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日本军舰开进中国港口

8月29日，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应邀访日，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在改组内阁中担任防卫大臣的高村正彦。这是中国防卫首脑9年来再度访问日本，标志着一度中断的两国军事交流的重开。在8月30日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两国达成一项共识：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日方邀请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于年底访日；中方邀请日本军舰在中方访日后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

　　无独有偶，在曹刚川启程前一天，在北京的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上，两国学者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一位日本学者忧心忡忡地说：“日本国民对中国海军舰艇的访日做好了欢迎的心理准备，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假如日本军舰开进中国港口，中国人看见日舰上飘扬的日本军旗，会不会有过敏反应，乃至做出过激的举动？”

　　应该说，这位学者的担忧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六年前，一位女星因无知而穿上印有日军旗图案的时装走台步，惨遭愤青泼粪。该女星在举国舆论的重压下，书面道歉，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不仅没能形成理性共识，随后而来的一个偶发事件，把局面推向了更为尴尬的境地：2004年8月，于北京工体举行的“亚洲杯”中日对抗赛上，中国队输球，日本队遭满场中国球迷的“嘘”杀，场下一片饮料瓶，日队虽大获全胜，却不得不仓皇撤离，发展成外交事件。后来，有西方舆论评论说：技不如人的中国在输了比赛的同时，还输了更大的东西，是双重的败北。当事国日本媒体更进一步，把舆论的视线和担心引向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

　　坦白地说，那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在当下中国还真不是一个伪问题。不说别人，自揣对日本社会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笔者自己，对日舰驶入中国港口这件事首先便心存芥蒂。究其根源，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创痛及基于这种深创巨痛的历史悲情，二是作为加害者的彼邦对同一历史悲剧的认识、态度。前者是自身的问题，后者关涉对方的存在；前者的历史记忆和对痛感的体认，会因后者的不同姿态而呈连锁反应，有时会相当剧烈。

　　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这种被称为“民族主义”的东西实质上是某种“想象的共同体”，它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也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的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惟有这种心理建构得到相当程度的稀释、解构，才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遗憾的是，中日两国间的现实距此尚远。

　　但是，如果我们关于自身和“他者”的心理建构尚未稀释到足以与其他的“想象的共同体”共存、共荣的程度，英国政治学者米纳格(Kenneth　Minogue)提出的对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诠释，似乎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not　yet　to　be　realized)。这里，民族主义化作了一种经世治国的动力，与历史上以救亡为指向的民族主义虽然不无内在相通之处，却显然高了一个版本。

　　不久前，在央视热播的系列政论纪录片《大国崛起》，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希望。那种耳熟能详的关于积贫积弱的祖国如何屡受列强欺辱的血泪控诉般的描述减少了，代之以对外邦何以顺应世界潮流，走上兴旺发达之路，对繁荣表象背后的制度性成因的探询、追问和思考。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居高不下，广大市民口耳相传，争相热议的情景就其指向而言，不能不说是高度“民族主义”的，但如此“民族主义”显然建立在某种自信的基础之上，不仅是无害的，甚至是建设性的。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诸如此类的消息：美军舰停靠维多利亚港，大兵上岸，其慷慨的消费能力为本港带来新的商机，店家不惜延长营业时间以招揽顾客，等等。但假如来的是日本军舰，靠的是青岛、大连港，情况会如何呢？在某种意义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状况的一个考验，不如说是对我们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考验。而比这更大、更严峻的考验，则在明年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8月29日，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应邀访日，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在改组内阁中担任防卫大臣的高村正彦。这是中国防卫首脑9年来再度访问日本，标志着一度中断的两国军事交流的重开。在8月30日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两国达成一项共识：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日方邀请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于年底访日；中方邀请日本军舰在中方访日后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

　　无独有偶，在曹刚川启程前一天，在北京的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上，两国学者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一位日本学者忧心忡忡地说：“日本国民对中国海军舰艇的访日做好了欢迎的心理准备，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假如日本军舰开进中国港口，中国人看见日舰上飘扬的日本军旗，会不会有过敏反应，乃至做出过激的举动？”

　　应该说，这位学者的担忧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六年前，一位女星因无知而穿上印有日军旗图案的时装走台步，惨遭愤青泼粪。该女星在举国舆论的重压下，书面道歉，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不仅没能形成理性共识，随后而来的一个偶发事件，把局面推向了更为尴尬的境地：2004年8月，于北京工体举行的“亚洲杯”中日对抗赛上，中国队输球，日本队遭满场中国球迷的“嘘”杀，场下一片饮料瓶，日队虽大获全胜，却不得不仓皇撤离，发展成外交事件。后来，有西方舆论评论说：技不如人的中国在输了比赛的同时，还输了更大的东西，是双重的败北。当事国日本媒体更进一步，把舆论的视线和担心引向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

　　坦白地说，那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在当下中国还真不是一个伪问题。不说别人，自揣对日本社会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笔者自己，对日舰驶入中国港口这件事首先便心存芥蒂。究其根源，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创痛及基于这种深创巨痛的历史悲情，二是作为加害者的彼邦对同一历史悲剧的认识、态度。前者是自身的问题，后者关涉对方的存在；前者的历史记忆和对痛感的体认，会因后者的不同姿态而呈连锁反应，有时会相当剧烈。

　　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这种被称为“民族主义”的东西实质上是某种“想象的共同体”，它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也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的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惟有这种心理建构得到相当程度的稀释、解构，才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遗憾的是，中日两国间的现实距此尚远。

　　但是，如果我们关于自身和“他者”的心理建构尚未稀释到足以与其他的“想象的共同体”共存、共荣的程度，英国政治学者米纳格(Kenneth　Minogue)提出的对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诠释，似乎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not　yet　to　be　realized)。这里，民族主义化作了一种经世治国的动力，与历史上以救亡为指向的民族主义虽然不无内在相通之处，却显然高了一个版本。

　　不久前，在央视热播的系列政论纪录片《大国崛起》，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希望。那种耳熟能详的关于积贫积弱的祖国如何屡受列强欺辱的血泪控诉般的描述减少了，代之以对外邦何以顺应世界潮流，走上兴旺发达之路，对繁荣表象背后的制度性成因的探询、追问和思考。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居高不下，广大市民口耳相传，争相热议的情景就其指向而言，不能不说是高度“民族主义”的，但如此“民族主义”显然建立在某种自信的基础之上，不仅是无害的，甚至是建设性的。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诸如此类的消息：美军舰停靠维多利亚港，大兵上岸，其慷慨的消费能力为本港带来新的商机，店家不惜延长营业时间以招揽顾客，等等。但假如来的是日本军舰，靠的是青岛、大连港，情况会如何呢？在某种意义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状况的一个考验，不如说是对我们民族自信心的一个考验。而比这更大、更严峻的考验，则在明年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