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历史的底气——中国制造的万国来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3 21:31:16
作者：澹台卓尔
连载前言
大凡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有个规则，小到菜市场中的讨价还价，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从本质上说，都是一场规则下的游戏，按照规则玩，是每个人必须掌握的处事原则。但是，如果同一件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规则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小事情，不同规则下的人们或许可以互相容忍，大的事情，牵扯的利益太大，激烈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典型而又惨痛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在过去的交往，几百年前的世界有两个国际体系，东西方各有一套交往的规则。由于规则的差异太悬殊，两个体系的交流无疑于地球人遭遇火星人，鸡同鸭讲的局面也自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碰撞，究竟按照谁的规则玩，成为那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引发了许多或喜或悲的故事。而我们的中国在这场规则之争中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并对今天的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世界，是西方规则主导一切的世界，今天的我们，早已适应并主动运用着西方的规则。只是，当我们用西方规则的眼光审视我们的过去时，得到的答案也许并不公允，所以，我们不妨抛开固有的思维与成见，心平气和的回过头来，重新回味一下中国走过的道路，或许，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1、天朝式翻译（上）
1792年10月18日，很普通的一天，广州城还是如同以往那样的井然有序，只是一些不速之客给广东巡抚郭世勋制造点儿麻烦：三位英夷人请求郭大人的会见，因为他们准备递交他们国王的信函。其实，他们早在9月20日就到了广州，托关系找人引见费了些周折。
这些年来，前往广州贸易的英夷越来越多，郭大人对他们并没什么好感。在郭大人眼里，这些英夷不懂规矩，又贪图利益，是蛮夷中的蛮夷，着实的讨厌。不过，考虑到信函是国王写的，郭大人还是同意了英夷的请求。
本来，郭大人以为信函的内容肯定是英夷请求朝贡，如今天朝恩威泽及四海，有几个蛮夷小国仰慕天朝，前来朝贡也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当那封信翻译成汉文后，郭大人不禁冒了一身冷汗：“……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这封信太放肆无礼了！普天之下，居然还有蛮夷敢以平等的口气与天朝说话，这简直是对天朝以及被天朝万民景仰的大皇帝的蔑视！震惊后的郭世勋又苦笑了一下：蛮夷就是蛮夷，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不过，在宦海沉浮多年的郭大人又马上意识到，他遇见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若就这样把信函报上去，恐被皇上斥责：如此无礼、蔑视天朝的表文也敢呈给皇上看？蛮夷不懂事也就罢了，你堂堂一个封疆大吏也不懂事吗？但是，英夷毕竟看起来像是朝贡的，若将此事不报，耽误了接待贡使的大事，怕是要丢乌纱帽的，万国来朝一直是皇上希望看到的，阻断蛮夷向化之路，坏了皇上的雅兴，这可是不小的罪名。
于是，郭世勋把粤海关监督盛住找来，两个人一起合计出一个完全之策：事情还是要报告的，当然，不能就这样把事情报上去，该修饰的还要修饰，比如那份朝贡表文，虽不符天朝体制，但蛮夷不懂天朝礼仪，也可以原谅，只要在翻译时稍加润色一番，让皇上高兴就行。就这样，直到10月22日，一份署名郭世勋、盛住的奏折才发往北京。
12月3日，乾隆看到了这份奏折，与郭世勋的愁眉苦脸不同，乾隆爷倒是一脸的喜色，因为他看到的表文是这样写的：“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两年前乾隆八十大寿，英国未遣使祝寿）。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注意：原文中的全权特使变成了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增进友谊变成了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郭世勋的确厉害，原本一封以平等口气写的外交信函，愣是被他润色成一份蛮夷小邦仰慕天恩、前来朝贡的表文，也难怪把乾隆老头子哄的这么开心。英咭唎虽与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一样，早已被《皇清职贡图》、《大清会典》列为天朝的朝贡国，但毕竟还从未到天朝朝贡过。如今远夷仰慕天朝，向化输诚，不远万里前来朝贡，这让乾隆感动不已。
至于奏折中郭世勋讲述的那些英夷不符合天朝体制的问题，比如英夷以贡品贵重为由要求在天津登陆而不是天朝规定的广州，在乾隆看来，不过是枝节小事。蛮夷小邦初来天朝，自然有不懂规矩的地方，这还需要慢慢的教化，接不接待他们，关键是看他们的诚意。想到这儿，乾隆把那份翻译过来的表文又仔细看了一遍：嗯，高度的恭敬，说明英夷是有向化之诚的。乾隆也听说过，英夷是西洋蛮夷中最为强悍的国家，想到在他八十三岁生日party上，匍匐在他脚下的朝贡国又多了个强悍的英咭唎，乾隆不由喜上眉梢：这是何等的威风啊。于是他批示道：“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
除了批示，乾隆还要求沿海各地官员做好接待的准备，并为此次接待英夷使团定下了原则：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原则。乾隆又以上谕的形式告诫相关人员：“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是啊，人家毕竟是第一次朝贡，接待的规格自然要高于那些经常来朝贡的藩属。乾隆还嘱咐道：“于该国贡使到口时，总须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这也对，蛮夷嘛，还是要防着点儿。
当然，皇上下了谕旨，地方官员们总要来拍一下马屁，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就是马屁折的典范：“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英夷前来朝贡都是乾隆威德的功劳）。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英国朝贡的确是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可要优待人家啊）。”就这样，乾隆和他的手下都在得意洋洋的等待着英夷的到来。
作者：澹台卓尔
连载前言
大凡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有个规则，小到菜市场中的讨价还价，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从本质上说，都是一场规则下的游戏，按照规则玩，是每个人必须掌握的处事原则。但是，如果同一件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规则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小事情，不同规则下的人们或许可以互相容忍，大的事情，牵扯的利益太大，激烈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典型而又惨痛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在过去的交往，几百年前的世界有两个国际体系，东西方各有一套交往的规则。由于规则的差异太悬殊，两个体系的交流无疑于地球人遭遇火星人，鸡同鸭讲的局面也自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碰撞，究竟按照谁的规则玩，成为那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引发了许多或喜或悲的故事。而我们的中国在这场规则之争中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并对今天的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世界，是西方规则主导一切的世界，今天的我们，早已适应并主动运用着西方的规则。只是，当我们用西方规则的眼光审视我们的过去时，得到的答案也许并不公允，所以，我们不妨抛开固有的思维与成见，心平气和的回过头来，重新回味一下中国走过的道路，或许，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1、天朝式翻译（上）
1792年10月18日，很普通的一天，广州城还是如同以往那样的井然有序，只是一些不速之客给广东巡抚郭世勋制造点儿麻烦：三位英夷人请求郭大人的会见，因为他们准备递交他们国王的信函。其实，他们早在9月20日就到了广州，托关系找人引见费了些周折。
这些年来，前往广州贸易的英夷越来越多，郭大人对他们并没什么好感。在郭大人眼里，这些英夷不懂规矩，又贪图利益，是蛮夷中的蛮夷，着实的讨厌。不过，考虑到信函是国王写的，郭大人还是同意了英夷的请求。
本来，郭大人以为信函的内容肯定是英夷请求朝贡，如今天朝恩威泽及四海，有几个蛮夷小国仰慕天朝，前来朝贡也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当那封信翻译成汉文后，郭大人不禁冒了一身冷汗：“……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这封信太放肆无礼了！普天之下，居然还有蛮夷敢以平等的口气与天朝说话，这简直是对天朝以及被天朝万民景仰的大皇帝的蔑视！震惊后的郭世勋又苦笑了一下：蛮夷就是蛮夷，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不过，在宦海沉浮多年的郭大人又马上意识到，他遇见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若就这样把信函报上去，恐被皇上斥责：如此无礼、蔑视天朝的表文也敢呈给皇上看？蛮夷不懂事也就罢了，你堂堂一个封疆大吏也不懂事吗？但是，英夷毕竟看起来像是朝贡的，若将此事不报，耽误了接待贡使的大事，怕是要丢乌纱帽的，万国来朝一直是皇上希望看到的，阻断蛮夷向化之路，坏了皇上的雅兴，这可是不小的罪名。
于是，郭世勋把粤海关监督盛住找来，两个人一起合计出一个完全之策：事情还是要报告的，当然，不能就这样把事情报上去，该修饰的还要修饰，比如那份朝贡表文，虽不符天朝体制，但蛮夷不懂天朝礼仪，也可以原谅，只要在翻译时稍加润色一番，让皇上高兴就行。就这样，直到10月22日，一份署名郭世勋、盛住的奏折才发往北京。
12月3日，乾隆看到了这份奏折，与郭世勋的愁眉苦脸不同，乾隆爷倒是一脸的喜色，因为他看到的表文是这样写的：“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两年前乾隆八十大寿，英国未遣使祝寿）。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注意：原文中的全权特使变成了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增进友谊变成了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郭世勋的确厉害，原本一封以平等口气写的外交信函，愣是被他润色成一份蛮夷小邦仰慕天恩、前来朝贡的表文，也难怪把乾隆老头子哄的这么开心。英咭唎虽与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一样，早已被《皇清职贡图》、《大清会典》列为天朝的朝贡国，但毕竟还从未到天朝朝贡过。如今远夷仰慕天朝，向化输诚，不远万里前来朝贡，这让乾隆感动不已。
至于奏折中郭世勋讲述的那些英夷不符合天朝体制的问题，比如英夷以贡品贵重为由要求在天津登陆而不是天朝规定的广州，在乾隆看来，不过是枝节小事。蛮夷小邦初来天朝，自然有不懂规矩的地方，这还需要慢慢的教化，接不接待他们，关键是看他们的诚意。想到这儿，乾隆把那份翻译过来的表文又仔细看了一遍：嗯，高度的恭敬，说明英夷是有向化之诚的。乾隆也听说过，英夷是西洋蛮夷中最为强悍的国家，想到在他八十三岁生日party上，匍匐在他脚下的朝贡国又多了个强悍的英咭唎，乾隆不由喜上眉梢：这是何等的威风啊。于是他批示道：“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
除了批示，乾隆还要求沿海各地官员做好接待的准备，并为此次接待英夷使团定下了原则：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原则。乾隆又以上谕的形式告诫相关人员：“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是啊，人家毕竟是第一次朝贡，接待的规格自然要高于那些经常来朝贡的藩属。乾隆还嘱咐道：“于该国贡使到口时，总须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这也对，蛮夷嘛，还是要防着点儿。
当然，皇上下了谕旨，地方官员们总要来拍一下马屁，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就是马屁折的典范：“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英夷前来朝贡都是乾隆威德的功劳）。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英国朝贡的确是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可要优待人家啊）。”就这样，乾隆和他的手下都在得意洋洋的等待着英夷的到来。
连载前言
大凡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有个规则，小到菜市场中的讨价还价，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从本质上说，都是一场规则下的游戏，按照规则玩，是每个人必须掌握的处事原则。但是，如果同一件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规则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小事情，不同规则下的人们或许可以互相容忍，大的事情，牵扯的利益太大，激烈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典型而又惨痛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在过去的交往，几百年前的世界有两个国际体系，东西方各有一套交往的规则。由于规则的差异太悬殊，两个体系的交流无疑于地球人遭遇火星人，鸡同鸭讲的局面也自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碰撞，究竟按照谁的规则玩，成为那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引发了许多或喜或悲的故事。而我们的中国在这场规则之争中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并对今天的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世界，是西方规则主导一切的世界，今天的我们，早已适应并主动运用着西方的规则。只是，当我们用西方规则的眼光审视我们的过去时，得到的答案也许并不公允，所以，我们不妨抛开固有的思维与成见，心平气和的回过头来，重新回味一下中国走过的道路，或许，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1、天朝式翻译（上）
1792年10月18日，很普通的一天，广州城还是如同以往那样的井然有序，只是一些不速之客给广东巡抚郭世勋制造点儿麻烦：三位英夷人请求郭大人的会见，因为他们准备递交他们国王的信函。其实，他们早在9月20日就到了广州，托关系找人引见费了些周折。
这些年来，前往广州贸易的英夷越来越多，郭大人对他们并没什么好感。在郭大人眼里，这些英夷不懂规矩，又贪图利益，是蛮夷中的蛮夷，着实的讨厌。不过，考虑到信函是国王写的，郭大人还是同意了英夷的请求。
本来，郭大人以为信函的内容肯定是英夷请求朝贡，如今天朝恩威泽及四海，有几个蛮夷小国仰慕天朝，前来朝贡也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当那封信翻译成汉文后，郭大人不禁冒了一身冷汗：“……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这封信太放肆无礼了！普天之下，居然还有蛮夷敢以平等的口气与天朝说话，这简直是对天朝以及被天朝万民景仰的大皇帝的蔑视！震惊后的郭世勋又苦笑了一下：蛮夷就是蛮夷，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不过，在宦海沉浮多年的郭大人又马上意识到，他遇见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若就这样把信函报上去，恐被皇上斥责：如此无礼、蔑视天朝的表文也敢呈给皇上看？蛮夷不懂事也就罢了，你堂堂一个封疆大吏也不懂事吗？但是，英夷毕竟看起来像是朝贡的，若将此事不报，耽误了接待贡使的大事，怕是要丢乌纱帽的，万国来朝一直是皇上希望看到的，阻断蛮夷向化之路，坏了皇上的雅兴，这可是不小的罪名。
于是，郭世勋把粤海关监督盛住找来，两个人一起合计出一个完全之策：事情还是要报告的，当然，不能就这样把事情报上去，该修饰的还要修饰，比如那份朝贡表文，虽不符天朝体制，但蛮夷不懂天朝礼仪，也可以原谅，只要在翻译时稍加润色一番，让皇上高兴就行。就这样，直到10月22日，一份署名郭世勋、盛住的奏折才发往北京。
12月3日，乾隆看到了这份奏折，与郭世勋的愁眉苦脸不同，乾隆爷倒是一脸的喜色，因为他看到的表文是这样写的：“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两年前乾隆八十大寿，英国未遣使祝寿）。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注意：原文中的全权特使变成了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增进友谊变成了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郭世勋的确厉害，原本一封以平等口气写的外交信函，愣是被他润色成一份蛮夷小邦仰慕天恩、前来朝贡的表文，也难怪把乾隆老头子哄的这么开心。英咭唎虽与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一样，早已被《皇清职贡图》、《大清会典》列为天朝的朝贡国，但毕竟还从未到天朝朝贡过。如今远夷仰慕天朝，向化输诚，不远万里前来朝贡，这让乾隆感动不已。
至于奏折中郭世勋讲述的那些英夷不符合天朝体制的问题，比如英夷以贡品贵重为由要求在天津登陆而不是天朝规定的广州，在乾隆看来，不过是枝节小事。蛮夷小邦初来天朝，自然有不懂规矩的地方，这还需要慢慢的教化，接不接待他们，关键是看他们的诚意。想到这儿，乾隆把那份翻译过来的表文又仔细看了一遍：嗯，高度的恭敬，说明英夷是有向化之诚的。乾隆也听说过，英夷是西洋蛮夷中最为强悍的国家，想到在他八十三岁生日party上，匍匐在他脚下的朝贡国又多了个强悍的英咭唎，乾隆不由喜上眉梢：这是何等的威风啊。于是他批示道：“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
除了批示，乾隆还要求沿海各地官员做好接待的准备，并为此次接待英夷使团定下了原则：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原则。乾隆又以上谕的形式告诫相关人员：“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是啊，人家毕竟是第一次朝贡，接待的规格自然要高于那些经常来朝贡的藩属。乾隆还嘱咐道：“于该国贡使到口时，总须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这也对，蛮夷嘛，还是要防着点儿。
当然，皇上下了谕旨，地方官员们总要来拍一下马屁，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就是马屁折的典范：“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英夷前来朝贡都是乾隆威德的功劳）。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英国朝贡的确是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可要优待人家啊）。”就这样，乾隆和他的手下都在得意洋洋的等待着英夷的到来。
作者：澹台卓尔
连载前言
大凡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有个规则，小到菜市场中的讨价还价，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从本质上说，都是一场规则下的游戏，按照规则玩，是每个人必须掌握的处事原则。但是，如果同一件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规则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小事情，不同规则下的人们或许可以互相容忍，大的事情，牵扯的利益太大，激烈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典型而又惨痛的例子，就是中西方在过去的交往，几百年前的世界有两个国际体系，东西方各有一套交往的规则。由于规则的差异太悬殊，两个体系的交流无疑于地球人遭遇火星人，鸡同鸭讲的局面也自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碰撞，究竟按照谁的规则玩，成为那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引发了许多或喜或悲的故事。而我们的中国在这场规则之争中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并对今天的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世界，是西方规则主导一切的世界，今天的我们，早已适应并主动运用着西方的规则。只是，当我们用西方规则的眼光审视我们的过去时，得到的答案也许并不公允，所以，我们不妨抛开固有的思维与成见，心平气和的回过头来，重新回味一下中国走过的道路，或许，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1、天朝式翻译（上）
1792年10月18日，很普通的一天，广州城还是如同以往那样的井然有序，只是一些不速之客给广东巡抚郭世勋制造点儿麻烦：三位英夷人请求郭大人的会见，因为他们准备递交他们国王的信函。其实，他们早在9月20日就到了广州，托关系找人引见费了些周折。
这些年来，前往广州贸易的英夷越来越多，郭大人对他们并没什么好感。在郭大人眼里，这些英夷不懂规矩，又贪图利益，是蛮夷中的蛮夷，着实的讨厌。不过，考虑到信函是国王写的，郭大人还是同意了英夷的请求。
本来，郭大人以为信函的内容肯定是英夷请求朝贡，如今天朝恩威泽及四海，有几个蛮夷小国仰慕天朝，前来朝贡也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当那封信翻译成汉文后，郭大人不禁冒了一身冷汗：“……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这封信太放肆无礼了！普天之下，居然还有蛮夷敢以平等的口气与天朝说话，这简直是对天朝以及被天朝万民景仰的大皇帝的蔑视！震惊后的郭世勋又苦笑了一下：蛮夷就是蛮夷，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不过，在宦海沉浮多年的郭大人又马上意识到，他遇见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若就这样把信函报上去，恐被皇上斥责：如此无礼、蔑视天朝的表文也敢呈给皇上看？蛮夷不懂事也就罢了，你堂堂一个封疆大吏也不懂事吗？但是，英夷毕竟看起来像是朝贡的，若将此事不报，耽误了接待贡使的大事，怕是要丢乌纱帽的，万国来朝一直是皇上希望看到的，阻断蛮夷向化之路，坏了皇上的雅兴，这可是不小的罪名。
于是，郭世勋把粤海关监督盛住找来，两个人一起合计出一个完全之策：事情还是要报告的，当然，不能就这样把事情报上去，该修饰的还要修饰，比如那份朝贡表文，虽不符天朝体制，但蛮夷不懂天朝礼仪，也可以原谅，只要在翻译时稍加润色一番，让皇上高兴就行。就这样，直到10月22日，一份署名郭世勋、盛住的奏折才发往北京。
12月3日，乾隆看到了这份奏折，与郭世勋的愁眉苦脸不同，乾隆爷倒是一脸的喜色，因为他看到的表文是这样写的：“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两年前乾隆八十大寿，英国未遣使祝寿）。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注意：原文中的全权特使变成了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增进友谊变成了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郭世勋的确厉害，原本一封以平等口气写的外交信函，愣是被他润色成一份蛮夷小邦仰慕天恩、前来朝贡的表文，也难怪把乾隆老头子哄的这么开心。英咭唎虽与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一样，早已被《皇清职贡图》、《大清会典》列为天朝的朝贡国，但毕竟还从未到天朝朝贡过。如今远夷仰慕天朝，向化输诚，不远万里前来朝贡，这让乾隆感动不已。
至于奏折中郭世勋讲述的那些英夷不符合天朝体制的问题，比如英夷以贡品贵重为由要求在天津登陆而不是天朝规定的广州，在乾隆看来，不过是枝节小事。蛮夷小邦初来天朝，自然有不懂规矩的地方，这还需要慢慢的教化，接不接待他们，关键是看他们的诚意。想到这儿，乾隆把那份翻译过来的表文又仔细看了一遍：嗯，高度的恭敬，说明英夷是有向化之诚的。乾隆也听说过，英夷是西洋蛮夷中最为强悍的国家，想到在他八十三岁生日party上，匍匐在他脚下的朝贡国又多了个强悍的英咭唎，乾隆不由喜上眉梢：这是何等的威风啊。于是他批示道：“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
除了批示，乾隆还要求沿海各地官员做好接待的准备，并为此次接待英夷使团定下了原则：丰俭适中、不卑不亢，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原则。乾隆又以上谕的形式告诫相关人员：“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是啊，人家毕竟是第一次朝贡，接待的规格自然要高于那些经常来朝贡的藩属。乾隆还嘱咐道：“于该国贡使到口时，总须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这也对，蛮夷嘛，还是要防着点儿。
当然，皇上下了谕旨，地方官员们总要来拍一下马屁，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就是马屁折的典范：“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英夷前来朝贡都是乾隆威德的功劳）。当航海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英国朝贡的确是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可要优待人家啊）。”就这样，乾隆和他的手下都在得意洋洋的等待着英夷的到来。
一、天朝式翻译（下）
此时的英国使团已经乘船漂在海上，他们是9月26日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出发的，而马戛尔尼的心思暂时放在了法国的局势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共和国已经成立，君主制被废除了。当然，马戛尔尼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法王路易十六的脑袋将会被砍下来。但马戛尔尼对欧洲的局势非常清楚：英国正一步步的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英国海军部仍毫不犹豫的把最先进的“狮子”号军舰拨给使团使用，从中可以看出英国朝野上下对这次中国之行寄予了厚望。
马戛尔尼此次出使的使命主要有：要求天朝政府平等外交、开放口岸、扩大市场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天朝按照西方的规则游戏，而所谓的游戏就是指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交往。
东西方世界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后，已各自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国际社会体系：东方是以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基础、以各国承认中国宗主地位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讲究和谐相处；西方则是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国家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然，这个体系并不反对强权。
本来，在东西方还未直接接触时，大家也相安无事。但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西方人以不速之客的形象闯入朝贡体系后，也随之带来了一个新问题：究竟按照哪个国际社会的规则游戏？在今天，国与国的民商法律发生冲突时，会由国际私法来决定适用哪国法律。遗憾的是，那时的两个国际社会在规则上发生冲突时，并没有一个类似国际私法的东东来决定适用哪个规则，毕竟，这两个国际社会体系的规则差别太大，以至根本无法调和。
更糟糕的是，双方都希望对方适应自己的规则，都先入为主的拿自己的规则要求对方。开始时，西方人在表面上退让了。不过，他们也早就受够了，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实力与日俱增，所以，他们开始迫不及待的要求天朝按照西方的规则游戏，而马戛尔尼正是他们的尝试。
当1793年的春天到来时，马戛尔尼距离中国也越来越近了。此时，天朝沿海各省的官员们已经有些不知所措，在通讯极其落后的年代，英夷的使团何时才能到达天朝还是个未知数，很多接待工作是要有个确切的时间才行。乾隆也很着急，他担心的是英夷不能在他生日前赶到，所以，他老人家不断派人到广东打听消息，生怕错过了在生日party上制造万国来朝的好机会。终于，在6月20日，英夷的船队出现在澳门的海面上。广东巡抚郭世勋第一时间将消息送到北京，天朝的官僚体系也开始为马戛尔尼的到来高速运转起来。
马戛尔尼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天朝方面对他们来访的态度，所以，英国人的船队暂时停在澳门的海面上，马戛尔尼派他的副使斯当东到澳门打探消息。好消息很快传回到船上：天朝的皇帝同意了他们从天津登陆的请求，天朝沿海港口还全部向他们开放，并做好了接待、补给的准备。还能有比这个更振奋的消息吗？马戛尔尼站在甲板上，尽情的呼吸着东方的气息，神秘的天朝就在眼前，而天朝皇帝的热情，让他更有了自信。
一、2、礼品还是贡品（上）
英国使团并没有在广东靠岸，而是继续北上，只用了7天便来到浙江舟山群岛的定海县。定海总兵马瑀根据乾隆的指示非常热情的招待了英国人，马戛尔尼也因此能很从容的考察了定海的情况。虽然所到之处，英国人受到了中国民众毫无掩饰的围观和嘲笑，但并未影响他们初到中国的好心情，尽管中国看似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美好。有件小事引起了英国人的兴趣：当登上英船的中国领航员看到船舱里悬挂着乾隆的画像时，他们非常恭敬的向画像磕了几个头。在当时的马戛尔尼看来，磕头只是有趣，却未引起他的警觉。事实上，磕头在以后的日子里，会成为马戛尔尼最难以逾越的障碍。
马瑀应该说是一位非常忠于职守的天朝官员，他不仅热情的招待了英国人，还隐藏了定海县所有的乞丐，以至英国人惊讶的发现，定海居然没有行乞的人。其实，每个天朝官员都深谙面子工程的精髓，这并不需要上司的明示或者暗示，而是一种天生的本能。
按理说，马瑀的表现应该受到嘉奖才是，却未想被他的顶头上司浙江巡抚长麟参了一本。原来，在马戛尔尼还未到定海前，有艘英属东印度公司准备迎接使团的船只在定海靠岸了。马瑀最后将这艘船放走，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随后到来的马戛尔尼，这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他并没经过长麟的批准就同意这艘船离开定海。按照长麟的意思，应把这艘船先羁押起来，万一这艘船是间谍船怎么办？就算不是间谍船，起码也得调查一番才行。
长麟本以为乾隆会就此表扬自己，并处分马瑀，结果乾隆不但没责怪马瑀，还含蓄的批评了长麟：朕说多少遍了，要善待远人，要不卑不亢，人家蛮夷小国容易吗？大老远的跑来仰慕天朝，本来就战战兢兢，你又是怀疑又是羁押的，岂不寒了人家一颗赤诚的朝贡之心吗？乾隆还将此事写入上谕下发到沿海各省官员手中，让他们吸取教训，认真学习领会相关文件的精神，不要因为自己不当的行为，坏了朝贡的大事。
此时的乾隆还被大半年前英夷的朝贡表文感动着：一个蛮夷小国仰慕天朝，不远万里前来朝贡，这是种什么精神啊，作为天下共主的天朝大皇帝，他自然要加倍恩恤才行。因此，英国使团7月31日抵达天津后，呈现在英国人面前的是如下的食品：二十头牛、一百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鸡鸭二百只、面粉一百六十袋、大米一百六十包、馒头十四箱、红米白米二十箱、小米十箱、茶叶十四箱、水果四箱、黄瓜四十篮、南瓜一千个、西瓜一百个、甜瓜三千个。乾隆想显示一下天朝的热情与丰盈，显然，他并没考虑到其他方面，比如英国人会认为天朝把他们都当作了饭桶。
长芦盐运使徵瑞被任命为此次接待英夷的钦差大臣，派这个官员与英夷打交道，乾隆是有深意的，貌似这个官职与英夷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品级也低了点儿。其实，这正是天朝官场的学问，明着非常热情，其实派个低级别的官员接待你，暗地里已经贬低了你的身份却抬高了自己，让你乐呵呵的还不知道自己被人耍了。乾隆还给徵瑞下了指示：“……若该贡使等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乾隆在上谕中又说道：“试思该使臣向徵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简单点说，乾隆告诉徵瑞等官员，若英夷向他们磕头，不要推辞；若不磕头，也不要勉强。看似乾隆好象并不在意英夷是否磕头，实际上，他不在意的是英夷们是否向他手下的官员磕头，毕竟这是虚的。当轮到向乾隆磕头时，他就没这么大度了。
事情到此为止，中英双方还处于一个微妙的状态：天朝始终认为英国人是来朝贡的。当然，目前的英国人还是非常放松的，尤其是在享受了东方式的殷勤招待后，大部分人都感觉这次中国之行将会是一个美妙的旅程。
然而马戛尔尼却紧锁着眉头，他并不这么认为，比如那些盛情的款待，在马戛尔尼看来，这代表着天朝人“十分讲究形式”。他还时刻记得英属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经理的忠告：“中国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虽然，马戛尔尼并不知道目前的天朝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但尽早消除可能产生的误会是必须的，这也正是发挥他的才能的时候。
让我们看一下马戛尔尼的履历：他曾担任英国驻沙俄公使，在任期间，签订了一份极利于英国的商业条约，使英国商人在沙俄获取了同沙俄商人同等的权利，从而使他的名声享誉欧洲外交界；他还曾担任中北美洲的加勒比总督、印度的马德拉斯总督。这些经历使他拥有丰富的外交和殖民经验，有着丰富的与不同文化背景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现在正是发挥他的才华和经验的时候。
一、2、礼品还是贡品（下）
马戛尔尼决定在礼品清单上做文章。所以，8月2日这天，直隶总督梁肯堂（写马屁折那位老兄）以及钦差大臣徵瑞收到了马戛尔尼的礼品清单，这份清单分为三份：拉丁版、英文版、汉文版。有意思的是，清单的汉文版是马戛尔尼找人翻译的。并不能就此说马戛尔尼知道了天朝式翻译，但可以肯定的是，马戛尔尼非常重视这份清单，所以格外的小心。
可以说，这份清单给天朝的官员带来了极大的不悦，题目就是“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赠？礼物？梁肯堂和徵瑞不停的摇头，这些英夷的汉文水平可真差，明明是进贡和贡品嘛。而清单里的内容更是让这两位天朝大员触目惊心：“对两个主权国家而言，交流的愿望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主权国家？英夷要与天朝平起平坐吗？“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两位朝廷大员读出了恐吓的味道，又觉得好笑，英夷果然是井底之蛙，天朝之行会让他们知道天外有天的。
而清单后面的内容更让他们不快，因为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每份“贡品”都是欧洲科技的结晶，都是如此的奇妙精彩，都是如此的前所未有。炫耀，英国人在炫耀他们的“贡品”，这些蛮夷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他们怎么能在大皇帝面前炫耀自己呢？真是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
与广东巡抚郭世勋一样，这两位天朝官员也意识到问题的棘手性，他们的做法也和郭世勋一样，两位官员找人将礼品清单重新翻译了一遍。新译文与英国人自己翻译的译文有了很有趣的差别：一切有关主权国家的语句都被删除，炫耀的语气也被缓和。礼品当然要翻译成“贡品”，加几句蛮夷对天朝皇帝的恭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完成了这些工作，两人松了一口气，并以原译文错字很多为由，把自己翻译的译文送到乾隆那里。两人甚至还有些洋洋得意，一些让天朝人难以理解的名词，他们也做了巧妙的处理，比如天体运行仪被他们翻译成天文地理音乐钟，这也为以后的误会埋下了伏笔。
马戛尔尼并不知道他的译文被天朝官员调了包，他还在为自己的译文得意着。按照马戛尔尼在日记里的解释，他之所以用如此的笔法来写这份清单，完全是出于尊重中国的习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善于用夸张的手法。实际上，按照中国的习俗，这份清单应该是这样写的：我们小国寡民，没什么好东西，一点土特产，不成敬意。
当然，日记中的解释不过是托词，马戛尔尼之所以这样写，就是想向天朝表明：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不是东方规则下的贡使，而是西方规则下的公使。
一、3、神奇的大钟表（上）
“天体运行仪，它代表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这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这架天体运行仪最后还能模拟各天体的蚀、合和冲。它指出人们观察时的确切月、周、日、时和分。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以上是马戛尔尼在清单上对天体运行仪的介绍，可惜的是他上面的介绍已经被两位大人涂改的面目全非了，而且名字也被改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其实，就算把马戛尔尼的原本介绍送过去，乾隆也未必能看的懂。不过，虽然两位大人把清单上炫耀的口气缓和了，但依然能让人感出这些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份“贡品”清单引起了乾隆爷的不快，更准确的说，伤了乾隆的自尊心。以前各蛮夷小国前来朝贡，贡献的都是一些地方土特产，而这一次英夷却不太懂规矩，在“贡品”清单上，总是说他们的“贡品”是前所未有的、是巧妙独绝的，搞的他们好象比天朝还要厉害似的。
尤其是看到天文地理音乐钟的介绍时，我们的乾隆爷已经愤然了：不就一个大钟表吗？还介绍的玄乎其玄，我们天朝有的是西洋钟表，蛮夷小国就是蛮夷小国，一个大钟表就夸耀成这样。所以，乾隆批示道：“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夸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乡下人没见过世面，自以为很了不起）。”
另外，乾隆又嘱咐徵瑞道：“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已有之。如此明白谕之，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有意思的是第一句：“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也就是说，乾隆要徵瑞在与马戛尔尼闲谈时，装做无意说出这些话。显然他老人家不想让英夷难堪，再怎么说人家也是来诚心进贡的，小国寡民的没见过世面，我泱泱大国怎能与他一般见识，说的太正式了，人家怎么下的了台啊。这是标准的天朝式智慧，尽管看似有点虚伪。
不过，清单上一个不起眼的词，却真让乾隆生起气来。原来，马戛尔尼居然在清单中自称为钦差。钦差是什么？钦差就是皇帝的特使，一个蛮夷小国的贡使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钦差呢？所以，乾隆在8月6日收到清单的当天，就发出了上谕：“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说到底，梁肯堂和徵瑞的工作没做好，找人重新翻译并润色一遍，却阴差阳错的忘记修改“钦差”这个词。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也可以说明两位大人的预见性，一个“钦差”就让乾隆抓狂，若是他见到马戛尔尼原版的清单，后果会怎样呢？
就在乾隆观看清单的同时，马戛尔尼正在天津拜访直隶总督梁肯堂。梁肯堂热情的招呼马戛尔尼喝茶，并嘘寒问暖：特使先生身体怎么样？天朝的饭菜吃的惯吗？天朝的水喝的惯吗？天朝的空气新鲜吗？你想不想家啊？……马戛尔尼拿出手绢擦了擦汗，他真想冲这位梁大人高喊一句：“shut up。”马戛尔尼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要紧的事要谈，而梁大人却要说这么多如此空洞的客套话。其实，马戛尔尼根本不了解天朝官场以及中国人，不管是不是虚情假意，不用这些无聊的客套话做开场白，正事还真的没办法开始谈。
终于，像苍蝇一样的梁肯堂结束了他的开场白，这个世界也总算清净了，马戛尔尼抓住这个机会，赶紧谈正事。原来马戛尔尼要求在他们到北京后，能尽量住在一个宽敞的宅子里，因为使团有很多人，而且他们还有很多“贡品”。当梁肯堂告诉他，皇帝准备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他们时，马戛尔尼的心凉了半截：看来不能在北京住了。接着，马戛尔尼又提出了下个要求，他希望他们的船队能回到舟山的定海停靠，因为船员不能跟随进京，而且他们中很多人都生了病，船也需要修理一下，舟山的港口正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梁总督很爽快的答应了这件事，并表示可以供应这个船队一年的粮食。
其实，狡猾的马戛尔尼在这两个要求中都埋下了伏笔：在北京要求宽敞的住宅，实际上是在为大英帝国驻华大使馆物色房子；而船队到舟山去休整，也是想效仿葡萄牙租借澳门的先例。马戛尔尼是聪明的，他并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样容易被天朝拒绝。他想制造一种即成事实的结果：我们就赖在那儿不走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地。
目前看来，在北京找房子的事，因为要到热河觐见皇帝而耽搁下来，好在船队去舟山的建议得到了批准，马戛尔尼的心情还是不错的。梁总督在送走马戛尔尼后，心情却没有马戛尔尼那么好。并不是他识破了英国人的用意，而是英国人对待礼节的态度引起了他的不满。当然，梁总督并没有当场指出来，而是根据文件的指示精神，事后马上写奏折向乾隆做了汇报：“马戛尔尼等上岸求见，臣等恭宣大皇帝有旨，该贵使向上免冠竦立。”注意，在梁肯堂宣读圣旨时，马戛尔尼的礼节：向上免冠竦立。通俗的说，就是摘掉帽子，很敬畏的站着。按照东方的规则，在宣读大皇帝的圣旨时，英夷应该跪下才是；宣读完毕后，也应磕头，然后高呼谢主隆恩的。如今该夷虽脱掉了帽子，但毕竟还是站着听完了圣旨，对皇上着实的不敬。而且在交谈时，英国人只顾着享乐（住房问题），却没有问一下他在天朝应该如何行礼。梁肯堂在心里嘀咕着：蛮夷就是蛮夷，贪图利益，不懂礼数。
另外，在会谈中，马戛尔尼说那个天文地理音乐钟（天体运行仪）需要一个月才能安装起来，梁肯堂直到此时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大钟表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安装？感到不可思议的梁总督也把这件事写进了汇报的奏折。
一、3、神奇的大钟表（下）
8月8日，所有的物品都被搬运到天朝的内河小帆船上。8月9日，在锣鼓喧天中，英国人乘着这些小帆船沿着白河，开始了进京之路。白河的沿途都搭好了戏台子，插满了飘扬的彩旗，天朝官员的面子工程又一次营造了热闹的欢迎氛围。引起英国人注意的还有白河沿岸围观的天朝百姓，就如同他们在定海县看到的那样，天朝人都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这群金发碧眼的白人，并用手指指点点，最后发出嘲弄般的笑声。这笑声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显然中国人的做法太缺乏礼貌，一点不像欧洲传说的那样，是孔夫子教导下的道德与礼仪的门徒。
当天朝官员理所当然的将写有“英咭唎贡使”的长幡挂在英国人的船上时，一股受辱感激怒了使团每一个人：我们大英帝国不是中国的附属国，我们是来平等交往的。马戛尔尼不愧是外交的老手，他忍了，并告诉他的手下就当没看见。是啊，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才来到中国，不能因为这些枝节小事而将大事毁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公然就这个问题提出抗议，那么天朝会毫不客气的把他们驱逐出境：不是来朝贡的？那你们来天朝干什么？外藩的使团来到天朝，只有朝贡这一个目的。如果不是，OK，请回去吧，天朝不欢迎不懂礼貌的蛮夷。
沉默归沉默，马戛尔尼的脑子依然在飞速的运转，他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看来天朝果然按照朝贡体系的规则出牌了。当然，前文也说了，当面反对是不妥的，在马戛尔尼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天朝人自己觉悟，觉悟到与他们打交道的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而接受英国人的规则。
目前的马戛尔尼还不知道乾隆看了那份礼物清单后的反应，他对这份清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更让马戛尔尼充满期待的是那些给乾隆的礼物，这是英国人精心挑选出来的，礼品也因此尽显欧洲科技风采：军舰模型、天体运行仪、玻璃灯、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连发枪、步枪、特种钢制造的利剑……，在马戛尔尼看来，这些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给高傲的天朝上一堂科技普及课。
8月11日，英国人还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直隶总督粱肯堂以及钦差大臣徵瑞却要率领天津的官员宴请他们。目的也异常的简单，正如梁总督奏折里写的那样：“臣等拟于公所筵宴，俾初履中华之士，钦睹上国之光。”说白了，他们要领英夷们开开眼。这场宴会对于英夷们并没什么特别的，不吃白不吃，吃饱了再回船上睡觉去。但对于天朝的官员们，英夷在宴会上的表现足以让他们震撼。
这顿宴席是皇上赐予的，因此，开饭前，所有的天朝官员都向摆满饭菜的饭桌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感谢皇上恩赐这顿饱饭。可是英夷呢，仅仅摘下帽子，然后点了点头，就跟个没事人似的立在那里。吃起来倒是比谁都香，看那吃相，跟猪似的。他们没向饭桌磕头谢恩，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吃下去呢？
这个时候，乾隆也没闲着。作为天朝方面的幕后指挥者，他时刻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最新的奏折让乾隆很不舒服，甚至是有些愤怒，因为那个大钟表的安装居然需要一个月，乾隆批示道：“此必系该贡使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安装尚须一月，则制造岂不更需年岁？”天朝有的是能工巧匠，何况西洋钟表天朝也有的是，还用英夷这般自吹吗？
不过，乾隆爷到底是“圣君”，他还是消了火，不与这帮未见过世面的蛮夷见识，他下令大钟表等安装费时的贡物陈列到圆明园，其他贡物送到热河。后来，乾隆又找了些钟表工匠、西洋传教士去帮助英夷安装，并让那些人暗记安装的要领，以备日后使用。除此之外，乾隆更关注另外一个问题。
一、4、最艺术的礼仪（上）
乾隆注意到梁肯堂的奏折中有关英夷不肯磕头的描述，联想到此前英夷们夸耀他们的“贡品”，乾隆有些迷惑了，为什么先前很恭顺的英夷到达天朝后，突然桀骜不逊了呢？乾隆仔细的将事情回想一遍，发现自从梁肯堂出现后，英夷才傲慢起来。梁是直隶总督，是朝廷的大员，一定是朝廷大员参与接待工作，才助长了英夷的傲慢。乾隆有些后悔，看来他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派个低级别的长芦盐运使打发英夷是正确的，只是看到英夷的恭顺，甚感欣慰的乾隆才让梁肯堂出面。看来他错了，高抬这帮不懂事的蛮夷，只能让他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该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在深刻检讨前面的失误后，乾隆立刻想好了对策，他命令梁肯堂以后不准参与接待英夷的工作，理由是永定河防汛工程需要他去坐镇。
另外，针对英夷不肯下跪磕头，乾隆又给钦差大臣徵瑞发出了新的指示。他要求徵瑞在不经意的谈话中向英夷解释，他们要对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的。如果英夷们的衣服（西服）太紧身，不方便下跪，那么觐见时，就可先把腰带、吊袜带解下来，磕完头再穿上。看看，我们的乾隆爷想的多体贴、多周到啊，连解腰带磕头这招都能想出来，就差脱裤子了。
乾隆还让徵瑞暗示英夷：让你磕头也是为你好，皇上他老人家生日party那天，有很多国家的贡使，如果你不肯磕头，会被大家耻笑的；而且英王对天朝是多么的恭顺，你不磕头岂不是违背了英王的初衷吗？这可是不忠之罪啊。总而言之，乾隆让徵瑞告诉英夷，磕头是件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这次乾隆又要玩一把不经意闲谈时告诉英夷的把戏，天朝式的智慧再一次体现出来。如果上次的把戏是避免英夷的尴尬，那这一次乾隆就是为自己的脸面着想了。若是郑重其实的找英夷谈，说明天朝很在乎这个问题，天朝怎么能在乎这个问题呢？我天朝泱泱大国与小小的蛮夷计较这些，也忒没气量了吧。不过，英夷不下跪磕头，这又算哪门子朝贡啊。所以，乾隆只得再玩一把天朝式智慧。
8月15日，英国使团已快到达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他们要在这里换陆路去北京。一路上，他们对天朝有了新的看法，天津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大城市，然而这座城市却令英国人失望了：“那里（天津）的房子即使和伦敦最贫困区的房子也都无法相比。整个城市都显得贫穷和破烂。”天朝正在拨开天堂的面纱，将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在这群不速之客面前。
8月8日，所有的物品都被搬运到天朝的内河小帆船上。8月9日，在锣鼓喧天中，英国人乘着这些小帆船沿着白河，开始了进京之路。白河的沿途都搭好了戏台子，插满了飘扬的彩旗，天朝官员的面子工程又一次营造了热闹的欢迎氛围。引起英国人注意的还有白河沿岸围观的天朝百姓，就如同他们在定海县看到的那样，天朝人都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这群金发碧眼的白人，并用手指指点点，最后发出嘲弄般的笑声。这笑声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显然中国人的做法太缺乏礼貌，一点不像欧洲传说的那样，是孔夫子教导下的道德与礼仪的门徒。
当天朝官员理所当然的将写有“英咭唎贡使”的长幡挂在英国人的船上时，一股受辱感激怒了使团每一个人：我们大英帝国不是中国的附属国，我们是来平等交往的。马戛尔尼不愧是外交的老手，他忍了，并告诉他的手下就当没看见。是啊，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才来到中国，不能因为这些枝节小事而将大事毁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们公然就这个问题提出抗议，那么天朝会毫不客气的把他们驱逐出境：不是来朝贡的？那你们来天朝干什么？外藩的使团来到天朝，只有朝贡这一个目的。如果不是，OK，请回去吧，天朝不欢迎不懂礼貌的蛮夷。
沉默归沉默，马戛尔尼的脑子依然在飞速的运转，他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看来天朝果然按照朝贡体系的规则出牌了。当然，前文也说了，当面反对是不妥的，在马戛尔尼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天朝人自己觉悟，觉悟到与他们打交道的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而接受英国人的规则。
目前的马戛尔尼还不知道乾隆看了那份礼物清单后的反应，他对这份清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更让马戛尔尼充满期待的是那些给乾隆的礼物，这是英国人精心挑选出来的，礼品也因此尽显欧洲科技风采：军舰模型、天体运行仪、玻璃灯、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连发枪、步枪、特种钢制造的利剑……，在马戛尔尼看来，这些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给高傲的天朝上一堂科技普及课。
8月11日，英国人还在前往北京的路上，直隶总督粱肯堂以及钦差大臣徵瑞却要率领天津的官员宴请他们。目的也异常的简单，正如梁总督奏折里写的那样：“臣等拟于公所筵宴，俾初履中华之士，钦睹上国之光。”说白了，他们要领英夷们开开眼。这场宴会对于英夷们并没什么特别的，不吃白不吃，吃饱了再回船上睡觉去。但对于天朝的官员们，英夷在宴会上的表现足以让他们震撼。
这顿宴席是皇上赐予的，因此，开饭前，所有的天朝官员都向摆满饭菜的饭桌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感谢皇上恩赐这顿饱饭。可是英夷呢，仅仅摘下帽子，然后点了点头，就跟个没事人似的立在那里。吃起来倒是比谁都香，看那吃相，跟猪似的。他们没向饭桌磕头谢恩，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吃下去呢？
这个时候，乾隆也没闲着。作为天朝方面的幕后指挥者，他时刻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最新的奏折让乾隆很不舒服，甚至是有些愤怒，因为那个大钟表的安装居然需要一个月，乾隆批示道：“此必系该贡使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安装尚须一月，则制造岂不更需年岁？”天朝有的是能工巧匠，何况西洋钟表天朝也有的是，还用英夷这般自吹吗？
不过，乾隆爷到底是“圣君”，他还是消了火，不与这帮未见过世面的蛮夷见识，他下令大钟表等安装费时的贡物陈列到圆明园，其他贡物送到热河。后来，乾隆又找了些钟表工匠、西洋传教士去帮助英夷安装，并让那些人暗记安装的要领，以备日后使用。除此之外，乾隆更关注另外一个问题。
一、4、最艺术的礼仪（上）
乾隆注意到梁肯堂的奏折中有关英夷不肯磕头的描述，联想到此前英夷们夸耀他们的“贡品”，乾隆有些迷惑了，为什么先前很恭顺的英夷到达天朝后，突然桀骜不逊了呢？乾隆仔细的将事情回想一遍，发现自从梁肯堂出现后，英夷才傲慢起来。梁是直隶总督，是朝廷的大员，一定是朝廷大员参与接待工作，才助长了英夷的傲慢。乾隆有些后悔，看来他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派个低级别的长芦盐运使打发英夷是正确的，只是看到英夷的恭顺，甚感欣慰的乾隆才让梁肯堂出面。看来他错了，高抬这帮不懂事的蛮夷，只能让他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该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在深刻检讨前面的失误后，乾隆立刻想好了对策，他命令梁肯堂以后不准参与接待英夷的工作，理由是永定河防汛工程需要他去坐镇。
另外，针对英夷不肯下跪磕头，乾隆又给钦差大臣徵瑞发出了新的指示。他要求徵瑞在不经意的谈话中向英夷解释，他们要对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的。如果英夷们的衣服（西服）太紧身，不方便下跪，那么觐见时，就可先把腰带、吊袜带解下来，磕完头再穿上。看看，我们的乾隆爷想的多体贴、多周到啊，连解腰带磕头这招都能想出来，就差脱裤子了。
乾隆还让徵瑞暗示英夷：让你磕头也是为你好，皇上他老人家生日party那天，有很多国家的贡使，如果你不肯磕头，会被大家耻笑的；而且英王对天朝是多么的恭顺，你不磕头岂不是违背了英王的初衷吗？这可是不忠之罪啊。总而言之，乾隆让徵瑞告诉英夷，磕头是件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这次乾隆又要玩一把不经意闲谈时告诉英夷的把戏，天朝式的智慧再一次体现出来。如果上次的把戏是避免英夷的尴尬，那这一次乾隆就是为自己的脸面着想了。若是郑重其实的找英夷谈，说明天朝很在乎这个问题，天朝怎么能在乎这个问题呢？我天朝泱泱大国与小小的蛮夷计较这些，也忒没气量了吧。不过，英夷不下跪磕头，这又算哪门子朝贡啊。所以，乾隆只得再玩一把天朝式智慧。
8月15日，英国使团已快到达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他们要在这里换陆路去北京。一路上，他们对天朝有了新的看法，天津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大城市，然而这座城市却令英国人失望了：“那里（天津）的房子即使和伦敦最贫困区的房子也都无法相比。整个城市都显得贫穷和破烂。”天朝正在拨开天堂的面纱，将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在这群不速之客面前。
一、4、最艺术的礼仪（下）
也就此时，钦差大臣徵瑞带着他的手下前来拜访马戛尔尼，他们是来执行乾隆的天朝式智慧的。徵瑞先告诉马戛尔尼几个好消息：皇上对使团的表现非常满意，他老人家已经为使团在圆明园旁边准备了住处，而且皇上还同意把部分“贡品”放到圆明园，不必带到热河去。对于马戛尔尼来说，这的确是好消息。当说完正事以后，徵瑞又与他闲聊起来，马戛尔尼喜欢这种方式，不过，他很快发现这闲谈是有玄机的。
徵瑞不知哪来的雅兴，开始聊起了中西方的服饰：还是天朝的服装好啊，宽松自由，想下跪就下跪，想磕头就磕头，不会碍手碍脚的；你们英国人的衣服就不行，这么紧身，下跪磕头多麻烦啊。马戛尔尼不是笨蛋，他能听出徵瑞的暗示。当然，马戛尔尼并没就此对天朝服饰和天朝的磕头产生好感，而是对徵瑞的语言艺术完全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在作暗示时那么艺术、机智和巧妙，以致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产生钦佩之意。”
闲聊还在继续着，徵瑞又叹了口气，很同情的看着马戛尔尼：你看你这身衣服，见了皇上可怎么办啊，不如你见皇上时，先把这些腰带、吊带什么的脱掉，这样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向皇上行礼了。马戛尔尼也不是泛泛之辈，他的回答同样艺术：谢谢几位大人的好意，我想皇上会更喜欢我向自己的君主行的那种礼仪。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位天朝官员突然很热情的要向马戛尔尼示范磕头之礼，不过，被马戛尔尼谢绝了。明明马戛尔尼委婉的拒绝了磕头，可天朝的官员却突然兴高采烈的要教导他磕头，好象他已经答应了似的。不管是翻译出了问题还是徵瑞本人没理解马戛尔尼的话，都可能导致了徵瑞对这个问题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徵瑞在会见完后，马上将此事向乾隆汇报，奏折里面是这样写的：“英咭唎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徵瑞随时倒教，俾臻妥善。”事实上，就算徵瑞在会见时领会错了马戛尔尼的意思，他在奏折里也是在撒谎。不过，狡猾的徵瑞最后写道：“惟（该贡使）善于遗忘。”徵瑞吹归吹，却也为自己留了后路，假如将来英夷见了乾隆不磕头，这不能怪到徵瑞的头上，谁让英夷“善于遗忘”呢？
不过，徵瑞为什么要撒谎呢？这里牵扯到天朝官场里的学问。领导已经把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教给你了，问题却没有解决好，就像马戛尔尼这样模棱两可的表态，是不能称作完美的。责任在谁呢？领导永远都是对的，这自然是你执行的不力，说明你是无能的，你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将一落千丈。所以，徵瑞也是有苦衷的。
乾隆收到这份奏折后，自然是龙颜大悦：看来夷人就是贱，稍微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知道天朝的厉害了。不过，徵瑞给自己留的后路也让乾隆伤脑筋，善于遗忘？这夷人的智商就是不行，如此艺术、如此博大精深的礼节，他们自然是难以理解并记住的。所以，乾隆给徵瑞批示道：“该贡使到（热河）后亦须先为学习礼体，倘有不合仪节之处，尚应逐一指示，拜跪娴熟方可带领瞻觐。”
8月21日，使团到达北京城，当然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北京，而是北京西郊的圆明园，他们的住处就在圆明园的旁边。接下来几天，天朝方面安排英国人参观这座在欧洲已经神话的园林。马戛尔尼是第一位进入圆明园的英国爵士，当然，他并不为此感到自豪。最后一位进入圆明园的英国爵士是67年后的额尔金，并由他下令将圆明园烧毁。圆明园的景观自然让英国人惊叹，
不过，马戛尔尼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还要考虑他的问题。使团目前陷入了很大的困境，天朝已明显要求英国人接受朝贡体系中的磕头规则。马戛尔尼自然不会答应，但他目前只有敷衍下去，能拖就拖，拖到天朝人醒悟的那天。此时，圆明园的大水法开始喷水了，望着这座设计灵感来源于法国凡尔赛宫的西洋楼，马戛尔尼突然想起了他的部分礼物将在圆明园展出，这也许是个机会，他要把圆明园变成展现英国实力的科技宫。
一、5、较量已经开始（上）
8月24日，英国人开始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装部分礼品。参加这次展览的礼品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天球仪、分枝吊灯、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以及弗雷泽天文仪，这里已经变成了英国科技博览馆。英国人很自豪的看着自己的礼品：“无论在全世界什么地方，人们都无法想象在同一个场所集中如此精美的物品。”马戛尔尼自信的笑着：小样儿，你们马上就知道什么叫强国了。
果然，消息传出后，在北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批贵族和官员涌到了圆明园，以至马戛尔尼不得不要求“设法控制参观者的质量、数量和参观时间。”马戛尔尼坚信这种轰动效应是因为礼品的高科技所带来的。实际上，他不知道的是，天朝人有爱看热闹的喜好，尤其是这种新鲜的西洋玩意儿。
此时的英国人很激动的站在那里，准确的说，他们在等待，等待参观的人们对他们报以最诚挚的赞叹，并就此敬仰英国。结果让英国人失望了，天朝人在最初的新奇后，又纷纷露出不屑的神情：这些奇淫技巧的玩物能治理国家吗？没有礼教和农业，能治理国家吗？大清的江山已经一百五十年了，也没见过大清的子民玩什么地球仪，江山照样稳固。以后的历史给了这个问题最标准的答案：67年后，英法联军闯进了圆明园，令人惊奇的是，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枪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里，这么多年了，天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弹、炮弹一发都没少。英国人又突然感到庆幸，他们将这些枪炮运回了它们67年前的老家——英国阿塞纳尔。
不过，马戛尔尼并不认为他精心准备的礼品未能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因为他看到了天朝人对英国礼品的兴趣与新奇，虽然他们后来又流露出不屑的表情，但在马戛尔尼看来，这是“虚荣和自负”的表现。马戛尔尼天真的认为，他的礼品冲击波已经使天朝人在内心仰慕英国了，只是他们还在刻意的掩饰着。因此，他更自信他的礼品会让乾隆另眼看待英国的，然后，同意按照西方的规则游戏。
8月26日，除了留下几个在圆明园照看礼品的人外，使团住到了天朝方面给他们在北京城内安排的新宅子。英国人对宅子是满意的：“不仅舒适，而且十分宽敞。”与此同时，英国的船队抵达舟山，他们下了船，在陆地上支起了帐篷居住。这几百名船员颇让天朝头痛，因为天朝惊讶的发现英夷们喜欢吃肉，对粮食没有什么兴趣。而且英夷们的食量惊人，简直就是几百个饭桶。以前答应过给英夷供应一年的粮食，现在看来得供应一年的肉类了，这比先前的预算超出了很多。另外，英国船员水土不服，已经有5个人得病死了，他们被天朝的防疫隔离带给隔离开。所以，船长高尔给马戛尔尼写了一封信，请马戛尔尼就目前的情况给予指示。
信件通过天朝的快马送到了北京，然后由钦差徵瑞交给了英国人。马戛尔尼给高尔船长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让船队最好去广州，看来舟山并不适合英国人。这时，徵瑞说话了，他要求知道高尔的来信以及马戛尔尼回信的内容。马戛尔尼虽然不悦，还是满足了徵瑞的要求，就信件的内容向徵瑞做了简单的通报。令马戛尔尼愤怒的是，这位天朝的钦差居然又要求他进行磕头练习，他断然拒绝了徵瑞，并说他会就磕头这件事写一封外交照会。
徵瑞知道事情闹大了，虽然他不清楚外交照会是什么东西，但他知道他向乾隆撒的谎也许会被拆穿。8月29日，马戛尔尼果然向徵瑞递交了一份有关礼仪问题的外交照会，并要求徵瑞将此照会转呈给乾隆。这份外交照会就礼仪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英国人可以磕头，但必须“让一位地位与大使相当的清廷大臣身着英国服饰在马戛尔尼北京的住所里，对着英王陛下的画像行礼，而大使本人则在中国皇帝御座前演示同样的礼仪。”这封照会看似是英国人对天朝让步了，毕竟，马戛尔尼准备磕头了。但实际上，马戛尔尼是想表明：两个国家的主权是平等的。所以，他的这份建议很艺术，表面上满足了乾隆的愿望，实则是在按照西方规则的理念出牌。可以说，徵瑞再次要求英国人练习磕头激怒了马戛尔尼，使马戛尔尼不得不改变先前让中国人自己觉悟的策略，而采取主动但又婉转的方式要求中国接受西方的规则。
9月2日，英国使团离开北京向热河进发。乾隆的生日party在热河举行，他老人家准备在party上接见英国人。在路上，英国人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徵瑞一名手下告诉他们，皇上很有可能批准他的建议，所以，马戛尔尼的心情非常好。9月8日，英国使团抵达热河。天朝方面举行了很盛大的入城仪式：英国人和他们的“贡品”被排成了整齐的队列，在大批天朝官员和士兵的引导下，在乐队的伴奏下，缓缓入城。
如此热闹的场面吸引了许多百姓的围观，场面搞得着实的热闹。在英国人看来，这种仪式虽然有点滑稽，但他们能感到仪式的庄严，所以，英国人把这种仪式当作一种礼遇。其实，他们错了，这种仪式与其说是欢迎他们的，倒不如说是一场表演秀，一场给百姓们的表演秀：看吧，我天朝大皇帝的威严，又有蛮夷来朝贡了。
一、5、较量已经开始（下）
所以，表演秀结束后，住进馆舍的英国人发现自己突然受到了冷遇：没有朝廷官员来接待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乾隆的宠臣和珅要代表皇帝来看望他们的。和珅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中国史上第一大贪官，这位重要人物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
这前后巨大的反差让不明白表演秀真谛的英国人在馆舍里生着闷气：入城后，他们布置好一切，作为欢迎用的仪仗队时刻准备着和珅的光临。一天过去了，和珅没有来，英国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对于一个主权国家，尤其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外交使节，他们怎么能这样冷遇呢？
就在这时，钦差徵瑞来了，原来他并没有将马戛尔尼的外交照会呈给皇上，他这次来，是将照会退给马戛尔尼的。徵瑞说，他无法回答这份照会，也不适合转呈这份照会，他建议马戛尔尼将照会递交给和珅，和珅会给英国人一个答复的。
马戛尔尼这才知道他那封外交照会居然被扣在徵瑞手里整整十天。不仅如此，天朝官员还要求英国人在照会上用汉文签下英国人的名字，最终，副使斯当东的儿子用汉文在照会上签了字。小斯当东当时只有13岁，他跟随父亲来到了天朝。这个异常聪明的孩子，一路上跟着传教士学了些汉文，竟也有板有眼，成为使团里的翻译。
不过，徵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不是傻子，他能读懂那封外交照会：表面上同意磕头，实际上是在违反朝贡规则的理念，是要把英夷与天朝摆在平等的位置上。如此大逆不道的照会肯定会让皇上震怒，皇上也肯定会迁怒于他这个转呈人：这样的东西也敢给皇上看？可怕的是，这封照会太直白，根本不可能对它有什么润色，天朝式翻译在这里派不上用场。所以，徵瑞让英国人在照会上签字，以此证明此照会乃英国人自己翻译的，与他无关。
不管如何，这份照会还是要递交给皇上的，扣押照会只能使自己捅更大的篓子。徵瑞已经意识到作为钦差的他肯定要牵扯进去，不过，徵瑞毕竟在官场里滚打摸爬多年，他要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所以这份照会不能由他转呈，他要找一个最合适的人，这个人就是和珅。因为，天朝人都知道，和珅是乾隆的宠臣。依靠皇上的宠爱，普天之下，大概也只有他敢把这份照会交给皇上了。所以，徵瑞一直压着这件事情，先稳住英国人，等到了热河，他巧妙的把球传给和珅，这个助攻很精彩，至于和珅如何射门得分，那是和珅的事。
就在马戛尔尼送走徵瑞后，那个爽约一天的和珅终于有消息了：和大人之所以不来，是因为他的膝盖摔伤了，不方便行动，再说和大人的随从人员太多，英国人的馆舍怕也装不下，所以，和大人要求马戛尔尼去叩见他。
和大人为什么要爽约呢？膝盖摔伤了只是骗人的把戏，归根到底，和大人觉得去看望英夷太有损他的面子。我和珅是谁？大皇帝的宠臣、天朝的阁老与中堂，居然要屈尊去看望几个卑微的蛮夷？呸！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啊，按照天朝的礼制，这些不懂事的蛮夷应该到他的府上去叩见他，顺便再送点“土特产”什么的，以表孝心。唉，这些蛮夷真不会做人。
一、6、相互妥协（上）
和珅的傲慢激怒了英国人，英国人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他们要对和珅进行外交报复。那天晚上，只有副使斯当东来到了和珅的官邸。斯当东先生耸了耸肩：sorry，马戛尔尼先生路途疲惫、腿部不适，不能来了。此时的马戛尔尼还躲在馆舍里乐呢：嘿嘿，你小子膝盖不好，我TMD腿还不舒服呢。这种外交报复在现代国家关系中经常能看到，比如你驱逐我一个参赞，我就宣布你的一位武官不受欢迎。当然，我们的和大人并不能理解。他铁青着脸坐在那里，甚至都没客气的站起来过：这些英夷也太狂妄了，把我和珅当什么了。
其实，天朝方面对这次会面非常重视，几乎所有的内阁大学士都出席了。马戛尔尼的缺席使天朝官员很恼火，所以，他们的态度冷淡，语气也很傲慢。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就是那个一路上学了些汉文的小孩，当场用汉语宣读了英王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的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最神圣的乔治三世陛下，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和珅皱了一下眉头，他能听出双方平等的口气。
乔治三世在信中谈了他这次派使团到天朝的目的：一，英国人勇于探索世界，但他们是和平的，他们只想增加知识，增进交流，他们更急于了解“那些因为君主制定明智法令并以身作则而臻于完善的文明国家。”而“中国备受称赞的制度”是乔治渴望了解的；二，乔治强调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三、乔治又表示在交流中，习俗与法律的不同是最大的障碍，因此，两国互派大使可以让“我们两国之间所有的误解都能被避免，所有的不便都能被消除，一种坚实而持久的关系将得以巩固，相互帮忙将会带来互惠互利。”最后，乔治又介绍了“睿智能干”的马戛尔尼，并确信他能完成这个使命。
很遗憾，可怜的乾隆爷将来看到的又是一份天朝式翻译，他看到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英咭唎国王乔治三世蒙天主恩，英咭唎国及佛朗西及爱尔兰国王海主卫道者，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原文中那种双方平等的口气被修改掉了，乔治后面写的了解与交流的愿望自然而然要改为“向化输诚”的朝贡，出使的马戛尔尼也自然要准备在北京“沐浴教化”。
信念完了。斯当东又将那封有关觐见礼仪的外交照会递给了和珅。冲突至此达到了白热化，和珅严辞拒绝了外交照会的建议，并要求英夷继续学习天朝礼仪；而斯当东坚持英国人在向乾隆下跪的同时，天朝同级别官员必须向英王的画像下跪。其实，在这次会见前，乾隆已经诏谕和珅：英夷只下跪一次就行，不必按照天朝礼制要求的那样三跪九叩。这已经是对英夷们的最大宽容了。和珅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天朝大皇帝已经如此恩宠、优待你们这帮蛮夷，你们不感恩不要紧，还得寸进尺了。当然，和大人在表面上还要压制住自己的怒火，最多用傲慢来表达自己对英夷的鄙视。所以，这次会面中，虽然大家互不让步，有些不友好的气氛，但最终还是体面的结束了。
按照朝贡体系的规则，外国的君主也是天朝大皇帝的臣子，他们与皇帝的臣子是平等的关系，如果让皇帝的臣子向外国君主下跪磕头，这就等于承认外国君主与天朝皇帝是平等的。所以，乾隆震怒了！他老人家是如此的优待英夷，好吃好喝的供着，有什么要求都答应，就连三跪九叩之礼都简化为只跪一次，那些英夷居然还不满意，还要讨价还价，还要我天朝的奴才给英王画像叩头，他们想借此和我天朝平起平坐，他们当我天朝是什么了？他们当我这个天下共主的大皇帝是什么了。
“朕意深为不惬”，愤怒的乾隆决定给英夷们点儿颜色看看尊严。9月9日，也就是和珅会见斯当东的第二天，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发往沿海各省官员的手中。乾隆在上谕中批评那些曾接待过英夷的官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至该贡使等妄自骄矜。”这是乾隆认真总结的结论，他认为英夷如此无礼骄矜，是因为官员们接待的太好，惯出英夷们些坏毛病。所以，乾隆要亡羊补牢，他指示沿海官员们，在英夷回国路上“只须照例应付，不得踵事增华，徒滋烦费，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
9月10日，乾隆又给在京官员发出上谕：“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等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乾隆的意思很明确，你要是听话，自然会给你好处，要是不听话，哼哼。
可怜的徵瑞当了乾隆的出气筒，他被降了一级官职。他曾对乾隆说过英夷磕过头，他还说过，英夷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如今证明，他都是在撒谎。当然，在乾隆看来，这件事还不能说明徵瑞是在欺骗他，否则，欺君之罪足以砍掉徵瑞的脑袋。毕竟，马戛尔尼在照会中也答应磕头了，问题是徵瑞这个钦差并没尽责，在他接待英夷这十几天里，徵瑞未能以天朝先进的文明礼仪教化英夷，使英夷至今还不肯接受朝贡的规则。
徵瑞倒霉的同时，英国人也从饭桌上领教了乾隆的震怒：天朝送来的午饭只够使团四分之一的人食用。所有的英国人都没有吃，他们围坐在饭桌旁，以沉默抗议着。马戛尔尼找来了天朝的官员，就此事进行交涉，很快，其余的饭菜被端上来，只是菜的数量比以前少了。马戛尔尼明白，这是朝廷对他的警告：乾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小心连饭都吃不饱。然而，这点惩罚是打不垮马戛尔尼的，他什么都让步了，包括船上挂的那个“英咭唎贡使”的长幡，但他决不会无底线的让步，磕头就是他的底线。若是他磕头了，等于接受了朝贡体系的规则，这无疑于宣告他的使命失败了。
徵瑞又来了，这位刚被降职的官员询问马戛尔尼是如何觐见英王的。马戛尔尼示范了单腿下跪并吻君王手背的礼仪。徵瑞很满意，又问马戛尔尼是否愿意以这种礼仪觐见乾隆。英国人当然愿意了，而且早在二十几天前，他们就表达过这种想法。马戛尔尼很机灵，他通过徵瑞的话，已经觉察出天朝有可能在礼仪问题上向他让步。
一、6、相互妥协（下）
说来很奇怪，乾隆在表达了一番愤怒后，又在礼仪问题上让步了。按照礼制，天朝本来可以把这群不懂事的蛮夷赶出去。问题是马戛尔尼来的时候，天朝做的声势很大，臣民和外藩的贡使们都知道了。前文也说过，这是一场表演秀，要让臣民们看到皇帝的无上威严。所以，若就这样把他们赶出去，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小小的蛮夷拒绝向大皇帝磕头。在皇帝的威严不可侵犯的年代，这可是惊天的大事！这个先例不能开，会有人效仿的，皇上的威严将会逐渐瓦解。尤其清廷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他们需要以一种绝对的威严震慑被统治民族，这件事说严重点，甚至能危及到大清的江山社稷。
所以，天朝的官员们紧急磋商了英夷的觐见礼问题，他们已经决定让英夷用见自己君王的礼节觐见皇上。其实，这也是乾隆自己的意思。按理说，好面子的乾隆应该同意英国人照会上的建议才是，毕竟英国人说了，天朝官员向英王的画像磕头不必在众人面前，在马戛尔尼的屋子里就行。这样，在大多数人眼里，英夷向乾隆磕头了，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天朝的官员也向英王的画像磕头。问题是，乾隆不想让蛮夷与自己平起平坐。这样虽然能骗的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会戳痛他天下唯我独尊的自尊心。
无可奈何的乾隆只好出此下策了：让英夷用自己的礼节觐见他。单腿跪毕竟也是跪了，谁让蛮夷智商低下，不理解天朝礼仪的博大精深呢。何况，这样也可显示我天朝大皇帝宽广的胸怀：不和蛮夷计较是双腿跪还是单腿跪的问题。但吻手礼还是算了吧，乾隆想想就觉得恶心。马戛尔尼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提议，在英国人看来，这个结果比他们的建议还要好。不过，马戛尔尼也很委屈，不能吻皇帝的手背，使他的礼节只进行了一半，在他看来这才是对皇帝的不敬。
礼仪冲突说到底，还是规则之争。而这场礼仪冲突实际上并没有胜利者，最终结果只是双方互相妥协的产物：马戛尔尼没有磕头，这自然是天朝的让步，但按照西方体系的规则，觐见别国的君主只需三鞠躬，英国人显然也做出了重大让步。
9月11日，马戛尔尼拜会了和珅、福康安等军机大臣。双方见面后，显得很亲热，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值得注意的是，马戛尔尼说道：“西方最伟大的国王能获悉有关东方最伟大君主的如此好的消息感到由衷高兴。” 和珅很平静，尽管马戛尔尼再次把天朝与英夷摆在平等的位置上。后来，双方又聊起了欧洲的事情，和珅问意大利和葡萄牙是不是英国的藩属，马戛尔尼做了否定的回答。另外，这位以绅士自居的先生还一直向和珅表白：英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英国从来不侵略、不殖民（不知道他的鼻子变长了没有）。总之，马戛尔尼把英国打扮的像天使那样纯真，大灰狼把尾巴收起来，摇身一变成了狼外婆。
当然，马戛尔尼还忘不了攻击一下法国这个英国的老对手，英法两国已经在7个月前宣战了。马戛尔尼提醒和珅警惕法国人，因为法国正在发生推翻君主的暴力事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这会对天朝产生不好的影响。就这样，会谈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结束了。
在这次会谈后，乾隆马上发出了一道很有趣的上谕：“昨因英咭唎国使臣不请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今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诫，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载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遭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乾隆也在撒谎，他给他的臣民们编写了这样的剧本：那帮蛮夷起初很不懂礼貌，经过军机大臣的训斥、教育，如今已经悔改了，终于又恭顺起来，我天朝大皇帝的威严不可动摇。
一、7、太极推手
乾隆的生日是阴历八月十三日，也就是公历1793年的9月17日。不过，马戛尔尼第一次觐见乾隆却并不是在生日party上，而是在9月14日。这天凌晨3点，英国人起床了。为了表明对“东方习俗与思想”的尊重，马戛尔尼做了精心的打扮：身穿长袍和外套，因为他发现中国人喜欢穿长袍。副使斯当东先生也穿上了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的博士袍，显然他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法学博士的身份，只不过博士袍毕竟也是件袍子罢了，至于他为什么到中国还要带上自己的博士袍就不得而知了。
早晨4点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行宫门口。显然，英国人并不满意，乾隆并不是单独接见他们的，一同觐见的还有许多贡使和国王，外交接待的规格并不高。经过三个小时的等待，觐见终于开始。马戛尔尼低下头，向乾隆单腿下跪，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其实已经暗中较量了一个多月。然后，马戛尔尼庄重地走上台阶，把一个以珠宝嵌饰的金盒子交给了乾隆，那里面装的是国书。乾隆赐给了英国人玉如意，而马戛尔尼也献上了两块珐琅质手表，作为他个人献给皇帝的礼物。
觐见完毕后，乾隆请大家吃饭。在宴会上，乾隆亲自赐给英国人一杯酒，还希望英国国王能与他一样长寿，乾隆已经八十三岁了，他很得意自己的长寿。总之，万国来朝的场面让乾隆的心情很不错，他还在这天得意的赋诗一首：“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咭唎今效尽诚。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栩精。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注：诗中的博都雅是葡萄牙）
乾隆生日party的庆典要在热河持续好几天。觐见后的第二天是游览热河万树园的活动，对于初次来到天朝的英夷，乾隆显得格外照顾，他命令和珅、福康安、福长安、松筠这些朝廷大员充当导游，陪同马戛尔尼游园。除了显示隆重，乾隆还要让这些心腹官员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果然，马戛尔尼很快遭到了打击，是万树园的楼台里摆放的东西打击了他，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
“……有各种各样的欧洲玩具；有做工极其精细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表和音乐自鸣钟，我不禁惶惑了，我们的礼物也许会相形见绌。”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马戛尔尼“不得不惭愧地把脸藏起来。”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马戛尔尼向乾隆吹嘘他的礼品时，已经有前去帮忙的官员向乾隆报告：“景福宫陈设仪器，较之该国所造天球、地球，做法更为细致。”于是，乾隆下令将景福宫内的西洋玩意“于该贡使未到之先送至热河。”这些西洋玩意都是早先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贡献”的，乾隆准备用这些东西在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上，挫一下英夷的威风。
很显然，乾隆的目的达到了。此时，在万树园另一端的乾隆的心情比昨天还好，他能猜的出现在英夷们的心情。陪同马戛尔尼的朝廷官员们也趁机来打击一下英国人：这些算不了什么，紫禁城和圆明园内还有的是呢。不过，马戛尔尼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他需要找回英国人的尊严。此时，在他面前的是福康安，乾隆后期最有名的天朝将军。所以，马戛尔尼很热情的邀请福康安观摩英国士兵的枪炮操练，结果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拒绝：“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天朝在此时还可以傲慢的拒绝英国人枪炮操练的要求；47年后的鸦片战争，天朝再也无法拒绝了，因为天朝已经由观摩者变成了靶子。
游园所带来的尴尬只是小事情，让马戛尔尼头痛的是，他在热河的日程已被安排的满满当当：游览、典礼、宴会、看戏。身体上的疲惫倒是小事，令马戛尔尼困惑的是，天朝方面的日程安排中根本没有双方的谈判。按照他的设想，觐见完后，双方就应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探讨一下天朝按照西方规则游戏的问题。马戛尔尼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曾就此问题给朝廷发了一封照会，只是这封照会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半点声响。
所以，逼不得已的马戛尔尼只好在各项活动中，见缝插针的提出进行谈判的要求。比如，在和珅陪他游览西园时，马戛尔尼趁机与和珅谈起了这个问题，和大人很认真的听着，但回答却是避实就虚、含糊其词，而且和大人很快找理由告辞了。又比如，乾隆请英国人看戏时，马戛尔尼抓住机会与乾隆谈起这个问题，但结果却依然让他失望：“我竭力向他表明我这趟使命的目的，但他好像不准备与我进行这方面的谈话。”实际上，乾隆什么都没回答，他只是下令赐给英国人一些礼物。然后，锣鼓喧天，戏开始了。
马戛尔尼很郁闷，他想不明白。在热河这段时间，天朝人对他的态度非常友好，款待的也很热情，可以说，天朝已经给了他很高的礼遇，毕竟，各种参观活动都是由宠臣和珅陪伴的。只是，每当马戛尔尼提出谈判的要求时，天朝方面却总是躲躲闪闪，这种看似礼貌、温和的躲闪，比直接强硬的拒绝还让人难受。马戛尔尼有种有劲使不出的感觉，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他的拳头砸在坚硬的墙壁上，而不是一陀让他哭笑不得的软棉花。可惜的是，马戛尔尼并不知道中国的太极推手，如果知道了，或许他就会找到答案。
一、7、太极推手（下）
太极推手技巧上的精要在于先化后发、以柔克刚。先化后发就是先把对方发出来的力化解掉,然后再自己发力，所谓四两拨千斤就是这个道理。很显然，乾隆正在使出太极推手：在热河，英国人提出谈判建议，这是对方发出来的力；乾隆与和珅避实就虚、装聋作哑，这是化力，化解对方发出来的力，让对方有劲使不出却又无可奈何。等到时机成熟，乾隆就要发力了。那么，乾隆为什么要使出太极推手？他等待的时机是什么？他又会以什么形式发力呢？我们会在后面讲到。
让我们先把目光放到马戛尔尼身上。在热河，他得到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停泊在舟山的英国船队可以收购一些茶叶运回国内，天朝给予他们免税的优惠。只是，他现在必须要从热河回北京了，看来在热河，英国人除了见到乾隆，其他的事情丝毫没有进展。马戛尔尼隐约觉得，在热河的交锋中，真正的输家很可能是他自己，他目前只有把希望放在北京了。9月21日，英国人带着乾隆赐给他们的礼物踏上了从热河返回北京的路程。马戛尔尼不知道的是，乾隆已经开始为“发力”做准备了：9月23日，也就是马戛尔尼还在回北京的路上时，乾隆通过军机处给相关官员发出了上谕，马戛尔尼在天朝的日子已经进入读秒阶段。
一、8、乾隆的“发力”（上）
英国人于9月26日回到了北京。虽然有不详的预感，马戛尔尼仍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把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在圆明园的“英国科技博览会”上，因为乾隆从热河回京后，将要参观这些新鲜玩意儿。虽然，英国人的地球仪、钟表并不如乾隆的私人收藏那么精致，但更多科技含量的东西在等待着乾隆，尤其是那架欧洲独一无二的天体运行仪。直到此时，马戛尔尼仍坚持他的礼物会让乾隆自觉的认识到大英帝国的伟大并由此接受西方的规则。同时，马戛尔尼还在努力尝试与天朝的高级官员展开谈判。他不能空着手回去，英国上下为他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希望，他不能失败。
9月27日，天体运行仪也就是那座“神奇的大钟表”，在圆明园里运转起来。马戛尔尼像看着心肝宝贝那样注视着它，这是他最后的赌注。9月30日，乾隆回京。这位统治着这个世界最多人类的皇帝终于来到了圆明园，来到了大英帝国的“科技宫”。可是，马戛尔尼终于输了，他输得一无所有，乾隆对这些英国人引以为傲的东西，下了如此的结论：“这些东西好得足以逗乐小孩。”换句话说，这些代表最新科技的东西只是哄孩子玩的儿童玩具罢了。英国人感到了愤怒：“中国人的某些思想对一位欧洲科学家来说是种侮辱。”
打击不止这点，在另一条战线上，马戛尔尼也输得体无完肤。10月1日，他获得了坊间传闻：皇帝准备让英国人滚蛋！马戛尔尼不能走，走了就意味着失败，他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他不能如此丢脸的回国。10月2日，和珅要召见英国人，马戛尔尼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实际上，这次会面彻底把他打入了地狱。
和珅非常关心英国人的健康，并且很体贴入微的认为英国人该想家了。马戛尔尼急了，他明白和珅的意思。于是，英国人表示，他们还要待在北京，而且要长驻北京，为了加强英王与天朝皇帝的“牢固的友谊”，他愿意自费待在北京，因为他是英国驻天朝首任大使。他还邀请天朝在英国建立大使馆，并内表示英国会安排得妥妥当当。马戛尔尼还提醒和珅：为了两国的利益，我们该谈判了。
和珅并没明确说到底谈不谈判，而是继续给英国人软钉子：皇上对你们的表现很满意，皇上很高兴你们能长住北京，只是北京的冬天很冷，对你们的健康不利，为了你们的身体，他老人家不得不让你们走啊。会谈结束后，陪伴英国人的朝廷官员又继续启发英国人：你们应该主动提出走，然后由皇上恩准。就这样，传闻被可怕的证实了。
太极推手技巧上的精要在于先化后发、以柔克刚。先化后发就是先把对方发出来的力化解掉,然后再自己发力，所谓四两拨千斤就是这个道理。很显然，乾隆正在使出太极推手：在热河，英国人提出谈判建议，这是对方发出来的力；乾隆与和珅避实就虚、装聋作哑，这是化力，化解对方发出来的力，让对方有劲使不出却又无可奈何。等到时机成熟，乾隆就要发力了。那么，乾隆为什么要使出太极推手？他等待的时机是什么？他又会以什么形式发力呢？我们会在后面讲到。
让我们先把目光放到马戛尔尼身上。在热河，他得到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停泊在舟山的英国船队可以收购一些茶叶运回国内，天朝给予他们免税的优惠。只是，他现在必须要从热河回北京了，看来在热河，英国人除了见到乾隆，其他的事情丝毫没有进展。马戛尔尼隐约觉得，在热河的交锋中，真正的输家很可能是他自己，他目前只有把希望放在北京了。9月21日，英国人带着乾隆赐给他们的礼物踏上了从热河返回北京的路程。马戛尔尼不知道的是，乾隆已经开始为“发力”做准备了：9月23日，也就是马戛尔尼还在回北京的路上时，乾隆通过军机处给相关官员发出了上谕，马戛尔尼在天朝的日子已经进入读秒阶段。
一、8、乾隆的“发力”（上）
英国人于9月26日回到了北京。虽然有不详的预感，马戛尔尼仍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把所有的热情都投放在圆明园的“英国科技博览会”上，因为乾隆从热河回京后，将要参观这些新鲜玩意儿。虽然，英国人的地球仪、钟表并不如乾隆的私人收藏那么精致，但更多科技含量的东西在等待着乾隆，尤其是那架欧洲独一无二的天体运行仪。直到此时，马戛尔尼仍坚持他的礼物会让乾隆自觉的认识到大英帝国的伟大并由此接受西方的规则。同时，马戛尔尼还在努力尝试与天朝的高级官员展开谈判。他不能空着手回去，英国上下为他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希望，他不能失败。
9月27日，天体运行仪也就是那座“神奇的大钟表”，在圆明园里运转起来。马戛尔尼像看着心肝宝贝那样注视着它，这是他最后的赌注。9月30日，乾隆回京。这位统治着这个世界最多人类的皇帝终于来到了圆明园，来到了大英帝国的“科技宫”。可是，马戛尔尼终于输了，他输得一无所有，乾隆对这些英国人引以为傲的东西，下了如此的结论：“这些东西好得足以逗乐小孩。”换句话说，这些代表最新科技的东西只是哄孩子玩的儿童玩具罢了。英国人感到了愤怒：“中国人的某些思想对一位欧洲科学家来说是种侮辱。”
打击不止这点，在另一条战线上，马戛尔尼也输得体无完肤。10月1日，他获得了坊间传闻：皇帝准备让英国人滚蛋！马戛尔尼不能走，走了就意味着失败，他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他不能如此丢脸的回国。10月2日，和珅要召见英国人，马戛尔尼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实际上，这次会面彻底把他打入了地狱。
和珅非常关心英国人的健康，并且很体贴入微的认为英国人该想家了。马戛尔尼急了，他明白和珅的意思。于是，英国人表示，他们还要待在北京，而且要长驻北京，为了加强英王与天朝皇帝的“牢固的友谊”，他愿意自费待在北京，因为他是英国驻天朝首任大使。他还邀请天朝在英国建立大使馆，并内表示英国会安排得妥妥当当。马戛尔尼还提醒和珅：为了两国的利益，我们该谈判了。
和珅并没明确说到底谈不谈判，而是继续给英国人软钉子：皇上对你们的表现很满意，皇上很高兴你们能长住北京，只是北京的冬天很冷，对你们的健康不利，为了你们的身体，他老人家不得不让你们走啊。会谈结束后，陪伴英国人的朝廷官员又继续启发英国人：你们应该主动提出走，然后由皇上恩准。就这样，传闻被可怕的证实了。
一、8、乾隆的“发力”（下）
就在马戛尔尼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时，新的打击又来了。10月3日，马戛尔尼被带到紫禁城的太和殿，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紫禁城，作为乾隆的报复之一，接待使团参观紫禁城的日程已经被取消。直到站在太和殿广场时，马戛尔尼才知道他是来谢恩的，因为皇帝已经恩准他们回国了，并且针对乔治三世的信，乾隆还以诏书的形式作为回信。
乾隆并未露面，在向放着诏书的龙椅行礼后，和珅告诉他，诏书将会被隆重的送到马戛尔尼的馆舍。马戛尔尼意识到自己滚出北京的命运已经无法更改，他做了最后一搏。第二天，他向和珅提出了“六点建议”，让我们看看马戛尔尼要求天朝接受的西方规则：1、开放舟山、宁波、天津为通商口岸；2、英国人在北京设立货栈，出售英国商品；3、租界舟山一个小岛给英国人存储货物，英国不行使驻军权；4、也希望在广州附近有一块与第3条一样的地方；5、降低广州到澳门的关税；6、皇帝应明确英国商人交税的项目。
10月5日，马戛尔尼意识到大势已去，他在日记中写道：“事情已经了结。”10月6日，天朝官员前来帮助英国人准备起程工作。10月7日清晨，英国人有点狼狈的离开北京，踏上了回国之路。和珅率领一帮朝臣为英国人送行，顺便把乾隆关于“六条建议”的回复交给英国人。天朝依靠突然运转起来的高效率，依靠软硬兼施的方法，干净利落的把马戛尔尼送走了。英国人直到走的时候还没回过味来，明明在十几天前他们还充满希望，而现在的他们被一种近似被驱赶的方式“请”出了北京。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从乾隆脆弱的自尊心被英夷关于礼仪的外交照会伤害后，他就开始酝酿针对英国人的报复。前文说过，乾隆开始造的声势太大，以至不能在庆典前和庆典时将这帮英夷驱逐出去，所以乾隆最好的报复办法就是在热河以温柔的方式躲避英夷谈判的要求，这是“化力”；庆典结束后，再严厉拒绝他们所有要求，并把他们轰出北京，这就是乾隆的“发力”。
实际上，乾隆也为“发力”的后果做足了准备，这就是马戛尔尼还在从热河回北京的路上时，乾隆给浙江和广东的上谕。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一下9月23日乾隆的上谕：“英咭唎国表文恳请派人留京居住，其事断不可行（英夷要求建立大使馆，这是不能同意的）。此次该国航海远来，是以请加体恤。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无知的蛮夷要求太多，烦死了）。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所欲，心怀斛望，恃其险远，借词生事，亦未可定（乾隆担心英夷会找借口生事）。虽该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或于澳门地方串通勾结，欲滋事端（乾隆担心英夷会与澳门的其他蛮夷串通滋事）。长麟到广东后，务直随时留心，临时当先安顿西洋别国人等，使其不致为所勾结，则英咭利即有诡谋，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浙江巡抚长麟已转任两广总督，乾隆要求长麟到广东后，防止英夷与西洋其他国家勾结滋事）。不可略有宣露，稍涉张望，转致夷人疑虑（要不动声色，不要让夷人发觉）。”
原来，乾隆担心在他拒绝英夷的请求后，英夷会在广州滋事，虽然，乾隆认为顶多是件小事，但不得不防。其实，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防范英夷报复性滋事，成为乾隆最担心的事。在10月1日，也就是和珅与马戛尔尼摊牌的前一天，乾隆又一次发出上谕，告诉他的手下：“英咭唎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乾隆的意思是狼外婆果真就是大灰狼。
在马戛尔尼出发前，乾隆又一次告戒沿海各省督抚：“各省海疆最关紧要。近来巡哨疏懈，营伍废弛。”又说：“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乾隆还要让马戛尔尼在回国的路上，见识一下天朝赫赫的军威，以达到震慑的效果，让他们畏惧天朝，知难而退：“务宜铠仗鲜明，队伍整肃，使之有所畏忌，弥患未萌。”
所以，在为“发力”做好充足准备后，回到北京的乾隆终于由“化力”转为了“发力”，也就是拒绝马戛尔尼所有请求，并让英夷回国。那么，乾隆料想到英夷会进行报复，是否表明他真如马戛尔尼所期望的那样，认识到英国是世界强国呢？不，在乾隆心目中英夷还是个蛮夷。其实，乾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隐约觉得这群不速之客的咄咄逼人：以前还没有蛮夷敢不向天朝跪拜的，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国，甚至是凶悍的俄罗斯也跪拜了。乾隆也因此给英夷做出了“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这样的评语，不过，这句话可不是表扬英国，而是在说英夷比其他蛮夷更野蛮，是蛮夷中的蛮夷。
一、9、天朝不再神秘（上）
马戛尔尼离开了北京，他们将乘船由京杭运河到浙江，并在那里与船队会合后回国。英国人自然是闷闷不乐的，甚至还有点愤怒的情绪，他们没完成使命，他们要空手而归了，马戛尔尼感到了迷茫。稍微让英国人感到一丝宽慰的是，让人讨厌的钦差徵瑞也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松筠替代了他的位置并一路陪同英国人。这个松筠对于英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热河游览万树园时，他就给马戛尔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毕竟松筠曾参与天朝与沙俄的谈判，而马戛尔尼也曾是英国驻沙俄的公使，所以，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
那个倒霉的徵瑞已经受到了处罚，显然他的工作很难让乾隆满意，之所以换上松筠，乾隆也是接受徵瑞的教训：徵瑞没接触过夷务，欠缺与蛮夷打交道的经验，而这恰恰是松筠的优势。实际上，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松筠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一路上很好的安抚了倍受打击的英国人。
马戛尔尼目前最关心的是乾隆关于他“六点建议”的答复，虽然他并不对此报有太大的希望。结果不出英国人所料，乾隆在回复中严厉的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要求，拒绝了按照西方的规则游戏。所以，整个使团弥漫着悲观的情绪，这个打击对马戛尔尼太大了，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松筠的到来又让马戛尔尼在绝望中看到了转机。首先，松筠是军机大臣，由这样的高官陪同使团，比使团到来时的接待规格高出了不少；其次，通过在热河的接触，马戛尔尼发现松筠这个人多少了解一些欧洲事务，比那些愚昧无知的官员开明许多。实际上，此时的马戛尔尼把自己失败的原因都归结到那些呆板僵硬的天朝官僚身上，他甚至说自己是天朝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总而言之，松筠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其实，这正是老辣的乾隆希望看到的，在“发力”打击英夷之后，他需要安抚一下心里很受伤的夷人，以防止英夷报复性的滋事，这是驾驭蛮夷之道，换句中国的老话，这叫打一个嘴巴，再给个甜枣。现在，该是乾隆奉上甜枣的时候了。
10月10日，松筠与英国使团会合。皇帝指示松筠陪同英国人到浙江上船，前文说了，这一趟走的是内地的运河。乾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显然，如果从天津由海路走，即省时间又省力。其实，这也是乾隆“发力”后的善后工作之一，他要让英夷们开开眼，要让英夷们见识一下天朝的富庶。在乾隆看来，就算再强悍的蛮夷，文明程度也永远没有天朝发达，他希望这一趟观光，能给马戛尔尼带来震撼性的冲击，让英夷们知道天朝的强大，而沿途刻意安排的军事操练也是为了让英夷从内心感到害怕，从而打消报复的念头，正如乾隆上谕里说的那样：“总须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俾其知感知畏，方为得当。”乾隆要让马戛尔尼做第二个马可波罗，或者是第二个刘姥姥。
不过，乾隆自以为聪明的安排，却正中了马戛尔尼的下怀，因为英国人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目的：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就这样，天朝的腹地因为乾隆的无知，已毫无防备的向马戛尔尼敞开。实际上，马戛尔尼从北京一直走到广州，他几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在小聪明方面，乾隆还是轻易的打败了马戛尔尼，他那颗甜枣让马戛尔尼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应该说，松筠很好的完成了给英夷喂甜枣的任务，他抚慰了英夷受伤的心。与徵瑞的傲慢和偏见不同，松筠很随和也很细心，他特意安排了两头母牛为英国人提供新鲜的牛奶，英国使团在此之前，只在和珅的府上喝过牛奶。这种细节上的变化，让
英国人感受到礼遇的同时，还产生了事情似乎还有点希望的想法。
松筠的聪明不仅体现在细节上，他在旅途中还经常就有关问题同马戛尔尼探讨，对于英国人的种种要求，他不厌其烦的做着解释，即使每次拒绝后，他都会想方设法的抚慰英国人，尽力让他们保留一点点希望。
很明显，松筠的工作很成功，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毫不掩饰他对松筠的赞扬，他认为松筠表现出一种真诚和友谊。当然，马戛尔尼并不知道松筠真正的使命，也不知道松筠总是把谈话内容和每天他们的行踪向乾隆汇报，并接受乾隆最新的指示，他更不知道松筠对英国人暗中的提防，否则，马戛尔尼会伤透心的。其实，马戛尔尼一直被松筠玩弄于股掌之中。
就在马戛尔尼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时，新的打击又来了。10月3日，马戛尔尼被带到紫禁城的太和殿，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紫禁城，作为乾隆的报复之一，接待使团参观紫禁城的日程已经被取消。直到站在太和殿广场时，马戛尔尼才知道他是来谢恩的，因为皇帝已经恩准他们回国了，并且针对乔治三世的信，乾隆还以诏书的形式作为回信。
乾隆并未露面，在向放着诏书的龙椅行礼后，和珅告诉他，诏书将会被隆重的送到马戛尔尼的馆舍。马戛尔尼意识到自己滚出北京的命运已经无法更改，他做了最后一搏。第二天，他向和珅提出了“六点建议”，让我们看看马戛尔尼要求天朝接受的西方规则：1、开放舟山、宁波、天津为通商口岸；2、英国人在北京设立货栈，出售英国商品；3、租界舟山一个小岛给英国人存储货物，英国不行使驻军权；4、也希望在广州附近有一块与第3条一样的地方；5、降低广州到澳门的关税；6、皇帝应明确英国商人交税的项目。
10月5日，马戛尔尼意识到大势已去，他在日记中写道：“事情已经了结。”10月6日，天朝官员前来帮助英国人准备起程工作。10月7日清晨，英国人有点狼狈的离开北京，踏上了回国之路。和珅率领一帮朝臣为英国人送行，顺便把乾隆关于“六条建议”的回复交给英国人。天朝依靠突然运转起来的高效率，依靠软硬兼施的方法，干净利落的把马戛尔尼送走了。英国人直到走的时候还没回过味来，明明在十几天前他们还充满希望，而现在的他们被一种近似被驱赶的方式“请”出了北京。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从乾隆脆弱的自尊心被英夷关于礼仪的外交照会伤害后，他就开始酝酿针对英国人的报复。前文说过，乾隆开始造的声势太大，以至不能在庆典前和庆典时将这帮英夷驱逐出去，所以乾隆最好的报复办法就是在热河以温柔的方式躲避英夷谈判的要求，这是“化力”；庆典结束后，再严厉拒绝他们所有要求，并把他们轰出北京，这就是乾隆的“发力”。
实际上，乾隆也为“发力”的后果做足了准备，这就是马戛尔尼还在从热河回北京的路上时，乾隆给浙江和广东的上谕。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一下9月23日乾隆的上谕：“英咭唎国表文恳请派人留京居住，其事断不可行（英夷要求建立大使馆，这是不能同意的）。此次该国航海远来，是以请加体恤。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无知的蛮夷要求太多，烦死了）。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所欲，心怀斛望，恃其险远，借词生事，亦未可定（乾隆担心英夷会找借口生事）。虽该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或于澳门地方串通勾结，欲滋事端（乾隆担心英夷会与澳门的其他蛮夷串通滋事）。长麟到广东后，务直随时留心，临时当先安顿西洋别国人等，使其不致为所勾结，则英咭利即有诡谋，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浙江巡抚长麟已转任两广总督，乾隆要求长麟到广东后，防止英夷与西洋其他国家勾结滋事）。不可略有宣露，稍涉张望，转致夷人疑虑（要不动声色，不要让夷人发觉）。”
原来，乾隆担心在他拒绝英夷的请求后，英夷会在广州滋事，虽然，乾隆认为顶多是件小事，但不得不防。其实，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防范英夷报复性滋事，成为乾隆最担心的事。在10月1日，也就是和珅与马戛尔尼摊牌的前一天，乾隆又一次发出上谕，告诉他的手下：“英咭唎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乾隆的意思是狼外婆果真就是大灰狼。
在马戛尔尼出发前，乾隆又一次告戒沿海各省督抚：“各省海疆最关紧要。近来巡哨疏懈，营伍废弛。”又说：“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乾隆还要让马戛尔尼在回国的路上，见识一下天朝赫赫的军威，以达到震慑的效果，让他们畏惧天朝，知难而退：“务宜铠仗鲜明，队伍整肃，使之有所畏忌，弥患未萌。”
所以，在为“发力”做好充足准备后，回到北京的乾隆终于由“化力”转为了“发力”，也就是拒绝马戛尔尼所有请求，并让英夷回国。那么，乾隆料想到英夷会进行报复，是否表明他真如马戛尔尼所期望的那样，认识到英国是世界强国呢？不，在乾隆心目中英夷还是个蛮夷。其实，乾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隐约觉得这群不速之客的咄咄逼人：以前还没有蛮夷敢不向天朝跪拜的，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国，甚至是凶悍的俄罗斯也跪拜了。乾隆也因此给英夷做出了“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这样的评语，不过，这句话可不是表扬英国，而是在说英夷比其他蛮夷更野蛮，是蛮夷中的蛮夷。
一、9、天朝不再神秘（上）
马戛尔尼离开了北京，他们将乘船由京杭运河到浙江，并在那里与船队会合后回国。英国人自然是闷闷不乐的，甚至还有点愤怒的情绪，他们没完成使命，他们要空手而归了，马戛尔尼感到了迷茫。稍微让英国人感到一丝宽慰的是，让人讨厌的钦差徵瑞也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松筠替代了他的位置并一路陪同英国人。这个松筠对于英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热河游览万树园时，他就给马戛尔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毕竟松筠曾参与天朝与沙俄的谈判，而马戛尔尼也曾是英国驻沙俄的公使，所以，他们是有共同语言的。
那个倒霉的徵瑞已经受到了处罚，显然他的工作很难让乾隆满意，之所以换上松筠，乾隆也是接受徵瑞的教训：徵瑞没接触过夷务，欠缺与蛮夷打交道的经验，而这恰恰是松筠的优势。实际上，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松筠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一路上很好的安抚了倍受打击的英国人。
马戛尔尼目前最关心的是乾隆关于他“六点建议”的答复，虽然他并不对此报有太大的希望。结果不出英国人所料，乾隆在回复中严厉的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要求，拒绝了按照西方的规则游戏。所以，整个使团弥漫着悲观的情绪，这个打击对马戛尔尼太大了，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松筠的到来又让马戛尔尼在绝望中看到了转机。首先，松筠是军机大臣，由这样的高官陪同使团，比使团到来时的接待规格高出了不少；其次，通过在热河的接触，马戛尔尼发现松筠这个人多少了解一些欧洲事务，比那些愚昧无知的官员开明许多。实际上，此时的马戛尔尼把自己失败的原因都归结到那些呆板僵硬的天朝官僚身上，他甚至说自己是天朝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总而言之，松筠成了他最后的希望。
其实，这正是老辣的乾隆希望看到的，在“发力”打击英夷之后，他需要安抚一下心里很受伤的夷人，以防止英夷报复性的滋事，这是驾驭蛮夷之道，换句中国的老话，这叫打一个嘴巴，再给个甜枣。现在，该是乾隆奉上甜枣的时候了。
10月10日，松筠与英国使团会合。皇帝指示松筠陪同英国人到浙江上船，前文说了，这一趟走的是内地的运河。乾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显然，如果从天津由海路走，即省时间又省力。其实，这也是乾隆“发力”后的善后工作之一，他要让英夷们开开眼，要让英夷们见识一下天朝的富庶。在乾隆看来，就算再强悍的蛮夷，文明程度也永远没有天朝发达，他希望这一趟观光，能给马戛尔尼带来震撼性的冲击，让英夷们知道天朝的强大，而沿途刻意安排的军事操练也是为了让英夷从内心感到害怕，从而打消报复的念头，正如乾隆上谕里说的那样：“总须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俾其知感知畏，方为得当。”乾隆要让马戛尔尼做第二个马可波罗，或者是第二个刘姥姥。
不过，乾隆自以为聪明的安排，却正中了马戛尔尼的下怀，因为英国人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目的：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就这样，天朝的腹地因为乾隆的无知，已毫无防备的向马戛尔尼敞开。实际上，马戛尔尼从北京一直走到广州，他几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在小聪明方面，乾隆还是轻易的打败了马戛尔尼，他那颗甜枣让马戛尔尼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应该说，松筠很好的完成了给英夷喂甜枣的任务，他抚慰了英夷受伤的心。与徵瑞的傲慢和偏见不同，松筠很随和也很细心，他特意安排了两头母牛为英国人提供新鲜的牛奶，英国使团在此之前，只在和珅的府上喝过牛奶。这种细节上的变化，让
英国人感受到礼遇的同时，还产生了事情似乎还有点希望的想法。
松筠的聪明不仅体现在细节上，他在旅途中还经常就有关问题同马戛尔尼探讨，对于英国人的种种要求，他不厌其烦的做着解释，即使每次拒绝后，他都会想方设法的抚慰英国人，尽力让他们保留一点点希望。
很明显，松筠的工作很成功，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毫不掩饰他对松筠的赞扬，他认为松筠表现出一种真诚和友谊。当然，马戛尔尼并不知道松筠真正的使命，也不知道松筠总是把谈话内容和每天他们的行踪向乾隆汇报，并接受乾隆最新的指示，他更不知道松筠对英国人暗中的提防，否则，马戛尔尼会伤透心的。其实，马戛尔尼一直被松筠玩弄于股掌之中。
一、9、天朝不再神秘（下）
不过，在大智慧上，乾隆还是输了。英国人不会放弃这个观察天朝的机会，他们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中国的一切。首先，运河两岸的田地引起了英国人的赞叹，使团里细心的农业专家已经发现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发达；其次，虽然英国近几十年也修建了运河，但与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相比如同小巫见大巫一般。这或许会让中国人骄傲，然而，最致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中，此时的英国人也不会想到今后的变化：二十多年后，火车出现了，铁路逐渐连接了英国的大小城市，而天朝依旧依靠着已经一千多岁的运河，仅仅几十年，天朝便被远远的抛在后面。
当然，英国人更多的察觉到中国光彩外衣下的虚弱：英国人在船上架起了望远镜，吓跑了沿岸很多中国人。更让英国人开心的是江苏镇江上演的军事操练。为了执行乾隆有关显示天朝军威、震慑英夷的指示精神，镇江总兵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操练。当然，英国人并没吓破胆，在他们眼中，城墙已濒临坍塌，士兵们的武器是弓箭、戟、矛、剑，还有几枝火绳枪。英国人评价道：“这些军队马马虎虎，战备松弛，棉靴和长袍显得笨重、不灵活、柔弱。”穿的破破烂烂的士兵，让英国人看不出天朝军队尚武的气质。
不仅如此，英国人通过与中国人的接触，还发现了更多问题，早在从天津到北京的路上，英国人就发觉天朝方面提供的厨师、杂役有偷窃的习惯，他们把英国人的食物偷走卖掉，然后把卖掉的食物再用官府拨来的经费买回来。当他们被发现后也不感到羞愧，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英国人离开北京的前夜，帮忙的天朝人也趁机揩油，顺手牵走了英国人不少的东西。而在与形形色色的官员打交道后，英国人加深了如下的看法：“我们发现，尽管中国夸口以德治国，实际上道德水平并不比其他国家好多少，孔子的信徒们如西方的拜金主义者一样，道德品行不堪一击。”另外，整个中国之行，给英国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在英国人看来，他们是如此的勤劳和坚韧，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又是极度的贫困。
这些亲身体会，让郁闷的马戛尔尼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假如英国同中国开战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做出了这样的描绘：“英国两艘战舰就能胜过整个清帝国的海军力量，半个夏天他们就能彻底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沿海各省以捕鱼为生的居民们陷入绝对的饥饿之中，人口锐减。”其实，早在使团撤离前，已经有英国人叫嚣道：“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所以，乾隆猜测英夷可能采取报复证明了乾隆还不算太糊涂，当然，他内心里的天朝优越感使他从未重视这个强悍的蛮夷，他只是简单的把英夷看作是一个孩童：不给糖吃了，就会哭恼一番（上谕中说的寻衅滋事），他始终认为英夷不敢对天朝大动干戈。所以，他不会料到，英夷的报复会在47年后落到他孙子（道光皇帝）的头上：他们用战争“恭顺”了天朝。
其实，对华战争的设想也只是一闪而过，这更像是一种发泄。此时的马戛尔尼已经意识到在中国内地行进的好处，他因此可以将这个庞大帝国看得更加透彻。而中国方面的疏忽又给了马戛尔尼一个将路程延伸到广州的借口：由于天朝未能及时将马戛尔尼给船队动向的指令送出去，所以，“狮子”号等船只以病员太多为由，从舟山起航前往广州，只留下“印度斯坦”号等待马戛尔尼。英国人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出种种理由，强烈要求从浙江到广州走陆路，而不是海路。
接到报告后的乾隆很生气，他希望英夷滚的越快越好，况且走陆路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乾隆在上谕中骂道：“英咭唎夷性狡诈！”不过，乾隆最终还是同意了马戛尔尼的要求，虽有种种不利，但继续加深马戛尔尼对天朝富庶的认识，也不是件坏事。就这样，英国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可以继续在中国的内部观察中国。
一、10、带着甜枣回家（上）
11月9日，英国人抵达杭州。在这里，松筠向长麟交接了工作，剩下的路程将由长麟来陪伴英国人。经过徵瑞、松筠的传递，接力棒终于送到了长麟手里，并由他冲刺：把英国人“请”出天朝。长麟就是前面提到的浙江巡抚，如今他已升任两广总督，上任的途中，顺便“照顾”一下英夷。
由长麟作陪，这让马戛尔尼着实的兴奋，毕竟广州受两广总督的辖制，那里的英国商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长麟的手里，通过长麟来改善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待遇，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此时的马戛尔尼已经把要求放到最低点：不要空着手回国。
长麟给马戛尔尼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他和松筠一样的客气与热情，这使得马戛尔尼倍受鼓舞。实际上，长麟的任务和他的前任一样：抚慰并监视英夷。而远在北京的乾隆依然通过驿道上飞驰的快马，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11月14日，英国人从杭州出发。17日，长麟与马戛尔尼进行了一次会谈，这让英国人重新看到了希望，因为长麟询问英国人对广东的贸易体制的看法，并要求马戛尔尼写一份书面报告。
兴奋的马戛尔尼于11月17日将他的书面报告交给了长麟。在这份报告中，比较新鲜的是，英国人强烈建议废除广州的公行制度（有关公行制度，详见第七章）。长麟并没有答复马戛尔尼，他将这些建议迅速向乾隆做了汇报。长麟的一系列举动让马戛尔尼的希望再次燃烧起来，他不知道的是，长麟依“惯例”把他的书面报告按照天朝式翻译润色了一番。
沉浸在希望之中的马戛尔尼决定趁热打铁，经过在北京的打击和热河的教训，马戛尔尼学乖了，空手而归的危险让他不得不放下高贵的尊严，他于11月23日给乾隆写了一封问候信：“英咭唎国使臣马戛尔尼谢大皇帝恩典。我们国王敬大皇帝大福大寿，实心恭顺。如今蒙大皇帝看出我国王诚心，准我们再具表文进献，实在是大皇帝大寿万万年，我们国王万万年听教训。这实在是大皇帝的恩典，也是我国的造化。大皇帝又不嗔怪我们，又不限年月。我们感激喜欢口不能说，我国王也心感激。求大人替我们奏谢大皇帝恩典。此呈系托马斯当东亲手写。”
注意最后一句的落款，这是小斯当东亲笔写下的，就是那个会说汉语、会写汉字的小孩。所以，这真的是英国人写出来的，并不是天朝式翻译。至少在表面上，马戛尔尼写了一封符合朝贡规则行为要求的信，尽管并不代表英国人接受了朝贡规则，但至少表明马戛尔尼此次出使已输的体无完肤。实际上，这封如此恭敬、卑谦的问候信并没引起乾隆的注意，因为他以前看到的信函都是这样的。
一件小事又重新让英国人找回了尊严。长麟想吸烟，一旁的马戛尔尼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磷瓶，点燃一根火柴后交给长麟。这根火柴着实吓坏了长麟，他不明白马戛尔尼为什么能把火放到口袋里而不被烫伤。实际上，一根小小的火柴的确让当时的中国人着实惊奇了一番，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孙玉璋在《异闻琐录》中这样记载：“英夷所贡杂物，有自来火者，长仅盈寸，一端五色洋药，擦之而火爆发。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叹为鬼物。”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火柴的雏形：发烛，又叫做引火奴。它与后来的火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发烛是引火的工具，也就是说必须先有火源，然后再依靠发烛引火。火柴就方便多了，一划就燃，这是中国人惊奇的原因，也因此，火柴最初被中国人称作自来火，很形象，正好可以与传统的发烛区别开。这件小事让马戛尔尼写下了这样的结论：“在工业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中国）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12月9日，使团收到了乾隆的诏书，大皇帝已经批准了英夷今后可再来“进贡”。不过，让马戛尔尼失望的是，乾隆对马戛尔尼的建议只字未提，或许在乾隆看来，英夷可真能叨叨，朕可没时间陪你玩。
一、10、带着甜枣回家（下）
12月19日，英国人终于到达了广州。广州也举行了仪式，就像英国人在路过的城市中看到的那样，广州的军队也操练起来。英国人在审美疲劳中也突然反应过来天朝此举的目的：看似是尊重，实际上天朝是想表明，军队已做好一切准备。当然，故事的脚本也在无聊的重复着，英国人并没有乾隆爷所希望的那样吓破了胆儿，而是很开心：广州的军队如同以前见过的天朝军队一样，是一支由弓箭武装的军队，大英帝国的军队可以轻而易举的打败他们。
到了广州也意味着马戛尔尼马上就要离开天朝了，英国的船队已经在黄埔侯命。长麟也做到了送佛送到家，直到马戛尔尼离开天朝前的一刻，长麟还在继续给英国人喂着甜枣。与松筠不同，长麟不仅在嘴上安抚，也多少用实际行动体现一下，他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在表面上满足了一下英国人的一些要求：1794年1月2日和1月5日，长麟在广州城贴出了两个告示，第一个告示规定了一般百姓如果粗暴对待夷人将要受到的刑罚，第二个告示规定了官员盘剥夷人将要受到的刑罚。
可以说，长麟的甜枣给的很成功，英国人是笑着离开天朝的。再准确点说，马戛尔尼本身也渴望着甜枣，前文说过，他不想空手而归。显然，长麟的甜枣为他回国后的报告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马戛尔尼在向伦敦汇报时，强调他的出访是成功的，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尽管使命没有完成，但天朝政府已经重视英国，并且给予英国商人一定的优惠，这些迹象让人鼓舞，他敦促内阁趁热打铁，再派出一个新的使团。马戛尔尼是自欺欺人吗？有可能，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完全失败，尤其是这项花费巨大的出访。
1月8日下午1点，马戛尔尼带领使团离开了广州。1月13日，“狮子”号通过了虎门炮台，马戛尔尼抓住最后的机会观察天朝：“（虎门）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马戛尔尼预言，这个要塞会被英国军舰轻而易举的摧毁。1840年的鸦片战争证实了这一点。另外，在离开天朝之际，英国人还考察了澳门附近的岛屿，并且指出香港岛非常适合殖民。根据这一报告，1841年，英国军队将米字旗插在了这个岛上，一年后的《南京条约》确定了英国人对该岛的合法殖民。
在马戛尔尼离开天朝之际，我们有必要看看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当然，按照按照朝贡体系的规则，这封信应该被称为敕谕，一种皇帝给臣子的文书。可以说，乾隆因为这封敕谕而名震西方，这封敕谕的内容被后世的西方学者广泛引用，从而塑造了一个自大而又无知的天朝形象。让人替乾隆难过的是，他的这封信的内容更多的被西方社会当作休闲娱乐之用：茶余饭后当作笑话看。那么，这封敕谕里到底都讲了些什么呢？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符合敕谕行文的规则：皇帝给臣子的文书）。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乔治还真是孝敬）。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这么孝顺的孩子值得表扬）……（以上省略一百字，主要讲述乾隆对使团人员的恩惠）……（以上省略六百多字，乾隆主要是叨叨他为什么不准英国大使常驻北京，下面将是这封敕谕的重点内容）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我们天朝地大物博，我皇帝老子很勤政，并不稀罕宝贝）。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这次念你们诚心进贡，我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了）。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其实呢，我天朝如今万国来朝，争相向我进献宝贝，我们什么都不缺，这都是你们家马戛尔尼亲眼看到的）。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所以，我们天朝根本不需要你们英国的东西）。……（以上省略几十字，乾隆又开始叨叨不准英使留京的事，他真的老了）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乂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老乔啊，你要理解我，以后要永远恭顺我，这样大家才能太平啊）。……（以上省略几十字，主要讲述给老乔的赏赐）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一、11、最危险的结论（上）
英国人终于离开了中国，这群不速之客在这里待了半年。对于这个古老国度，他们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马戛尔尼认为只要有和平的希望，英国人就不应该对天朝动武：“我们现时的利益，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人性禁止我们去考虑派兵远征中国，除非我们绝对肯定我们的忍耐没有用。”他承认：“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
但是，他又认为，如在战场上打败天朝，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庞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谁会从这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呢？是沙俄。不要忘了，马戛尔尼曾出任英国驻沙俄的公使，对于沙俄在远东的野心，马戛尔尼非常清楚：“将使俄国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面对如此有利的时机，叶卡捷琳娜二世原有的野心就会暴露无遗。”马戛尔尼认为如果贸然发动战争将会使沙俄从中渔利，英国人并不能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他主张继续走和平的道路，他坚信因为他这次出使所打下的基础，只要继续派遣使团，天朝迟早会接受西方规则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戛尔尼的逻辑表面上虽有些道理，但细细推敲，却分明是有问题的，一场战争就能导致帝国的分裂？显然，他在这里运用了夸大的手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是错误的。当然，沙俄趁英国军队的入侵，从而攫取了中国大量的土地倒成了现实。
其实，马戛尔尼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战争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就意味着这次出使是完全失败的。前文说过，马戛尔尼非常要强，他不会对英王说自己完全失败了。一个害怕被人指责为失败者的人，怎么可能从他嘴里说出会给自己打上完全失败烙印的战争提议呢？
接着，马戛尔尼对天朝又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评价：“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1794年9月6日，英国使团回到了英国。从出发到回家，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使团快要到达英国时，马戛尔尼就给这次出使盖棺定论了：“由于皇帝的旨意而对使团表示的敬意对中国人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英国人不再是他们蔑视和辱骂的对象了。从此中国人的态度对我们好多了：而这一切的巩固还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努力。”这个定论充满了乐观情绪，也回避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的规则。
马戛尔尼还希望把这股乐观情绪带给所有的英国人。然而，英国使团在中国的真实遭遇已经开始流传起来，这在伦敦掀起了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马戛尔尼，并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有意思的是，英国官方还是比较维护马戛尔尼的定论，这看起来更像是皇帝的新衣，官方也不想向民众宣布花费巨大的出使任务完全失败了。不过，真相还是一步步的揭开了。马戛尔尼最大的贡献也就此产生：他使英国人彻底改变了对天朝的看法。各种各样的见闻让以前那个令人向往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渐渐暗淡下来：“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就这样，一个自大、落后又愚昧的中国形象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树立起来，英国报纸是这样讽刺的：“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
12月19日，英国人终于到达了广州。广州也举行了仪式，就像英国人在路过的城市中看到的那样，广州的军队也操练起来。英国人在审美疲劳中也突然反应过来天朝此举的目的：看似是尊重，实际上天朝是想表明，军队已做好一切准备。当然，故事的脚本也在无聊的重复着，英国人并没有乾隆爷所希望的那样吓破了胆儿，而是很开心：广州的军队如同以前见过的天朝军队一样，是一支由弓箭武装的军队，大英帝国的军队可以轻而易举的打败他们。
到了广州也意味着马戛尔尼马上就要离开天朝了，英国的船队已经在黄埔侯命。长麟也做到了送佛送到家，直到马戛尔尼离开天朝前的一刻，长麟还在继续给英国人喂着甜枣。与松筠不同，长麟不仅在嘴上安抚，也多少用实际行动体现一下，他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在表面上满足了一下英国人的一些要求：1794年1月2日和1月5日，长麟在广州城贴出了两个告示，第一个告示规定了一般百姓如果粗暴对待夷人将要受到的刑罚，第二个告示规定了官员盘剥夷人将要受到的刑罚。
可以说，长麟的甜枣给的很成功，英国人是笑着离开天朝的。再准确点说，马戛尔尼本身也渴望着甜枣，前文说过，他不想空手而归。显然，长麟的甜枣为他回国后的报告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马戛尔尼在向伦敦汇报时，强调他的出访是成功的，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尽管使命没有完成，但天朝政府已经重视英国，并且给予英国商人一定的优惠，这些迹象让人鼓舞，他敦促内阁趁热打铁，再派出一个新的使团。马戛尔尼是自欺欺人吗？有可能，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完全失败，尤其是这项花费巨大的出访。
1月8日下午1点，马戛尔尼带领使团离开了广州。1月13日，“狮子”号通过了虎门炮台，马戛尔尼抓住最后的机会观察天朝：“（虎门）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马戛尔尼预言，这个要塞会被英国军舰轻而易举的摧毁。1840年的鸦片战争证实了这一点。另外，在离开天朝之际，英国人还考察了澳门附近的岛屿，并且指出香港岛非常适合殖民。根据这一报告，1841年，英国军队将米字旗插在了这个岛上，一年后的《南京条约》确定了英国人对该岛的合法殖民。
在马戛尔尼离开天朝之际，我们有必要看看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当然，按照按照朝贡体系的规则，这封信应该被称为敕谕，一种皇帝给臣子的文书。可以说，乾隆因为这封敕谕而名震西方，这封敕谕的内容被后世的西方学者广泛引用，从而塑造了一个自大而又无知的天朝形象。让人替乾隆难过的是，他的这封信的内容更多的被西方社会当作休闲娱乐之用：茶余饭后当作笑话看。那么，这封敕谕里到底都讲了些什么呢？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符合敕谕行文的规则：皇帝给臣子的文书）。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乔治还真是孝敬）。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这么孝顺的孩子值得表扬）……（以上省略一百字，主要讲述乾隆对使团人员的恩惠）……（以上省略六百多字，乾隆主要是叨叨他为什么不准英国大使常驻北京，下面将是这封敕谕的重点内容）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我们天朝地大物博，我皇帝老子很勤政，并不稀罕宝贝）。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这次念你们诚心进贡，我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了）。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其实呢，我天朝如今万国来朝，争相向我进献宝贝，我们什么都不缺，这都是你们家马戛尔尼亲眼看到的）。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所以，我们天朝根本不需要你们英国的东西）。……（以上省略几十字，乾隆又开始叨叨不准英使留京的事，他真的老了）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乂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老乔啊，你要理解我，以后要永远恭顺我，这样大家才能太平啊）。……（以上省略几十字，主要讲述给老乔的赏赐）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一、11、最危险的结论（上）
英国人终于离开了中国，这群不速之客在这里待了半年。对于这个古老国度，他们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马戛尔尼认为只要有和平的希望，英国人就不应该对天朝动武：“我们现时的利益，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人性禁止我们去考虑派兵远征中国，除非我们绝对肯定我们的忍耐没有用。”他承认：“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
但是，他又认为，如在战场上打败天朝，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庞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谁会从这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呢？是沙俄。不要忘了，马戛尔尼曾出任英国驻沙俄的公使，对于沙俄在远东的野心，马戛尔尼非常清楚：“将使俄国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面对如此有利的时机，叶卡捷琳娜二世原有的野心就会暴露无遗。”马戛尔尼认为如果贸然发动战争将会使沙俄从中渔利，英国人并不能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他主张继续走和平的道路，他坚信因为他这次出使所打下的基础，只要继续派遣使团，天朝迟早会接受西方规则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戛尔尼的逻辑表面上虽有些道理，但细细推敲，却分明是有问题的，一场战争就能导致帝国的分裂？显然，他在这里运用了夸大的手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是错误的。当然，沙俄趁英国军队的入侵，从而攫取了中国大量的土地倒成了现实。
其实，马戛尔尼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战争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就意味着这次出使是完全失败的。前文说过，马戛尔尼非常要强，他不会对英王说自己完全失败了。一个害怕被人指责为失败者的人，怎么可能从他嘴里说出会给自己打上完全失败烙印的战争提议呢？
接着，马戛尔尼对天朝又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评价：“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1794年9月6日，英国使团回到了英国。从出发到回家，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使团快要到达英国时，马戛尔尼就给这次出使盖棺定论了：“由于皇帝的旨意而对使团表示的敬意对中国人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英国人不再是他们蔑视和辱骂的对象了。从此中国人的态度对我们好多了：而这一切的巩固还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努力。”这个定论充满了乐观情绪，也回避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的规则。
马戛尔尼还希望把这股乐观情绪带给所有的英国人。然而，英国使团在中国的真实遭遇已经开始流传起来，这在伦敦掀起了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马戛尔尼，并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有意思的是，英国官方还是比较维护马戛尔尼的定论，这看起来更像是皇帝的新衣，官方也不想向民众宣布花费巨大的出使任务完全失败了。不过，真相还是一步步的揭开了。马戛尔尼最大的贡献也就此产生：他使英国人彻底改变了对天朝的看法。各种各样的见闻让以前那个令人向往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渐渐暗淡下来：“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就这样，一个自大、落后又愚昧的中国形象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树立起来，英国报纸是这样讽刺的：“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
一、11、最危险的结论（中）
不过，英国人的确按照马戛尔尼的建议继续尝试着和平的路线，在马戛尔尼回国后的第二年，乔治三世又给乾隆写了一封信，马上就要退位的乾隆又给乔治下了圣旨：“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英国第二个出访天朝的使团也在筹备中，后来因为老斯当东生病，搁浅下来。1796年，乾隆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天朝进入了嘉庆时代。
然而，等待是让人焦急的，天朝方面的无动于衷让英国人想尝试一条新的道路。1802年，英国人借口防止法国人入侵，派舰队来到了澳门海面。虽然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但天朝向来认为澳门是自己的领土，并设置澳门同知来管理澳门，实际上，此时的天朝的确还拥有澳门的主权。
所以，英国人的大胆行为激怒了天朝，天朝以中断两国贸易相威胁，终于迫使英国人离开了澳门海面。英国后来给天朝的解释是：“法兰西欲侵澳门，故举兵来护，讹言请勿轻信。”嘉庆帝给广东方面的上谕：“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
英国人显然想在天朝主动接受西方规则前，就在中国攫取一块租借地，澳门是最好的选择。不死心的英国人又迎来了新的机会，1808年拿破仑的法国占领葡萄牙，英国人再次借口保护澳门不被法国占领，派军队去了澳门，这一次，英国人获得了流亡的葡萄牙王室的许可。与上次始终未敢登陆不同，英国军队这次悍然占领了这座城市，大胆的英国舰队还闯入了虎门，严重威胁着广州。
嘉庆皇帝震惊了，他不敢想象一个小小的蛮夷居然敢占领天朝的土地。与三百年前明朝海军驱逐这些蛮夷不同，在这起突发事件中，天朝的海军始终没有出动，其实，此时的天朝已没有象样的海军了。所以，天朝只能派遣大批士兵造成大兵压境之势，再中断双方贸易，逼迫英夷退出澳门。这一次，英国人又退却了，毕竟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而且英国的反法同盟正在与拿破仑的法国进行战争，他们还没有把精力投放在东方。
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标志着拿破仑的失败，英国终于有精力关注一下东方，他们又开始尝试以和平的方式让天朝接受西方的规则。1816年8月29日凌晨，嘉庆皇帝端坐在宝座上，他是在忙于政务吗？不，他是在等待英夷的磕头。站在门外的是英国特使阿美士德，他率领着英国第二个使团与大皇帝的距离只有一扇门而已。
一、11、最危险的结论（下）
这个使团与马戛尔尼使团进京路线几乎一样，而且使团里还有一个天朝方面的老熟人，他就是小斯当东，就是马戛尔尼使团中，那个会说汉语的小孩，他如今已经成为阿美士德使团里的副使。与上次觐见一样，觐见礼仪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天朝的官员认为英夷不向天下共主的大皇帝磕头是无法饶恕的错误，他们还向嘉庆保证英夷会行三跪九叩之礼的，所以，嘉庆决定召见英夷。于是，官员们就导演了上面的一幕：英国人在午夜刚到达北京时，就被这帮官员带领着去觐见皇帝，他们想趁英国人疲惫不堪、精神恍惚时，逼着英国人磕头。
嘉庆的大殿很安静，虽然已是凌晨，但他依然兴奋的没有睡意。23年前马戛尔尼觐见他的父亲乾隆时，他也在场，他非常介意英夷不向他的父亲磕头。如今，他终于可以帮他的父亲出一口鸟气了。然而，此时的殿外已经吵翻了天，天朝的官员们都在逼迫阿美士德磕头，阿美士德以他没有国书和礼服，自己又异常的疲劳为理由拒绝了。应该说，阿美士德的拒绝很得体，然而向皇帝下了保证的官员们却顾不了这么多，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动手拉扯阿美士德：今天磕也得磕，不磕也得磕。英国人愤怒了，事情也就这样闹大了，从语言冲突到肢体冲突，双方都推搡起来。
此时，嘉庆宣英夷觐见。大殿里空空荡荡，并没见到英夷的踪影，官员们进来汇报：英夷贡使突然病倒，不能觐见了。嘉庆笑了笑：正使不能见，副使也可以，大皇帝可不和蛮夷计较这些。官员们已经汗流浃背：这个……副使也病倒了。直到这时，嘉庆才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愤怒了，他命令英夷滚出天朝去，就从现在开始滚。可怜的阿美士德刚踏进北京就被驱赶出去，他甚至还没看清北京是什么样子。从此以后，英国人再没有派遣使团。
阿美士德走后，天朝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鸦片越来越多了，大烟馆已随处可见，吸食者众。而由于英国的鸦片走私，天朝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大量白银从天朝流入英国人的口袋里。时间又过去了23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了，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惊了伦敦朝野。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正在为是否远征天朝进行激烈的辩论，一位老者站起来准备发言，全场登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知道这位老者的份量，他就是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就是那个47年前跟随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来到天朝的小孩，就是那个仅用两个月便把汉语学得有模有样的神童，就是那个亲手用汉字写下：“大皇帝大寿万万年，我们国王万万年听教训”的孩子，就是那个跟随阿美士德被嘉庆皇帝驱逐出北京的副使。所有议员都静静聆听着他的发言，再没有一个英国人能比他更熟悉天朝了。托马斯.斯当东对所有议员讲道：“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英国传说林则徐要处死英国的鸦片贩子）？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他最后说道：“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演讲结束了，大英帝国下议院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赞成：271票，反战：262票，对华战争案就这样获得了通过。9票的差距让人惋惜，可是该来的终究要来，英国人已经等了47年。
1840年6月，英国远征舰队出现在广州海面，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翻开了最沉重的一页。
不过，英国人的确按照马戛尔尼的建议继续尝试着和平的路线，在马戛尔尼回国后的第二年，乔治三世又给乾隆写了一封信，马上就要退位的乾隆又给乔治下了圣旨：“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英国第二个出访天朝的使团也在筹备中，后来因为老斯当东生病，搁浅下来。1796年，乾隆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天朝进入了嘉庆时代。
然而，等待是让人焦急的，天朝方面的无动于衷让英国人想尝试一条新的道路。1802年，英国人借口防止法国人入侵，派舰队来到了澳门海面。虽然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但天朝向来认为澳门是自己的领土，并设置澳门同知来管理澳门，实际上，此时的天朝的确还拥有澳门的主权。
所以，英国人的大胆行为激怒了天朝，天朝以中断两国贸易相威胁，终于迫使英国人离开了澳门海面。英国后来给天朝的解释是：“法兰西欲侵澳门，故举兵来护，讹言请勿轻信。”嘉庆帝给广东方面的上谕：“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
英国人显然想在天朝主动接受西方规则前，就在中国攫取一块租借地，澳门是最好的选择。不死心的英国人又迎来了新的机会，1808年拿破仑的法国占领葡萄牙，英国人再次借口保护澳门不被法国占领，派军队去了澳门，这一次，英国人获得了流亡的葡萄牙王室的许可。与上次始终未敢登陆不同，英国军队这次悍然占领了这座城市，大胆的英国舰队还闯入了虎门，严重威胁着广州。
嘉庆皇帝震惊了，他不敢想象一个小小的蛮夷居然敢占领天朝的土地。与三百年前明朝海军驱逐这些蛮夷不同，在这起突发事件中，天朝的海军始终没有出动，其实，此时的天朝已没有象样的海军了。所以，天朝只能派遣大批士兵造成大兵压境之势，再中断双方贸易，逼迫英夷退出澳门。这一次，英国人又退却了，毕竟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而且英国的反法同盟正在与拿破仑的法国进行战争，他们还没有把精力投放在东方。
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标志着拿破仑的失败，英国终于有精力关注一下东方，他们又开始尝试以和平的方式让天朝接受西方的规则。1816年8月29日凌晨，嘉庆皇帝端坐在宝座上，他是在忙于政务吗？不，他是在等待英夷的磕头。站在门外的是英国特使阿美士德，他率领着英国第二个使团与大皇帝的距离只有一扇门而已。
一、11、最危险的结论（下）
这个使团与马戛尔尼使团进京路线几乎一样，而且使团里还有一个天朝方面的老熟人，他就是小斯当东，就是马戛尔尼使团中，那个会说汉语的小孩，他如今已经成为阿美士德使团里的副使。与上次觐见一样，觐见礼仪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天朝的官员认为英夷不向天下共主的大皇帝磕头是无法饶恕的错误，他们还向嘉庆保证英夷会行三跪九叩之礼的，所以，嘉庆决定召见英夷。于是，官员们就导演了上面的一幕：英国人在午夜刚到达北京时，就被这帮官员带领着去觐见皇帝，他们想趁英国人疲惫不堪、精神恍惚时，逼着英国人磕头。
嘉庆的大殿很安静，虽然已是凌晨，但他依然兴奋的没有睡意。23年前马戛尔尼觐见他的父亲乾隆时，他也在场，他非常介意英夷不向他的父亲磕头。如今，他终于可以帮他的父亲出一口鸟气了。然而，此时的殿外已经吵翻了天，天朝的官员们都在逼迫阿美士德磕头，阿美士德以他没有国书和礼服，自己又异常的疲劳为理由拒绝了。应该说，阿美士德的拒绝很得体，然而向皇帝下了保证的官员们却顾不了这么多，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动手拉扯阿美士德：今天磕也得磕，不磕也得磕。英国人愤怒了，事情也就这样闹大了，从语言冲突到肢体冲突，双方都推搡起来。
此时，嘉庆宣英夷觐见。大殿里空空荡荡，并没见到英夷的踪影，官员们进来汇报：英夷贡使突然病倒，不能觐见了。嘉庆笑了笑：正使不能见，副使也可以，大皇帝可不和蛮夷计较这些。官员们已经汗流浃背：这个……副使也病倒了。直到这时，嘉庆才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愤怒了，他命令英夷滚出天朝去，就从现在开始滚。可怜的阿美士德刚踏进北京就被驱赶出去，他甚至还没看清北京是什么样子。从此以后，英国人再没有派遣使团。
阿美士德走后，天朝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鸦片越来越多了，大烟馆已随处可见，吸食者众。而由于英国的鸦片走私，天朝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大量白银从天朝流入英国人的口袋里。时间又过去了23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了，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惊了伦敦朝野。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正在为是否远征天朝进行激烈的辩论，一位老者站起来准备发言，全场登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知道这位老者的份量，他就是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就是那个47年前跟随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来到天朝的小孩，就是那个仅用两个月便把汉语学得有模有样的神童，就是那个亲手用汉字写下：“大皇帝大寿万万年，我们国王万万年听教训”的孩子，就是那个跟随阿美士德被嘉庆皇帝驱逐出北京的副使。所有议员都静静聆听着他的发言，再没有一个英国人能比他更熟悉天朝了。托马斯.斯当东对所有议员讲道：“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英国传说林则徐要处死英国的鸦片贩子）？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他最后说道：“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演讲结束了，大英帝国下议院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赞成：271票，反战：262票，对华战争案就这样获得了通过。9票的差距让人惋惜，可是该来的终究要来，英国人已经等了47年。
1840年6月，英国远征舰队出现在广州海面，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翻开了最沉重的一页。
一、12、规则之争
写到这里，第一章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为什么要把马戛尔尼访华列为本文的第一章呢？因为，马戛尔尼的出访是中西关系史上的拐点。在此之后，中西历史的发展方向被明显改变了，最终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该来的总会要来，马戛尔尼访华并不是这一切的主要原因，作为历史拐点，这只是一种标志或者说是现象，客观上，它加速了历史进程的发展，实际上，这起事件的出现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选择。其实，马戛尔尼最大的贡献就是使英国人做到了知己知彼，为下一步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此时的天朝不要说知彼了，连知己都没有做到，有时，知己反而最困难。
不可否认的是，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带来更多的是矛盾，而这种矛盾又以文化上的差异为形式表现出来，最典型的就是觐见礼仪问题，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其实，西方对天朝皇帝逼迫他们磕头的往事一直念念不忘，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讲述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也不忘拿此事调侃一下：“没有人要尼克松行三跪九叩之礼。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曾拒绝行这种礼（尽管尼克松比马戛尔尼勋爵瘦多了，磕起头来更方便）。”
磕头问题在表面上是文化差异的体现，套用美国前总统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西方人只对自然规则和上帝双膝下跪。”连双膝下跪都如此神圣，更何况磕头这种比下跪更卑谦的礼仪了。不要忘了，西方是宗教的社会，没有凡人能超越上帝。可是，一个异族却要逼迫他们向一个凡人施以与上帝平等甚至比上帝还要恭敬的礼节，这就是最大的侮辱。英语kotow这个单词就是根据汉语叩头（磕头）产生的，在英语中，这个单词含有贬义的味道。而在天朝，磕头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礼仪，是一种人间的礼仪。这种礼仪只是表示一种尊重，一种对等级差别的尊重：儿子向父亲磕头，下级向上级磕头，臣民向皇帝磕头，凡人向神仙磕头。所以，天朝的磕头绝没有西方人想象的那么庄严和神圣，天朝并不是在侮辱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
当然，马戛尔尼访华不能概括为文化上的冲突。就如同本章第一节说的那样，这实质上是西方国际社会体系和东方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决定按照哪个体系的规则游戏的冲突，而本身就是规则之一的磕头，在这次冲突中扮演了象征意义的角色。
当两个体系都无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规则后，实力强大的西方就会选择用战争来决定一切，而结果也如他们所愿。其实，所谓的全球化进程正是西方以不速之客的形象闯入世界各地，然后利用各种手段，将自己平等和不平等的规则推广到世界各地的进程。而世界各地在被迫接受这个规则后，又不得不主动或被动的改造自己，以求适应这个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史就是西方这个不速之客，在闯入朝贡体系后，用非正义的战争一步步逼迫中国接受西方平等和不平等规则的历史，是中国内部不断改造以求适应这个规则的历史。
今天的我们显然早已适应了西方的规则，所以，今天的我们都会用这个规则来审视过去，由此对过去得出的结论也许并不公正。如果天朝打败了西方并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世界呢？或许今天的英国人会这样反思马戛尔尼访华：我们当时太自大了，怎么能拒绝向伟大的天朝磕头呢？
当然，以上的假设太过荒诞。实际上，当两个体系决斗的时候，实力上的差距已经注定了结局。不过，历史也是公平的，曾经有同样的机遇摆在双方面前，抓住机遇的西方实现了实力上的飞跃，而丧失机遇的天朝则只好原地踏步。那么，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前，东方的朝贡体系是如何发展的？天朝到底丧失了什么样的机遇？这两个问题将在第二到第六章讲述。
写到这里，第一章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为什么要把马戛尔尼访华列为本文的第一章呢？因为，马戛尔尼的出访是中西关系史上的拐点。在此之后，中西历史的发展方向被明显改变了，最终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该来的总会要来，马戛尔尼访华并不是这一切的主要原因，作为历史拐点，这只是一种标志或者说是现象，客观上，它加速了历史进程的发展，实际上，这起事件的出现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选择。其实，马戛尔尼最大的贡献就是使英国人做到了知己知彼，为下一步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此时的天朝不要说知彼了，连知己都没有做到，有时，知己反而最困难。
不可否认的是，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带来更多的是矛盾，而这种矛盾又以文化上的差异为形式表现出来，最典型的就是觐见礼仪问题，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其实，西方对天朝皇帝逼迫他们磕头的往事一直念念不忘，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讲述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也不忘拿此事调侃一下：“没有人要尼克松行三跪九叩之礼。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曾拒绝行这种礼（尽管尼克松比马戛尔尼勋爵瘦多了，磕起头来更方便）。”
磕头问题在表面上是文化差异的体现，套用美国前总统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西方人只对自然规则和上帝双膝下跪。”连双膝下跪都如此神圣，更何况磕头这种比下跪更卑谦的礼仪了。不要忘了，西方是宗教的社会，没有凡人能超越上帝。可是，一个异族却要逼迫他们向一个凡人施以与上帝平等甚至比上帝还要恭敬的礼节，这就是最大的侮辱。英语kotow这个单词就是根据汉语叩头（磕头）产生的，在英语中，这个单词含有贬义的味道。而在天朝，磕头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礼仪，是一种人间的礼仪。这种礼仪只是表示一种尊重，一种对等级差别的尊重：儿子向父亲磕头，下级向上级磕头，臣民向皇帝磕头，凡人向神仙磕头。所以，天朝的磕头绝没有西方人想象的那么庄严和神圣，天朝并不是在侮辱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
当然，马戛尔尼访华不能概括为文化上的冲突。就如同本章第一节说的那样，这实质上是西方国际社会体系和东方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决定按照哪个体系的规则游戏的冲突，而本身就是规则之一的磕头，在这次冲突中扮演了象征意义的角色。
当两个体系都无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规则后，实力强大的西方就会选择用战争来决定一切，而结果也如他们所愿。其实，所谓的全球化进程正是西方以不速之客的形象闯入世界各地，然后利用各种手段，将自己平等和不平等的规则推广到世界各地的进程。而世界各地在被迫接受这个规则后，又不得不主动或被动的改造自己，以求适应这个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史就是西方这个不速之客，在闯入朝贡体系后，用非正义的战争一步步逼迫中国接受西方平等和不平等规则的历史，是中国内部不断改造以求适应这个规则的历史。
今天的我们显然早已适应了西方的规则，所以，今天的我们都会用这个规则来审视过去，由此对过去得出的结论也许并不公正。如果天朝打败了西方并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世界呢？或许今天的英国人会这样反思马戛尔尼访华：我们当时太自大了，怎么能拒绝向伟大的天朝磕头呢？
当然，以上的假设太过荒诞。实际上，当两个体系决斗的时候，实力上的差距已经注定了结局。不过，历史也是公平的，曾经有同样的机遇摆在双方面前，抓住机遇的西方实现了实力上的飞跃，而丧失机遇的天朝则只好原地踏步。那么，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前，东方的朝贡体系是如何发展的？天朝到底丧失了什么样的机遇？这两个问题将在第二到第六章讲述。
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貌似还停留在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对明代中国的描述中;P
原帖由 孙大炮 于 2007-8-31 15:47 发表
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貌似还停留在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对明代中国的描述中;P
你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不太了解吧?
第二章、天下唯我独尊
1、文化的优越感（上）
公元前664年某日，沙漠里的姜小白（齐桓公的名字）和他的士兵们已经没有水了，更可怕的是，他们迷路了，转了几圈都没走出这片沙漠。绝望的情绪已经弥漫在整个齐国军队中，望着烈日炙烤下的无垠黄沙，小白害怕了，他的霸业才刚刚起步，难道就要折戟于此吗？
小白之所以来到这片不毛之地，是准备追击山戎的。原来，山戎入侵燕国，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小白兄当然要义无反顾的率军营救了。山戎自然不是小白的对手，战败后逃窜至孤竹国(位于今天河北省西北部)。这个国家别看小，却有打败小白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派人诈降，将小白和齐国军队引入这片沙漠中。这片沙漠就是传说中的“迷谷”，据说进去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小白就如孤竹国希望的那样迷路了。
天气越发的炎热，整个沙漠就如同蒸笼一般蒸发着所有的水分，齐国人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人往往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才能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所以，管仲同学也就在这个时候想出了一条妙计。管仲就是那位辅佐小白成就春秋霸主伟业的奇人，他此时突然想起老人们常说老马识途，所以他建议小白从队伍中找几匹本地的老马试一下，说不定，就能寻到走出沙漠的出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否则就不会有老马识途这句成语了：齐国人跟着老马走出了险境。而小白趁着敌人的麻痹，顺利打败了山戎，灭亡了孤竹国。
这个故事除了告诉我们老马识途这个道理外，还说明了春秋时代华夏族所面临的空前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世朝贡体系的核心思想诞生了。
自西周末年，周边少数民族就成为华夏族的巨大威胁，以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山戎攻破镐京而丧命为标志，西周灭亡了。周王室被迫东迁到洛邑（今天的洛阳），史称东周。在以后一百多年里，狄戎经常能长驱直入，中原的华夏各国深受其苦，而以蛮夷自居的楚国也把触角伸向了中原。
这时，时代造就了齐桓公，面对华夏的危险境地，他站了出来。在帮助燕国打败山戎后，公元前659年，小白兄又帮助邢国打败了来犯的狄兵。第二年，他又帮助被狄族灭亡的卫国复国。公元前655年，小白又迫使楚国向周王室进贡，从而让他在华夏诸国中赢得了空前的威望。所以，与其说齐桓公成就了霸主地位，倒不如说华夏诸国空前团结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
1、文化的优越感（下）
可以说，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前，在华夏与夷狄血与火的较量中，华夏的民族意识第一次猛烈迸发出来，“尊王攘夷”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随之而来的就是“华夷之辨”思想的流行。“华夷之辨”，说白了就是华夏族的民族主义。从字面理解，就是辨别华夏和夷狄。《左传》中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一方面，但要辨别的最主要原因却是“贵华贱夷”，就是以华夏为贵，以夷狄为贱。我们姑且不看军事上的胜负，单从文明程度讲，华夏文明的确发展的比周边民族先进，就像高学历的人看不起半文盲一样，夷的野蛮是让人鄙视的，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则理应受到尊敬。偏激点儿说，这有点儿文化沙文主义的味道。这种思想流传到后世，就成为朝贡体系的核心指导思想。所以，乾隆爷如此鄙视英夷，大家也就能理解了，贵华贱夷嘛，虽然乾隆本身在华夷问题上也有一堆官司，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讲到。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的民族意识并不是基于血统，或者说辨别的标准不是血统，而是华夏的文化。孔子说：“没有管仲同学，我现在就要披头散发，穿着胡服了（《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华夏男子都要束发，而且华服右衽，少数民族正相反）。”可见孔子并不在乎血统的问题，而是关注着让他自豪的华夏文化，他老人家一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道出了华夏人在文化上的无限优越感。
所以，孔子在《春秋》中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如果夷狄到了中国并习用了华夏的文化，那他们就是华夏族了；而如果华夏族到了夷狄之地并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他们就不再是华夏，而是夷狄了。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唐朝长孙无忌编写的《唐律疏议》中，对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这种解释完全沿用了华夷之辨的思想，从中也可看出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到战国时，孟子在继承“华夷之辨”的思想后，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夏变夷”的思想，即以华夏先进的文明教化周边野蛮的夷狄。实际上，“华夷之辨”是指导思想，而“以夏变夷”则是具体的工作方法，有点儿文化输出的味道。“以夏变夷”对后世的朝贡体系影响也很深远，在实际操作中，天朝的皇帝们都非常熟练的运用着“以夏变夷”：每当外邦来朝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摆在高高的位置上去教化人家，在他们看来，“以夏变夷”是天朝天子的责任，就像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总喜欢教训别人一样。而“以夏变夷”能否成功，也说明了天子的威德问题，所以，一心向化的蛮夷成为天朝眼中的楷模，不肯受教化的则是夷性顽劣，不是皇帝的威德不够，而是朽木不可雕。
不过，虽然朝贡体系的核心思想来源于春秋的“华夷之辨”，但从制度上看，整个朝贡体系与西周的“五服”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这里说的“五服”并不是古代丧服制度的“五服”，而是《尚书.禹贡》里说的“五服”制度。其实，说白了，这是一种政治地理学说。大家都知道，西周搞的是分封制，周天子直接统治王畿，其他地方则分封给诸侯。“五服”制就是根据距离天子的远近，把天下分成：甸、侯、宾、要、荒五服。所谓的“服”就是服事天子的邦国或者地方。天子直接统治之地是甸服，诸侯是侯服，诸侯的侯卫是宾服，夷狄们则是要服和荒服。
天下五服都要承认周天子的天子地位，并向天子缴纳贡赋，受到周天子的礼遇也是不一样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所说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给“五服”制度做了很好的概括。我们再举个形象的例子：周天子是太阳，诸侯或者蛮夷就是行星，行星们要按照自己的轨道以太阳为中心，围绕太阳公转，接受阳光的沐浴（天子的教化）。所以，在制度上，朝贡体系是来源于分封制下的“五服”制度：皇帝是太阳，中央、地方、蛮夷是行星，他们受太阳吸引力作用，一圈一圈围着太阳转。说白了，朝贡体系其实就是一个以皇帝为圆心、层层向外延伸的一个同心圆，这个圆圈包含了古人眼里的整个世界。明太祖朱元璋的话也很好的概括了这个体系：“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所以，思想上与“华夷之辨”的一脉相承、制度上对“五服”制度的继承，导致了在大一统时代，朝贡体系的建立。当然，朝贡体系的建立最原始的动力是皇帝们需要一个处理与外邦关系的体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旧有的天下被统一了，中国走入了大一统时代。然而，事实上，天外有天，秦人虽然夸口统一天下，然而他们也发现了：旧有的天下其实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周边不断涌现出新的民族和政权。所以，就有了秦朝后来的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之举。然而，秦朝的时间太短，在还没有建立一套如何对外交往的制度时，就在公元前206年灭亡了。四年后刘邦打败了项羽，大一统的大汉建立起来。
1、文化的优越感（上）
公元前664年某日，沙漠里的姜小白（齐桓公的名字）和他的士兵们已经没有水了，更可怕的是，他们迷路了，转了几圈都没走出这片沙漠。绝望的情绪已经弥漫在整个齐国军队中，望着烈日炙烤下的无垠黄沙，小白害怕了，他的霸业才刚刚起步，难道就要折戟于此吗？
小白之所以来到这片不毛之地，是准备追击山戎的。原来，山戎入侵燕国，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小白兄当然要义无反顾的率军营救了。山戎自然不是小白的对手，战败后逃窜至孤竹国(位于今天河北省西北部)。这个国家别看小，却有打败小白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派人诈降，将小白和齐国军队引入这片沙漠中。这片沙漠就是传说中的“迷谷”，据说进去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小白就如孤竹国希望的那样迷路了。
天气越发的炎热，整个沙漠就如同蒸笼一般蒸发着所有的水分，齐国人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人往往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才能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所以，管仲同学也就在这个时候想出了一条妙计。管仲就是那位辅佐小白成就春秋霸主伟业的奇人，他此时突然想起老人们常说老马识途，所以他建议小白从队伍中找几匹本地的老马试一下，说不定，就能寻到走出沙漠的出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否则就不会有老马识途这句成语了：齐国人跟着老马走出了险境。而小白趁着敌人的麻痹，顺利打败了山戎，灭亡了孤竹国。
这个故事除了告诉我们老马识途这个道理外，还说明了春秋时代华夏族所面临的空前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世朝贡体系的核心思想诞生了。
自西周末年，周边少数民族就成为华夏族的巨大威胁，以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山戎攻破镐京而丧命为标志，西周灭亡了。周王室被迫东迁到洛邑（今天的洛阳），史称东周。在以后一百多年里，狄戎经常能长驱直入，中原的华夏各国深受其苦，而以蛮夷自居的楚国也把触角伸向了中原。
这时，时代造就了齐桓公，面对华夏的危险境地，他站了出来。在帮助燕国打败山戎后，公元前659年，小白兄又帮助邢国打败了来犯的狄兵。第二年，他又帮助被狄族灭亡的卫国复国。公元前655年，小白又迫使楚国向周王室进贡，从而让他在华夏诸国中赢得了空前的威望。所以，与其说齐桓公成就了霸主地位，倒不如说华夏诸国空前团结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
1、文化的优越感（下）
可以说，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前，在华夏与夷狄血与火的较量中，华夏的民族意识第一次猛烈迸发出来，“尊王攘夷”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随之而来的就是“华夷之辨”思想的流行。“华夷之辨”，说白了就是华夏族的民族主义。从字面理解，就是辨别华夏和夷狄。《左传》中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一方面，但要辨别的最主要原因却是“贵华贱夷”，就是以华夏为贵，以夷狄为贱。我们姑且不看军事上的胜负，单从文明程度讲，华夏文明的确发展的比周边民族先进，就像高学历的人看不起半文盲一样，夷的野蛮是让人鄙视的，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则理应受到尊敬。偏激点儿说，这有点儿文化沙文主义的味道。这种思想流传到后世，就成为朝贡体系的核心指导思想。所以，乾隆爷如此鄙视英夷，大家也就能理解了，贵华贱夷嘛，虽然乾隆本身在华夷问题上也有一堆官司，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讲到。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的民族意识并不是基于血统，或者说辨别的标准不是血统，而是华夏的文化。孔子说：“没有管仲同学，我现在就要披头散发，穿着胡服了（《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华夏男子都要束发，而且华服右衽，少数民族正相反）。”可见孔子并不在乎血统的问题，而是关注着让他自豪的华夏文化，他老人家一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道出了华夏人在文化上的无限优越感。
所以，孔子在《春秋》中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如果夷狄到了中国并习用了华夏的文化，那他们就是华夏族了；而如果华夏族到了夷狄之地并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他们就不再是华夏，而是夷狄了。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唐朝长孙无忌编写的《唐律疏议》中，对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这种解释完全沿用了华夷之辨的思想，从中也可看出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到战国时，孟子在继承“华夷之辨”的思想后，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夏变夷”的思想，即以华夏先进的文明教化周边野蛮的夷狄。实际上，“华夷之辨”是指导思想，而“以夏变夷”则是具体的工作方法，有点儿文化输出的味道。“以夏变夷”对后世的朝贡体系影响也很深远，在实际操作中，天朝的皇帝们都非常熟练的运用着“以夏变夷”：每当外邦来朝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摆在高高的位置上去教化人家，在他们看来，“以夏变夷”是天朝天子的责任，就像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总喜欢教训别人一样。而“以夏变夷”能否成功，也说明了天子的威德问题，所以，一心向化的蛮夷成为天朝眼中的楷模，不肯受教化的则是夷性顽劣，不是皇帝的威德不够，而是朽木不可雕。
不过，虽然朝贡体系的核心思想来源于春秋的“华夷之辨”，但从制度上看，整个朝贡体系与西周的“五服”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这里说的“五服”并不是古代丧服制度的“五服”，而是《尚书.禹贡》里说的“五服”制度。其实，说白了，这是一种政治地理学说。大家都知道，西周搞的是分封制，周天子直接统治王畿，其他地方则分封给诸侯。“五服”制就是根据距离天子的远近，把天下分成：甸、侯、宾、要、荒五服。所谓的“服”就是服事天子的邦国或者地方。天子直接统治之地是甸服，诸侯是侯服，诸侯的侯卫是宾服，夷狄们则是要服和荒服。
天下五服都要承认周天子的天子地位，并向天子缴纳贡赋，受到周天子的礼遇也是不一样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所说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给“五服”制度做了很好的概括。我们再举个形象的例子：周天子是太阳，诸侯或者蛮夷就是行星，行星们要按照自己的轨道以太阳为中心，围绕太阳公转，接受阳光的沐浴（天子的教化）。所以，在制度上，朝贡体系是来源于分封制下的“五服”制度：皇帝是太阳，中央、地方、蛮夷是行星，他们受太阳吸引力作用，一圈一圈围着太阳转。说白了，朝贡体系其实就是一个以皇帝为圆心、层层向外延伸的一个同心圆，这个圆圈包含了古人眼里的整个世界。明太祖朱元璋的话也很好的概括了这个体系：“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所以，思想上与“华夷之辨”的一脉相承、制度上对“五服”制度的继承，导致了在大一统时代，朝贡体系的建立。当然，朝贡体系的建立最原始的动力是皇帝们需要一个处理与外邦关系的体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旧有的天下被统一了，中国走入了大一统时代。然而，事实上，天外有天，秦人虽然夸口统一天下，然而他们也发现了：旧有的天下其实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周边不断涌现出新的民族和政权。所以，就有了秦朝后来的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之举。然而，秦朝的时间太短，在还没有建立一套如何对外交往的制度时，就在公元前206年灭亡了。四年后刘邦打败了项羽，大一统的大汉建立起来。
二、2、战争的威望（上）
秦朝没有完成的任务，只好交给大汉朝廷完成了。前文说过，广义上的天下并没统一，秦汉只是完成了华夏族的统一。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关系，成为摆在皇帝们案几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实际上，后世的朝贡体系并不是在汉初建立的。毕竟，虽然有思想和制度上的渊源，虽然有建立对外关系的原始动力，然而，这种把自己摆在宗主地位上的制度，并不能依靠文明上的优势来确立，并不是你去派几个使者告诉人家你的文明比别人发达，别人就会服你的。准确点说，这种宗主地位是从战场上取得的。所以，朝贡体系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威望。
汉匈关系是战争作用最重要的表现，也是朝贡体制最早的尝试。经过秦末的动乱，汉初国力疲敝，北方强盛的匈奴成为大汉的心腹大患，与匈奴的交往在大汉看来是耻辱的。在接受刘邦白登之围的教训后，汉初的皇帝们与匈奴结为“兄弟之国”，看似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实际上不平等的一方是大汉。汉初的和亲是被迫的，是屈辱性质的，被人打败了，然后靠自家女人来换取和平，这是男人们最耻辱的事情。
冒顿单于还写信调戏刘邦的老婆吕后，吕后为了换取大汉的安宁，也不得不扯下老脸，回信说她“年老气衰，发齿坠落”，根本配不上冒顿。不仅如此，《史记》上还说大汉“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司马迁这个“奉”字用的妙，一字道破了不平等的实质。所以，汉初的皇帝只有休养生息、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份儿了，他们在等待着收拾匈奴的那一天。
这一等就是70多年，经过汉初和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时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收拾匈奴、以雪前耻的计划也就自然而然开始了。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匈奴的优势不复存在，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武帝死后，匈奴又分裂为南北匈奴，实力进一步衰落。
公元前36年，与大汉为敌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在西域被汉将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由消灭掉了。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则早在17年前就归顺了天汉，《汉书》上说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自此，匈奴从大汉的“兄弟之国”变成了“藩国”。当然，打胜和打败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打败仗后的和亲是耻辱，打胜仗后的和亲那是“教化”，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显然是后者。虽然历来都有闲人八卦一下王昭君、呼韩邪与汉元帝的三角关系，然而这毕竟是皇帝的色欲问题，是私人问题，已经与国家的荣辱扯不上关系了。
二、2、战争的威望（下）
很显然，皇帝们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对这种唯我独尊的感觉非常受用，理所当然的要把这种处理匈奴的方式推而广之。当然，朝贡思想作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尊礼的儒学的兴盛也为朝贡体系的建立作足了准备：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一直被认为是圣君治下的气象，也是天子盛德的集中体现，这为天朝的帝王们订做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政绩标准，乾隆对英夷的来访如此高兴，也就不足为怪了：送上门的政绩，谁不开心啊。
不过，这种政绩观其实并不科学，说白了，太容易造假，明显不如GDP好，虽然GDP也并不科学。所以，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皇帝们都不惜本钱营造出一个万国来朝的局面，这种形象工程逐渐导致了朝贡体系的扭曲，我们会在后文中讲到。
就这样，参照处理匈奴的先例，朝贡体系开始发展起来。一些被匈奴欺压的国家也因为天汉打败匈奴的威望，而纷纷投向天汉，西域诸国就是个典型。说起西域，大家就会想到张骞的凿空，这位仁兄在公元前138年受汉武帝委派出使西域，目的也很明确，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抗击匈奴。张骞的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因为大月氏断然拒绝了张骞联盟的要求。然而，伴随着大汉在战场上的胜利，这巨大的威望也折服了西域，张骞以后的出使也方便起来，西域逐渐被纳入了大汉的势力范围。
不过，直接针对西域的战争在这其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公元前104年，因为西域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拒绝天汉索取汗血宝马的要求，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战争一波三折，最后以远征的汉军获胜、大宛国王被杀告终。大汉趁这次胜利，开始在西域建立军事和行政机构，而大宛的前车之鉴也让西域诸国意识到臣服于大汉的必要性。最终，《汉书》说西域“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西域被拉入了天汉的朝贡体系之中。
张骞的外交冒险还成功的开阔了天朝人的视野，他来到了前人未来过的地方，天下在一步步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神秘国家出现了。公元前126年，也就是在第一次出发后13年，张骞终于回到了长安。一顿唏嘘后，自然要和汉武帝讲述西域的见闻。一个见闻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张骞在大夏国（今天的阿富汗）发现了天汉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而据当地人讲，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传来的，身毒国就是今天的印度。聪明的汉武帝和张骞由此得出了从四川肯定有道路去身毒国，如果从此道去身毒国再转而去大夏、乌孙，就不用翻越气候恶劣的帕米尔高原，也不用穿越匈奴人控制的区域了。
所以，汉武帝决心打通这条道路，并派使者从四川向南挺进。结果，这条道路并没打通，否则唐朝的玄奘和尚就不用翻越帕米尔高原去印度了。之所以没有打通，是因为昆明夷的阻挡，昆明夷是西南夷的一支。天朝对于西南夷并不陌生，早在战国时代，楚国的庄跤就入滇为王。当然，这一趟西南冒险也是有收获的，大汉在今天贵州、云南一带发现了许多国家，夜郎国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对于夜郎国，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说出“汉孰与我大”的与大汉一个郡县差不多大的国家。使者走后，到来的是大汉的军队，夜郎等国虽然挣扎，但最终还是向大汉朝贡内附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宿命，公元前26年，夜郎国被大汉灭亡。这个国家被后世的天朝人所嘲笑，夜郎自大成为汉语中最常用的成语。
就这样，朝贡体系建立起来。在这个体系中，朝贡国被大皇帝划分为“纳质内属”者和“重译贡献”者两类，前者与大汉有政治隶属关系，朝贡国要尽自己的政治义务，比如接受册封、允许驻军等；后者与大汉没有政治上的关系，双方主要是商业上的往来，但是，大汉皇帝乃天下宗主，所以，就算“重译贡献”者前来贸易，那也是朝贡，也是一心向化的举动。而且，这也关系到皇帝们的政绩，朝贡国太少，太有损皇帝的颜面，为了追求数字上的繁荣，皇帝们也需要将前来贸易的外邦视为自己的朝贡国。其实，许多外邦商人也都不在意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能贸易、能挣钱才是硬道理，所以，表面上他们也就任由皇帝们YY了。
实际上，这种划分更多的体现了地理上的远近，太远的国家，天汉鞭长莫及，自然在政治上无法施加影响。而且，这种划分方法对后世的朝贡体系也影响深远，举个例子，乾隆时，朝鲜就相当于内属，而英国就相当于贡献。大汉时的朝贡甚至是一种过渡手段：曾经朝贡过大汉的古朝鲜、南越、西南夷诸国都被天汉灭亡；而纳入朝贡体系的西域诸国，也在后来被大汉建立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在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大汉的疆土。
在经历了王莽篡政后，刘秀光复了汉朝的天下，并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在恢复元气后，马上就开始着手恢复朝贡体系。击匈奴、通西域只是恢复西汉王朝旧有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东汉王朝将朝贡体系进一步发扬广大，《后汉书》中说，自东汉班超复通西域以后，“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东汉已经将西亚的条枝（今伊拉克境内）、安息（今伊朗境内）列入朝贡的势力范围。
不仅如此，东汉王朝还把视野放到了东亚以及东南亚，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刘秀还赐予印绶。这枚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出土，上书“汉委奴国王”五个篆字。在东南亚，缅甸古国以及印尼的爪哇也纷纷“遣使贡献”，再加上后面将要提到的罗马帝国，从文献上看，朝贡体系在东汉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种盛极一时只是数字上的繁荣，实质上的“纳质内属”者并不比西汉多，东汉王朝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没有超越西汉。当然，“重译贡献”者的增多也意味着与天朝商业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在东汉王朝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朝贡体系除了维系天朝在政治、军事方面上的安全外，贸易上的利益也不可忽略。而对于朝贡国来说，除了因为天朝军事和政治上的威望，贸易商机所蕴涵的利益也成为他们心甘情愿的加入到朝贡体系中的重要原因。就如《后汉书》说的那样：“（西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
当然，大皇帝的触角也是越伸越远，以至西方的罗马帝国也被纳入了朝贡体系。
秦朝没有完成的任务，只好交给大汉朝廷完成了。前文说过，广义上的天下并没统一，秦汉只是完成了华夏族的统一。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关系，成为摆在皇帝们案几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实际上，后世的朝贡体系并不是在汉初建立的。毕竟，虽然有思想和制度上的渊源，虽然有建立对外关系的原始动力，然而，这种把自己摆在宗主地位上的制度，并不能依靠文明上的优势来确立，并不是你去派几个使者告诉人家你的文明比别人发达，别人就会服你的。准确点说，这种宗主地位是从战场上取得的。所以，朝贡体系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威望。
汉匈关系是战争作用最重要的表现，也是朝贡体制最早的尝试。经过秦末的动乱，汉初国力疲敝，北方强盛的匈奴成为大汉的心腹大患，与匈奴的交往在大汉看来是耻辱的。在接受刘邦白登之围的教训后，汉初的皇帝们与匈奴结为“兄弟之国”，看似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实际上不平等的一方是大汉。汉初的和亲是被迫的，是屈辱性质的，被人打败了，然后靠自家女人来换取和平，这是男人们最耻辱的事情。
冒顿单于还写信调戏刘邦的老婆吕后，吕后为了换取大汉的安宁，也不得不扯下老脸，回信说她“年老气衰，发齿坠落”，根本配不上冒顿。不仅如此，《史记》上还说大汉“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司马迁这个“奉”字用的妙，一字道破了不平等的实质。所以，汉初的皇帝只有休养生息、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份儿了，他们在等待着收拾匈奴的那一天。
这一等就是70多年，经过汉初和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时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收拾匈奴、以雪前耻的计划也就自然而然开始了。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匈奴的优势不复存在，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武帝死后，匈奴又分裂为南北匈奴，实力进一步衰落。
公元前36年，与大汉为敌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在西域被汉将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由消灭掉了。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则早在17年前就归顺了天汉，《汉书》上说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自此，匈奴从大汉的“兄弟之国”变成了“藩国”。当然，打胜和打败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打败仗后的和亲是耻辱，打胜仗后的和亲那是“教化”，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显然是后者。虽然历来都有闲人八卦一下王昭君、呼韩邪与汉元帝的三角关系，然而这毕竟是皇帝的色欲问题，是私人问题，已经与国家的荣辱扯不上关系了。
二、2、战争的威望（下）
很显然，皇帝们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对这种唯我独尊的感觉非常受用，理所当然的要把这种处理匈奴的方式推而广之。当然，朝贡思想作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尊礼的儒学的兴盛也为朝贡体系的建立作足了准备：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一直被认为是圣君治下的气象，也是天子盛德的集中体现，这为天朝的帝王们订做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政绩标准，乾隆对英夷的来访如此高兴，也就不足为怪了：送上门的政绩，谁不开心啊。
不过，这种政绩观其实并不科学，说白了，太容易造假，明显不如GDP好，虽然GDP也并不科学。所以，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皇帝们都不惜本钱营造出一个万国来朝的局面，这种形象工程逐渐导致了朝贡体系的扭曲，我们会在后文中讲到。
就这样，参照处理匈奴的先例，朝贡体系开始发展起来。一些被匈奴欺压的国家也因为天汉打败匈奴的威望，而纷纷投向天汉，西域诸国就是个典型。说起西域，大家就会想到张骞的凿空，这位仁兄在公元前138年受汉武帝委派出使西域，目的也很明确，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抗击匈奴。张骞的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因为大月氏断然拒绝了张骞联盟的要求。然而，伴随着大汉在战场上的胜利，这巨大的威望也折服了西域，张骞以后的出使也方便起来，西域逐渐被纳入了大汉的势力范围。
不过，直接针对西域的战争在这其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公元前104年，因为西域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拒绝天汉索取汗血宝马的要求，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战争一波三折，最后以远征的汉军获胜、大宛国王被杀告终。大汉趁这次胜利，开始在西域建立军事和行政机构，而大宛的前车之鉴也让西域诸国意识到臣服于大汉的必要性。最终，《汉书》说西域“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西域被拉入了天汉的朝贡体系之中。
张骞的外交冒险还成功的开阔了天朝人的视野，他来到了前人未来过的地方，天下在一步步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神秘国家出现了。公元前126年，也就是在第一次出发后13年，张骞终于回到了长安。一顿唏嘘后，自然要和汉武帝讲述西域的见闻。一个见闻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张骞在大夏国（今天的阿富汗）发现了天汉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而据当地人讲，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传来的，身毒国就是今天的印度。聪明的汉武帝和张骞由此得出了从四川肯定有道路去身毒国，如果从此道去身毒国再转而去大夏、乌孙，就不用翻越气候恶劣的帕米尔高原，也不用穿越匈奴人控制的区域了。
所以，汉武帝决心打通这条道路，并派使者从四川向南挺进。结果，这条道路并没打通，否则唐朝的玄奘和尚就不用翻越帕米尔高原去印度了。之所以没有打通，是因为昆明夷的阻挡，昆明夷是西南夷的一支。天朝对于西南夷并不陌生，早在战国时代，楚国的庄跤就入滇为王。当然，这一趟西南冒险也是有收获的，大汉在今天贵州、云南一带发现了许多国家，夜郎国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对于夜郎国，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说出“汉孰与我大”的与大汉一个郡县差不多大的国家。使者走后，到来的是大汉的军队，夜郎等国虽然挣扎，但最终还是向大汉朝贡内附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宿命，公元前26年，夜郎国被大汉灭亡。这个国家被后世的天朝人所嘲笑，夜郎自大成为汉语中最常用的成语。
就这样，朝贡体系建立起来。在这个体系中，朝贡国被大皇帝划分为“纳质内属”者和“重译贡献”者两类，前者与大汉有政治隶属关系，朝贡国要尽自己的政治义务，比如接受册封、允许驻军等；后者与大汉没有政治上的关系，双方主要是商业上的往来，但是，大汉皇帝乃天下宗主，所以，就算“重译贡献”者前来贸易，那也是朝贡，也是一心向化的举动。而且，这也关系到皇帝们的政绩，朝贡国太少，太有损皇帝的颜面，为了追求数字上的繁荣，皇帝们也需要将前来贸易的外邦视为自己的朝贡国。其实，许多外邦商人也都不在意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能贸易、能挣钱才是硬道理，所以，表面上他们也就任由皇帝们YY了。
实际上，这种划分更多的体现了地理上的远近，太远的国家，天汉鞭长莫及，自然在政治上无法施加影响。而且，这种划分方法对后世的朝贡体系也影响深远，举个例子，乾隆时，朝鲜就相当于内属，而英国就相当于贡献。大汉时的朝贡甚至是一种过渡手段：曾经朝贡过大汉的古朝鲜、南越、西南夷诸国都被天汉灭亡；而纳入朝贡体系的西域诸国，也在后来被大汉建立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在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大汉的疆土。
在经历了王莽篡政后，刘秀光复了汉朝的天下，并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在恢复元气后，马上就开始着手恢复朝贡体系。击匈奴、通西域只是恢复西汉王朝旧有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东汉王朝将朝贡体系进一步发扬广大，《后汉书》中说，自东汉班超复通西域以后，“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东汉已经将西亚的条枝（今伊拉克境内）、安息（今伊朗境内）列入朝贡的势力范围。
不仅如此，东汉王朝还把视野放到了东亚以及东南亚，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刘秀还赐予印绶。这枚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出土，上书“汉委奴国王”五个篆字。在东南亚，缅甸古国以及印尼的爪哇也纷纷“遣使贡献”，再加上后面将要提到的罗马帝国，从文献上看，朝贡体系在东汉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种盛极一时只是数字上的繁荣，实质上的“纳质内属”者并不比西汉多，东汉王朝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没有超越西汉。当然，“重译贡献”者的增多也意味着与天朝商业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在东汉王朝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朝贡体系除了维系天朝在政治、军事方面上的安全外，贸易上的利益也不可忽略。而对于朝贡国来说，除了因为天朝军事和政治上的威望，贸易商机所蕴涵的利益也成为他们心甘情愿的加入到朝贡体系中的重要原因。就如《后汉书》说的那样：“（西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
当然，大皇帝的触角也是越伸越远，以至西方的罗马帝国也被纳入了朝贡体系。
3、朝贡体系中的罗马帝国
时间：将近两千年前。地点：波斯湾畔（学界有争议，在此采用通说）。
东汉人甘英终于来到这里，面对浩瀚的大海，他有些胆怯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未见过大海，所以，大海对黄土文明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甘英是受西域都护班超的委派出使大秦国的，时间是公元97年。大秦是天朝对罗马的称呼。为什么叫大秦呢？《后汉书》给了这样的解释：“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嗯，与天朝类似，言外之意，还是不如天朝的。但是，在朝贡体系惟我独尊的思想下，这已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可以说，在近代以前，这是天朝给予其他文明的最高评价了，在天朝眼中，大多数外邦都是些蛮夷而已。可见，天朝人对罗马还是有几分敬意的，这也是甘英不远万里出使罗马的很重要的原因。不过，在波斯湾畔，他遭遇到安息人。安息就是今天的伊朗，甘英脚下的土地正是安息人的地盘。
本来，甘英就对大海有些发怵，安息人的话又进一步加剧了甘英的恐惧：“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安息人说，出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大海太广大了，顺风还好，若是逆风，恐怕至少两年才能渡过去，所以要渡海的人都得备好三年的干粮。显然，安息人是在夸大或者恐吓，他们并没有对甘英说实话：渡过波斯湾并不费时，而且还有一条途经叙利亚的陆路，此时的罗马已经占领了叙利亚。
不过，安息人的话的确对甘英起了作用：三年呐！在大海上飘荡，万一有个大风大浪的……甘英已经快晕过去了。安息人见这招管用，又继续下猛药：“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安息人的亲情牌可谓恰倒好处，天朝人对故土的眷恋是出了名的，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柔弱的妻子、可怜的孩子……甘英已经热泪盈眶了，他割舍不掉故土和亲人，一旦出海，恐怕就真如安息人所说的那样，在海中思乡急切而亡。所以，甘英同志一咬牙、一跺脚，头也不回的离开波斯湾，回国复命去了。
看着甘英眼泪汪汪的离开，安息人得意的笑了。他们为什么要欺骗甘英呢？这完全处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天朝的丝绸已经让罗马发了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此产生。而安息恰恰就位于丝绸之路上，因为地理上的优势，他们充当了二道或者三道贩子的角色，并且就此垄断了东西方的丝绸贸易。这让他们赚了很多钱，在天朝并不算很值钱的丝绸到了罗马就与黄金等价了，抛开路途遥远的因素，安息这个代理商在其中的牟利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安息人不希望天朝与罗马直接建立联系：你们天朝搞直销，让我们这些代理商怎么活啊。所以，编个谎话阻止甘英是最好的选择。
天朝对安息代理商的地位并不很了解，虽然，天朝也知道安息与罗马之间的一些商业行为，比如，《后汉书·西域传》说罗马：“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魏略·西戎传》中说罗马：“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只是，天朝并不知道安息这个“代理商”大发了横财，他们派人去罗马也并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但罗马清楚这个代理商，他们对安息垄断丝绸贸易牟利非常不满，为了打通到中国的丝绸贸易线路，两国还爆发过战争。不管怎样，安息人的目的达到了，根据甘英的报告，天朝打消了派人去罗马的念头，中西方第一次官方接触就这样夭折了。
虽然如此，双方间接的交往还在依靠丝绸之路维系着，丝绸、钢铁等货物艰难的从天朝经过几到贩子的转手，运到了罗马。尽管双方并不是直接贸易，但通过只言片语的传说，双方还是多少了解了对方。前文说过，天朝方面给予了罗马最高的评价，而在那时的西方，把中国叫做赛里斯（学界有争议，在此采用通说），按照希腊语，赛里斯就是产丝的国家。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是这样介绍“赛里斯”的:“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
二、3、朝贡体系中的罗马帝国（下）
很遗憾的是，并没发现在两国史籍中有相同记载的两国政府间正式交往。郭宪在《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中提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牛。”郭宪是东汉人，由于《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并不是信史，所以，这段记载并未获得史学界的公认，而且在罗马历史中，也无此记载。不过，值得玩味的是那个“贡”字，一个东汉人笔下用了“贡”这个字，从中可以说明罗马虽然“有类中国”，但还是“重译贡献”者，是我天朝的朝贡国，与其他朝贡国相比，只是不太野蛮而已。
类似的记载还可以从《后汉书》中看到：“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与花蹄牛的传说一样，这个被许多学者作为中西方第一次官方交流的记载，在罗马的历史中也没有留下笔墨。不过，公元166年左右的罗马皇帝是安东尼，与安敦的发音很相近，可能真的有罗马人在那一年来到了天朝，很可能是一些商人。
其实，当时的天朝人也对这些人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疑传者过焉。”因为，他们的物品并不是大秦的特产。有意思的是，天朝人用了“表贡”一词，前面讲过，自朝贡体系草创以来，只要来到天朝的外邦人，都是一心向化、准备朝贡的，罗马也不例外。可怜的罗马在中国史书中自此摆脱不了朝贡的噩梦，在《晋书·四夷传》中，又发现了有关罗马的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总而言之，这些前来“贡献”的罗马人极可能是一些罗马的商人。
有趣的是，罗马的史籍中也有关于天朝使臣来访的记载。公元前27年1月16日，屋大维加冕为罗马的奥古斯都（元首），成为事实上第一位罗马皇帝，罗马共和国结束，罗马帝国正式建立。在这个盛况空前的典礼上，让罗马人感兴趣的还有赛里斯的朝贺者。这是赛里斯人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宫廷，按照罗马人佛罗勒斯的记载，这个赛里斯人“碧眼赤髯”，现在看来，此人并不是正宗的天朝人。当然，罗马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很热情的接待了这位来自天朝的朝贺者。与前面的情况相同，这份罗马史籍中有关天朝的记载，在我国的古籍中并没找到，此使者应该是中亚商贩冒充的。有趣的是，按照罗马史籍里的说法，这为赛里斯的使者向罗马皇帝“奉献宝石、马匹”。虽没有天朝文献那么的直白，不过，罗马人的优越感还是表现了出来。所以，虽然两大文明惺惺相惜，但自身都有一种优越感，虽然彼此欣赏，然而都会在心里说道：你小子还不错，当然比我还差了点儿。
如果非要在天朝与罗马的史籍中找到对应点，似乎也只有公元100年，所谓的罗马马其顿商团来到洛阳的推断。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中提到，一批马其顿商人曾经到过赛里斯（中国）。有许多学者指出马其顿就是史籍中的蒙奇，若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后汉书》里的记载还真能与托勒密的记载对应起来。
《后汉书》中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中还记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公元100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当然，至于蒙奇是否就是马其顿已经无法查证。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后来说到蒙奇遣使内附，已经属于“纳质内属”的范围，是有政治义务的，考虑到马其顿距离中国太遥远，蒙奇很难是马其顿。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中国史籍中，罗马已经光荣的加入到朝贡体系之中，尽管只是“重译贡献”者，但毕竟为天朝大皇帝的政绩，增添了许多光彩。
时间：将近两千年前。地点：波斯湾畔（学界有争议，在此采用通说）。
东汉人甘英终于来到这里，面对浩瀚的大海，他有些胆怯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未见过大海，所以，大海对黄土文明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甘英是受西域都护班超的委派出使大秦国的，时间是公元97年。大秦是天朝对罗马的称呼。为什么叫大秦呢？《后汉书》给了这样的解释：“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嗯，与天朝类似，言外之意，还是不如天朝的。但是，在朝贡体系惟我独尊的思想下，这已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可以说，在近代以前，这是天朝给予其他文明的最高评价了，在天朝眼中，大多数外邦都是些蛮夷而已。可见，天朝人对罗马还是有几分敬意的，这也是甘英不远万里出使罗马的很重要的原因。不过，在波斯湾畔，他遭遇到安息人。安息就是今天的伊朗，甘英脚下的土地正是安息人的地盘。
本来，甘英就对大海有些发怵，安息人的话又进一步加剧了甘英的恐惧：“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安息人说，出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大海太广大了，顺风还好，若是逆风，恐怕至少两年才能渡过去，所以要渡海的人都得备好三年的干粮。显然，安息人是在夸大或者恐吓，他们并没有对甘英说实话：渡过波斯湾并不费时，而且还有一条途经叙利亚的陆路，此时的罗马已经占领了叙利亚。
不过，安息人的话的确对甘英起了作用：三年呐！在大海上飘荡，万一有个大风大浪的……甘英已经快晕过去了。安息人见这招管用，又继续下猛药：“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安息人的亲情牌可谓恰倒好处，天朝人对故土的眷恋是出了名的，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柔弱的妻子、可怜的孩子……甘英已经热泪盈眶了，他割舍不掉故土和亲人，一旦出海，恐怕就真如安息人所说的那样，在海中思乡急切而亡。所以，甘英同志一咬牙、一跺脚，头也不回的离开波斯湾，回国复命去了。
看着甘英眼泪汪汪的离开，安息人得意的笑了。他们为什么要欺骗甘英呢？这完全处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天朝的丝绸已经让罗马发了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此产生。而安息恰恰就位于丝绸之路上，因为地理上的优势，他们充当了二道或者三道贩子的角色，并且就此垄断了东西方的丝绸贸易。这让他们赚了很多钱，在天朝并不算很值钱的丝绸到了罗马就与黄金等价了，抛开路途遥远的因素，安息这个代理商在其中的牟利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安息人不希望天朝与罗马直接建立联系：你们天朝搞直销，让我们这些代理商怎么活啊。所以，编个谎话阻止甘英是最好的选择。
天朝对安息代理商的地位并不很了解，虽然，天朝也知道安息与罗马之间的一些商业行为，比如，《后汉书·西域传》说罗马：“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魏略·西戎传》中说罗马：“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只是，天朝并不知道安息这个“代理商”大发了横财，他们派人去罗马也并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但罗马清楚这个代理商，他们对安息垄断丝绸贸易牟利非常不满，为了打通到中国的丝绸贸易线路，两国还爆发过战争。不管怎样，安息人的目的达到了，根据甘英的报告，天朝打消了派人去罗马的念头，中西方第一次官方接触就这样夭折了。
虽然如此，双方间接的交往还在依靠丝绸之路维系着，丝绸、钢铁等货物艰难的从天朝经过几到贩子的转手，运到了罗马。尽管双方并不是直接贸易，但通过只言片语的传说，双方还是多少了解了对方。前文说过，天朝方面给予了罗马最高的评价，而在那时的西方，把中国叫做赛里斯（学界有争议，在此采用通说），按照希腊语，赛里斯就是产丝的国家。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是这样介绍“赛里斯”的:“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
二、3、朝贡体系中的罗马帝国（下）
很遗憾的是，并没发现在两国史籍中有相同记载的两国政府间正式交往。郭宪在《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中提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牛。”郭宪是东汉人，由于《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并不是信史，所以，这段记载并未获得史学界的公认，而且在罗马历史中，也无此记载。不过，值得玩味的是那个“贡”字，一个东汉人笔下用了“贡”这个字，从中可以说明罗马虽然“有类中国”，但还是“重译贡献”者，是我天朝的朝贡国，与其他朝贡国相比，只是不太野蛮而已。
类似的记载还可以从《后汉书》中看到：“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与花蹄牛的传说一样，这个被许多学者作为中西方第一次官方交流的记载，在罗马的历史中也没有留下笔墨。不过，公元166年左右的罗马皇帝是安东尼，与安敦的发音很相近，可能真的有罗马人在那一年来到了天朝，很可能是一些商人。
其实，当时的天朝人也对这些人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疑传者过焉。”因为，他们的物品并不是大秦的特产。有意思的是，天朝人用了“表贡”一词，前面讲过，自朝贡体系草创以来，只要来到天朝的外邦人，都是一心向化、准备朝贡的，罗马也不例外。可怜的罗马在中国史书中自此摆脱不了朝贡的噩梦，在《晋书·四夷传》中，又发现了有关罗马的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总而言之，这些前来“贡献”的罗马人极可能是一些罗马的商人。
有趣的是，罗马的史籍中也有关于天朝使臣来访的记载。公元前27年1月16日，屋大维加冕为罗马的奥古斯都（元首），成为事实上第一位罗马皇帝，罗马共和国结束，罗马帝国正式建立。在这个盛况空前的典礼上，让罗马人感兴趣的还有赛里斯的朝贺者。这是赛里斯人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宫廷，按照罗马人佛罗勒斯的记载，这个赛里斯人“碧眼赤髯”，现在看来，此人并不是正宗的天朝人。当然，罗马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很热情的接待了这位来自天朝的朝贺者。与前面的情况相同，这份罗马史籍中有关天朝的记载，在我国的古籍中并没找到，此使者应该是中亚商贩冒充的。有趣的是，按照罗马史籍里的说法，这为赛里斯的使者向罗马皇帝“奉献宝石、马匹”。虽没有天朝文献那么的直白，不过，罗马人的优越感还是表现了出来。所以，虽然两大文明惺惺相惜，但自身都有一种优越感，虽然彼此欣赏，然而都会在心里说道：你小子还不错，当然比我还差了点儿。
如果非要在天朝与罗马的史籍中找到对应点，似乎也只有公元100年，所谓的罗马马其顿商团来到洛阳的推断。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中提到，一批马其顿商人曾经到过赛里斯（中国）。有许多学者指出马其顿就是史籍中的蒙奇，若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后汉书》里的记载还真能与托勒密的记载对应起来。
《后汉书》中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中还记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公元100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当然，至于蒙奇是否就是马其顿已经无法查证。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后来说到蒙奇遣使内附，已经属于“纳质内属”的范围，是有政治义务的，考虑到马其顿距离中国太遥远，蒙奇很难是马其顿。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中国史籍中，罗马已经光荣的加入到朝贡体系之中，尽管只是“重译贡献”者，但毕竟为天朝大皇帝的政绩，增添了许多光彩。
、4、盛唐的新气象（上）
公元663年8月27日，朝鲜半岛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附近）。呈现在大唐海军面前的是黑压压的一片战船，那是日本海军。唐将刘仁轨镇静的站在战船上，他明白双方实力的对比：唐朝海军只有一百七十艘战船，日本海军的战船超过千艘，而这一战又事关整个朝鲜半岛战局。
实际上，这一战也是唐军的遭遇战。3年前，受新罗（位于今韩国东南）邀请，大唐派遣苏定方率唐军从山东荣成渡海，灭亡了位于今天韩国西南的百济国。百济国余部坚守周留城，并派人向日本乞师求援。日本历来与百济的关系就非同一般，再加上从646年开始的向大唐学习的大化革新，日本的实力已有所增长，这让他们有了与自己的老师掰掰手腕的底气，所以，日本毫不犹豫的派军队向朝鲜半岛进发了。此时的唐军久围周留城不克，因此派遣刘仁轨率唐军一部沿白江北上包抄周留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刘仁轨居然在白江口与驰援的日本海军不期而遇，一场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此时，朝鲜半岛上分成两条战线：在北方，唐军正与高句丽激战，战况已进入相持阶段；而在南方，围剿百济余部的战役也毫无进展，此时的朝鲜半岛，局势非常微妙。刘仁轨知道此战的分量，若战败，日军就会在朝鲜半岛顺利登陆，将会使现在的局势更加复杂，唐军也因此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不能战败。可怕的是，日军的舰队十倍于己，而且日军在白江口已待命数日，可谓以逸待劳，此战对于唐军已是异常凶险。值得庆幸的是，刘仁轨并没有被庞大的数字对比乱了方寸，而是很冷静的发现了日本海军的弱点：比起大唐的海军，日军战船普遍矮小。所以，在审时度势后，他没有冒险出击，而是果断的命令战船在海面严阵以待，等待日军率先进攻。
此时，数量上的优势已经让日军张狂到极点，他们很快如刘仁轨所预料的那样，派出一部向唐朝海军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结果也正如刘仁轨所设想的那样，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掩盖战船上的差距，日本海军先败了一仗。经验此时成为左右战局最关键的因素，老道的刘仁轨指挥舰队变幻了阵型，在海面上摆下了一个埋伏的口袋。此时的日军还只是一些没见过世面的窝里横，缺乏“国际大赛”的经验，所以，自持船多的日本海军一拥而上，毫不犹豫的钻进了这个口袋。
战斗的进程可想而知，埋伏在两边的唐朝舰队见猎物钻进了口袋，纷纷合围上来，战船上的差距让日军毫无还手之力。一战下来，共有四百多艘日舰被焚毁，日军总指挥朴市田来津被杀，海水也被染成了红色。日本溃退了，大唐在朝鲜半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消息传到周留城，百济残部眼见援救无望，只得出城投降。公元668年，唐军又攻克了高句丽首都平壤，高句丽自此灭亡，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达到顶峰。
而战败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整个日本在恐惧之余，又动员起来，加强海防，随时等待唐军的进犯。实际上，大唐对日本根本没有兴趣，唐军也始终没有渡海攻打日本的想法。这一战倒是让日本彻底的认识到他们与大唐的差距，他们又恭敬起来，甘愿加入朝贡体系之中，唐日关系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因战争一度中断的日本“遣唐使”又来到了长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前夕的894年。当两国正规军下次交手时，已是1592年大明的抗日援朝了。
大唐就是以这种强硬的姿态使天朝的国际威望达到了顶峰，朝贡体系也得益于此而迅速发展起来。大唐为什么要如此强硬呢？这还得从四百多年前说起。经历东汉末年的动荡以及三国的鼎立，西晋在280年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天朝的实力在西晋时已走了下坡路，仅过了三十几年，西晋王朝便覆亡于“五胡乱华”中。五胡是对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个少数民族的统称。他们在西晋末年开始大规模内迁，并由此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最重要的是，黄河流域的中原第一次被非华夏政权所统治，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偏安江南的东晋以及随后的南朝，对恢复中原都有心无力，在整个南北朝对峙时代，北风明显压过南风，更不用说去开疆辟土了，这无疑严重刺伤了有着“贵华贱夷”思想的天朝人的心理，而且让天下惟我独尊的天朝皇帝们也非常难受。当然，在皇帝看来，自尊心倒是小事，如何制造一个好的政绩则是头等重要的。前文说过，朝贡这个政绩是非常容易造假的，所以，为了追求政绩上的光彩，无力统一北方的天朝皇帝只得开始营造“万国来朝”的景象，这使得朝贡体系开始逐渐扭曲，并带有更多的形象工程的色彩。
按照文献上的记载，南朝的朝贡国也有数十之多，在无力恢复传统的西域前提下，南朝的皇帝们把目光投放到东南亚以及日本、朝鲜半岛上。梁武帝就是其中的典型，《梁书》上说“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恭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在梁武帝时代，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柬埔寨等国家都被纳入了朝贡体系，从表面上看，
似乎自两汉以后，朝贡体系又步入了另一个黄金岁月。
实际上，若是按两汉划分的标准，南朝的朝贡国几乎都是“重译贡献”者（没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而“纳质内属”者（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则非常鲜见。说白了，南朝所谓的朝贡国不过是打着朝贡的名义，行官方贸易之实而已。比如扶南国（今柬埔寨境内）向南朝皇帝朝贡古贝、琉璃等土特产，而南朝则回赐绫罗绸缎，实际上，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国际贸易而已，商人们在满足一下天朝皇帝之后，捞得了很多实惠，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两汉时的皇帝们就开始玩这样的形象工程，但毕竟人家还真的有不少“纳质内属”者，两汉的形象工程更像是一种锦上添花，南朝皇帝的形象工程则真的是政绩造假了。
当然，大皇帝们表面上很陶醉，内心还是明白这不过是些虚假的东西而已，虽然他们也想恢复两汉时的荣耀，虽然他们也想使朝贡体制实质名归，只是苦于实力弱小，也只好自欺欺人了。但是，当真的具备一定实力后，皇帝们就开始需要那些实在的东西。
隋朝于589年统一了天朝，在逐渐恢复元气后，隋朝皇帝开始厌倦这种形象工程，他们需要像两汉那样实在的政绩，所以，隋朝一开始就在对外关系中摆出了强硬的姿态。早在统一前的583年，隋文帝就令隋军对盘踞在北方草原的突厥族进行反击，并以突厥战败求和告终。突厥是继匈奴、鲜卑后，第三个在北方草原崛起的民族，自6世纪以来，突厥就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隋文帝对突厥的反击，致使突厥分裂成东西突厥，为以后的大唐解决突厥问题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弑父即位后，以更强硬的姿态出现。此时的西域经过自西晋末年的乱世后，基本已经脱离了朝贡体系，为了打通前往西域的商道，将西域重新拉回朝贡体系中，608年，隋炀帝派军队攻占了伊吾（今新疆哈密），609年，大隋的军队又驱逐了骚扰河西走廊的吐谷浑，隋炀帝以其故地设四郡，并建立军镇，开始屯田，自此，天朝开始逐步恢复了对西域的经略。
在战争的同时，隋炀帝还展开怀柔的工作，他在长安设立四方馆，招待前来朝贡的诸国，朝贡因此又兴旺起来。《隋书》上说，共有突厥、新罗等25个国家和部族“遣使朝贡”，而西突厥还尊称隋炀帝为圣人可汗，似乎天朝在隋炀帝的领导下，又重新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实际上，大隋刚刚建国，国力并未上升到最佳状态，而隋炀帝又好大喜功，急于恢复天朝在大汉时的荣耀，不惜因此耗尽有限的国力。在西域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隋炀帝将目光放到了东北的高句丽。高句丽是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趁西晋末年的中原之乱，逐渐蚕食了大汉设立的乐浪等郡，占领了辽东。隋炀帝从611年开始，接连3次出征高句丽，结果都是惨败，并由此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国内反隋群雄并起，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于618年覆灭了。
、4、盛唐的新气象（下）
大唐就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建立的，在其开国之初也面临着同大汉当初一样的困难：打下来的江山，历经前朝末年的动乱，已是千疮百孔。国力疲敝使他们在对外关系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先夹起尾巴做人，等待恢复原气。所以，大唐在建立初期，改变了隋朝对外强硬的政策强硬，并不急于在实际中恢复天朝在朝贡体系的地位。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曾经说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而大唐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在继位后，也继承了他的父亲的政策，他采纳了魏征的“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表面上看，似乎大唐皇帝们都笃信孟子“仁者无敌“的说教，实际上，他们和大汉初年的皇帝一样，在等待元气恢复的那一天。
相比较而言，大唐恢复元气比大汉快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大唐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很快摆出了和隋朝一样强硬的姿态。630年，太宗李世民派李世勣与李靖率领唐军生擒颉利可汗、灭亡了严重威胁大唐安全的东突厥汗国。646年，唐军破灭了位于漠北的薛延陀汗国，铁勒诸部也臣服于大唐，困扰天朝几个世纪的北方问题就此解决，李世民也被诸国奉为天可汗。
与大隋一样，大唐也一直以恢复天朝在西域的势力为己任。635年，李靖击溃了威胁河西走廊安全的吐谷浑，通往西域的商路得到了保护。640年，唐军灭亡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并建立了统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644年，唐军攻灭了西域的焉耆国，648年又攻占了龟兹国，自此，大唐彻底恢复了大汉对西域的管辖。此后，大唐再接再厉，派苏定方于657年灭亡了西突厥汗国，大唐的疆域也因此跨过了帕米尔高原。大唐不仅恢复了大汉开拓的西域，还比大汉做的更好。
就这样，依靠着大唐在战场上的胜利以及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天朝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朝贡国不仅有战败国，更有许多蛮夷主动朝贡。对于这些蛮夷来说，强大的天朝是他们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依托。当然，除了政治上的目的，蛮夷们还是非常景仰天朝的文化与繁荣，朝贡时，还可以向天朝学习并在与天朝的贸易中取得利润，因此就如《唐会要》所说的那样“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以至贡物太多，周转反而成了天朝的负担，天朝不得不经常却贡或者限制朝贡的人数。
天朝也在盛唐时代确立了厚往薄来的对外指导思想，大皇帝要求他的官员对待朝贡国要“计价酬答，务从优厚”，所以，那时的天朝是要计价答谢朝贡国的，一般都要比朝贡的物品价值高些。其实，这时的天朝并不是好面子，朝贡国所贡献的贡物对于天朝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土产，虽然蛮夷们都有一些获利的私心，但尊敬天朝却是发自内心的，善待落后但尊敬自己的小国也是一种大国的气度。
然而，遗憾的是，天朝的威望使大唐极度膨胀起来，皇帝们把目光放到西域更西的中亚。唐玄宗即位后，争夺中亚的霸权成为唐朝的主要国策。747年，唐军在高仙芝率领下，攻灭了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750年，唐军又打败吐蕃，占领了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部），自此，吐蕃在中亚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为了针对阿拉伯帝国向中亚的扩张，750年，高仙芝率领唐军奇袭昭武九姓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高仙芝对石国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而这一暴行激起了整个中亚对大唐的抵触，中亚诸国均倒向阿拉伯帝国。751年，决定先发制人的高仙芝率领唐军向阿拉伯帝国进犯，在深入其国境700里后，在怛罗斯与20万阿拉伯军队遭遇，经过苦战，3万唐军覆没，高仙芝狼狈逃回国内。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朝再也无力开拓疆土，辛辛苦苦打下的疆域又旋即丢失了，大唐也迅速的开始走下坡路了。
大唐利用璀璨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把朝贡体系又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波及到更远的地方。不过，大唐武力与怀柔并举，到中期时，甚至过分迷信武力，最终，因武力而兴，又因武力而亡。
公元663年8月27日，朝鲜半岛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附近）。呈现在大唐海军面前的是黑压压的一片战船，那是日本海军。唐将刘仁轨镇静的站在战船上，他明白双方实力的对比：唐朝海军只有一百七十艘战船，日本海军的战船超过千艘，而这一战又事关整个朝鲜半岛战局。
实际上，这一战也是唐军的遭遇战。3年前，受新罗（位于今韩国东南）邀请，大唐派遣苏定方率唐军从山东荣成渡海，灭亡了位于今天韩国西南的百济国。百济国余部坚守周留城，并派人向日本乞师求援。日本历来与百济的关系就非同一般，再加上从646年开始的向大唐学习的大化革新，日本的实力已有所增长，这让他们有了与自己的老师掰掰手腕的底气，所以，日本毫不犹豫的派军队向朝鲜半岛进发了。此时的唐军久围周留城不克，因此派遣刘仁轨率唐军一部沿白江北上包抄周留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刘仁轨居然在白江口与驰援的日本海军不期而遇，一场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此时，朝鲜半岛上分成两条战线：在北方，唐军正与高句丽激战，战况已进入相持阶段；而在南方，围剿百济余部的战役也毫无进展，此时的朝鲜半岛，局势非常微妙。刘仁轨知道此战的分量，若战败，日军就会在朝鲜半岛顺利登陆，将会使现在的局势更加复杂，唐军也因此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不能战败。可怕的是，日军的舰队十倍于己，而且日军在白江口已待命数日，可谓以逸待劳，此战对于唐军已是异常凶险。值得庆幸的是，刘仁轨并没有被庞大的数字对比乱了方寸，而是很冷静的发现了日本海军的弱点：比起大唐的海军，日军战船普遍矮小。所以，在审时度势后，他没有冒险出击，而是果断的命令战船在海面严阵以待，等待日军率先进攻。
此时，数量上的优势已经让日军张狂到极点，他们很快如刘仁轨所预料的那样，派出一部向唐朝海军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结果也正如刘仁轨所设想的那样，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掩盖战船上的差距，日本海军先败了一仗。经验此时成为左右战局最关键的因素，老道的刘仁轨指挥舰队变幻了阵型，在海面上摆下了一个埋伏的口袋。此时的日军还只是一些没见过世面的窝里横，缺乏“国际大赛”的经验，所以，自持船多的日本海军一拥而上，毫不犹豫的钻进了这个口袋。
战斗的进程可想而知，埋伏在两边的唐朝舰队见猎物钻进了口袋，纷纷合围上来，战船上的差距让日军毫无还手之力。一战下来，共有四百多艘日舰被焚毁，日军总指挥朴市田来津被杀，海水也被染成了红色。日本溃退了，大唐在朝鲜半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消息传到周留城，百济残部眼见援救无望，只得出城投降。公元668年，唐军又攻克了高句丽首都平壤，高句丽自此灭亡，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达到顶峰。
而战败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整个日本在恐惧之余，又动员起来，加强海防，随时等待唐军的进犯。实际上，大唐对日本根本没有兴趣，唐军也始终没有渡海攻打日本的想法。这一战倒是让日本彻底的认识到他们与大唐的差距，他们又恭敬起来，甘愿加入朝贡体系之中，唐日关系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因战争一度中断的日本“遣唐使”又来到了长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前夕的894年。当两国正规军下次交手时，已是1592年大明的抗日援朝了。
大唐就是以这种强硬的姿态使天朝的国际威望达到了顶峰，朝贡体系也得益于此而迅速发展起来。大唐为什么要如此强硬呢？这还得从四百多年前说起。经历东汉末年的动荡以及三国的鼎立，西晋在280年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天朝的实力在西晋时已走了下坡路，仅过了三十几年，西晋王朝便覆亡于“五胡乱华”中。五胡是对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个少数民族的统称。他们在西晋末年开始大规模内迁，并由此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最重要的是，黄河流域的中原第一次被非华夏政权所统治，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偏安江南的东晋以及随后的南朝，对恢复中原都有心无力，在整个南北朝对峙时代，北风明显压过南风，更不用说去开疆辟土了，这无疑严重刺伤了有着“贵华贱夷”思想的天朝人的心理，而且让天下惟我独尊的天朝皇帝们也非常难受。当然，在皇帝看来，自尊心倒是小事，如何制造一个好的政绩则是头等重要的。前文说过，朝贡这个政绩是非常容易造假的，所以，为了追求政绩上的光彩，无力统一北方的天朝皇帝只得开始营造“万国来朝”的景象，这使得朝贡体系开始逐渐扭曲，并带有更多的形象工程的色彩。
按照文献上的记载，南朝的朝贡国也有数十之多，在无力恢复传统的西域前提下，南朝的皇帝们把目光投放到东南亚以及日本、朝鲜半岛上。梁武帝就是其中的典型，《梁书》上说“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恭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在梁武帝时代，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柬埔寨等国家都被纳入了朝贡体系，从表面上看，
似乎自两汉以后，朝贡体系又步入了另一个黄金岁月。
实际上，若是按两汉划分的标准，南朝的朝贡国几乎都是“重译贡献”者（没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而“纳质内属”者（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则非常鲜见。说白了，南朝所谓的朝贡国不过是打着朝贡的名义，行官方贸易之实而已。比如扶南国（今柬埔寨境内）向南朝皇帝朝贡古贝、琉璃等土特产，而南朝则回赐绫罗绸缎，实际上，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国际贸易而已，商人们在满足一下天朝皇帝之后，捞得了很多实惠，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两汉时的皇帝们就开始玩这样的形象工程，但毕竟人家还真的有不少“纳质内属”者，两汉的形象工程更像是一种锦上添花，南朝皇帝的形象工程则真的是政绩造假了。
当然，大皇帝们表面上很陶醉，内心还是明白这不过是些虚假的东西而已，虽然他们也想恢复两汉时的荣耀，虽然他们也想使朝贡体制实质名归，只是苦于实力弱小，也只好自欺欺人了。但是，当真的具备一定实力后，皇帝们就开始需要那些实在的东西。
隋朝于589年统一了天朝，在逐渐恢复元气后，隋朝皇帝开始厌倦这种形象工程，他们需要像两汉那样实在的政绩，所以，隋朝一开始就在对外关系中摆出了强硬的姿态。早在统一前的583年，隋文帝就令隋军对盘踞在北方草原的突厥族进行反击，并以突厥战败求和告终。突厥是继匈奴、鲜卑后，第三个在北方草原崛起的民族，自6世纪以来，突厥就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隋文帝对突厥的反击，致使突厥分裂成东西突厥，为以后的大唐解决突厥问题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弑父即位后，以更强硬的姿态出现。此时的西域经过自西晋末年的乱世后，基本已经脱离了朝贡体系，为了打通前往西域的商道，将西域重新拉回朝贡体系中，608年，隋炀帝派军队攻占了伊吾（今新疆哈密），609年，大隋的军队又驱逐了骚扰河西走廊的吐谷浑，隋炀帝以其故地设四郡，并建立军镇，开始屯田，自此，天朝开始逐步恢复了对西域的经略。
在战争的同时，隋炀帝还展开怀柔的工作，他在长安设立四方馆，招待前来朝贡的诸国，朝贡因此又兴旺起来。《隋书》上说，共有突厥、新罗等25个国家和部族“遣使朝贡”，而西突厥还尊称隋炀帝为圣人可汗，似乎天朝在隋炀帝的领导下，又重新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实际上，大隋刚刚建国，国力并未上升到最佳状态，而隋炀帝又好大喜功，急于恢复天朝在大汉时的荣耀，不惜因此耗尽有限的国力。在西域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隋炀帝将目光放到了东北的高句丽。高句丽是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趁西晋末年的中原之乱，逐渐蚕食了大汉设立的乐浪等郡，占领了辽东。隋炀帝从611年开始，接连3次出征高句丽，结果都是惨败，并由此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国内反隋群雄并起，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于618年覆灭了。
、4、盛唐的新气象（下）
大唐就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建立的，在其开国之初也面临着同大汉当初一样的困难：打下来的江山，历经前朝末年的动乱，已是千疮百孔。国力疲敝使他们在对外关系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先夹起尾巴做人，等待恢复原气。所以，大唐在建立初期，改变了隋朝对外强硬的政策强硬，并不急于在实际中恢复天朝在朝贡体系的地位。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曾经说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而大唐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在继位后，也继承了他的父亲的政策，他采纳了魏征的“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表面上看，似乎大唐皇帝们都笃信孟子“仁者无敌“的说教，实际上，他们和大汉初年的皇帝一样，在等待元气恢复的那一天。
相比较而言，大唐恢复元气比大汉快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大唐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很快摆出了和隋朝一样强硬的姿态。630年，太宗李世民派李世勣与李靖率领唐军生擒颉利可汗、灭亡了严重威胁大唐安全的东突厥汗国。646年，唐军破灭了位于漠北的薛延陀汗国，铁勒诸部也臣服于大唐，困扰天朝几个世纪的北方问题就此解决，李世民也被诸国奉为天可汗。
与大隋一样，大唐也一直以恢复天朝在西域的势力为己任。635年，李靖击溃了威胁河西走廊安全的吐谷浑，通往西域的商路得到了保护。640年，唐军灭亡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并建立了统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644年，唐军攻灭了西域的焉耆国，648年又攻占了龟兹国，自此，大唐彻底恢复了大汉对西域的管辖。此后，大唐再接再厉，派苏定方于657年灭亡了西突厥汗国，大唐的疆域也因此跨过了帕米尔高原。大唐不仅恢复了大汉开拓的西域，还比大汉做的更好。
就这样，依靠着大唐在战场上的胜利以及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天朝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朝贡国不仅有战败国，更有许多蛮夷主动朝贡。对于这些蛮夷来说，强大的天朝是他们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依托。当然，除了政治上的目的，蛮夷们还是非常景仰天朝的文化与繁荣，朝贡时，还可以向天朝学习并在与天朝的贸易中取得利润，因此就如《唐会要》所说的那样“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以至贡物太多，周转反而成了天朝的负担，天朝不得不经常却贡或者限制朝贡的人数。
天朝也在盛唐时代确立了厚往薄来的对外指导思想，大皇帝要求他的官员对待朝贡国要“计价酬答，务从优厚”，所以，那时的天朝是要计价答谢朝贡国的，一般都要比朝贡的物品价值高些。其实，这时的天朝并不是好面子，朝贡国所贡献的贡物对于天朝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土产，虽然蛮夷们都有一些获利的私心，但尊敬天朝却是发自内心的，善待落后但尊敬自己的小国也是一种大国的气度。
然而，遗憾的是，天朝的威望使大唐极度膨胀起来，皇帝们把目光放到西域更西的中亚。唐玄宗即位后，争夺中亚的霸权成为唐朝的主要国策。747年，唐军在高仙芝率领下，攻灭了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750年，唐军又打败吐蕃，占领了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部），自此，吐蕃在中亚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为了针对阿拉伯帝国向中亚的扩张，750年，高仙芝率领唐军奇袭昭武九姓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高仙芝对石国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而这一暴行激起了整个中亚对大唐的抵触，中亚诸国均倒向阿拉伯帝国。751年，决定先发制人的高仙芝率领唐军向阿拉伯帝国进犯，在深入其国境700里后，在怛罗斯与20万阿拉伯军队遭遇，经过苦战，3万唐军覆没，高仙芝狼狈逃回国内。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朝再也无力开拓疆土，辛辛苦苦打下的疆域又旋即丢失了，大唐也迅速的开始走下坡路了。
大唐利用璀璨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把朝贡体系又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波及到更远的地方。不过，大唐武力与怀柔并举，到中期时，甚至过分迷信武力，最终，因武力而兴，又因武力而亡。
二、5、浮华的两宋（上）
公元1008年，天朝正处于北宋时代，而就在这一年，天朝发生了一件喜庆祥瑞的大事。正月初三这天，本准备去给岳父、岳母拜年的文武大臣，被大皇帝宋真宗紧急召集到皇宫。原来，这位皇帝一个多月前梦到一位神仙告诉他会降下天书《大中详符》。刚才，宫里果然在承天门发现了天书。此言一出，群臣们顿时炸开了锅：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大事啊，惟有盛世才会有如此的祥瑞。
当然，这等把戏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群臣中有王旦这样事先安排好的演员，剩下的也明白皇帝这场戏的目的，总之，大家都纷纷引经据典，道贺的道贺，拍马屁的拍马屁，一时间，皇宫倒是热闹了，还真有一番喜庆的氛围。消息也就这样传遍了全国，各地官员也都纷纷知趣的安排群众演员代表全国百姓向皇帝上书，强烈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喜悦之情，歌颂了天朝盛世以及天书下降的伟大意义，并要求皇帝借此祥瑞到泰山封禅。
封禅是天朝最盛大的仪式。封，就是皇帝登泰山祭天；禅，就是皇帝在泰山下的小丘祭地。此仪式的意义是向天地宣告人间的太平盛世。问题是，宋真宗还真没有脸去封禅。1004年，宋真宗与北方的辽国签定了“檀渊之盟”：以北宋每年贡给辽国绢20万匹、白银十万两为代价换取了和平。这种耻辱让骄傲的天朝人是无法接受的，而天下惟我独尊的大皇帝更是接受不了，所以，皇帝需要找回尊严。遗憾的是，宋真宗并没有汉唐初年大皇帝的雄心，他并不想在战场上找回尊严，而是把他聪明的脑袋用在造假这样的旁门左道上，所以，一场粉饰太平的闹剧就这样开锣了。
天书的好处就使宋真宗有了去泰山封禅的资本，别看爷在战场上是狗熊，架不住神仙的邀请啊。当然，这点“成绩”还是不足以去封禅的，宋真宗这个天才编剧在这个剧本里又来了一段高潮迭起：很快，宋真宗又把群臣聚集起来，原来神仙又托梦告诉皇帝，明示他去封禅，只有如此，神仙才能保佑大宋国运昌隆。就这样，在全国人民的一再请愿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宋真宗只得厚着脸皮“勉为其难”的去封禅了。为了配合皇帝的封禅之行，全国的祥瑞已呈遍地开花之势：泰山忽然涌出了泉水，而各地的芝草、嘉禾、瑞木更是不计其数。最终在此年的十月份，真宗皇帝完成了封禅大典。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朝廷借此盛事邀请各国朝贡，因此，在大典上，出现了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国的贡使。不过，天书屡降的闹剧并未就此终结，尝到甜头的宋真宗决心将这部电影改拍成连续剧，而这一连续就是十几年：每年都会有大量祥瑞的出现，而真宗借此良机也举行了各种盛大的仪式。这部冗长乏味的连续剧以宋真宗的去世为大结局，他老人家身体力行了什么是死而后已。
为什么真宗会不惜国家的财力而痴迷于这场闹剧呢？这与当时天朝整个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大唐灭亡后，天朝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幸运的是这种混乱局面并不像南北朝持续很长时间；不幸的是，在此之后，诞生了两宋这个怪胎。在整个两宋时代，天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在军事上的屡次失利，让骄傲的天朝人不得不向辽、金称臣纳贡来换取和平，以往高高在上的宗主国更像是辽、金两国的朝贡国，天朝的朝贡制度似乎已经被颠倒过来。
但令人称奇的是，两宋的朝贡国也有数十之多，按理来说，在政治和军事上威信扫地的天朝应毫无号召力才对。其实，两宋时代的天朝虽对外懦弱，但商业的发达为两宋的皇帝创造了比历代更多的财富，所以才有了“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的政策，以吸引周边小邦前来朝贡。对于高丽、占城、三佛齐这些小国来说，在两宋时代向天朝朝贡是非常的划算，常常能获得几百倍的回赐，因此他们乐此不疲的前来朝贡也就不奇怪了。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失去了尊严又怎样，得到实惠才是关键，而这尊严却正是两宋渴望得到却在战场上难以得到的，所以，这种交换可谓各取所需。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汉唐在建国初年也遇到了国力尚弱的问题，在对外关系上，也都不得不在开始阶段有过屈辱的经历。问题是汉唐的皇帝们都将屈辱转化为振兴的动力，也都最终在战场上找回了尊严，并用战争维护了朝贡体系。
两宋的皇帝非常另类，他们特别容易知难而退，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会打败他们曾经的豪迈。北宋第二任皇帝太宗已没有了汉唐开拓西域的雄心，北宋的军队也没有像汉唐那样在远离首都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作战。太宗只有收回被辽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今北京一带）这一个可怜的想法。然而，在两次以武力解决问题失败后，太宗就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勇气了，除了绝口不提失地之事，太宗还拿朝贡来出口鸟气，在与辽国战败后，他就派宦官到海外招徕小邦前来朝贡，这种虚构出来的万国来朝，让他老人家在精神上胜利了一次，他也就此躺在形象工程上心安理得了。
所谓父慈子肖，他的儿子真宗比他还懦弱，在屈辱的澶渊之盟签定后，大玩了十几年的“天书屡降”的把戏。“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这是真宗的目的。他老爸好歹还尝试了一下战争的手段，他连这点勇气也都丧失了。在泰山封禅四年后，真宗又在汾阴举行了后土礼，借此机会，宋廷又邀请了三麻兰、蒲婆、勿巡等国朝贡。
就这样，依靠在经济上的厚赏以及装神弄鬼的一番苦心，在表面上，宋廷维护了朝贡体系的繁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给出了很精辟的评论：“柔远人以饰太平。”然而，经济上的巨大牺牲，使宋廷在财政上背负了巨大的包袱。从真宗末年开始，宋廷就逐渐改变了这种做法，他们一再削减贡物以达到控制回赐数量的目的。到南宋时，巨大的财政开支让皇帝们更加务实，他们彻底抛弃了北宋在朝贡上的政策，以却贡为形式，减少和阻止各国的朝贡活动，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自此衰落下来。
遗憾的是，所谓不重虚名的南宋皇帝并不想取得实名，他们在战场上还是一败涂地，对外关系依然软弱，甚至比北宋更加无能：绍兴和议除了岁贡以外，还让金宋成为君臣关系，南宋皇帝还需金国册封，在形式上，南宋成了金国的朝贡国。如果说重视虚名的北宋皇帝至少还知道点廉耻，还知道遮掩一下自己的脸面，那么，南宋皇帝就彻底的不要脸面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老子不要脸了又有何妨？
当然，朝贡尤其是朝贡贸易（官方）的衰落却给南宋海外贸易（民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两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费开支，宋廷的财政一直非常紧张。所以，自北宋时，皇帝们就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并以此收取税赋，商税竟成了两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尝到甜头后，北宋政府又颁布了《市舶条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海商法，在法律上，对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更加规范。而南宋削弱朝贡活动的政策，使先前兴盛的官方朝贡贸易衰落下来。既然官方不能贸易，那只好靠民间贸易了。由此，南宋的海外贸易更加兴盛起来。
二、5、浮华的两宋（下）
按理说，民间的海外贸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相比较明清两朝，两宋朝廷这种开放的姿态足以让人钦佩。而且，海外贸易除了互通有无，增进了解之外，还可以迅速使资本积累起来，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奠定基础。可是，问题也就此来了，两宋看似繁华兴盛的海外贸易并未给天朝带来资本主义，这还得从两宋海外贸易本身寻找答案。
两宋在海外贸易中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皇室与富豪都喜欢国外的奇珍异宝，而两宋的国货在海外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外夷与天朝进行贸易的目的也很简单：换取天朝的铜钱和金银。所以，日本、东南亚等国家积极开拓天朝市场，他们往往整船的货物而来，整船的铜钱和金银而去，这使两宋进口多于出口，在贸易中处于绝对入超的地位，铜钱和金银大量从国内流向国外，《宋史》中就说：“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另外，中国本身就缺乏贵金属，又不能从海外贸易中赚取贵金属，资本积累又从何谈起呢？
这种入超的地位对两宋的危害不仅体现在贸易本身，它还在混乱的商业市场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两宋商业的发展，本来就使天朝陷入钱荒的境地，成为限制天朝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国内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产量又不多，只能大量使用铜钱，可贸易中的入超又加重了钱荒危机。迫于无奈，两宋大量发行纸币，这种看似很现代的东西，并不能代表两宋商业的地位，因为两宋即没有国家信用又不在发行纸币的同时铸造相同价值的铜钱作为准备金，即古代所说的钞本，这使得纸币在流通市场上贬值非常快，甚至有过面值十几贯的铜钱贬为几文钱的时候，使得通货膨胀成为困扰两宋以及后来元朝的恶梦。所以，两宋的纸币虽然获得了世界第一张纸币的称号，却明显是早产儿，它甚至沦为朝廷掠夺百姓财富的工具。纸币不但没有促进商业的发展，反而起了搅乱市场的坏作用。
这就是两宋，一个与天朝传统有点背逆，又有些无奈的时代，或许，用浮华两词来形容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公元1279年的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的灭亡，元朝完成了对天朝的统一，这使得天朝第一次出现了异族入主的局面，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朝贡制度与前朝有了很大的改变。
元朝时代的天朝，对万朝来国的虚名并不感冒，游牧民族需要的是实惠，因此聚敛财富成为那时天朝最主要的目的。元朝的军队东征日本，南下东南亚。在逼迫别人朝贡后，也没有什么回赐，对于小国来说，朝贡就真的成为屈辱了。不过，元朝时代，天朝的海外贸易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说过：“诚能来朝，朕将宠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在政策上，元代政府还利用税率的差别鼓励出口，比如细物出口的税率是十抽一，而进口的税率是十抽二，颇有点重商主义的色彩。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驱逐了蒙古人后，建立了大明。朱元璋立志将朝贡体系发扬广大，朝贡体系也因此迎来了盛世。
公元1008年，天朝正处于北宋时代，而就在这一年，天朝发生了一件喜庆祥瑞的大事。正月初三这天，本准备去给岳父、岳母拜年的文武大臣，被大皇帝宋真宗紧急召集到皇宫。原来，这位皇帝一个多月前梦到一位神仙告诉他会降下天书《大中详符》。刚才，宫里果然在承天门发现了天书。此言一出，群臣们顿时炸开了锅：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大事啊，惟有盛世才会有如此的祥瑞。
当然，这等把戏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群臣中有王旦这样事先安排好的演员，剩下的也明白皇帝这场戏的目的，总之，大家都纷纷引经据典，道贺的道贺，拍马屁的拍马屁，一时间，皇宫倒是热闹了，还真有一番喜庆的氛围。消息也就这样传遍了全国，各地官员也都纷纷知趣的安排群众演员代表全国百姓向皇帝上书，强烈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喜悦之情，歌颂了天朝盛世以及天书下降的伟大意义，并要求皇帝借此祥瑞到泰山封禅。
封禅是天朝最盛大的仪式。封，就是皇帝登泰山祭天；禅，就是皇帝在泰山下的小丘祭地。此仪式的意义是向天地宣告人间的太平盛世。问题是，宋真宗还真没有脸去封禅。1004年，宋真宗与北方的辽国签定了“檀渊之盟”：以北宋每年贡给辽国绢20万匹、白银十万两为代价换取了和平。这种耻辱让骄傲的天朝人是无法接受的，而天下惟我独尊的大皇帝更是接受不了，所以，皇帝需要找回尊严。遗憾的是，宋真宗并没有汉唐初年大皇帝的雄心，他并不想在战场上找回尊严，而是把他聪明的脑袋用在造假这样的旁门左道上，所以，一场粉饰太平的闹剧就这样开锣了。
天书的好处就使宋真宗有了去泰山封禅的资本，别看爷在战场上是狗熊，架不住神仙的邀请啊。当然，这点“成绩”还是不足以去封禅的，宋真宗这个天才编剧在这个剧本里又来了一段高潮迭起：很快，宋真宗又把群臣聚集起来，原来神仙又托梦告诉皇帝，明示他去封禅，只有如此，神仙才能保佑大宋国运昌隆。就这样，在全国人民的一再请愿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宋真宗只得厚着脸皮“勉为其难”的去封禅了。为了配合皇帝的封禅之行，全国的祥瑞已呈遍地开花之势：泰山忽然涌出了泉水，而各地的芝草、嘉禾、瑞木更是不计其数。最终在此年的十月份，真宗皇帝完成了封禅大典。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朝廷借此盛事邀请各国朝贡，因此，在大典上，出现了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国的贡使。不过，天书屡降的闹剧并未就此终结，尝到甜头的宋真宗决心将这部电影改拍成连续剧，而这一连续就是十几年：每年都会有大量祥瑞的出现，而真宗借此良机也举行了各种盛大的仪式。这部冗长乏味的连续剧以宋真宗的去世为大结局，他老人家身体力行了什么是死而后已。
为什么真宗会不惜国家的财力而痴迷于这场闹剧呢？这与当时天朝整个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大唐灭亡后，天朝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幸运的是这种混乱局面并不像南北朝持续很长时间；不幸的是，在此之后，诞生了两宋这个怪胎。在整个两宋时代，天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在军事上的屡次失利，让骄傲的天朝人不得不向辽、金称臣纳贡来换取和平，以往高高在上的宗主国更像是辽、金两国的朝贡国，天朝的朝贡制度似乎已经被颠倒过来。
但令人称奇的是，两宋的朝贡国也有数十之多，按理来说，在政治和军事上威信扫地的天朝应毫无号召力才对。其实，两宋时代的天朝虽对外懦弱，但商业的发达为两宋的皇帝创造了比历代更多的财富，所以才有了“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的政策，以吸引周边小邦前来朝贡。对于高丽、占城、三佛齐这些小国来说，在两宋时代向天朝朝贡是非常的划算，常常能获得几百倍的回赐，因此他们乐此不疲的前来朝贡也就不奇怪了。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失去了尊严又怎样，得到实惠才是关键，而这尊严却正是两宋渴望得到却在战场上难以得到的，所以，这种交换可谓各取所需。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汉唐在建国初年也遇到了国力尚弱的问题，在对外关系上，也都不得不在开始阶段有过屈辱的经历。问题是汉唐的皇帝们都将屈辱转化为振兴的动力，也都最终在战场上找回了尊严，并用战争维护了朝贡体系。
两宋的皇帝非常另类，他们特别容易知难而退，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会打败他们曾经的豪迈。北宋第二任皇帝太宗已没有了汉唐开拓西域的雄心，北宋的军队也没有像汉唐那样在远离首都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作战。太宗只有收回被辽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今北京一带）这一个可怜的想法。然而，在两次以武力解决问题失败后，太宗就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勇气了，除了绝口不提失地之事，太宗还拿朝贡来出口鸟气，在与辽国战败后，他就派宦官到海外招徕小邦前来朝贡，这种虚构出来的万国来朝，让他老人家在精神上胜利了一次，他也就此躺在形象工程上心安理得了。
所谓父慈子肖，他的儿子真宗比他还懦弱，在屈辱的澶渊之盟签定后，大玩了十几年的“天书屡降”的把戏。“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这是真宗的目的。他老爸好歹还尝试了一下战争的手段，他连这点勇气也都丧失了。在泰山封禅四年后，真宗又在汾阴举行了后土礼，借此机会，宋廷又邀请了三麻兰、蒲婆、勿巡等国朝贡。
就这样，依靠在经济上的厚赏以及装神弄鬼的一番苦心，在表面上，宋廷维护了朝贡体系的繁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给出了很精辟的评论：“柔远人以饰太平。”然而，经济上的巨大牺牲，使宋廷在财政上背负了巨大的包袱。从真宗末年开始，宋廷就逐渐改变了这种做法，他们一再削减贡物以达到控制回赐数量的目的。到南宋时，巨大的财政开支让皇帝们更加务实，他们彻底抛弃了北宋在朝贡上的政策，以却贡为形式，减少和阻止各国的朝贡活动，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自此衰落下来。
遗憾的是，所谓不重虚名的南宋皇帝并不想取得实名，他们在战场上还是一败涂地，对外关系依然软弱，甚至比北宋更加无能：绍兴和议除了岁贡以外，还让金宋成为君臣关系，南宋皇帝还需金国册封，在形式上，南宋成了金国的朝贡国。如果说重视虚名的北宋皇帝至少还知道点廉耻，还知道遮掩一下自己的脸面，那么，南宋皇帝就彻底的不要脸面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老子不要脸了又有何妨？
当然，朝贡尤其是朝贡贸易（官方）的衰落却给南宋海外贸易（民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两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费开支，宋廷的财政一直非常紧张。所以，自北宋时，皇帝们就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并以此收取税赋，商税竟成了两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尝到甜头后，北宋政府又颁布了《市舶条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海商法，在法律上，对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更加规范。而南宋削弱朝贡活动的政策，使先前兴盛的官方朝贡贸易衰落下来。既然官方不能贸易，那只好靠民间贸易了。由此，南宋的海外贸易更加兴盛起来。
二、5、浮华的两宋（下）
按理说，民间的海外贸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相比较明清两朝，两宋朝廷这种开放的姿态足以让人钦佩。而且，海外贸易除了互通有无，增进了解之外，还可以迅速使资本积累起来，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奠定基础。可是，问题也就此来了，两宋看似繁华兴盛的海外贸易并未给天朝带来资本主义，这还得从两宋海外贸易本身寻找答案。
两宋在海外贸易中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皇室与富豪都喜欢国外的奇珍异宝，而两宋的国货在海外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外夷与天朝进行贸易的目的也很简单：换取天朝的铜钱和金银。所以，日本、东南亚等国家积极开拓天朝市场，他们往往整船的货物而来，整船的铜钱和金银而去，这使两宋进口多于出口，在贸易中处于绝对入超的地位，铜钱和金银大量从国内流向国外，《宋史》中就说：“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另外，中国本身就缺乏贵金属，又不能从海外贸易中赚取贵金属，资本积累又从何谈起呢？
这种入超的地位对两宋的危害不仅体现在贸易本身，它还在混乱的商业市场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两宋商业的发展，本来就使天朝陷入钱荒的境地，成为限制天朝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国内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产量又不多，只能大量使用铜钱，可贸易中的入超又加重了钱荒危机。迫于无奈，两宋大量发行纸币，这种看似很现代的东西，并不能代表两宋商业的地位，因为两宋即没有国家信用又不在发行纸币的同时铸造相同价值的铜钱作为准备金，即古代所说的钞本，这使得纸币在流通市场上贬值非常快，甚至有过面值十几贯的铜钱贬为几文钱的时候，使得通货膨胀成为困扰两宋以及后来元朝的恶梦。所以，两宋的纸币虽然获得了世界第一张纸币的称号，却明显是早产儿，它甚至沦为朝廷掠夺百姓财富的工具。纸币不但没有促进商业的发展，反而起了搅乱市场的坏作用。
这就是两宋，一个与天朝传统有点背逆，又有些无奈的时代，或许，用浮华两词来形容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公元1279年的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的灭亡，元朝完成了对天朝的统一，这使得天朝第一次出现了异族入主的局面，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朝贡制度与前朝有了很大的改变。
元朝时代的天朝，对万朝来国的虚名并不感冒，游牧民族需要的是实惠，因此聚敛财富成为那时天朝最主要的目的。元朝的军队东征日本，南下东南亚。在逼迫别人朝贡后，也没有什么回赐，对于小国来说，朝贡就真的成为屈辱了。不过，元朝时代，天朝的海外贸易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说过：“诚能来朝，朕将宠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在政策上，元代政府还利用税率的差别鼓励出口，比如细物出口的税率是十抽一，而进口的税率是十抽二，颇有点重商主义的色彩。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驱逐了蒙古人后，建立了大明。朱元璋立志将朝贡体系发扬广大，朝贡体系也因此迎来了盛世。
第三章、一统华夷
1、朝贡的盛世(上)
公元1426年农历四月的一天，睡眠明显不足的明宣宗把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殿议事，而所议之事正是造成宣宗睡眠障碍的交趾问题。交趾位于今天越南北部，自秦朝时成为天朝的领土。这种状况延续千年，直到五代十国时，交趾才趁中原内乱之机宣布独立。随后的北宋朝廷无暇顾及南方，便在973年正式承认交趾的独立地位，是为安南国。到大明初年，安南国发生政变，陈氏王朝被推翻。此时的安南国已被纳入朝贡体系之中，作为宗主国的天朝便有了恢复安南正统的义务。因此，几十万明军一拥而入消灭安南的乱臣贼子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问题是，在占领安南后，大明却尴尬的发现，陈氏王朝的后人已经死绝，恢复正统的陈朝已是不可能之事，那下一步该如何做呢？安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至少明成祖此时还没有把安南视为山芋，在他眼中，安南更像是一个香饽饽，他已经有了将其一口吞下的想法。这也容易理解，明成祖一直以恢复华夏往昔的荣耀为己任，而将这块汉唐故地重新划入天朝的疆土之中，也是份内之事。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安排的群众演员，安南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来到明军大营表达民意：“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既然安南人民如此拥护，成祖皇帝也就此顺水推舟，于是，安南国于1407年被大明改为古名交趾，并设立三司（大明省一级行政区划）、府、县，还开办科举、办理税收，安南已经正式成为天朝的领土。
遗憾的是，大明在接收安南后，并不知道爱惜，委派去的官员大肆盘剥当地百姓，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安南顿时成为人民战争的沼泽地。明军在这片沼泽地中越陷越深，成批成批的士兵被消灭不说，军费开支也日益浩大，香饽饽真的成了烫手的山芋，成祖也只能把打碎的牙齿往肚子里咽。在他去世后，继承皇位的仁宗在位只十个月就死了，成祖的孙子宣宗成为新皇帝。此时的交趾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大明的恶瘤，宣宗因此夜不能寐，或许已经出现了亚健康的症状。所以，宣宗在即位不久，就与四位重臣商议此事。此时，距离明军占领安南已有二十年了。
宣宗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那就是把这块烫手山芋扔掉。宣宗对四位大臣说，太祖开国后就告诫大家，要与邻为善，要走和平外交道路。后因安南国内乱，成祖不得已大动干戈。又因陈氏绝后，安南人民又“强烈要求”，成祖不得不将安南划入天朝版图。但自大明占领安南以来，“交趾无岁不用兵，一方生灵遭杀已多，中国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为隐恻。故即位之诏，施恩于特厚。昨日遣将出师，朕通夕不宁，诚不忍生灵之无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乐初，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
宣宗此言一出，就遭到夏原吉的强烈反对，他说：“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是啊，我大明为了安南花了二十年的人力、财力和心血，今天说弃就弃，不仅可惜，还有损皇上的威望啊。其实，这也正是宣宗所顾虑的，放弃安南的确要在政治威望上冒很大的风险，所以，虽有杨士奇、杨荣的支持，宣宗还是没有下定扔掉这块山芋的决心。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安南抵抗组织的头子黎利派人到北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陈氏的后人。黎利这招的确厉害，他揣摩大明已有撤军打算，马上就给宣宗送来一座台阶。大明在二十年前接收安南的理由就是陈氏绝嗣，如今既然已找到陈氏的后人，大明也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撤退了。宣宗虽也清楚这不过是黎利的谎言，但他很愿意顺着台阶把山芋扔掉，这样既可保住面子又可解决问题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虽然有朝臣的反对，宣宗还是下达了放弃安南的命令。驻安南的军队、官员、移民在安南军队的围堵中，仓皇撤退，只有八万六千人回到了天朝。此后，黎利又派人到北京说陈氏的后人又死了，请求大明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在几次推却后，明宣宗终于在1431年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也就此正式独立，但依然在大明的朝贡体系之中，还是大明的藩属。
应当说，大明吞并安南只是大明对外交往的一个特例，而这个特例又为今后大明的对外工作树立了一个残酷的反面教材，再加上大明建立前，蒙元对天朝近百年的统治所遗留下的影响，使大明的朝贡体系有了不同于汉唐的特点。
在推翻元朝之后，天朝终于迎回了华夏时代，时间是1368年。与以前的朝代不同，大明面临着更复杂的情况。对于大明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蒙元入主天朝是整个华夏的一大耻辱，而两宋窝囊的表现也让华夏在海外的威望受损。所以，树立华夏正统地位，重建华夏在海外的威望，消除蒙元入主在海外的影响，重新建立传统的朝贡体系，成为大明建立后，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要务。
三、1、朝贡的盛世(下)
当然，明太祖的理想不仅仅是重建那么简单。1370年，他钦定了《太清歌》，歌词充分表达了他宏伟的理想：“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也就是说，明太祖要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天下，让朝贡规则成为整个天下的通用规则。
1369年，也就是大明建立的第二年，明太祖派遣使者前往海外诸国，诏谕说；“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既已发兵讨之，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太祖除了向诸夷告知华夏复兴之后，也暗示了重新建立朝贡体系，要求诸夷朝贡的心愿：“夷狄奉中国 ，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
太祖的良苦用心得到了海外诸国的积极回应，毕竟蒙元的扩张让这些国家也吃尽了苦头，自然会想起天朝以前的好处。所以，在太祖诏谕后的两年内，朝鲜（今朝鲜和韩国）、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马来西亚）、渤泥（今文莱）、安南、爪洼（今印尼爪洼）等国家积极响应，纷纷遣使朝贡。到太祖去世时，大明的朝贡国已经达到了24个，大明的朝贡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
另外，太祖对于大明朝贡体系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定了两条基本政策：一、奉行和平政策。蒙元入主后的扩张政策，与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并不相符，损害了天朝对外的形象。所以，为了树立华夏正统的友好形象，太祖在《皇明祖训》里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诸夷没有占领的价值）。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随后，明太祖又将朝鲜、日本等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
二、严厉控制海外贸易，将海外贸易局限在官方贸易的范围内，即通常所说的海禁政策。海禁并不是全部禁止，只是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在大明开国之后，太祖皇帝就频频下达“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的命令，在1394年，明太祖又命令说：“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而根据《明史. 朱纨传》里的说法，明太祖还有过“片板不许入海“的名言，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扼杀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酷的地步。
此后，海外诸夷只有在官方前来朝贡时才能与天朝贸易，两宋以来兴盛的民间海外贸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明太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明太祖实录》里太祖皇帝就此政策给予了解释：“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按照他的解释，之所以海禁，似乎是为了防止像传说中胡维庸勾结海外，密谋叛乱的事情再次发生。其实，明初海防也的确吃紧，除了倭寇的骚扰，一些曾与大明争夺天下的劲敌的余部也盘踞在沿海岛屿上，表面上看，太祖的理由也勉强说的通，就是有因噎废食之嫌。
实际上，明太祖有更深层的打算：他想利用朝贡贸易做诱饵，引诱海外诸夷前来朝贡。毕竟，一切民间贸易被取缔后，要想和天朝通商，只有朝贡这一条路可以走。
所以，这个将朝贡与贸易捆绑的政策，极大刺激了诸夷朝贡的动力，大明的朝贡体系从此迅速壮大起来。朝贡国在朝贡时，不仅带来贡品，本国的商品也一齐带上，朝贡之余将这些商品销售。那时接待贡使的会同馆不仅是贡使们起居的地方，更是他们贸易的场所，在那里不仅可以卖掉自己的商品，还可以采购天朝的商品，很有点国际贸易博览会的味道。当然，这种体系的漏洞是很多的，日本是大明最重要的朝贡国之一，从足利义满到大内氏，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坚持向大明朝贡。其实，这不过是日本打着朝贡的旗号，行贸易之实而已，还顺便解决了差旅费，着实的划算。
成祖继位后，除了在安南问题上，继续沿用太祖的政策，而由他亲自策划的郑和下西洋更是为天朝带来了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国家，以致各蛮夷“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甚至许多国王都不远万里亲自来朝，这使天朝的朝贡体系达到了两千年来最鼎盛的状态，也真的将朝贡体系推广到已知的天下，朝贡规则也成了已知天下的通用规则，基本实现了太祖皇帝“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的夙愿。
与现代的招商引资不同，若是单从金钱上计算，这笔买卖并不划算，天朝不单要管吃管住、报销贡使的差旅费，而且根据厚往薄来的精神，天朝往往要回赐更多的物品，在朝贡贸易中，天朝还要经常对外夷商品实行减免关税的优惠。两宋的天朝皇帝是为了在朝贡上找一丝安慰，过一把万国来朝的瘾，大明则不一样，除了皇帝的虚荣心，大明更急于恢复华夏在海外的威望与名声，实际上这种效果也达到了。
由于太祖皇帝的两项基本政策，以及太祖、成祖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大明的朝贡体系空前繁荣起来，有记载的朝贡国居然达到了148个，遍布东亚、东南亚、中亚以及印度洋地区。从成绩上看，明太祖的两项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问题是为了朝贡体系而废除民间海外贸易到底合不合算呢？我们会在下一节探讨这个问题。
另外，伴随着朝贡体系的繁荣，朝贡体系在制度上也更加完善。大明为各国制定了贡期和贡道，贡期就是朝贡的频率。实际操作中，许多朝贡国完全不将贡期放在眼里，比如太祖皇帝规定日本十年一贡，而日本在顶峰时已经达到了一年一贡的地步，流球两年一贡，实际上也已经一年一贡。与其说他们仰慕天朝，倒不如说他们急切想到天朝来贸易。
其实，除了朝鲜等几个大明忠实的粉丝以外，许多国家不过是在这种政治与贸易双重朝贡体制的捆绑下而热衷于朝贡的，甚至由此出现了私人为获取利益而冒充朝贡使节的事情。所以，从明成祖开始，天朝又推行了勘合制度，即向允许朝贡的国家颁发凭证，只有持此凭证，外国的贡使才能被允许入口。
这种繁荣的朝贡景象一直持续到明朝后期，此后，朝贡国前来朝贡的次数越来越少，往年接待朝贡国贡使的会同馆也越来越冷清，一方面是由于大明的衰落，另一方面，与大明后期海禁的解除也有很大关系。
大明时代天朝的朝贡体系，在政治上也与以前不同，两汉册封朝贡国的同时，还注重对朝贡国实际上的控制，大唐更是直接册封朝贡国君主以都督、将军之类的天朝官职。大明也册封，但基本不干涉朝贡国的内政，甚至很少与朝贡国发生战争，除了成祖北伐蒙古南灭安南，大明基本上没有主动讨伐过朝贡国。而由于吞并安南的前车之鉴，大明在对待朝贡国内政问题上更是小心，到大明中期以后，基本上达到有请必封的地步，就算朝贡国内部发生悖逆之事，大明也顶多以却贡来表达不满，册封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走过场的手续问题。大明看重的是尊严和荣誉，并不在乎实惠。但大明在气度上超过了两汉与盛唐：日本入侵朝鲜，大明举国之力助朝鲜复国，事后未占朝鲜寸土，也难怪朝鲜人对大明感激涕零，直到明亡二百年后还在祭奠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
总之，大明凭借其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将贸易与朝贡捆绑手段，使天朝的朝贡体系空前的繁荣与稳定，朝贡规则基本成为已知天下的通用规则。与之相比，汉唐时代的天朝，往往会因为一场战争的失利而导致朝贡体系内部的强烈反应；两宋时代的朝贡体系，形象工程的泡沫太多，天朝在那时的海外威望空前受损。所以，以天朝为宗主，以中华文化为共同认同点，各国和谐相处，华夷世界井然有序的朝贡体系或者说东方国际社会体系是在大明时代彻底稳定下来的。
1、朝贡的盛世(上)
公元1426年农历四月的一天，睡眠明显不足的明宣宗把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殿议事，而所议之事正是造成宣宗睡眠障碍的交趾问题。交趾位于今天越南北部，自秦朝时成为天朝的领土。这种状况延续千年，直到五代十国时，交趾才趁中原内乱之机宣布独立。随后的北宋朝廷无暇顾及南方，便在973年正式承认交趾的独立地位，是为安南国。到大明初年，安南国发生政变，陈氏王朝被推翻。此时的安南国已被纳入朝贡体系之中，作为宗主国的天朝便有了恢复安南正统的义务。因此，几十万明军一拥而入消灭安南的乱臣贼子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问题是，在占领安南后，大明却尴尬的发现，陈氏王朝的后人已经死绝，恢复正统的陈朝已是不可能之事，那下一步该如何做呢？安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至少明成祖此时还没有把安南视为山芋，在他眼中，安南更像是一个香饽饽，他已经有了将其一口吞下的想法。这也容易理解，明成祖一直以恢复华夏往昔的荣耀为己任，而将这块汉唐故地重新划入天朝的疆土之中，也是份内之事。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安排的群众演员，安南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来到明军大营表达民意：“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既然安南人民如此拥护，成祖皇帝也就此顺水推舟，于是，安南国于1407年被大明改为古名交趾，并设立三司（大明省一级行政区划）、府、县，还开办科举、办理税收，安南已经正式成为天朝的领土。
遗憾的是，大明在接收安南后，并不知道爱惜，委派去的官员大肆盘剥当地百姓，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安南顿时成为人民战争的沼泽地。明军在这片沼泽地中越陷越深，成批成批的士兵被消灭不说，军费开支也日益浩大，香饽饽真的成了烫手的山芋，成祖也只能把打碎的牙齿往肚子里咽。在他去世后，继承皇位的仁宗在位只十个月就死了，成祖的孙子宣宗成为新皇帝。此时的交趾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大明的恶瘤，宣宗因此夜不能寐，或许已经出现了亚健康的症状。所以，宣宗在即位不久，就与四位重臣商议此事。此时，距离明军占领安南已有二十年了。
宣宗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那就是把这块烫手山芋扔掉。宣宗对四位大臣说，太祖开国后就告诫大家，要与邻为善，要走和平外交道路。后因安南国内乱，成祖不得已大动干戈。又因陈氏绝后，安南人民又“强烈要求”，成祖不得不将安南划入天朝版图。但自大明占领安南以来，“交趾无岁不用兵，一方生灵遭杀已多，中国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为隐恻。故即位之诏，施恩于特厚。昨日遣将出师，朕通夕不宁，诚不忍生灵之无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乐初，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
宣宗此言一出，就遭到夏原吉的强烈反对，他说：“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是啊，我大明为了安南花了二十年的人力、财力和心血，今天说弃就弃，不仅可惜，还有损皇上的威望啊。其实，这也正是宣宗所顾虑的，放弃安南的确要在政治威望上冒很大的风险，所以，虽有杨士奇、杨荣的支持，宣宗还是没有下定扔掉这块山芋的决心。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安南抵抗组织的头子黎利派人到北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陈氏的后人。黎利这招的确厉害，他揣摩大明已有撤军打算，马上就给宣宗送来一座台阶。大明在二十年前接收安南的理由就是陈氏绝嗣，如今既然已找到陈氏的后人，大明也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撤退了。宣宗虽也清楚这不过是黎利的谎言，但他很愿意顺着台阶把山芋扔掉，这样既可保住面子又可解决问题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虽然有朝臣的反对，宣宗还是下达了放弃安南的命令。驻安南的军队、官员、移民在安南军队的围堵中，仓皇撤退，只有八万六千人回到了天朝。此后，黎利又派人到北京说陈氏的后人又死了，请求大明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在几次推却后，明宣宗终于在1431年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也就此正式独立，但依然在大明的朝贡体系之中，还是大明的藩属。
应当说，大明吞并安南只是大明对外交往的一个特例，而这个特例又为今后大明的对外工作树立了一个残酷的反面教材，再加上大明建立前，蒙元对天朝近百年的统治所遗留下的影响，使大明的朝贡体系有了不同于汉唐的特点。
在推翻元朝之后，天朝终于迎回了华夏时代，时间是1368年。与以前的朝代不同，大明面临着更复杂的情况。对于大明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蒙元入主天朝是整个华夏的一大耻辱，而两宋窝囊的表现也让华夏在海外的威望受损。所以，树立华夏正统地位，重建华夏在海外的威望，消除蒙元入主在海外的影响，重新建立传统的朝贡体系，成为大明建立后，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要务。
三、1、朝贡的盛世(下)
当然，明太祖的理想不仅仅是重建那么简单。1370年，他钦定了《太清歌》，歌词充分表达了他宏伟的理想：“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也就是说，明太祖要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天下，让朝贡规则成为整个天下的通用规则。
1369年，也就是大明建立的第二年，明太祖派遣使者前往海外诸国，诏谕说；“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既已发兵讨之，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太祖除了向诸夷告知华夏复兴之后，也暗示了重新建立朝贡体系，要求诸夷朝贡的心愿：“夷狄奉中国 ，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
太祖的良苦用心得到了海外诸国的积极回应，毕竟蒙元的扩张让这些国家也吃尽了苦头，自然会想起天朝以前的好处。所以，在太祖诏谕后的两年内，朝鲜（今朝鲜和韩国）、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马来西亚）、渤泥（今文莱）、安南、爪洼（今印尼爪洼）等国家积极响应，纷纷遣使朝贡。到太祖去世时，大明的朝贡国已经达到了24个，大明的朝贡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
另外，太祖对于大明朝贡体系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定了两条基本政策：一、奉行和平政策。蒙元入主后的扩张政策，与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并不相符，损害了天朝对外的形象。所以，为了树立华夏正统的友好形象，太祖在《皇明祖训》里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诸夷没有占领的价值）。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随后，明太祖又将朝鲜、日本等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
二、严厉控制海外贸易，将海外贸易局限在官方贸易的范围内，即通常所说的海禁政策。海禁并不是全部禁止，只是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在大明开国之后，太祖皇帝就频频下达“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的命令，在1394年，明太祖又命令说：“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而根据《明史. 朱纨传》里的说法，明太祖还有过“片板不许入海“的名言，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扼杀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酷的地步。
此后，海外诸夷只有在官方前来朝贡时才能与天朝贸易，两宋以来兴盛的民间海外贸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明太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明太祖实录》里太祖皇帝就此政策给予了解释：“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按照他的解释，之所以海禁，似乎是为了防止像传说中胡维庸勾结海外，密谋叛乱的事情再次发生。其实，明初海防也的确吃紧，除了倭寇的骚扰，一些曾与大明争夺天下的劲敌的余部也盘踞在沿海岛屿上，表面上看，太祖的理由也勉强说的通，就是有因噎废食之嫌。
实际上，明太祖有更深层的打算：他想利用朝贡贸易做诱饵，引诱海外诸夷前来朝贡。毕竟，一切民间贸易被取缔后，要想和天朝通商，只有朝贡这一条路可以走。
所以，这个将朝贡与贸易捆绑的政策，极大刺激了诸夷朝贡的动力，大明的朝贡体系从此迅速壮大起来。朝贡国在朝贡时，不仅带来贡品，本国的商品也一齐带上，朝贡之余将这些商品销售。那时接待贡使的会同馆不仅是贡使们起居的地方，更是他们贸易的场所，在那里不仅可以卖掉自己的商品，还可以采购天朝的商品，很有点国际贸易博览会的味道。当然，这种体系的漏洞是很多的，日本是大明最重要的朝贡国之一，从足利义满到大内氏，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坚持向大明朝贡。其实，这不过是日本打着朝贡的旗号，行贸易之实而已，还顺便解决了差旅费，着实的划算。
成祖继位后，除了在安南问题上，继续沿用太祖的政策，而由他亲自策划的郑和下西洋更是为天朝带来了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国家，以致各蛮夷“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甚至许多国王都不远万里亲自来朝，这使天朝的朝贡体系达到了两千年来最鼎盛的状态，也真的将朝贡体系推广到已知的天下，朝贡规则也成了已知天下的通用规则，基本实现了太祖皇帝“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的夙愿。
与现代的招商引资不同，若是单从金钱上计算，这笔买卖并不划算，天朝不单要管吃管住、报销贡使的差旅费，而且根据厚往薄来的精神，天朝往往要回赐更多的物品，在朝贡贸易中，天朝还要经常对外夷商品实行减免关税的优惠。两宋的天朝皇帝是为了在朝贡上找一丝安慰，过一把万国来朝的瘾，大明则不一样，除了皇帝的虚荣心，大明更急于恢复华夏在海外的威望与名声，实际上这种效果也达到了。
由于太祖皇帝的两项基本政策，以及太祖、成祖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大明的朝贡体系空前繁荣起来，有记载的朝贡国居然达到了148个，遍布东亚、东南亚、中亚以及印度洋地区。从成绩上看，明太祖的两项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问题是为了朝贡体系而废除民间海外贸易到底合不合算呢？我们会在下一节探讨这个问题。
另外，伴随着朝贡体系的繁荣，朝贡体系在制度上也更加完善。大明为各国制定了贡期和贡道，贡期就是朝贡的频率。实际操作中，许多朝贡国完全不将贡期放在眼里，比如太祖皇帝规定日本十年一贡，而日本在顶峰时已经达到了一年一贡的地步，流球两年一贡，实际上也已经一年一贡。与其说他们仰慕天朝，倒不如说他们急切想到天朝来贸易。
其实，除了朝鲜等几个大明忠实的粉丝以外，许多国家不过是在这种政治与贸易双重朝贡体制的捆绑下而热衷于朝贡的，甚至由此出现了私人为获取利益而冒充朝贡使节的事情。所以，从明成祖开始，天朝又推行了勘合制度，即向允许朝贡的国家颁发凭证，只有持此凭证，外国的贡使才能被允许入口。
这种繁荣的朝贡景象一直持续到明朝后期，此后，朝贡国前来朝贡的次数越来越少，往年接待朝贡国贡使的会同馆也越来越冷清，一方面是由于大明的衰落，另一方面，与大明后期海禁的解除也有很大关系。
大明时代天朝的朝贡体系，在政治上也与以前不同，两汉册封朝贡国的同时，还注重对朝贡国实际上的控制，大唐更是直接册封朝贡国君主以都督、将军之类的天朝官职。大明也册封，但基本不干涉朝贡国的内政，甚至很少与朝贡国发生战争，除了成祖北伐蒙古南灭安南，大明基本上没有主动讨伐过朝贡国。而由于吞并安南的前车之鉴，大明在对待朝贡国内政问题上更是小心，到大明中期以后，基本上达到有请必封的地步，就算朝贡国内部发生悖逆之事，大明也顶多以却贡来表达不满，册封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走过场的手续问题。大明看重的是尊严和荣誉，并不在乎实惠。但大明在气度上超过了两汉与盛唐：日本入侵朝鲜，大明举国之力助朝鲜复国，事后未占朝鲜寸土，也难怪朝鲜人对大明感激涕零，直到明亡二百年后还在祭奠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
总之，大明凭借其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将贸易与朝贡捆绑手段，使天朝的朝贡体系空前的繁荣与稳定，朝贡规则基本成为已知天下的通用规则。与之相比，汉唐时代的天朝，往往会因为一场战争的失利而导致朝贡体系内部的强烈反应；两宋时代的朝贡体系，形象工程的泡沫太多，天朝在那时的海外威望空前受损。所以，以天朝为宗主，以中华文化为共同认同点，各国和谐相处，华夷世界井然有序的朝贡体系或者说东方国际社会体系是在大明时代彻底稳定下来的。
三、2、麒麟与郑和下西洋（上）
公元1415年农历十一月，明成祖在南京的奉天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来者是麻林国（位于今非洲坦桑尼亚）的贡使。大明之所以对此次朝贡异常重视，并不是因为麻林国远隔万里，而是因为麻林国的贡物，那是一只非比寻常的麒麟。麒麟与龙、凤、龟并称为天朝的四大灵兽，它的出现不仅代表祥瑞，还是长治久安、太平盛世的标志。问题是，麒麟只是传说中的神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麒麟，那么麻林国贡献的到底是只什么动物呢？
汉代许慎在《说文》中说：“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麐（麟），牝麒也。”可见，我国古代对于麒麟的描绘有三大特点：鹿身、牛尾、独角。早在1412年，榜葛剌国（今天的孟加拉国）就向大明进贡了一只“麒麟”，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对榜葛剌国的“麒麟”是这样描述的：“前二足高九尺余，后两足约高六尺，头抬颈长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能骑。头上有两肉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面饼。”我们不难发现，马欢所说的“麒麟”有这几个特点：长脖子、双角、牛尾、鹿身，这明明就是长颈鹿。当年宫廷画师给“麒麟”作的画像现在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通过此画，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那就是一只长颈鹿。
长颈鹿有两只角，而古代传说中的麒麟只有一只角，况且，传说中的麒麟也没有那么长的脖子。所以，一般人都应该看出长颈鹿虽与麒麟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是麒麟。然而，朝中的大臣却没有人敢这样说，所以，一出皇帝新衣的戏剧上演了：大臣沈度在《瑞应麒麟颂》的序文中写道：“麒麟出榜葛剌国，表进于朝。臣民聚欢，欣喜倍万。臣闻圣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大臣夏元吉则在《麒麟赋》的序文中写道：“今年秋，麻林国复以麒麟来献，其形色与古之传记所载及前所献者无异。臣闻麒麟瑞物也，中国有圣人则至。……今两岁之间而茲瑞载至，则盛德之隆，天眷之至，实前古未之有也。”在南京奉天门的欢迎仪式上，这出戏剧达到了高潮，文武群臣一起向皇帝称贺道：“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明成祖倒很谦虚：“岂朕德所致，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卿等勤劳赞辅，故远人毕来。继今，宜益尽心秉德，进贤达能，辅朕为理，远人来归，未足恃也。”
不说实话是因为大家都清楚所谓的麒麟正是皇帝希望出现的，其实，明成祖说不定在心里也清楚那不是一只麒麟，但政治上需要，他也就睁只眼闭着眼了。毕竟明成祖不惜巨资，组建郑和船队远下西洋是需要回报的。由郑和下西洋引起的万国来朝的局面，虽也盛大，但还不够直观，简言之，成祖需要一个高度浓缩郑和下西洋成果的直观标志，而具有神化色彩的麒麟来充当这个标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毕竟，如果没有郑和的航海活动，麒麟是不可能在天朝出现的：榜葛剌国的贡使是在郑和手下的引领下前来贡献的，麻林国也是因为郑和的到访而前来朝贡。
所以，麒麟的出现就象征着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成果，前文也说过，麒麟在政治上的意义非常重大：对内，它是太平盛世的标志，对外，正如群臣拍马匹说的那样，是圣德被及远夷的体现。这正是古代帝王苦苦追求的境界，即一统华夷，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天下。
明朝时，以今天的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因为受当时狭小的已知世界的局限，所谓西洋大概就是今天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将欧洲放入西洋的范围内，是大明后期的事情了。郑和是宫里的太监，受明成祖之命，在1405年至1433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根据《明史.郑和传》里的说法，郑和航海宝船共有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151.18米、61.6米）。船共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一艘船可以容纳千人以上，与几十年后开辟新航路的欧洲航海家三、四艘一百多吨小船相比，郑和宝船绝对是当时的庞然大物。
与郑和船队相比，欧洲的冒险船队不仅寒酸，表现也与郑和截然不同：欧洲人每到一地，总要抢夺黄金，屠杀土著，而郑和虽有两万多名士兵，拥有配备火器的大船，但除了两次自卫反击，在近三十年的航海旅行中都没有使用武力。每到一地，天朝人总是以最友善的面目出现，向海外各国树立了一个强大而又和平的泱泱大国的形象，郑和下西洋也因此极大促进了海外诸国与天朝的友好关系。是什么造成了天朝与欧洲在航海中巨大的差异呢？简单点说，是因为航海目的不同。
欧洲人出海的目的异常的简单，那就是黄金和香料，所以，他们能踏尽人间一切道德和法律，大肆烧杀抢掠一番。与欧洲人简单的目的相比，明成祖的动机就要复杂一些，历史上对此也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史·郑和传》里的说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按照这种说法，郑和下西洋是寻找被明成祖以武力篡权的建文帝的下落。这种说法其实很无稽，按照常理，想在海外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应该派心腹乔装暗访才是，像郑和这样大张旗鼓，动辄几万人几十条船，岂不是打草惊蛇了吗？更何况建文帝性情儒弱，坐镇南京都无所作为，何况海外乎？花费如此巨大，找一个对自己已构不成威胁的人，这不是明成祖的性格。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明成祖亲自撰写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的碑文中找到答案：“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简言之，就是麒麟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即所谓的圣德被及远夷，其根本出发点就是一统华夷，将朝贡规则推广到整个天下。可以说，政治上的目的是最重要的目的，当然，采办一些海外的珍宝也是郑和的使命之一，这不过是搭顺风车而已。
前文说过，明太祖制定了和平外交政策，而政策的目的就是颁正朔，树立华夏天朝在海外的威望，从而光大天朝的朝贡体系，实现一统华夷的理想。终太祖一生，天朝的周边国家基本上都被纳入朝贡体系之中，可是，就大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来说，已知世界中还有许多国家未能被纳入这个体系。天朝的海船早在汉代时就曾到过印度洋，唐朝时，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最晚在两宋时，天朝的海船已经到过非洲东海岸。所以，以一统华夷、将朝贡规则推广到整个天下为目的，以怀柔远人为手段，大明开始了近三十年的航海活动，游历了天朝人眼中的整个世界，最终出现了“德泽洋溢于天下，施至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的结果，可以说，明成祖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三、2、麒麟与郑和下西洋（下）
不过，善后工作却成为大明的一大负担。郑和下西洋带来了这么多贡使，总得招待吧，作为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大明向来厚往薄来，所以，对于郑和招徕的贡使，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可以说，天朝泱泱大国的风范是以巨大的利益牺牲为代价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本来就需要巨大的财力来维系，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绛》中说：“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实际上，剩下的百万两也被用于修建寺庙去了。可见，为了维持这一壮举，大明的财政已颇为吃力，再加上航海活动本身又无法盈利，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郑和下西洋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就宣告结束：在1433年最后一次出海后，明宣宗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到明孝宗时，郑和的航海档案也被以“于国家何益”为理由烧毁了。既然圣德被及远夷的目的早已达到，朝贡体系已经光大并稳定，下西洋这个费力又费钱的活动在天朝眼里就如同鸡肋一般，所以，它寿终正寝的命运从开始就已注定。
现代人总是遗憾，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同时不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呢？这样做起码可以做到自收自支，以维系这个庞大的航海项目。其实，古人不是傻子，如果那时的海外贸易真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他们是不会放弃的。虽然孟子曾谆谆教导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毕竟趋利是人之天性，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人们总是能充分发挥所有的主观能动性的，天朝历代政府都实行盐茶专卖制度就是最好的表现。所以，问题应该是，截至到大明中期，天朝的海外贸易真的能给天朝带来巨大的利益吗？
不可否认的是，天朝本身就不是金银这样的贵金属的重要产地，自北宋开始，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天朝在流通领域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钱荒局面，也就是说，市场上流通的以贵金属充当的货币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天朝商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所以，两宋不得不大量制作铜钱，可是，由于铜钱价值低，这一手段并不能满足流通流域的需求。本来，这一切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来解决，遗憾的是，天朝传统的贸易伙伴们贵金属的产量也不多，日本白银的大发掘是以后的事情，这使天朝的海外贸易方式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自秦汉开始到明朝中后期以前，天朝的海外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流。
另外，天朝的贸易伙伴基本都是小国寡民，购买能力有限，对天朝货物总的需求量并不高，他们反而想把天朝作为自己商品的市场。这种局面导致有时物物交换的局面都难以维持，为采购外国货物，天朝不得不支付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两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财富不但不能积累，还不断的外流。天朝的茶叶、丝绸等货物大量出口，那是西方与天朝航线开通以后的事情了。
而且，由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以及传统工艺上的优势，外国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天朝根本没有市场，所以，专供皇室、贵族、富豪使用的珠宝等奢侈品成为进口货物的主力。这些东西不仅能在社会上层掀起奢靡之风，更重要的是，这些奢侈品价格昂贵又具有保值、收藏的特性，使它们在进口后，很难再进入国内的流通市场。
两宋及元朝因为超前的财政结构，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也正因为如此，两朝政府极为重视海外贸易，将商税收入当作弥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不过，这种低层次的贸易是有其弊端的，其虽对增加政府收入有所帮助，但由于没有贵金属通过贸易的方式从海外流入国内市场，在整体上，海外贸易并不能增加天朝财富，两宋的海外贸易甚至以白银和铜钱的外流为代价，反而加剧了天朝的钱荒危机。上一章也说过，为解决钱荒，两宋、元朝以及大明初期都不得不发行纸币，但由于缺乏国家信用又没有铸造或储备发行纸币所需要的准备金（即古代所说的钞本），纸币贬值异常迅速，从而导致了极度通货膨胀的局面，反而搅乱了天朝的商业市场。
具体体现到郑和下西洋中也是这样的。郑和船队主要采购珠宝等奢侈品，并且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的采购方式，天朝的茶叶、丝绸、瓷器成为交换的筹码，很多时候，因为海外诸夷对天朝商品需求量不大，郑和不得不以支付金银作为交换的手段，使得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前面所分析的原因，采购回来的珠宝，只能供皇室赏玩、收藏之用，不可能通过进入国内流通市场来换取差价，而且在根本上，也不能增加整个天朝的财富保有量。可见，贸易伙伴的弱小，使郑和根本不可能从贸易中来完成自我造血，而为天朝积累财富更是无从谈起。无利可求的局面使天朝对发展航海事业也失去了兴趣，要求当时的天朝统治者以超前的国际战略眼光看待海洋，是不现实的。
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和天朝同样的困难：缺乏贵金属。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赤裸裸的掠夺，这就导致了西方航海探险船队与郑和船队不同的境遇：掠夺与贸易不同，它需要的成本不高，只要有能够维持航海所需要的资金就行，所以，西方的航海能带来超额的利润，这是本着和平外交为原则的郑和船队所做不到的。由于有利可图，极大刺激了西方国家和私人发展航海事业的动力，使西方的海洋事业从而有了质的飞跃，为他们下一步更好的掠夺创造了基础，最终为西方注入了更多的财富，使西方迅速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总之，在大明中期以前，海外贸易并不能在实质上给天朝带来利益，这使大明的皇帝们失去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趣。不过，由于海外诸夷国内市场狭小，普遍重视同天朝的贸易关系，所以，明太祖也就将计就计，让贸易这块鸡肋服务于政治这个大局，把朝贡与贸易捆绑，使海外贸易成为诱使诸夷朝贡的诱饵，彻底沦为朝贡体系的附庸。
就这样，大明海禁的政策持续了近二百年，直到1567年的隆庆开海，天朝的海禁才算是结束了。隆庆开海最大的原因是所谓的“倭乱”，不过，在其深层次背景中，却也有美洲与日本白银的大发现，整个天朝将掀起一场输入白银的运动，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讲到。
其实，真正让人遗憾的是，如果在郑和下西洋一百五十年后，天朝有如此壮举，说不定整个历史将会改写，因为在那个时候，郑和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大量充斥着天朝人渴望的贵金属——白银，他们甚至不用掠夺这种卑鄙的手段，只要依靠通常的贸易行为就可以把这些白银带回天朝。然而，遗憾的是，亏空巨大的郑和下西洋早已成为大明的反面教材，皇帝们对开拓海洋已经失去了兴趣，再加上北方边疆的军事压力，此后的大明政府也无力组建庞大的船队了。
公元1415年农历十一月，明成祖在南京的奉天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来者是麻林国（位于今非洲坦桑尼亚）的贡使。大明之所以对此次朝贡异常重视，并不是因为麻林国远隔万里，而是因为麻林国的贡物，那是一只非比寻常的麒麟。麒麟与龙、凤、龟并称为天朝的四大灵兽，它的出现不仅代表祥瑞，还是长治久安、太平盛世的标志。问题是，麒麟只是传说中的神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麒麟，那么麻林国贡献的到底是只什么动物呢？
汉代许慎在《说文》中说：“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麐（麟），牝麒也。”可见，我国古代对于麒麟的描绘有三大特点：鹿身、牛尾、独角。早在1412年，榜葛剌国（今天的孟加拉国）就向大明进贡了一只“麒麟”，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对榜葛剌国的“麒麟”是这样描述的：“前二足高九尺余，后两足约高六尺，头抬颈长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能骑。头上有两肉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面饼。”我们不难发现，马欢所说的“麒麟”有这几个特点：长脖子、双角、牛尾、鹿身，这明明就是长颈鹿。当年宫廷画师给“麒麟”作的画像现在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通过此画，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那就是一只长颈鹿。
长颈鹿有两只角，而古代传说中的麒麟只有一只角，况且，传说中的麒麟也没有那么长的脖子。所以，一般人都应该看出长颈鹿虽与麒麟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是麒麟。然而，朝中的大臣却没有人敢这样说，所以，一出皇帝新衣的戏剧上演了：大臣沈度在《瑞应麒麟颂》的序文中写道：“麒麟出榜葛剌国，表进于朝。臣民聚欢，欣喜倍万。臣闻圣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大臣夏元吉则在《麒麟赋》的序文中写道：“今年秋，麻林国复以麒麟来献，其形色与古之传记所载及前所献者无异。臣闻麒麟瑞物也，中国有圣人则至。……今两岁之间而茲瑞载至，则盛德之隆，天眷之至，实前古未之有也。”在南京奉天门的欢迎仪式上，这出戏剧达到了高潮，文武群臣一起向皇帝称贺道：“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明成祖倒很谦虚：“岂朕德所致，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卿等勤劳赞辅，故远人毕来。继今，宜益尽心秉德，进贤达能，辅朕为理，远人来归，未足恃也。”
不说实话是因为大家都清楚所谓的麒麟正是皇帝希望出现的，其实，明成祖说不定在心里也清楚那不是一只麒麟，但政治上需要，他也就睁只眼闭着眼了。毕竟明成祖不惜巨资，组建郑和船队远下西洋是需要回报的。由郑和下西洋引起的万国来朝的局面，虽也盛大，但还不够直观，简言之，成祖需要一个高度浓缩郑和下西洋成果的直观标志，而具有神化色彩的麒麟来充当这个标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毕竟，如果没有郑和的航海活动，麒麟是不可能在天朝出现的：榜葛剌国的贡使是在郑和手下的引领下前来贡献的，麻林国也是因为郑和的到访而前来朝贡。
所以，麒麟的出现就象征着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成果，前文也说过，麒麟在政治上的意义非常重大：对内，它是太平盛世的标志，对外，正如群臣拍马匹说的那样，是圣德被及远夷的体现。这正是古代帝王苦苦追求的境界，即一统华夷，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天下。
明朝时，以今天的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因为受当时狭小的已知世界的局限，所谓西洋大概就是今天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将欧洲放入西洋的范围内，是大明后期的事情了。郑和是宫里的太监，受明成祖之命，在1405年至1433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根据《明史.郑和传》里的说法，郑和航海宝船共有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151.18米、61.6米）。船共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一艘船可以容纳千人以上，与几十年后开辟新航路的欧洲航海家三、四艘一百多吨小船相比，郑和宝船绝对是当时的庞然大物。
与郑和船队相比，欧洲的冒险船队不仅寒酸，表现也与郑和截然不同：欧洲人每到一地，总要抢夺黄金，屠杀土著，而郑和虽有两万多名士兵，拥有配备火器的大船，但除了两次自卫反击，在近三十年的航海旅行中都没有使用武力。每到一地，天朝人总是以最友善的面目出现，向海外各国树立了一个强大而又和平的泱泱大国的形象，郑和下西洋也因此极大促进了海外诸国与天朝的友好关系。是什么造成了天朝与欧洲在航海中巨大的差异呢？简单点说，是因为航海目的不同。
欧洲人出海的目的异常的简单，那就是黄金和香料，所以，他们能踏尽人间一切道德和法律，大肆烧杀抢掠一番。与欧洲人简单的目的相比，明成祖的动机就要复杂一些，历史上对此也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史·郑和传》里的说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按照这种说法，郑和下西洋是寻找被明成祖以武力篡权的建文帝的下落。这种说法其实很无稽，按照常理，想在海外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应该派心腹乔装暗访才是，像郑和这样大张旗鼓，动辄几万人几十条船，岂不是打草惊蛇了吗？更何况建文帝性情儒弱，坐镇南京都无所作为，何况海外乎？花费如此巨大，找一个对自己已构不成威胁的人，这不是明成祖的性格。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明成祖亲自撰写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的碑文中找到答案：“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简言之，就是麒麟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即所谓的圣德被及远夷，其根本出发点就是一统华夷，将朝贡规则推广到整个天下。可以说，政治上的目的是最重要的目的，当然，采办一些海外的珍宝也是郑和的使命之一，这不过是搭顺风车而已。
前文说过，明太祖制定了和平外交政策，而政策的目的就是颁正朔，树立华夏天朝在海外的威望，从而光大天朝的朝贡体系，实现一统华夷的理想。终太祖一生，天朝的周边国家基本上都被纳入朝贡体系之中，可是，就大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来说，已知世界中还有许多国家未能被纳入这个体系。天朝的海船早在汉代时就曾到过印度洋，唐朝时，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最晚在两宋时，天朝的海船已经到过非洲东海岸。所以，以一统华夷、将朝贡规则推广到整个天下为目的，以怀柔远人为手段，大明开始了近三十年的航海活动，游历了天朝人眼中的整个世界，最终出现了“德泽洋溢于天下，施至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的结果，可以说，明成祖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三、2、麒麟与郑和下西洋（下）
不过，善后工作却成为大明的一大负担。郑和下西洋带来了这么多贡使，总得招待吧，作为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大明向来厚往薄来，所以，对于郑和招徕的贡使，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可以说，天朝泱泱大国的风范是以巨大的利益牺牲为代价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本来就需要巨大的财力来维系，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绛》中说：“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实际上，剩下的百万两也被用于修建寺庙去了。可见，为了维持这一壮举，大明的财政已颇为吃力，再加上航海活动本身又无法盈利，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郑和下西洋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就宣告结束：在1433年最后一次出海后，明宣宗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到明孝宗时，郑和的航海档案也被以“于国家何益”为理由烧毁了。既然圣德被及远夷的目的早已达到，朝贡体系已经光大并稳定，下西洋这个费力又费钱的活动在天朝眼里就如同鸡肋一般，所以，它寿终正寝的命运从开始就已注定。
现代人总是遗憾，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同时不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呢？这样做起码可以做到自收自支，以维系这个庞大的航海项目。其实，古人不是傻子，如果那时的海外贸易真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他们是不会放弃的。虽然孟子曾谆谆教导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毕竟趋利是人之天性，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人们总是能充分发挥所有的主观能动性的，天朝历代政府都实行盐茶专卖制度就是最好的表现。所以，问题应该是，截至到大明中期，天朝的海外贸易真的能给天朝带来巨大的利益吗？
不可否认的是，天朝本身就不是金银这样的贵金属的重要产地，自北宋开始，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天朝在流通领域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钱荒局面，也就是说，市场上流通的以贵金属充当的货币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天朝商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所以，两宋不得不大量制作铜钱，可是，由于铜钱价值低，这一手段并不能满足流通流域的需求。本来，这一切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来解决，遗憾的是，天朝传统的贸易伙伴们贵金属的产量也不多，日本白银的大发掘是以后的事情，这使天朝的海外贸易方式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自秦汉开始到明朝中后期以前，天朝的海外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流。
另外，天朝的贸易伙伴基本都是小国寡民，购买能力有限，对天朝货物总的需求量并不高，他们反而想把天朝作为自己商品的市场。这种局面导致有时物物交换的局面都难以维持，为采购外国货物，天朝不得不支付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两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财富不但不能积累，还不断的外流。天朝的茶叶、丝绸等货物大量出口，那是西方与天朝航线开通以后的事情了。
而且，由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以及传统工艺上的优势，外国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天朝根本没有市场，所以，专供皇室、贵族、富豪使用的珠宝等奢侈品成为进口货物的主力。这些东西不仅能在社会上层掀起奢靡之风，更重要的是，这些奢侈品价格昂贵又具有保值、收藏的特性，使它们在进口后，很难再进入国内的流通市场。
两宋及元朝因为超前的财政结构，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也正因为如此，两朝政府极为重视海外贸易，将商税收入当作弥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不过，这种低层次的贸易是有其弊端的，其虽对增加政府收入有所帮助，但由于没有贵金属通过贸易的方式从海外流入国内市场，在整体上，海外贸易并不能增加天朝财富，两宋的海外贸易甚至以白银和铜钱的外流为代价，反而加剧了天朝的钱荒危机。上一章也说过，为解决钱荒，两宋、元朝以及大明初期都不得不发行纸币，但由于缺乏国家信用又没有铸造或储备发行纸币所需要的准备金（即古代所说的钞本），纸币贬值异常迅速，从而导致了极度通货膨胀的局面，反而搅乱了天朝的商业市场。
具体体现到郑和下西洋中也是这样的。郑和船队主要采购珠宝等奢侈品，并且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的采购方式，天朝的茶叶、丝绸、瓷器成为交换的筹码，很多时候，因为海外诸夷对天朝商品需求量不大，郑和不得不以支付金银作为交换的手段，使得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前面所分析的原因，采购回来的珠宝，只能供皇室赏玩、收藏之用，不可能通过进入国内流通市场来换取差价，而且在根本上，也不能增加整个天朝的财富保有量。可见，贸易伙伴的弱小，使郑和根本不可能从贸易中来完成自我造血，而为天朝积累财富更是无从谈起。无利可求的局面使天朝对发展航海事业也失去了兴趣，要求当时的天朝统治者以超前的国际战略眼光看待海洋，是不现实的。
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和天朝同样的困难：缺乏贵金属。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赤裸裸的掠夺，这就导致了西方航海探险船队与郑和船队不同的境遇：掠夺与贸易不同，它需要的成本不高，只要有能够维持航海所需要的资金就行，所以，西方的航海能带来超额的利润，这是本着和平外交为原则的郑和船队所做不到的。由于有利可图，极大刺激了西方国家和私人发展航海事业的动力，使西方的海洋事业从而有了质的飞跃，为他们下一步更好的掠夺创造了基础，最终为西方注入了更多的财富，使西方迅速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总之，在大明中期以前，海外贸易并不能在实质上给天朝带来利益，这使大明的皇帝们失去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趣。不过，由于海外诸夷国内市场狭小，普遍重视同天朝的贸易关系，所以，明太祖也就将计就计，让贸易这块鸡肋服务于政治这个大局，把朝贡与贸易捆绑，使海外贸易成为诱使诸夷朝贡的诱饵，彻底沦为朝贡体系的附庸。
就这样，大明海禁的政策持续了近二百年，直到1567年的隆庆开海，天朝的海禁才算是结束了。隆庆开海最大的原因是所谓的“倭乱”，不过，在其深层次背景中，却也有美洲与日本白银的大发现，整个天朝将掀起一场输入白银的运动，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讲到。
其实，真正让人遗憾的是，如果在郑和下西洋一百五十年后，天朝有如此壮举，说不定整个历史将会改写，因为在那个时候，郑和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大量充斥着天朝人渴望的贵金属——白银，他们甚至不用掠夺这种卑鄙的手段，只要依靠通常的贸易行为就可以把这些白银带回天朝。然而，遗憾的是，亏空巨大的郑和下西洋早已成为大明的反面教材，皇帝们对开拓海洋已经失去了兴趣，再加上北方边疆的军事压力，此后的大明政府也无力组建庞大的船队了。
高仙芝个半调子~
他以为自己是白起,项籍啊~
更可恶的是在怛罗斯与阿拉伯军队相持不下之时既不出奇制胜又不走为上~
他以为自己是白起,项籍啊~
更可恶的是在怛罗斯与阿拉伯军队相持不下之时既不出奇制胜又不走为上~
原帖由 湘中王平 于 2007-9-1 11:12 发表
高仙芝个半调子~
他以为自己是白起,项籍啊~
更可恶的是在怛罗斯与阿拉伯军队相持不下之时既不出奇制胜又不走为上~
丧师辱国
夫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
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轻矣。
————《尉缭子》 重刑令 第十三
太长了，没看完
三、3、各怀鬼胎的朝贡国（上）
1392年农历润十二月的一天，摆在明太祖眼前的是一道选择题。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高丽国（今朝鲜和韩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大将李成桂推翻了王氏高丽政权。王氏高丽虽接受大明的册封，却与元朝的残余势力勾勾搭搭，甚至阻挠大明对辽东的光复，而李成桂则是亲明一派，按道理说，这场政变对大明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问题是李成桂是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正统的王氏，这可是一件悖逆的大事，与天朝倡导的道德准则并不相符。所以，太祖皇帝一方面对高丽的局势很满意，另一方面，在表面上他又不册封李成桂为国王，将其称之为“权知高丽国事”（代理国王），以此来维护天朝传统的道德观。
李成桂的热脸碰上个冷屁股，却也不生气，继续向大明讨好。这次，他请明太祖赐给他的国家一个新国号，并准备了两个名字以供选择：一个是“和宁”，这是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任万户时的就仕之地的名字；另一个是“朝鲜”。
这道选择题对于明太祖来说并不难，他没有打电话求助亲友，也没有求助场下观众，他只沉吟了一下，便选择了“朝鲜”。“朝鲜”是高丽的古名，有“朝日鲜明”之意。《明实录》里说太祖之所以选择“朝鲜”是因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就这样，高丽国改名为朝鲜国。而李成桂的诚意也打动了明太祖，他向朝鲜表达了天朝的和平之意：“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而对于两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明太祖是这样解释的：“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太祖的意思是像高丽这样的小国寡民，不值得天朝去占领，历史上的战争是因为高丽自己寻衅滋事而已，只要你今后不主动挑衅，我大明是不会打你的。就这样，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天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正式建立起来。
前文说过，有明一代是朝贡体系最为稳定的时代，这与大明和平政策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和平相处也是大明朝贡体系的规则，也就是说，这是各朝贡国都要遵守的规则，各朝贡国都要实行和平政策，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明成祖在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成祖的意思很明确，他要求各国共同遵守和平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共享太平之福。从主观方面说，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大明国内的稳定，这也是大明的皇帝们的出发点。从客观上讲，大明的规则也使东亚地区步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稳定的时期，为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
应当说，大明的朝贡体系的建立和稳定与大明本身的强大是密不可分的，周边国家面对强大的天朝，不得不按照天朝的政策加入并维护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但是在朝贡体系内部，各朝贡国却又明显各怀鬼胎，简言之，既然你大明是朝贡体系中当之无愧的大当家，那么谁是这个体系之中的二当家呢？由此，引起了朝贡体系内部的明争暗夺。
先说一下忠实粉丝朝鲜国。这个国家的慕华思潮已近千年，除了对大明极度恭顺以外，在文化上，也深受天朝的影响：汉字已经成为朝鲜的官方文字，儒学已经成为朝鲜的正统思想，甚至衣冠、礼仪制度也全面汉化。不仅如此，朝鲜连天朝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一同继承下来，从而滋生了朝鲜的优越感，他们总以小中华自居：“我国素以礼义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除了大明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在朝鲜眼中都是一些夷狄而已。
因此，朝鲜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朝贡体系中的第二把交椅应该由他们来坐，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朝鲜世代努力，争取在天朝朝贡体系中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二元朝贡体系或者是小天朝体系。在李成桂建立朝鲜国后，他就赤裸裸的表达了这种思想：“文治既洽，武威远招。扶桑（日本）之寇，奉珍来庭。琉球（今日本冲绳）南蛮，重译入贡。”按照李成桂的说法，日本、流球等国除了要向天朝这个大当家朝贡外，也应该向他这个二当家朝贡。
朝鲜建立小天朝体系的企图甚至不惜与大明挑起矛盾为代价，争夺女真就是最好的例子。女真族居住在中国东北，明成祖即位后，就以招抚东北的女真族为重要国策，然而第一次的招抚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朝鲜在其中作梗使然，朝鲜也有将女真招抚的打算，大明与朝鲜已经摆开了争夺女真的架势。
经过几次反复，女真族的头领童猛哥贴木儿终于在1405年来到北京，接受了天朝对他的册封，至此，大明在东北的建州左卫正式建立起来。仍然不死心的朝鲜使者直到此时还逗留在北京，最终，在遭到忍无可忍的天朝的痛批后，灰溜溜的回到了朝鲜。但是，对于女真人的争夺并没有结束，直到1457年朝鲜还是明确提出“野人（女真）、倭人俱为我藩篱、俱为我臣民，王者等视无异。”
1392年农历润十二月的一天，摆在明太祖眼前的是一道选择题。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高丽国（今朝鲜和韩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大将李成桂推翻了王氏高丽政权。王氏高丽虽接受大明的册封，却与元朝的残余势力勾勾搭搭，甚至阻挠大明对辽东的光复，而李成桂则是亲明一派，按道理说，这场政变对大明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问题是李成桂是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正统的王氏，这可是一件悖逆的大事，与天朝倡导的道德准则并不相符。所以，太祖皇帝一方面对高丽的局势很满意，另一方面，在表面上他又不册封李成桂为国王，将其称之为“权知高丽国事”（代理国王），以此来维护天朝传统的道德观。
李成桂的热脸碰上个冷屁股，却也不生气，继续向大明讨好。这次，他请明太祖赐给他的国家一个新国号，并准备了两个名字以供选择：一个是“和宁”，这是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任万户时的就仕之地的名字；另一个是“朝鲜”。
这道选择题对于明太祖来说并不难，他没有打电话求助亲友，也没有求助场下观众，他只沉吟了一下，便选择了“朝鲜”。“朝鲜”是高丽的古名，有“朝日鲜明”之意。《明实录》里说太祖之所以选择“朝鲜”是因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就这样，高丽国改名为朝鲜国。而李成桂的诚意也打动了明太祖，他向朝鲜表达了天朝的和平之意：“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而对于两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明太祖是这样解释的：“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太祖的意思是像高丽这样的小国寡民，不值得天朝去占领，历史上的战争是因为高丽自己寻衅滋事而已，只要你今后不主动挑衅，我大明是不会打你的。就这样，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天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正式建立起来。
前文说过，有明一代是朝贡体系最为稳定的时代，这与大明和平政策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和平相处也是大明朝贡体系的规则，也就是说，这是各朝贡国都要遵守的规则，各朝贡国都要实行和平政策，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明成祖在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成祖的意思很明确，他要求各国共同遵守和平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共享太平之福。从主观方面说，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大明国内的稳定，这也是大明的皇帝们的出发点。从客观上讲，大明的规则也使东亚地区步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稳定的时期，为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
应当说，大明的朝贡体系的建立和稳定与大明本身的强大是密不可分的，周边国家面对强大的天朝，不得不按照天朝的政策加入并维护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但是在朝贡体系内部，各朝贡国却又明显各怀鬼胎，简言之，既然你大明是朝贡体系中当之无愧的大当家，那么谁是这个体系之中的二当家呢？由此，引起了朝贡体系内部的明争暗夺。
先说一下忠实粉丝朝鲜国。这个国家的慕华思潮已近千年，除了对大明极度恭顺以外，在文化上，也深受天朝的影响：汉字已经成为朝鲜的官方文字，儒学已经成为朝鲜的正统思想，甚至衣冠、礼仪制度也全面汉化。不仅如此，朝鲜连天朝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一同继承下来，从而滋生了朝鲜的优越感，他们总以小中华自居：“我国素以礼义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除了大明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在朝鲜眼中都是一些夷狄而已。
因此，朝鲜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朝贡体系中的第二把交椅应该由他们来坐，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朝鲜世代努力，争取在天朝朝贡体系中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二元朝贡体系或者是小天朝体系。在李成桂建立朝鲜国后，他就赤裸裸的表达了这种思想：“文治既洽，武威远招。扶桑（日本）之寇，奉珍来庭。琉球（今日本冲绳）南蛮，重译入贡。”按照李成桂的说法，日本、流球等国除了要向天朝这个大当家朝贡外，也应该向他这个二当家朝贡。
朝鲜建立小天朝体系的企图甚至不惜与大明挑起矛盾为代价，争夺女真就是最好的例子。女真族居住在中国东北，明成祖即位后，就以招抚东北的女真族为重要国策，然而第一次的招抚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朝鲜在其中作梗使然，朝鲜也有将女真招抚的打算，大明与朝鲜已经摆开了争夺女真的架势。
经过几次反复，女真族的头领童猛哥贴木儿终于在1405年来到北京，接受了天朝对他的册封，至此，大明在东北的建州左卫正式建立起来。仍然不死心的朝鲜使者直到此时还逗留在北京，最终，在遭到忍无可忍的天朝的痛批后，灰溜溜的回到了朝鲜。但是，对于女真人的争夺并没有结束，直到1457年朝鲜还是明确提出“野人（女真）、倭人俱为我藩篱、俱为我臣民，王者等视无异。”
三、3、各怀鬼胎的朝贡国（下）
在朝贡体系中，另一个重要国家是日本。自唐末以后，日本就一直游离在天朝朝贡体系之外。北宋政府一直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到朝贡体系之中，然而，日本却对北宋的召唤置若罔闻，北宋皇帝虽也生气，却又无可奈何。
大明建立后，也想将日本拉拢到朝贡体系之中。明太祖曾派使者诏谕日本朝贡，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所以，不明就里的使者将诏书送给了九州岛的怀良亲王。怀良亲王也不是吃素的，在他给太祖的回信中，是这样说的：“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唯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听说中华是天下的宗主）。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然而在这个世界中不是一主之独权）。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你天朝皇帝的天下）。”
明太祖看到这封信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怀良王在信的最后还有点儿大义凛然的写道：“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这封回信无疑是对天朝宗主地位的严重挑衅，日本已经摆出了与天朝平起平坐的架势。不过，怀良王在信中毕竟还以“臣”自居，相比较当年日本给隋炀帝的国书中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语句，已经相当客气了。太祖虽生气，但考虑到元朝两征日本的失败，也只得作罢，后来，他仍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的范围内。
到明成祖继位时，日本却突然主动派人到天朝朝贡了。此时，日本幕府的将军是足利义满，就是那个整天和一休玩脑筋急转弯的家伙，他于1403年派使者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来到南京称臣纳贡，并愿意接受大统历，奉大明为正朔。就这样，日本主动回归到天朝的朝贡体系之中。
日本之所以遣使朝贡，并不是因为足利义满玩脑筋急转弯，变的聪明了，而是因为大明将朝贡与贸易捆绑的政策。日本是岛国，历来就重视海外贸易，如今大明取缔民间贸易，规定只有官方进行朝贡时才能贸易，这使日本不得不在表面上加入到朝贡体系中，利用朝贡进行贸易牟利。《明史》中说：“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可见，追求利益才是日本重回朝贡体系的最根本的动机，并不是日本在心里承认了天朝的宗主地位。
此时的日本在学习和吸收了中华文明以后，已经创造出一种独立的和族文明。然而，毕竟受中华文化影响千年，日本人也有了深厚的“华夷”情节，所以，文明上的进步，让日本人越来越不能接受自己是“夷”的地位，此时的他们已有了将自己置换到“华”的地位上的念头，而1644年清廷入主天朝，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置换理由，我们将在下一节讲到。
当然，目前的日本人还没有合适的置换理由，他们不得不暂时回到朝贡体系这个大家庭中。然而，由于不能私人贸易，日本与大明的海外贸易规模依然有限，不仅日本人不满意，大明的许多商人也不满意，终于在明朝中后期酿成了所谓的“倭患”（详见第六章）。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停止了朝贡活动，脱离了朝贡体系，并且再也没有加入进来。从此，日本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并尝试建立所谓的“大君外交体制”，即模仿天朝的朝贡体系，建立一个自己为宗主的国际体系。
丰臣秀吉在1584年结束日本的战国时代后，明显加快了这个步伐，而所谓的“征韩亡华”的大陆政策在此时也具雏形。1592年，丰臣秀吉悍然灭亡了朝鲜。对于这种违反朝贡体系规则、破坏国际社会稳定和谐大好局面的行为，大明当然不能容忍，虽然国力日益下降，大明的军队仍开赴朝鲜战场，驱逐日军，终于在1598年迫使日本撤出朝鲜，并助朝鲜复国。大明虽尽了自己宗主的义务，但国力耗尽，反而加快了大明灭亡的速度。
侵朝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止日本的尝试。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为实践其“大君外交体制”，努力将朝鲜和流球拉入这个体系当中。此时的大明内焦外困，对朝贡体系已经失去驾驭能力，这给了日本一个良好的机会。1609年，日本迫使琉球臣服，琉球不得不同时向天朝和日本称臣纳贡，“大君外交体制”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在日本入侵后，朝鲜虽元气大伤，但仍在努力确立自己在朝贡体系中的二当家地位，这就出现了日本与朝鲜互相拉拢的局面。朝鲜凭借《己酉条约》将日本的对马藩纳入到自己的朝贡体系之中。对马藩位于对马岛，是日本的诸侯。他们为了保持与朝鲜的贸易关系，不得不在表面上向朝鲜纳贡。1635年，日本要求朝鲜称日本幕府将军为“日本国大君”，并要求朝鲜改变在两国国书中使用明朝年号的习惯。显然，日本与朝鲜都想把对方拉入到自己的体系中，却都无法实现。
除了朝鲜和日本，安南国也谋求在朝贡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吞并占城，迫使南掌向其称臣纳贡。最值得关注的是女真族建立的后金国，与其他国家想比，他们的理想更加远大，虽是大明的藩属，却有灭亡大明、入主天朝的远大志向，并于1644年实现了这个梦想。
在朝贡体系中，另一个重要国家是日本。自唐末以后，日本就一直游离在天朝朝贡体系之外。北宋政府一直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到朝贡体系之中，然而，日本却对北宋的召唤置若罔闻，北宋皇帝虽也生气，却又无可奈何。
大明建立后，也想将日本拉拢到朝贡体系之中。明太祖曾派使者诏谕日本朝贡，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所以，不明就里的使者将诏书送给了九州岛的怀良亲王。怀良亲王也不是吃素的，在他给太祖的回信中，是这样说的：“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唯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听说中华是天下的宗主）。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然而在这个世界中不是一主之独权）。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你天朝皇帝的天下）。”
明太祖看到这封信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怀良王在信的最后还有点儿大义凛然的写道：“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这封回信无疑是对天朝宗主地位的严重挑衅，日本已经摆出了与天朝平起平坐的架势。不过，怀良王在信中毕竟还以“臣”自居，相比较当年日本给隋炀帝的国书中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语句，已经相当客气了。太祖虽生气，但考虑到元朝两征日本的失败，也只得作罢，后来，他仍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的范围内。
到明成祖继位时，日本却突然主动派人到天朝朝贡了。此时，日本幕府的将军是足利义满，就是那个整天和一休玩脑筋急转弯的家伙，他于1403年派使者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来到南京称臣纳贡，并愿意接受大统历，奉大明为正朔。就这样，日本主动回归到天朝的朝贡体系之中。
日本之所以遣使朝贡，并不是因为足利义满玩脑筋急转弯，变的聪明了，而是因为大明将朝贡与贸易捆绑的政策。日本是岛国，历来就重视海外贸易，如今大明取缔民间贸易，规定只有官方进行朝贡时才能贸易，这使日本不得不在表面上加入到朝贡体系中，利用朝贡进行贸易牟利。《明史》中说：“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可见，追求利益才是日本重回朝贡体系的最根本的动机，并不是日本在心里承认了天朝的宗主地位。
此时的日本在学习和吸收了中华文明以后，已经创造出一种独立的和族文明。然而，毕竟受中华文化影响千年，日本人也有了深厚的“华夷”情节，所以，文明上的进步，让日本人越来越不能接受自己是“夷”的地位，此时的他们已有了将自己置换到“华”的地位上的念头，而1644年清廷入主天朝，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置换理由，我们将在下一节讲到。
当然，目前的日本人还没有合适的置换理由，他们不得不暂时回到朝贡体系这个大家庭中。然而，由于不能私人贸易，日本与大明的海外贸易规模依然有限，不仅日本人不满意，大明的许多商人也不满意，终于在明朝中后期酿成了所谓的“倭患”（详见第六章）。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停止了朝贡活动，脱离了朝贡体系，并且再也没有加入进来。从此，日本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并尝试建立所谓的“大君外交体制”，即模仿天朝的朝贡体系，建立一个自己为宗主的国际体系。
丰臣秀吉在1584年结束日本的战国时代后，明显加快了这个步伐，而所谓的“征韩亡华”的大陆政策在此时也具雏形。1592年，丰臣秀吉悍然灭亡了朝鲜。对于这种违反朝贡体系规则、破坏国际社会稳定和谐大好局面的行为，大明当然不能容忍，虽然国力日益下降，大明的军队仍开赴朝鲜战场，驱逐日军，终于在1598年迫使日本撤出朝鲜，并助朝鲜复国。大明虽尽了自己宗主的义务，但国力耗尽，反而加快了大明灭亡的速度。
侵朝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止日本的尝试。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为实践其“大君外交体制”，努力将朝鲜和流球拉入这个体系当中。此时的大明内焦外困，对朝贡体系已经失去驾驭能力，这给了日本一个良好的机会。1609年，日本迫使琉球臣服，琉球不得不同时向天朝和日本称臣纳贡，“大君外交体制”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在日本入侵后，朝鲜虽元气大伤，但仍在努力确立自己在朝贡体系中的二当家地位，这就出现了日本与朝鲜互相拉拢的局面。朝鲜凭借《己酉条约》将日本的对马藩纳入到自己的朝贡体系之中。对马藩位于对马岛，是日本的诸侯。他们为了保持与朝鲜的贸易关系，不得不在表面上向朝鲜纳贡。1635年，日本要求朝鲜称日本幕府将军为“日本国大君”，并要求朝鲜改变在两国国书中使用明朝年号的习惯。显然，日本与朝鲜都想把对方拉入到自己的体系中，却都无法实现。
除了朝鲜和日本，安南国也谋求在朝贡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吞并占城，迫使南掌向其称臣纳贡。最值得关注的是女真族建立的后金国，与其他国家想比，他们的理想更加远大，虽是大明的藩属，却有灭亡大明、入主天朝的远大志向，并于1644年实现了这个梦想。
三、4、“华夷变态”（上）
历史的改变是在1644年6月6日这一天，在此之前，占据北京城的李自成已经匆匆逃离了这座城市。传说是吴三桂将军借了清兵驱逐了这个逼死大皇帝的天朝乱贼，还传说吴三桂寻到了太子，要在北京拥立太子登基。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让北京市民们甘愿冒着漫天的风沙，在朝阳门等待着吴三桂，他们要给这位神奇复国的将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当所有人翘首以盼时，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一支留着辫子、穿着满服的军队。为首的多尔衮正在志得意满的笑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奋斗终生而未成的事业，在他手里轻易的完成了，是趁虚而入也罢，是浑水摸鱼也好，这都无所谓，历史只会记住胜利者的笑容。而这笑容却刺痛了在场所有的天朝人，每个人的心里不由的一紧，他们知道天朝的历史将要重新书写了。是的，从这一天开始，天朝迎来了清廷时代，在大明太祖皇帝光复华夏276年后，天朝又一次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异族领导的命运。
与蒙元入主天朝不同，清廷在历史上有一段他们深以为耻的事情：他们原本是天朝的朝贡国。蒙古人虽曾经拜服于金人的脚下，但一直以来与南宋时代的天朝是平等的关系。朝贡国翻身成了天朝的主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最大的不同，除了给骄傲的天朝人以无法释怀的伤痛外，对于清廷的皇帝们，这也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一股阴影，因为在大明看来，只有朝鲜是礼仪之邦，其他朝贡国都是些蛮夷而已，很遗憾，我们的清廷也在大多数的行列中。
其实，在清廷入关之前，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朝贡国。1616年，女真人宣布脱离天朝独立，虽然得不到天朝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女真人已经把自己摆到与天朝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天朝有朝贡国，他们也可以有，当然，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朝贡国也是战略上的需要。
事情要从1618年说起，大明出兵讨伐努尔哈赤这个蔑视天朝、妄图分裂的家伙，作为大明最忠实的粉丝，朝鲜也义不容辞的派兵相助。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大明在萨尔浒遭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努尔哈赤还算大度，对于出兵相助大明的朝鲜，他说道：“昔尔国遭倭难，明以兵救尔，故尔国亦以兵助明，势不得已，非与我有怨也。”
只是，努尔哈赤的大度并未动摇这个粉丝对大明的忠诚，于是他的儿子皇太极在1627年出征朝鲜，战败的朝鲜与皇太极结成了兄弟之国。这并不是皇太极想要的，在10年后，即1637年，皇太极再次入侵朝鲜，连克平壤、汉城，朝鲜已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朝鲜特使在北京向崇祯皇帝哭诉时，崇祯只能安慰说天朝的大军马上就会去了。恐怕这话连崇祯都感到苍白，内忧外患的天朝又怎么可能腾出手来帮朝鲜一把呢？崇祯隐约感到这一次大明恐怕真的要失去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崇祯的感觉是正确的，为避免亡国的危险，朝鲜国王李倧只好接受了皇太极开出的苛刻条件，包括断绝与大明的关系，成为清廷的藩属，每年纳贡等等。可以说，清廷的朝贡初体验是在血与火中完成的，对于被征服的朝鲜来说，向清廷纳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清廷的皇帝不会给他们什么回赐。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康熙时，对于朝鲜等朝贡国，清廷的皇帝们才开始有了些回赐，只是这些回赐基本达不到贡品的价值，厚往薄来的精神在清廷时代的天朝并没有得到体现。
在清廷入主天朝后，除了把大明几个忠实的粉丝变成了自己的朝贡国，清廷的皇帝们似乎并没有兴趣“锐意通夷”，他们并不像大明时代那样派使者去海外招徕朝贡国，康熙解释说：“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颇有点“王者不治夷狄”的超然心态。实际上，并不像康熙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清廷的皇帝们也经常制造万国来朝的局面自娱自乐，也需要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其实，天朝在此时首先面对的是客源短缺问题，诸如印尼、菲律宾、马来亚这些传统的朝贡富矿区，如今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次，天朝造船技术在清廷时代出现了大倒退的窘境，再也造不出像大明那样能远渡重洋的大海船，自然也就没了招徕朝贡的能力。
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清廷皇帝自己身上。说起清廷时代的天朝皇帝，的确，他们是战场上的胜利者，然而他们又是文化上的失败者，他们是夷，这是广大被统治民族乃至朝贡国们的共同认识，也使大皇帝们内心深处越发的自卑起来。雍正在中央一号文件《大义觉迷录》里公开承认自己是夷，但对天朝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进行了批判，为自己的民族入主天朝进行了全面的辩护。雍正为他的一号文件洋洋得意着，在他看来，这份文件里的辩护是如此的完美，以致于他下令在全国印发，使万民能尽快学习到中央精神。乾隆上台后，马上把他老爸的文件列为禁书，雍正也的确做了一件天下最愚蠢的事，无论你如何辩解，被统治民族是看不进去的，在他们眼中只看到了你承认自己是夷，承认就好，这就有了足够鄙视你的资本。
清廷的皇帝们努力做出大度的样子，其实内心的自卑感已导致他们的心理越发的扭曲：红夷大炮到了清廷就成了红衣大炮，虽然此夷非彼夷（红夷指荷兰），但在皇太极看来，这个夷字却像是在嘲笑他一样，做贼心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一句“清风不识字”就招致杀身之祸，貌似很可笑，其实在天朝人看来，蛮夷是没有文化的，所以这句看似随笔涂鸦的语句也恰好击中了清廷皇帝内心处的自卑。乾隆做的更绝，表面是修书，编出个《四库全书》来，实际上却打着这个幌子毁书，把历来描写他和他的祖先们那些野蛮夷性的书籍全部从人间抹掉，颇有一点此地无银的味道。
所以，这种有点扭曲的心理，导致清廷的皇帝比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自大，比任何时代的皇帝都更加鄙视周边的蛮夷，就像入城还没超过三代的城市人往往是最鄙视农民的人群一样，这种自大实则是掩盖自卑的心虚。在清廷刚刚入关时，他们便给大明的朝贡国们下发了通知：“……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清廷的意思很明白：老伙计们，虽然我从前是蛮夷，但我现在已入主天朝，是天朝人了，你们只要前来朝贡，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
清廷皇帝原本以为通过天朝的朝贡体系，他们会很轻松的在海外确立天朝的宗主地位，但令他们恼火的是，那些蛮夷们迟迟没有反应。直到四年后，流球才开始向清廷朝贡，安南则是在通知下发13年后才做出了朝贡的姿态，缅甸更是在一百年后才正式承认清廷宗主国的地位。皇帝们虽不满意，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毕竟根不正，苗不红，何况自己做的也不让蛮夷们信服。吝啬的回赐倒是小事，最让蛮夷们受不了的是对他们的蔑视。
曾亲眼目睹朝贡使者们面见大皇帝情景的荷兰人蒂津说，凌晨3时，使者们就在宫门处等候皇帝的接见，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凛冽的寒风，更有天朝官员们的鞭子，“高丽使者被鞭子抽的最多”，蒂津这样说道。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朝鲜可是被乾隆称作最为恭孝的国家，居然挨的鞭子最多。想必清廷的皇帝们不这样看，挨打的奴才才是得宠的奴才，在他们眼中，朝贡国与他们的奴才并没有区别，清廷并没有体现出天朝以往的大国风范。
清廷时代的天朝与朝贡国发生的战争也比较多，与缅甸曾经打过两次，一次是逼迫缅甸交出南明的永历帝，另一次，乾隆有吞并缅甸之心，结果被人家打的狼狈而逃。安南也曾与天朝发生冲突，乾隆为了干涉人家内政，悍然出兵，结果也是惨败而归。当然，缅甸和安南并没有就此脱离朝贡体系，他们知道小国生存的法则，自己占了便宜偷着乐就行，面子还是要给天朝的。于是，打了胜仗的两个国家还是坚持向天朝朝贡称臣，乾隆的面子总算过的去，也只好就此住手，被打碎的牙齿也只有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另外，在与蛮夷们的文书中，清廷皇帝开口闭口都是天朝与远夷，看多了就会让蛮夷们反感：人家出身正统的大明还没那么显摆，你丫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的爷爷还在一块种过地呢。所以，受华夷秩序熏陶多年的朝鲜人在私下里总是把清廷的皇帝称为胡皇，对清廷时代的天朝，他们在内心深处是不服气的。
历史的改变是在1644年6月6日这一天，在此之前，占据北京城的李自成已经匆匆逃离了这座城市。传说是吴三桂将军借了清兵驱逐了这个逼死大皇帝的天朝乱贼，还传说吴三桂寻到了太子，要在北京拥立太子登基。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让北京市民们甘愿冒着漫天的风沙，在朝阳门等待着吴三桂，他们要给这位神奇复国的将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当所有人翘首以盼时，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一支留着辫子、穿着满服的军队。为首的多尔衮正在志得意满的笑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奋斗终生而未成的事业，在他手里轻易的完成了，是趁虚而入也罢，是浑水摸鱼也好，这都无所谓，历史只会记住胜利者的笑容。而这笑容却刺痛了在场所有的天朝人，每个人的心里不由的一紧，他们知道天朝的历史将要重新书写了。是的，从这一天开始，天朝迎来了清廷时代，在大明太祖皇帝光复华夏276年后，天朝又一次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异族领导的命运。
与蒙元入主天朝不同，清廷在历史上有一段他们深以为耻的事情：他们原本是天朝的朝贡国。蒙古人虽曾经拜服于金人的脚下，但一直以来与南宋时代的天朝是平等的关系。朝贡国翻身成了天朝的主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最大的不同，除了给骄傲的天朝人以无法释怀的伤痛外，对于清廷的皇帝们，这也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一股阴影，因为在大明看来，只有朝鲜是礼仪之邦，其他朝贡国都是些蛮夷而已，很遗憾，我们的清廷也在大多数的行列中。
其实，在清廷入关之前，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朝贡国。1616年，女真人宣布脱离天朝独立，虽然得不到天朝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女真人已经把自己摆到与天朝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天朝有朝贡国，他们也可以有，当然，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朝贡国也是战略上的需要。
事情要从1618年说起，大明出兵讨伐努尔哈赤这个蔑视天朝、妄图分裂的家伙，作为大明最忠实的粉丝，朝鲜也义不容辞的派兵相助。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大明在萨尔浒遭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努尔哈赤还算大度，对于出兵相助大明的朝鲜，他说道：“昔尔国遭倭难，明以兵救尔，故尔国亦以兵助明，势不得已，非与我有怨也。”
只是，努尔哈赤的大度并未动摇这个粉丝对大明的忠诚，于是他的儿子皇太极在1627年出征朝鲜，战败的朝鲜与皇太极结成了兄弟之国。这并不是皇太极想要的，在10年后，即1637年，皇太极再次入侵朝鲜，连克平壤、汉城，朝鲜已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朝鲜特使在北京向崇祯皇帝哭诉时，崇祯只能安慰说天朝的大军马上就会去了。恐怕这话连崇祯都感到苍白，内忧外患的天朝又怎么可能腾出手来帮朝鲜一把呢？崇祯隐约感到这一次大明恐怕真的要失去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崇祯的感觉是正确的，为避免亡国的危险，朝鲜国王李倧只好接受了皇太极开出的苛刻条件，包括断绝与大明的关系，成为清廷的藩属，每年纳贡等等。可以说，清廷的朝贡初体验是在血与火中完成的，对于被征服的朝鲜来说，向清廷纳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清廷的皇帝不会给他们什么回赐。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康熙时，对于朝鲜等朝贡国，清廷的皇帝们才开始有了些回赐，只是这些回赐基本达不到贡品的价值，厚往薄来的精神在清廷时代的天朝并没有得到体现。
在清廷入主天朝后，除了把大明几个忠实的粉丝变成了自己的朝贡国，清廷的皇帝们似乎并没有兴趣“锐意通夷”，他们并不像大明时代那样派使者去海外招徕朝贡国，康熙解释说：“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颇有点“王者不治夷狄”的超然心态。实际上，并不像康熙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清廷的皇帝们也经常制造万国来朝的局面自娱自乐，也需要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其实，天朝在此时首先面对的是客源短缺问题，诸如印尼、菲律宾、马来亚这些传统的朝贡富矿区，如今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次，天朝造船技术在清廷时代出现了大倒退的窘境，再也造不出像大明那样能远渡重洋的大海船，自然也就没了招徕朝贡的能力。
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清廷皇帝自己身上。说起清廷时代的天朝皇帝，的确，他们是战场上的胜利者，然而他们又是文化上的失败者，他们是夷，这是广大被统治民族乃至朝贡国们的共同认识，也使大皇帝们内心深处越发的自卑起来。雍正在中央一号文件《大义觉迷录》里公开承认自己是夷，但对天朝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进行了批判，为自己的民族入主天朝进行了全面的辩护。雍正为他的一号文件洋洋得意着，在他看来，这份文件里的辩护是如此的完美，以致于他下令在全国印发，使万民能尽快学习到中央精神。乾隆上台后，马上把他老爸的文件列为禁书，雍正也的确做了一件天下最愚蠢的事，无论你如何辩解，被统治民族是看不进去的，在他们眼中只看到了你承认自己是夷，承认就好，这就有了足够鄙视你的资本。
清廷的皇帝们努力做出大度的样子，其实内心的自卑感已导致他们的心理越发的扭曲：红夷大炮到了清廷就成了红衣大炮，虽然此夷非彼夷（红夷指荷兰），但在皇太极看来，这个夷字却像是在嘲笑他一样，做贼心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一句“清风不识字”就招致杀身之祸，貌似很可笑，其实在天朝人看来，蛮夷是没有文化的，所以这句看似随笔涂鸦的语句也恰好击中了清廷皇帝内心处的自卑。乾隆做的更绝，表面是修书，编出个《四库全书》来，实际上却打着这个幌子毁书，把历来描写他和他的祖先们那些野蛮夷性的书籍全部从人间抹掉，颇有一点此地无银的味道。
所以，这种有点扭曲的心理，导致清廷的皇帝比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自大，比任何时代的皇帝都更加鄙视周边的蛮夷，就像入城还没超过三代的城市人往往是最鄙视农民的人群一样，这种自大实则是掩盖自卑的心虚。在清廷刚刚入关时，他们便给大明的朝贡国们下发了通知：“……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清廷的意思很明白：老伙计们，虽然我从前是蛮夷，但我现在已入主天朝，是天朝人了，你们只要前来朝贡，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
清廷皇帝原本以为通过天朝的朝贡体系，他们会很轻松的在海外确立天朝的宗主地位，但令他们恼火的是，那些蛮夷们迟迟没有反应。直到四年后，流球才开始向清廷朝贡，安南则是在通知下发13年后才做出了朝贡的姿态，缅甸更是在一百年后才正式承认清廷宗主国的地位。皇帝们虽不满意，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毕竟根不正，苗不红，何况自己做的也不让蛮夷们信服。吝啬的回赐倒是小事，最让蛮夷们受不了的是对他们的蔑视。
曾亲眼目睹朝贡使者们面见大皇帝情景的荷兰人蒂津说，凌晨3时，使者们就在宫门处等候皇帝的接见，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凛冽的寒风，更有天朝官员们的鞭子，“高丽使者被鞭子抽的最多”，蒂津这样说道。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朝鲜可是被乾隆称作最为恭孝的国家，居然挨的鞭子最多。想必清廷的皇帝们不这样看，挨打的奴才才是得宠的奴才，在他们眼中，朝贡国与他们的奴才并没有区别，清廷并没有体现出天朝以往的大国风范。
清廷时代的天朝与朝贡国发生的战争也比较多，与缅甸曾经打过两次，一次是逼迫缅甸交出南明的永历帝，另一次，乾隆有吞并缅甸之心，结果被人家打的狼狈而逃。安南也曾与天朝发生冲突，乾隆为了干涉人家内政，悍然出兵，结果也是惨败而归。当然，缅甸和安南并没有就此脱离朝贡体系，他们知道小国生存的法则，自己占了便宜偷着乐就行，面子还是要给天朝的。于是，打了胜仗的两个国家还是坚持向天朝朝贡称臣，乾隆的面子总算过的去，也只好就此住手，被打碎的牙齿也只有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另外，在与蛮夷们的文书中，清廷皇帝开口闭口都是天朝与远夷，看多了就会让蛮夷们反感：人家出身正统的大明还没那么显摆，你丫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的爷爷还在一块种过地呢。所以，受华夷秩序熏陶多年的朝鲜人在私下里总是把清廷的皇帝称为胡皇，对清廷时代的天朝，他们在内心深处是不服气的。
三、4、“华夷变态”（下）
当然，朝鲜毕竟是被清廷用武力征服的，所以，他们顶多也就是在背后嘲笑大皇帝是个蛮夷，表面上，他们还是要对清廷必恭必敬的。不过，已经游离在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他们已经从天朝华夷秩序的颠覆中，发现了新的机遇。
日本儒家学者林春斋针对清廷入主天朝，提出了“华夷变态”的理论，并写了《华夷变态》一书。什么是华夷变态呢？那本书的序文是这样解释的：“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於夷之态也。”通俗点儿说，“华夷变态”的意思就是因为清廷的入主，中国就不再是“中华”，而是夷狄了，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中华”了。在有着浓厚华夷情节的日本看来，这个世界总得有个“中华”成为夷狄们的领袖吧，按照他们的意思，深得唐风遗韵的日本最有资格成为“中华”。所以，日本就慢慢的以“中华”自居，并逐渐的不再称呼中国为中国，而是以所谓的支那代之了。
就这样，一个自诩为“小中华”，一个又要作“中华”，这华夷秩序还真够变态的。不管怎么说，“华夷变态”理论的提出，表明清廷时代的天朝，在正统地位上受到周边的国家质疑，朝贡国们对待清廷，往往只是口服而心不服。而作为朝贡体系核心思想的“华夷之辨”的紊乱，也使朝贡体系的内涵在清廷时代渐渐丧失，通俗点儿说，里子没了，仅剩个面子而已。
在《大清会典》和《皇清职贡图》里，共有27个国家“有幸”成为清廷的朝贡国，这与大明时代148个朝贡国相比，的确寒酸了点儿。实际上，到乾隆中叶，真正与天朝有朝贡关系的只有七个国家，她们是朝鲜（今朝鲜和韩国）、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南掌（今老挝）、缅甸。虽然，清廷的皇帝们对待朝贡的政策与前朝相比有一些差别，但对朝贡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先前任何一个时代，数字的下降说明天朝的朝贡体系已经无可辩驳的开始走向了没落。
当然，朝鲜毕竟是被清廷用武力征服的，所以，他们顶多也就是在背后嘲笑大皇帝是个蛮夷，表面上，他们还是要对清廷必恭必敬的。不过，已经游离在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他们已经从天朝华夷秩序的颠覆中，发现了新的机遇。
日本儒家学者林春斋针对清廷入主天朝，提出了“华夷变态”的理论，并写了《华夷变态》一书。什么是华夷变态呢？那本书的序文是这样解释的：“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於夷之态也。”通俗点儿说，“华夷变态”的意思就是因为清廷的入主，中国就不再是“中华”，而是夷狄了，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中华”了。在有着浓厚华夷情节的日本看来，这个世界总得有个“中华”成为夷狄们的领袖吧，按照他们的意思，深得唐风遗韵的日本最有资格成为“中华”。所以，日本就慢慢的以“中华”自居，并逐渐的不再称呼中国为中国，而是以所谓的支那代之了。
就这样，一个自诩为“小中华”，一个又要作“中华”，这华夷秩序还真够变态的。不管怎么说，“华夷变态”理论的提出，表明清廷时代的天朝，在正统地位上受到周边的国家质疑，朝贡国们对待清廷，往往只是口服而心不服。而作为朝贡体系核心思想的“华夷之辨”的紊乱，也使朝贡体系的内涵在清廷时代渐渐丧失，通俗点儿说，里子没了，仅剩个面子而已。
在《大清会典》和《皇清职贡图》里，共有27个国家“有幸”成为清廷的朝贡国，这与大明时代148个朝贡国相比，的确寒酸了点儿。实际上，到乾隆中叶，真正与天朝有朝贡关系的只有七个国家，她们是朝鲜（今朝鲜和韩国）、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南掌（今老挝）、缅甸。虽然，清廷的皇帝们对待朝贡的政策与前朝相比有一些差别，但对朝贡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先前任何一个时代，数字的下降说明天朝的朝贡体系已经无可辩驳的开始走向了没落。
三、5、推崇主权的西方
由于匈奴西迁引发的一些蛮族西迁，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时间是476年，欧洲古典文明时代结束，开始进入发展较慢的中世纪。此后，各蛮族在欧洲建立许多国家并开始了长期混战，虽然期间出现过查理曼帝国的强盛，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直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欧洲才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帝国。
著名的“红胡子”腓特烈，在12世纪获得教皇的加冕，正式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由此继承了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传统，成为基督教各王国的世俗首脑，然而其统治权实际上也只限于德意志地区，一度还兼领了意大利，所以，这个基督教各王国的世俗首脑的称号，更像是朝贡体系中的大皇帝的宗主权一样有名无实。
此后，神圣罗马帝国并没使欧洲进入稳定，皇帝、诸侯、教皇和王国长期处于混乱的状态，战争时常发生，而神圣罗马帝国也在这样的混乱中，逐渐走向了衰落。进入17世纪，这种混乱继续加剧，皇帝的威望已经丧失殆尽，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提亚斯违背诺言，让他的亲戚充当波希米亚国王后，波希米亚贵族造反了。1618年 5月23日,武装群众冲进王宫，把皇帝的钦差从窗口抛入壕沟，史称“掷出窗外事件”，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开端。这场独立运动被神圣罗马帝国迅速镇压了，但德意志的一些新教诸侯联合信奉新教的丹麦和瑞典等国起兵，反对帝国。
1630年，法国卷入战争，并成为帝国的主要对手。1635年，法国又向支持帝国的西班牙宣战。此后，萨伏依、威尼斯、匈牙利等国也卷入战争。而荷兰、英国、沙俄也支持法国，使法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30年，共有20多个欧洲国家卷入战争，而这场战争最大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战胜国都获得了领土的好处，荷兰、瑞士的独立获得了正式的承认。和约还规定德意志各诸侯国享有内政外交的绝对自主权，同时帝国内的一切重要事务也必须由帝国议会决定。
三十年战争彻底削弱了各国名义上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此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重要的意义，确认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一个与东方朝贡体系截然不同的国际社会体系，在欧洲诞生了。
由于匈奴西迁引发的一些蛮族西迁，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时间是476年，欧洲古典文明时代结束，开始进入发展较慢的中世纪。此后，各蛮族在欧洲建立许多国家并开始了长期混战，虽然期间出现过查理曼帝国的强盛，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直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欧洲才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帝国。
著名的“红胡子”腓特烈，在12世纪获得教皇的加冕，正式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由此继承了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传统，成为基督教各王国的世俗首脑，然而其统治权实际上也只限于德意志地区，一度还兼领了意大利，所以，这个基督教各王国的世俗首脑的称号，更像是朝贡体系中的大皇帝的宗主权一样有名无实。
此后，神圣罗马帝国并没使欧洲进入稳定，皇帝、诸侯、教皇和王国长期处于混乱的状态，战争时常发生，而神圣罗马帝国也在这样的混乱中，逐渐走向了衰落。进入17世纪，这种混乱继续加剧，皇帝的威望已经丧失殆尽，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提亚斯违背诺言，让他的亲戚充当波希米亚国王后，波希米亚贵族造反了。1618年 5月23日,武装群众冲进王宫，把皇帝的钦差从窗口抛入壕沟，史称“掷出窗外事件”，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开端。这场独立运动被神圣罗马帝国迅速镇压了，但德意志的一些新教诸侯联合信奉新教的丹麦和瑞典等国起兵，反对帝国。
1630年，法国卷入战争，并成为帝国的主要对手。1635年，法国又向支持帝国的西班牙宣战。此后，萨伏依、威尼斯、匈牙利等国也卷入战争。而荷兰、英国、沙俄也支持法国，使法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30年，共有20多个欧洲国家卷入战争，而这场战争最大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战胜国都获得了领土的好处，荷兰、瑞士的独立获得了正式的承认。和约还规定德意志各诸侯国享有内政外交的绝对自主权，同时帝国内的一切重要事务也必须由帝国议会决定。
三十年战争彻底削弱了各国名义上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此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重要的意义，确认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一个与东方朝贡体系截然不同的国际社会体系，在欧洲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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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下文,尤其是1637年明英广州之战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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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天朝的机遇
五、1、渴望白银
第五章目录如下
1、渴望白银
2、改变世界的发现
3、商业朝贡
4、礼崩乐坏
5、渐行渐远
公元1375年，明太祖下令组建宝钞提举司，负责印制和发行大明的纸币——大明宝钞，面值从一百文到一贯不等。前文说过，从两宋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天朝缺乏贵金属，铜钱的价值又太低，致使天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钱荒局面，两宋和元朝政府只得发行纸币来保证流通市场的需求。只是，许多时候，政府又不能铸造或储备发行纸币的钞本，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准备金，这就导致了纸币一再贬值，商品市场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
大明建立后仍然受困于钱荒之中，虽然有宋元两朝的教训，前文曾分析过，以当时天朝的条件和环境，贵金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无可奈何的明太祖不得不重走宋元的老路，即发行纸币。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当时天朝缺乏贵金属铸造货币，自然而然，为发行纸币准备钞本也是困难的。元朝曾尝试用丝来做钞本，但市场丝价波动太大，显然并不适合，所以，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换句话说，以当时的条件，发行纸币是不可能解决钱荒问题的。
很遗憾，明太祖没有学过经济学，他自然不会明白这个道理。不过，明太祖的行政学还是有点造诣，懂得公务员行政的基本套路，所以，他老人家并不认为没有钞本就不能发行纸币，他有一个既理想又天真的大胆想法：老子是皇帝，老子一句顶一万句，老子的圣旨就可以搞定。所以，一场硬抬纸币为主要货币的闹剧开锣了。
明太祖首先想到的是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即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强制纸币作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行政力量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民间由于以前的经验教训，对纸币的抵触心理很大，百姓更信赖贵金属和铜钱。在受到挫折后，明太祖并没有气馁，他又使出了两个杀手锏：一个是法律手段，另一个是政策手段。明太祖的法律手段就是通过法律禁止金银在市场上流通，即《明实录》中所说的“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从而避免金银在流通流域内与纸币的竞争。政策手段就是运用宏观调控的方法控制铜钱的铸造量，想以此减少流通领域内铜钱的数量，从而逼迫百姓使用纸币。这种手段到最后甚至达到了七十年不铸一文铜钱的变态地步。
遗憾的是，如此变态的手段依然不能激起大家使用纸币的热情，所以，更加变态的手段又接踵而来：大明政府还曾以“钞法沮坏”为由禁止使用铜钱。这一系列政策导致大明铜钱的铸造量非常低，根据黄仁宇先生的估计，有明一代，只铸了80亿文铜钱，仅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造量。
总之，太祖及其继任者们为了纸币的流通，可谓煞费苦心。但是，这一违反经济规律的事物自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民间自始至终不肯相信纸币，就算金银和铜钱不准流通，大不了就物物交换；就算要使用纸币，民间一般做法都是按照面值打折再使用。因此，大明宝钞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到1488年，按照官方“牌价”，大明宝钞的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1/333，而在此时的实际流通流域中，纸币早已被人们废弃不用了。在尝试所有手段都失败后，无可奈何的大明政府于1522年正式宣布停用纸币。
纸币经过大明几代皇帝的努力仍然丧失信用而大幅贬值，并没能担当起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作用，但是，市场总得需要货币吧，所以，1435年，明政府被迫“弛用银之禁”，到十五世纪末，民间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白银作为交易的手段。所以，这个问题转了半天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天朝正在闹钱荒。天朝的白银产量并不高，根据估计，大明时，一年的银产量只有10—20万两，这显然无法满足流通流域的需要，最终使大明出现了“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明史. 勒学颜传》）的现象。钱荒已经成为制约天朝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每个天朝人都在问：白银，你究竟在哪里？
这种对白银有点疯狂的渴望还成为一起惨剧的导火索。公元1602年，福建张嶷和阎应隆向明神宗上奏说：“海外吕宋国有机易山，素产金银，岁可得金十万、银三十万。”这里说的吕宋国就是今天菲律宾的吕宋岛，在那时已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现在我们知道，张嶷和阎应隆说的都是假话，大概他们看到隆庆开海以后，海船从福建月港满载货物前往吕宋，总会载满白银而归，他们并不知道美洲白银的大发现，更不知道马尼拉大帆船，所以，便在脑海中产生了吕宋有金山银山的臆想。
问题是这个编造出来的盛产金银的机易山还真让明神宗相信了，毕竟天朝对贵重金属的渴望已经很多年，若真有此等金山银山，岂不成了天朝的好事？所以，虽然有人指出：“机易山在海外，必无遍地金银，任人往取”的道理，但对贵金属的渴望已经让明神宗失去了判断能力，他“果断”的派人到吕宋勘察一番。
这一去可惹了大祸，金山银山自然没有发现，大明官员的行踪却引起了西班牙殖民者的警觉。原来，此时的吕宋，华人数量已远远超过西班牙殖民者的数量，西班牙人本来就有些担心，害怕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华人反对他们的统治，现在大明官员前来，便被西班牙人误认为是大明想与吕宋的华人里应外合，将他们驱逐出吕宋。所以，西班牙殖民者决定先发制人，在大明官员走后不久，他们悍然发动了对吕宋华人的大屠杀，共有两万五到三万华人被杀害。
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又一村。美洲和日本白银的意外发现，却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困扰天朝几百年的问题。那么，这些白银是如何发现的？
五、1、渴望白银
第五章目录如下
1、渴望白银
2、改变世界的发现
3、商业朝贡
4、礼崩乐坏
5、渐行渐远
公元1375年，明太祖下令组建宝钞提举司，负责印制和发行大明的纸币——大明宝钞，面值从一百文到一贯不等。前文说过，从两宋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天朝缺乏贵金属，铜钱的价值又太低，致使天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钱荒局面，两宋和元朝政府只得发行纸币来保证流通市场的需求。只是，许多时候，政府又不能铸造或储备发行纸币的钞本，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准备金，这就导致了纸币一再贬值，商品市场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
大明建立后仍然受困于钱荒之中，虽然有宋元两朝的教训，前文曾分析过，以当时天朝的条件和环境，贵金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无可奈何的明太祖不得不重走宋元的老路，即发行纸币。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当时天朝缺乏贵金属铸造货币，自然而然，为发行纸币准备钞本也是困难的。元朝曾尝试用丝来做钞本，但市场丝价波动太大，显然并不适合，所以，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换句话说，以当时的条件，发行纸币是不可能解决钱荒问题的。
很遗憾，明太祖没有学过经济学，他自然不会明白这个道理。不过，明太祖的行政学还是有点造诣，懂得公务员行政的基本套路，所以，他老人家并不认为没有钞本就不能发行纸币，他有一个既理想又天真的大胆想法：老子是皇帝，老子一句顶一万句，老子的圣旨就可以搞定。所以，一场硬抬纸币为主要货币的闹剧开锣了。
明太祖首先想到的是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即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强制纸币作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行政力量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民间由于以前的经验教训，对纸币的抵触心理很大，百姓更信赖贵金属和铜钱。在受到挫折后，明太祖并没有气馁，他又使出了两个杀手锏：一个是法律手段，另一个是政策手段。明太祖的法律手段就是通过法律禁止金银在市场上流通，即《明实录》中所说的“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从而避免金银在流通流域内与纸币的竞争。政策手段就是运用宏观调控的方法控制铜钱的铸造量，想以此减少流通领域内铜钱的数量，从而逼迫百姓使用纸币。这种手段到最后甚至达到了七十年不铸一文铜钱的变态地步。
遗憾的是，如此变态的手段依然不能激起大家使用纸币的热情，所以，更加变态的手段又接踵而来：大明政府还曾以“钞法沮坏”为由禁止使用铜钱。这一系列政策导致大明铜钱的铸造量非常低，根据黄仁宇先生的估计，有明一代，只铸了80亿文铜钱，仅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造量。
总之，太祖及其继任者们为了纸币的流通，可谓煞费苦心。但是，这一违反经济规律的事物自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民间自始至终不肯相信纸币，就算金银和铜钱不准流通，大不了就物物交换；就算要使用纸币，民间一般做法都是按照面值打折再使用。因此，大明宝钞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到1488年，按照官方“牌价”，大明宝钞的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1/333，而在此时的实际流通流域中，纸币早已被人们废弃不用了。在尝试所有手段都失败后，无可奈何的大明政府于1522年正式宣布停用纸币。
纸币经过大明几代皇帝的努力仍然丧失信用而大幅贬值，并没能担当起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作用，但是，市场总得需要货币吧，所以，1435年，明政府被迫“弛用银之禁”，到十五世纪末，民间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白银作为交易的手段。所以，这个问题转了半天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天朝正在闹钱荒。天朝的白银产量并不高，根据估计，大明时，一年的银产量只有10—20万两，这显然无法满足流通流域的需要，最终使大明出现了“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明史. 勒学颜传》）的现象。钱荒已经成为制约天朝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每个天朝人都在问：白银，你究竟在哪里？
这种对白银有点疯狂的渴望还成为一起惨剧的导火索。公元1602年，福建张嶷和阎应隆向明神宗上奏说：“海外吕宋国有机易山，素产金银，岁可得金十万、银三十万。”这里说的吕宋国就是今天菲律宾的吕宋岛，在那时已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现在我们知道，张嶷和阎应隆说的都是假话，大概他们看到隆庆开海以后，海船从福建月港满载货物前往吕宋，总会载满白银而归，他们并不知道美洲白银的大发现，更不知道马尼拉大帆船，所以，便在脑海中产生了吕宋有金山银山的臆想。
问题是这个编造出来的盛产金银的机易山还真让明神宗相信了，毕竟天朝对贵重金属的渴望已经很多年，若真有此等金山银山，岂不成了天朝的好事？所以，虽然有人指出：“机易山在海外，必无遍地金银，任人往取”的道理，但对贵金属的渴望已经让明神宗失去了判断能力，他“果断”的派人到吕宋勘察一番。
这一去可惹了大祸，金山银山自然没有发现，大明官员的行踪却引起了西班牙殖民者的警觉。原来，此时的吕宋，华人数量已远远超过西班牙殖民者的数量，西班牙人本来就有些担心，害怕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华人反对他们的统治，现在大明官员前来，便被西班牙人误认为是大明想与吕宋的华人里应外合，将他们驱逐出吕宋。所以，西班牙殖民者决定先发制人，在大明官员走后不久，他们悍然发动了对吕宋华人的大屠杀，共有两万五到三万华人被杀害。
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又一村。美洲和日本白银的意外发现，却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困扰天朝几百年的问题。那么，这些白银是如何发现的？
五、2、改变世界的发现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的确，促使欧洲人冒险出海、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的最根本动力就是寻找黄金。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从16世纪开始，拉丁美洲的多数土地落入西班牙殖民者手中。
为了黄金，西班牙人可以疯狂的屠杀印第安人，背信弃义的绞死印加皇帝；为了黄金，西班牙人驱使着美洲和非洲的奴隶疯狂的开采金矿，使拉丁美洲的黄金产量在1550年左右达到最高水平。西班牙人为了黄金疯狂着，然而，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意外发现，却让西班牙人贪婪的目光多了一个关注点。
波托西是今天玻利维亚的重要矿业城市，位于安第斯山脉赛罗里科山的下方，海拔四千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兴起与白银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1545年，西班牙人在这里意外的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今天我们知道，波托西银矿是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储银量约为19.56万吨，波托西简直就是传说中的银山。
这个上帝意外赐予的礼物让西班牙人在狂喜之余，迅速制定了一个疯狂开采波托西银矿的计划：他们在美洲大陆推出“MITA”制度，即七个印第安男性中就必须有一个人到波托西来开采银矿。另外，西班牙人还大量购买非洲黑奴作为矿工，波托西银矿开始迅速运转起来。到1563年，波西托银矿采用了水银分离纯银法，这使银矿的产量开始急剧增加。
西班牙人的好运气还没有结束，1548年和1558年，西班牙殖民者又在墨西哥发现了两个大银矿，至此，美洲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产银地区，其中，在16世纪后半段，仅波托西一个银矿的产量就占到全世界的60%，而整个美洲的白银产量也远远超过了其黄金产量。另外，西班牙王室为了加强对银矿的管理，规定所有采掘出的白银必须铸成银币才能出矿。就这样，美洲白银以银币的形式，通过国际贸易以及海盗抢劫等方式，流向全世界，从而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
在美洲白银意外发现的同时，远东地区也闪耀着白银的光芒。日本是个岛国，缺乏各种矿产资源，却唯独不缺贵金属，日本列岛有储量丰富的金银矿，尤以白银最为丰富。早在12世纪，日本就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大森银山（又叫石见银山），然而，由于炼银技术的限制，大森银山一直没得到有效的开发。1533年，日本终于掌握了灰吹银这种先进的技术，所谓灰吹银是天朝的一种炼银方法，首先把银矿石烧成石灰，然后再风化吹散石灰，最后获得剩余的银块。自此，大森银山的银矿开始源源不断的开掘出来。1542年，日本的生野银山被发现，并开始运用灰吹银技术开采，日本从此成为产银大国。到17世纪，日本的产银量已经占到整个世界的15%—20%。
伴随着16世纪中叶美洲和日本白银开采量的激增，白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贵金属，在钱荒中饥渴的天朝也迎来了转机。那么，白银是如何流入天朝的呢？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的确，促使欧洲人冒险出海、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的最根本动力就是寻找黄金。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从16世纪开始，拉丁美洲的多数土地落入西班牙殖民者手中。
为了黄金，西班牙人可以疯狂的屠杀印第安人，背信弃义的绞死印加皇帝；为了黄金，西班牙人驱使着美洲和非洲的奴隶疯狂的开采金矿，使拉丁美洲的黄金产量在1550年左右达到最高水平。西班牙人为了黄金疯狂着，然而，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意外发现，却让西班牙人贪婪的目光多了一个关注点。
波托西是今天玻利维亚的重要矿业城市，位于安第斯山脉赛罗里科山的下方，海拔四千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兴起与白银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1545年，西班牙人在这里意外的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今天我们知道，波托西银矿是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储银量约为19.56万吨，波托西简直就是传说中的银山。
这个上帝意外赐予的礼物让西班牙人在狂喜之余，迅速制定了一个疯狂开采波托西银矿的计划：他们在美洲大陆推出“MITA”制度，即七个印第安男性中就必须有一个人到波托西来开采银矿。另外，西班牙人还大量购买非洲黑奴作为矿工，波托西银矿开始迅速运转起来。到1563年，波西托银矿采用了水银分离纯银法，这使银矿的产量开始急剧增加。
西班牙人的好运气还没有结束，1548年和1558年，西班牙殖民者又在墨西哥发现了两个大银矿，至此，美洲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产银地区，其中，在16世纪后半段，仅波托西一个银矿的产量就占到全世界的60%，而整个美洲的白银产量也远远超过了其黄金产量。另外，西班牙王室为了加强对银矿的管理，规定所有采掘出的白银必须铸成银币才能出矿。就这样，美洲白银以银币的形式，通过国际贸易以及海盗抢劫等方式，流向全世界，从而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
在美洲白银意外发现的同时，远东地区也闪耀着白银的光芒。日本是个岛国，缺乏各种矿产资源，却唯独不缺贵金属，日本列岛有储量丰富的金银矿，尤以白银最为丰富。早在12世纪，日本就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大森银山（又叫石见银山），然而，由于炼银技术的限制，大森银山一直没得到有效的开发。1533年，日本终于掌握了灰吹银这种先进的技术，所谓灰吹银是天朝的一种炼银方法，首先把银矿石烧成石灰，然后再风化吹散石灰，最后获得剩余的银块。自此，大森银山的银矿开始源源不断的开掘出来。1542年，日本的生野银山被发现，并开始运用灰吹银技术开采，日本从此成为产银大国。到17世纪，日本的产银量已经占到整个世界的15%—20%。
伴随着16世纪中叶美洲和日本白银开采量的激增，白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贵金属，在钱荒中饥渴的天朝也迎来了转机。那么，白银是如何流入天朝的呢？
明朝时发生屠杀华人的是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但具体原因与满清与很大的分别。是明朝万历年间在朝鲜击败日本后，明朝财政状况紧张，所以开收矿税，而由于明朝误以为西班牙人的白银来自于吕宋，准备到吕宋去开矿，引起西班牙人的恐惧，以为明朝准备吞并吕宋，为防止华人做内应，对华人进行了屠杀。当时万历皇帝本准备因此发兵，但由于在朝鲜的战争结束不久，力有不逮，所以大臣以向西班牙斥责和警告了事？而荷兰在乾隆年间屠杀印尼华人，则完全仅仅因为华人商业的兴旺和繁荣让荷兰人嫉妒而引发的，而且在荷兰人向满清通报后，满清乾隆的答复是，这些华人正是满清所要杀掉的，荷兰人杀的好，杀的对。两件事对比一下，两个政权的立场和性质也就一目了然了。:Q
五、3、商业朝贡 （上）
1565年4月27日，西班牙的舰队抵达菲律宾，并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1571年西班牙人又占领了马尼拉。令西班牙人失望的是，菲律宾地区极度贫困而又物资短缺，甚至西班牙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从西班牙本土饶过大半个地球运送物资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就近解决问题是最好不过的办法，而与菲律宾一海之隔又物产丰富的天朝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所以，从天朝东南沿海到菲律宾的贸易线路开通了，西班牙人的物资需求量大，又恰逢天朝在1567年的隆庆开海，这条贸易线路很快就兴旺起来。
然而，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与天朝的国际贸易并不轻松，因为菲律宾根本没有什么货物能引起天朝国内市场的兴趣，能让天朝人感兴趣的，只有像白银这样的贵金属，想要获取天朝的物资就只有支付贵金属。巧合的是，在二十几年前，已经在美洲发现了大银矿，支付贵金属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并不是难事，这条贸易线路就这样保持下来。
当然，菲律宾和美洲虽然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毕竟是同一系统的不同部门，财政上都是独立结算的。因此，如何才能把美洲的白银搞到菲律宾呢？天朝的丝绸在这里充当了很好的媒介作用，西班牙人先用白银购买天朝的丝绸，然后把丝绸运到美洲换取白银，再拿美洲的白银到天朝购买丝绸，而这其中的差价除了用来购买天朝的物资，还可作为利润保存下来。就这样，以丝银贸易为形式，一条横跨太平洋的贸易线路建立起来，并由此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入天朝。
1565年6月1日，一艘满载丝绸的帆船从菲律宾起航，并于10月8日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这种穿越太平洋、从事丝银贸易的海船，被称做“马尼拉大帆船”。天朝的生丝和丝绸质量好，价格又便宜，很快就占领了美洲市场。阿卡普尔科因为这条贸易线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港口城市。当然，这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天朝，两千年来低水平的贸易方式彻底改变，梦寐以求的白银滚滚而来，天朝一跃成为绝对的出超地位，天朝的钱慌危机彻底结束了。
此时的菲律宾殖民地当局每年都会派一到四艘大帆船从事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航线，每年由这些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每比索等于36克，100万比索等于72万两）之间不等。不过，由于从事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贸易可获利丰厚，菲律宾殖民地越来越多的私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这些人显然都是殖民当局所说的非法经营分子，他们不仅逃税，还使美洲白银冲破了官方的限制，如潮水般涌入天朝，非法经营的贸易额已远远大于殖民当局官方的贸易额，殖民当局又没有打击走私的有效措施，这使整个菲律宾殖民地掀起了从事丝银贸易的高潮，就如同一位西班牙海军军官说的那样：“中国的皇帝能用秘鲁运来的银砖建造宫殿，这些银砖是……未经登记和未向国王（指西班牙国王）纳税而运到中国来的。”
西班牙人在开始的时候还很得意他们的“马尼拉大帆船”，这是多为伟大的奇想啊，轻而易举的解决了菲律宾殖民地的困境。然而，时间久了，西班牙人才逐渐回过味来：不对啊，我们的白银怎么越来越少了？最终，西班牙人终于醒悟了：天哪，我们的白银都到天朝人的口袋里去了。一位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著作中写道：“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1597年，菲律宾总督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充满了忧虑的说：“所有的银币都流到中国去，一年又一年的留在那里，而且事实上长期留在那里。”
那么，流入天朝的白银到底有多少呢？史学界对此纷纷做出了估算：梁方仲先生认为，在这一时期，约有5040吨白银流入天朝（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根据万明先生的估算，在1570—1644年，通过丝银贸易输入天朝的白银大约有5000吨。全汉升先生则估算，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货币共计4亿比索，其中1／2流入了中国，约为7200吨。可见，史学界虽有争议，但，这一时期，5000—7000吨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注入天朝还是比较普遍的看法。
当然，这个数字只是美洲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输入到天朝的数字。实际上，这一时期，天朝输入白银并不是只有马尼拉这一条途径，还包括了日本以及欧洲。前文说过，在美洲白银发现的同时，由于炼银技术的进步和新的银矿的发现，日本的产银量也急剧增加，一跃成为世界重要的白银产地。问题是，隆庆开海后，由于倭患，天朝政府仍禁止与日本的贸易，那么日本白银是如何流入天朝的呢？
五、3、商业朝贡 （下）
一方面，私人的走私活动维系了天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日本虽然不缺贵金属，但其他矿产资源却十分匮乏，一口铁锅都能卖到一两白银，所以，日本非常渴望与天朝的贸易往来，用日本的贵金属换取其他物资。《明实录》里说：“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这无疑刺激了走私活动的猖獗。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天朝与日本之间，充当了二道贩子。葡萄牙与西班牙不同，他们的殖民地并没有大量的贵金属，他们的商品也与欧洲各国一样，根本无法打开天朝的市场，天朝对日本的贸易制裁显然给了他们从中渔利的机会。
葡萄牙人先到天朝采购丝绸、瓷器、茶叶等天朝商品，然后转运到日本，换取日本的白银，再拿这些白银来换取天朝的商品。就这样，这个二道贩子周而复始，竟也大有收获。不过，天朝才是其中的最终的受益者，日本的白银随着葡萄牙的海船源源不断流入天朝，根据弗兰克先生在《白银资本》中估计，16和17世纪这二百年间，大约有9000吨日本白银输入天朝。可以说，日本大部分白银都进入了天朝人的腰包里。
与此同时，欧洲的白银也开始大量输入天朝。当然，欧洲并不是白银的重要产地，他们输入天朝的白银基本都是美洲白银。除了通过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航线运往远东，美洲白银还通过美洲到西班牙塞维利亚港的航线运往欧洲。然后，再以塞维利亚港为中心，通过贸易、走私、海盗等形式，流到整个欧洲，这使欧洲诸强国手里都掌握了大量白银。这一时期，天朝的丝绸、茶叶、瓷器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欧洲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其中的商机让欧洲海商开始运作从天朝到欧洲的贸易。
然而，在与天朝做生意时，欧洲人惊讶的发现，天朝人对欧洲的货物一点儿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连黄金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只看到了白银，无可奈何的英国人、荷兰人，只得拿白银来交换天朝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明代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物携来，即有货亦无几。”当然，张燮只看到现象，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这样，美洲白银在欧洲转了一圈后，又流向天朝。根据弗兰克先生在《白银资本》一书中的估计，1500年到1800年，共有9．8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往欧洲，而其中的3．9万吨又运往中国，欧洲只留下了5．9万吨。如果我们把美洲、日本和欧洲输入天朝的白银数量相加，就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天朝大约拥有了5.5万吨白银，这个数字与整个欧洲的白银数量大体相当。
当然，除了贸易，套汇也是白银流入天朝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套汇就是利用不同市场的对冲价格，从而在价格差额中获取利润的手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 由于缺乏白银，在16世纪初，天朝的金银比价是l：6，而此时的欧洲为l：12。这巨大的价格差额，蕴藏着惊人的商机。举个例子，拿6两白银在天朝换回1两黄金，然后这一两黄金到欧洲就可换回12两白银，毛利将会达到6两白银。因此，在那时，用白银到天朝换取黄金，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套汇成为一些商人大发横财的手段。
不过，随着天朝白银保有量的急剧增加，到1750年，天朝的金银比价已上升到l：15，同时期的欧洲则为l：14．5一14．8。可见，到这一时期，套汇这样的投机行为在天朝已是无利可图，但是，在这一时期，白银仍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天朝，可见，贸易方式仍是白银输入天朝的最主要手段。
困扰天朝几百年的钱荒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崇祯长议》里就记载了明末户部官员蒋臣的说法：“今岁行五千万，五岁为界，是为二万五千万两，则民间之白金约已尽出，后且不可继矣。” 可见，按照当时的官方估计，明末流通领域内大约有2.5亿两白银，这是以前根本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天朝也顺应的从钱本位转变为银本位，白银已成为天朝名副其实的主要货币，成为最普遍的价值衡量尺度，到明末，即使偏远的市镇，称银用的天平也是随处可见。白银的涌入还为天朝的财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张居正于1581年推行的以银征税的“一条鞭法”因此得以顺利进行，而其后白银继续源源不断的涌入，为以银征税的方法的最终稳定创造了条件。白银的流入和以银征税的推行，还扩大了货币的保有量和流通量，又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欧洲人又是杀人又是放火又是殖民，到头来却让天朝坐享其成，“辛辛苦苦”从美洲抢来的白银，却有一半落入了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天朝手中。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写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弗兰克由此得出结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应该说，弗兰克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天朝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注重实践科学的中国，在传统工艺上，在全球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使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迅速抢占了世界市场，为中国赚取了大量白银，正如格林博格先生承认的那样：“在机器生产时代以前，在大多数工业技术方面，东方属于领先地位。”直到工业革命后，这种状况才逐渐被欧洲机器生产的产品所扭转。
可以说，如此多的白银涌入，为天朝的资本积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条件。实际上，在这场天朝追逐白银的浪潮中，已经造就了一批与以往不同的新型商人。
1565年4月27日，西班牙的舰队抵达菲律宾，并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1571年西班牙人又占领了马尼拉。令西班牙人失望的是，菲律宾地区极度贫困而又物资短缺，甚至西班牙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从西班牙本土饶过大半个地球运送物资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就近解决问题是最好不过的办法，而与菲律宾一海之隔又物产丰富的天朝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所以，从天朝东南沿海到菲律宾的贸易线路开通了，西班牙人的物资需求量大，又恰逢天朝在1567年的隆庆开海，这条贸易线路很快就兴旺起来。
然而，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与天朝的国际贸易并不轻松，因为菲律宾根本没有什么货物能引起天朝国内市场的兴趣，能让天朝人感兴趣的，只有像白银这样的贵金属，想要获取天朝的物资就只有支付贵金属。巧合的是，在二十几年前，已经在美洲发现了大银矿，支付贵金属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并不是难事，这条贸易线路就这样保持下来。
当然，菲律宾和美洲虽然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毕竟是同一系统的不同部门，财政上都是独立结算的。因此，如何才能把美洲的白银搞到菲律宾呢？天朝的丝绸在这里充当了很好的媒介作用，西班牙人先用白银购买天朝的丝绸，然后把丝绸运到美洲换取白银，再拿美洲的白银到天朝购买丝绸，而这其中的差价除了用来购买天朝的物资，还可作为利润保存下来。就这样，以丝银贸易为形式，一条横跨太平洋的贸易线路建立起来，并由此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入天朝。
1565年6月1日，一艘满载丝绸的帆船从菲律宾起航，并于10月8日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这种穿越太平洋、从事丝银贸易的海船，被称做“马尼拉大帆船”。天朝的生丝和丝绸质量好，价格又便宜，很快就占领了美洲市场。阿卡普尔科因为这条贸易线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港口城市。当然，这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天朝，两千年来低水平的贸易方式彻底改变，梦寐以求的白银滚滚而来，天朝一跃成为绝对的出超地位，天朝的钱慌危机彻底结束了。
此时的菲律宾殖民地当局每年都会派一到四艘大帆船从事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航线，每年由这些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每比索等于36克，100万比索等于72万两）之间不等。不过，由于从事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贸易可获利丰厚，菲律宾殖民地越来越多的私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这些人显然都是殖民当局所说的非法经营分子，他们不仅逃税，还使美洲白银冲破了官方的限制，如潮水般涌入天朝，非法经营的贸易额已远远大于殖民当局官方的贸易额，殖民当局又没有打击走私的有效措施，这使整个菲律宾殖民地掀起了从事丝银贸易的高潮，就如同一位西班牙海军军官说的那样：“中国的皇帝能用秘鲁运来的银砖建造宫殿，这些银砖是……未经登记和未向国王（指西班牙国王）纳税而运到中国来的。”
西班牙人在开始的时候还很得意他们的“马尼拉大帆船”，这是多为伟大的奇想啊，轻而易举的解决了菲律宾殖民地的困境。然而，时间久了，西班牙人才逐渐回过味来：不对啊，我们的白银怎么越来越少了？最终，西班牙人终于醒悟了：天哪，我们的白银都到天朝人的口袋里去了。一位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著作中写道：“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1597年，菲律宾总督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充满了忧虑的说：“所有的银币都流到中国去，一年又一年的留在那里，而且事实上长期留在那里。”
那么，流入天朝的白银到底有多少呢？史学界对此纷纷做出了估算：梁方仲先生认为，在这一时期，约有5040吨白银流入天朝（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根据万明先生的估算，在1570—1644年，通过丝银贸易输入天朝的白银大约有5000吨。全汉升先生则估算，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货币共计4亿比索，其中1／2流入了中国，约为7200吨。可见，史学界虽有争议，但，这一时期，5000—7000吨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注入天朝还是比较普遍的看法。
当然，这个数字只是美洲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输入到天朝的数字。实际上，这一时期，天朝输入白银并不是只有马尼拉这一条途径，还包括了日本以及欧洲。前文说过，在美洲白银发现的同时，由于炼银技术的进步和新的银矿的发现，日本的产银量也急剧增加，一跃成为世界重要的白银产地。问题是，隆庆开海后，由于倭患，天朝政府仍禁止与日本的贸易，那么日本白银是如何流入天朝的呢？
五、3、商业朝贡 （下）
一方面，私人的走私活动维系了天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日本虽然不缺贵金属，但其他矿产资源却十分匮乏，一口铁锅都能卖到一两白银，所以，日本非常渴望与天朝的贸易往来，用日本的贵金属换取其他物资。《明实录》里说：“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这无疑刺激了走私活动的猖獗。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天朝与日本之间，充当了二道贩子。葡萄牙与西班牙不同，他们的殖民地并没有大量的贵金属，他们的商品也与欧洲各国一样，根本无法打开天朝的市场，天朝对日本的贸易制裁显然给了他们从中渔利的机会。
葡萄牙人先到天朝采购丝绸、瓷器、茶叶等天朝商品，然后转运到日本，换取日本的白银，再拿这些白银来换取天朝的商品。就这样，这个二道贩子周而复始，竟也大有收获。不过，天朝才是其中的最终的受益者，日本的白银随着葡萄牙的海船源源不断流入天朝，根据弗兰克先生在《白银资本》中估计，16和17世纪这二百年间，大约有9000吨日本白银输入天朝。可以说，日本大部分白银都进入了天朝人的腰包里。
与此同时，欧洲的白银也开始大量输入天朝。当然，欧洲并不是白银的重要产地，他们输入天朝的白银基本都是美洲白银。除了通过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航线运往远东，美洲白银还通过美洲到西班牙塞维利亚港的航线运往欧洲。然后，再以塞维利亚港为中心，通过贸易、走私、海盗等形式，流到整个欧洲，这使欧洲诸强国手里都掌握了大量白银。这一时期，天朝的丝绸、茶叶、瓷器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欧洲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其中的商机让欧洲海商开始运作从天朝到欧洲的贸易。
然而，在与天朝做生意时，欧洲人惊讶的发现，天朝人对欧洲的货物一点儿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连黄金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只看到了白银，无可奈何的英国人、荷兰人，只得拿白银来交换天朝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明代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物携来，即有货亦无几。”当然，张燮只看到现象，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这样，美洲白银在欧洲转了一圈后，又流向天朝。根据弗兰克先生在《白银资本》一书中的估计，1500年到1800年，共有9．8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往欧洲，而其中的3．9万吨又运往中国，欧洲只留下了5．9万吨。如果我们把美洲、日本和欧洲输入天朝的白银数量相加，就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天朝大约拥有了5.5万吨白银，这个数字与整个欧洲的白银数量大体相当。
当然，除了贸易，套汇也是白银流入天朝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套汇就是利用不同市场的对冲价格，从而在价格差额中获取利润的手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 由于缺乏白银，在16世纪初，天朝的金银比价是l：6，而此时的欧洲为l：12。这巨大的价格差额，蕴藏着惊人的商机。举个例子，拿6两白银在天朝换回1两黄金，然后这一两黄金到欧洲就可换回12两白银，毛利将会达到6两白银。因此，在那时，用白银到天朝换取黄金，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套汇成为一些商人大发横财的手段。
不过，随着天朝白银保有量的急剧增加，到1750年，天朝的金银比价已上升到l：15，同时期的欧洲则为l：14．5一14．8。可见，到这一时期，套汇这样的投机行为在天朝已是无利可图，但是，在这一时期，白银仍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天朝，可见，贸易方式仍是白银输入天朝的最主要手段。
困扰天朝几百年的钱荒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崇祯长议》里就记载了明末户部官员蒋臣的说法：“今岁行五千万，五岁为界，是为二万五千万两，则民间之白金约已尽出，后且不可继矣。” 可见，按照当时的官方估计，明末流通领域内大约有2.5亿两白银，这是以前根本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天朝也顺应的从钱本位转变为银本位，白银已成为天朝名副其实的主要货币，成为最普遍的价值衡量尺度，到明末，即使偏远的市镇，称银用的天平也是随处可见。白银的涌入还为天朝的财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张居正于1581年推行的以银征税的“一条鞭法”因此得以顺利进行，而其后白银继续源源不断的涌入，为以银征税的方法的最终稳定创造了条件。白银的流入和以银征税的推行，还扩大了货币的保有量和流通量，又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欧洲人又是杀人又是放火又是殖民，到头来却让天朝坐享其成，“辛辛苦苦”从美洲抢来的白银，却有一半落入了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天朝手中。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写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弗兰克由此得出结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应该说，弗兰克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天朝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注重实践科学的中国，在传统工艺上，在全球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使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迅速抢占了世界市场，为中国赚取了大量白银，正如格林博格先生承认的那样：“在机器生产时代以前，在大多数工业技术方面，东方属于领先地位。”直到工业革命后，这种状况才逐渐被欧洲机器生产的产品所扭转。
可以说，如此多的白银涌入，为天朝的资本积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条件。实际上，在这场天朝追逐白银的浪潮中，已经造就了一批与以往不同的新型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