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自凯迪 原著:黎明先生)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团”？

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团”？
文章提交者：黎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近来，“特殊利益集团”这一词汇出现频率很高。这个“组织”，性质非常恶劣，危害极为严重，“是公平正义的拦路虎，是和谐社会的大敌”。关乎孰敌孰友问题，大是大非不可不察。然而，在下推敲其内涵，观察其应用，却发现它含混不清、指向不明。

    据说，“重提”并突出这个概念有利于社会和谐。我说，任何含混的“定义”被当作重要概念运用到社会实践，都不会利于社会进步，只会增添混乱。

    “北京观察家”给出了这个概念的源头。“1988年3月15日，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观察家说，“这是中共第一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如此说来，这回是“第二次承认”了。可是，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正常的不能再正常，谁都不会不承认。有几次承认，或者因不言自明而一次都没承认过，都一样。改动原文中的“不同利益集体”为“特殊利益集团”，除了这一临时改动是新的，别的新意一点也没有。对此废话硬要突出强调，似乎没话找话，“推废出新”的激情跃然纸上。

    “这是中共第一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此话弱智程度令人“悍然震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曾是长期的“基本路线”和“理论基础”。它不仅承认“不同利益”，并且是谁不承认其“你死我活”的性质，就把谁当叛徒或修正主义分子。中共如果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压根就不会有中共！“观察家”连这都不懂，不免让我心生疑窦：这些“观察家”几岁了？

    “主流”的专家们，我又一次指着你们的鼻子说你们胡说八道，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来看出自“权威方面”的定义：“ 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

    是些个“同盟”，是“利益同盟”。由于中国人还不配或不能因精神、信仰、政治、文化等“利益”结为“同盟”，说得更直白些，其实就是些“经济同盟”。另，由于同盟中有层次、功能的划分，一个同盟里的“临时人”也不会具有“共同社会背景”。但，戴上“同盟”帽子的这些集团，至此并没什么错。

    具有“特殊利益”，天然如此，无可指责。每个人都有特殊利益，一家、一单位、一地区、一行业、一岗位，都可能会有某种“不同利益”或“特殊利益”。“同盟”很正常，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也就是说“利益同盟”即便以公开的组织形式存在，也是合法、合理的。若按此定义，“特殊利益集团”没错，更没罪，对它采取压制、取缔行动却无法律依据。

    所以，必须有不良的行为特征方能证其罪：“一般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垄断性，那就是几个托拉斯集团垄断一个行业，左右市场价格。二是排他性，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掠夺和损害别人特别是广大百姓的利益。三是狭隘性，过分强调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不惜破坏公平正义、社会和谐”。这里指出的是：他们和“广大百姓”有利益冲突；他们是“经济组织”，是可以左右市场、能够掠夺和损害大众的垄断性经济共同体。

   依据以上定义，声讨“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浪潮立马扑向“垄断集团”，说是：“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应该指出，这一把整个行业和“特殊利益集团”直接联系起来的认识，非常糊涂、有害。这些行业中，弱势群体也广泛存在，他们的权利照样被本行业的强权肆意侵犯。合法与不法、违规与合规的利益分配，在这些行业内部都向权力倾斜，毫无公正可言，“利益均占”、“同舟共济”的表示只是些幌子和烟幕而已。实际情况是，劳动力和“资源占有家”之间，有九天九地之遥，他们根本不属于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社会存在和广大群众利益根本冲突的利益集团，是显见的事实，我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它的存在。其必备“狭隘性”而绝无“广泛性”，这一点不必说，而霸道的“垄断性”和强烈的“排他性”，是这种利益集团存在的必备条件，没有这种能量，即便有组织，也是无纪律、无利益。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看出对“特殊利益集团”行为特征的阐述不妥。他在《以法治来约束“特殊利益集团”》一文中指出：“‘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概念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顾名思义地作字面上的理解”，“我们现在说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指利用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利用垄断地位获取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利益。”徐先生的解释离客观现实近了一大步，但仍不到位。他们不仅是“利用”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和垄断地位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就是不合理体制和政策的设计师、包工头和监工，就是规定自己具有垄断地位的授权人。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他们是商人、经纪人、仲裁者、“立法委员”、侦察员、检察官、法官、法警，犹如在运动场上，他们将运动员、裁判员、教练、领队、参赛资格审查官等等角色兼于一身。

    “特殊利益集团”所有的经济能量和不当收益，来自行政、立法、司法的特殊权力，而这些特殊权力则来自“自我授权”－－他们可以“强行代表”而不受制约和牵制。他们如果需要“排障”，也只是在拥有更大权力的几个人身上多下点“公关功夫”。

    在中国，非法腐败是小腐败；合法腐败和“高尚腐败”才是大腐败。以国家的名义坑民肥私，将小集团利益“国家化”，具有最大的“肥私效应”。“特殊利益集团”的谋私行为，其实以合法手段为主，非法手段为辅。因为他们能够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社会规则，有计划地逐步将自己的非法变为合法，同时也把民间的原来的合法“改革”为非法。他们坐大的证明，即牟私行为越来越合法，越来越“正当合理”地“依法治民”。

    几年前在互联网名篇《少儿不宜与人民不宜》中，我指出过一种“可怕现象”：几乎所有对平民社会，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有利的中国法规，均不能得到有序、有效的贯彻落实；而那些可以为强势群体和权力团体带来福利、机会的法规、文件、土政策，均能雷厉风行、强力推行至实现特定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对社会对平民有益的事情，因其不利于某些人，往往是不提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而一些对社会对平民不利的事，却往往是不议而决，不宣而行，不通强行。

    不客气地说，我们的体制就是为特殊利益集团设计的，就是为保障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运行的。我不相信谁能否认这个道理：在“特殊利益集团”之外的其他的利益集团或个人，不可能设计、更不可能执意坚守这个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的体制。因此，那些致力于体制改革的人，才是和“特殊利益集团”划清界限、解脱瓜葛的人，才是代表“普通利益集团”即“群众利益集团”的人。这是一个很实际、很鲜明的标志，不拥有这个标志而攻击“特殊利益集团”，那更像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对另一个相似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攻击。

   “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自授权力损天下而利己，赖于一个小小的“技术细节”，即剥夺其他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不让他们发出反映自身利益的声音。剥夺话语权的强权，是其命根子。欲发现“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有明显线索可循：所有不准舆论介入的领域，所有不让说的话题，都涉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命脉和重要利益。

    剥夺其他人的话语权，则从根本上消除了其他人结盟为“利益集团”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和他们集团抗衡的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高枕无忧矣。根治“特殊利益集团”的方法在此昭然：解放其他被压制的利益集团。

    我们可以为现时期的“特殊利益集团”下一个定义了：通过自我授权而凌驾于法律、社会之上，运用各种自行设计、制造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机制，以腐败分子为主体的抢劫诈骗团伙。它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不允许其他人群为共同利益结成同盟。

   凯迪评论专栏： http://www.cat898.com/pl/?ply=4
        凯迪黎明文集：http://www.cat898.com/lib/index.asp?libid=8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团”？
文章提交者：黎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近来，“特殊利益集团”这一词汇出现频率很高。这个“组织”，性质非常恶劣，危害极为严重，“是公平正义的拦路虎，是和谐社会的大敌”。关乎孰敌孰友问题，大是大非不可不察。然而，在下推敲其内涵，观察其应用，却发现它含混不清、指向不明。

    据说，“重提”并突出这个概念有利于社会和谐。我说，任何含混的“定义”被当作重要概念运用到社会实践，都不会利于社会进步，只会增添混乱。

    “北京观察家”给出了这个概念的源头。“1988年3月15日，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观察家说，“这是中共第一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如此说来，这回是“第二次承认”了。可是，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正常的不能再正常，谁都不会不承认。有几次承认，或者因不言自明而一次都没承认过，都一样。改动原文中的“不同利益集体”为“特殊利益集团”，除了这一临时改动是新的，别的新意一点也没有。对此废话硬要突出强调，似乎没话找话，“推废出新”的激情跃然纸上。

    “这是中共第一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此话弱智程度令人“悍然震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曾是长期的“基本路线”和“理论基础”。它不仅承认“不同利益”，并且是谁不承认其“你死我活”的性质，就把谁当叛徒或修正主义分子。中共如果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压根就不会有中共！“观察家”连这都不懂，不免让我心生疑窦：这些“观察家”几岁了？

    “主流”的专家们，我又一次指着你们的鼻子说你们胡说八道，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来看出自“权威方面”的定义：“ 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一些有共同政治目的、经济利益、社会背景的团体和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共同目的、利益而结成同盟”。

    是些个“同盟”，是“利益同盟”。由于中国人还不配或不能因精神、信仰、政治、文化等“利益”结为“同盟”，说得更直白些，其实就是些“经济同盟”。另，由于同盟中有层次、功能的划分，一个同盟里的“临时人”也不会具有“共同社会背景”。但，戴上“同盟”帽子的这些集团，至此并没什么错。

    具有“特殊利益”，天然如此，无可指责。每个人都有特殊利益，一家、一单位、一地区、一行业、一岗位，都可能会有某种“不同利益”或“特殊利益”。“同盟”很正常，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也就是说“利益同盟”即便以公开的组织形式存在，也是合法、合理的。若按此定义，“特殊利益集团”没错，更没罪，对它采取压制、取缔行动却无法律依据。

    所以，必须有不良的行为特征方能证其罪：“一般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垄断性，那就是几个托拉斯集团垄断一个行业，左右市场价格。二是排他性，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掠夺和损害别人特别是广大百姓的利益。三是狭隘性，过分强调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不惜破坏公平正义、社会和谐”。这里指出的是：他们和“广大百姓”有利益冲突；他们是“经济组织”，是可以左右市场、能够掠夺和损害大众的垄断性经济共同体。

   依据以上定义，声讨“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浪潮立马扑向“垄断集团”，说是：“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应该指出，这一把整个行业和“特殊利益集团”直接联系起来的认识，非常糊涂、有害。这些行业中，弱势群体也广泛存在，他们的权利照样被本行业的强权肆意侵犯。合法与不法、违规与合规的利益分配，在这些行业内部都向权力倾斜，毫无公正可言，“利益均占”、“同舟共济”的表示只是些幌子和烟幕而已。实际情况是，劳动力和“资源占有家”之间，有九天九地之遥，他们根本不属于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社会存在和广大群众利益根本冲突的利益集团，是显见的事实，我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它的存在。其必备“狭隘性”而绝无“广泛性”，这一点不必说，而霸道的“垄断性”和强烈的“排他性”，是这种利益集团存在的必备条件，没有这种能量，即便有组织，也是无纪律、无利益。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看出对“特殊利益集团”行为特征的阐述不妥。他在《以法治来约束“特殊利益集团”》一文中指出：“‘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概念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顾名思义地作字面上的理解”，“我们现在说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指利用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利用垄断地位获取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利益。”徐先生的解释离客观现实近了一大步，但仍不到位。他们不仅是“利用”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和垄断地位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就是不合理体制和政策的设计师、包工头和监工，就是规定自己具有垄断地位的授权人。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他们是商人、经纪人、仲裁者、“立法委员”、侦察员、检察官、法官、法警，犹如在运动场上，他们将运动员、裁判员、教练、领队、参赛资格审查官等等角色兼于一身。

    “特殊利益集团”所有的经济能量和不当收益，来自行政、立法、司法的特殊权力，而这些特殊权力则来自“自我授权”－－他们可以“强行代表”而不受制约和牵制。他们如果需要“排障”，也只是在拥有更大权力的几个人身上多下点“公关功夫”。

    在中国，非法腐败是小腐败；合法腐败和“高尚腐败”才是大腐败。以国家的名义坑民肥私，将小集团利益“国家化”，具有最大的“肥私效应”。“特殊利益集团”的谋私行为，其实以合法手段为主，非法手段为辅。因为他们能够根据自身需要不断调整社会规则，有计划地逐步将自己的非法变为合法，同时也把民间的原来的合法“改革”为非法。他们坐大的证明，即牟私行为越来越合法，越来越“正当合理”地“依法治民”。

    几年前在互联网名篇《少儿不宜与人民不宜》中，我指出过一种“可怕现象”：几乎所有对平民社会，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有利的中国法规，均不能得到有序、有效的贯彻落实；而那些可以为强势群体和权力团体带来福利、机会的法规、文件、土政策，均能雷厉风行、强力推行至实现特定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对社会对平民有益的事情，因其不利于某些人，往往是不提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而一些对社会对平民不利的事，却往往是不议而决，不宣而行，不通强行。

    不客气地说，我们的体制就是为特殊利益集团设计的，就是为保障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运行的。我不相信谁能否认这个道理：在“特殊利益集团”之外的其他的利益集团或个人，不可能设计、更不可能执意坚守这个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的体制。因此，那些致力于体制改革的人，才是和“特殊利益集团”划清界限、解脱瓜葛的人，才是代表“普通利益集团”即“群众利益集团”的人。这是一个很实际、很鲜明的标志，不拥有这个标志而攻击“特殊利益集团”，那更像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对另一个相似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攻击。

   “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自授权力损天下而利己，赖于一个小小的“技术细节”，即剥夺其他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不让他们发出反映自身利益的声音。剥夺话语权的强权，是其命根子。欲发现“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有明显线索可循：所有不准舆论介入的领域，所有不让说的话题，都涉及“特殊利益集团”的命脉和重要利益。

    剥夺其他人的话语权，则从根本上消除了其他人结盟为“利益集团”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和他们集团抗衡的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高枕无忧矣。根治“特殊利益集团”的方法在此昭然：解放其他被压制的利益集团。

    我们可以为现时期的“特殊利益集团”下一个定义了：通过自我授权而凌驾于法律、社会之上，运用各种自行设计、制造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机制，以腐败分子为主体的抢劫诈骗团伙。它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不允许其他人群为共同利益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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