了一场炼狱般磨难的战略导弹第一营的官兵,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金色的收获季节。导弹第一营的官兵将用自己的双手发射装备部队的第一枚中国制造的战略导弹。


  初秋的茫茫戈壁,一望无边的蔚蓝色的天幕下,裸现出来的尽是黄土黄沙黄风和穿着黄色军装的火箭官兵。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代导弹家族已经挺立在发射基座上。日暮黄昏,一柄东方长剑在苍凉的夕阳下灼灼发光。李更中校和他的导弹第一营的官兵已经各自进入了自己的角色。身挎短枪、腰扎武装带的李更中校走进了发射指挥车,手持指挥话筒,冥冥之中,他仿佛感到千百年来一双双长眠于黄沙之中的一代代中国军人凄楚忧郁的眼睛在凝视着自己。他是代表着一代代军人一个强大的民族在这里指挥发射的。李更果断地向他的部下们发出了一个个导弹发射指令:


  “一小时准备!”


  “三十分钟准备!”


  “一分钟准备!”


  “点火,主机!”


  绿色的导弹像一条蛰伏了一个长长岁月的巨龙,驮载着一个苦难民族的沉重翅膀,驮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喷吐着红色的烈焰,扶摇直上九霄,向千里之外的大漠腹地的靶区飞去。


  数十分钟后,一声惊雷般的巨响从遥远的大漠深处传来,中国的第一枚导弹准确地命中目标,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专门发来了贺电,对中国导弹第一营的发射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


  时隔不久,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归来,路经大西北时,不顾旅途劳累,特意交代专机在卫星基地停留,一定要亲自慰问这些导弹官兵。


  那天,戈壁滩上万里无云,又一次实弹发射开始了。发射部队满怀信心地开进了发射场,威武的导弹傲视苍穹,大漠落烟显得十分的静穆。突然凝固的气氛变得喧闹欢快起来,几辆高级轿车从远处疾驶而来,在发射指挥所前戛然停下。“周总理来看我们啦!”喜讯像春风一样很快传遍发射场的每一个隅角。在杨成武上将和向守志少将的陪同下,周总理于下午五时来技术阵地看望正在测试操作的广大导弹官兵。总理伫立在绿色的导弹前,挥动那双并不十分灵便的巨人之手,要求广大官兵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四句话,后来成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官兵的工作标准和座右铭。


  随后总理驱车登上敖包山指挥所,在一个长形的高地上观看导弹发射场的全景。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只见绿色的导弹在一片火光之中拔地而起,挟带着一个民族干载强国之梦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向遥远的目标飞去。“成功了!”周总理高兴地站起来鼓掌,一一与大家握手祝贺,整个发射场沉浸在一片喜悦和自豪之中。总理走进发射场,与导弹部队的第一代拓荒者们合影留念。这是总理与中国火箭官兵的唯一的一张合影。


  1966年夏天的中国,政治的狂热似乎远远比京城里溽暑的温度高得多。


  中南海紫光阁。一份从总参谋部报来的红头文件放到了共和国总理那宽敞明亮的办公桌上。经过中央军委讨论决定,拟在过去一直由军委炮兵兼管的中国军队里为数仅有的几支导弹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的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首脑机关由刚刚撤销的公安军机关和军委炮兵机关抽一部分人组成,很快就要挂牌办公,在叫什么名称上,军委和总参的意见是为了与美国的战略空军和苏联的战略火箭军齐名,与我国的海、空军形成系列,准备叫中国战略火箭军,最后报请总理审定。


  周总理审读着这份奠定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大国地位的绝密文件,拧紧的剑眉绽开了一次舒展的笑容。他操起电话:“要张爱萍同志!”


  办公桌上的红机子专线电话很快接通了。


  “是爱萍同志吗?我是周恩来。同意你们的报告。至于我国这支战略导弹部队的名称,我倾向叫‘第二炮兵’好,请中央专门委员会讨论一次。”


  “好的,总理。”电话那边传来了张爱萍的声音。


  其实此时的中央核武器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已经七零八落。力主中国发展导弹核武器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因看不惯林彪搞的那套个人崇拜,于这年岁首被从总参谋长的显位上拿了下来,而作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元帅也因染上“大军阀”、“大土匪”之嫌而靠边站了。尽管如此,在这个非凡的年代里中央专门委员会还是召开会议通过了总理的建议。


  1966年7月1日。时值中国共产党第四十五个生日。一份印有周总理签发的经毛主席圈阅的红头文件,正式昭告着在东方这片古老的热土上,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首脑机关在京畿之地上诞生了。
这一次,向守志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