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斑竹大叔进来``问一个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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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叛党前``据说有个想法是在广州成立一个政府``划江和中央对抗（好像是这样吧）``
如果林彪叛逃之前``有跟广东某个有一定权利的人透露过并要求帮忙``
而那个人的反映大概如下：
断然拒绝；婉拒；没当面拒绝但是也没答应。
这件事他对组织可能汇报了也可能没汇报。
而后来这个人没有受到任何党纪处罚，但是也没再升迁过（当时此人为55岁左右）``
那么大叔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蓝色部分中的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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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问题林斑掌印文书处时应该有所了解吧;P 期盼林斑解答……
楼主所说广东某个有一定权利的人指丁盛吧,这个人以后据说还投靠了四人帮,真是可惜了啊!
54军的瓦弄大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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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小子，把偶叫成大叔:@
说正经的，类似这种问题的答案，大家找本《超级审判》之类的书来查对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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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丁盛将军
丁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丁盛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丁盛任班长、连指导员，红28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丁盛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27旅旅长。1938年10月，他率部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围歼战，为我军取得击毙包括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内共1400余名日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0年2月，丁盛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一团政委，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被日本人称为“守路钉”。
解放战争时期，丁盛任24师师长，45军13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斗、战役，然后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为解放湘、鄂、粤做出了贡献。这其中最著名的一战便是1949年10月国共两党在舐降淖詈笠徽剑汉獗φ揭邸Ｊ且郏∈⒁徽匠擅?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宝线上布置了五个军的兵力想和林彪决战。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原地待命，待时与国军决战。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师竟没按命令行事：孤军深入到了敌后。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乱中调集所有部队来打135师。连林彪都对135师的命运绝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队竟顽强地挺住了，更将敌人打败了！林彪迅速改变了命令：全线进军，并且对进攻部队下达了指示：各兵团及各军军部只能收听林彪给135师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给135师下达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1949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135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誉为了冲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1950年，丁盛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深受刘伯承元帅赏识。1952年，一只新番号的部队在新中国诞生：第54军。这只虎狼之师的传奇还刚开始。丁盛任54军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1958年，作为最后一支离朝部队，丁盛和他的士兵们回到国内。难能可贵的是，丁盛在打仗上还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指出我军轻武器攻坚能力很弱，而且不适应高速化的美军。后来他在广州时私下透露朝鲜战争我军损失兵力达70万到100万。
回国后，丁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镇守西北边陲。征战还在继续，丁盛逐渐显露出他狠辣的一面。1958年，甘肃回民Sao乱。54军奉命.，这是一场虎入羊群的杀戮。1959年，西藏叛乱，丁盛率54军.。丁盛部违抗上级不许毁坏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竟把炮弹从布达拉宫的窗口射了进去。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和他的54军面对的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部队。丁盛亲自指挥了130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使印军号称参加过二战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之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对印战争军事上的胜利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击溃了阿三们一度膨胀的野心和自信心。那次战争印度心理上产生的恐中症延续至今。
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此时此刻的丁盛，想飞的心永远不死。两年后文革爆发，作为林彪的爱将，丁盛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旋涡。
1967年7月，丁盛任所谓“兵团住乌鲁木齐八万革命职工自卫反击制止武斗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莫名其妙的官职标志着丁盛从军人向政客的完全演变。文革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丁盛一伙迫Hai致死者达两千余人。
林彪对丁盛信任有加，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后，丁盛在1968年2月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的飞黄腾达开始了。丁盛对林彪也是感激涕零，还收留了林彪同前妻刘新民的女儿林丛琳。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丁盛当选中央委员。丁盛开始更疯狂的参与对人民的.与迫Hai。丁盛曾经亲自主持对海南岛的一位女青年的审判，女青年的罪状是反对林彪。丁盛判处该女死刑，并在临刑前令人残暴地将竹筒插入犯人的喉管以防犯人呼口号。
更有甚者，丁盛连朱德这位德高望重、与世无争的党内元老都不能容。.九大召开之前，中苏边境骤然紧张，朱老总被紧急疏散到广州。朱德到达广东之前，丁盛等人就散布说：“朱德是个大坏蛋，没有什么本事，真正的总司令不是他，而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朱德和陈毅一起反对毛主席。他们这伙人虽然明着没什么来往，但思想上都有联系。他们运用影响，有时几句话就起很大作用。”朱德到广东以后，丁盛继续在军区干部中歪曲历史事实，散布朱德的所谓“罪行”，还在生活中极尽刁难之事，小人之面目判然明矣。
丁盛在文革中擅于见风使舵，他虽和林彪关系亲密，但与其死党不同，丁盛对林彪并不效死忠。70年毛泽东南巡倒林，召见丁盛等人谈话两次，权衡利弊，丁盛立即向皇帝表示一颗红心，这相当于切断了林彪南逃的退路，因此913事件后丁盛毫发无损、安然无恙。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76年，丁盛赴上海，又投靠了四人帮集团，积极参与迫Hai干部、群众，在党争的漩流中越卷越深。
文革后，丁盛不可避免地遭到清洗。在接受审查后，他由一个统率千军的将军落马成为一介平民。丁盛的一生功不可否，过不可讳，他的功过已由他自己的历史作了评说。
丁盛退出政坛后住在南京市，和妻子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每天自由自在地逛街购物，居家过日。谁又能料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丁盛司令员……
文革前，丁盛难于适应兵团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体制，早萌去意，并于1965、66年两次打报告要求调离，但均无下文。面对文革中兵团的乱局，丁甚感无奈，调离的愿望愈加强烈。
据长期担任丁盛秘书的陈宏康告诉笔者，1967年初在京汇报期间，丁住京西宾馆，隔壁是邱国光。邱是黄永胜小圈子里的人，当时虽仅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却是军区党委党委。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场，项提及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军区领导欲在春节期间到林彪处拜年事，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时，丁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当场未置可否。
这次晋见，毕竟还是起了作用。据陈宏康说，丁后来在1967年中便接到调令，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惟据笔者查阅到的官方的组织史资料，丁调广州军区的军委命令，应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达的。
丁盛到任的次月，“杨余傅事件”发生。黄永胜奉调到京，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则仍兼着。丁盛到任前，广州军区还有几位副司令员，但黄永胜显然是将丁视为接班人。当年12月，经军委批复同意，丁盛任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排名于黄永胜（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刘兴元（第三书记、第二政委），孔石泉（第四书记、第三政委）之后（时第一书记陶铸已免职，第一政委韦国清非军区党委成员）。【4】
战争年代，黄永胜颇长一段时间是丁盛的直接上级，对丁盛的军事才干，应该十分了解。1944年，黄永胜担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长期间，丁盛为二旅一团政委。翌年11月，组建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丁盛为其辖下二十七旅旅长。1947年，黄永胜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辖下热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当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黄永胜，八纵第二十四师师长为丁盛。1948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八纵改称第四十五军，军长先后为段苏权、黄永胜，丁盛为该军第一三五师师长。直到1949年4月黄永胜调升第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黄、丁才分开。
1969年4月，黄永胜在中共“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丁盛亦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并任由四十九人组成的新军委委员。两个月后，丁盛正式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此后数年，在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丁盛干得还算颇为顺心。这几年中，最具震撼力的，当属1971年的“9·13事件”，因随后有所谓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一说，广州军区及丁盛本人也就多少受到些风言风语的影响。
1972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有如此说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他们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阴谋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拟定了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该材料还引用了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亲笔供词”称：“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再准备一架多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2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5】
三几架飞机的人就可以另立中央？这总使人有些疑问。以后的清查结果表明，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材料能证实林彪、黄、吴、李、邱知道这一“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更不说有所行动去实施这一“计划”了。亦没有任何材料能证实，广州军区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包括丁盛在内，知道有这么一个“计划”，或为这个“计划”作了任何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策应工作。事实证明，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在是一个子乌虚有的罪名。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6】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7】
4、厄运之夜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1975年5月，丁盛到武汉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协商研究二十军与一军调防事宜，至当年7月中，顺利完成两军对调防务工作后，军区党委即召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6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军区关于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方案，经初步整顿，军区部队的建设得以加强。8月，经毛泽东、中央批准，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丁盛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仍由张春桥兼任）。11月，丁盛在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了军区作战预案，研究了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及各项保障计划。当月，还组织了陆军第六十军的检验性演习。【8】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
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
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
“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9】
笔者的一位友人，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这位朋友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考虑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笔者不能保证她的以上丁盛谈及军事地理问题时记录的准确性，但大意应该没有问题的）。
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10】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11】
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
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
5、子虚乌有的罪名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12】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13】
据丁盛申诉，他对马、徐、王三人是谈及对江北苏南的情况有些不大放心，但那是针对对外防御作战的战场准备而言，与国内政治问题一点联系都没有。据丁盛回忆，是谈起过六十军及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事，但不在8月8日晚上，而是杭州湾演习结束后，9月3日他再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又碰到马天水等人。马天水问起，上海市委曾给军区转去一封信，是六十军驻无锡部队一个什么人写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马问丁收到转去的这封信没有，丁回答说收到了，同时说起军区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写给某医院一位护士的，信上说到毛百年后要打内战，丁说，打内战可不得了，军区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送给陈锡联了。【14】
笔者相信丁盛的申诉比较接近历史事实，这理由实在太多。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王洪文、张春桥当时是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是军区第一把手。王洪文也挂着上海警备区政委一职。丁要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完全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找他的第一书记。张春桥掌控军队的能力无论如何要比马、徐、王强吧，且应该了解下属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布防情况。丁盛如果真要“密谋”什么，找张岂不更名正言顺？何须绕着弯子要找马、徐、王再去转告？此其二。
南京军区当时辖有三个野战军，一军在浙江，十二军在安徽，六十军在江苏。按徐景贤所言，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他指挥不动，那么，以逻辑推理，言下之意，其他两个军应该靠得住，应该指挥得动（要不丁盛为什么不说三个军都靠不住，他都指挥不动呢）。六十军的军部在镇江，一军的军部在湖州，湖州比镇江更靠近上海，按逻辑推理下去，丁盛岂不是可以拿一军及十二军作资本去投资靠“四人帮”？丁盛有这样做吗？此其三。
张春桥当时还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王洪文亦还兼警备区政委。上海警备区本身就有三个师的兵力（即驻市区的警备师，驻周浦的守备一师及驻松江的守备二师），即使三个野战军都指挥不动，以丁盛加上张、王，警备区这三个师总还能控制，还能指挥得动吧？如丁盛真的参与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密谋，为什么不与马、徐、王议议如何去指挥调动较易于掌控的这三个师呢？此其四。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
丁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丁盛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丁盛任班长、连指导员，红28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丁盛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27旅旅长。1938年10月，他率部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围歼战，为我军取得击毙包括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内共1400余名日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0年2月，丁盛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一团政委，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被日本人称为“守路钉”。
解放战争时期，丁盛任24师师长，45军13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斗、战役，然后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为解放湘、鄂、粤做出了贡献。这其中最著名的一战便是1949年10月国共两党在舐降淖詈笠徽剑汉獗φ揭邸Ｊ且郏∈⒁徽匠擅?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宝线上布置了五个军的兵力想和林彪决战。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原地待命，待时与国军决战。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师竟没按命令行事：孤军深入到了敌后。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乱中调集所有部队来打135师。连林彪都对135师的命运绝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队竟顽强地挺住了，更将敌人打败了！林彪迅速改变了命令：全线进军，并且对进攻部队下达了指示：各兵团及各军军部只能收听林彪给135师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给135师下达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1949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135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誉为了冲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1950年，丁盛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深受刘伯承元帅赏识。1952年，一只新番号的部队在新中国诞生：第54军。这只虎狼之师的传奇还刚开始。丁盛任54军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1958年，作为最后一支离朝部队，丁盛和他的士兵们回到国内。难能可贵的是，丁盛在打仗上还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指出我军轻武器攻坚能力很弱，而且不适应高速化的美军。后来他在广州时私下透露朝鲜战争我军损失兵力达70万到100万。
回国后，丁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镇守西北边陲。征战还在继续，丁盛逐渐显露出他狠辣的一面。1958年，甘肃回民Sao乱。54军奉命.，这是一场虎入羊群的杀戮。1959年，西藏叛乱，丁盛率54军.。丁盛部违抗上级不许毁坏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竟把炮弹从布达拉宫的窗口射了进去。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和他的54军面对的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部队。丁盛亲自指挥了130师击败印军主力第四军，使印军号称参加过二战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军团的荣誉部队威风扫地。此战是中印战争之最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史称“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对印战争军事上的胜利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击溃了阿三们一度膨胀的野心和自信心。那次战争印度心理上产生的恐中症延续至今。
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此时此刻的丁盛，想飞的心永远不死。两年后文革爆发，作为林彪的爱将，丁盛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旋涡。
1967年7月，丁盛任所谓“兵团住乌鲁木齐八万革命职工自卫反击制止武斗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莫名其妙的官职标志着丁盛从军人向政客的完全演变。文革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丁盛一伙迫Hai致死者达两千余人。
林彪对丁盛信任有加，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后，丁盛在1968年2月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的飞黄腾达开始了。丁盛对林彪也是感激涕零，还收留了林彪同前妻刘新民的女儿林丛琳。1969年4月，.九大召开。丁盛当选中央委员。丁盛开始更疯狂的参与对人民的.与迫Hai。丁盛曾经亲自主持对海南岛的一位女青年的审判，女青年的罪状是反对林彪。丁盛判处该女死刑，并在临刑前令人残暴地将竹筒插入犯人的喉管以防犯人呼口号。
更有甚者，丁盛连朱德这位德高望重、与世无争的党内元老都不能容。.九大召开之前，中苏边境骤然紧张，朱老总被紧急疏散到广州。朱德到达广东之前，丁盛等人就散布说：“朱德是个大坏蛋，没有什么本事，真正的总司令不是他，而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朱德和陈毅一起反对毛主席。他们这伙人虽然明着没什么来往，但思想上都有联系。他们运用影响，有时几句话就起很大作用。”朱德到广东以后，丁盛继续在军区干部中歪曲历史事实，散布朱德的所谓“罪行”，还在生活中极尽刁难之事，小人之面目判然明矣。
丁盛在文革中擅于见风使舵，他虽和林彪关系亲密，但与其死党不同，丁盛对林彪并不效死忠。70年毛泽东南巡倒林，召见丁盛等人谈话两次，权衡利弊，丁盛立即向皇帝表示一颗红心，这相当于切断了林彪南逃的退路，因此913事件后丁盛毫发无损、安然无恙。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76年，丁盛赴上海，又投靠了四人帮集团，积极参与迫Hai干部、群众，在党争的漩流中越卷越深。
文革后，丁盛不可避免地遭到清洗。在接受审查后，他由一个统率千军的将军落马成为一介平民。丁盛的一生功不可否，过不可讳，他的功过已由他自己的历史作了评说。
丁盛退出政坛后住在南京市，和妻子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每天自由自在地逛街购物，居家过日。谁又能料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丁盛司令员……
文革前，丁盛难于适应兵团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体制，早萌去意，并于1965、66年两次打报告要求调离，但均无下文。面对文革中兵团的乱局，丁甚感无奈，调离的愿望愈加强烈。
据长期担任丁盛秘书的陈宏康告诉笔者，1967年初在京汇报期间，丁住京西宾馆，隔壁是邱国光。邱是黄永胜小圈子里的人，当时虽仅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却是军区党委党委。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场，项提及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军区领导欲在春节期间到林彪处拜年事，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时，丁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当场未置可否。
这次晋见，毕竟还是起了作用。据陈宏康说，丁后来在1967年中便接到调令，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惟据笔者查阅到的官方的组织史资料，丁调广州军区的军委命令，应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达的。
丁盛到任的次月，“杨余傅事件”发生。黄永胜奉调到京，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则仍兼着。丁盛到任前，广州军区还有几位副司令员，但黄永胜显然是将丁视为接班人。当年12月，经军委批复同意，丁盛任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排名于黄永胜（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刘兴元（第三书记、第二政委），孔石泉（第四书记、第三政委）之后（时第一书记陶铸已免职，第一政委韦国清非军区党委成员）。【4】
战争年代，黄永胜颇长一段时间是丁盛的直接上级，对丁盛的军事才干，应该十分了解。1944年，黄永胜担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长期间，丁盛为二旅一团政委。翌年11月，组建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丁盛为其辖下二十七旅旅长。1947年，黄永胜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辖下热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当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黄永胜，八纵第二十四师师长为丁盛。1948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八纵改称第四十五军，军长先后为段苏权、黄永胜，丁盛为该军第一三五师师长。直到1949年4月黄永胜调升第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黄、丁才分开。
1969年4月，黄永胜在中共“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丁盛亦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并任由四十九人组成的新军委委员。两个月后，丁盛正式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此后数年，在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丁盛干得还算颇为顺心。这几年中，最具震撼力的，当属1971年的“9·13事件”，因随后有所谓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一说，广州军区及丁盛本人也就多少受到些风言风语的影响。
1972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有如此说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他们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阴谋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拟定了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该材料还引用了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亲笔供词”称：“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再准备一架多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2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5】
三几架飞机的人就可以另立中央？这总使人有些疑问。以后的清查结果表明，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材料能证实林彪、黄、吴、李、邱知道这一“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更不说有所行动去实施这一“计划”了。亦没有任何材料能证实，广州军区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包括丁盛在内，知道有这么一个“计划”，或为这个“计划”作了任何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策应工作。事实证明，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在是一个子乌虚有的罪名。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6】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7】
4、厄运之夜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1975年5月，丁盛到武汉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协商研究二十军与一军调防事宜，至当年7月中，顺利完成两军对调防务工作后，军区党委即召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6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军区关于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方案，经初步整顿，军区部队的建设得以加强。8月，经毛泽东、中央批准，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丁盛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仍由张春桥兼任）。11月，丁盛在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了军区作战预案，研究了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及各项保障计划。当月，还组织了陆军第六十军的检验性演习。【8】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
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
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
“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9】
笔者的一位友人，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这位朋友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考虑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笔者不能保证她的以上丁盛谈及军事地理问题时记录的准确性，但大意应该没有问题的）。
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10】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11】
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
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
5、子虚乌有的罪名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12】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13】
据丁盛申诉，他对马、徐、王三人是谈及对江北苏南的情况有些不大放心，但那是针对对外防御作战的战场准备而言，与国内政治问题一点联系都没有。据丁盛回忆，是谈起过六十军及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事，但不在8月8日晚上，而是杭州湾演习结束后，9月3日他再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又碰到马天水等人。马天水问起，上海市委曾给军区转去一封信，是六十军驻无锡部队一个什么人写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马问丁收到转去的这封信没有，丁回答说收到了，同时说起军区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写给某医院一位护士的，信上说到毛百年后要打内战，丁说，打内战可不得了，军区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送给陈锡联了。【14】
笔者相信丁盛的申诉比较接近历史事实，这理由实在太多。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王洪文、张春桥当时是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是军区第一把手。王洪文也挂着上海警备区政委一职。丁要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完全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找他的第一书记。张春桥掌控军队的能力无论如何要比马、徐、王强吧，且应该了解下属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布防情况。丁盛如果真要“密谋”什么，找张岂不更名正言顺？何须绕着弯子要找马、徐、王再去转告？此其二。
南京军区当时辖有三个野战军，一军在浙江，十二军在安徽，六十军在江苏。按徐景贤所言，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他指挥不动，那么，以逻辑推理，言下之意，其他两个军应该靠得住，应该指挥得动（要不丁盛为什么不说三个军都靠不住，他都指挥不动呢）。六十军的军部在镇江，一军的军部在湖州，湖州比镇江更靠近上海，按逻辑推理下去，丁盛岂不是可以拿一军及十二军作资本去投资靠“四人帮”？丁盛有这样做吗？此其三。
张春桥当时还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王洪文亦还兼警备区政委。上海警备区本身就有三个师的兵力（即驻市区的警备师，驻周浦的守备一师及驻松江的守备二师），即使三个野战军都指挥不动，以丁盛加上张、王，警备区这三个师总还能控制，还能指挥得动吧？如丁盛真的参与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密谋，为什么不与马、徐、王议议如何去指挥调动较易于掌控的这三个师呢？此其四。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
6、公道自在人心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其为“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如廖说，他1975年2月接到调令去南京，“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打来的电话，欢迎我速去上任”，又说：“我和彭冲，丁盛都比较熟悉”，“我和丁盛前后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后到陕北红28军当团政治委员。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28军与红2军团第6师合编为第120师第716团，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丁盛任2营党总支书记。宋时轮团长带领2营开赴雁北地区时，丁盛调到第715团任党总支书记，以后又去了第115师。1955年，我们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是第2小组组长，他是组员。毕业后，他任第54军军长。1963年，我们一起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军委组织的马列理论学习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学员。……”。【15】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
‘廖政委，廖政委……’
“我没有搭理。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
“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16】
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瘳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末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17】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
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18】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19】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20】
公道，自在人心。（2005年5月）
附：丁盛简历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党。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
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
勋章。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
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
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注释：
【1】第五十四军驻京老战友联谊会联谊组编印：《难忘岁月战友情》（2001），页3
34。
【2】本节内容，参见中共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委员会编：《无敌的铁拳—陆军第五十
四集团军军史》（1991），成都军区百科编审室编：《西南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
西藏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5~1985.8）》（1987）。
【3】本节内容，参见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办公厅、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史资料（1954.10~1987.10）》（1991）。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301-304。
【5】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
三）》（1972年7月），页70-76。
【6】赵炜：《西花厅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247。
【7】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562。
【8】本段及下段内容，参见南京军区《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中国人民解
放军南京军区大事记》（1986）。
【9】同【8】书，页165。
【10】意指怎么调到上海警备区的。李宝奇，原为陆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总
政组织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75年10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
【11】刘耀宗时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
【12】同【8】书，页170。
【13】同【8】书，页165-166。
【14】1976年2月后，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5】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页357。
彭冲，当时兼任中共南京军区第三书记、军区第二政委。
【16】同【15】书，页389。
【17】同【15】书，页394。
【18】同【15】书，页363。
【19】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
53-54。
【20】同【1】书，页342。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其为“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如廖说，他1975年2月接到调令去南京，“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打来的电话，欢迎我速去上任”，又说：“我和彭冲，丁盛都比较熟悉”，“我和丁盛前后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后到陕北红28军当团政治委员。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28军与红2军团第6师合编为第120师第716团，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丁盛任2营党总支书记。宋时轮团长带领2营开赴雁北地区时，丁盛调到第715团任党总支书记，以后又去了第115师。1955年，我们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是第2小组组长，他是组员。毕业后，他任第54军军长。1963年，我们一起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军委组织的马列理论学习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学员。……”。【15】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
‘廖政委，廖政委……’
“我没有搭理。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
“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16】
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瘳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末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17】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
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18】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19】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20】
公道，自在人心。（2005年5月）
附：丁盛简历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党。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
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
勋章。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
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
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
注释：
【1】第五十四军驻京老战友联谊会联谊组编印：《难忘岁月战友情》（2001），页3
34。
【2】本节内容，参见中共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委员会编：《无敌的铁拳—陆军第五十
四集团军军史》（1991），成都军区百科编审室编：《西南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
西藏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49.5~1985.8）》（1987）。
【3】本节内容，参见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办公厅、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史资料（1954.10~1987.10）》（1991）。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
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页301-304。
【5】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
三）》（1972年7月），页70-76。
【6】赵炜：《西花厅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247。
【7】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页562。
【8】本段及下段内容，参见南京军区《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中国人民解
放军南京军区大事记》（1986）。
【9】同【8】书，页165。
【10】意指怎么调到上海警备区的。李宝奇，原为陆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总
政组织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75年10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
【11】刘耀宗时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
【12】同【8】书，页170。
【13】同【8】书，页165-166。
【14】1976年2月后，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5】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页357。
彭冲，当时兼任中共南京军区第三书记、军区第二政委。
【16】同【15】书，页389。
【17】同【15】书，页394。
【18】同【15】书，页363。
【19】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页
53-54。
【20】同【1】书，页342。
丁盛（1913～1999）
中国将领。绰号丁大胆，江西省于都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于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28军组织科科长、红28军2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7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2旅1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27旅旅长。1938年10月率部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围歼战，为我军取得击毙包括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内共1400余名日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被日本人称为“守路钉”。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第24师师长，第45军135师师长。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斗、战役，然后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衡宝战役，为解放湘、鄂、粤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后任解放军第45军副军长、军长。1950年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1952年10月任54军（原第44、45军合编而成）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4军军长，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1958年作为最后一支离朝部队回国。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镇守西北边陲。参与指挥平息了1958年甘肃骚乱和1959年西藏叛乱。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击败印军主力第4军，声名大振。1964年5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7月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2月起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72年3月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77年3月因“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活动被停职审查。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9年9月2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在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了一副挽联：
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
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
中国将领。绰号丁大胆，江西省于都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于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28军组织科科长、红28军2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7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2旅1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27旅旅长。1938年10月率部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围歼战，为我军取得击毙包括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内共1400余名日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被日本人称为“守路钉”。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第24师师长，第45军135师师长。参加了保卫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斗、战役，然后率部南下参加了渡江、衡宝战役，为解放湘、鄂、粤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4月后任解放军第45军副军长、军长。1950年入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学习。1952年10月任54军（原第44、45军合编而成）第一任军长。1953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4军军长，参加了包括金城战役的254次大小战斗，取得了歼敌7000余人的战绩。1958年作为最后一支离朝部队回国。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镇守西北边陲。参与指挥平息了1958年甘肃骚乱和1959年西藏叛乱。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击败印军主力第4军，声名大振。1964年5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7月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2月起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72年3月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77年3月因“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活动被停职审查。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9年9月2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在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了一副挽联：
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
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
原帖由 月冷 于 2007-8-20 21:42 发表
楼主所说广东某个有一定权利的人指丁盛吧,这个人以后据说还投靠了四人帮,真是可惜了啊!
54军的瓦弄大捷啊!
我不认识叫什么名字啊``而且他没和四人帮勾结没受到开除党籍这些处分啊``
你说的这个人肯定不是的```
原帖由 林苑竹 于 2007-8-21 09:01 发表
好小子，把偶叫成大叔:@
说正经的，类似这种问题的答案，大家找本《超级审判》之类的书来查对下就可以了。
:b
大叔多少岁了``我觉得你至少比偶大15~20岁冽``
偶是以前听爷爷和其他几个人说的``
可能没有被揭露过的``你说的书不一定记载的``
也有可能上级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
他没有升迁也许和其他事有关而不是这个事呢```
:b :b
原帖由 濯瀴 于 2007-8-22 00:47 发表
我不认识叫什么名字啊``而且他没和四人帮勾结没受到开除党籍这些处分啊``
你说的这个人肯定不是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坐下,听林斑竹讲......
原帖由 濯瀴 于 2007-8-22 00:47 发表
我不认识叫什么名字啊``而且他没和四人帮勾结没受到开除党籍这些处分啊``
你说的这个人肯定不是的```
好奇！不知道还有谁。。。
原帖由 濯瀴 于 2007-8-22 00:51 发表
:b
大叔多少岁了``我觉得你至少比偶大15~20岁冽``
偶是以前听爷爷和其他几个人说的``
可能没有被揭露过的``你说的书不一定记载的``
也有可能上级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
他没有升迁也许和其他事有关而不是 ...
嘿嘿，年龄这个嘛，偶在其他帖子里透露过滴，这里就不说了。:lol
前面之所以提出查看审判的相关书藉，是因为审判虽然主要出于政治因素，但在定罪方面还是做得很细致的。一些有传闻但无实据的，即使起诉状里提出了，最后定案时也没有认定。比如“四大金刚”可能参与谋害的一些说法。
以当时的情势，报恩的不知道有没有，报仇的肯定都来了，想向上爬的也大有人在，如果广州方面真有某人参与其事，大概总有人会往上捅，总能查个眉目出来。就算没有实据无法定罪，但组织处理肯定是少不了的。月冷转帖的内容有参考作用。如果仅是传说，那就无从稽考了。所以说，可以参照审判尺度来对待。
原帖由 月冷 于 2007-8-21 21:42 发表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19】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这篇翻案文章里有个纰漏，丁对叶的问题不仅仅是接待不周，更加不是不让叶住原来住过的房子这么简单。
据同一的张著里讲，叶在湘期间患病，原来的医生治疗有方，大见好转，后来不知是谁偏偏给换了。如此等等。
为了给某人道好而只摘取对乙方有利的证据而遑顾其余，并且还是割裂地取证，这种治史方法不可取。
这里借个版请教一下斑竹：想听听对许家屯的看法。我的观点是：不完全相信他本人的回忆录，但也不大相信周南说的。
原帖由 霞飞大将 于 2007-8-22 13:17 发表
这里借个版请教一下斑竹：想听听对许家屯的看法。我的观点是：不完全相信他本人的回忆录，但也不大相信周南说的。
以目前的气氛，对许大概只能评说一句：此人的政治操守还是过得去的。其余的细节问题，包括许、周之间言论的比较，属于十分敏感的话题。出于对论坛安全的考虑，不宜多说。
至于回忆录该怎么看，我在栏子里有篇“闲话回忆录”，说得不一定都对，可以参考，欢迎批判。
是他向总设计师保证在美期间不做有损国家的事情的吧？
许XX当年携二奶外逃美国内幕
《周南口述》
1983年起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XX，在1990年突然退休，同年更逃离香港，长居美国。外界一直说他的出走，是情非得已。
作为目击者之一的周南，却道出了当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周南在新书《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中回忆，198 9年姬鹏飞找他，说最高领导要他去接替许XX。但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许XX出走叛逃的事件。他形容许XX到香港后，降服于物质诱惑下，组公司把亲属塞进去，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当年港人签名反对大亚湾核电站选址，许XX一惊，就发电报给中央建议迁址，结果给邓小平驳回去。198 9年中央要调回许XX，但许XX声称调走他可能引起香港股市波动，想赖着不走。最后却和“二奶”一起逃跑。
周南的言词间，不仅流露对许XX极大不满，更看到他对当年有人叫他向许XX学习，气在心头。以下为有关内文节录：
一亿美金组公司后破产
许XX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要一亿美金，说是要按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来，各方面对他反馈的意见到上面，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开过一个小会，港澳办的人给他提意见，我也参加了。每次会议还出简报，他很紧张，以为要撤他。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了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
这个时候，许XX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到达五十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把他给驳回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我当时在场，许XX也参加了。*讲到，小平说不能让步，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一回事，没有甚么了不起的。结果顶住了，也没事了，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
建议让英年缴十亿租港
第二个是“xx政治风波”之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XX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没法继续钱，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等于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XX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许XX在“XX政治风波”的过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机，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员思想很混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反华报刊。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XX，“他个人专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便有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XX已七十三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一九八 九年年底就去，可当时许XX不愿回来，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给他点时间。过了春节，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许XX还有几个副社长，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
私办不带官衔红皮护照
结果，许XX就赖着不想走，他说：不让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来，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中央没有同意，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房子了，还有车。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来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他更不满意了。事先他就把写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为什么给他？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签证处也不知道。
送走元配与“二奶”飞美国
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去车站，你先回南京，行李也带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
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XX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后来公开向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并说：“他这个人很不老实。”香港那边有什么人接应许XX呢？有一个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据说，到了那里，许XX又出卖国家机密，中央很快对他开除党籍
许XX的出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时候香港舆论一片哗然，反华势力又利用这一件事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一九九○年，“XX政治风波”一周年的时候，据报道，有几十万人游行，有一部分反华势力在新华社门口，拿个大床单，写着“周南应向许XX学习”几个大字。我说：向他学习？那我不是成了叛徒？别做梦了！还有人向我们的新楼打了黑枪，幸好没伤人，叫港英政府追查，始终没有下文。所以斗争是很复杂的。
有一份报纸公开说，香港就是一个“大染缸”，就是要把每一个中共来港工作的干部都“染”上一“染”，意思是要用香港的灯红绿酒，纸醉金迷的物质诱惑把中共干部一个个拖下水，变成大大小小的许XX。后来弄清楚了，许XX到香港不久，就拜倒在物质诱惑下。他不但搞政治投机，而且生活糜烂，还有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说，他变节出逃并非偶然。(周南）
《周南口述》
1983年起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XX，在1990年突然退休，同年更逃离香港，长居美国。外界一直说他的出走，是情非得已。
作为目击者之一的周南，却道出了当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周南在新书《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中回忆，198 9年姬鹏飞找他，说最高领导要他去接替许XX。但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许XX出走叛逃的事件。他形容许XX到香港后，降服于物质诱惑下，组公司把亲属塞进去，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当年港人签名反对大亚湾核电站选址，许XX一惊，就发电报给中央建议迁址，结果给邓小平驳回去。198 9年中央要调回许XX，但许XX声称调走他可能引起香港股市波动，想赖着不走。最后却和“二奶”一起逃跑。
周南的言词间，不仅流露对许XX极大不满，更看到他对当年有人叫他向许XX学习，气在心头。以下为有关内文节录：
一亿美金组公司后破产
许XX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要一亿美金，说是要按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来，各方面对他反馈的意见到上面，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开过一个小会，港澳办的人给他提意见，我也参加了。每次会议还出简报，他很紧张，以为要撤他。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了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
这个时候，许XX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到达五十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把他给驳回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夏天，*在北戴河传达小平的指示，我当时在场，许XX也参加了。*讲到，小平说不能让步，其实签名的人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一回事，没有甚么了不起的。结果顶住了，也没事了，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
建议让英年缴十亿租港
第二个是“xx政治风波”之后。英国人策动一些人找许XX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说香港不要急着收回，还是让英国继续管治，香港方面没法继续钱，给中央一年十几个亿，或者更多一些献纳，搞变相的租借。这不是等于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了吗？但许XX居然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并反映给北京，中央很恼火。许XX在“XX政治风波”的过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机，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员思想很混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报刊言论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反华报刊。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后，在他的《回归的历程》书中有一段写到许XX，“他个人专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擅自对外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在组织上怀有浓厚的宗派情绪，培植和安排亲信，排斥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结果弄得民怨四起，便有香港工作的干部，纷纷向北京反映对他的意见。”这时中央考虑许XX已七十三岁，年龄过线了，就决定调他回来。
中央本来让我在一九八 九年年底就去，可当时许XX不愿回来，说调他走可能会引起香港股市波动。中央领导人认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过了春节我再去，给他点时间。过了春节，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许XX还有几个副社长，一个一个过来介绍情况。这个期间新华社就公布了任免情况，香港股市一点波动也没有。
私办不带官衔红皮护照
结果，许XX就赖着不想走，他说：不让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来，我还要研究香港的问题。中央没有同意，说南京已经给你搞好房子了，还有车。你愿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来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干扰我们那边的工作，他更不满意了。事先他就把写官衔的红皮护照交了，回来之前又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后来签证处批给他了。为什么给他？他说当时中央有特殊任务给他，签证处也不知道。
送走元配与“二奶”飞美国
我已经上任几个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夫人骗走了，跟他夫人讲，车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去车站，你先回南京，行李也带去。我还要跟香港两个客人谈话，一两天之后我也回去。
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后，许XX当晚就和他的姘头一起逃跑了。连他的孙女都看透了他，后来公开向香港传媒批评揭露了他，并说：“他这个人很不老实。”香港那边有什么人接应许XX呢？有一个已为西方反华势力收买的人接应他去了美国洛杉矶。据说，到了那里，许XX又出卖国家机密，中央很快对他开除党籍
许XX的出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时候香港舆论一片哗然，反华势力又利用这一件事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一九九○年，“XX政治风波”一周年的时候，据报道，有几十万人游行，有一部分反华势力在新华社门口，拿个大床单，写着“周南应向许XX学习”几个大字。我说：向他学习？那我不是成了叛徒？别做梦了！还有人向我们的新楼打了黑枪，幸好没伤人，叫港英政府追查，始终没有下文。所以斗争是很复杂的。
有一份报纸公开说，香港就是一个“大染缸”，就是要把每一个中共来港工作的干部都“染”上一“染”，意思是要用香港的灯红绿酒，纸醉金迷的物质诱惑把中共干部一个个拖下水，变成大大小小的许XX。后来弄清楚了，许XX到香港不久，就拜倒在物质诱惑下。他不但搞政治投机，而且生活糜烂，还有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说，他变节出逃并非偶然。(周南）
许家屯
许家屯：1916年生。江苏如皋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江苏东(海)灌(云)沐(阳)民先队组织部部长，泰兴县委书记，泰兴泰州如皋边区工委书记，如西县委书记，苏中三分区、地委民运部部长，泰州县委书记，苏中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地委副书记，苏中分区副政委。1945年后历任苏中三地委书记，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31旅、32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29军87师、88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49年8月后历任福建省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第一任市长)，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工业部副部长。1954年任南京市委书记。1956年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1970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1975年任江苏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1983年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0年叛逃美国。1991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91年2月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增选中央顾委委员，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顾委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许家屯：1916年生。江苏如皋人。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江苏东(海)灌(云)沐(阳)民先队组织部部长，泰兴县委书记，泰兴泰州如皋边区工委书记，如西县委书记，苏中三分区、地委民运部部长，泰州县委书记，苏中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地委副书记，苏中分区副政委。1945年后历任苏中三地委书记，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31旅、32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29军87师、88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49年8月后历任福建省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第一任市长)，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工业部副部长。1954年任南京市委书记。1956年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1970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1975年任江苏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1983年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0年叛逃美国。1991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91年2月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增选中央顾委委员，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顾委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