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方的没落》读后[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3:17:54
《西方的没落》读后[转帖]
吴中平
【提要】 《西方的没落》一书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是德国史学家史宾格勒的得力著作，二十世纪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针对《西方的没落》所提出的若干问题和观点，作者着重阐述了自己阅读之后的体会。作者通过对《西方的没落》中所论述的有关文化与文明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的阐述，指出了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四个障碍。作者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本为西方人的传统历史翻案的书，非常适合对西方主流历史解释法感到不满意的青年朋友阅读；史宾格勒虽然开创了“比较文化学”的先河，但他过分强调各大文化间的差异的做法无疑使我们对近代西方人文科学的许多“真理”产生了怀疑。
【关键词】 文化 文明 没落 西方 史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比较文化学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史学哲学家史宾格勒[1]的得力著作，读后颇有感触。故略述于此，同大家共享。
众所周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必须要对他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提出警告、答复或解决方案，史宾格勒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近代欧洲经过这样大的进步仍然发生许多混乱和致命的危机？而他的答复很妙：因为我们西方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史宾格勒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前者着重于精神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后者着重于物质文明与军事文明的发展；前者出现伟大的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后者出现伟大的帝国、国际性的大都会、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前者偏向唯心主义，后者偏向唯物主义[2]。那么，我们怎样应用这个理论到世界文化史去呢？
以中国文化来说，先秦时代是文化时代，汉、唐、宋、明、清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印度文化来说，吠陀时代是文化时代，佛教、印度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地中海文化来说，希腊时代是文化时代，希腊化、罗马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中东文化来说，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文化时代，回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美索布达米亚文化来说，苏美时代是文化时代，巴比伦、亚述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埃及文化来说，古王国、中王国是文化时代，新帝国就是文明时代；以墨西哥文化来说，玛雅时代是文化时代，阿兹提克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秘鲁文化来说，印加帝国以前的时代是文化时代，以后的就是文明时代了。
那么西方文化呢？什么是文化与文明对应的阶段？
史宾格勒说，十八世纪就是中间的过渡阶段，十八世纪以后，我们就进入文明的状态中了！注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了”，这是他一切悲观思想的源头。换句话说，对史宾格勒而言，文明是不好的、负面的、外在的现象，是“已经定型的事物”，是死板板、缺乏变化的东西，而文化是好的、正面的、内在的现象，是“生成变化中的事物”，是活生生、充满动力的东西。因此，一种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就意味着它已逐渐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文明时代充满了伟大的帝国、世界性的大城市、强大的文化同化力，但学术文化的发展大致上只能沿袭与继承前人的成就，很难出现本质上的革新变化。用史宾格勒的话来说，“文化时代”是文化灵魂的精华，“文明时代”是文化灵魂的木乃伊。
史宾格勒的哲学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只是将歌德的部分哲学思想移植到历史学领域罢了，但他这套理论确能解释很多过去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现象。比如说：为什么近代西洋人老是认为中国人停滞、俄国人野蛮？因为中国人早已进入文明阶段[3]，西洋人正处于成熟的文化阶段[4]，俄国人仍在青嫩的文化阶段[5]。史宾格勒对历史现象透视力之敏锐，使他成为我最佩服的历史学家之一。这种深沉锋利的思想力恐怕为德国哲学所独有，在英国、法国哲学界难得一见。对喜爱历史的朋友而言，能享受这样一本贯穿古今中外的整合历史的著作的确是人生一大乐事！我大致上接受他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但是我最不满意他的，是他对文明时代的一切都予以否定的态度。为什么他认为文化就是好、文明就是不好？为什么他认为西方一旦进入文明阶段就只有等待没落的命运？如果上帝肯给我们自由选择时空环境的能力，那么：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愿意活在西周时代的镐京还是汉、唐时代的长安？如果你是日本人，你愿意活在平安时代的京都还是德川时代的江户？如果你是印度人，你愿意活在佛陀的战国时代还是阿育王的帝国时代？如果你是中东人，你愿意活在犹太教时代的耶路撒冷还是回教时代的巴格达？如果你是美索布达米亚人，你愿意活在苏美时代还是亚述、巴比伦时代？如果你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你愿意活在雅典时代还是亚历山大城时代、罗马时代？如果你是西洋人，你愿意活在巴洛克时代的罗马、马德里还是十九世纪的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愿意活在文明时代。虽然文明时代不可能出现孔子、老子、佛陀、耶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康德、笛卡儿这些宗师人物，却有能出现电灯、电影、电视、电话、电冰箱、电扇、电脑、电梯这些象征高度物质文明发展的事物。文明时代的人类，精神面是薄弱了，物质面却增强了，这何尝不是种补偿作用呢？物质的创造与技术的革新依然大有可为。既然如此，要谈没落，恐怕还早得很呢！秘鲁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只100多年就被灭绝，是因为不能抵抗西班牙探险兵团的攻击；中国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仍然繁荣了2000多年，而且长期执世界之牛耳，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地理位置的孤立，另一方面则是它强大的民族韧性与文化融合力。换句话说，文明时代的来临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没落，相反，而使这个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最繁荣的阶段和最巅峰的状态。根据史宾格勒归纳的历史定律，凡进入文明阶段的文化都会受到一波又一波大规模“蛮族”的攻击[6]。对西方文明而言，二十世纪横扫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可能象征着第一波的攻击。显然这一波安全地渡过了，至少在武力方面，西方文明不必畏惧来自任何“蛮族”的挑战。西方文明既然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与垄断性的物质优势，这些文明优势[7]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再加上地球上没有任何新生的“文化”起而挑战它的地位，史宾格勒说西方“文明”将在未来几百年内没落，如果我们比照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觉得未必如此，除非我们真的认为西方“文明”的韧性不如中国。
我的意思是说史宾格勒的预言不准？倒也不是。史宾格勒真正想说的是，西方“文化”已经没落，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是“文明”。照他的分析以及历史的现实来看，这样的讲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他心目中，“文明”是没什么历史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演变在“文化”阶段已发挥殆尽了，“文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是千篇一律的，是循环不已的，是无机的生命。这种讲法对不对还有待真正的历史学家去评判，但纯粹以一个历史读者[8]的角度来看，文明时代的历史的精彩多姿比文化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十字军东征与英法百年战争逊色？三国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东周列国传逊色？就算史宾格勒自己，假如他不是一个活在文明时代的人，而是活在哥德式[9]或巴洛克时代[10]的人，他就不可能看出西洋“文化”的全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巨著。所以，史宾格勒不承认文明史的历史地位，只承认文化史的历史地位，是他的历史观中最大的缺陷。
我之所以特别欣赏史宾格勒的哲学系统，是因这一系统对东方文化的偏见较少，以一个东方人的立场来看，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史宾格勒不承认西方文化或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又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多加打击，显示出一种超然的立场，这是十分令我钦服的论点。如果我们把他对东方文化的言论和孟德斯鸠[11]、黑格尔[12]、马克思[13]对东方文化的言论一比，就显示出前者立场的客观，后三者是罔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矮化东方文化。史宾格勒没有西方本位主义的预设立场，他所描绘的是各大文化的“特色”，没有强烈的褒贬意味。如果说他指陈其他文化的缺点，他对西方文化的缺点照样坦言无讳，而且在许多方面，他甚至认为，埃及文化与中东文化比希腊文化高明得多。可是史宾格勒还有你所不知的另外一面，他仍然有身为西方人的优越感，特别是身为德国日耳曼人的优越感。就是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察比别人透彻，所以他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发展出像他那样高水准的历史哲学。说穿了，他的哲学其实是一种为文化算命的哲学，他虽然反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但他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超脱这一局限，他对各大文化论述最多、了解最深的也不过是希腊罗马、近东、西方三大文化而已，恰恰符合“上古→中古→近代”的结构原型，其他的文化不过起陪衬作用而已！这不能怪他，毕竟在西方能看懂汉文、梵文文献史料的实在太少，西方百科全书和专业论文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既不够丰富[14]，也无法获得主流史学界的重视。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史宾格勒虽然认为西方正在没落中，但并不认为亚洲会伺机兴起，因为早在西方没落之前，亚洲各国就已先一步没落，先一步进入文明状态中了！
史宾格勒认为，每一文化都有一个发展主题[15]，每一文化的生命都是用各种方式[16]呈现此一主题的过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惊人创见。《西方的没落》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用一个文化的种种外在形式来验证它的内在主题是什么，这一主题和另一主题不同，因此，不同文化间的外在形式也就相对的不同。史宾格勒认为，西洋文化的象征是“空间”，希腊罗马文化的象征是“实体”，中东文化的象征是“洞穴”，俄国文化的象征是“平面”，东亚文化的象征是“道”，南亚文化的象征是“涅槃”。这些都是异常精辟、异常精彩的见解，要想一探究竟，非看原书不可！
附带一提，20世纪一切的发明[17]都可以验证史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特征的描述，西方文化的象征是“空间”，这是非常精确的看法。铁路、轮船、飞机、汽车、电报、电话、报纸、核子弹、人造卫星、登陆月球……无一不在证明这一点。史宾格勒显然认为，一个文化里的物质成分和精神成分是不可分的，一个民族外在的物质创造无一不可反映其内在的精神深度。我们也应该用它的文化主题来透视整个世界的外部表现，所以史宾格勒的历史观既不会沦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也不会流为唯物主义的新潮。
史宾格勒固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架构，也不赞成硬把别的文明的历史拖进该架构的做法。现在有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硬把中国史拖进“上古→中古→近代”的框框内，或硬把世界各大文化[18]列为同时并进的世界史区域。可是史宾格勒的系统里则完全扬弃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因为那样的分期根本看不出世界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正因为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19]是不同的，所以各大文化的历史不是同时并进的。好比说，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埃及文明早已死亡，希腊罗马文明已经变得衰老，中东文化正在青少年阶段，印度与中国文明早步入老境，而西方文化尚未诞生！所以说，不能以各大区域齐头并进的观点来看世界史。
史宾格勒是西方史学界少数敢正面攻击希腊文化的人之一，也是少数敢指出基督教的弱点的学者之一。自古以来，西方历史学家提到希腊总是赞不绝口，提到基督教总是骄傲地称为“我们文化的代表性宗教”，就连汤恩比这样开明的历史学巨擘也认为“混合着希腊与基督教的文明”会走向世界性的大同主义。[20]自然，我们不会否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点类似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学者们碰到新生事物时总是利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字根首尾任意造词，结果产生了许多欧美通用的学术名词；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在翻译英文书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在汉文典籍里再三寻访，不断考量，终于制造出不少现代东亚各国通用的学术名词。我们固然不会傻到去怀疑西洋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但史宾格勒却提出非常惊人的见解。他说：对希腊的崇拜不曾改变西方的生命感受，因为希腊与西方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21]他又说：不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方，而是西方人改变了基督教本身；不是西方人被源自中东文化的基督教所同化，那只是表面上的外壳，其内在的灵魂已被西方人巧妙地转型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原著中自有答案。《西方的没落》读后[转帖]
吴中平
【提要】 《西方的没落》一书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是德国史学家史宾格勒的得力著作，二十世纪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针对《西方的没落》所提出的若干问题和观点，作者着重阐述了自己阅读之后的体会。作者通过对《西方的没落》中所论述的有关文化与文明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的阐述，指出了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四个障碍。作者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本为西方人的传统历史翻案的书，非常适合对西方主流历史解释法感到不满意的青年朋友阅读；史宾格勒虽然开创了“比较文化学”的先河，但他过分强调各大文化间的差异的做法无疑使我们对近代西方人文科学的许多“真理”产生了怀疑。
【关键词】 文化 文明 没落 西方 史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比较文化学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史学哲学家史宾格勒[1]的得力著作，读后颇有感触。故略述于此，同大家共享。
众所周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必须要对他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提出警告、答复或解决方案，史宾格勒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近代欧洲经过这样大的进步仍然发生许多混乱和致命的危机？而他的答复很妙：因为我们西方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史宾格勒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前者着重于精神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后者着重于物质文明与军事文明的发展；前者出现伟大的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后者出现伟大的帝国、国际性的大都会、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前者偏向唯心主义，后者偏向唯物主义[2]。那么，我们怎样应用这个理论到世界文化史去呢？
以中国文化来说，先秦时代是文化时代，汉、唐、宋、明、清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印度文化来说，吠陀时代是文化时代，佛教、印度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地中海文化来说，希腊时代是文化时代，希腊化、罗马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中东文化来说，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文化时代，回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美索布达米亚文化来说，苏美时代是文化时代，巴比伦、亚述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埃及文化来说，古王国、中王国是文化时代，新帝国就是文明时代；以墨西哥文化来说，玛雅时代是文化时代，阿兹提克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秘鲁文化来说，印加帝国以前的时代是文化时代，以后的就是文明时代了。
那么西方文化呢？什么是文化与文明对应的阶段？
史宾格勒说，十八世纪就是中间的过渡阶段，十八世纪以后，我们就进入文明的状态中了！注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了”，这是他一切悲观思想的源头。换句话说，对史宾格勒而言，文明是不好的、负面的、外在的现象，是“已经定型的事物”，是死板板、缺乏变化的东西，而文化是好的、正面的、内在的现象，是“生成变化中的事物”，是活生生、充满动力的东西。因此，一种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就意味着它已逐渐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文明时代充满了伟大的帝国、世界性的大城市、强大的文化同化力，但学术文化的发展大致上只能沿袭与继承前人的成就，很难出现本质上的革新变化。用史宾格勒的话来说，“文化时代”是文化灵魂的精华，“文明时代”是文化灵魂的木乃伊。
史宾格勒的哲学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只是将歌德的部分哲学思想移植到历史学领域罢了，但他这套理论确能解释很多过去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现象。比如说：为什么近代西洋人老是认为中国人停滞、俄国人野蛮？因为中国人早已进入文明阶段[3]，西洋人正处于成熟的文化阶段[4]，俄国人仍在青嫩的文化阶段[5]。史宾格勒对历史现象透视力之敏锐，使他成为我最佩服的历史学家之一。这种深沉锋利的思想力恐怕为德国哲学所独有，在英国、法国哲学界难得一见。对喜爱历史的朋友而言，能享受这样一本贯穿古今中外的整合历史的著作的确是人生一大乐事！我大致上接受他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但是我最不满意他的，是他对文明时代的一切都予以否定的态度。为什么他认为文化就是好、文明就是不好？为什么他认为西方一旦进入文明阶段就只有等待没落的命运？如果上帝肯给我们自由选择时空环境的能力，那么：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愿意活在西周时代的镐京还是汉、唐时代的长安？如果你是日本人，你愿意活在平安时代的京都还是德川时代的江户？如果你是印度人，你愿意活在佛陀的战国时代还是阿育王的帝国时代？如果你是中东人，你愿意活在犹太教时代的耶路撒冷还是回教时代的巴格达？如果你是美索布达米亚人，你愿意活在苏美时代还是亚述、巴比伦时代？如果你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你愿意活在雅典时代还是亚历山大城时代、罗马时代？如果你是西洋人，你愿意活在巴洛克时代的罗马、马德里还是十九世纪的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愿意活在文明时代。虽然文明时代不可能出现孔子、老子、佛陀、耶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康德、笛卡儿这些宗师人物，却有能出现电灯、电影、电视、电话、电冰箱、电扇、电脑、电梯这些象征高度物质文明发展的事物。文明时代的人类，精神面是薄弱了，物质面却增强了，这何尝不是种补偿作用呢？物质的创造与技术的革新依然大有可为。既然如此，要谈没落，恐怕还早得很呢！秘鲁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只100多年就被灭绝，是因为不能抵抗西班牙探险兵团的攻击；中国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仍然繁荣了2000多年，而且长期执世界之牛耳，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地理位置的孤立，另一方面则是它强大的民族韧性与文化融合力。换句话说，文明时代的来临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没落，相反，而使这个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最繁荣的阶段和最巅峰的状态。根据史宾格勒归纳的历史定律，凡进入文明阶段的文化都会受到一波又一波大规模“蛮族”的攻击[6]。对西方文明而言，二十世纪横扫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可能象征着第一波的攻击。显然这一波安全地渡过了，至少在武力方面，西方文明不必畏惧来自任何“蛮族”的挑战。西方文明既然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与垄断性的物质优势，这些文明优势[7]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再加上地球上没有任何新生的“文化”起而挑战它的地位，史宾格勒说西方“文明”将在未来几百年内没落，如果我们比照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觉得未必如此，除非我们真的认为西方“文明”的韧性不如中国。
我的意思是说史宾格勒的预言不准？倒也不是。史宾格勒真正想说的是，西方“文化”已经没落，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是“文明”。照他的分析以及历史的现实来看，这样的讲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他心目中，“文明”是没什么历史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演变在“文化”阶段已发挥殆尽了，“文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是千篇一律的，是循环不已的，是无机的生命。这种讲法对不对还有待真正的历史学家去评判，但纯粹以一个历史读者[8]的角度来看，文明时代的历史的精彩多姿比文化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十字军东征与英法百年战争逊色？三国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东周列国传逊色？就算史宾格勒自己，假如他不是一个活在文明时代的人，而是活在哥德式[9]或巴洛克时代[10]的人，他就不可能看出西洋“文化”的全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巨著。所以，史宾格勒不承认文明史的历史地位，只承认文化史的历史地位，是他的历史观中最大的缺陷。
我之所以特别欣赏史宾格勒的哲学系统，是因这一系统对东方文化的偏见较少，以一个东方人的立场来看，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史宾格勒不承认西方文化或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又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多加打击，显示出一种超然的立场，这是十分令我钦服的论点。如果我们把他对东方文化的言论和孟德斯鸠[11]、黑格尔[12]、马克思[13]对东方文化的言论一比，就显示出前者立场的客观，后三者是罔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矮化东方文化。史宾格勒没有西方本位主义的预设立场，他所描绘的是各大文化的“特色”，没有强烈的褒贬意味。如果说他指陈其他文化的缺点，他对西方文化的缺点照样坦言无讳，而且在许多方面，他甚至认为，埃及文化与中东文化比希腊文化高明得多。可是史宾格勒还有你所不知的另外一面，他仍然有身为西方人的优越感，特别是身为德国日耳曼人的优越感。就是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察比别人透彻，所以他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发展出像他那样高水准的历史哲学。说穿了，他的哲学其实是一种为文化算命的哲学，他虽然反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但他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超脱这一局限，他对各大文化论述最多、了解最深的也不过是希腊罗马、近东、西方三大文化而已，恰恰符合“上古→中古→近代”的结构原型，其他的文化不过起陪衬作用而已！这不能怪他，毕竟在西方能看懂汉文、梵文文献史料的实在太少，西方百科全书和专业论文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既不够丰富[14]，也无法获得主流史学界的重视。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史宾格勒虽然认为西方正在没落中，但并不认为亚洲会伺机兴起，因为早在西方没落之前，亚洲各国就已先一步没落，先一步进入文明状态中了！
史宾格勒认为，每一文化都有一个发展主题[15]，每一文化的生命都是用各种方式[16]呈现此一主题的过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惊人创见。《西方的没落》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用一个文化的种种外在形式来验证它的内在主题是什么，这一主题和另一主题不同，因此，不同文化间的外在形式也就相对的不同。史宾格勒认为，西洋文化的象征是“空间”，希腊罗马文化的象征是“实体”，中东文化的象征是“洞穴”，俄国文化的象征是“平面”，东亚文化的象征是“道”，南亚文化的象征是“涅槃”。这些都是异常精辟、异常精彩的见解，要想一探究竟，非看原书不可！
附带一提，20世纪一切的发明[17]都可以验证史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特征的描述，西方文化的象征是“空间”，这是非常精确的看法。铁路、轮船、飞机、汽车、电报、电话、报纸、核子弹、人造卫星、登陆月球……无一不在证明这一点。史宾格勒显然认为，一个文化里的物质成分和精神成分是不可分的，一个民族外在的物质创造无一不可反映其内在的精神深度。我们也应该用它的文化主题来透视整个世界的外部表现，所以史宾格勒的历史观既不会沦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也不会流为唯物主义的新潮。
史宾格勒固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架构，也不赞成硬把别的文明的历史拖进该架构的做法。现在有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硬把中国史拖进“上古→中古→近代”的框框内，或硬把世界各大文化[18]列为同时并进的世界史区域。可是史宾格勒的系统里则完全扬弃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因为那样的分期根本看不出世界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正因为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19]是不同的，所以各大文化的历史不是同时并进的。好比说，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埃及文明早已死亡，希腊罗马文明已经变得衰老，中东文化正在青少年阶段，印度与中国文明早步入老境，而西方文化尚未诞生！所以说，不能以各大区域齐头并进的观点来看世界史。
史宾格勒是西方史学界少数敢正面攻击希腊文化的人之一，也是少数敢指出基督教的弱点的学者之一。自古以来，西方历史学家提到希腊总是赞不绝口，提到基督教总是骄傲地称为“我们文化的代表性宗教”，就连汤恩比这样开明的历史学巨擘也认为“混合着希腊与基督教的文明”会走向世界性的大同主义。[20]自然，我们不会否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点类似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学者们碰到新生事物时总是利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字根首尾任意造词，结果产生了许多欧美通用的学术名词；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在翻译英文书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在汉文典籍里再三寻访，不断考量，终于制造出不少现代东亚各国通用的学术名词。我们固然不会傻到去怀疑西洋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但史宾格勒却提出非常惊人的见解。他说：对希腊的崇拜不曾改变西方的生命感受，因为希腊与西方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21]他又说：不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方，而是西方人改变了基督教本身；不是西方人被源自中东文化的基督教所同化，那只是表面上的外壳，其内在的灵魂已被西方人巧妙地转型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原著中自有答案。
吴中平
【提要】 《西方的没落》一书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是德国史学家史宾格勒的得力著作，二十世纪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针对《西方的没落》所提出的若干问题和观点，作者着重阐述了自己阅读之后的体会。作者通过对《西方的没落》中所论述的有关文化与文明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的阐述，指出了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四个障碍。作者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本为西方人的传统历史翻案的书，非常适合对西方主流历史解释法感到不满意的青年朋友阅读；史宾格勒虽然开创了“比较文化学”的先河，但他过分强调各大文化间的差异的做法无疑使我们对近代西方人文科学的许多“真理”产生了怀疑。
【关键词】 文化 文明 没落 西方 史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比较文化学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史学哲学家史宾格勒[1]的得力著作，读后颇有感触。故略述于此，同大家共享。
众所周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必须要对他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提出警告、答复或解决方案，史宾格勒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近代欧洲经过这样大的进步仍然发生许多混乱和致命的危机？而他的答复很妙：因为我们西方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史宾格勒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前者着重于精神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后者着重于物质文明与军事文明的发展；前者出现伟大的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后者出现伟大的帝国、国际性的大都会、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前者偏向唯心主义，后者偏向唯物主义[2]。那么，我们怎样应用这个理论到世界文化史去呢？
以中国文化来说，先秦时代是文化时代，汉、唐、宋、明、清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印度文化来说，吠陀时代是文化时代，佛教、印度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地中海文化来说，希腊时代是文化时代，希腊化、罗马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中东文化来说，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文化时代，回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美索布达米亚文化来说，苏美时代是文化时代，巴比伦、亚述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埃及文化来说，古王国、中王国是文化时代，新帝国就是文明时代；以墨西哥文化来说，玛雅时代是文化时代，阿兹提克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秘鲁文化来说，印加帝国以前的时代是文化时代，以后的就是文明时代了。
那么西方文化呢？什么是文化与文明对应的阶段？
史宾格勒说，十八世纪就是中间的过渡阶段，十八世纪以后，我们就进入文明的状态中了！注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了”，这是他一切悲观思想的源头。换句话说，对史宾格勒而言，文明是不好的、负面的、外在的现象，是“已经定型的事物”，是死板板、缺乏变化的东西，而文化是好的、正面的、内在的现象，是“生成变化中的事物”，是活生生、充满动力的东西。因此，一种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就意味着它已逐渐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文明时代充满了伟大的帝国、世界性的大城市、强大的文化同化力，但学术文化的发展大致上只能沿袭与继承前人的成就，很难出现本质上的革新变化。用史宾格勒的话来说，“文化时代”是文化灵魂的精华，“文明时代”是文化灵魂的木乃伊。
史宾格勒的哲学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只是将歌德的部分哲学思想移植到历史学领域罢了，但他这套理论确能解释很多过去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现象。比如说：为什么近代西洋人老是认为中国人停滞、俄国人野蛮？因为中国人早已进入文明阶段[3]，西洋人正处于成熟的文化阶段[4]，俄国人仍在青嫩的文化阶段[5]。史宾格勒对历史现象透视力之敏锐，使他成为我最佩服的历史学家之一。这种深沉锋利的思想力恐怕为德国哲学所独有，在英国、法国哲学界难得一见。对喜爱历史的朋友而言，能享受这样一本贯穿古今中外的整合历史的著作的确是人生一大乐事！我大致上接受他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但是我最不满意他的，是他对文明时代的一切都予以否定的态度。为什么他认为文化就是好、文明就是不好？为什么他认为西方一旦进入文明阶段就只有等待没落的命运？如果上帝肯给我们自由选择时空环境的能力，那么：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愿意活在西周时代的镐京还是汉、唐时代的长安？如果你是日本人，你愿意活在平安时代的京都还是德川时代的江户？如果你是印度人，你愿意活在佛陀的战国时代还是阿育王的帝国时代？如果你是中东人，你愿意活在犹太教时代的耶路撒冷还是回教时代的巴格达？如果你是美索布达米亚人，你愿意活在苏美时代还是亚述、巴比伦时代？如果你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你愿意活在雅典时代还是亚历山大城时代、罗马时代？如果你是西洋人，你愿意活在巴洛克时代的罗马、马德里还是十九世纪的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愿意活在文明时代。虽然文明时代不可能出现孔子、老子、佛陀、耶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康德、笛卡儿这些宗师人物，却有能出现电灯、电影、电视、电话、电冰箱、电扇、电脑、电梯这些象征高度物质文明发展的事物。文明时代的人类，精神面是薄弱了，物质面却增强了，这何尝不是种补偿作用呢？物质的创造与技术的革新依然大有可为。既然如此，要谈没落，恐怕还早得很呢！秘鲁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只100多年就被灭绝，是因为不能抵抗西班牙探险兵团的攻击；中国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仍然繁荣了2000多年，而且长期执世界之牛耳，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地理位置的孤立，另一方面则是它强大的民族韧性与文化融合力。换句话说，文明时代的来临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没落，相反，而使这个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最繁荣的阶段和最巅峰的状态。根据史宾格勒归纳的历史定律，凡进入文明阶段的文化都会受到一波又一波大规模“蛮族”的攻击[6]。对西方文明而言，二十世纪横扫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可能象征着第一波的攻击。显然这一波安全地渡过了，至少在武力方面，西方文明不必畏惧来自任何“蛮族”的挑战。西方文明既然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与垄断性的物质优势，这些文明优势[7]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再加上地球上没有任何新生的“文化”起而挑战它的地位，史宾格勒说西方“文明”将在未来几百年内没落，如果我们比照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觉得未必如此，除非我们真的认为西方“文明”的韧性不如中国。
我的意思是说史宾格勒的预言不准？倒也不是。史宾格勒真正想说的是，西方“文化”已经没落，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是“文明”。照他的分析以及历史的现实来看，这样的讲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他心目中，“文明”是没什么历史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演变在“文化”阶段已发挥殆尽了，“文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是千篇一律的，是循环不已的，是无机的生命。这种讲法对不对还有待真正的历史学家去评判，但纯粹以一个历史读者[8]的角度来看，文明时代的历史的精彩多姿比文化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十字军东征与英法百年战争逊色？三国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东周列国传逊色？就算史宾格勒自己，假如他不是一个活在文明时代的人，而是活在哥德式[9]或巴洛克时代[10]的人，他就不可能看出西洋“文化”的全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巨著。所以，史宾格勒不承认文明史的历史地位，只承认文化史的历史地位，是他的历史观中最大的缺陷。
我之所以特别欣赏史宾格勒的哲学系统，是因这一系统对东方文化的偏见较少，以一个东方人的立场来看，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史宾格勒不承认西方文化或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又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多加打击，显示出一种超然的立场，这是十分令我钦服的论点。如果我们把他对东方文化的言论和孟德斯鸠[11]、黑格尔[12]、马克思[13]对东方文化的言论一比，就显示出前者立场的客观，后三者是罔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矮化东方文化。史宾格勒没有西方本位主义的预设立场，他所描绘的是各大文化的“特色”，没有强烈的褒贬意味。如果说他指陈其他文化的缺点，他对西方文化的缺点照样坦言无讳，而且在许多方面，他甚至认为，埃及文化与中东文化比希腊文化高明得多。可是史宾格勒还有你所不知的另外一面，他仍然有身为西方人的优越感，特别是身为德国日耳曼人的优越感。就是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察比别人透彻，所以他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发展出像他那样高水准的历史哲学。说穿了，他的哲学其实是一种为文化算命的哲学，他虽然反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但他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超脱这一局限，他对各大文化论述最多、了解最深的也不过是希腊罗马、近东、西方三大文化而已，恰恰符合“上古→中古→近代”的结构原型，其他的文化不过起陪衬作用而已！这不能怪他，毕竟在西方能看懂汉文、梵文文献史料的实在太少，西方百科全书和专业论文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既不够丰富[14]，也无法获得主流史学界的重视。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史宾格勒虽然认为西方正在没落中，但并不认为亚洲会伺机兴起，因为早在西方没落之前，亚洲各国就已先一步没落，先一步进入文明状态中了！
史宾格勒认为，每一文化都有一个发展主题[15]，每一文化的生命都是用各种方式[16]呈现此一主题的过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惊人创见。《西方的没落》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用一个文化的种种外在形式来验证它的内在主题是什么，这一主题和另一主题不同，因此，不同文化间的外在形式也就相对的不同。史宾格勒认为，西洋文化的象征是“空间”，希腊罗马文化的象征是“实体”，中东文化的象征是“洞穴”，俄国文化的象征是“平面”，东亚文化的象征是“道”，南亚文化的象征是“涅槃”。这些都是异常精辟、异常精彩的见解，要想一探究竟，非看原书不可！
附带一提，20世纪一切的发明[17]都可以验证史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特征的描述，西方文化的象征是“空间”，这是非常精确的看法。铁路、轮船、飞机、汽车、电报、电话、报纸、核子弹、人造卫星、登陆月球……无一不在证明这一点。史宾格勒显然认为，一个文化里的物质成分和精神成分是不可分的，一个民族外在的物质创造无一不可反映其内在的精神深度。我们也应该用它的文化主题来透视整个世界的外部表现，所以史宾格勒的历史观既不会沦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也不会流为唯物主义的新潮。
史宾格勒固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架构，也不赞成硬把别的文明的历史拖进该架构的做法。现在有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硬把中国史拖进“上古→中古→近代”的框框内，或硬把世界各大文化[18]列为同时并进的世界史区域。可是史宾格勒的系统里则完全扬弃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因为那样的分期根本看不出世界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正因为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19]是不同的，所以各大文化的历史不是同时并进的。好比说，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埃及文明早已死亡，希腊罗马文明已经变得衰老，中东文化正在青少年阶段，印度与中国文明早步入老境，而西方文化尚未诞生！所以说，不能以各大区域齐头并进的观点来看世界史。
史宾格勒是西方史学界少数敢正面攻击希腊文化的人之一，也是少数敢指出基督教的弱点的学者之一。自古以来，西方历史学家提到希腊总是赞不绝口，提到基督教总是骄傲地称为“我们文化的代表性宗教”，就连汤恩比这样开明的历史学巨擘也认为“混合着希腊与基督教的文明”会走向世界性的大同主义。[20]自然，我们不会否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点类似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学者们碰到新生事物时总是利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字根首尾任意造词，结果产生了许多欧美通用的学术名词；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在翻译英文书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在汉文典籍里再三寻访，不断考量，终于制造出不少现代东亚各国通用的学术名词。我们固然不会傻到去怀疑西洋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但史宾格勒却提出非常惊人的见解。他说：对希腊的崇拜不曾改变西方的生命感受，因为希腊与西方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21]他又说：不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方，而是西方人改变了基督教本身；不是西方人被源自中东文化的基督教所同化，那只是表面上的外壳，其内在的灵魂已被西方人巧妙地转型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原著中自有答案。《西方的没落》读后[转帖]
吴中平
【提要】 《西方的没落》一书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是德国史学家史宾格勒的得力著作，二十世纪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针对《西方的没落》所提出的若干问题和观点，作者着重阐述了自己阅读之后的体会。作者通过对《西方的没落》中所论述的有关文化与文明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的阐述，指出了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四个障碍。作者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本为西方人的传统历史翻案的书，非常适合对西方主流历史解释法感到不满意的青年朋友阅读；史宾格勒虽然开创了“比较文化学”的先河，但他过分强调各大文化间的差异的做法无疑使我们对近代西方人文科学的许多“真理”产生了怀疑。
【关键词】 文化 文明 没落 西方 史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比较文化学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史学哲学家史宾格勒[1]的得力著作，读后颇有感触。故略述于此，同大家共享。
众所周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必须要对他生存的那个时代的危机提出警告、答复或解决方案，史宾格勒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近代欧洲经过这样大的进步仍然发生许多混乱和致命的危机？而他的答复很妙：因为我们西方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史宾格勒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前者着重于精神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发展，后者着重于物质文明与军事文明的发展；前者出现伟大的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后者出现伟大的帝国、国际性的大都会、强大的文化帝国主义；前者偏向唯心主义，后者偏向唯物主义[2]。那么，我们怎样应用这个理论到世界文化史去呢？
以中国文化来说，先秦时代是文化时代，汉、唐、宋、明、清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印度文化来说，吠陀时代是文化时代，佛教、印度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地中海文化来说，希腊时代是文化时代，希腊化、罗马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中东文化来说，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文化时代，回教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美索布达米亚文化来说，苏美时代是文化时代，巴比伦、亚述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埃及文化来说，古王国、中王国是文化时代，新帝国就是文明时代；以墨西哥文化来说，玛雅时代是文化时代，阿兹提克时代就是文明时代；以秘鲁文化来说，印加帝国以前的时代是文化时代，以后的就是文明时代了。
那么西方文化呢？什么是文化与文明对应的阶段？
史宾格勒说，十八世纪就是中间的过渡阶段，十八世纪以后，我们就进入文明的状态中了！注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混乱，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了”，这是他一切悲观思想的源头。换句话说，对史宾格勒而言，文明是不好的、负面的、外在的现象，是“已经定型的事物”，是死板板、缺乏变化的东西，而文化是好的、正面的、内在的现象，是“生成变化中的事物”，是活生生、充满动力的东西。因此，一种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就意味着它已逐渐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文明时代充满了伟大的帝国、世界性的大城市、强大的文化同化力，但学术文化的发展大致上只能沿袭与继承前人的成就，很难出现本质上的革新变化。用史宾格勒的话来说，“文化时代”是文化灵魂的精华，“文明时代”是文化灵魂的木乃伊。
史宾格勒的哲学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只是将歌德的部分哲学思想移植到历史学领域罢了，但他这套理论确能解释很多过去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现象。比如说：为什么近代西洋人老是认为中国人停滞、俄国人野蛮？因为中国人早已进入文明阶段[3]，西洋人正处于成熟的文化阶段[4]，俄国人仍在青嫩的文化阶段[5]。史宾格勒对历史现象透视力之敏锐，使他成为我最佩服的历史学家之一。这种深沉锋利的思想力恐怕为德国哲学所独有，在英国、法国哲学界难得一见。对喜爱历史的朋友而言，能享受这样一本贯穿古今中外的整合历史的著作的确是人生一大乐事！我大致上接受他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但是我最不满意他的，是他对文明时代的一切都予以否定的态度。为什么他认为文化就是好、文明就是不好？为什么他认为西方一旦进入文明阶段就只有等待没落的命运？如果上帝肯给我们自由选择时空环境的能力，那么：如果你是中国人，你愿意活在西周时代的镐京还是汉、唐时代的长安？如果你是日本人，你愿意活在平安时代的京都还是德川时代的江户？如果你是印度人，你愿意活在佛陀的战国时代还是阿育王的帝国时代？如果你是中东人，你愿意活在犹太教时代的耶路撒冷还是回教时代的巴格达？如果你是美索布达米亚人，你愿意活在苏美时代还是亚述、巴比伦时代？如果你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你愿意活在雅典时代还是亚历山大城时代、罗马时代？如果你是西洋人，你愿意活在巴洛克时代的罗马、马德里还是十九世纪的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答案是很明显的，我们都愿意活在文明时代。虽然文明时代不可能出现孔子、老子、佛陀、耶稣、苏格拉底、穆罕默德、康德、笛卡儿这些宗师人物，却有能出现电灯、电影、电视、电话、电冰箱、电扇、电脑、电梯这些象征高度物质文明发展的事物。文明时代的人类，精神面是薄弱了，物质面却增强了，这何尝不是种补偿作用呢？物质的创造与技术的革新依然大有可为。既然如此，要谈没落，恐怕还早得很呢！秘鲁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只100多年就被灭绝，是因为不能抵抗西班牙探险兵团的攻击；中国文化进入文明阶段后仍然繁荣了2000多年，而且长期执世界之牛耳，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地理位置的孤立，另一方面则是它强大的民族韧性与文化融合力。换句话说，文明时代的来临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没落，相反，而使这个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最繁荣的阶段和最巅峰的状态。根据史宾格勒归纳的历史定律，凡进入文明阶段的文化都会受到一波又一波大规模“蛮族”的攻击[6]。对西方文明而言，二十世纪横扫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可能象征着第一波的攻击。显然这一波安全地渡过了，至少在武力方面，西方文明不必畏惧来自任何“蛮族”的挑战。西方文明既然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与垄断性的物质优势，这些文明优势[7]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再加上地球上没有任何新生的“文化”起而挑战它的地位，史宾格勒说西方“文明”将在未来几百年内没落，如果我们比照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觉得未必如此，除非我们真的认为西方“文明”的韧性不如中国。
我的意思是说史宾格勒的预言不准？倒也不是。史宾格勒真正想说的是，西方“文化”已经没落，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是“文明”。照他的分析以及历史的现实来看，这样的讲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他心目中，“文明”是没什么历史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演变在“文化”阶段已发挥殆尽了，“文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是千篇一律的，是循环不已的，是无机的生命。这种讲法对不对还有待真正的历史学家去评判，但纯粹以一个历史读者[8]的角度来看，文明时代的历史的精彩多姿比文化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十字军东征与英法百年战争逊色？三国时代的历史哪里会比东周列国传逊色？就算史宾格勒自己，假如他不是一个活在文明时代的人，而是活在哥德式[9]或巴洛克时代[10]的人，他就不可能看出西洋“文化”的全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巨著。所以，史宾格勒不承认文明史的历史地位，只承认文化史的历史地位，是他的历史观中最大的缺陷。
我之所以特别欣赏史宾格勒的哲学系统，是因这一系统对东方文化的偏见较少，以一个东方人的立场来看，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史宾格勒不承认西方文化或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又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多加打击，显示出一种超然的立场，这是十分令我钦服的论点。如果我们把他对东方文化的言论和孟德斯鸠[11]、黑格尔[12]、马克思[13]对东方文化的言论一比，就显示出前者立场的客观，后三者是罔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矮化东方文化。史宾格勒没有西方本位主义的预设立场，他所描绘的是各大文化的“特色”，没有强烈的褒贬意味。如果说他指陈其他文化的缺点，他对西方文化的缺点照样坦言无讳，而且在许多方面，他甚至认为，埃及文化与中东文化比希腊文化高明得多。可是史宾格勒还有你所不知的另外一面，他仍然有身为西方人的优越感，特别是身为德国日耳曼人的优越感。就是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察比别人透彻，所以他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发展出像他那样高水准的历史哲学。说穿了，他的哲学其实是一种为文化算命的哲学，他虽然反对“上古→中古→近代”三段论式的历史观，但他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超脱这一局限，他对各大文化论述最多、了解最深的也不过是希腊罗马、近东、西方三大文化而已，恰恰符合“上古→中古→近代”的结构原型，其他的文化不过起陪衬作用而已！这不能怪他，毕竟在西方能看懂汉文、梵文文献史料的实在太少，西方百科全书和专业论文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既不够丰富[14]，也无法获得主流史学界的重视。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史宾格勒虽然认为西方正在没落中，但并不认为亚洲会伺机兴起，因为早在西方没落之前，亚洲各国就已先一步没落，先一步进入文明状态中了！
史宾格勒认为，每一文化都有一个发展主题[15]，每一文化的生命都是用各种方式[16]呈现此一主题的过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惊人创见。《西方的没落》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用一个文化的种种外在形式来验证它的内在主题是什么，这一主题和另一主题不同，因此，不同文化间的外在形式也就相对的不同。史宾格勒认为，西洋文化的象征是“空间”，希腊罗马文化的象征是“实体”，中东文化的象征是“洞穴”，俄国文化的象征是“平面”，东亚文化的象征是“道”，南亚文化的象征是“涅槃”。这些都是异常精辟、异常精彩的见解，要想一探究竟，非看原书不可！
附带一提，20世纪一切的发明[17]都可以验证史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特征的描述，西方文化的象征是“空间”，这是非常精确的看法。铁路、轮船、飞机、汽车、电报、电话、报纸、核子弹、人造卫星、登陆月球……无一不在证明这一点。史宾格勒显然认为，一个文化里的物质成分和精神成分是不可分的，一个民族外在的物质创造无一不可反映其内在的精神深度。我们也应该用它的文化主题来透视整个世界的外部表现，所以史宾格勒的历史观既不会沦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也不会流为唯物主义的新潮。
史宾格勒固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架构，也不赞成硬把别的文明的历史拖进该架构的做法。现在有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硬把中国史拖进“上古→中古→近代”的框框内，或硬把世界各大文化[18]列为同时并进的世界史区域。可是史宾格勒的系统里则完全扬弃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历史分期，因为那样的分期根本看不出世界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正因为各大文化的阶段演变[19]是不同的，所以各大文化的历史不是同时并进的。好比说，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埃及文明早已死亡，希腊罗马文明已经变得衰老，中东文化正在青少年阶段，印度与中国文明早步入老境，而西方文化尚未诞生！所以说，不能以各大区域齐头并进的观点来看世界史。
史宾格勒是西方史学界少数敢正面攻击希腊文化的人之一，也是少数敢指出基督教的弱点的学者之一。自古以来，西方历史学家提到希腊总是赞不绝口，提到基督教总是骄傲地称为“我们文化的代表性宗教”，就连汤恩比这样开明的历史学巨擘也认为“混合着希腊与基督教的文明”会走向世界性的大同主义。[20]自然，我们不会否认希腊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点类似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时代的欧洲学者们碰到新生事物时总是利用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字根首尾任意造词，结果产生了许多欧美通用的学术名词；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在翻译英文书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在汉文典籍里再三寻访，不断考量，终于制造出不少现代东亚各国通用的学术名词。我们固然不会傻到去怀疑西洋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但史宾格勒却提出非常惊人的见解。他说：对希腊的崇拜不曾改变西方的生命感受，因为希腊与西方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21]他又说：不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方，而是西方人改变了基督教本身；不是西方人被源自中东文化的基督教所同化，那只是表面上的外壳，其内在的灵魂已被西方人巧妙地转型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原著中自有答案。
史宾格勒是第一个把中东文化视为一整体的学者，他能慧眼透视犹太、波斯、加尔底亚、早期基督徒、拜占庭、回教的共同点。这又是一个很精彩的辨证，看了这个辩证我们才知道，今天的希腊人尽管在血缘和语言上和古代希腊人还很有关联，但在文化上已非常倾向中东文化了，它已丧失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近代西方的精神对它而言根本是外来的，还不如土耳其文化亲切。所谓“上古→中古→近代”，表面上好像是西洋史的三部曲，其实背后隐藏了三支完全不同的文化圈体系，这和一脉相传的中国史完全不同。明清时代的文化主题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但上古希腊、中古近东、近代西方的文化主题可以说是各不相干。史宾格勒是最先看出这一点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剖析，我们对今天西方人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史”不会有那么透彻精辟的认识。
基督教传教士向来以西方文化的先进来应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可是看了史宾格勒的书后不免有所怀疑。第一，如果能以某一时代的最先进文明来应证其宗教信仰的优越性，那么活在中世纪的人们就应该去信儒教、佛教、回教和拜占庭的中东式基督教，而不是西方式的基督教，这两种基督教的不同，史宾格勒已经分辨得很清楚。如果要我简单明了的解释一遍，我可以说，中东式的基督教含有尼采所说的“奴隶道德”的成分，强调“忍耐”、“顺服”等美德，要人做上帝或君王的顺民，又含有神秘教义的色彩，在圣礼方面最重视“群众的洗礼”。如果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讲，这种宗教是典型的“穷人的鸦片”，生长于加利利的穷乡僻壤之中。西方式的基督教含有强烈个人中心的“强制道德”的成分，拒绝同任何和它自己不一样的宗教亲善或妥协，又具有积极侵略世界、改造世界、同化世界的理想特质，并引进了个人告解或忏悔的制度，成长于罗马大教堂般的华丽环境里。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像景教就属于前者，天主教和改革宗都属于后者。而中古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在中国、在印度、在回教世界、在东罗马帝国，无论如何，轮不到西方！第二，虽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已详细分析基督教[22]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但我的问题还是存在：到底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改变了基督教本身？因为原始的基督教是中东式的，和回教、犹太教、拜火教的精神非常类似，是像绵羊一般的基督教；近代的基督教却是西方式的，不论是天主教或改革宗，都有非常类似的精神，是像狼一般的基督教。起初是成熟的中东文化以其基督教征服了原始草昧的西欧日耳曼——拉丁世界，等到中东文化进入文明阶段，也就是它到了逐渐僵化的阶段，产生了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国际性大帝国，另边厢慢慢成熟的西方各国以自己的文化风格重新改造了基督教，把基督教的中东成分逐渐剔除出去而完成自己的宗教特色。这样看来，西方之所以先进主要应归功于某些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色，与基督教[23]的关系实在不大，而今日西方社会之所以混乱，西方人心灵之所以空虚，主要也应归咎于某些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色。第三，西方经济与科学的发达真的应该归功于基督教？资本主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赚钱的主义”。如果我们把记载耶稣基督言论的四福音书拿来检验，简直找不出任何一句话支持或启迪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耶稣基督的思想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耶稣根本不赞成人们“在地上”积蓄财富，还说了财主很多坏话。说明白点，一个完全由耶稣教义所支配的社会也许可能出现繁荣的商业，但绝对不可能出现利滚利式的近代资本主义。那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出现在欧洲呢？因为欧洲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西方式的，不是中东式的，由于文化障碍而大量曲解了耶稣的教义。至于说基督教信仰对近代科学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大科学家们大多都是基督徒，这种论调无法解释中东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中东各国，无论哲学和科学怎样发达，都不可能与神学思想抵触，无论是正统教派或是异端邪说，没有任何一派企图怀疑或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教义的分歧罢了，不会危及神学的地位。可是在西方各国，情形就不是这样。在科学和哲学不发达的时代[24]只能委委屈屈地作“神学之婢”，一旦科学和哲学发达起来，无神论就出现了，那些思想不成熟的人就企图将神学丢到垃圾桶去了！为什么会如此？我们难道想象不出西方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常强烈而独立的叛徒性格？这种性格是中东人绝对不敢有的！以下就是我提问的重点：只有在西方社会，科学一旦兴起，就会危及神学的地位；也只有在西方社会，才会产生带给我们现代人无数便利福祉的近代科学[25]。请问为什么会这么巧合？只有在欧洲，科学和宗教竟会这样抵触？究竟是西洋人改变了基督教，还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洋人呢？
文科向来分为文、史、哲三大类，其中，历史是最特殊的一类。文学诉诸情感，其目的在唤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哲学诉诸理智，其目的在寻找对表面事物更深一层意义的解释。所以，中学生多喜爱读文学，大学生多喜欢读哲学。但历史介于情感与理智之间，你能轻易地将它转化为文学，也能轻易地把它转化为哲学。就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特别喜爱历史，是因我认为科学与哲学太硬太真，文学与艺术又太软太假，而历史则是半真半假、软硬适中的学术。说到假，历史都是今天以前发生的事，有一种模糊飘邈的距离感，又比较缺乏临场的现实感；说到真，历史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容不得神话、小说、传奇之类来鱼目混珠，所研究的客体绝非凭空虚构，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医学、战争、**、社会组织等等都各有其发展经过，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历史表现在对过去事物的纪录之上，这些纪录，不论是其态度是客观或主观的，也不论其目的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浪漫主义或“鉴古以知今”的功利主义，都是文化的记忆。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如果它的过去是一片空白，那么它的现在也就没有任何生存的意义，没有目的，没有感觉，没有传统，没有出路。世界上最能证明文化的存在与纪录生命的意义的莫过于历史，而史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气魄与视野之大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同凡响，因此成为比较文化学最早的经典之作。总之，看他的书会有“平衡”作用，“平衡”西洋人对希腊与基督教的夸大赞誉，“平衡”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平衡”对科学进步的无限向往。但对他对于“文明”处处否定的看法，我们则要抱“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
西洋文化和其他文化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竟使它成为近代人类的主流文化？这些“本质上的不同”的优点何在？缺点何在？西洋文化和中东文化的主要差异何在？西洋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主要差异何在？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有比希腊文化更高明的地方吗？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吗？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吗？世界各国的文化有共同的命运吗？对以上各项问题，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提供了最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累积不少关于中国史与西洋史的知识以及一点点关于印度史与日本史的常识，可是这么多零碎的知识既不能生吞活剥，又不能毫无下咽，只能得到一片乱糟糟的历史“印象”。虽然不能说毫无系统，但在整合世界史方面肯定是无能为力的。中国人的历史观太强调中国史与西洋史相提并论的观念，显然是认为单单中国文化就足以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西洋人的历史观从不承认西洋史和世界史有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所以，两者都不能尽如人意。
历史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要要知道历史？为什么我们不以知道本国史为足，还想知道一点外国史？因为我们想要了解彼此！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村的时代！当欧洲人不能分辨泰国人与台湾人，他们把所有黄皮肤的都叫做“中国人”；当亚洲人不能分辨德国人与法国人，他们把所有白皮肤的都叫做“老外”。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再怎样的发达，经济再怎样的国际化，通讯再怎样的发达，我们都不能认识世界，只能看到一堆白皮肤与黑皮肤的人种基因罢了！[26]怎样才能认识人类世界？怎样才能知己知彼？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的贡献不如人文科学，但在人文科学中，只有历史才能提供最大的助益。即使你通晓德语和法语，如果你对历史所知甚少，也不可能对德法两民族有完整的认识。若对人类世界有兴趣，很难不对历史发生兴趣。
可是在我接触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前，我只能得到“比较有系统的知识累积”，看不到“真正天才的创见”，尤其看不见对世界史的完整、深入的解释。史宾格勒的解释其实是抄自歌德的，但歌德只是提出大纲而已，并没有把它应用到世界史去，史宾格勒却应用得淋漓尽致。史宾格勒的史观是“文化史观”而非“民族史观”，因为他认为，不是民族塑造了文化，而是文化塑造了民族，在同一文化的羽翼下，不同的民族各自发展。尽管个别的民族性、语言、历史机运都不相同，但他们的文化人格是一致的，文化主题也是一致的。史宾格勒所谓的“文化”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圈”，所以他兴致勃勃地讲中东文化和西洋文化的不同，但讲起德国与法国的文化差异却没那么起劲。
历史虽然是文明的纪录，但世界各国的历史观却大异其趣，适足以反映其文化的差异。根据史宾格勒的揭示，西方的主流历史观是一种“进化史观”，乐观地相信人类历史一直呈直线般的不断进步：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未来的生活比现在好，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的顶峰！时代进步的观念是西方独特的观念，西方本身的历史就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程，在每个时代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明显的演进历程：从最早的罗马式时期[27]过渡到哥德式时期[28]，再过渡到巴洛克时期[29]，再过渡到民主革命与列强争霸的十九世纪，再过渡到资讯革命与太空探险的二十世纪，西方历代的进步与它的进化史观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动荡、黑暗、反动的一面[30]，但大体而言，西方人充满自信，又相信改造客观环境的可能性。西方人的乐观天性使他们不会轻易接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西方人是世界上唯一自认自己写的历史就是“世界史”的民族。这当然有一部分道理，因为拜大航海时代的探险活动所赐，西方人是第一个和地球上各大洲的所有文明都有实际接触的民族，的确有资格写一部接近真实的“世界史”。不过，西洋人的笔下是一部完全以欧洲为中心、亲“近东”、远“远东”的倾向非常明显的历史！
希腊罗马的历史观是一种“新闻史观”，希腊历史学家写的不是我们现代人观念里的历史。“历史”一词在古希腊语的意义是“经由调查所获得的知识”，并没有强调“过去的事实”这一观念。所以，希腊人的历史观虽然富有科学精神，对历史现象不肯附以怪力乱神的超自然解释，但历史对他们而言不过等于我们今天的“新闻报导”、“时事纪录”、“真相采访”之类的东西。这是因为希腊本身就是上古时代的民族而没有“历史”的缘故吗？不！希腊以前的历史并非一片空白，希腊人也知道埃及、巴比仑的历史。但正如史宾格勒的发现，希腊人是一个缺乏历史感情、也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只对“纯粹的现在”感兴趣。对西方人而言，年代越悠久的东西越神圣；但对希腊人而言，年代越悠久的东西越没用，丝毫不能引起他们切身的关注。大多数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只擅长处理个别的新闻事件，没有融会贯通古往今来的史事的能力。
中东的历史观是一种“神学史观”，中东历史学家认为，“神学”在人类学术文化中占有无上的地位，任何历史现象都有神灵的手在背后操控，也都能反映上帝的旨意。因此，如何正确地从宗教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是他们当务之急。比如犹太人国破家亡，犹太先知就认为这是神对犹太人的悖逆的惩罚；波斯人开疆拓土，波斯国王就认为这是神对波斯皇族善良德行的嘉奖；耶稣基督居然能死而复活，基督徒就认为他是传说中的弥赛亚；穆罕默德是文盲，居然还能口述经典，回教徒就认为他是最后、最大的先知。中东人认为，所谓人类历史，就是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中间过程，人类历史的期限早在创世之前就被上帝所预定，人类历史是魔鬼与上帝争夺灵魂的舞台，无论是时间或空间，都是有限的、预定的。中东人相当注重历史，他们的经典尤其注重历史，但他们的历史往往和神话传说交杂在一起，缺乏科学批判的精神。
印度的历史观是一种“轮回史观”，是一种否定历史演进的态度，就像古蛇咬尾的象征一样，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中段，三者都混在一起了。为一个人的今生写传记显然没有意义，因为今生不过是前世的延续，今生也不过是来世的开始。换句话说，今生之前有另一个“今生”，今生之后又有另一个“今生”，因此特别突显某一个“今生”显然是不合理的。在古印度人心目中，“前世”、“今生”、“来世”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周而复始，反复轮回，无穷止尽，一切如梦似真。所以印度的万千宗教哲学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求解脱之道，跳脱轮回的环境，达到人生最高境界[31]，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真理”。相对于寻求解脱的哲理，为今生的现实环境留下纪录就不那么重要，所以印度是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度，大部分可靠的史料都来自中国、中东、西方的记载，印度本身的记载，不是片断残缺，就是充满了夸大的神话传奇。印度历史的贫乏和它宗教典籍的丰富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印度所缺乏的只是对“过去的事实”的专业记载而已，宗教文献的本身也是重要的历史素材。
中国的历史观是一种“道德史观”，是一种在儒家“劝善惩恶”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将历史道德化的观念，所以中国历史有所谓“道统”、“史学正统”的观念。官方历史享有崇高的地位，对民族文化血脉相传有一定的作用，对维持政权法统更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于喜欢吹捧某些人[32]以建立“正面教材”、抹黑某些人[33]以建立“反面教材”，这些样板人物对维系社会礼教有莫大的助益，因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首重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基础首重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一观念在东亚根深蒂固，甚至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皇家教师[34]中村正直到英国留学时仍致力挖掘英国“工业社会的伦理”而不是“工业社会的致富之道”。既是为了“劝善惩恶”或“经世治国”的功利主义的目的，“为历史而历史”的专业历史观念较难出现。一般人又太保守，“为尊者讳”、“为忠良讳”，以至于中国历史评论人物主观性强，又比较轻视客观的物质环境演变对历史的影响。当然，“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35]所写的历史自然会比为其他目的而写历史的道德学家[36]客观得多。虽然中国历史缺乏批判传统的精神，但与神话传奇、稗官野史之流有严格的区分。中国的“道德史观”本来也是日本历史观的基础，但日本自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提倡“文明开化”、中国自五四时代胡适、陈独秀引进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精神以后，现在不论是日本右翼所支持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或是中共支持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进化史观”，都是西化下的产物。
史宾格勒认为，世界史就是世界各大文化的历史，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观念对观察世界各大文化的升沉起伏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确实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我们以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为标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化是埃及与美索布达米亚，出现在西元前3000～2600年左右。这两个文化圈在西元前1800年左右进入文明时期，埃及逐渐出现强大的新帝国，美索布达米亚变成国际列强角逐的地盘，因此出现了巴比伦、亚述、加尔底亚、波斯等大帝国。然而，在西元前1100年左右，希腊文化诞生于爱琴海，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代[37]，希腊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整个希腊化世界变成了列强争霸的地盘，到罗马帝国兴起时为其高潮。以上就是上古史的主要线索。
中古史的线索起自中东文化的兴起。中东文化从何时兴起？在耶稣基督诞生前数百年，当时的波斯拜火教、加尔底亚占星学派、巴勒斯坦犹太教等共同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完全取代了过去埃及与美索布达米亚的旧文化，那就是：一神教思想、先知与救世主的观念。可是，当时的中东各国先被希腊化列强占据，后被罗马帝国占据，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上古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积极地传播到中东去，使中东这一新兴的文化无法正常发展。但是那时的希腊罗马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已丧失其学术文化的创造力，所以两大文化圈互相影响的结果便造成一种畸形的状态：用希腊罗马的外壳来包装中东的思想。以基督教为例，它的思想模式是纯粹中东式的，但它的福音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当时，许多希腊哲学学派，如新柏拉图学派，表面上披了希腊哲学的外衣，骨子里反映的是中东的宗教思想。就连罗马帝国本身也逐渐变成了一个中东文化的国家，它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也接受中东文化的政教合一观念。教父时代最大的宗师圣奥古斯丁用拉丁文写作，反映的却是中东的神学观念。中东文化这一畸形的发展到西元622年回教兴起时结束，由于回教的兴起，中东文化斩断了希腊罗马文化的锁链，正式进入文明阶段，伟大的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先后出现，它的影响力传播到南洋群岛与非洲南部，但回教的教义仍奠基于以前的犹太教与基督教，表现出更纯粹的中东色彩。在18世纪以后，中东文化面临“幸存”的命运。
整个中世纪的思想以中东思想为核心，希腊罗马文化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这个空壳子在拜占庭[38]帝国灭亡后[39]也烟灰云灭。拜占庭帝国本身是“用希腊罗马的外壳来包装中东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但它的学术思想是纯粹基督教式的，用中东的宗教观点重新解释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是那个时代的惯技——旧瓶装新酒。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希腊罗马文化对现代人而言是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样的死文化，今天的希腊人所代表的不是希腊罗马文化，而是中东的基督教文化；今天的埃及人所代表的也不是埃及文化，而是中东的回教文化。
既然希腊罗马文化是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般的死文化，为什么西洋人还那么的崇拜它？因为希腊罗马文化的遗产对西洋人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其实，中东文化的部分资产[40]对西洋人而言也有特殊的意义，只是西洋人故意排斥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中东文化。我们现在将镜头转到近代，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西洋文化发源于何时、何地？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标准答案是：西洋文化发源于希腊，希腊文化始于荷马的神话时代。然而史宾格勒却说，你们大家都错了，西洋文化和希腊文化根本是两个文化圈，各有各的文化主题与文化人格，怎能混为一谈？如果我们说欧洲文化起源于希腊，那没话说；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欧洲文化，仅仅是西洋文化而已！你问我：“这岂不是钻牛角尖吗？欧洲文化和西洋文化还有什么不同？”我可以答复：广义的欧洲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也包括俄国文化，但以上两者都不包括于西洋文化圈之内，不信的话，你到莫斯科街上问一个当地人看看。用英语问他说：你是不是西洋人？我敢打包票，他百分之百回答不是。
基督教传教士向来以西方文化的先进来应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可是看了史宾格勒的书后不免有所怀疑。第一，如果能以某一时代的最先进文明来应证其宗教信仰的优越性，那么活在中世纪的人们就应该去信儒教、佛教、回教和拜占庭的中东式基督教，而不是西方式的基督教，这两种基督教的不同，史宾格勒已经分辨得很清楚。如果要我简单明了的解释一遍，我可以说，中东式的基督教含有尼采所说的“奴隶道德”的成分，强调“忍耐”、“顺服”等美德，要人做上帝或君王的顺民，又含有神秘教义的色彩，在圣礼方面最重视“群众的洗礼”。如果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讲，这种宗教是典型的“穷人的鸦片”，生长于加利利的穷乡僻壤之中。西方式的基督教含有强烈个人中心的“强制道德”的成分，拒绝同任何和它自己不一样的宗教亲善或妥协，又具有积极侵略世界、改造世界、同化世界的理想特质，并引进了个人告解或忏悔的制度，成长于罗马大教堂般的华丽环境里。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像景教就属于前者，天主教和改革宗都属于后者。而中古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在中国、在印度、在回教世界、在东罗马帝国，无论如何，轮不到西方！第二，虽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已详细分析基督教[22]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但我的问题还是存在：到底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改变了基督教本身？因为原始的基督教是中东式的，和回教、犹太教、拜火教的精神非常类似，是像绵羊一般的基督教；近代的基督教却是西方式的，不论是天主教或改革宗，都有非常类似的精神，是像狼一般的基督教。起初是成熟的中东文化以其基督教征服了原始草昧的西欧日耳曼——拉丁世界，等到中东文化进入文明阶段，也就是它到了逐渐僵化的阶段，产生了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国际性大帝国，另边厢慢慢成熟的西方各国以自己的文化风格重新改造了基督教，把基督教的中东成分逐渐剔除出去而完成自己的宗教特色。这样看来，西方之所以先进主要应归功于某些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色，与基督教[23]的关系实在不大，而今日西方社会之所以混乱，西方人心灵之所以空虚，主要也应归咎于某些西方文化本身的特色。第三，西方经济与科学的发达真的应该归功于基督教？资本主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赚钱的主义”。如果我们把记载耶稣基督言论的四福音书拿来检验，简直找不出任何一句话支持或启迪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耶稣基督的思想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倾向！耶稣根本不赞成人们“在地上”积蓄财富，还说了财主很多坏话。说明白点，一个完全由耶稣教义所支配的社会也许可能出现繁荣的商业，但绝对不可能出现利滚利式的近代资本主义。那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出现在欧洲呢？因为欧洲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西方式的，不是中东式的，由于文化障碍而大量曲解了耶稣的教义。至于说基督教信仰对近代科学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大科学家们大多都是基督徒，这种论调无法解释中东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中东各国，无论哲学和科学怎样发达，都不可能与神学思想抵触，无论是正统教派或是异端邪说，没有任何一派企图怀疑或否认神的存在，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教义的分歧罢了，不会危及神学的地位。可是在西方各国，情形就不是这样。在科学和哲学不发达的时代[24]只能委委屈屈地作“神学之婢”，一旦科学和哲学发达起来，无神论就出现了，那些思想不成熟的人就企图将神学丢到垃圾桶去了！为什么会如此？我们难道想象不出西方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非常强烈而独立的叛徒性格？这种性格是中东人绝对不敢有的！以下就是我提问的重点：只有在西方社会，科学一旦兴起，就会危及神学的地位；也只有在西方社会，才会产生带给我们现代人无数便利福祉的近代科学[25]。请问为什么会这么巧合？只有在欧洲，科学和宗教竟会这样抵触？究竟是西洋人改变了基督教，还是基督教改变了西洋人呢？
文科向来分为文、史、哲三大类，其中，历史是最特殊的一类。文学诉诸情感，其目的在唤起读者的同情与共鸣；哲学诉诸理智，其目的在寻找对表面事物更深一层意义的解释。所以，中学生多喜爱读文学，大学生多喜欢读哲学。但历史介于情感与理智之间，你能轻易地将它转化为文学，也能轻易地把它转化为哲学。就我个人而言，我之所以特别喜爱历史，是因我认为科学与哲学太硬太真，文学与艺术又太软太假，而历史则是半真半假、软硬适中的学术。说到假，历史都是今天以前发生的事，有一种模糊飘邈的距离感，又比较缺乏临场的现实感；说到真，历史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容不得神话、小说、传奇之类来鱼目混珠，所研究的客体绝非凭空虚构，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医学、战争、**、社会组织等等都各有其发展经过，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历史表现在对过去事物的纪录之上，这些纪录，不论是其态度是客观或主观的，也不论其目的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浪漫主义或“鉴古以知今”的功利主义，都是文化的记忆。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如果它的过去是一片空白，那么它的现在也就没有任何生存的意义，没有目的，没有感觉，没有传统，没有出路。世界上最能证明文化的存在与纪录生命的意义的莫过于历史，而史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气魄与视野之大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同凡响，因此成为比较文化学最早的经典之作。总之，看他的书会有“平衡”作用，“平衡”西洋人对希腊与基督教的夸大赞誉，“平衡”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平衡”对科学进步的无限向往。但对他对于“文明”处处否定的看法，我们则要抱“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
西洋文化和其他文化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竟使它成为近代人类的主流文化？这些“本质上的不同”的优点何在？缺点何在？西洋文化和中东文化的主要差异何在？西洋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主要差异何在？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有比希腊文化更高明的地方吗？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吗？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有相似的地方吗？世界各国的文化有共同的命运吗？对以上各项问题，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提供了最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累积不少关于中国史与西洋史的知识以及一点点关于印度史与日本史的常识，可是这么多零碎的知识既不能生吞活剥，又不能毫无下咽，只能得到一片乱糟糟的历史“印象”。虽然不能说毫无系统，但在整合世界史方面肯定是无能为力的。中国人的历史观太强调中国史与西洋史相提并论的观念，显然是认为单单中国文化就足以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西洋人的历史观从不承认西洋史和世界史有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所以，两者都不能尽如人意。
历史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要要知道历史？为什么我们不以知道本国史为足，还想知道一点外国史？因为我们想要了解彼此！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村的时代！当欧洲人不能分辨泰国人与台湾人，他们把所有黄皮肤的都叫做“中国人”；当亚洲人不能分辨德国人与法国人，他们把所有白皮肤的都叫做“老外”。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再怎样的发达，经济再怎样的国际化，通讯再怎样的发达，我们都不能认识世界，只能看到一堆白皮肤与黑皮肤的人种基因罢了！[26]怎样才能认识人类世界？怎样才能知己知彼？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的贡献不如人文科学，但在人文科学中，只有历史才能提供最大的助益。即使你通晓德语和法语，如果你对历史所知甚少，也不可能对德法两民族有完整的认识。若对人类世界有兴趣，很难不对历史发生兴趣。
可是在我接触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前，我只能得到“比较有系统的知识累积”，看不到“真正天才的创见”，尤其看不见对世界史的完整、深入的解释。史宾格勒的解释其实是抄自歌德的，但歌德只是提出大纲而已，并没有把它应用到世界史去，史宾格勒却应用得淋漓尽致。史宾格勒的史观是“文化史观”而非“民族史观”，因为他认为，不是民族塑造了文化，而是文化塑造了民族，在同一文化的羽翼下，不同的民族各自发展。尽管个别的民族性、语言、历史机运都不相同，但他们的文化人格是一致的，文化主题也是一致的。史宾格勒所谓的“文化”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圈”，所以他兴致勃勃地讲中东文化和西洋文化的不同，但讲起德国与法国的文化差异却没那么起劲。
历史虽然是文明的纪录，但世界各国的历史观却大异其趣，适足以反映其文化的差异。根据史宾格勒的揭示，西方的主流历史观是一种“进化史观”，乐观地相信人类历史一直呈直线般的不断进步：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未来的生活比现在好，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人类历史的顶峰！时代进步的观念是西方独特的观念，西方本身的历史就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程，在每个时代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明显的演进历程：从最早的罗马式时期[27]过渡到哥德式时期[28]，再过渡到巴洛克时期[29]，再过渡到民主革命与列强争霸的十九世纪，再过渡到资讯革命与太空探险的二十世纪，西方历代的进步与它的进化史观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动荡、黑暗、反动的一面[30]，但大体而言，西方人充满自信，又相信改造客观环境的可能性。西方人的乐观天性使他们不会轻易接受《西方的没落》的观点，西方人是世界上唯一自认自己写的历史就是“世界史”的民族。这当然有一部分道理，因为拜大航海时代的探险活动所赐，西方人是第一个和地球上各大洲的所有文明都有实际接触的民族，的确有资格写一部接近真实的“世界史”。不过，西洋人的笔下是一部完全以欧洲为中心、亲“近东”、远“远东”的倾向非常明显的历史！
希腊罗马的历史观是一种“新闻史观”，希腊历史学家写的不是我们现代人观念里的历史。“历史”一词在古希腊语的意义是“经由调查所获得的知识”，并没有强调“过去的事实”这一观念。所以，希腊人的历史观虽然富有科学精神，对历史现象不肯附以怪力乱神的超自然解释，但历史对他们而言不过等于我们今天的“新闻报导”、“时事纪录”、“真相采访”之类的东西。这是因为希腊本身就是上古时代的民族而没有“历史”的缘故吗？不！希腊以前的历史并非一片空白，希腊人也知道埃及、巴比仑的历史。但正如史宾格勒的发现，希腊人是一个缺乏历史感情、也没有时间观念的民族，只对“纯粹的现在”感兴趣。对西方人而言，年代越悠久的东西越神圣；但对希腊人而言，年代越悠久的东西越没用，丝毫不能引起他们切身的关注。大多数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只擅长处理个别的新闻事件，没有融会贯通古往今来的史事的能力。
中东的历史观是一种“神学史观”，中东历史学家认为，“神学”在人类学术文化中占有无上的地位，任何历史现象都有神灵的手在背后操控，也都能反映上帝的旨意。因此，如何正确地从宗教的观点来解释历史是他们当务之急。比如犹太人国破家亡，犹太先知就认为这是神对犹太人的悖逆的惩罚；波斯人开疆拓土，波斯国王就认为这是神对波斯皇族善良德行的嘉奖；耶稣基督居然能死而复活，基督徒就认为他是传说中的弥赛亚；穆罕默德是文盲，居然还能口述经典，回教徒就认为他是最后、最大的先知。中东人认为，所谓人类历史，就是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中间过程，人类历史的期限早在创世之前就被上帝所预定，人类历史是魔鬼与上帝争夺灵魂的舞台，无论是时间或空间，都是有限的、预定的。中东人相当注重历史，他们的经典尤其注重历史，但他们的历史往往和神话传说交杂在一起，缺乏科学批判的精神。
印度的历史观是一种“轮回史观”，是一种否定历史演进的态度，就像古蛇咬尾的象征一样，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中段，三者都混在一起了。为一个人的今生写传记显然没有意义，因为今生不过是前世的延续，今生也不过是来世的开始。换句话说，今生之前有另一个“今生”，今生之后又有另一个“今生”，因此特别突显某一个“今生”显然是不合理的。在古印度人心目中，“前世”、“今生”、“来世”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周而复始，反复轮回，无穷止尽，一切如梦似真。所以印度的万千宗教哲学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求解脱之道，跳脱轮回的环境，达到人生最高境界[31]，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真理”。相对于寻求解脱的哲理，为今生的现实环境留下纪录就不那么重要，所以印度是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度，大部分可靠的史料都来自中国、中东、西方的记载，印度本身的记载，不是片断残缺，就是充满了夸大的神话传奇。印度历史的贫乏和它宗教典籍的丰富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印度所缺乏的只是对“过去的事实”的专业记载而已，宗教文献的本身也是重要的历史素材。
中国的历史观是一种“道德史观”，是一种在儒家“劝善惩恶”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将历史道德化的观念，所以中国历史有所谓“道统”、“史学正统”的观念。官方历史享有崇高的地位，对民族文化血脉相传有一定的作用，对维持政权法统更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于喜欢吹捧某些人[32]以建立“正面教材”、抹黑某些人[33]以建立“反面教材”，这些样板人物对维系社会礼教有莫大的助益，因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首重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基础首重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一观念在东亚根深蒂固，甚至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皇家教师[34]中村正直到英国留学时仍致力挖掘英国“工业社会的伦理”而不是“工业社会的致富之道”。既是为了“劝善惩恶”或“经世治国”的功利主义的目的，“为历史而历史”的专业历史观念较难出现。一般人又太保守，“为尊者讳”、“为忠良讳”，以至于中国历史评论人物主观性强，又比较轻视客观的物质环境演变对历史的影响。当然，“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35]所写的历史自然会比为其他目的而写历史的道德学家[36]客观得多。虽然中国历史缺乏批判传统的精神，但与神话传奇、稗官野史之流有严格的区分。中国的“道德史观”本来也是日本历史观的基础，但日本自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提倡“文明开化”、中国自五四时代胡适、陈独秀引进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精神以后，现在不论是日本右翼所支持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或是中共支持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进化史观”，都是西化下的产物。
史宾格勒认为，世界史就是世界各大文化的历史，区分文化与文明的观念对观察世界各大文化的升沉起伏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确实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我们以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为标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化是埃及与美索布达米亚，出现在西元前3000～2600年左右。这两个文化圈在西元前1800年左右进入文明时期，埃及逐渐出现强大的新帝国，美索布达米亚变成国际列强角逐的地盘，因此出现了巴比伦、亚述、加尔底亚、波斯等大帝国。然而，在西元前1100年左右，希腊文化诞生于爱琴海，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代[37]，希腊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整个希腊化世界变成了列强争霸的地盘，到罗马帝国兴起时为其高潮。以上就是上古史的主要线索。
中古史的线索起自中东文化的兴起。中东文化从何时兴起？在耶稣基督诞生前数百年，当时的波斯拜火教、加尔底亚占星学派、巴勒斯坦犹太教等共同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完全取代了过去埃及与美索布达米亚的旧文化，那就是：一神教思想、先知与救世主的观念。可是，当时的中东各国先被希腊化列强占据，后被罗马帝国占据，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上古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积极地传播到中东去，使中东这一新兴的文化无法正常发展。但是那时的希腊罗马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已丧失其学术文化的创造力，所以两大文化圈互相影响的结果便造成一种畸形的状态：用希腊罗马的外壳来包装中东的思想。以基督教为例，它的思想模式是纯粹中东式的，但它的福音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当时，许多希腊哲学学派，如新柏拉图学派，表面上披了希腊哲学的外衣，骨子里反映的是中东的宗教思想。就连罗马帝国本身也逐渐变成了一个中东文化的国家，它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也接受中东文化的政教合一观念。教父时代最大的宗师圣奥古斯丁用拉丁文写作，反映的却是中东的神学观念。中东文化这一畸形的发展到西元622年回教兴起时结束，由于回教的兴起，中东文化斩断了希腊罗马文化的锁链，正式进入文明阶段，伟大的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先后出现，它的影响力传播到南洋群岛与非洲南部，但回教的教义仍奠基于以前的犹太教与基督教，表现出更纯粹的中东色彩。在18世纪以后，中东文化面临“幸存”的命运。
整个中世纪的思想以中东思想为核心，希腊罗马文化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这个空壳子在拜占庭[38]帝国灭亡后[39]也烟灰云灭。拜占庭帝国本身是“用希腊罗马的外壳来包装中东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但它的学术思想是纯粹基督教式的，用中东的宗教观点重新解释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是那个时代的惯技——旧瓶装新酒。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希腊罗马文化对现代人而言是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样的死文化，今天的希腊人所代表的不是希腊罗马文化，而是中东的基督教文化；今天的埃及人所代表的也不是埃及文化，而是中东的回教文化。
既然希腊罗马文化是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般的死文化，为什么西洋人还那么的崇拜它？因为希腊罗马文化的遗产对西洋人而言有特殊的意义。其实，中东文化的部分资产[40]对西洋人而言也有特殊的意义，只是西洋人故意排斥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中东文化。我们现在将镜头转到近代，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西洋文化发源于何时、何地？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标准答案是：西洋文化发源于希腊，希腊文化始于荷马的神话时代。然而史宾格勒却说，你们大家都错了，西洋文化和希腊文化根本是两个文化圈，各有各的文化主题与文化人格，怎能混为一谈？如果我们说欧洲文化起源于希腊，那没话说；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欧洲文化，仅仅是西洋文化而已！你问我：“这岂不是钻牛角尖吗？欧洲文化和西洋文化还有什么不同？”我可以答复：广义的欧洲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也包括俄国文化，但以上两者都不包括于西洋文化圈之内，不信的话，你到莫斯科街上问一个当地人看看。用英语问他说：你是不是西洋人？我敢打包票，他百分之百回答不是。
西洋文化起源于西罗马帝国灭亡[41]以后的几百年，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是一片蛮荒草昧，文化的光辉集中在中东的拜占庭帝国与回教帝国，西方则形成一个奇异的文化综合体：北欧日耳曼民族的新兴武力和南殴拉丁民族的残余文明交杂在一起，使西方世界进入中古封建时期。地中海文明的代表性民族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但是西洋文明的代表性民族是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代表性宗教是天主教与改革宗。当年北欧日耳曼蛮族既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又接受了西罗马帝国的文明，自然也接受了“用希腊罗马的外壳来包装中东的思想”这个典型的中世纪神学观念，所以早期的西洋文化相当依赖中东文明的成分。虽然武力上不断对抗回教世界，甚至蓄意骚扰回教与希腊正教世界[42]，但在文化上是中东人的乖乖弟子：他们透过中东人来认识外面的世界、吸收异国的文化，也逐渐产生了自己的文化。第5世纪到12世纪的艺术叫为“罗马式艺术”，12世纪到15世纪的艺术叫做“哥德式艺术”，15世纪到16世纪的艺术叫“文艺复兴艺术”，16世纪到18世纪的艺术叫“巴洛克艺术”，18世纪前半段的艺术叫“洛可可艺术”，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初叶的艺术叫“新古典艺术”……这以后，西洋历史就走入文明阶段了。由于启蒙时代以法国为中心，传播英美的文明理论[43]，后来拿破仑以武力将这些启蒙观念散布于全殴，于是西方各国就进入激烈竞争的帝国主义时代，伟大的大英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德意志帝国、美利坚帝国互相争霸，重演当年亚述与巴比伦争霸于美索布达米亚的情景，也重演当年春秋战国时代齐、秦、晋、楚争霸于中原的情景。那时，在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和俄国／苏联能登上国际争霸的舞台！这就是西洋史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完全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历史。你问我：西方民族和希腊罗马民族真有那么不同吗？我的答复是：的确不同。像意大利人自称是古罗马民族的后裔，其实恰恰相反，意大利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要表达的主题完全不同，就好像阿拉伯文化和古埃及文化要表达的主题也完全不同一样。我们以最浅显的表达法来说，罗马人残忍好战，稳重世故，重理性，重现实，长于法律、军事、政治，尚团结，国家政策强横霸道；意大利人浪漫多情，乐观天真，重古典，重抽象，长于艺术、音乐、宗教，好内斗，无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传统，所以法西斯政策推行得不如德国、日本成功。天下还有哪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里有这般极端的民族性差异？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前者活跃于地中海文化的文明时期，后者活跃于西方文化的文化时期。只有在我们了解到希腊与西方原来是两个文明圈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今日日耳曼国家的民族性比较像古罗马，而今日拉丁国家的民族性反倒像古希腊。我们也可以作一个比较富有诗意的对比：西方民族在希腊、罗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阿拉伯民族在埃及、巴比仑的遗迹上站立起来。
我还要补充一点，西方文化发迹得很晚。虽然西方式人格[44]早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就有迹可循，但一直到十七世纪才逐渐产生优雅精致的文明形式，在此之前，在西方世界占优势的不是西方自己的文化，而是其他民族的“文明”。像文艺复兴时代大家一窝蜂向希腊罗马文明看齐，宗教改革时代大家一窝蜂向中东回教文明的教派内战看齐，那个时候，西方文化的灵魂是隐藏在别的文明的外壳之下。尽管如此，文艺复兴绝不是希腊文明的复制，宗教战争也绝不是中东文明的复制。关于这一点，史宾格勒有最好的解释。
我还要补充一点，西方文化发迹得很晚。虽然西方式人格[44]早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就有迹可循，但一直到十七世纪才逐渐产生优雅精致的文明形式，在此之前，在西方世界占优势的不是西方自己的文化，而是其他民族的“文明”。像文艺复兴时代大家一窝蜂向希腊罗马文明看齐，宗教改革时代大家一窝蜂向中东回教文明的教派内战看齐，那个时候，西方文化的灵魂是隐藏在别的文明的外壳之下。尽管如此，文艺复兴绝不是希腊文明的复制，宗教战争也绝不是中东文明的复制。关于这一点，史宾格勒有最好的解释。
以上史宾格勒已经把“上古→中古→近代”的各大文化的主要线索都分析过了，相信读者们都会有一个印象。上古希腊、中古近东、近代西方的文化精华各有偏重：上古希腊最优秀的地方是哲学，中古近东最杰出的领域是神学，近代西方最骄傲的成就是科学。这一点，史宾格勒并未明言指出，是我归纳史宾格勒的话时忽然想到的。
现在我们还得看看与三段论史观毫不相干的其他文化的发展线索。
中国文化，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能上溯到约西元前1500年左右。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到最高潮。秦以后进入文明时期，精神文化的发展渐趋停滞，物质文明的发展则继续着，直到明朝初年，仍有超水准的表现。19世纪以后，则面临“幸存”的命运。中国进入文明时期以后的2000年，哲学思想上大致只能局限在孔孟老庄制定的框框内，至于佛教、基督教则属于外来文明的影响了。文明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很有限，就算像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那样的大哲学家，也不能跟“孔孟级”的思想家相提并论。史宾格勒没有提到中国文明的卫星国日本、朝鲜、越南的发展，可能是认为他们吸收的对象本身已是“文明”，没有什么好提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像日本，从吸收中国文明到形成自己的“国风文化”，再进一步转变成他们自己的文明，其过程也是逐步进化的。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日本直到德川家康建立幕府的时代[45]才进入文明阶段，韩国直到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的时候[46]才进入文明阶段，越南直到黎利建立大越帝国的时期[47]才进入文明阶段。[48]
印度文化起源于西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的入侵。早期的印度文化称为“吠陀文化”，以婆罗门祭司阶级为中心；后来，在西元前5世纪左右进入战国时代，传统宗教与专制王权式微，出现了佛陀级的伟大思想家和百花争鸣的学术盛况；然后，在西元前3世纪进入文明阶段，先后出现了佛教大帝国与印度教大帝国，印度的历史开始像中国一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印度在13世纪以后被回教徒政权统治，此一文明在19世纪时也面临“幸存”的命运。至于印度文明的卫星国，史宾格勒同样不屑一提。我们认为，早期信奉佛教的高棉帝国[49]只是印度支那各国的文化时期，在14世纪时泰国和缅甸建立起比较稳固的佛教政权后才进入文明时期，甚至西藏也是如此。
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文化圈，就是墨西哥和秘鲁，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最发达的印第安文明。我们之所以称为“文明”，是因为这两地最后都发展成国际性帝国的姿态。但像秘鲁的印加帝国，到了文明阶段，仍只停留在结绳记事的地步，所以史宾格勒根本不承认它是一个“高级文化”，拒绝讨论印加帝国的发展。在史宾格勒的心目中，印加帝国大概和非洲那些苏丹族或班图族的黑人帝国差不多，根本达不到“文明”的境界。但墨西哥文化就不一样了，墨西哥发展出高级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有的表音，有的指事，几乎和中国象形文一样成熟！[50]人家都说墨西哥有两支土著文化：一支叫“玛雅”，一支叫“阿兹提克”。偏偏史宾格勒说只有一支，没有两支，这就好像希腊罗马文化一样。玛雅人类似希腊人，代表文化时期；阿兹提克人类似罗马人，代表文明时期。所以，墨西哥土著只有一支文化，而不是两支！墨西哥文化在10世纪时进入文明阶段，秘鲁文化在15世纪时进入文明阶段，两者都在16世纪时毁于西班牙侵略者之手。今天，这两个文明是已死的文明，我们或者还看得见当年印加人和玛雅人的后裔，但这些印第安人已经不再了解他们祖先的文化了。
依我之见，幸存的文明仍有希望反攻主流文明[51]，借机扳回一城，但已死的文明就永无希望了！像日本就是反攻主流文明的急先锋。从欧洲到美国，从南美洲到东南亚，到处可见日本卡通及其他流行文化侵略世界的现象，这股风潮至今未衰。像苏联，不久前还以共产党文化吸引全世界的朝圣者，可现在已经过时了。东亚动态的武术、南亚静态的瑜珈在20世纪才刚刚变成西洋文化的一部分，至于中东文化，光是基督教一项，西方人就消化不完了！所以我们认为，东亚文明、南亚文明、中东文明的生命韧性超越埃及文明、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玛雅文明。换句话说，幸存文明的韧性高于已死文明。这一点，史宾格勒虽未明说，但从他的著作推测，他是完全同意的。中东文化一旦兴起，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主体就被吞灭了；西洋文化一旦兴起，墨西哥文明、秘鲁文明的主体就被吞灭了。但是，中东文明、东亚文明、南亚文明仍然屹立不倒，残而不死。所以，一个文明的生存韧性与它有多大岁数并无绝对关系。
综上所述，一部欧洲文化史不过是一部从东西对立的上古希腊罗马文化走向南北对立的近代拉丁日耳曼文化的过程，只是中间穿插了一段与中东基督教融合的发展史罢了。希腊民族的贡献偏重文化的一面，正如拉丁民族[52]一样；罗马民族的贡献偏重文明的一面，正如日耳曼民族[53]一般。希腊罗马的历史以地中海为主要舞台，拉丁日耳曼的历史以西欧、北美为主要舞台。一部中东文化史也不过是一部从埃及、巴比仑走向中东各大宗教[54]的过程，只是中间穿插了一段与希腊罗马文化融合的发展史罢了。一部东亚文化史则是一部从孤立的华夏系文化[55]走向与印度系文化[56]融合的演变史。一部南亚文化史是一部从古吠陀宗教走向近代印度教的经过，中间穿插了一段佛教占优势地位的历史。佛教不但是印度最具外来色彩的宗教[57]，它虽然不是最正统的印度宗教，却是印度宗教中唯一具有强大的国际同化力的教派。[58]古代的南亚文化有“绝对和平”的倾向，连为“正义”发动的战争[59]都被否定。虽然他们彼此间仍常发生战争，但他们的菁英分子对和平的主张尤在中东与东亚哲学家之上，更是西方远远不及的。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南亚文化的“权力意志”相当脆弱。到了后来，南亚文化的部分地盘[60]遭受中东回教文化势力的侵蚀，而西方、俄国、东亚、中东的帝国主义却都表现得有声有色。以中国为例，今天的新疆原本是中东文化的地盘，西藏原本是南亚文化的地盘，结果都变成日本人所谓的“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看了史宾格勒的书才知道，西方人多么善于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藉以转化为自己的文化，他们这方面的才能决不在日本人之下！如果我们拿天秤来称一称今天的西洋文化的各个成分，会发现其中25/100的成分源自上古希腊罗马，25/100的成分源自中古近东[61]，45/100的成分源自近代西方，5/100的成分源自其他的文化与文明[62]。因此，西洋文化本身是个极丰富的文化八宝粥，西洋人是“拿来主义”的集大成者，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洋各国本身的历史短浅，但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不在任何文明古国之下。以数学为例，印度的三角、阿拉伯的代数、希腊的力学、中国的算盘通通都被西方吸纳而去，被利用在一个完全与以前不同的抽象数学领域里。
我个人的想法，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苏格拉底是希腊文化的正统，穆罕默德是阿拉伯文化[63]的正统，歌德与康德是德国文化的正统。他们一面代表古代文化的总集成，一面开启了一个新的主流思潮。然而不同的是，耶稣和佛陀是两个异端分子，两个卓越的革命家，不代表任何文化的正统。耶稣不能代表犹太文化的正统，相反，代表犹太文化正统的是被耶稣骂得死去活来的法利赛人[64]，代表印度文化正统的是被佛陀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婆罗门祭司阶级。基督教和佛教是世界上最具跨文化色彩的宗教：基督教的底色是中东文化，但染有西方文化、俄国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辅色；佛教的底色是印度文化，却染有中东文化、希腊文化与东亚文化的辅色。所以，在纯粹的中东人与印度人眼中，两者都是十分杂驳不纯的文化大杂荟。基督教显然是中东各教派中最具洋人色彩的一派，佛教显然是印度各教派中最具胡人色彩的一派，所以基督教在中东逐渐被回教吞食，佛教在印度逐渐被印度教融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基督教和佛教既然兼容并蓄，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改造，自然使基督教能够兴盛于中东文化以北、以西的地区，使佛教繁荣于印度文化以北、以东的地区。
基督教的历史错综复杂，可是史宾格勒毕竟是天才慧眼，轻易一拨，就给我们拨云见青天！耶稣基督死后不久，基督教就分成三派：彼得派[65]、约翰派[66]、保罗派[67]。彼得派是犹太本土派，我们也可以说是乡巴佬派，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中心，他们仍然相信耶稣只是而且主要是犹太人的救主，反对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也反对外邦人加入耶路撒冷教会。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犹太教徒才配做基督徒，而外邦人要做基督徒时也得一并遵守犹太教的仪式。这一派先是被保罗派压倒，后来逐渐被古代的犹太教所同化。[68]约翰派主张，把福音往东方传，往波斯、巴比仑、印度传，往外邦的乡野传。保罗派主张，把福音往西方传，往希腊、罗马、西班牙传，往外邦的城市里传。换句话说，彼得派是“土”教会，约翰派是“东洋”教会，保罗派是“西洋”教会。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都会”既然压在新兴的中东“文化乡野”之上，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文质彬彬、有国际观、受现代教育的保罗派当然占尽优势，主导了基督教的传教方向。新约圣经大部分的书卷都是保罗写的，四福音书与保罗书信是相辅相成的，保罗使命的全部内容是“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而保罗是他的先知”，所以四福音书就是基督教的“可兰经”，保罗书信就是基督教的“穆罕默德圣训”。保罗努力将希腊哲学与罗马法律[69]融入基督教的精神里，的确，希腊罗马“文明”以武力征服了中东，到头来却被中东“文化”征服。由于保罗的传教，两大文化圈产生了融合的情形[70]。希腊罗马文明一旦接受了中东文化，他自己的文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无论是希腊哲学或罗马法律，都被中东宗教的义理所渗透。可是中东人这一边并不这样想，中东人原本对基督教这一新兴宗教有极大的盼望，希望它能继承以往的神学[71]，成为中东文化的正统，没想到保罗硬要把希腊罗马那一套带进基督教来[72]，结果变成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你想，这样的基督教怎能当中东文化的正统呢？中东人寻求反抗的方法，他们支持约翰派的基督教，而约翰派的基督教本身也比保罗派的基督教表现出更纯粹的中东精神，全本新约圣经里以“启示录”和“约翰福音”最神秘深奥，它们充分反映约翰的思想，和浅显易读的“使徒行传”、“马可福音”形成有趣的对比，这两卷书反映的是保罗的主张。由于不满意保罗派的基督教主导整个教会的发展，约翰派的基督教先后分裂出许多教派，诸如景教、摩尼教、一性论者等等。他们都被视为异端，被赶出教会。431年，以弗所会议上“东洋”、“西洋”两派基督徒正式分裂，各走各的路。中东人失望极了，古老的犹太教、拜火教、占星学派已经失去活力，新兴的基督教又被搞成这副模样，怎么办呢？幸好，救星来了。那个救星就是“来自麦加的先知”。只要他一出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和中东各教派都以“迎接王师”的姿态接受回教军队的占领，承认它是中东文化的正统。约翰派的基督教大为恐慌，企图维持东罗马帝国一小块土地。问题是，东罗马帝国的精神原本就和回教的精神类似，都是属于中东文明的，只不过回教是纯正的、拜占庭是偏杂的而已。所以这个苟延残喘、保命第一的“韦小宝式”的政权虽然能延续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间又不断有人向回教军队投诚，最后终于被土耳其军队解放了。到了那时，整个中东才把希腊罗马的外壳连根拔起，希腊罗马文明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基地、最后一个“外壳”君士坦丁堡从此变成土耳其文明的伊斯坦布尔！然而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残存的约翰派基督教吗？是的。像希腊正教徒、叙利亚的阿拉伯基督徒、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等等[73]，而中东基督教本是亚美尼亚和衣索比亚的国教。在西方，保罗式的基督教最后分裂成天主教和改革宗[74]，这一段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就不用我饶舌了。看了史宾格勒的辨证，我们对历史源流才算有点了解。那些企图“福音全球化”的基督教徒总是抱怨犹太人到今天都还不认识耶稣是救主，总是抱怨回教国家禁止基督教在其境内的传播，其实，耶稣基督既不代表犹太文化的正统，又不代表中东文化的正统，那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比韩国人更难接受基督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基督教机会，耶稣基督自己也不是不想宣传一个继承犹太旧教的新兴信仰，圣保罗使基督教“国际化”的做法也不能说有错[75]，但种种前因后果综合起来，结果使大多数的中东人拒绝相信耶稣是救主。
现在我们还得看看与三段论史观毫不相干的其他文化的发展线索。
中国文化，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能上溯到约西元前1500年左右。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到最高潮。秦以后进入文明时期，精神文化的发展渐趋停滞，物质文明的发展则继续着，直到明朝初年，仍有超水准的表现。19世纪以后，则面临“幸存”的命运。中国进入文明时期以后的2000年，哲学思想上大致只能局限在孔孟老庄制定的框框内，至于佛教、基督教则属于外来文明的影响了。文明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很有限，就算像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那样的大哲学家，也不能跟“孔孟级”的思想家相提并论。史宾格勒没有提到中国文明的卫星国日本、朝鲜、越南的发展，可能是认为他们吸收的对象本身已是“文明”，没有什么好提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像日本，从吸收中国文明到形成自己的“国风文化”，再进一步转变成他们自己的文明，其过程也是逐步进化的。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日本直到德川家康建立幕府的时代[45]才进入文明阶段，韩国直到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的时候[46]才进入文明阶段，越南直到黎利建立大越帝国的时期[47]才进入文明阶段。[48]
印度文化起源于西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的入侵。早期的印度文化称为“吠陀文化”，以婆罗门祭司阶级为中心；后来，在西元前5世纪左右进入战国时代，传统宗教与专制王权式微，出现了佛陀级的伟大思想家和百花争鸣的学术盛况；然后，在西元前3世纪进入文明阶段，先后出现了佛教大帝国与印度教大帝国，印度的历史开始像中国一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印度在13世纪以后被回教徒政权统治，此一文明在19世纪时也面临“幸存”的命运。至于印度文明的卫星国，史宾格勒同样不屑一提。我们认为，早期信奉佛教的高棉帝国[49]只是印度支那各国的文化时期，在14世纪时泰国和缅甸建立起比较稳固的佛教政权后才进入文明时期，甚至西藏也是如此。
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文化圈，就是墨西哥和秘鲁，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最发达的印第安文明。我们之所以称为“文明”，是因为这两地最后都发展成国际性帝国的姿态。但像秘鲁的印加帝国，到了文明阶段，仍只停留在结绳记事的地步，所以史宾格勒根本不承认它是一个“高级文化”，拒绝讨论印加帝国的发展。在史宾格勒的心目中，印加帝国大概和非洲那些苏丹族或班图族的黑人帝国差不多，根本达不到“文明”的境界。但墨西哥文化就不一样了，墨西哥发展出高级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有的表音，有的指事，几乎和中国象形文一样成熟！[50]人家都说墨西哥有两支土著文化：一支叫“玛雅”，一支叫“阿兹提克”。偏偏史宾格勒说只有一支，没有两支，这就好像希腊罗马文化一样。玛雅人类似希腊人，代表文化时期；阿兹提克人类似罗马人，代表文明时期。所以，墨西哥土著只有一支文化，而不是两支！墨西哥文化在10世纪时进入文明阶段，秘鲁文化在15世纪时进入文明阶段，两者都在16世纪时毁于西班牙侵略者之手。今天，这两个文明是已死的文明，我们或者还看得见当年印加人和玛雅人的后裔，但这些印第安人已经不再了解他们祖先的文化了。
依我之见，幸存的文明仍有希望反攻主流文明[51]，借机扳回一城，但已死的文明就永无希望了！像日本就是反攻主流文明的急先锋。从欧洲到美国，从南美洲到东南亚，到处可见日本卡通及其他流行文化侵略世界的现象，这股风潮至今未衰。像苏联，不久前还以共产党文化吸引全世界的朝圣者，可现在已经过时了。东亚动态的武术、南亚静态的瑜珈在20世纪才刚刚变成西洋文化的一部分，至于中东文化，光是基督教一项，西方人就消化不完了！所以我们认为，东亚文明、南亚文明、中东文明的生命韧性超越埃及文明、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玛雅文明。换句话说，幸存文明的韧性高于已死文明。这一点，史宾格勒虽未明说，但从他的著作推测，他是完全同意的。中东文化一旦兴起，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主体就被吞灭了；西洋文化一旦兴起，墨西哥文明、秘鲁文明的主体就被吞灭了。但是，中东文明、东亚文明、南亚文明仍然屹立不倒，残而不死。所以，一个文明的生存韧性与它有多大岁数并无绝对关系。
综上所述，一部欧洲文化史不过是一部从东西对立的上古希腊罗马文化走向南北对立的近代拉丁日耳曼文化的过程，只是中间穿插了一段与中东基督教融合的发展史罢了。希腊民族的贡献偏重文化的一面，正如拉丁民族[52]一样；罗马民族的贡献偏重文明的一面，正如日耳曼民族[53]一般。希腊罗马的历史以地中海为主要舞台，拉丁日耳曼的历史以西欧、北美为主要舞台。一部中东文化史也不过是一部从埃及、巴比仑走向中东各大宗教[54]的过程，只是中间穿插了一段与希腊罗马文化融合的发展史罢了。一部东亚文化史则是一部从孤立的华夏系文化[55]走向与印度系文化[56]融合的演变史。一部南亚文化史是一部从古吠陀宗教走向近代印度教的经过，中间穿插了一段佛教占优势地位的历史。佛教不但是印度最具外来色彩的宗教[57]，它虽然不是最正统的印度宗教，却是印度宗教中唯一具有强大的国际同化力的教派。[58]古代的南亚文化有“绝对和平”的倾向，连为“正义”发动的战争[59]都被否定。虽然他们彼此间仍常发生战争，但他们的菁英分子对和平的主张尤在中东与东亚哲学家之上，更是西方远远不及的。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南亚文化的“权力意志”相当脆弱。到了后来，南亚文化的部分地盘[60]遭受中东回教文化势力的侵蚀，而西方、俄国、东亚、中东的帝国主义却都表现得有声有色。以中国为例，今天的新疆原本是中东文化的地盘，西藏原本是南亚文化的地盘，结果都变成日本人所谓的“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看了史宾格勒的书才知道，西方人多么善于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藉以转化为自己的文化，他们这方面的才能决不在日本人之下！如果我们拿天秤来称一称今天的西洋文化的各个成分，会发现其中25/100的成分源自上古希腊罗马，25/100的成分源自中古近东[61]，45/100的成分源自近代西方，5/100的成分源自其他的文化与文明[62]。因此，西洋文化本身是个极丰富的文化八宝粥，西洋人是“拿来主义”的集大成者，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洋各国本身的历史短浅，但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不在任何文明古国之下。以数学为例，印度的三角、阿拉伯的代数、希腊的力学、中国的算盘通通都被西方吸纳而去，被利用在一个完全与以前不同的抽象数学领域里。
我个人的想法，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苏格拉底是希腊文化的正统，穆罕默德是阿拉伯文化[63]的正统，歌德与康德是德国文化的正统。他们一面代表古代文化的总集成，一面开启了一个新的主流思潮。然而不同的是，耶稣和佛陀是两个异端分子，两个卓越的革命家，不代表任何文化的正统。耶稣不能代表犹太文化的正统，相反，代表犹太文化正统的是被耶稣骂得死去活来的法利赛人[64]，代表印度文化正统的是被佛陀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婆罗门祭司阶级。基督教和佛教是世界上最具跨文化色彩的宗教：基督教的底色是中东文化，但染有西方文化、俄国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辅色；佛教的底色是印度文化，却染有中东文化、希腊文化与东亚文化的辅色。所以，在纯粹的中东人与印度人眼中，两者都是十分杂驳不纯的文化大杂荟。基督教显然是中东各教派中最具洋人色彩的一派，佛教显然是印度各教派中最具胡人色彩的一派，所以基督教在中东逐渐被回教吞食，佛教在印度逐渐被印度教融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基督教和佛教既然兼容并蓄，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改造，自然使基督教能够兴盛于中东文化以北、以西的地区，使佛教繁荣于印度文化以北、以东的地区。
基督教的历史错综复杂，可是史宾格勒毕竟是天才慧眼，轻易一拨，就给我们拨云见青天！耶稣基督死后不久，基督教就分成三派：彼得派[65]、约翰派[66]、保罗派[67]。彼得派是犹太本土派，我们也可以说是乡巴佬派，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中心，他们仍然相信耶稣只是而且主要是犹太人的救主，反对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也反对外邦人加入耶路撒冷教会。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犹太教徒才配做基督徒，而外邦人要做基督徒时也得一并遵守犹太教的仪式。这一派先是被保罗派压倒，后来逐渐被古代的犹太教所同化。[68]约翰派主张，把福音往东方传，往波斯、巴比仑、印度传，往外邦的乡野传。保罗派主张，把福音往西方传，往希腊、罗马、西班牙传，往外邦的城市里传。换句话说，彼得派是“土”教会，约翰派是“东洋”教会，保罗派是“西洋”教会。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都会”既然压在新兴的中东“文化乡野”之上，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文质彬彬、有国际观、受现代教育的保罗派当然占尽优势，主导了基督教的传教方向。新约圣经大部分的书卷都是保罗写的，四福音书与保罗书信是相辅相成的，保罗使命的全部内容是“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而保罗是他的先知”，所以四福音书就是基督教的“可兰经”，保罗书信就是基督教的“穆罕默德圣训”。保罗努力将希腊哲学与罗马法律[69]融入基督教的精神里，的确，希腊罗马“文明”以武力征服了中东，到头来却被中东“文化”征服。由于保罗的传教，两大文化圈产生了融合的情形[70]。希腊罗马文明一旦接受了中东文化，他自己的文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无论是希腊哲学或罗马法律，都被中东宗教的义理所渗透。可是中东人这一边并不这样想，中东人原本对基督教这一新兴宗教有极大的盼望，希望它能继承以往的神学[71]，成为中东文化的正统，没想到保罗硬要把希腊罗马那一套带进基督教来[72]，结果变成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你想，这样的基督教怎能当中东文化的正统呢？中东人寻求反抗的方法，他们支持约翰派的基督教，而约翰派的基督教本身也比保罗派的基督教表现出更纯粹的中东精神，全本新约圣经里以“启示录”和“约翰福音”最神秘深奥，它们充分反映约翰的思想，和浅显易读的“使徒行传”、“马可福音”形成有趣的对比，这两卷书反映的是保罗的主张。由于不满意保罗派的基督教主导整个教会的发展，约翰派的基督教先后分裂出许多教派，诸如景教、摩尼教、一性论者等等。他们都被视为异端，被赶出教会。431年，以弗所会议上“东洋”、“西洋”两派基督徒正式分裂，各走各的路。中东人失望极了，古老的犹太教、拜火教、占星学派已经失去活力，新兴的基督教又被搞成这副模样，怎么办呢？幸好，救星来了。那个救星就是“来自麦加的先知”。只要他一出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和中东各教派都以“迎接王师”的姿态接受回教军队的占领，承认它是中东文化的正统。约翰派的基督教大为恐慌，企图维持东罗马帝国一小块土地。问题是，东罗马帝国的精神原本就和回教的精神类似，都是属于中东文明的，只不过回教是纯正的、拜占庭是偏杂的而已。所以这个苟延残喘、保命第一的“韦小宝式”的政权虽然能延续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间又不断有人向回教军队投诚，最后终于被土耳其军队解放了。到了那时，整个中东才把希腊罗马的外壳连根拔起，希腊罗马文明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基地、最后一个“外壳”君士坦丁堡从此变成土耳其文明的伊斯坦布尔！然而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残存的约翰派基督教吗？是的。像希腊正教徒、叙利亚的阿拉伯基督徒、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等等[73]，而中东基督教本是亚美尼亚和衣索比亚的国教。在西方，保罗式的基督教最后分裂成天主教和改革宗[74]，这一段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就不用我饶舌了。看了史宾格勒的辨证，我们对历史源流才算有点了解。那些企图“福音全球化”的基督教徒总是抱怨犹太人到今天都还不认识耶稣是救主，总是抱怨回教国家禁止基督教在其境内的传播，其实，耶稣基督既不代表犹太文化的正统，又不代表中东文化的正统，那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比韩国人更难接受基督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基督教机会，耶稣基督自己也不是不想宣传一个继承犹太旧教的新兴信仰，圣保罗使基督教“国际化”的做法也不能说有错[75]，但种种前因后果综合起来，结果使大多数的中东人拒绝相信耶稣是救主。
然而，俄国的“重新发现”是一项奇迹。俄国文化是一个直到今天都尚未进入文明阶段的文化，它的早期文化被中东基督教[76]的外壳所覆盖，它的晚期文化在彼得大帝的主持下又被西方文化的外壳所覆盖，所以直到今天，俄国文化的灵魂仍藏在其他民族的文明底下。[77]史宾格勒认为，俄国接受共产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反西方，实际上是“利用西方文明里面的反西方因素——马克思主义——来反西方”。表面上是反西方，实际上仍是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仍然无法表现出自己文化的特色。这真是卓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到达最繁荣的阶段后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原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共产主义。可是，帝俄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起西欧国家是很可怜的，很不“繁荣”。那为什么俄国共产党比西方共产党更急着要革命呢？因为俄国人一面急着要反西方[78]，一面又不肯脱离西方的影响[79]，所以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史宾格勒又预言：当俄国人推翻了共产党后，他们会走向维护传统文化，设法展现纯粹的俄国文化的一面，以期挣脱西方的外壳，使自己顺利的从“文化”走向“文明”。这个预言显然是落空了！苏联的解体只会使俄国更进一步的西化，而不会产生任何挣脱西方外壳的举动。于是，内在的灵魂与外面的壳子[80]仍然矛盾摩擦，仍然动荡不安。为什么中东最后走出了希腊的包袱而俄国始终走不出西方的包袱？根据我的判断，因为新兴的中东文化足以产生与古老的希腊文明相对抗的优秀内涵，最后甚至把希腊文明给压了下去，但新兴的俄国文化到现在为止尚未产生足以压倒古老的西方文明的优秀内涵，所以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最后变成一个天堂里的神话而非人间的现实。
今天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上取得的成功有点类似当年希腊罗马文明在地中海世界取得的成就，那是种压倒性的优势。美索布达米亚的国际社会若比起以希腊语为世界语的地中海国际社会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同样，以汉语为媒介语的东亚国际社会以及以阿拉伯语为媒介语的回教国际社会，若和今天以英语为世界语的西方国际社会比起来，那真是相去不可以里计！一个是小国际，一个是大国际，小国际将被大国际所同化，而且是各个击破，不是一举而整体击破。这种绝对优势的文明将同化整个世界，不过，弱势文化中的命运却各个不同。面对超强文明的挑战，有些民族根本还没有进入文明阶段，就像希腊人眼中的中东人、罗马人眼中的日耳曼人、西方人眼中的俄国人；有些民族早已进入文明阶段，就像希腊人眼中的古埃及人、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正因为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不一样，他们的回应也大异其趣。照这种观点看来，俄国、土耳其、日本的西化运动根本不是同等性质的，因为日本和土耳其是文明，俄国只是文化，前者是已经根深蒂固的文明要接受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后者是一片文化沙漠或是只有初生的文化幼苗突然被迫接受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史宾格勒指出，亚历山大大帝强迫中东文化接受希腊文明和彼得大帝强迫俄国文化接受西方文明是很相像的形态。强迫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使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更加国际化，使中东文化与俄国文化变得更先进、更城市化。但为了所谓的现代化，必然付出惨痛的代价，使自己的文化畸形发展。在中东土地上建立的是希腊的城邦，不代表中东自己的文化风格，中东人认为，那些城邦、那些高级文明都是外国的产物，不是从中东的乡野自己发展出来的城市，他们潜意识里排斥这种高级文明，认为乡野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俄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在俄国土地上建立像圣彼得堡那样的西方城市，结果导致了广大乡野的农人对城市与西方文明产生更大的反感，最后造成沙皇政权的不稳因素。但是日本和土耳其本身就是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文明”，西方文明的引进只会使他们更向往城市生活。然而，所谓“文明”，本身就含有不易改变的特质以及庞大的传统势力。土耳其之所以能成功地建立一个西式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恐怕还有内在原因。土耳其的政治人物能控制不满的回教传统势力，但伊朗的国王不能做到这一点。日本是中国文明卫星国中最具独立与叛徒性质的一个：在某一方面，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比中国更中国；在另一方面，它却把中国思想窜改得面目全非，引进中国思想，转化中国思想，变成日本自己的思想，最后跟中原正统的思想相去甚远。
上古希腊，中古近东，近代西方，为了叙述方便，也为了将文化圈形象化、象征化，史宾格勒给这三者各取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外号：上古希腊叫做“阿波罗文化”，中古近东叫做“magic文化”，近代西方叫做“浮士德文化”。把上古希腊叫做“阿波罗文化”是没什么好争议的，就算是古罗马，也不过和古埃及一样，最后成为大希腊文化的卫星国之一。把中古近东叫做“magic文化”就很妙。什么是magic呢？magic是魔术师、炼金术士、占星算命者，是给婴孩耶稣送来乳香、没药、黄金的东方“三博士”的“博士”。古代波斯、巴比仑一带的祭司＋文士＋天文观测家＋知识分子＋儒生＋思想家＋哲学家＋文化人，足以代表中东文化的神秘性，因此把中东文化叫做“魔术师文化”，就好像把中国文化叫做“士大夫文化”、把西藏文化叫做“喇嘛文化”、把印度文化叫做“婆罗门文化”、把西方文化叫做“白领阶级文化”一样。一样什么呢？一样莫名其“妙”！史宾格勒把西方文化叫做“浮士德文化”，分明就是想把德国当作西方文化的正统。当然，他说的有一部分道理，西方文化的接生婆就是日耳曼蛮族，凡是被日耳曼蛮族侵略过的西罗马版图都会自动变成一个西方文化的国家，比如英格兰、法兰西、普鲁汶斯、西班牙、葡萄牙、北意大利就是。但是，仅止于此的说服力是不够的。史宾格勒显然有点拉丁民族[81]不过是日耳曼民族[82]的“文明”卫星国的意思，因为拉丁民族太倾向于上古希腊与中古近东，太沉迷在古典的哲学和宗教里，就是法国，也太华而不实了，不像日耳曼民族比较具有西方“文化”的原创性，也比较具有西方“文明”的开创性。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时代[83]，由拉丁民族独领风骚，但进入文明时期以后，一切指导性的理论与革命性的创新几乎都出自日耳曼民族之手！法国启蒙思想的灵感其实源自英美民主政治，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帝国主义均起源于英国，现代海军与空军的体制由英、美主导，现代陆军军制与坦克起源于德国，现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之父亚当·史密斯与卡尔·马克思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也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这也言之成理，但是近代西方文化实由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共同创造，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文化宗主国与文化卫星国的关系，同希腊与罗马、中国与日本间的关系多少还是有点差异。别的不说，光是意大利的歌剧、法国的文艺沙龙、阿根廷的探戈、西班牙的耶稣会，就都是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史宾格勒在历史学内最特殊的贡献是：主张以人文科学的方法解释历史。他认为，宇宙可以分为自然宇宙与内在宇宙两部分，学术研究当然应该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部分：前者研究“已经定型的事物”，是死板而机械化的具体空间，其认知的方法是“数学的定律”，着重的是循环性的因果观念，只有自然的脉动节奏存在，因此公式与系统包办了整个的研究模式；后者研究“生成变化中的过程”，是活泼而有机的抽象时间，其认知的方法是“历史的比喻”[84]，着重的是偶然的命运观念，除了自然的脉动节奏外，还有自我的觉醒意识存在，因此图像与象征占学术研究的重要地位。自然宇宙[85]和人类文化[86]是对立的，越高级的人类文化距离自然宇宙越远，也可以说受自然的束缚越少，相对地，他们的都会生活就显得矫揉造作，一点也不自然。所以，农人的智慧是乡土而直觉的，善于“感受”自然的脉动，他们是文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商人的智慧是城市而理智的，善于“察觉”社会的动态，他们是文明时期的代表人物。可是，由于近代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迅速发展，人文科学逐渐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用自然科学的求证与实验的态度研究人文科学变成世界的主流趋势。正如史宾格勒所指出的，历史被当作自然而加以处理了！把因果、系统、定律的原则应用在历史之上，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正在进行的事物”，只有“已经完成、已经定型的事物”。但是历史本是“正在进行、正在演变中”的事物啊！不用说，我们今天在学校里所学的历史的确是这样，除了死记年代、地点、事件、人物、因果关系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不能从大的角度看出历史的命运，也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尤其不能产生切身的、与当今社会相关的感觉，完全跟物理学的定律没有两样，硬把历史当作“物”而非“人”来研究，难怪很多人厌恶历史。史宾格勒不是西方史学的主流派，但他的观察的确很有道理。不过，他自己建构的历史体系纯为各大文化算命，根本无法取代“科学的”、“进化的”主流历史观念，他可以说是历史的“病理学家”而非“生理学家”。
史宾格勒开“比较文化学”的先河固然功不可没，但有一个明显的流弊，就是过分强调各大文化间的差异，使我们对近代西方人文科学信誓旦旦的许多“真理”产生了怀疑。像西方心理学预设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的心理特征”，像是“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潜意识”之类的，到底有多少是纯粹西方文化的产物，有多少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惑的普遍真理？据史宾格勒所言，古代中东文化根本就没有“智慧财产权”、“著作专利权”的观念，所以《圣经》和《可兰经》的作者中没有一个敢自称书是他写的，他们都说是神写的，他们自己不过是上帝的“容器”与“代言人”罢了，怎么敢把上帝的话当成自己的话呢？在中东国家，越是重要的典籍，人们越不敢自称是自己写的，总是假扥别的权威或上帝的名义而写，甚至写书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的，上帝随时可以取回！《马太福音》的作者未必是马太，但马太是耶稣的门徒，是教会的权威，冠上马太的名字总比冠上自己的名字好吧？《大卫的诗篇》、《所罗门的箴言》也都是如此，冠上大卫、所罗门的名字总比冠上自己的名字响亮吧？《摩西十诫》的颁发者是耶和华而不是摩西，《可兰经》的作者是阿拉而不是穆圣，对中东人而言，这不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而是历史的现实！可是，西方人的观念绝不是如此。在西方世界，越是重要的典籍，人们越抢著作者的名义，可以名利双收嘛！一本《教义问答》写完了，中东人会这样祷告：感谢主捡选“卑微如我者”为容器，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西方人会这样祷告：感谢主赐我“有能力”做祂的器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自古以来上帝从不捡选西洋人写《圣经》、永远只挑中东人写《圣经》。显然，上帝对中东人的祷告满意极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自称是先知、会预言未来的人很多，但真正在历史上留名的实在凤毛麟角，而中东国家才真正是先知的国度。因此，“著作专利权”的观念显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另外，古代印度是没有历史观念的，因此说，“所有的文明皆注重历史”是错误的。还有，既然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人和中国人居然还能把象形文字输入电脑里，西方百科全书说“象形文字”是“埃及和其他古代民族所使用的文字”显然就有问题！这样一层层削剥下来，今天我们在各大学与大专院校学到的西方人文理论到底有多少教条或观念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真理”呢？而史宾格勒正好认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象，不同的人类有不同的真理！这样的“文明相对论”对西方固有思想是一种正面打击。因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每一学说都建立在“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对任何文明皆有利”的假设之上，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推销[87]他们的文明到世界各地去。史宾格勒虽然相信上帝[88]，却显然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而他也认为这是文明时代的表征：文化时代的农人用心灵感觉宗教，文明时代的教授用大脑思考宗教，所以无论信教或不信教，他们的心态都是“非宗教”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史宾格勒认为每一高级文化都会出现的种种定律，偶尔也出现例外的情形，要为文化下定律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比为自然下定律复杂多了！
史宾格勒透视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鉴古以知今”，一切都为了支持他的观点——西方正在没落中。既然拜占庭文明已经没落，满清文明已经没落，阿拉伯文明已经没落，希腊罗马文明已经没落……凡是进入文明阶段的民族都已没落，都已“盛极而衰”，西方文明怎么会例外呢？西方文明怎么会如一般天真的西方人所想象的会一直进步下去呢？难道西方人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已经步入文明阶段？这是对西方文化的本质作深刻反省的结果。然而，一个民族进入文明阶段后的寿命有长有短，有迅速没落，也有永久残存。西方文明的扩张力既已改变了地表的面貌，显然是“永久残存”的类型。
许多西方人习惯上将亚洲视为一整体，但是亚洲人自己不以为然。相反，许多东方人习惯上把欧洲视为一整体，欧洲人倒是乐于接受。史宾格勒显然拓宽了我们原有的世界观，也破坏了我们原有的世界观。现代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化已采取四分法[89]，比五四时代梁漱溟先生的三分法[90]更加细密。西方学者大致上也同意这个四分法，或者说，他们同意亚洲文化大致上可以分为东亚、南亚、中东三大类，而欧洲文化理应单独归作一类，理由不外乎是基督教的共同信仰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共同遗产。然而史宾格勒最特殊的贡献就在于此，他无疑已经把欧洲文化清楚区分为南欧地中海文化、北欧日耳曼文化、东欧斯拉夫文化三大类，还能确切指出亚洲三大文化都已变成幸存的弱势文明，欧洲三大文化中一个是早已衰老死去的文明，一个是正从壮年走入老年的强势文明，一个是尚未结出文明果实的文化蓓蕾。
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第一个障碍，是它的书名。许多人一看到书名就皱眉头，就本能地认为：西方根本还没有没落嘛！史宾格勒的预言不准！看他的书没有价值！他的话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失落的一代”对自己文明失去信心的暂时现象，没有真正摸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其实，我们都误会了史宾格勒“没落”的意思。正如亚里斯多德时代的“物理学”意思不同于现代的“物理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意思也和今天有所不同，史宾格勒的“没落”是有他个人哲学意义的，和我们所理解的“没落”不一样。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史宾格勒的想法，会惊讶的发现：他竟然认为中国是从秦汉时代开始没落的，印度是从阿育王Asoka时代开始没落的，希腊是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没落的，中东是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没落的，西方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没落的。我们从阅读经验中得到一个非常吊诡的印象，即：史宾格勒所说的“没落”等于我们现代人观念里的“繁荣”！一点也不错，20世纪没有第二本书对西方文明繁荣的原因探讨得比《西方的没落》更精辟详细了。当然，史宾格勒和我们一般人观念不一样，他说的“没落”不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表面繁荣，其实内部腐败”的那种没落，而是另外一种没落。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只看到文化的结果——物质文明，直觉地认为那是最好最繁荣的，而文化的过程只是一段“发展中”的落后阶段。史宾格勒看到的是文化的过程，他认为过程才是最好最有价值的，文化的成果——物质文明反而没什么意义。所以史宾格勒大大吹捧中世纪与巴洛克时代，又大大抨击19、20世纪的历史。因为，中古时代与巴洛克时代都是西方文化的发育成长的时代，正在加工处理中，各种学术思想蓬勃发展；而19、20世纪已经是西方文明的定型时代，已经变成无法改造的成品了，只有发展富丽堂皇的物质文明与国际争霸的殖民帝国的份儿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史宾格勒只赞美中国的先秦时代而故意贬低中国的汉唐时代，只赞美印度的吠陀时代而故意贬低印度的帝国时代，只赞美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而故意贬低罗马的凯撒时代，只赞美最尔小国的巴勒斯坦而故意贬低硕大无朋的阿拉伯帝国。史宾格勒一再指出，一种文化就好比一个人一样，从小孩阶段成长到少年阶段，又从少年阶段成长到壮年阶段，壮年阶段就相当于文明阶段。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是：壮年阶段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黄金时代，文明阶段是一个文化最繁荣的精华时代；可是史宾格勒看到的却是：哎呀！他既然已经是一个壮年人了，性格和才能都已经稳定下来了，事业、精力都会盛极而衰，老境将至、离死不远啰！他既然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了，各方面的文化成就差不多都已定型，那就只有慢慢地没落消沉下去啦！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史宾格勒为各大文化算命的结果是，每一个高级文化从出生到壮年的成长时间大约历时1000年左右。而我们也知道，人的老死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什么时候死却不一定。西方文明这个壮年人何时大限将至？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中国文明这个穿著满清官服的老头多活了2000年还不死，印度文明这个头戴白布巾的老头多活了2000年也还不死，中东文明这个黑衣教士打扮的老头多活了1200年居然也还没死，而且，这些矍铄老翁完全没有临终要死的迹象，还好好的活着哩！不像古罗马人、古埃及人和古印加人，我们现在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那才是真正的走入历史！那么西方文明这个刚刚步入老年的贵族绅士可能还有一、两千年的寿命，之后会不会死还是未知数呢！那史宾格勒现在就担心西方的没落岂不是杞人忧天？
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第二个障碍，是它的负面影响力。“据说”，这书是德国纳粹党推行军国政策与日耳曼雅利安人种沙文主义的工具，这种与法西斯挂钩、鼓吹种族主义的筢脏书怎么能看？我个人的想法是，史宾格勒身为德国人，以德国的光荣传统自傲，又希望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打赢，本是无可厚非的事。至于种族主义，客观地说，《西方的没落》一书虽然暗示德国会胜利，也明确表示西方文化起源于德国而非希腊，却绝不是推销种族主义的书。《西方的没落》推销的是“世界文化共同命运论”，认为，即使像西方这样旷古所无、独一无二的文化最终也和其他文化一样走入文明、走向没落了。可以想见，书中并不存在真正的种族沙文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史宾格勒说西方文化起源于中世纪的德国而非上古时代的希腊，这是有人种学与文化学上的根据的。文化学上的根据，前面已概略分析过，现在我想谈一下人种学上的根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各国全都是日耳曼民族建立的：现代英格兰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91]的后裔，德国人是日耳曼人[92]的后裔，瑞典人是维京人[93]的后裔，荷兰人是尼德兰人[94]的后裔。现代法国人虽然自称是高卢民族[95]的后裔，其实他们却是日耳曼族法兰克人[96]与罗马、高卢人的混血种；现代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虽然自称是伊比利亚人[97]后裔，其实却是日耳曼族西哥德人[98]与罗马——伊比利亚人的混血种，还加上一些阿拉伯——犹太人的闪族血统；现代意大利人虽然自称是古罗马人[99]的后裔，但是北意大利人身上流有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南意大利人身上流有希腊人的血液，真正有比较纯的古罗马血统的只有以罗马城为中心的中部意大利人，但中部意大利人也是古罗马人和Etruria人的混血种。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日耳曼民族[100]的血统较纯，而今天所谓的拉丁民族[101]不是古罗马人的直系后裔[102]，也不是古罗马文化的继承人。[103]为什么文明时代拉丁民族的工业发展一向比较落后？尤其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表现有时候真令人摇头叹气？除了民族性的解释外，我们还可以得到文化学与人种学上的解释，史宾格勒在这方面无疑是先驱。虽然有文化学与人种学上的根据，但是我们不必因此而认为德国民族有什么先天的优越性，像史宾格勒自以为是的那般，因为当年那些日耳曼蛮族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后纷纷成家立业，其中家业最大的不是在德国的日耳曼蛮族，而是在法国的日耳曼蛮族，而整个西方世界都进入了日耳曼式的骑士时代。
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第三个障碍，是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兴趣与了解程度。首先，对西方历史文化不感兴趣的人不会去读它；第二，对西方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没有一定认识的人根本无法了解史宾格勒的精辟观点，反而会被他迷宫一般的伟大论文搞的昏头转向，最后失去欣赏的兴趣与批判的能力。我自己对西方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只是皮毛，但是欣赏的兴趣与批判的能力总还是有的。《西方的没落》不能作为历史入门书，只能作为历史学领域深造的书。
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第四个障碍，是对史宾格勒特殊观点的理解与掌握程度。要知道，史宾格勒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态度是否定的，对俄国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的态度也是否定的，这恐怕是西方史学界非常罕见的例子。除非我们能完全掌握史宾格勒的关键思想——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否则根本不会懂他在胡说什么，更别说会接受他的观点了。以上面两个例子而言，一般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是“从中世纪的黑暗跨入近代的光明之门”，是一个进步运动；史宾格勒则认为，文艺复兴是意大利知识分子挑起的一个名不符实的退步运动，其目的是高举古典文明旗帜[104]以反抗新生的西方文化[105]，所以西方文化早期[106]、晚期[107]、文明期[108]的各方面表现都能表现纯粹的西方文化特色，唯有文艺复兴时代表现出一种表面古典、实际西方的杂糅色彩。了解史宾格勒思想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认为“文化”与“文明”是反义词而非我们现代人观念里的同义词。所以，《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的真正意义是：当西方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时代兴起，以精神文化为主的时代也就逐渐衰落了。这样的观点和我们一般人的历史观念其实相差不远，只是德国人写论文时总喜欢带有深厚的哲学气息，总喜欢故意用比较专业冷僻的名词表达我们的日常想法。
今天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上取得的成功有点类似当年希腊罗马文明在地中海世界取得的成就，那是种压倒性的优势。美索布达米亚的国际社会若比起以希腊语为世界语的地中海国际社会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同样，以汉语为媒介语的东亚国际社会以及以阿拉伯语为媒介语的回教国际社会，若和今天以英语为世界语的西方国际社会比起来，那真是相去不可以里计！一个是小国际，一个是大国际，小国际将被大国际所同化，而且是各个击破，不是一举而整体击破。这种绝对优势的文明将同化整个世界，不过，弱势文化中的命运却各个不同。面对超强文明的挑战，有些民族根本还没有进入文明阶段，就像希腊人眼中的中东人、罗马人眼中的日耳曼人、西方人眼中的俄国人；有些民族早已进入文明阶段，就像希腊人眼中的古埃及人、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正因为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不一样，他们的回应也大异其趣。照这种观点看来，俄国、土耳其、日本的西化运动根本不是同等性质的，因为日本和土耳其是文明，俄国只是文化，前者是已经根深蒂固的文明要接受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后者是一片文化沙漠或是只有初生的文化幼苗突然被迫接受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史宾格勒指出，亚历山大大帝强迫中东文化接受希腊文明和彼得大帝强迫俄国文化接受西方文明是很相像的形态。强迫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使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更加国际化，使中东文化与俄国文化变得更先进、更城市化。但为了所谓的现代化，必然付出惨痛的代价，使自己的文化畸形发展。在中东土地上建立的是希腊的城邦，不代表中东自己的文化风格，中东人认为，那些城邦、那些高级文明都是外国的产物，不是从中东的乡野自己发展出来的城市，他们潜意识里排斥这种高级文明，认为乡野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俄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在俄国土地上建立像圣彼得堡那样的西方城市，结果导致了广大乡野的农人对城市与西方文明产生更大的反感，最后造成沙皇政权的不稳因素。但是日本和土耳其本身就是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文明”，西方文明的引进只会使他们更向往城市生活。然而，所谓“文明”，本身就含有不易改变的特质以及庞大的传统势力。土耳其之所以能成功地建立一个西式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恐怕还有内在原因。土耳其的政治人物能控制不满的回教传统势力，但伊朗的国王不能做到这一点。日本是中国文明卫星国中最具独立与叛徒性质的一个：在某一方面，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比中国更中国；在另一方面，它却把中国思想窜改得面目全非，引进中国思想，转化中国思想，变成日本自己的思想，最后跟中原正统的思想相去甚远。
上古希腊，中古近东，近代西方，为了叙述方便，也为了将文化圈形象化、象征化，史宾格勒给这三者各取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外号：上古希腊叫做“阿波罗文化”，中古近东叫做“magic文化”，近代西方叫做“浮士德文化”。把上古希腊叫做“阿波罗文化”是没什么好争议的，就算是古罗马，也不过和古埃及一样，最后成为大希腊文化的卫星国之一。把中古近东叫做“magic文化”就很妙。什么是magic呢？magic是魔术师、炼金术士、占星算命者，是给婴孩耶稣送来乳香、没药、黄金的东方“三博士”的“博士”。古代波斯、巴比仑一带的祭司＋文士＋天文观测家＋知识分子＋儒生＋思想家＋哲学家＋文化人，足以代表中东文化的神秘性，因此把中东文化叫做“魔术师文化”，就好像把中国文化叫做“士大夫文化”、把西藏文化叫做“喇嘛文化”、把印度文化叫做“婆罗门文化”、把西方文化叫做“白领阶级文化”一样。一样什么呢？一样莫名其“妙”！史宾格勒把西方文化叫做“浮士德文化”，分明就是想把德国当作西方文化的正统。当然，他说的有一部分道理，西方文化的接生婆就是日耳曼蛮族，凡是被日耳曼蛮族侵略过的西罗马版图都会自动变成一个西方文化的国家，比如英格兰、法兰西、普鲁汶斯、西班牙、葡萄牙、北意大利就是。但是，仅止于此的说服力是不够的。史宾格勒显然有点拉丁民族[81]不过是日耳曼民族[82]的“文明”卫星国的意思，因为拉丁民族太倾向于上古希腊与中古近东，太沉迷在古典的哲学和宗教里，就是法国，也太华而不实了，不像日耳曼民族比较具有西方“文化”的原创性，也比较具有西方“文明”的开创性。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时代[83]，由拉丁民族独领风骚，但进入文明时期以后，一切指导性的理论与革命性的创新几乎都出自日耳曼民族之手！法国启蒙思想的灵感其实源自英美民主政治，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帝国主义均起源于英国，现代海军与空军的体制由英、美主导，现代陆军军制与坦克起源于德国，现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之父亚当·史密斯与卡尔·马克思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也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这也言之成理，但是近代西方文化实由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共同创造，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文化宗主国与文化卫星国的关系，同希腊与罗马、中国与日本间的关系多少还是有点差异。别的不说，光是意大利的歌剧、法国的文艺沙龙、阿根廷的探戈、西班牙的耶稣会，就都是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史宾格勒在历史学内最特殊的贡献是：主张以人文科学的方法解释历史。他认为，宇宙可以分为自然宇宙与内在宇宙两部分，学术研究当然应该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部分：前者研究“已经定型的事物”，是死板而机械化的具体空间，其认知的方法是“数学的定律”，着重的是循环性的因果观念，只有自然的脉动节奏存在，因此公式与系统包办了整个的研究模式；后者研究“生成变化中的过程”，是活泼而有机的抽象时间，其认知的方法是“历史的比喻”[84]，着重的是偶然的命运观念，除了自然的脉动节奏外，还有自我的觉醒意识存在，因此图像与象征占学术研究的重要地位。自然宇宙[85]和人类文化[86]是对立的，越高级的人类文化距离自然宇宙越远，也可以说受自然的束缚越少，相对地，他们的都会生活就显得矫揉造作，一点也不自然。所以，农人的智慧是乡土而直觉的，善于“感受”自然的脉动，他们是文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商人的智慧是城市而理智的，善于“察觉”社会的动态，他们是文明时期的代表人物。可是，由于近代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迅速发展，人文科学逐渐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用自然科学的求证与实验的态度研究人文科学变成世界的主流趋势。正如史宾格勒所指出的，历史被当作自然而加以处理了！把因果、系统、定律的原则应用在历史之上，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正在进行的事物”，只有“已经完成、已经定型的事物”。但是历史本是“正在进行、正在演变中”的事物啊！不用说，我们今天在学校里所学的历史的确是这样，除了死记年代、地点、事件、人物、因果关系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不能从大的角度看出历史的命运，也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尤其不能产生切身的、与当今社会相关的感觉，完全跟物理学的定律没有两样，硬把历史当作“物”而非“人”来研究，难怪很多人厌恶历史。史宾格勒不是西方史学的主流派，但他的观察的确很有道理。不过，他自己建构的历史体系纯为各大文化算命，根本无法取代“科学的”、“进化的”主流历史观念，他可以说是历史的“病理学家”而非“生理学家”。
史宾格勒开“比较文化学”的先河固然功不可没，但有一个明显的流弊，就是过分强调各大文化间的差异，使我们对近代西方人文科学信誓旦旦的许多“真理”产生了怀疑。像西方心理学预设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的心理特征”，像是“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潜意识”之类的，到底有多少是纯粹西方文化的产物，有多少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惑的普遍真理？据史宾格勒所言，古代中东文化根本就没有“智慧财产权”、“著作专利权”的观念，所以《圣经》和《可兰经》的作者中没有一个敢自称书是他写的，他们都说是神写的，他们自己不过是上帝的“容器”与“代言人”罢了，怎么敢把上帝的话当成自己的话呢？在中东国家，越是重要的典籍，人们越不敢自称是自己写的，总是假扥别的权威或上帝的名义而写，甚至写书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的，上帝随时可以取回！《马太福音》的作者未必是马太，但马太是耶稣的门徒，是教会的权威，冠上马太的名字总比冠上自己的名字好吧？《大卫的诗篇》、《所罗门的箴言》也都是如此，冠上大卫、所罗门的名字总比冠上自己的名字响亮吧？《摩西十诫》的颁发者是耶和华而不是摩西，《可兰经》的作者是阿拉而不是穆圣，对中东人而言，这不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而是历史的现实！可是，西方人的观念绝不是如此。在西方世界，越是重要的典籍，人们越抢著作者的名义，可以名利双收嘛！一本《教义问答》写完了，中东人会这样祷告：感谢主捡选“卑微如我者”为容器，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西方人会这样祷告：感谢主赐我“有能力”做祂的器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自古以来上帝从不捡选西洋人写《圣经》、永远只挑中东人写《圣经》。显然，上帝对中东人的祷告满意极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自称是先知、会预言未来的人很多，但真正在历史上留名的实在凤毛麟角，而中东国家才真正是先知的国度。因此，“著作专利权”的观念显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另外，古代印度是没有历史观念的，因此说，“所有的文明皆注重历史”是错误的。还有，既然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人和中国人居然还能把象形文字输入电脑里，西方百科全书说“象形文字”是“埃及和其他古代民族所使用的文字”显然就有问题！这样一层层削剥下来，今天我们在各大学与大专院校学到的西方人文理论到底有多少教条或观念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真理”呢？而史宾格勒正好认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象，不同的人类有不同的真理！这样的“文明相对论”对西方固有思想是一种正面打击。因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每一学说都建立在“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对任何文明皆有利”的假设之上，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推销[87]他们的文明到世界各地去。史宾格勒虽然相信上帝[88]，却显然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而他也认为这是文明时代的表征：文化时代的农人用心灵感觉宗教，文明时代的教授用大脑思考宗教，所以无论信教或不信教，他们的心态都是“非宗教”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史宾格勒认为每一高级文化都会出现的种种定律，偶尔也出现例外的情形，要为文化下定律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比为自然下定律复杂多了！
史宾格勒透视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鉴古以知今”，一切都为了支持他的观点——西方正在没落中。既然拜占庭文明已经没落，满清文明已经没落，阿拉伯文明已经没落，希腊罗马文明已经没落……凡是进入文明阶段的民族都已没落，都已“盛极而衰”，西方文明怎么会例外呢？西方文明怎么会如一般天真的西方人所想象的会一直进步下去呢？难道西方人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已经步入文明阶段？这是对西方文化的本质作深刻反省的结果。然而，一个民族进入文明阶段后的寿命有长有短，有迅速没落，也有永久残存。西方文明的扩张力既已改变了地表的面貌，显然是“永久残存”的类型。
许多西方人习惯上将亚洲视为一整体，但是亚洲人自己不以为然。相反，许多东方人习惯上把欧洲视为一整体，欧洲人倒是乐于接受。史宾格勒显然拓宽了我们原有的世界观，也破坏了我们原有的世界观。现代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化已采取四分法[89]，比五四时代梁漱溟先生的三分法[90]更加细密。西方学者大致上也同意这个四分法，或者说，他们同意亚洲文化大致上可以分为东亚、南亚、中东三大类，而欧洲文化理应单独归作一类，理由不外乎是基督教的共同信仰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共同遗产。然而史宾格勒最特殊的贡献就在于此，他无疑已经把欧洲文化清楚区分为南欧地中海文化、北欧日耳曼文化、东欧斯拉夫文化三大类，还能确切指出亚洲三大文化都已变成幸存的弱势文明，欧洲三大文化中一个是早已衰老死去的文明，一个是正从壮年走入老年的强势文明，一个是尚未结出文明果实的文化蓓蕾。
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第一个障碍，是它的书名。许多人一看到书名就皱眉头，就本能地认为：西方根本还没有没落嘛！史宾格勒的预言不准！看他的书没有价值！他的话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失落的一代”对自己文明失去信心的暂时现象，没有真正摸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其实，我们都误会了史宾格勒“没落”的意思。正如亚里斯多德时代的“物理学”意思不同于现代的“物理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意思也和今天有所不同，史宾格勒的“没落”是有他个人哲学意义的，和我们所理解的“没落”不一样。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史宾格勒的想法，会惊讶的发现：他竟然认为中国是从秦汉时代开始没落的，印度是从阿育王Asoka时代开始没落的，希腊是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没落的，中东是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没落的，西方是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没落的。我们从阅读经验中得到一个非常吊诡的印象，即：史宾格勒所说的“没落”等于我们现代人观念里的“繁荣”！一点也不错，20世纪没有第二本书对西方文明繁荣的原因探讨得比《西方的没落》更精辟详细了。当然，史宾格勒和我们一般人观念不一样，他说的“没落”不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表面繁荣，其实内部腐败”的那种没落，而是另外一种没落。很多时候，我们一般人只看到文化的结果——物质文明，直觉地认为那是最好最繁荣的，而文化的过程只是一段“发展中”的落后阶段。史宾格勒看到的是文化的过程，他认为过程才是最好最有价值的，文化的成果——物质文明反而没什么意义。所以史宾格勒大大吹捧中世纪与巴洛克时代，又大大抨击19、20世纪的历史。因为，中古时代与巴洛克时代都是西方文化的发育成长的时代，正在加工处理中，各种学术思想蓬勃发展；而19、20世纪已经是西方文明的定型时代，已经变成无法改造的成品了，只有发展富丽堂皇的物质文明与国际争霸的殖民帝国的份儿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史宾格勒只赞美中国的先秦时代而故意贬低中国的汉唐时代，只赞美印度的吠陀时代而故意贬低印度的帝国时代，只赞美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而故意贬低罗马的凯撒时代，只赞美最尔小国的巴勒斯坦而故意贬低硕大无朋的阿拉伯帝国。史宾格勒一再指出，一种文化就好比一个人一样，从小孩阶段成长到少年阶段，又从少年阶段成长到壮年阶段，壮年阶段就相当于文明阶段。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是：壮年阶段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黄金时代，文明阶段是一个文化最繁荣的精华时代；可是史宾格勒看到的却是：哎呀！他既然已经是一个壮年人了，性格和才能都已经稳定下来了，事业、精力都会盛极而衰，老境将至、离死不远啰！他既然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了，各方面的文化成就差不多都已定型，那就只有慢慢地没落消沉下去啦！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史宾格勒为各大文化算命的结果是，每一个高级文化从出生到壮年的成长时间大约历时1000年左右。而我们也知道，人的老死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什么时候死却不一定。西方文明这个壮年人何时大限将至？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中国文明这个穿著满清官服的老头多活了2000年还不死，印度文明这个头戴白布巾的老头多活了2000年也还不死，中东文明这个黑衣教士打扮的老头多活了1200年居然也还没死，而且，这些矍铄老翁完全没有临终要死的迹象，还好好的活着哩！不像古罗马人、古埃及人和古印加人，我们现在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那才是真正的走入历史！那么西方文明这个刚刚步入老年的贵族绅士可能还有一、两千年的寿命，之后会不会死还是未知数呢！那史宾格勒现在就担心西方的没落岂不是杞人忧天？
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第二个障碍，是它的负面影响力。“据说”，这书是德国纳粹党推行军国政策与日耳曼雅利安人种沙文主义的工具，这种与法西斯挂钩、鼓吹种族主义的筢脏书怎么能看？我个人的想法是，史宾格勒身为德国人，以德国的光荣传统自傲，又希望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打赢，本是无可厚非的事。至于种族主义，客观地说，《西方的没落》一书虽然暗示德国会胜利，也明确表示西方文化起源于德国而非希腊，却绝不是推销种族主义的书。《西方的没落》推销的是“世界文化共同命运论”，认为，即使像西方这样旷古所无、独一无二的文化最终也和其他文化一样走入文明、走向没落了。可以想见，书中并不存在真正的种族沙文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史宾格勒说西方文化起源于中世纪的德国而非上古时代的希腊，这是有人种学与文化学上的根据的。文化学上的根据，前面已概略分析过，现在我想谈一下人种学上的根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各国全都是日耳曼民族建立的：现代英格兰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91]的后裔，德国人是日耳曼人[92]的后裔，瑞典人是维京人[93]的后裔，荷兰人是尼德兰人[94]的后裔。现代法国人虽然自称是高卢民族[95]的后裔，其实他们却是日耳曼族法兰克人[96]与罗马、高卢人的混血种；现代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虽然自称是伊比利亚人[97]后裔，其实却是日耳曼族西哥德人[98]与罗马——伊比利亚人的混血种，还加上一些阿拉伯——犹太人的闪族血统；现代意大利人虽然自称是古罗马人[99]的后裔，但是北意大利人身上流有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南意大利人身上流有希腊人的血液，真正有比较纯的古罗马血统的只有以罗马城为中心的中部意大利人，但中部意大利人也是古罗马人和Etruria人的混血种。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日耳曼民族[100]的血统较纯，而今天所谓的拉丁民族[101]不是古罗马人的直系后裔[102]，也不是古罗马文化的继承人。[103]为什么文明时代拉丁民族的工业发展一向比较落后？尤其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表现有时候真令人摇头叹气？除了民族性的解释外，我们还可以得到文化学与人种学上的解释，史宾格勒在这方面无疑是先驱。虽然有文化学与人种学上的根据，但是我们不必因此而认为德国民族有什么先天的优越性，像史宾格勒自以为是的那般，因为当年那些日耳曼蛮族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后纷纷成家立业，其中家业最大的不是在德国的日耳曼蛮族，而是在法国的日耳曼蛮族，而整个西方世界都进入了日耳曼式的骑士时代。
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第三个障碍，是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兴趣与了解程度。首先，对西方历史文化不感兴趣的人不会去读它；第二，对西方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没有一定认识的人根本无法了解史宾格勒的精辟观点，反而会被他迷宫一般的伟大论文搞的昏头转向，最后失去欣赏的兴趣与批判的能力。我自己对西方历史文化的认识也只是皮毛，但是欣赏的兴趣与批判的能力总还是有的。《西方的没落》不能作为历史入门书，只能作为历史学领域深造的书。
亚洲读者阅读《西方的没落》的第四个障碍，是对史宾格勒特殊观点的理解与掌握程度。要知道，史宾格勒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态度是否定的，对俄国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的态度也是否定的，这恐怕是西方史学界非常罕见的例子。除非我们能完全掌握史宾格勒的关键思想——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否则根本不会懂他在胡说什么，更别说会接受他的观点了。以上面两个例子而言，一般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是“从中世纪的黑暗跨入近代的光明之门”，是一个进步运动；史宾格勒则认为，文艺复兴是意大利知识分子挑起的一个名不符实的退步运动，其目的是高举古典文明旗帜[104]以反抗新生的西方文化[105]，所以西方文化早期[106]、晚期[107]、文明期[108]的各方面表现都能表现纯粹的西方文化特色，唯有文艺复兴时代表现出一种表面古典、实际西方的杂糅色彩。了解史宾格勒思想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认为“文化”与“文明”是反义词而非我们现代人观念里的同义词。所以，《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的真正意义是：当西方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时代兴起，以精神文化为主的时代也就逐渐衰落了。这样的观点和我们一般人的历史观念其实相差不远，只是德国人写论文时总喜欢带有深厚的哲学气息，总喜欢故意用比较专业冷僻的名词表达我们的日常想法。
不容置疑，《西方的没落》是一本为西方人的传统历史[109]翻案的书，史宾格勒的观点与传统历史几乎都是针锋相对的。传统历史崇拜希腊，力捧基督教，贬抑中古时代，颂扬文艺复兴，从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看到人类未来的福祉；史宾格勒恰恰给他来个唱反调，他贬低希腊，贬损基督教，抬高中古时代，贬斥文艺复兴，从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看到文化没落[110]的征兆。这种为传统历史翻案的工作向来是吃力不讨好的，很容易流于一时性的偏激情绪，很不容易彻底推翻传统的、主流的“正统史观”。比如20世纪的中国：尽管有那么多五四时代与文革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为传统历史翻案，却依然没有办法动摇孔子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曹操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负面形象。史宾格勒固然身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史学家，但也没能跳出为历史翻案的失败命运：《西方的没落》虽然已经成为新的经典，却未能改变西方主流史学界的传统历史观。由于为历史翻案的经典著作向来极具创意、启发性与挑战性，因此，《西方的没落》非常适合对西方主流历史解释法感到不满意的青年朋友阅读。我们虽然未必定要接受史宾格勒的意见，但是听听不同声音的另类观点也是好的。我认为，史宾格勒整合世界史的努力虽然未必使人人满意，却比许多企图重新诠释世界史的当代东、西方史学家高明得多。
至于说“精练”与“丰富”，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的《西方的没落》是当之无愧的：它是一本每读一次就有新的发现的奇书，确实充满了智慧的灵光。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是西方主流史学界的书，却被人家评为20世纪的“书中之书”。世界上的事真是无独有偶！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书，却也被大家评为19世纪的“书中之书”，其影响力居然比达尔文的《物种源始》还大。其中的原因，实在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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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swald Spengle，又译作“斯本格勒”、“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其理论被称为“历史形态学”。
[2] 表现在亚当·史密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唯物辨证法、现代人对功利主义与应用科学的崇拜、对宗教的科学理性怀疑态度——非宗教心态等等。
[3] 文化的老年期
[4] 文化的壮年期
[5] 文化的童蒙期
[6]
这里的“蛮族”必须加以注释。按照以前的历史观，所谓“蛮族”，实际上指的是所有“非我族类”的外族。所以，希腊人把古埃及人、波斯人、罗马人统统叫做“蛮族”，罗马人把希腊人、东方人、日耳曼人统统叫做“蛮族”，19世纪的西方人把中国人、印度人、非洲土著统统叫做“蛮族”，古中国人则把蒙古人、日本人、越南人、西藏人统统叫做“蛮族”。换句话说，只要是我看不顺眼的外族，我都可以把“蛮族”一词送给他，用来表达我族中心的优越感。可是如果我们用史宾格勒的历史观来观察历史现象，“蛮族”一词开始有了客观的定义。对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人们而言，所谓“蛮族”，指的是文化发展尚未达到“文明”程度的外族。比如：古中国人眼中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吐藩、蒙古、满洲，古印度人眼中的大月氏人、白匈奴人等，古罗马人眼中的北方日耳曼蛮族和东方波斯蛮族，中世纪回教徒眼中的西方十字军与东方蒙古兵团，16世纪玛雅人眼中的西班牙侵略者，20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苏联共产党，16世纪日本人眼中的西洋人——他们称之为“南蛮人”。在这些例子中，正是因为前者处于已开发的文明阶段而后者处于开发中的文化阶段，所以前者眼中的后者是这样的不文明，理所当然的要视对方为“蛮族”了。
至于说“精练”与“丰富”，素有“历史博物馆”之称的《西方的没落》是当之无愧的：它是一本每读一次就有新的发现的奇书，确实充满了智慧的灵光。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是西方主流史学界的书，却被人家评为20世纪的“书中之书”。世界上的事真是无独有偶！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书，却也被大家评为19世纪的“书中之书”，其影响力居然比达尔文的《物种源始》还大。其中的原因，实在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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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swald Spengle，又译作“斯本格勒”、“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其理论被称为“历史形态学”。
[2] 表现在亚当·史密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唯物辨证法、现代人对功利主义与应用科学的崇拜、对宗教的科学理性怀疑态度——非宗教心态等等。
[3] 文化的老年期
[4] 文化的壮年期
[5] 文化的童蒙期
[6]
这里的“蛮族”必须加以注释。按照以前的历史观，所谓“蛮族”，实际上指的是所有“非我族类”的外族。所以，希腊人把古埃及人、波斯人、罗马人统统叫做“蛮族”，罗马人把希腊人、东方人、日耳曼人统统叫做“蛮族”，19世纪的西方人把中国人、印度人、非洲土著统统叫做“蛮族”，古中国人则把蒙古人、日本人、越南人、西藏人统统叫做“蛮族”。换句话说，只要是我看不顺眼的外族，我都可以把“蛮族”一词送给他，用来表达我族中心的优越感。可是如果我们用史宾格勒的历史观来观察历史现象，“蛮族”一词开始有了客观的定义。对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人们而言，所谓“蛮族”，指的是文化发展尚未达到“文明”程度的外族。比如：古中国人眼中的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吐藩、蒙古、满洲，古印度人眼中的大月氏人、白匈奴人等，古罗马人眼中的北方日耳曼蛮族和东方波斯蛮族，中世纪回教徒眼中的西方十字军与东方蒙古兵团，16世纪玛雅人眼中的西班牙侵略者，20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苏联共产党，16世纪日本人眼中的西洋人——他们称之为“南蛮人”。在这些例子中，正是因为前者处于已开发的文明阶段而后者处于开发中的文化阶段，所以前者眼中的后者是这样的不文明，理所当然的要视对方为“蛮族”了。
部分注释：
[7] 不是文化优势。
[8] 而非历史研究者。
[9] 文化早期
[10] 文化晚期
[11] 以“欧洲的自由”相对于“亚洲的奴役”。
[12] 以“欧洲的精神成熟”相对于“亚洲的精神幼稚”。
[13] 以“欧洲进化生产方式古典→封建→资产→共产”相对于“亚细亚原始奴隶制生产方式”。
[14] 至少在史宾格勒那个时代是如此。
[15] 基本象征，关键字眼。
[16] 文学、戏剧、艺术、宗教、哲学、科学、数学、建筑等。
[17] 包括电脑与网路在内。
[18] 东亚、南亚、中东、欧洲。
[19] 成长过程
[20] 所谓“混合着希腊与基督教的文明”，他指的当然是西方文明。
[21] 有点像印度与中国这两个有同化和承传关系但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文明。
[22] 其实只是狭义的北欧“新教”。
[23] 特别是原始基督教。
[24] 中古时代
[25] 以上两者都是在东方社会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
[26]
其实，直到今天，日本——中国文明、印度——泰国文明、阿拉伯——伊朗文明、日耳曼——拉丁文明仍是互不相识的四大文明圈，其他三大文明圈的历史学家对日本——中国的历史名人所知甚少，反之亦然。日本人和中国人对“道”所具有的方向感，印度人和泰国人对“涅槃”所具有的超脱感，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实体”所具有的那种雕像式的静态秩序感，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对“洞穴”所具有的那种类似回教圆顶清真寺的神祐感——圣宠观念，德国人和法国人对“空间”所具有动态机械感，都不能借着翻译来准确传达，在某种程度上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
[27] 原始封建阶段
[28] 地方分权的骑士封建阶段
[29] 中央集权的贵族封建时期
[30] 像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反动。
[31] 涅槃
[32] 比如尧舜。
[33] 比如桀纣。
[34] 天皇御用的儒者
[35] 如司马迁、班固。
[36] 如孔子、司马光之流。
[37] 西元前330年左右。
[38] 东罗马
[39] 西元1453年
[40] 基督教
[41] 西元476年
[42] 十字军东征。
[43] 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帝国扩张、众生平等、祖国之爱等等。
[44] 诸如强调个人主义、动态的进化观、机械化的技术思想、征服广漠的自然世界与宇宙空间、征服遥远的地平线与世界最高峰、狂热追求世俗财富等等。
[45] 17世纪
[46] 14世纪
[47] 15世纪
[48]
西元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大军侵略朝鲜，朝鲜国王向中国求援，中国明王朝神宗皇帝派军协防朝鲜。那个时候，朝鲜的表现值得注意。他向中国自称“藩邦”，又轻蔑的称日本为“蛮邦”。朝鲜自己不过是中国文明的卫星国，和日本的历史地位完全一样，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和日本比起来是“文明”、日本相对于自己是“野蛮”呢？因为：当时的朝鲜已到达文明阶段，日本还没到达文明阶段！这样看来，日本的战国时代和中国的战国时代的历史地位差不多，都是“文化”与“文明”间的过渡阶段。
[49] 从第6世纪到13世纪。
[50] 不过，他们的笔划仍是图绘式的，根本不便于书写。
[51] 西方文明
[52] 尤其是法国。
[53] 尤其是英、美各国。
[54] 犹太教、基督教、回教。
[55] 以儒家为代表。
[56] 以佛教为代表。
[57] 可能染有波斯、希腊的思想成分。
[58]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张无神论的“宗教”。
[59] 像十字军东征、回教的圣战、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之类。
[60] 孟加拉、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尼。
[61] 包括基督教与回教。
[62] 印度、中国、日本、俄国、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等等。
[63] 以及中东文化。
[64] 耶路撒冷的传统祭司阶级
[65] 圣彼得派
[66] 圣若望派
[67] 圣保禄派
[68] 这令我们联想到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被印度教同化的情形。
[69] 他眼中的异端
[70]
其实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罗马帝国早已是中东文化的俘虏了。亚历山大大帝一死，希腊化列强继续利用希腊式神庙与雅典式城邦征服中东，中东人自然不服气，就利用中东各教派“反攻”地中海世界。
[71] 犹太教、拜火教、占星学派。
[72] 而保罗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是把基督教那一套带进希腊罗马文明世界去。
[73] 这些教派不免染有古希腊的色彩，罩上古希腊的外壳。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保罗派基督教和约翰派基督教早就混杂在一起，很难分得一清二楚。
[74] 后者又叫“誓反派”、“抗议派”、“新教”。
[75] 如果不是他，基督教不会变成国际性宗教。
[76] 希腊正教
[77] 虽然仍能隐约看出其独特的色彩，但无法展现其纯粹的一面。
[78] 挣脱西方文明的外壳以完成本国文化的独立，同时对西方文明的优越表示不服气。
[79] 他们承认西方终究是比较进步的，西方来的理论总是值得实验的。
[80] 西式政治制度
[81]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82] 英国、美国、德国。
[83] 文化晚期
[84] 比方说，毛泽东是哪一类的人物啊？像秦始皇那类的人物。你们中国文化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人？就像你们西方历史学家心目中的罗马“奥古斯都”的同类人物。
[85] 死板板的自然
[86] 活生生的历史
[87] 甚至是强迫推销。
[88] 歌德心目中文艺的、形上观念的上帝。
[89] 东亚、南亚、中东、欧洲。
[90] 东亚、南亚、欧洲。
[91] anglosajones
[92] germanos
[93] vikingos
[94] neerlandes
[95] galos
[96] francos
[97] iberos
[98] visigodos
[99] romanos
[100] 英、德、荷、瑞。
[101] 法、义、西、葡。
[102] 因为他们的血统已经混浊。
[103] 所以，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倾向，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复古——崇拜已经逝去的希腊罗马文明倾向，后者集中表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
[104] 已死亡的希腊罗马文明。
[105] 还在发展中的中古西方哥德式文化。
[106] 哥德式
[107] 巴洛克
[108] 19世纪以后
[109] 主流历史
[110] 以及文明兴起。
[7] 不是文化优势。
[8] 而非历史研究者。
[9] 文化早期
[10] 文化晚期
[11] 以“欧洲的自由”相对于“亚洲的奴役”。
[12] 以“欧洲的精神成熟”相对于“亚洲的精神幼稚”。
[13] 以“欧洲进化生产方式古典→封建→资产→共产”相对于“亚细亚原始奴隶制生产方式”。
[14] 至少在史宾格勒那个时代是如此。
[15] 基本象征，关键字眼。
[16] 文学、戏剧、艺术、宗教、哲学、科学、数学、建筑等。
[17] 包括电脑与网路在内。
[18] 东亚、南亚、中东、欧洲。
[19] 成长过程
[20] 所谓“混合着希腊与基督教的文明”，他指的当然是西方文明。
[21] 有点像印度与中国这两个有同化和承传关系但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文明。
[22] 其实只是狭义的北欧“新教”。
[23] 特别是原始基督教。
[24] 中古时代
[25] 以上两者都是在东方社会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
[26]
其实，直到今天，日本——中国文明、印度——泰国文明、阿拉伯——伊朗文明、日耳曼——拉丁文明仍是互不相识的四大文明圈，其他三大文明圈的历史学家对日本——中国的历史名人所知甚少，反之亦然。日本人和中国人对“道”所具有的方向感，印度人和泰国人对“涅槃”所具有的超脱感，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实体”所具有的那种雕像式的静态秩序感，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对“洞穴”所具有的那种类似回教圆顶清真寺的神祐感——圣宠观念，德国人和法国人对“空间”所具有动态机械感，都不能借着翻译来准确传达，在某种程度上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
[27] 原始封建阶段
[28] 地方分权的骑士封建阶段
[29] 中央集权的贵族封建时期
[30] 像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反动。
[31] 涅槃
[32] 比如尧舜。
[33] 比如桀纣。
[34] 天皇御用的儒者
[35] 如司马迁、班固。
[36] 如孔子、司马光之流。
[37] 西元前330年左右。
[38] 东罗马
[39] 西元1453年
[40] 基督教
[41] 西元476年
[42] 十字军东征。
[43] 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帝国扩张、众生平等、祖国之爱等等。
[44] 诸如强调个人主义、动态的进化观、机械化的技术思想、征服广漠的自然世界与宇宙空间、征服遥远的地平线与世界最高峰、狂热追求世俗财富等等。
[45] 17世纪
[46] 14世纪
[47] 15世纪
[48]
西元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大军侵略朝鲜，朝鲜国王向中国求援，中国明王朝神宗皇帝派军协防朝鲜。那个时候，朝鲜的表现值得注意。他向中国自称“藩邦”，又轻蔑的称日本为“蛮邦”。朝鲜自己不过是中国文明的卫星国，和日本的历史地位完全一样，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和日本比起来是“文明”、日本相对于自己是“野蛮”呢？因为：当时的朝鲜已到达文明阶段，日本还没到达文明阶段！这样看来，日本的战国时代和中国的战国时代的历史地位差不多，都是“文化”与“文明”间的过渡阶段。
[49] 从第6世纪到13世纪。
[50] 不过，他们的笔划仍是图绘式的，根本不便于书写。
[51] 西方文明
[52] 尤其是法国。
[53] 尤其是英、美各国。
[54] 犹太教、基督教、回教。
[55] 以儒家为代表。
[56] 以佛教为代表。
[57] 可能染有波斯、希腊的思想成分。
[58]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张无神论的“宗教”。
[59] 像十字军东征、回教的圣战、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之类。
[60] 孟加拉、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尼。
[61] 包括基督教与回教。
[62] 印度、中国、日本、俄国、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等等。
[63] 以及中东文化。
[64] 耶路撒冷的传统祭司阶级
[65] 圣彼得派
[66] 圣若望派
[67] 圣保禄派
[68] 这令我们联想到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被印度教同化的情形。
[69] 他眼中的异端
[70]
其实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罗马帝国早已是中东文化的俘虏了。亚历山大大帝一死，希腊化列强继续利用希腊式神庙与雅典式城邦征服中东，中东人自然不服气，就利用中东各教派“反攻”地中海世界。
[71] 犹太教、拜火教、占星学派。
[72] 而保罗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是把基督教那一套带进希腊罗马文明世界去。
[73] 这些教派不免染有古希腊的色彩，罩上古希腊的外壳。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保罗派基督教和约翰派基督教早就混杂在一起，很难分得一清二楚。
[74] 后者又叫“誓反派”、“抗议派”、“新教”。
[75] 如果不是他，基督教不会变成国际性宗教。
[76] 希腊正教
[77] 虽然仍能隐约看出其独特的色彩，但无法展现其纯粹的一面。
[78] 挣脱西方文明的外壳以完成本国文化的独立，同时对西方文明的优越表示不服气。
[79] 他们承认西方终究是比较进步的，西方来的理论总是值得实验的。
[80] 西式政治制度
[81]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82] 英国、美国、德国。
[83] 文化晚期
[84] 比方说，毛泽东是哪一类的人物啊？像秦始皇那类的人物。你们中国文化中的秦始皇是怎么样的人？就像你们西方历史学家心目中的罗马“奥古斯都”的同类人物。
[85] 死板板的自然
[86] 活生生的历史
[87] 甚至是强迫推销。
[88] 歌德心目中文艺的、形上观念的上帝。
[89] 东亚、南亚、中东、欧洲。
[90] 东亚、南亚、欧洲。
[91] anglosajones
[92] germanos
[93] vikingos
[94] neerlandes
[95] galos
[96] francos
[97] iberos
[98] visigodos
[99] romanos
[100] 英、德、荷、瑞。
[101] 法、义、西、葡。
[102] 因为他们的血统已经混浊。
[103] 所以，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倾向，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复古——崇拜已经逝去的希腊罗马文明倾向，后者集中表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
[104] 已死亡的希腊罗马文明。
[105] 还在发展中的中古西方哥德式文化。
[106] 哥德式
[107] 巴洛克
[108] 19世纪以后
[109] 主流历史
[110] 以及文明兴起。
中国文化要复兴，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祛除本身的弊端。
我们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了。
我们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